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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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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6:00 发布在
被抗战改变的中国&&
选自凤凰周刊&&&&文/特约撰稿员 秦晖共赴国难：国共两党各写春秋抗战是一场民族御侮之战，一场卫国战争。日本侵略的受害者不分左右，抗击侵略的先烈来自各党，而最后的胜利则属于全体中国人。但无庸讳言，过去的党派斗争和意识形态至上，使得各方在评论功过时难以持平。国民党说共产党“游而不击”，甚至“破坏抗战，危害团结”，而共产党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甚至“日蒋汪暗勾结早有来往”。近年来，不实之词逐渐淡出，共赴国难的说法渐成主流。这次纪念中，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都功不可没。这无疑是一大进步。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抗日，这个说法应当说是大体成立，但不够准确。“正面”与“敌后”以什么来划分呢？根据一般的认识和抗战时这两个概念的用法，所谓“正面”是指中国人控制的连片国土与日本控制区对峙而形成的战线。而所谓“敌后”，则指这条战线日方一侧后面的广大地区，这里的中国武装力量或者没有巩固的控制区而处于游击状态，或者有相对稳定的根据地，但与中国“大后方”的连片国土相隔绝。按照这一标准，应当说共产党军队不仅活跃于敌后，也曾出现在“正面”；而国民党军队不仅奋战于正面，在“敌后”也有大量活动。抗战中中共中央所驻的陕甘宁边区并非“敌后根据地”。它三面接壤于大后方国统区，东面则隔黄河与日本人对峙。河东山西境内许多乡村地带虽属于八路军控制的晋绥、吕梁等根据地，但城镇与交通线、包括通向陕北的沿黄主要渡口都是日军占领。毛泽东曾指出，那里的日军炮击对岸的八路军河防阵地“没有一天停止过”。虽然整个抗战期间这里并未发生大规模战事，但这里的任何军事行动仍然应属于“正面战场”的一部分。而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更是不能忽视。应当说，抗战前期国民党在敌后的力量还强于共产党。那时八路军实力尚弱，新四军在1940年挺进江北前更是局促一隅，而由于抗战状态下中国原有政权合法性的延续，城市及交通干线之外日军鞭长莫及的敌后地区仍然多由国民党军政势力控制。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山东省主席沈鸿烈、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山西的阎系势力都拥有不小的地盘与军事力量。而当时的日军除了冀望正面战场取胜外，在敌后也并未把共产党当成主要威胁。直到1940年后，由于在敌后的国共斗争中中共逐渐取得胜利，上述国民党的地盘明显缩小，而共产党的根据地不断扩展。尤其在当年夏季新四军击败韩德勤并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标志敌后国共力量的对比完全扭转。而在“百团大战”之后，日军也认定中共是其在敌后的主要对手，向中共根据地大举进攻，同时也加强了对敌后国民党势力的军事压力。此时中共虽然遭遇严重困难，根据地与军队都明显缩小，但仍然坚持了下来。而敌后的国民党力量却先在与共产党的斗争中失败，后在日军攻击下或溃或降，基本上是一蹶不振。因此可以说，1940年以后敌后战场虽然仍有国民党的活动，但抗敌的主力的确是共产党了。当然，不管是国民党占优势的前期还是共产党占优势的后期，也无论国共摩擦如何激烈，他们各自都没有放弃抗日，而且都在正面与敌后做出了牺牲。在当时对日战争的总体形势主要取决于正规战（不仅是中国战场的正规战）的情况下，敌后游击战的歼敌数量多一点少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一战场的使命是使日军无法有一个稳定的后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共双方在敌后控制的地盘就是对抗战的贡献―直接取之于沦陷区的地盘自不待言，就是在国共摩擦中取之于对手的，只要他比对手更善于保持这些地盘而不被敌人夺去，也可以算是对抗战的贡献吧。但是，要真正摧毁日本仅靠敌后战场乃至中国所有的正面战场也还不够。“全球化”在今天是个时髦词汇，但全球化现象并非始于今日。事实上，包括抗日战争在内的反法西斯战争正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场正义对邪恶之战。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国军民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相对而言，国民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军队的实力强，对日作战规模大，歼敌多，牺牲的官兵包括高级将领也多得惊人，但是另一方面，“国军”降敌成为伪军的也不少。而共产党作为当时的在野党，武装实力弱，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因此，两党在抗战中各有长短。计较两党中谁的贡献更大，远不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走出“半殖民”：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十四年抗战，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近代中国无与伦比的事件。其对此后中国的长远影响日久弥深，人们对此也是逐渐认识的。过去有个说法，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话反过来讲，也可以说是“半独立半资本主义”。而这种状态之改变，抗战可以说是根本肇因。先说“半殖民地半独立”。从鸦片战争到民国初年，中国一直处在国家权益不断丧失的过程中：割地赔款、藩属脱离、租界、治外法权、关税不自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没能收回什么权益。从1928年起，中国在北伐统一后开始了“改订新约，收回权益”的努力，首先与美国、接着与绝大多数列强改订了条约，实现了关税自主，基本废除了治外法权。但真正的转折是在抗战时期。正是在抗战中，中国军民以重大牺牲换来了国际尊重，美英以及战后复国的法国先后放弃了租界和其它在华特权，连同效仿国和特权被废除的敌国，中国基本取得了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地位，终止了晚清以来的屈辱状况。更重要的是，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的影响也因抗战大为增长。中国第一次俨然以“列强”身份列席反法西斯阵营几十个国家前列，并作为领导国之一参加了开罗三方会议、敦巴顿橡树园双三方会议，联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国宣言》与三国《波茨坦公告》。并因上述资历而理所当然地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抗战后期，中国军队不仅远征缅甸，而且入越受降，为近代以来空前绝后之举。在领土方面，通过抗战中国不仅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日据已半个世纪的台湾和澎湖，而且在许多未定边界地区大大改善了态势，取得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主动。例如通过抗战期间中国军队的远征和当地土司的归附，中国一度控制了中缅边界的果敢等地与“1941年线”、麦克马洪线中缅段外的大片地区，并据此提出了更为进取的边界立场。当然，抗战后中国未能收回港澳，而且苏联以出兵攻日为筹码恢复其日俄战争前的在华权益，逼取旅顺、大连与中东路，成为此期间惟一新国耻。但我们仍然可以说，中国通过抗战收回的权益、扩大的国际影响，不仅为近代以来前所未有，而且此后，至少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归还东北权益之前的10年内，中国再没有取得过哪怕一次类似进展。显然，说抗战―而不是其它任何事件―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走出“半封建”：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宪政之路再就“半封建半资本主义”而言，抗战使中国内部的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时常有人以对抗外部威胁为理由论证民主不可行。抗战的历史对此是很好的反驳。抗战前的中国是国民党专政，抗战开始后虽然没有根本变化，但民主自由的成分明显增加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其它进步力量推动政治民主、宪政改革与联合政府，而且得到以史迪威将军为代表的美国方面的同情。当时中共也鼓励美国向国民党施加影响，乃至主张“每个在华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成为民主的宣传员”。这一切对蒋介石“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专制统治形成了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国共双方在其控制区都有些“政治体制改革”：总体上讲，中共控制区实行“三三制”，允许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热心发展乡村民主，但是缺少政治自由，更不允许存在反对派。而国统区则相反，那里民主较少而自由较多。国统区政权仍是“党国”体制，仍有特务政治和对异己的迫害，但民间舆论之发达，非官方报纸、刊物、通讯社、出版社之活跃，超过抗战前。左派和共产党在重庆办《新华日报》、开书店，虽屡遇麻烦而从未被禁，比起延安的舆论管制无疑宽松得多。那时的中国，“抗战救国”与“民主建国”可以说是主流舆论。蒋介石在抗战后期发表《中国之命运》，企图阻止这种态势，打出传统文化的旗号抵制所谓“西化”，消除“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但不仅遭到中共批驳，国统区的主流知识界也对此“义和团式的”（闻一多语）言论表示反感，以至于“领袖”的号召遭到落落寡和的尴尬。当时一般人都希望共产党的“民主”与国统区的“自由”能发展并结合起来，为战后的中国开辟一个宪政的新时代。尽管由于种种原因，使中国失去了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机会而重陷内战，但那“历史的先声”已永垂青史，而且至今启迪着后人。战时体制：中国的“计划经济”阶段同时，抗战也使中国经济大为改观。一方面，抗战中尽管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土地革命政策，但其减租减息等阶级性主张仍然促使其控制区内的地主制大大萎缩。即使是国统区与沦陷区，由于主要通过地亩承担的战争负担和兵荒马乱的不良预期等因素，尽管权势者可借腐败规避负担，但更多的平民地主经济之萎缩也使地权在抗战期间趋于分散。例如以基尼系数计，无锡县的土地分配不均度从1932年的0.544降至1941年的0.329，常熟县从1934年的0.423降至1941年的0.400，都已低于后来台湾完成土改、号称实现了自耕农化的1960年代的水平。另一方面，在抗战前的中国，工业资本中非国有成分占有绝对优势。1936年时全国工业资本中外资及与外资在华雇员有关的所谓“买办”资本共占有61.4%之多，中国自己的民间私人资本则占三分之一，余下的国有资本份额很小。抗日战争爆发后，原有工业资本损失巨大，国民党政府通过资源委员会等方式实行战时经济垄断，发展国有工业。战后除没收日资外，又借民族主义旗号把大量沦陷区民间资本当作“敌产”、“逆产”而予以没收，从而大大强化了中国工业的国有化水平。到1946年“接收”完成时，中国工业资本中的国有成分从战前只有区区不足道的5.79%猛升到高达将近一半，既超过了外资（32.8%），也超过了本国民间资本（21.97%），成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主导力量。可以说，中国的“计划经济改造”那时就已经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无论以地主经济为代表的“半封建”还是以中外私人资本为代表的“半资本主义”经过抗战的洗礼都已式微。而从本国的民营、国有资本总计已经占到资本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也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中国的经济独立进程或曰摆脱“半殖民地”状态的进程也取得了关键的进展。今天我们都知道“计划经济”有诸多弊病。但应该说，对于应付战争危机、乃至对加快工业化原始积累而言，计划体制还是相当有效的―前提是这种计划确实以理性为基础，而不是头脑发热的瞎指挥。1949年后，我国在苏援156项目的同时也引进了苏式理性计划体制，即以一长制、计划均衡、经济核算、科学管理、专家治厂为核心的所谓“马钢宪法”。而抗战时的资源委员会专家虽然意识形态、党派背景与学术谱系都与苏联专家不同，但在理性计划、“科学管理”这一基点上是一致的。因此从“资源委员会模式”到“马钢宪法模式”的过渡也十分平顺。在此基础上出现了改革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但1956年后，我国从批判一长制、马钢宪法开始，全面推翻了理性计划模式并代之以政工治厂、大轰大嗡、“运动经济”的一套，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无计划的命令经济”既劣于计划经济也劣于市场经济，我国在改革中从这种模式走出来就相对顺利，不像东欧国家那样要为放弃“科学计划”付出代价。因此，今天我们如果要客观评价“计划经济”，无论其利其弊，都应该把从抗战到1956年“八大”作为一个阶段，以“资源委员会－马钢宪法”模式为对象。此后的“运动经济”是不能作为计划经济之代表的。总之，抗战的遗产在各方面都给此后的中国以长远的影响。抗战的壮烈足以铸我国魂，抗战的果实成就我今日的国威，而抗战留下的教训，同样是值得认真总结的遗产之一。无端“弃权”当反思：为什么中国对日关系会落得“以德招怨”？今天抗战胜利已经60年，但我们的胜利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侵略者不认罪或认得不痛快、不服气，更使往日的创伤不时被重新揭开。日本为什么不服气？战后中国对日的“以德报怨”为什么往往落得个“以德招怨”的结果？抨击日本右翼势力的妄言固然重要，但是我们还应该有更深刻的认识。一个对华十分友好的法国朋友曾对我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中国一再要求日本认罪，同时却向人民“隐瞒”当代日本给予中国大量援助的事。我回答说：至少就我本人而言，对日本政府自建交以来给中国不少援助、据说其数额为日本对外援助之首一事知道得很清楚。但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即使知道这些，也不会因此感谢日本人。因为日本当年对中国造成的灾难要大得多，而我们却没有要日本赔偿。所以应该是日本人感谢我们才对。这位法国人听了，惊奇地问：那么你们为什么不要赔偿？该罚就得罚，该谢还得谢，这是两回事嘛！当年美国对德国可是要了大量赔款的。但是美国后来又通过马歇尔计划大力援助德国重建。德国人赔得心服口服，并且感谢美国的援助，认为美国这才是以德报怨呢！我无言以对。的确，要是中国当年向日本据理索赔，然后以这赔款反过来援助日本，这不也是以德报怨吗？但这两种“以德报怨”的结果会有怎样的差别，应当不难想见。该罚不罚，强盗怎能知罪？而如果是我们拿了赔款再反过来援助他们，就算他们不感恩，也轮不到我们“当谢不谢”而招怨吧！而我们如今落得个：强盗既不知罪，苦主反欠人情，这都干的什么窝囊事？！要知道，受害者要求强盗赔偿，本是天经地义的权利。而所谓“权利(right)”者，西语的意思就是“正当性”，就是说这事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怎么着都是“正当（right）”的。我们如果要以德报怨，完全可以宣布“不行使”这一权利，但是却不应轻言“放弃”这一“权利”―因为这实际上就是放弃向日本索赔的“正当性”。“不行使权利”意味着我要你赔偿是正当的，但我宽宏大量不这样做。而“放弃权利”意味着我放弃要你赔偿的“正当性”，此后我再提赔偿的事就成为不正当的了。你要他赔偿既然是“不正当”的，他抢了你还算是抢吗？强盗得了这“话把儿”，你能指望他认罪感恩吗？当然，要不要赔偿是一回事，能不能得到赔偿是另一回事，但这两者都不能等同于“放弃权利”。韩国战后对日索赔在法理上比中国困难得多，因为韩国作为被解放的前日本殖民地不具有战胜国地位及相应的索赔资格，现行国际规则中只有战胜国向战败国索赔，没有前殖民地向宗主国索赔的。同时在很长时期内作为冷战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阵营成员，韩日需要维持比中日更密切的关系，因此也更有妥协的必要。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韩国也没有放弃属于自己的“正当性”或“权利”。尽管由于上述原因实际上韩国并没有得到很多赔偿，最后也是以日本提供无偿援助和低息贷款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把“索赔权”改为“请求权”（在韩日语义中相当于要求权）的韩国，并不“放弃”这一“权利”。最后达成的1965年韩日《请求权及经济合作协定》仍然把日方给予的产品、劳务与贷款定位为韩国有“权”索取的东西，而非日本的人情。以致如今，尽管韩国对日比中国更强硬，但并没有发生什么日本人抱怨韩国接受了“援助”却不感谢的事。其实两种“以德报怨”在道德上并无高下。美国人要了赔偿又援助，理也占了，利也有了，好人也做了。他其实自有精明的考虑。和抗战中美国援助中国一样，美国人除了有他们的正义理念外，也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对于民主国家来说，也就是为了他们国民的利益―既不是为了别国、也不是为了一小撮本国统治者。而战后中国的统治者，从初倡“放弃权利”的蒋介石先生到新中国的领导人，采取那种独特的“以德报怨”应当也是有其考虑的。但这样的考虑是不是最有利于国民的利益呢？这可能是60年后我们最需要反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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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家王朝的残渣余孽又在欺骗中国小青年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明白外国强权是可以战胜的。但是只是一个次等的不是一流的。真正使中国人民站起来是一九五○年－一九五三年的抗美援朝，“超一流”的美军被从鸭绿江o打回三八线！当然香蕉们是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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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0:00 &&
抗美援朝是一场胜利吗？在苏联的威逼下参加的意场没有胜负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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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8: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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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00 &&
是啊，抗日站起来了，解放却趴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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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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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8:00 &&
强盗既不知罪，苦主反欠人情，这都干的什么窝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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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00 &&
国共内战使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果实化为乌有！历史机遇就这样察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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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7:00 &&
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四年之后再次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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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00 &&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一直都没站起来。尤其是对自己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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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00 &&
我们真的是国家主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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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修订）　第5页.歼灭日军人数问题　　关于平型关战斗的歼敌人数，目前一般大陆学者都已接受了1000余人的说法。但通过我们上面的考证，可以看出，这个说法因不能确切指出被歼之敌的部队番号和建制情况，因而也存在颇多问题。了解了平型关战斗被歼日军的隶属情况，关于平型关战斗歼敌人数自然也就容易弄清楚了。　　八路军平型关战斗歼敌1000余人的说法，并非后人的杜撰，既可见之于当年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的杨得志等人的回忆，也可见之于当时前线部队的战报。关于平型关战斗歼敌数字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依据，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于战斗第二天，即日率部队撤出战斗之后，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战报。该电说：“昨日与敌第二十一连（联）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63]　　有当事人的回忆，又有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指挥员于战斗刚刚结束后报告的歼敌人数，一般讲应当是可信的。而且，以将近4000主力在伏击战中歼灭日军1000余人的非战斗部队，也并非没有可能。但问题是，除去难以作战场统计的对日军第三大队的阻击作战以外，日军此次战斗中被伏的主要还是两个汽车中队连同行李大队等辎重部队，首先必须要弄清楚他们究竟有多少人。据前引台湾学者的说法，两部分日军其实只有“二百八十三人”，即辎重队“共八十六人”和汽车队“兵要员六人、士兵十五人”再加上矢岛中队“一百七十六人”。[64]这也是为什么台湾学者坚持此次战斗中八路军并没有取得重要战果的一个基本原因所在。　　那么，究竟是1000余人的说法可信呢，还是二三百人的说法可信呢？对此，我们还是应当从史料出发。据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的战斗详报，可知被伏日军汽车队包括“兵站汽车队本部７人，陆上运输兵15人，矢岛中队176人，合计198人。此外并有后续的中西中队，增援步兵１个小队”。不难看出台湾学者的计算已经忽略了后续的中西中队与增援步兵一个小队和运回的伤兵数量。上述资料虽然对中西中队没有说明具体人数，但其编制情况相信与矢岛中队大致相当。已知矢岛中队又分为３个汽车小队，１个修理班和１个行李班和１个自卫队，共176人，50辆汽车。平均算下来，有30辆汽车的中西中队人数上至少也应有110人左右。再加增援的步兵１个小队大约50人，已知仅此汽车队一行的总人数即在360人以上，并非台湾学者所说的不足200人。而第二十一联队的行李大队及两个大队的大小行李队，“约有70辆辎重车辆、15名辎重兵、70名特务兵的车队”，另有“神代中队的高桥小队和病愈后的四五名士兵担当护卫小队”[65]，合计人数估计也应在150人左右。[66]综上两部将近五六百人，若能大部歼灭，再加上阻击西来增援解围之敌，说歼灭日军千人，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从日方战斗详报看，当天这两部分日军一先一后一东一西相对而来，汽车队东去灵丘之汽车队似乎未遭到全歼。考虑到被袭日军第六兵站汽车联队矢岛及中西两个中队长均得逃脱，并有十分详尽的报告讲述了被伏及突围经过，可以相信，日军汽车队人员确有一部从包围圈中冲了出来。只是，关于汽车队损失情况，该报告与日方另外两份战史资料所说不完全一致。第六兵站汽车队自己报告称：“本次战斗中，我方损失如下：新庄队长以下41人战死，约50人负伤或生死不明。”但对照日军第二十一旅第三大队的报告和详细利用过日军战史资料的儿岛襄的著作，上述说法似不全面。因为据第三大队的报告，日军联队长当日上午11点左右得到车队被袭的消息后，即调集４个中队（内缺４个小队）前往解围。救援的部队乘车刚过关沟村即遭到枪击，被迫下车向前推进。显然，由于担任阻击的八路军兵力强大，增援日军推进困难，甚至受到严重挤压，故完全不可能完成营救任务。其报告即提到：“与敌人一直对峙到夜晚，还不知遭袭击的兵站汽车队情况如何。”直到28日才得以到达现场，发现“行进中的汽车联队似遭突袭全被歼灭，100余辆汽车惨遭烧毁，每隔20米，倒着1辆汽车残骸。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一片惨状，目不忍睹。”[67]而儿岛襄详细说明平型关战役的著作也明确讲，当时被袭车辆总共81辆，逃出来的只有５辆。这意味着，紧跟在矢岛中队之后进入伏击圈的中西中队也受到重大损失。[68]依照后两种说法判断，两个汽车中队被歼人员应当远不止汽车队自己报告的数十人之数。当然，由于两个中队的军官基本上都存活下来，两个中队的士兵相当部分跑了出来也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按照当时日本军队的规则，军官是不可以在战场上不顾部队而擅自后撤的。但是，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当天乘车返回灵邱的，还有23－24日在平型关前作战中受伤的部分伤兵和战死者。已知第三大队即伤80人，亡22人，虽然轻伤者仍留置卫生队现场救治，但伤较重者及战死者均用车送回。[69] 再加上汽车队的伤亡失踪数字中没有计算增援来的一个小队损失情况，简单按照汽车队的报告计算伤亡数字，自然不完整。 除汽车队损失情况尚有些疑问外，这一天由东向西而来，在蔡家峪附近被袭的日军辎重队遭到全歼应该没有疑问。除了第三大队第二天在半山腰发现的３名半死不活的伤员对被袭情况有些口头说明以外，日军再也找不出这支辎重部队的军官来报告被袭时的情况了。因此，第三大队关于辎重队被袭情况的报告无疑是可信的，即行李大队“全部覆灭”，以致公路竟“被辎重车辆、层层叠叠的人马的尸体堵塞着了”。在这里，我们还应该对25日当天第三大队增援部队的死伤情况试作分析和统计。根据日军第二十一联队战史的记述，当日进行增援作战的日军即为第三大队的第九（欠一个小队）、第十（欠一个小队）、第十一（欠两个小队）和第十二中队。而这一天第三大队除在凌晨向平型关方向进行了一次偷袭作战，略有伤亡外，与正面国民政府守军基本上没有再发生激烈战斗。当天根据第二十一旅旅长三浦敏事关于第三大队应加“整备”的命令，汽车队被派返回灵丘接运增援部队，于是已激战两天的平型关战场意外地“平静下来”。[70]关于此点，在国民政府守军的战报当中也可以得到证实。1994年台北据当年战报编写的《国民革命军战役史》就此所做的说明是：“浑源方面日军第五师团之第二十一旅团……自二十四日拂晓起，复向国军平型关、团城口及讲堂村一带阵地攻击，并以战车部队向东跑池以南冲击，激战至晚均未得逞。”[71]至25日，除团城口附近凌晨时分有过短暂的战斗，略有伤亡外，双方未再发生激烈战斗。台湾学者的文章据此更明确讲：日军自22日黄昏时分虽对平型关开始了进攻，但真正的进攻还是发生于八路军平型关战斗之后。“当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日军第五师团辎重队、汽车队先后于平型关前遭袭后，平型关战役才正式进入最激烈时期。二十五日当天，日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得悉三浦旅团在平型关失利，即由蔚县、浑源分调第二十一、第四十二两联队南下增援。而关东军司令植田谦吉知道第五师团欲越平型关向滹沱河方面进犯，威胁雁门关时，亦派十川支队（十川次郎）由浑源出发，攻击平型关北约九公里的内长城要隘，直接协助第五师团。因此，自二十六日起，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于获得增援后，即与我守军第七十一师、第七十二师（陈长捷）、新编第二师、独立第八旅等，在平型关一线展开激战，双方并出动空军助战。”[72]由上可知，25日当天日军第三大队与国民党军之间并无激战的情况，当天该大队的伤亡人员，相信主要应当是增援平型关被伏日军时被八路军打死打伤的。而根据日军第三大队的战报，当天第九中队6死21伤，第十中队4死5伤，第十一中队3死31伤，第十二中队25死3伤。合计已知第三大队当天的死伤人数约为98人。[73]这其中大部分人理当是在与八路军阻击部队的作战中伤亡的。　　综合以上日方战报，可以看出，在此次伏击战中，日军最主要的被歼对象是由灵丘开来平型关的辎重部队，连同１个小队多的护卫部队，全数至少应在120－150人左右。另一部被歼之日军汽车队具体人数不详，较保守的估计亦应在半数左右，即应在200人上下。再加上阻击战中日军第三大队的伤亡和运送回去的伤兵在内，整个战斗过程中被歼日军恐怕应在500人左右。　　分析当时一一五师的战报，也可看出大概。　　当天上午一一五师首先袭击的是东去的日军汽车队，时间据中日双方记载应在９点前后这段时间。林彪报告所说“十二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人兵站守备队，（即）步兵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八十余辆”，和事后国民政府军令部战报称“小寨村有敌兵站守护队约步兵一营被我林师完全歼灭”，都是指此。[74]但是，这里虽说“全部歼灭”日军约步兵一营，事实上战斗并未完全结束。从当晚９点林彪发给军委的电报里可知，小寨村仍有小部敌人继续顽抗，战斗仍在进行中。电报说：“敌原分布于东西跑池、关沟、辛庄一带，小部在小寨村”，“我自晨至夕激战终日，关沟、辛庄一带阵地完全夺取，并将东跑池以北之一八八四高地占领，东跑池以南阵地亦夺取，敌陷于我包围中，目前正夺取小寨”。[75]从这一电报看，当日围歼东来之敌的作战已经大体上结束，照朱德、彭德怀次日给南京蒋介石的电报，就是：“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均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枪，故全部打死”。[76]但对于西来之敌的作战，即对小寨村以西之敌的作战，却成胶着状态。次日凌晨，得知灵丘日军大举援军出动的消息，林彪迅速指挥部队撤出了战斗。结果，一一五师虽然已成功地将小寨村以西至平型关外东跑池以东之敌分割成数块，除了对蔡家峪和小寨村的部分残敌有可能迅速消灭外，与敌西来之主力因形成对峙，无法取得更大的战果。　　可是，为什么第二天，林彪的战报却又宣称：“昨日与敌廿一连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呢？[77]这里的原因也许不难了解。毕竟一一五师不仅歼灭了由灵丘而来的日军辎重部队，而且对准备返回灵丘接运部队之小寨村一带的日军汽车队的伏击也基本上取得成功，按照当时下面部队的报告，一部“约步兵一营”，另一部也为“四五百人”，合计已近千人之数。再加上无法确知被阻击之日方援军死伤数字，相信激战一天也已给予较大的杀伤，估计“将敌歼灭一千余人”当不足怪。但可以肯定，由于小寨村以西战场始终处于战斗中，无法打扫清点，包括对汽车队的歼敌数字多半也只是估计得来的，未必十分准确。关于这种情况，林彪及中共中央事后其实也未必完全不了解。　　还在这次战斗之后不久，朱德就公开肯定了此次战斗只歼敌四五百人的说法。他在1937年年底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曾明确讲：此次战斗“他们（指日军）死了五百人”[78]。朱德之所以这样讲，当然不是笔误或有其他什么原因。联系到彭德怀后来在内部讲话中也坦率地承认，这次战斗“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的步枪”，可以想象朱德当年这种说法应当是进行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之后得出的。而且，比较一下此次作战中双方死伤人数，也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更合理一些。　　根据战斗后一一五师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有关电报，可知此次战斗中八路军死伤在400人左右。[79]以当时八路军武器装备之落后和日军的顽强程度，在如此大规模的作战中，敌我双方死伤比例接近甚至略微超过１：１，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了。事实上，在此之后，在八路军与日军之间历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中，八路军的伤亡比例都远高于此。　　依据上述，或者可以肯定，那种说八路军平型关一战歼敌1000余人，或说八路军只歼灭了不足200人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关于这一数字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但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应当是，此次战斗歼敌数百人，既不是1000余人，也不是约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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