一年挣二十万?除了打劫我还能小本生意做什么挣钱?

问题补充&&
搞养殖特种经济动物,有风险,但回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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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投资
huwenhuahao&5-03 0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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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蒋经国如何与国民党的旧制度“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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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1:37 发布在
&&&&蒋经国如何与国民党的旧制度“告别”?&&&&【经济观察报:蒋经国如何与国民党的旧制度“告别”?】台湾从蒋经国晚年 “宁静革命”起步,到民主制度转型,不过十多年时间,世称 “SilentRevolution”:一是对“旧制度的终结”,避免了暴力和流血;二是几乎无声无息、未被世界注意已实现了和平变革。。。推荐大家阅读!&&&&<img SRC="/bmiddle/656952ecjw1e3mp3iotqoj.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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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如何与国民党的旧制度“告别”? 来源: 经济观察报 <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95187.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核心提示:日前与一年轻朋友聊起此事。我说,台湾从蒋经国晚年 “宁静革命”起步,到民主制度转型,不过十多年时间,世称 “SilentRevolu-tion”:一是对“旧制度的终结”,避免了暴力和流血;二是几乎无声无息、未被世界注意已实现了和平的变革。朋友是媒体中人,他说,“把你的台湾故事写出来吧,读者会感兴趣的。”我说,“好,就从蒋经国晚年说起吧。”&&&&近来围绕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讨论,让我想起17年前(1996),当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风行之初,在纽约的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 “台湾的宁静革命”(Taiwan''sSilentRevolution)。&&&&日前与一年轻朋友聊起此事。我说,台湾从蒋经国晚年 “宁静革命”起步,到民主制度转型,不过十多年时间,世称 “SilentRevolu-tion”:一是对“旧制度的终结”,避免了暴力和流血;二是几乎无声无息、未被世界注意已实现了和平的变革。朋友是媒体中人,他说,“把你的台湾故事写出来吧,读者会感兴趣的。”我说,“好,就从蒋经国晚年说起吧。”&&&&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告成立,国民党内一片惊惶。郝柏村(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说:“偏激分子组党与中共统战呼应,否定中华民国,当然不能容忍!”罪名不小:“与中共呼应”,是“通匪”;“否定中华民国”,是“台独”。两项均涉嫌叛国罪,“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蒋经国却“容忍”了。他说:“此时此地,不能以愤怒态度轻率采取激烈行动,引起社会不安;应采取温和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对组党问题,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内,可研究组党的可能性,暂以秘密进行。”&&&&反对党成立,触犯国民党的“戒严法”。类似状况在1960年已发生过一次,当时雷震在《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成立反对党,并付诸行动,与地方自由民主人士郭雨新、许世贤、高玉树等筹组“中国民主党”,秘密草拟“中国民主党创立宣言”。“宣言”提出,“组成英美式和平政党,以取代武力革命,避免国破家亡的惨境”。但后来雷震被蒋介石以“匪谍”罪判刑10年,反对党胎死腹中,《自由中国》杂志被禁。&&&&这回,蒋经国对“民主进步党”的成立作出与他父亲相反的决策,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是他一生的历史转折点,也是台湾命运的历史转折点。&&&&9天后,10月7日,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凯瑟琳?葛兰汉姆(KatharineGraham)专访。他宣布:“台湾即将解除戒严令,并正积极研究合法组织新政党等问题。”当时在场担任记录的马英九回忆道:“我听到吓一大跳!”10月8日,《华盛顿邮报》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对蒋经国的专访。&&&&日,蒋经国宣布从7月15日零时起,撤销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令”。&&&&12月5日,修正后的“人民团体组织法”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其中包括政党登记方式。&&&&日,解除报禁,准许新报纸登记。&&&&蒋经国去世前最后关注的一件事,是终结戒严时期冻结选举的“万年国会”,他督促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和副秘书长马英九拟定第一届民意代表(包括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退职办法和第二届选举事宜。&&&&台湾的“宁静革命”,就这样起步了。&&&&蒋经国的选择,究竟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台湾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究竟是“自上而下的体制内改革”,还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革命”?至今争论不绝。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国民党在台湾建立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蒋经国的选择,是不是为终结“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蒋经国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建立的是在大陆已经失败了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党国旧制度”,而且变本加厉。龙应台女士在其书中有一段描绘:&&&&……五千个山东流亡学生渡海到台湾就学,由七位老师带领到了澎湖,被国民党强迫当兵。一个学生站出来,只讲了半句话:“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要说……”司令官李振清一个眼色,卫兵举起刺刀刺去,学生的鲜血喷涌而出,倒毙地上。承诺这五千个孩子的父母带他们来上学的七个老师,到处奔波、陈情,结果全被当作“匪谍”枪杀。&&&&对此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龙应台女士在书中辩护道:“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的间谍系统深深渗透国军最高、最机密的作战决策,蒋介石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最后一个堡垒台湾的治理,防谍是第一优先。”&&&&然而谁会相信,这五千孩子和七位为孩子们上学奔波的老师,是“深深渗透国军最高、最机密作战决策”的“匪谍”?滥杀无辜的“白色恐怖”,不过是国民党为延续“旧制度”的手段而已。国民党在台湾的恐怖统治,挥舞的是两把杀手锏:一把叫“匪谍”,一把叫“台独”,借以在全台湾制造“恐谍”、“恐独”的恐惧心理。&&&&你想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争取自由民主吗?若是从大陆来,你就是“匪谍”!若是原本在台湾,你就是“台独”!不杀也要抓去绿岛关押洗脑。为了巩固旧制度,国民党在台湾长期实施“戒严令”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连统治大陆时期那点假民主也一笔勾销了。最荒唐的,是规定“光复大陆”前冻结总统和国会选举,人称之为“终身总统”和“万年国会”。&&&&自日国民党在台湾宣布“戒严令”,到日终止戒严,台湾人民在“戒严令”下的恐惧生活达38年之久,这恐怕是世界历史上最漫长的戒严岁月。&&&&蒋经国在去世前作出终止戒严、解除党禁报禁、准备终结“万年国会”等一系列选择,究竟向世界发出了什么信号?蒋经国内心明白,这是开启终结“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旧制度”的“大革命”的第一步,他决心跨出这决定性的一步。&&&&他也明白,假如把他的选择拿到国民党体制内的中央委员会或党代表大会去“党内民主”,那些既得利益的委员和代表们是通不过的。所以他必须诉诸体制外民众和舆论的力量,上下互动,内外妥协,才能在终结“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变革进程中,维护“人民国家安定”的目标。那时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沈昌焕,警觉到了蒋经国这一手的风险,他提醒蒋要注意风险,蒋经国回答:天下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那时蒋经国已百病缠身,坐在轮椅中视事。他别无选择了吗?也不是,“此时此地”,他有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继承蒋介石的哲学“以不变应万变”。继续“拼经济”,政治上“维持现状”,这是国民党内的主流倾向。这个戒严体制在风雨飘摇中已经维持了38年,而蒋经国已是风烛残年,他完全可以再维持几年,留给台湾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对蒋经国个人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种选择。&&&&第二种,接受邓小平的“问候”,共商两岸统一。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设计,本来就是针对台湾和蒋经国想出来的。直到1985年,邓小平还请他和蒋经国的共同朋友李光耀专程赴台,向他在莫斯科的学弟表达“问候”。事后蒋经国召见美国在台协会代表丁戴维,嘱他告知美国政府,李光耀来台转达邓小平的“问候”,意在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谈判“和平统一”,蒋已给予否定响应。根据当时形势,蒋经国若作此选择,邓小平满意,美国也会默认。至于台湾内部反对力量,蒋经国以他的权威,谁也难以阻止。&&&&第三种,就是“告别旧制度”。同过去国民党的旧制度告别,同过去独裁者的蒋经国告别,带着台湾,告别过去,顺应时代潮流走上新路。&&&&蒋经国选择的,正是这一条对于他个人,对于他的党,对于他的政权,都属于最困难的新路。蒋经国以他自己的历史哲学,“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取代了他父亲的“以不变应万变”,带领台湾跳进历史大变动的惊涛骇浪中。以至直到今天,历史最终作出了确认,尽管许多人仍不理解他,一直在质疑这个独裁者的“动机”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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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承鹏 不要诗意化蒋家,可这个家族最后关头顺应民心,让台湾走上民主宪政之路,这一篇推荐阅读。//: 启发ing!//: //:这篇文章值得一读。//: 静不是憋出来的,正如稳不是维出来的一样。&&&& 【经济观察报:蒋经国如何与国民党的旧制度“告别”?】台湾从蒋经国晚年 “宁静革命”起步,到民主制度转型,不过十多年时间,世称 “SilentRevolution”:一是对“旧制度的终结”,避免了暴力和流血;二是几乎无声无息、未被世界注意已实现了和平变革。。。推荐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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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晚年的“宁静起步”&&&&作者: 舒彤&&&&经济观察网&&&&&&近来围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讨论,让我想起17年前(1996),当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风行之初,在纽约的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台湾的宁静革命”(Taiwan""""sSilentRevolution)。<img src="http://imgcdn.kdnet.net/UploadSmall//90869.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日前与一年轻朋友聊起此事。我说,台湾从蒋经国晚年 “宁静革命”起步,到民主制度转型,不过十多年时间,世称&&“SilentRevolu-tion”:一是对“旧制度的终结”,避免了暴力和流血;二是几乎无声无息、未被世界注意已实现了和平的变革。朋友是媒体中人,他说,“把你的台湾故事写出来吧,读者会感兴趣的。”我说,“好,就从蒋经国晚年说起吧。”&&&&日,民主进步党在台北圆山饭店宣告成立,国民党内一片惊惶。郝柏村(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说:“偏激分子组党与中共统战呼应,否定中华民国,当然不能容忍!”罪名不小:“与中共呼应”,是“通匪”;“否定中华民国”,是“台独”。两项均涉嫌叛国罪,“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蒋经国却“容忍”了。他说:“此时此地,不能以愤怒态度轻率采取激烈行动,引起社会不安;应采取温和态度,以人民国家安定为念处理事情。对组党问题,在不违反国策、宪法规定内,可研究组党的可能性,暂以秘密进行。”&&&&反对党成立,触犯国民党的“戒严法”。类似状况在1960年已发生过一次,当时雷震在《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成立反对党,并付诸行动,与地方自由民主人士郭雨新、许世贤、高玉树等筹组“中国民主党”,秘密草拟“中国民主党创立宣言”。“宣言”提出,“组成英美式和平政党,以取代武力革命,避免国破家亡的惨境”。但后来雷震被蒋介石以“匪谍”罪判刑10年,反对党胎死腹中,《自由中国》杂志被禁。&&&&这回,蒋经国对“民主进步党”的成立作出与他父亲相反的决策,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是他一生的历史转折点,也是台湾命运的历史转折点。&&&&9天后,10月7日,蒋经国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董事长凯瑟琳?葛兰汉姆(Katharine Graham)专访。他宣布:“台湾即将解除戒严令,并正积极研究合法组织新政党等问题。”当时在场担任记录的马英九回忆道:“我听到吓一大跳!”10月8日,《华盛顿邮报》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对蒋经国的专访。&&&&日,蒋经国宣布从7月15日零时起,撤销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令”。&&&&12月5日,修正后的“人民团体组织法”在“立法院”三读通过,其中包括政党登记方式。&&&&日,解除报禁,准许新报纸登记。&&&&蒋经国去世前最后关注的一件事,是终结戒严时期冻结选举的“万年国会”,他督促国民党秘书长李焕和副秘书长马英九拟定第一届民意代表(包括国民大会代表和立法委员)退职办法和第二届选举事宜。&&&&台湾的“宁静革命”,就这样起步了。&&&&蒋经国的选择,究竟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台湾走上自由民主之路,究竟是“自上而下的体制内改革”,还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革命”?至今争论不绝。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国民党在台湾建立的是什么样的制度;蒋经国的选择,是不是为终结“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蒋经国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蒋介石建立的是在大陆已经失败了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党国旧制度”,而且变本加厉。龙应台女士在其书中有一段描绘:&&&&……五千个山东流亡学生渡海到台湾就学,由七位老师带领到了澎湖,被国民党强迫当兵。一个学生站出来,只讲了半句话:“报告司令官,我们有话要说……”司令官李振清一个眼色,卫兵举起刺刀刺去,学生的鲜血喷涌而出,倒毙地上。承诺这五千个孩子的父母带他们来上学的七个老师,到处奔波、陈情,结果全被当作“匪谍”枪杀。&&&&对此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龙应台女士在书中辩护道:“关键的原因之一就是,共产党的间谍系统深深渗透国军最高、最机密的作战决策,蒋介石痛定思痛之后,决定最后一个堡垒台湾的治理,防谍是第一优先。”&&&&然而谁会相信,这五千孩子和七位为孩子们上学奔波的老师,是“深深渗透国军最高、最机密作战决策”的“匪谍”?滥杀无辜的“白色恐怖”,不过是国民党为延续“旧制度”的手段而已。国民党在台湾的恐怖统治,挥舞的是两把杀手锏:一把叫“匪谍”,一把叫“台独”,借以在全台湾制造“恐谍”、“恐独”的恐惧心理。&&&&你想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争取自由民主吗?若是从大陆来,你就是“匪谍”!若是原本在台湾,你就是“台独”!不杀也要抓去绿岛关押洗脑。为了巩固旧制度,国民党在台湾长期实施“戒严令”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连统治大陆时期那点假民主也一笔勾销了。最荒唐的,是规定“光复大陆”前冻结总统和国会选举,人称之为“终身总统”和“万年国会”。&&&&自日国民党在台湾宣布“戒严令”,到日终止戒严,台湾人民在“戒严令”下的恐惧生活达38年之久,这恐怕是世界历史上最漫长的戒严岁月。&&&&蒋经国在去世前作出终止戒严、解除党禁报禁、准备终结“万年国会”等一系列选择,究竟向世界发出了什么信号?蒋经国内心明白,这是开启终结“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旧制度”的“大革命”的第一步,他决心跨出这决定性的一步。&&&&他也明白,假如把他的选择拿到国民党体制内的中央委员会或党代表大会去“党内民主”,那些既得利益的委员和代表们是通不过的。所以他必须诉诸体制外民众和舆论的力量,上下互动,内外妥协,才能在终结“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变革进程中,维护“人民国家安定”的目标。那时担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沈昌焕,警觉到了蒋经国这一手的风险,他提醒蒋要注意风险,蒋经国回答:天下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那时蒋经国已百病缠身,坐在轮椅中视事。他别无选择了吗?也不是,“此时此地”,他有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继承蒋介石的哲学“以不变应万变”。继续“拼经济”,政治上“维持现状”,这是国民党内的主流倾向。这个戒严体制在风雨飘摇中已经维持了38年,而蒋经国已是风烛残年,他完全可以再维持几年,留给台湾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对蒋经国个人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种选择。&&&&第二种,接受邓小平的“问候”,共商两岸统一。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设计,本来就是针对台湾和蒋经国想出来的。直到1985年,邓小平还请他和蒋经国的共同朋友李光耀专程赴台,向他在莫斯科的学弟表达“问候”。事后蒋经国召见美国在台协会代表丁戴维,嘱他告知美国政府,李光耀来台转达邓小平的“问候”,意在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谈判“和平统一”,蒋已给予否定响应。根据当时形势,蒋经国若作此选择,邓小平满意,美国也会默认。至于台湾内部反对力量,蒋经国以他的权威,谁也难以阻止。&&&&第三种,就是“告别旧制度”。同过去国民党的旧制度告别,同过去独裁者的蒋经国告别,带着台湾,告别过去,顺应时代潮流走上新路。&&&&蒋经国选择的,正是这一条对于他个人,对于他的党,对于他的政权,都属于最困难的新路。蒋经国以他自己的历史哲学,“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取代了他父亲的“以不变应万变”,带领台湾跳进历史大变动的惊涛骇浪中。以至直到今天,历史最终作出了确认,尽管许多人仍不理解他,一直在质疑这个独裁者的“动机”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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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名片:蒋经国<img SRC="http://h./baike/s%3D220/sign=75bae416e63505fbe69a/fadab46d31c94d8bd4b31c8601e4df.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蒋经国&&&&蒋经国日出生于浙江奉化。蒋介石之长子。字建丰,谱名经国,又名尼古拉。1916年入奉化武山小学,1922年入上海万竹高等小学,1924年就读于上海浦东中学。&&&&目录&&&&人物生平主要贡献&&&&蒋介石之子,又名建丰,俄语名字叫尼古拉,浙江奉化人,出生在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1920年,蒋经国就学于上海有名的万竹小学。当时,蒋介石正追随孙中山在粤工作,就委托在上海经商的陈果夫对蒋经国予以照料。&&&&1925年10月,蒋经国赴苏联留学,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公开反共反苏,使十七岁的蒋经国被贬到西伯利亚当列兵。“四<img SRC="http://b./baike/s%3D220/sign=fb36e4cdd7ca7bcb797bc02d8e096b3f/d0a20cf4bb36acaf99b3.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青年蒋经国&&&&青年蒋经国&&&&?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蒋经国发表声明,声讨蒋介石背叛革命。1928年秋天,他又回到莫斯科,在列宁格勒托玛卡红军军校学习。1935年,蒋经国在苏联与矿场女工芬娜结合,芬娜后来改名叫蒋方良。1936年1月,蒋经国在苏联《真理报》发表谴责蒋介石的公开信。第二年,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被获准回国。从1925年10月留学,到1937年回国,蒋经国在苏联一共生活了12个年头。&&&&回国以后,他的父亲蒋介石先安排他在奉化溪口故乡,读《孟子》、《曾文正公(曾国藩)家书》这类的古书,叫他“补课”和“洗脑筋”,还叫他阅读《总理全集》和《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类的书。&&&&上海沦陷以后,蒋经国先在南昌做些一般的工作,1938年,被任命为赣县县长。1939年以后,他曾经历任江西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区保安司令、防空司令、防护团长、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主任、江西省政府委员等职,但一直未取得什么成绩。1944年1月,蒋经国担任了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并在这年10月参与了其父蒋介石发起的10万青年从军运动,任青年军总政治部主任。&&&&1945年春天,蒋经国跟随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蒋经国被任命为东北行营外交特派员。此后,他一直控制“三青团”,成为国民党一个派系的首脑,是他父亲的得力助手。&&&&<img SRC="http://f./baike/s%3D220/sign=a7efce1bee2bcfc89f50f3e8/d0c8a786ce42ee3d56e8.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资料图片,摄于1948年&&&&1949年1月,蒋介石宣告“下野”以后,蒋经国陪着父亲退居溪口,后来在成都登机飞往台湾。在台湾他曾历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台湾国民党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职。蒋介石病逝以后,日,蒋经国就任台湾第六任总统。日,在台北病逝。&&&&蒋经国病逝以后,台湾成立了“蒋经国治丧委员会”,1月30日举行了遗体大殓仪式,后将遗体安放于桃园县大溪镇,准备将来运回大陆安葬。&&&&我国领导人对蒋经国的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并在1月14日发表了谈话,肯定了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出一定的努力这一系列行动。&&&&中共中央以及有关人士和蒋经国在大陆的亲属都向台北发去了唁电。[1]<img SRC="http://b./baike/s%3D220/sign=48c1d4c4828ba61edbeecf2d713597cc/d972b2df3d2c4e6cd7b899f510af7.jpg" alt="" border="0" / onclick="javascript:if((!(this.width<600))||(!(this.width<100)&&!(this.height=600 || (this.width>=100 && this.height>=100)){this.style.cursor='pointer';}if(this.width>=600){this.height=parseInt(this.height*600/this.width);this.width=600;}">&&蒋经国&&&&与社会革新”的八项要点,有人将这两次革新统称为“十八项革新”。&&&&在其主政台湾期间较重视本土人才,大量启用台湾本省籍官员,积极推行“本土化政策”。在其执政晚年逐步开始民主改革,即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报禁,以及实行“民意机构改革”等,开启了台湾政治民主化之路。&&&&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反对“台湾独立”。1987年11月宣布开放部分人士赴大陆探亲,结束了近40年两岸同胞不相往来的局面。&&&&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蒋经国主张改革台湾人铺张餐饮陋习,提倡“梅花餐”(即五菜一汤),使餐饮奢侈风气有所收敛。&&&&较关心基层民众的生活,据报道,其每年超过200次亲自下乡走访,以了解地方实际需要。同时也很注重偏远乡村建设,落实水电及基础医疗卫生建设,减少城乡差距,使台湾的乡村建设程度较进步。由于其作风亲民,深受台湾民众的好评。当他在台湾逝世的消息传出,不少台湾民众曾闻声痛哭。迄今为止,在对以往几位台湾领导人的民调中,他仍是最受台湾民众肯定的一位。&&&&蒋经国著有《我的生活》、《我的父亲》、《负重致远》、《蒋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等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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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正文口述 &&&&「不是不想,对共产党的斗争我是不会气馁的,只是,我不敢苟同局内大部分同僚的做事方法,正如以前在大陆上不敢苟同许多其它同僚的做事方法一样。」&&&&「那么,你的意思呢?」&&&&「如果,无法改变局内同僚的做事态度,肃谍工作恐怕就无法避免失败的命运,既然知道会失败,倒不如就此撒手,何必再做无谓的挣扎。」&&&&「你原本并非是个消沉的人吧?」&&&&「我不是消沉,只是接受现实。反过来说,其实要守住台湾,比守住大陆简单多了,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主导肃谍工作,我想我有把握抓到大部分匪谍,并使那些没有抓到的匪谍起不了作用。」&&&&毛人凤若有所思地点头,然后淡淡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会考虑。」&&&&十天后,毛人凤突然匆匆忙忙赶到我的办公室,那时,因为我到基隆河圆山中山桥下垂钓,并未交代行踪,以至让毛人凤在办公室里坐立不安地等了一个多小时。当我于中午十二点多回到办公室时,毛人凤又急又气,劈头训斥我说:「再晚一个小时回来,就要被枪毙了。」&&&&「怎么回事?」&&&&「你去哪里?也不留个话,差点误事了。」&&&&「什么事这样紧急呢?」&&&&毛人凤说:「总裁(蒋介石当时仍未正式复行视事,故以国民党总裁头街称呼)非常震怒,找我们开会。」&&&&「什么时候?」&&&&「下午一点。」&&&&原来,政府迁台之前,台湾岛内的肃谍工作主要由保安副司令彭孟缉负责,民国三十八年初蒋介石曾召见彭孟缉,询问有关共谍在台活动情形。&&&&「共产党在台湾的活动不成气候。」彭孟缉笃定地说。&&&&可是,到了七月中旬,有人把一分共产党的宣传刊物《光明报》呈交给省主席陈诚,证明了共产党在台的秘密活动极为活跃。当陈诚带着这分极尽嘲弄国民党之能事的公开刊物面报蒋介石时,蒋介石顿时气得青筋暴露,大骂彭孟缉不中用,随即下令召集当时三大情治机关――保安司令部、保密局、调查局负责人及负责侦缉共谍的重要干部,于次日午后一点钟前往士林官邸开会。&&&&由于我在军职上只是一名上校,因此,抵达官邸后,只能坐在大会客室的藤椅上静候会议的结果。&&&&三点钟,陈诚、毛人凤、彭孟缉和季原溥(调查局长)从会议室走出来,每一个人都神色凝重,不发一语。无疑地,事态非常严重了。&&&&车子穿梭在中山北路翠绿枫树的叶荫下,我和毛人凤一同坐在后座。我告诉毛人凤说,高雄组长黄昭明手下一名小组长林建魂,颇了解渗透的奥妙,前一次我到高雄的时候,他正准备渗透进入炼油厂的工会里面。林建魂曾说:「依我的判断,炼油厂工会是共产党一处重要的活动据点。」&&&&「林建魂大概已经渗透进去了。」我说:「或许从他身上可以得到一点《光明报》的线索。」&&&&毛人凤对我的工作一向并不细究枝节,因此并未质疑我南下高雄的必要性。「到会计室拿两千块,要南下,就快一点吧!」&&&&那时候,国家真的很穷,保密局是一个中央级的情报单位,但是当我前往提款时,竟然听到这么一句话:「这里只有八百元。」&&&&结果,我只能提领五百元出差。&&&&这一次南下,虽并未立即得到关于《光明报》的具体线索,可是却意外掌握到了台共高雄支部的重要线索。日后,高雄地区许多共谍案,大抵都是循这条线索抽丝剥茧一一破获的,在这些案子里头,林建魂帮了我很大的忙。&&&&当我从高雄返回台北,我的同僚牛树坤、张西林知道我身上出差费尚未用完,因此起哄要我请客。我们在中华路一家北平饭馆点了几道好菜,结果却无缘享受这顿饭菜。&&&&「你去高雄的时候,警备队抓到四名持有《光明报》的台大学生。」上菜前,牛树坤说。&&&&「什么?结果呢?」&&&&「四个都说报纸是在路上捡的,被傅斯年(台大校长)保回去了。」&&&&「走吧!」我起身走向停在外面的吉普车。&&&&「去哪?」&&&&「去台大抓人,这案子一定破的。」&&&&《光明报》事件&&&&约谈四名台大学生的过程之前,我必须预先表明当时我对台共分子的态度。&&&&「在台湾,真正了解共产主义的人很少,年轻人加入共产党,往往只是一种盲目热情的产物。」这是我依据自己的经验所做的一个假设,而假如这个假设成立的话,我就有把握将未来的敌人一一变成朋友。化敌为友,是我在国共情报战场最常使用的一个方法,我甚至认为,它是情报工作上唯一的一条游戏规则。&&&&当四名学生知道还要再度被约谈,反应都是一样的:「我不是说过,报纸是捡到的嘛!」&&&&「捡到的?去哪里捡?」&&&&「校(台大)外马路上。」&&&&「路上就有得捡,那么带我去捡一分怎样?」&&&&四名学生听了这句话,一时之间都说不出话来,只得无奈地坐上我们的侦防车。回到延平南路一三三号新办公处,学生们变得比较镇定,也许,他们在车上已经想好应付的办法了。&&&&当时我并未采用隔离侦讯,因为我认为他们只是四根鸡毛,无须急于笔录犯罪口供,然后将他们移送邀功;相反地,我甚至想替他们脱罪,如何顺利破案而又同时保护这些年轻人不受伤害,便成为我所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我明白告诉他们:「假如我们是朋友,我想我很清楚如何帮朋友忙,说明白一点,我有把握让各位度过这一次灾难。」&&&&「谷先生的话说得严重了,捡到一分敌人的宣传刊物不应该算是一种灾难吧?」率先答话的学生叫做戴传李,在四名学生中,他的资格似乎比较深,从一开始,三名学生的眼神便经常不自主瞟向他的身上。&&&&我简单翻阅了一下他的资料,知道他是台大法学院学生,台北市人,二十四岁。接着,我决定采取聊天的方式进行侦讯,这种方法至少可以模糊敌我意识,运气好的话,还可以从对方无意间流露出来的某些话题切入,掌握住重要线索。&&&&「在台湾,能够考上台大,很优秀。」我借着「台湾大学」个话题探知戴传李的家庭背景,他来自台北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母亲是实实在在的小生意人。他有一个妹妹从小被送入蒋渭水家中当养女,叫做蒋碧玉,另外,还有一个妹妹戴芷芳在基隆中学合作社当雇员。&&&&「你们都看些什么书?看不看共产主义的东西?」&&&&「不看,看那有什么好。」&&&&「年轻人不应该心存偏见,我倒认为各位应该找几本马克斯或者恩格斯的重要著作来看看。」&&&&四名学生都把我当做三流的侦讯人员,以为我要用这几句话来套他们。不过,他们却不明白,自己将面临一次长达十多小时的无边漫谈。&&&&「各位不看马克斯,那么,平常都看些什么书?」&&&&戴传李表示,他最爱读施耐庵的《水游传》。这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把早年在中央政治学校从法学教授萨孟武那里听来的一则有关《水浒传》的分析拿出来活用。&&&&「你记得《水浒传》第十六回的回目吗?」我明知一般人读章回小说,不可能熟记回目,因此,我故意这样问,只是想让对方陷入一种头脑空白的状态。当一个人头脑空白的次数越多,那么他的警觉与机智便会相对地减少。&&&&戴传李很费力地记忆着,但最后终于放弃了,他说:「想不起来。」&&&&于是我说:「《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解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所讲的就是一种很典型的社会现象,而这种社会现象,在故事发生的时代――宋朝;在作者生活的时代――元末;乃至于现代,几乎都不曾改变过……。」&&&&正当我想切入重点的时候,坐在我正前方的法学院学生许远东忽然放了一个大响屁,然后双手抱肚,脸色极为难看。&&&&另一名法学院同学吴振祥替他求情说:「许远东感染痢疾,能不能让他休息休息?」&&&&此时,我已将心理攻势的焦点摆在戴传李身上,因此,并不介意许远东病遁。&&&&我说:「青面兽杨志是一个有才艺而且为人正派的青年,算得上是一个社会中的优秀人物,但他就是没有办法出头;智多星吴用学问很好,点子也多,遗憾的是,这个文弱的知识分子一直没有足够力量去执行他心里的点子,顶多只能开个学馆,教教学生。然后是赤发鬼刘唐,这个人消息非常灵通,同样地,他也无法独力劫取十万金银。但是,这些『没有用的人』,一旦结合在一起,竟成为一股令官方十分头痛的力量……。」从讲起《水游传》之后,一直到深夜十二点多,我们都没有再谈到任何有关《光明报》或者共产党的事。&&&&十二点半,服用抗生素后,许远东又被送回侦讯室,他的精神显然已经恢复。&&&&经过六、七个钟头的漫谈,学生们的戒心已经松懈下来,显然地,我终于可以切入主题了。&&&&「我不清楚各位是隶属于共产党哪个支部,不过,我倒很明白,各位仅仅是杨志、吴用、刘唐罢了。」在毫无预示的情况下,我用非常肯定的语气,指出四名学生皆是共产党员。&&&&除了许远东的表情比较凝重外,戴传李、王明德和吴振祥都同时流露出颇有同感的笑容。&&&&我的漫谈攻势发生效果了,接下来,我便可以大大方方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跟学生们讲述当年对共产主义由热情转为失望的过程,然后说:「各位都是优秀青年,在人道上我无权主宰你们的生与死,但以法律而言,我不得不提出警告,诸位目前确实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位,我看只有你们自己能够帮助自己了。」&&&&这时候,已经凌晨五点钟了。&&&&「你给我一个可以信赖的印象,这点和前一次那批政府特务(指警备部)给我的印象很不一样。」戴传李说着,同时向王明德、吴振祥瞅看了一下,在得到他们认可的眼神之后又说:「我们并不想死!」&&&&「只要你告诉我《光明报》是怎么来的,我自有主张。」我告诉戴传李等人,我将从笔录着手,让四人不受重罪:「我不敢说你们可以完全无事,但顶多只是交付感训,两、三个月的日子并不会太难过。」&&&&「好吧!」戴传李说:「不过,你也要帮忙我妹妹戴芷芳脱罪。因为,《光明报》就是她拿给我的。」&&&&经过戴传李的自白后,我大致明白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本身就是一名资深共产党员,他担任基隆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并在该中学里安插了许多随国府撤退来台的共产党员担任教师,如罗卓才、张奕明,此外还积极在校内外吸收成员。而《光明报》便是基隆市工委会的宣传刊物。&&&&我依照承诺,在笔录上将戴传李等人加上了「涉世未深,误信共党宣传,经约谈后幡然悔悟,态度诚恳,并提供具体线索协助破案」数笔,俾使四人逃过这次灾难。&&&&第二天,八月十四日下午,我到局本部报告侦办成果:「四名学生已经招供,明天凌晨行动,明天一早就可宣告破案了。」&&&&「听说你把四名台大学生释放掉。」坐在毛人凤右前方的副局长潘其武说话时,故意以他浓重的福州腔讥讽我自作主张:「不合适,这样做不合适哪!」&&&&毛人凤并不理会他,而为我打气说:「别叫这只大公鸡给逃掉。」&&&&凌晨三点五十分,天色黑鸦鸦一片,我亲率三个行动小组荷枪实弹冲进基隆中学,第一小组由我带队,直捣校长宿舍逮捕钟浩东;张西林和牛树坤分别带领第二、第三小组搜查印制《光明报》的器材及其它共产党宣传资料。&&&&二十分钟后,我将钟浩东太太蒋碧玉带到印报器材前面,钟太太眼见大势已去,并未进行反抗与辩驳,只是淡淡地说:「这次我们输了,我想我是难逃一死,不过,能够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党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会瞑目的。」&&&&经过三天三夜的侦讯,我们一共先后逮捕了四十四名共谍及涉案分子。其中共有钟浩东、罗卓才、张奕明等七人被依「搜集军政情报,开展兵运工作,俾便于匪军来犯时阵前策应,协助登陆」之叛乱罪名处以死刑,其余三十六人则分别被处十五年、五年、一年及交付感训的判决。&&&&令我颇感安慰的是,戴传李兄妹及其它三名台大学生仅被处以交付感训最轻的处分,而且并未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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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放曹」计诱捕台共副书记陈泽民&&&&蒋介石太兴奋了。整个《光明报》事件从开会到侦破,才不过一个多礼拜。这是政府迁台后,国共首次斗争,国民党胜利了,而且一举瓦解了基隆市工作委员会。&&&&总裁大悦,毛人凤不但脸上有光,当他从官邸报告回来的时候,双手还抱了三十万奖金(民国三十八年的三十万,数目大得可以叫人两眼发直)。其中,十万是破案奖金,二十万则是保密局迁台后第一笔经费。提到这二十万经费,我必须简单说明一下民国三十八年一至八月保密局的尴尬处境。&&&&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下野,三天后,原保密局即被代总统李宗仁依法解编,另由徐志道成立一个为数七十五人的小型保密局。不过,除了少数人拿了编遣费回家自谋生路之外,大约有三干名同僚并不愿离开原工作单位,于是,我们就变成了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地下保密局。由于正式官印已经由毛人风交接给徐志道,而办公又不能没有官印,我们到上海之后,便买了一块旧铜,找了一名刻印师傅仿刻了一枚官印。这枚假印,一直沿用到三十九年蒋介石复行视事后,才取得了合法性。而在这段地下化期间,政府根本没有编列预算,因此,从二月至八月整整半年期间,我们三千多人没有薪水,每个月仅由会计室依同僚的家眷数分发适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黄豆,每日三餐,就这样白米饭配腌黄豆过下来了。有了二十万工作经费,同僚们才终于又有薪水可领。&&&&毛人凤拿到钱,第一件事就是到延平南路来找我,他把钱摊在桌子上说:「总裁当我面夸奖你,他说你办得很漂亮。」然后,他问我要多少奖金?&&&&我没正面回答,只表示,如果把钱留在局里,有助于日后办案,我甚至不要奖金。&&&&「这样吧,给你两万,你自己决定留多少钱我不管,但要记得让一同办案的组员服气。」&&&&这一次协同办案的组员,连同我在内共有九人,我自己分得三千,其余八人各得两干,所余一千元则充作组内基金,用以改善组员伙食。&&&&记得在侦讯钟浩东的时候,他曾经问我一句话:「老郑怎么样?」这句无心的话,立刻引起我的兴趣,我直觉他的层级一定比钟浩东更高,钟浩东是县市级委员会的负责人,那么,老郑可能就是省级的负责人。&&&&「老郑?老郑是谁我不知道。」我告诉钟浩东我是个老实人。&&&&「哦!原来你还不知道,那我们就不谈了。」&&&&我觉得钟浩东倒天真得可爱,于是我笑着说:「你不谈,我可要谈呢!」&&&&不过,钟浩东到死都没有说出老郑究竟是谁。这点我倒是不急,因为我认为,从别人的口中,一样可以探出老郑的线索。就在钟浩东案侦讯到一半时,高雄组长黄昭明来电话了。他说,林建魂渗透进入共产党高雄市工作委员会,并在一次秘密会议之后,捉到此一工委会的工运负责人李汾。&&&&他说:「这个人抵死就是不肯合作,你比较有经验,快来想想办法。」&&&&「他现在在哪里?」&&&&黄昭明说:「火车站前苗圃一辆公卖局的车子里。」&&&&这天深夜,我见到了李汾。这名四十多岁的男子,体形相当壮硕,短衬衫底下裸着一双结实有力的臂膀,看来是一名典型的刻苦工人。他的额上,有着三道深刻的皱纹,两颊间的法令纹并不对称,下唇由于经常撅盖上唇,显得特别厚大,整个脸上的轮廓,予人一种极为愁苦的印象。然而,从他飘忽不定的眼神,总又觉得他实非一个有思想的人。于是,在我心里,我假设他是一个专注于利益的人。&&&&初时,他是沉默的。不过,经过我以客观情势分析他的利害关系之后,他开始说话了:「什么?你说我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并不会有事?你自己能相信这笑话吗?」&&&&「你少听了一句话,你不但要承认,而且要跟我们合作。」&&&&李汾对合作两个字颇感兴趣,他那原本被愁眉紧压得眯成一线的双眼,顿时光亮了起来。他表示,既然我曾经是共产党员,又为什么要背弃它?他问我:「它现在是得势的政权,台湾终究会被解放。」&&&&「我了解你的心情。」&&&&「不,你怎么了解?我没房产、没地产,每日在铁工厂上工,以后怎么办呢?难道叫孩子们还要跟我一样做一辈子苦力,没出息?我看共产不错,日子好过一些。」李汾说着共产,不知不觉兴奋起来。&&&&在他的脑子里所谓的共产,大概就是把有钱人如陈启川、辜振甫、林挺生的财产拿来充公均分吧!&&&&由于他的思想天真得过分,我并未与他进一步讨论思想方面的问题。我只是威胁他基隆市工委会已经破了,我们得到许多宝贵的线索,依我的经验,台湾共产党并不会存在太久。&&&&「或许在你们破坏台共之前,台湾就已解放了。」&&&&「如果你这么想,也许就活不过下个月了!」我的话虽然是威胁性的,但也并不夸张:「毕竟你现在在我手中。」我们的谈话就此打住了,我认为李汾嘴里虽还坚持共产党日内解放台湾的论调,但心里已经妥协了,于是我把他释放了。&&&&黄昭明对我的作法颇不以为然,他担心我会功亏一篑,抹煞了他所立下的功劳。&&&&「抓一个李汾干嘛?将整个高雄工委会瓦解掉才过瘾。」&&&&「你把他放走,不要说高雄工委会,就连李汾都没了。」&&&&「别急,钓鱼要有耐心。」&&&&「那我们该怎么办?」&&&&「等吧!」我因此暂时在黄昭明家中住下,等待李汾回来报告好消息。可是,一个月过去了。李汾就是没出现,黄昭明越来越没信心,总是一肚子牢骚。&&&&没想到,我刚一回到台北,黄昭明就又来电话了,他说李汾回来了,要我赶紧南下。「大鱼快上钩了。」在电话中,他的语气相当兴奋。&&&&我于是又匆匆赶搭火车前往高雄。李汾说,十月三十一日有一个重要会议,他的上级约他当晚七点钟在高雄市农会门前会合。&&&&十月三十一日,我、黄昭明、李新明、李汾与高雄组另外一名干员先行前往农会附近埋伏。农会前有一棵大芒果树,我灵机一动,指派李新明躲在树上,然后叫李汾在树下徘徊等待。&&&&大约一个小时后,一名四十二、三岁的男子出现了,他机警地走向李汾。这时,李新明从树上跳下来,正好骑在中年男子的脖子上,我们立刻上前协助将他制伏。&&&&「你把我出卖了。」他面向李汾淡淡地说了一句,然后就不再说话了。&&&&他,就是高雄市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暨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副书记陈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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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孝干使计脱逃&&&&大约就在蔡孝干落网的同时,高雄组也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黄昭明硬是要我亲自带队帮忙。在南下之前,我特别交代牛树坤,要好好款待蔡孝干,不可急于探查线索。&&&&从用李汾钓到陈泽民之后,黄昭明对我的钓鱼术颇为折服,他将许多抓来的人说了一顿教,然后又把他们放走,试图用这些人钓到更多大鱼。不过可能是因为他说的话并不得体,以致不但没法钓到大鱼,连放出去的饵也一个个地不见了。为此,他很懊恼:「为什么你能够说得动李汾,叫他心甘情愿为你钓上陈泽民,而我却不能?」&&&&「你了解自己放出去的每一个人的弱点吗?」&&&&「是啊,我不了解,所以,现在该怎么办?」&&&&「你为什么摆着好饵不用呢?」我说:「你忘了陈泽民的妻子。」&&&&陈泽民落网后,我曾带着他到后火车站五块厝的住宅搜查。当我看到他的妻子和她身边三个稚龄的孩子,心里就有了底,我想为了丈夫,她一定会到处奔波求助,而她所走动的对象,大抵就是高雄地区的共产党员,因此,我告诉黄昭明:「派人跟踪陈泽民的太太,准有抓不完的人。」我肯定只要循着陈泽民妻子这条线索,黄昭明和高雄组就有能力逮捕大部分高雄地区的重要共产党员。&&&&没想到,我在高雄停留还不到一个礼拜,台北就出事了。有一天深夜十点三十分,张清杉打电话给我,他用沮丧的语调说:「老郑跑了。」这个消息未免太不可思议了,在我的单位里,竟然会发生要犯脱逃的事。&&&&张清杉说,事情发生的过程是这样的:午餐时,蔡孝干拒吃局里为他从中华路买来的水饺大餐(就当时的生活水准而言,中华路的水饺是昂贵的美食),他说吃腻了,想改吃西餐。他说:「要延平北路波丽露的牛排。」&&&&负责照顾蔡孝干的牛树坤不免光火起来,但因我临下高雄之前特别交代过要满足蔡孝干的物质要求,他只好忍着气到延平北路买牛排。&&&&饱餐一顿之后,蔡孝干在牛树坤耳边偷偷地说:「想着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疯了,为了感谢你的午餐,我有一条线索送给你,它会让你升大官。」这话把牛树坤搔得心里痒痒的。蔡孝干继续说,他所参加的各级会议,全都透过一名姓施的连络人,只要把这个连络人抓起来,台湾共产党就全在掌握之中(直到蔡孝干脱逃,保密局里尚无人知道他就是台共领导人。因此,当他提到施姓连络人的时候,的确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蔡孝干说,这个连络人在博爱路电信总局任职。&&&&「我们要怎么抓他?」&&&&「带我到电信总局,我当场指认。」&&&&于是,牛树坤把这件事告诉张西林,并另外带了三名干员领着蔡孝干一同前往电信总局。&&&&一进门,蔡孝干便郑重其事地说:「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你们暂时和我保持一段距离,当我在哪里停下,我面前的那个人就是连络人。」然后一个人独自走向柜台。他沿着柜台走着走着,却一直没有停下。当他走到柜台另外一端的时候,忽然拔腿快跑,从电信总局侧门夺门而出。&&&&牛树坤和张西林知道受骗了,在后面紧追。当他们追出侧门的时候,只见张清杉揪着蔡孝干的衣襟说:「蔡先生,你要去哪里?」原来,张清杉不放心牛树坤私自把蔡孝干带出保密局,悄悄尾随,并埋伏在侧门外面。&&&&蔡孝干脱逃失风后,一脸悻然,淡淡地表示,他所要指认的人没来上班,他怕受到责备,因此,突然兴起从侧门逃跑的念头。他的说词相当动人,牛树坤和张西林都相信他。然后,他又挤出非常愧疚的表情说,施姓连络人虽未上班,但他知道住处,晚上到那里去抓,就有如探囊取物。&&&&「他住在哪里?」&&&&「武昌街。」&&&&晚上九点整,牛树坤、张西林瞒着张清杉,又带着蔡孝干前往武昌街逮捕施姓连络人。当时武昌街仍有许多日据时代的木材厂,环境颇为复杂。蔡孝干沿着木材厂一问一间指认,每指认一间便说:「快到了。」终于,他逮到牛树坤和张西林一个不留神,趁机冲入一间黑漆漆的木材厂。牛树坤、张西林追入木材厂之后,蔡孝干已然杳无踪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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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现出共谍原形&&&&毛人凤将我找到中山北路家中面谈。他叼着烟,半晌不说话,只是偶尔摇一摇头。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他才拿分文件叫我看。这文件的内容是说,国防部保密局上校特勤组长谷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共重要负责人老郑落网后再度脱逃,记两大过以资惩戒。我看了这内容,不免苦笑起来。&&&&「怎么,被记过了还笑得出来!」毛人凤消遣我。&&&&我没有答腔,外表缄默,脑子里却不停转着。我在想,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人在高雄,再怎么说,这两个大过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毛人凤又点燃一根烟,同时也递给我一根。这时,他突然用非常柔和的浙江话说:「这样吧,把这两个大过摆在我这里,会不会往上呈,就看我的耐性有多久,或者,你把老郑捉回笼的速度有多快。」&&&&在保密局发生内斗之后,我一直认为毛人凤是一个手段酷辣的人,他的心也必定是冷的。但是在听他说了这几句话之后,我心里竟产生了一股温暖的感觉。在这一刻,毛人凤的心算是厚道的。蔡孝干脱逃之后,组里的人大都显得紧张兮兮,牛树坤和张西林更是闷闷不乐,像犯了错的小孩,故意躲着我。&&&&在我,却不把蔡孝干这件事看得太严重,我甚至相反地认为:「跑了倒好。」&&&&最泄气的要属张清杉了,他对这句话也最有意见。在他听来,这句话只是不经心的安慰辞令,相当刺耳。因而,他向我抗议:「我在泉州街二十六号埋伏了近两个月,日里不敢出门,夜里不敢熟睡,好不容易把老郑逮到,组长您怎么说跑了倒好?」&&&&我分析了蔡孝干脱逃后三项对我们有利的因素给张清杉听,以表明白己的话是经过考虑才出口的。&&&&首先,蔡孝干很早便到大陆,并曾参与长征,在延安生活多年,直到中日战争结束后第二年才回到台湾;因此,他虽生于台湾,但在台湾除了党的关系之外,社会关系并不深厚,这一次脱逃,他一定会选比较可靠的党的关系藏匿。&&&&其次,因为不到半年,基隆工委会、高雄工委会相继被瓦解,最后甚至连自己都莫名其妙地被一个年轻小伙子逮住,逃亡时,他的内心必定没有安全感,时时担心被出卖,所以他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就像在沙滩上,老郑每走一步,必将留下足迹。」&&&&第三,火车、公路局汽车蔡孝干都不敢搭乘,因此,他的逃亡藏身地点只限于台北附近。至于航空跟海运的管制更加严格,短时间内,他绝不可能潜逃出境。&&&&大约过了一个礼拜,毛人凤又找我去谈话。他说,蔡孝干落网时,公文包里的记事本上有许多名单,其中有一名「吴次长」。根据他的研判,此人便是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吴石出身保定军官学校,与陈诚算是前后期同学,另外,他与参谋总长刷至柔的关系不错。&&&&午夜十二时整,我们开着吉普车和侦防车抵达新生南路吴石宅外。&&&&「你们是哪里来的?」吴石在睡梦中醒来,来不及穿戴整齐,只着睡衣向着我们一行人问。&&&&「国防部技术总队(国防部一个直属的专业单位,政府迁台前,这个单位负责爆破上海市许多无法搬迁的工业厂房)。」由于我还没有办法肯定吴石的共产党身分,不愿贸然暴露真实身分,因此灵机一动,把恶名昭彰的技术总队(队长杜长城曾利用职务之便讹诈了上海许多企业家的巨款)的名号抬出来。我告诉吴石说:「有人说你是共产党。」&&&&「胡说!」吴石表示,如果随便一个人告了密,就可以任意骚扰被控告者的生活,那么天下岂不就要大乱了。&&&&他是一个头脑相当冷静的人,因此,我决定不要和他在道理上争,只是示意组员彻底搜查,一阵翻箱倒箧之后,却没有半点斩获。我心里不免叹服,假如吴石确是共谍,则他处理事情的细心程度,是我所见过共谍当中的佼佼者。这时,我和站在一边的吴太太眼神不经意地交会,我想,那四目交接的时间不会超过半秒钟,也正是因为她那心虚的眼神,引起了我对她的兴趣。我告诉吴石:「能不能请吴太太跟我们一起到队走上一趟?」&&&&「这是什么话,不可以。」由于我们搜不出个所以然来,吴石的态度顿时转为强硬。&&&&我不得不想出一套谬论用以说服吴石,我说:「既然有人检举,我只好带队搜查,如今既无结果,按道理吴次长实在是冤枉的,必然无事;只是,办案有办案的程序,我们还得做个笔录,过程才算完整。可是吴次长您是中华民国的中将次长,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找您去做笔录实在说不过去……。」&&&&吴石考虑了很久,一直没有答复,吸完一根烟,他索性在客厅里踱起步来。他技巧地将步子滑向客厅左边角落一张小桌子旁边,借着背影的掩饰,悄悄地从桌上拿起一件小东西。然后,他说:「我先上个厕所。」&&&&由于他取物的小动作稍嫌笨拙,引起我的组员李汉一怀疑。因此,李汉一便尾随他前往厕所,并趁着吴石即将吞服安眠药自杀之际,将他制伏。经由这一段小小的插曲,我原奉忐忑不安的心情终于底定下来。「吴石确实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心里窃自欢喜。&&&&「好吧!」吴石被李汉一带回客厅之后,终于勉强答应让我们将他的妻子带走。&&&&看看手表,已经凌晨三点钟,我亲自驾驶吉普车沿着新生南路左转仁爱路在台北沉静的寒夜中奔驰。吴太太坐在我吉普车的右后方,另外还载着一名吴石派遣跟从的副官。车子在市区里绕了很久,没有人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我们的目的地在哪里?我把车子停在北一女中贵阳街方向的门口,然后回头向后面的侦防车高喊:「到了!下车。」&&&&侦防车后门打开了,陆续跳下来两名组员,接着,吴石派来的副官也跳下车。&&&&我立刻踩满油门,向前疾驶,驾驶侦防车的是李汉一,他与我一起工作了很久,两人间默契很深,一见到我加油驶离,也不管已经跳下的两名组员,便开着侦防车紧跟在我后面。被放下的两名组员有点莫名其妙,在路上叫嚷着,吴石的副官则在后面奋跑直追。我终于将副官甩掉了,坐在旁边的吴太太似乎看出了我的诡计,一脸无奈。&&&&我把吴太太带到南京东路家中,这时大约是凌晨五点钟,我叫我太太起床陪吴太太聊天,然后派一名组员到对面巷口买烧饼油条,饱餐一顿,才开始与吴太太谈话。她是一个相当沉着的女人,从我们进入吴宅搜查直到此刻,几乎都不说话。&&&&「次长夫人,难道你不认得我了?」我告诉她,在南京,当吴石担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的时候,我是他底下一名科员:「我姓谷,到过府上几次,我能够升上校,都是次长帮的忙。」我把这些话说得很诚恳,不明究里的人一定会相信我的话。&&&&这时,吴太太才开口说:「怎么我都没印象。」&&&&我继续把戏往下演:「现在这事很严重,我很替次长担心,想想,他是一名军人,如果他与共产党有任何关系,老先生(指蒋介石)绝对不会原谅他,现在,就只有你能救得了次长了。」&&&&吴太太原本故意装作无精打采的双眼忽然瞪大起来.她说了第二句话:「很久没有见到那个人来了,你说我该怎么办?」&&&&有了这句话,我的任务即已完成九成,我怂恿她:「你不具军人身分,不如你来担一点责任,就说与次长接头的共产党是来找你的远房亲戚,然后,我在笔录上写得技巧一点,也算是报答次长的一种方式。」&&&&吴太太点头说:「一切拜托你了。」&&&&当天一早,我打电话给毛人凤,告诉他:「今天就可以抓人,罪证确凿。」&&&&毛人凤好奇地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侦办过程向他说明了一遍,他顿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好厉害,以后可得小心防着你 姑朔锲剿厥遣幌不犊嫘Φ摹N矣胨啻Χ嗄辏馐堑谝辉猓彩亲詈笠淮蔚髻┪摇&&&&经过两天的等待,吴石却未如预期有所活动。第二天晚上十点钟,我开始采取逮捕行动。当吴石再度见到我时,态度仍相当强硬。「你又来做什么?」他说,一副阶级比我高的神气。&&&&「奉命传你去谈话。」&&&&「我是国家堂堂的国防部参谋次长,你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来抓人。」&&&&「是传,而不是抓人。」&&&&吴石仍不放弃挣扎,他说:「不管你们是什么单位来的人,我要见总长(周至柔)。」&&&&「要见总长可以,我们陪你去,何况,你要见他,他还不一定要见你。」&&&&吴石到这时候,才开始有些紧张起来,他故意用愤怒来掩饰内心的不安。「放肆!」他叫骂着,然后摇了电话到周至柔家:「请接总长。」&&&&周至柔拒听电话,吴石的脸色霎时变得惨白,他用颤抖的右手轻轻将话筒挂上,沉默不语,直到进入讯问室之后,也一直保持缄默。&&&&到这个地步,我对他如何参加共产党、潜伏期间所负责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感到兴趣,这些工作,我认为交给庄西去做就已足够。在这个时候,我所关心的却是吴石的生死,我记得在讯问室里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高级将领,我认为你会被枪毙。」&&&&「我知道。」吴石垮着脸说,他的目光一直注视着乒乓球桌一处脱漆的角落。&&&&「那么,接下来就是看你自己怎么善后了。」我告诉他,能否减轻刑责,逃过一死,必须靠他自己。&&&&「靠我?我能有什么办法?」他说这话时,精神已完全崩溃。&&&&「这件事总裁还不知道,不如你写一分自白书。或许能以自首的方式减轻处分。」&&&&吴石抬起原已伏在桌上的头,慨叹一声说:「唉!算了,就这样吧!」于是,他写了一分自白书,为了让上面看出「自首」的诚意,他主动供出了许多线索。从字里行间我很明显看出他在求生的压力下所表现出来的真诚,那种态度,使人忍不住也想帮一点忙。因此,我建议他在自白书的最后最好这样署名:犯员吴石写于新生南路自寓。&&&&依照他的自白书,我们在一日之内又抓来了十多个人。其中,他曾提到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国军的作战情报,然后将它交给他的领导人(即蔡孝干),而他的作战情报,大都由科长黄德美那里取得,因此,黄德美这三个字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吴石写完自白书的第三天中午,用过餐后,我到讯问室走了一趟(后来抓来的人,都交由庄西和张西林问取笔录),我看到十来个人面向墙壁,或坐、或蹲、或立等待侦讯。其中,有一名穿著整齐军服,别着上校领章的中年男子,双手贴着墙面站在那里哀叹。&&&&「你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因为吴石的案子来的?」我拍拍他的肩膀问。&&&&「我叫黄德美,就是因为吴次长(他仍习惯这样称呼)的关系被抓的。」&&&&「你就是黄德美?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将他领到办公室,问他,为什么要把资料交给吴石?&&&&黄德美听我这一问,突然歇斯底里起来,他说:「我早知道会有今天,我就知道,所以,我也留了一手。噢,对了,你问我为什么要把资料交给他是不是?那有什么办法,他是上司,他下条子给我……」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纸条:「哪,就是为了这条子,还好我把它留在身边。」那确实是吴石的字迹。&&&&「你知道吴石是匪谍吗?」&&&&「我怎么会知道?」&&&&依我的经验,我认为黄德美是无辜的,他的表现颇像老实人,因此,我把话题转开,与他闲聊起来,从而知道他是印尼华侨,家境非常富裕,中日战争晚期,为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特别从印尼前往重庆从军,是一个很有爱国热情的人。在部队里,办事也很用心,因此一路迁升上校,并在国防部担任机密要职。&&&&对他有了这些印象之后,简单做完笔录,我就把他释放了。临走时,我特别嘱咐他:「那张字条是你的护身符,千万要收好。」&&&&除了黄德美之外,其它因吴石线索被捕的人如朱谌之、陈宝仓、聂曦,经调查侦讯,大都有明确罪证,经移送军法审判后,计有六人被处死刑。调查告一段落之后,毛人凤写了两分项目汇报,一分呈交蒋介石,一分给周至柔。由于全案由我主导,因此报告写完之后,毛人凤先拿给我看,以便增删不妥之处。&&&&可是,第二天他又把我找了去,这时,他的脸色却很难看。他说:「早上总裁找我去官邸狠狠地训了一顿。」&&&&「我不了解,抓到吴石他应该会高兴才对呀!」&&&&毛人凤苦笑表示,一切都是因为我把黄德美释放了,因此蒋介石责问他说:「大陆会丢,都是你们这些人对敌人太宽容,那个办案的人是谁?敌我不分,私纵匪谍,黄德美还是要抓,那个人也一并处分。」&&&&「这下子我恐怕也要被杀头了。」我说。&&&&「不要担心,老人家说气话,气消了就好。」&&&&我的杀头浩劫,不久也就不了了之,倒是黄德美并没有我这么幸运,因为蒋介石在报告上批示把黄德美重新抓回来治罪,因此,他很快又被人手铐加脚镣地送进看守所里。&&&&四个月后,有一天早上,我忽然看见黄德美在我特勤组门外徘徊。我派了一个卫兵把他请到办公室。「听说你又被抓了一次,怎么又出来了?」我问。&&&&「我来就是为了向你表达谢意,因为军法官看了你们的笔录,仍旧把我无罪释放。」&&&&「那可恭喜啦!」&&&&黄德美虽然捡回一条命,但他原来的工作早已有人顶替,又因他与共谍案有关,别的单位也都不敢要他,于是,他失业了。他说:「我回国是为了报效祖国,没想到弄到这样的结果,唉!不如回印尼吧!」&&&&过了许久,国防部在大直成立一所外语训练班,用以加强国军将领的外语能力,我参加了夜间班的第一班。第一天开课的时候,我发现蒋经国也是奉班的同学,不过,更让我吃惊的是,我还看到了黄德美,他竟然是这个训练班的班主任,领上别着少将的星章。&&&&在开课讲话时,他也发现我了,每当我们四目相对的时候,便会互相微笑。「你不是要回印尼吗?怎么在这里开班授课起来(黄德美英、法语都很在行)?而且,还升少将哩!」下课后,我在班主任办公室找到他,拍拍他的肩膀嘲弄他。&&&&他说,临回印尼之前,他写了一封长信给蒋经国,表明愿意继续留下报效祖国,所以,蒋经国就让他筹办了一个外语训练班。第二年,训练班扩编为外语学校,国防部人事单位另外找了一位校长,黄德美又失业了。结果,他又写了一封信给蒋经国,刚好,这个时候蒋经国正在筹组安全局,收到黄德美的信后,便把他延揽到自己底下担任副局长。&&&&安全局副局长为中将缺,于是黄德美又迁升一级,在领上别了两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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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清杉二次活逮蔡孝干&&&&自从民国三十九年元旦蔡孝干第一度落网,留下了许多具体线索,使侦防组得以在短短时间内,连续破获吴石、刘晋钰、朱谌之、严秀峰等人的案子之后,所有台共成员因而陷入一阵大恐慌。&&&&蔡孝干出生于台湾花坛,青年时代前往大陆参加共产党。抗战胜利初期,蔡孝干由延安潜往上海,筹备返台领导,发展组织事宜,在这段时间里,他和一名上海女工结婚。民国三十五年,他带着妻子和她的妹妹巧巧返回台湾,正式接掌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地下党务领导。不久之后,他的妻子病死,于是他和同居一室的小姨子渐渐发生恋情,当时,巧巧才不过十四岁而已。&&&&在蔡孝干脱逃后的逃亡过程中,他起先与巧巧寄居于台北中山市场黄天家中。黄天是一名死硬派的老台共,是我所遇见过立场最坚定的一个,因此,他成为我这个采用智取原则办案的人仅一、两次使用暴力逼供的受害者。&&&&但是台北的风声实在太紧了,蔡孝干在黄天家里躲得不安心,他决定到山区隐匿一些时日。三十九年二月中,他带着巧巧前往嘉义粪箕(奋起)湖投靠林医生。&&&&另一方面,蔡孝干的脱逃,也造成保密局,尤其是局长毛人凤相当大的压力。民国三十九年初,蒋介石尚未复职,但每个礼拜三,他都会以总裁名义在士林官邸召开会议。「脱逃的那个奸匪叫什么名字?抓回来没?」蒋介石常常这样质问毛人凤。&&&&为了减轻毛人凤所受的困扰,我建议他写一分报告,说明蔡孝干脱逃对瓦解在台共谍组织其实利多于弊。这分报告的大意是:逃亡者有如行走于沙滩之上,经过必留足痕。蒋介石看了这分报告,以后开会,果然就不再提蔡孝干的事了。&&&&当然,蒋介石也不是无条件对毛人凤特别宽容,他之所以相信毛人凤的报告书,主要是保密局迁台后的办案能力让他非常放心。我在此回忆录所提的,只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案子。事实上,从民国三十八年八月至三十九年三月,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抓人。蒋经国曾经在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一次会议上公开表示,那几个月之中,所破获的共谍案共达八十余件。&&&&民国三十九年三月九日,我们一行大约十名干员依张志忠的口供前往中山北路、长安西路口(台北市政府附近),部署搜查蔡孝干的行踪。&&&&我在黄天家门口徘徊监视,却末见蔡孝干的踪影,直到晚上十点钟,黄天的家除一名学生模样的少女出入外,别无其它动静。我们十点零一分越墙进入黄宅搜查,才一落地,迎面就是一道快速的黑影向我扑来,紧咬着我的小腿裤管,打喉头发出充满敌意的低沉怒吼声。这时,在监视中出现过的那名少女听到骚动,出来查看。&&&&「库洛!」她喊住那条狗,然后以相当平静的口气问:「你们是谁?」&&&&如此镇定的态度使人感到相当讶异,因此,借着屋内透射出来的昏黄灯光,我仔细朝她打量了一番。「黄天在吗?」我问,同时示意组员进入屋内搜捕。&&&&黄天不在,根据少女供述:「阿爸出门多日,不知什么时候回家,你们改天再来。」&&&&「我们不怕等,或许晚点他就回来了。」我说,并指示少女按照平日生活习惯,熄灭灯火,然后把土狗放回院子活动。&&&&深夜十一点十分,我们听见守候屋外的干员所发出的暗号,这表示有人接近黄宅。不过,我们并不认识黄天,因此,院子里的库洛就显得很重要,假如是访客,狗必怒吠,但如果是黄天,它将会亲热地缠着主人。&&&&门开了,一名四十多岁的男子略带紧张地走入院内,库洛静静跟在他的脚边摇动尾巴。男子把客厅的灯点亮,看见站着许多彪形大汉,脸色霎时便沉了下来。不过,他忽然灵机一动客套地问:「怎么这么热闹,你们也来找黄先生呀?我姓张。诸位大概也是来这里打牌的吧?」&&&&「黄先生,咱们别装蒜好吗,你们家库洛都要纳闷你为什么改姓了。」当时,我坐在一张矮凳上说,然后点燃一根烟。&&&&男子一听,朝库洛便是狠狠的一脚,可怜的狗儿张着一双惊惧的眼睛缩在墙角哀号,它不明白为什么向主人示好,还要挨受踢打。「这条狗真不长眼睛,我也不是第一次来打脾,还不懂得辨认,一进门就咬我一口。」男子讲话的神气,好象自己真的就是黄天的脾友。&&&&「既是来打牌的朋友,怎么会有钥匙进门?」李汉一故意挖苦他,屋里的干员都笑了起来。&&&&这时,男子拔腿就跑,却被韩剑堂一只大脚绊个正着,扑倒在地上。张清杉顺势俯身用手铐将男子和自己铐在一起。男子在延平南路的讯问室里,很快就承认自己是黄天。但他否认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不认识老邓(他故意把老郑讲成老邓)。」&&&&从他这句话里,我便认为他和蔡孝干关系深厚。而且,他不在家(根据他女儿的话)的这一段时间,一定跟蔡孝干在一起。可是,黄天的立场实在非常坚定,我在他身上试遇了各种侦讯的办法,就是无法让他吐实,这时,我可火了。&&&&「带进去打一打。」我下达刑求的命令。进入保密局工作,这还是我第一次决定使用暴力办案,我的组员听到这样的指令,一个个目瞪口呆。「动手吧!」我不耐烦地催促着。&&&&黄天被拖进组长办公室后面的空房间,霎时间,只听见拳脚声和惨叫声令人不忍卒闻。十五分钟之后,黄天被架回讯问室,奄奄一息地侧趴在桌子上,血水从发丛间、眼角、鼻孔和嘴角汨汨流出,身子抖得厉害。「老郑躲在嘉义粪箕湖林医生家里。」说完,他便昏厥过去。听到这几个字。最兴奋的,莫过于张清杉,他站在黄天身边抿着嘴笑。&&&&这是民国三十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的事,三月一日,全台湾公民必须换发新身分证。因此,如能赶在三月一日之前,抵达嘉义采取搜捕行动,成功的机会将比较大些。&&&&二十七日晚间十时,我们的行动兵分两组,一组由我亲自率领八名干员,搭乘铁路夜间末班快车;另一组则由两名干员驾驶吉普车取道公路南下。班车在清晨四点钟抵达嘉义市。我们在车站前方大约三百公尺的一家小旅馆,租了三个房间住下来。我嘱咐大家睡眠养神,然后才开始构思行动的方法。&&&&天色渐明,我还没想出一个具体而有把握的主意来,忽然,张清杉出现在我的眼前。张清杉表示,他打算天一亮,便单独前往粪箕湖探查环境。&&&&「好是好,可是老郑认得你,怕会打草惊蛇。」&&&&张清杉说,这点他也想过,不过,只要装扮成当地人的模样,就不会引起注意。这个年轻人,做事情到底很投入,我没有更具体的办法,于是拍拍他的肩膀,等待天亮。&&&&日光从旅馆东边木格玻璃窗照射进来,张清杉立即向旅馆老板借了一双木屐、一顶斗笠和一辆脚踏车。张清杉跨上脚踏车,朝旅馆老板指出的粪箕湖方向骑去,那一个头戴斗笠,脚着木屐的背影,可像极了乡下人。这是一个好天气,因此虽是初春微寒,可是张清杉却骑出满身汗。为了忘记疲劳,他一路哼着歌谣。&&&&张清杉说,那时他正好骑在一条没有石子路面的泥土路上,由于许久没有下雨,骑起来还算顺畅。正当他回头观望已经远远落在背后的嘉义市,盘算自己的里程时,忽然看到前方路上出现一个人影。这个人头上虽然戴着斗笠,身上的西装却表明了他不是一个乡下人。两人愈来愈接近,张清杉好奇地向着来人斗笠下半个脸孔看,对方也忍不住朝张清杉看了一眼。四目相交,两人都觉得十分面善。&&&&「真有这样巧的事?」张清杉心里想,车子已经和来人擦身而过了。他把速度放慢,回头望望那个人,刚好,那人也回过头来。&&&&「没错,真的是老郑。」张清杉调了头,那人不再走动了。他静静站立在路边,等到张清杉骑到自己跟前的时候,他苦笑着,勉强说出一句话:「怎么又是你?」然后,他自动把手伸出,让张清杉将自己铐锁起来。&&&&张清杉骑着脚踏车,颠颠簸簸地把蔡孝干载回旅馆。这时候,那些晚起的干员正围着一张桌子打扑克牌。当张清杉、蔡孝干两个人戴着斗笠,一前一后出现在旅馆门前时,大家不免吃了一惊。&&&&「谷组长,我把老郑带来了。」张清杉说着,然后很潇洒地登上楼去,在二楼楼梯前满足地说:「我想,我可以睡一个好觉了。」&&&&「给我一杯水吧,我很渴。」蔡孝干说话时,眼神已不复往昔一般机伶,三个月的逃亡生涯,似乎相当疲惫。我深信,蔡孝干这一次跑不掉了,因此,我并不急于问讯,我在旅馆设了一桌上好饭菜,众人不分敌我大快朵颐一顿。&&&&餐会将尽,蔡孝干突然感慨表示,政治局势,真的是变幻莫测,早三、五个月,他还满怀信心认为共产党必将挟席卷大陆的余威,迅速解放台湾,「怎么忽然间,我们的组织就整个崩溃了。」&&&&囚车到傍晚五点钟还没赶到,我决定不再等侯,于是责成牛树坤先行搭火车将蔡孝干押返台北。牛树坤接获这次任务,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能代表行动小组将蔡孝干送到毛人凤眼前,面子十足;忧的是,一个人押送,若叫犯人逃去,恐怕负不起责任。&&&&「这不是问题。」我一面说,一面将蔡孝干和牛树坤铐在一起,然后又说:&&&&「树坤兄,就算你在车上睡大觉,老郑也跑不了。」&&&&任务结束后,每个人获得两百元奖金,各自安排了一个难得有钱又有闲的嘉南假期。我透过保密局台南站黄姓站长的介绍,前往布袋一名廖姓地主家做客。&&&&第二天,毛人凤打电话到台南站,催促我火速北上。他说,老郑真正的名字叫做蔡孝干,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他除了详细供出如何参加长征,如何争取潜返台湾发展组织外,还供出了省工会宣传部长洪幼樵即将搭乘四川轮偷渡离台的秘密。「后天傍晚,洪幼樵将在基隆登船,你快回来抓人吧!」&&&&三月四日傍晚,基隆码头下着不大不小的雨,空气冰冷潮湿,和嘉义市的干爽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气候形态。或许是因为我出身黄土高原的缘故,我十分不喜欢基隆的雨水。我们把车停在码头左面一座仓库边,等候洪幼樵。&&&&八点三十五分,洪幼樵撑着伞出现在码头上,我突然灵机一动,改变了原来强力逮捕的计画,转而采取较具戏剧性的诱捕行动。我冒着雨,向洪幼樵急奔过去。&&&&「洪先生,多危险呀,你不知道国民党特务很快就要来了。动作快,我的车在那边等着。」我拍拍洪幼樵的肩膀,故意以相当急切的语调警告他,然后,未等他反应过来,便拉着他回到车内。雨水打着车窗,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我和洪幼樵都不讲话,车内的气氛,对洪幼樵而言,是诡异的、紧张的;对我而言,则是相当滑稽。静默中,我可以感觉出洪幼樵急促的呼吸;大约十分钟后,他终于按捺不住开口问我:「你不是说国民党特务就要来了吗?怎么过这么久还没动静?」&&&&「其实,他们已经来了。」&&&&「在哪里?」&&&&「在这里。」我指着自己说:「就在这里。」&&&&洪幼樵为客家人,为人好学深思,宁静诚实。被捕后自觉倒霉,遇上不良的上级领导;出狱后任情报局研究员,著作甚丰。他是老蔡等台共中,活得最久的一人,最后得癌症死于一九九○年,这其间我三度探望他,皆握手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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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共四大头目狱中互斗逼疯老大蔡孝干&&&&到了民国三十九年三月底,蔡孝干、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这四位台共组织的领导人物均已落网,如果把肃谍工作看成是一盘棋,胜负其实已见真章,至少我的看法是如此。在当时,不论是毛人凤也好、是彭孟缉也罢,甚至是我的同僚、部属等等,都在期待着这些台共干部遭枪决,然后扫荡棋盘上所有的棋子;只是我另有打算,所以我开始以这个下棋的比喻说服毛人凤。&&&&「这盘棋下到这里,输赢已成定局,剩下的棋子,既然成不了大事,又何必急着去清理它们。」说完之后,我向他表明,留着这些无害的棋子,等着它们慢慢发霉,再下手也不迟。&&&&毛人凤自然明白我的用意,说他也深知在这些小棋子发霉前、后逮捕它们的差异,无疑是后者较为人注目,当然功劳也就大多了。这个计画的成功与否,自然仍得建立在我必须掌握每一颗棋子状况的前提下,于是毛人凤同意给蔡孝干等四人一条活路。&&&&接着,蒋介石也对化敌为友、藉敌歼敌的做法表示同意。得到老先生的首肯之后,我着手策画四大头目自新。这一类工作,对我来讲并不陌生,不过,由于此次对象特殊,在执行上,我遇到了较多的困难,也费了较多的心思。在几经辩论之后,众人才接受我的做法,因此,蔡孝干、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在「南开大学」(保密局看守所位于延平南路,当时社会大众多以此名谵称。而位于延平北路的看守所则有一个「北洋大学」的浑名,北洋大学是由辜家的「高砂铁工厂」改建)进修的时间就要长得多了。&&&&南开大学在日据时代原是犯罪之日本军官接受悔过处分之用,建筑可说十分考究,寸余厚的桧木地板,配上工整的砖砌厚墙,除却隔间狭隘不说,与当时社会的居住环境相比,可谓水准之上,所以四大头目在居住环境上,大约没什么怨言;在生活方面,我也尽量给他们最大的优待,除了正常的伙食之外,每天另有五元的餐费。&&&&这是我一贯的作风,当然,我对他们四个人的态度各有差异也是我一贯的作风。这原因归结起来,又要落在他们本来就不一样的道理上。在我与这些人的交手经验里,蔡孝干的人品最令我不满;而张志忠后来虽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对他的评价却最高;至于洪幼樵则是一个温和的书生;而原籍厦门的陈泽民,则给我深刻的好印象。&&&&这四个台共灵魂人物,万万想不到,国民党特务会以共产党的斗争手法来让他们互相斗争。记得那是四月分的一个中午,我将他们四个人集合起来,叫了几道酒菜,说是请他们吃饭。&&&&「你们承不承认失败?」我在开场白就说,气氛顿时陷入了更深的胶着。在沉寂了许久之后,我已经不记得是谁先承认失败,不过,在当时我一见有人点头,便接着说:「我们胜利并不是因为人员比你们多、比你们强,但是,你们还是失败了,共产党不是最喜欢检讨吗?我们现在就来检讨检讨。」&&&&之后又是一阵死寂,不久,陈泽民首先发言:「我们的失败都是蔡孝干你一个人造成的!回台湾之前,你从未交代自己的老台共身分,但到处都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根本没有办法发展新关系。」&&&&「这不能怨我,是上级指派我。」蔡孝干急着辩解。&&&&「是上级指派你。但你也没交代!」张志忠指着蔡孝干拍桌大骂:「今天我们要是被枪毙了,全是你害的。」当然,张志忠还一一数落了蔡孝干如何诱奸十四岁的小姨子,如何侵吞一万美金的经费,如何四处炫耀其共党负责人的身分,以及生活是如何地糜烂,天天在波丽露西餐厅(位于民生东路,是当时最有名、最时髦的西餐厅)吃早点,在山水亭(位于延平北路,为著名餐馆)吃饭、在永乐町看戏。&&&&其实今天的「公开」斗争,早在民国三十六年间,香港举行的台湾工作检讨会便已揭开了序幕,不过今天这整个内容仍是大谈自己多卖力工作,而老蔡是如何在享受「衣锦还乡」的快乐。说着说着,甚至有人当场哭了起来。&&&&一餐饭吃下来已过了下午五点,却没有人动过筷子,当晚我就带着他们四人到西门町逛了一下,洪幼樵的妻子许小姐甚至带了小孩同行。回到看守所时,便有好些个好事者跑来问我,今天下午到底怎么回事,这一问把我的脾气又给惹上来了,我怒着答道:「去告诉大家,我还有很多动作,叫他们等着看戏!」&&&&之后,我又带他们出去了几次,每次总能拉近我与四大头目的距离,他们也大多能承认错误,唯独张志忠至终不肯接受,甚至在枪决前,仍向我表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往后蔡孝干在看守所的日子大抵如此。不过,随着他所供线索的涉案人一一落网后,他所面临的责难就越来越多了。囚室内只要听见老蔡的声音,就会被大吼着:「你不要再害人了,你一吃好的,就又要死人 &&&&渐渐地,老蔡变得沉默了,每天只拼命照我拿给他的自白书大纲写着,一直到我觉得他精神恍惚时,这些手稿竟堆了有半人高。他还是不爱说话,其它的干部也发现老蔡有问题,我只得把狗头医官王勉找来同老蔡谈一谈,结果证实他的精神状况确实有问题。「老蔡是精神病!」王勉说。&&&&我连忙与台大医院连络,把老蔡送去检查,两天后,医生告诉我病人得了「幻想症」。这病的症状是如何我不清楚,倒是既然有病,也只得让他住院。当时台大只有一间精神病房,老蔡便在那儿住了下来。这一住又是七个月,一直住得我耐不住性子,跑到医院去找老蔡。&&&&「你这病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那就回去吧;如果是真的,那也得有些事做啊!总不能老闲着。」&&&&「我还能做什么呀!你叫我做的我都做了,我现在就跟牙膏一样,已经给你挤完了啊!住在看守所,天天挨骂。」墙角果然又是一大堆自白书。&&&&「好吧!那还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你的?病总得赶快好起来。」&&&&「我吃、穿、住、用都没问题,不过我希望能把我小姨子接来一起住!」&&&&我一听不禁笑了起来,反问他:「那为什么不早讲?」他则答说他不敢,我再度大笑道:「早说嘛,人有『各取所需』的权利!」&&&&三天之后,我从外岛管训队把蔡孝干的小姨子巧巧找回台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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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如此。邓公也明白,但是没有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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