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苗青菜花黄2
　　麦苗青菜花黄：川西大饥荒纪实东& 夫?曾经引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参观都江堰水利工程模型，张建中介绍飞沙堰的作用是溢洪排沙，毛泽东指着内外江分流处的鱼嘴说，“修个闸门不更好吗？”众人一齐叫好，后来果然修了闸门。张介绍内江年年要岁修，挖泥淘沙。毛泽东说：“那1百万年以后，成都平原的泥沙没处堆了。”人人张口结舌，实在难以理解。张后来回忆说，“后来看到毛主席先笑起来，大家才一起跟着笑起来。”?中午，毛泽东在县城一家餐厅吃饭，点了豆花和回锅肉。饭没吃完，整条街道已被闻讯而来的人们挤得水泄不通，陪同人员提心吊胆，毛泽东则频频走到窗前挥手致意。群众情绪如火上浇油，人人引颈拈脚，前拥后挤，热泪盈盈，万岁之声盖过咆哮的江流。?毛泽东的随心所欲，往往使一心想展示先进的地方官员陷于尴尬境地。从灌县返回金牛坝时，刚出县城，毛泽东见路边的田里有几个社员在干活，叫车停下，跨过路边的小石桥朝田里走去，他见到的第一个人叫冉贵全，人民日报说，此公“以懒散著名，天天赶场吃茶，很少做活路”（见人民日报日2版：《八大决议鼓起我们的新干劲》）。?正是毛泽东看不惯的角色。懒王做梦都没想到会在家乡的田坎上见到毛主席，目瞪口呆一句话说不出。毛泽东跨进麦田，见有杂草，说：“要把草除干净”，冉只知点头，毛泽东又问：“每亩收多少斤?”冉张口结舌，毛泽东伸出四个指头：“4百斤？”。冉终于开口：“差不多，每亩4百二三。”?那年月，粮食产量是极为敏感的话题，它直接涉及到农民向国家交多少，自己能吃多少。上面竭力抬高产量，以增加征购，认为农民总是竭力压低产量不愿向国家多交售，毛泽东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他问冉：“粮食多了怎么办？”冉答：“卖给国家”。毛泽东问：“卖给国家，你们赞不赞成？”，冉答：“当然赞成”。毛笑着说：“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周围的人都笑起来，冉没敢笑，这可是罪过不小的事啊。?毛泽东又跨进一块苕菜田，和几个妇女一起摘苕菜，记者的镁光灯在昏暗的田野里闪个不停，没见过世面的农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弄得紧张万分，连“毛主席”三个字都没叫出口，直到毛泽东的车队消失在暮色中，有人才如梦初醒地叫起来：“毛主席来了！”。第二天，莲花一社召开社员大会，一致通过更名为“幸福社”。社里的干部硬是想不通，懒王冉贵全为何有这份福气!?毛泽东在金牛坝招待所住了23天，当年专职为毛泽东服务的服务员蒋富全回忆，毛泽东生活俭朴。他象行军打仗一样随身带一个旧马搭子，里面装着毛巾被、棉毯、枕头、衬衫、布鞋，都是旧的。一住进招待所，警卫员就把它们在房间里摆开。他的拖鞋严重磨损，梳子断齿、睡衣肘上补着两个大疤，不睡为他准备的软床要睡硬板床，而且只垫一层垫子。他对服务员十分和气，服务员掺茶他有时会站起来接。吃饭很简单，每餐只要两菜一汤。在招待所吃第一顿饭就说：“四川是天府之国，吃这么好的大米啊！下次在饭里掺些杂粮。”?毛泽东几乎总是下午出行，这和他与众不同的生活习惯有关。蒋全富说，毛主席总是晚上办公和读书，凌晨睡觉，下午一点左右起床，参加会议或听汇报，六点钟左右吃饭，饭后散散步，然后参加晚会——跳舞或听川剧，当时的川剧名角陈书舫、杨淑英、周企和、小艇、小舫都曾登台献艺。晚会后游泳，他喜欢仰泳，长时间一动不动仰漂在水面上，游完泳躺在池边的躺椅上让英文秘书林克教英语。?尽管毛泽东是会议主持人，与会者也都住同一个招待所，但他到会的时间并不多，和其它中央领导保持着一种有形或无形的距离。由于作息时间的与众不同，上午他一般不到会，下午也不一定到会，会议一般由刘少奇主持。晚上则多半在看书。一到成都，他就叫秘书田家英到省、市图书馆借了一大堆有关四川的志书、人物传记和诗词等。如《华阳国志》、《四川省志》、《蜀中名胜记》、《战国策》以及《薛涛集》、《宋诗选》、《老残游记》、《西厢记》等。他提出要读金圣叹批本的《西厢记》，由于此书稀缺，省委办公厅主任黄流和几个人八方搜寻，终于在四川大学图书馆找到。他不仅自己读，还要到会的人读，先是选了李清照的诗《声声慢》、枚乘的《七发》、邹容的《革命军》、《苏报案实录》、苏联的《威廉氏的土壤学及其发展近况》等几十篇文章印发到会者阅读。他还选了几十首古人吟颂四川的诗词，指示印发到会者，田家英半夜三更找到黄流让四川日报印刷厂加班加点印刷成册。离开成都时，他退还的书装了一吉普车。?招待所的两大套平房，毛泽东住一套，他的随行人员李树怀、李银桥、医生李志绥等住一套。刘少奇住2号小楼，周恩来住3号小楼，陈云、邓小平及其余人住大楼（西楼）。有两位特级厨师专门给毛泽东做饭，他或者在办公桌上吃饭，或者在平房的小会议室吃饭，从未到餐厅和其他人共同进餐。游泳池里，有一男一女两位服务员专门为他服务。他抽听装的英国三五牌香烟，出门时就叫服务员把烟装到大前门烟盒里带上。?毛泽东在成都期间生过一场病，大概是对学西医的医生李志绥的药方不太信任，特意请来著名中医、成都中医学院院长李斯炽。李赶到金牛坝，见毛泽东懒散地躺在床上昏睡，发着高烧。李开了普通的中药退热药方，毛泽东服后第二天就好了。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关心和尊敬给服务员留下深刻印象，他见到毛泽东的专职服务员蒋富全和杜永昭(女)，第一句话总是问主席休息得好不好，吃饭好不好，并要服务员每天向他汇报。有事要见毛泽东，总是先向服务员打听主席有没有空，待服务员进去报告后再进屋。平房的会议室放着舒适的沙发，周向毛汇报工作从不坐沙发，要服务员搬一张靠背椅正襟危坐，那只伤残的手臂悬在空中，服务员于心不忍，就用靠垫给他垫在手臂下。服务员还发现，周总理每天深夜处理完工作后，又拿起床头上夹着许多纸条的《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等专心阅读。有一夜他凌晨三点多钟才睡，一大早女服务员张谊贤听说毛主席叫周总理饭后去研究工作，赶忙把早餐送去。周总理说：“我不饿，我到毛主席那里开了会再吃”，接着就忙着看材料。从毛泽东那里回来，已过了中午12点，张谊贤难过得把眼睛都哭肿了。?虽然到会的时间不多，然而会议的整个进程完全在毛泽东的控制支配之下。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一个前所未有的宏伟计划在他充满想象力和豪情壮志的头脑中逐步形成。1958年新年伊始，他接连主持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一再批判党内的“反冒进”主张，提出不断革命论和15年超过英国等一系列大跃进口号。事实上，建国后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速度问题上，毛泽东和党内众多领导人历来就有分歧。毛泽东几乎是主张越快越好，而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在内的一些人却持稳妥态度。在农村，从互助组、合作社到高级社，后者一再反对冒进。毛泽东的意见占上风时，合作化的速度便加快，当后者的意见占上风时，就加以控制和收缩。毛泽东对此甚为不满，他始终认为，土地改革后分到土地的个体农民，若不尽快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很快就要出现两极分化，产生新的剥削阶级，无异于旧制度复辟。他坚信，尽快地实现公有化，变小农经济为社会主义大农业，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途径。?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对党内的反对意见失去了耐心，对一再反对强制推行合作化的中共中央农工部长邓子恢等人提出严历批评。他以极大的热情，用11天功夫，看了120几篇关于农业合作化先进单位的报告，写了序言，给几十篇报告写了按语，编辑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刮起合作化的旋风。短短一个冬春，全国便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并且开始由初级社转为规模更大的高级社，生产上不顾实际的强迫命令，剥夺农民私有财产的共产风开始出现，当年即造成农业减产。1958年年初的南宁会议上，周恩来、李先念批评冒进的话被作为反面材料印发，毛泽东场言，反冒进离右派只有50米远，是政治问题，令全党震惊。?成都会议继续对“反冒进”进行清算。毛泽东让会议重印《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部分按语。他说，他没有料到1956年国际上发生两件事，即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也没有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57年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影响。如此一来，就把国际国内“反革命”同“反冒进”罗织成一个遥相呼应的阴谋。虽然毛泽东说，他绝无要哪个同志不好混之意，实际上“反冒进”的周恩来等人已经“不好混”了。?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先后有六次讲话，随着事业的成功和个人权威的膨胀，他出言愈益显示出才气、霸气、仙气。旁征博引神思飞杨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是为才气，居高临下睨视一切舍我其谁一言九鼎是为霸气，旁敲侧击语义双关漫无边际莫测高深是为仙气。才气令人倾倒，霸气令人臣服，仙气却让人害怕。你得反复琢磨回味试探，万一理解不透，或者干脆理解反了——这是极有可能的，也许从此种下祸根或大祸临头。?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指标搞“两本帐”，把小农业社合并为大社等37个中央文件。而对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毛泽东首次肯定了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从此将国民经济纳入了大跃道。?几千年的专制统治，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积淀下根深蒂固的皇权至上思想，他们总是把福祉寄托于一个好皇帝，这是个人崇拜最深厚的文化土壤。如果最高统治者，尤其是毛泽东这样的开国元首有意要利用它来为某种政治路线服务的活，很容易办到的。?直至1956年的中共八大，还正确地申明反对个人崇拜。促使毛泽东将个人崇拜“合法化”的直接原因，一个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一个是党内与他针锋相对的“反冒进”。在他看来，这些人敢于和他作对，是受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鼓舞，发展下去，将对他的权威构成威胁，使他的正确路线得不到贯彻。他发觉党内和他意见相左的人为数众多，对集体领导缺乏自信。“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是他常说的一句话，而他坚信真理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中国的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象，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苏联强大的压力”——他在讲话中说：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党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又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他接着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折，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日?）。???服从真理和个人崇拜两个不同的概念，就这样被归结为一回事：谁掌握了真理就要崇拜谁，换句话说，要崇拜掌握了真理的人。掌握真理的人可以独裁，可以不要集体领导。而且，不言而喻，真理是掌握在毛泽东手里的，这已为几十年革命实践所证明。?毛泽东此话一出，立刻就有人加以发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表示：“对主席就是要求迷信”。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更说：“我们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泽东在1月份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发明了“生产计划两本帐”的计划工作办法。简称“两本帐”。即在制定生产计划的时候，要定两个指标，一个是内部掌握的必须完成的指标，一个是对外宣传的，争取完成的指标，后者要比前者高出许多。他宣称这是“计划上的一个革命”，它的优越性在于发挥群众的干劲，促进生产高速度发展。不仅中央要搞两本帐，地方也要搞两本帐。这就等于明确规定，为了“调动积极性”，对外宣传的指标可以是虚的，不一定非完成不可的，给接踵而来的恶性浮夸打开了大门。?至此，毛泽东清除了一切障碍，把中国经济建设送上了“大跃进”的轨道。?会议期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也到附近视察。这些视察引起的反响，当然远远不能和毛泽东的相比。而毛泽东的视察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视察郫县红光社。2、龙行一步，百花沾恩?红光社位于金牛坝以西几公里的合兴乡境内。1952年土改后，合兴乡双桂村雇农周桂林和萧绍群两口子，带头组织起全乡第一个互助组，1954年在县上工作组的帮助下，成立起全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社，两口子一个当社长，一个当副社长。全社开大会讨论了取个什么响亮的名字，队长张登云说，毛主席来了太阳红，就叫“红光社”，众人鼓掌叫好。1956年红光社由初级社转高级社，1958年初又将6个高级社合并为一个940户、26个生产队的大社，是从县到省的合作化先进单位。?毛泽东到成都后，给形影不离的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打招呼，说要到一个合作社走走。知道毛泽东脾气的李井泉事先安排了新都的一个社和郫县的红光社，都作好接待准备。出金牛坝招待所大门，如果毛泽东往左走，就到新都的社，如果往右走，就到红光社。得到消息的温江地委，在全区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除四害突击，数百万人奔跑于田间追赶麻雀，以壮观瞻。县委书记们在温江等待了三天不见动静，悻悻而返。?那时候温江专区各县均没有小汽车，郫县县委第一书记刘致台接连几天一直骑自行车在金牛坝招待所门口等候。3月16下午4点左右，毛泽东起床，决定到乡下走走，李井泉陪同，汽车出招待所大门，李问毛泽东往哪边走，毛泽东朝右边一指，让红光社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历史。新都县委女书记王海香因此没见到毛主席，伤伤心心哭了一场。?红光社几天前已经接到通知，说有中央首长要来视查。16日这天，县委农工部部长潘克之，办公室主任王春莲等，以及社里的干部一大早就在社办公室等候。那是川西坝子一个常见的阴天，等到下午六点暮色降临，还不见首长踪影，周桂林想中央领导劳累了一天，现在该吃饭休息了，就叫妻子萧绍群先回去喂猪。?萧绍群离开不久，村办公室的电话就响起来，通知中央首长已前来红光社，聚集在办公室的干部们前往公路边迎候，没走几步，两辆黑色轿车已经到达，担任向导的刘致台第一个下车，接着是身材高大的毛泽东。众人齐声吹呼。毛泽东下车环顾四周，道：“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随即说“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说着便信马由缰向就近的一户农舍走去。按原先的安排，先是请毛主席到村办公室，县、社干部汇报情况，然后带主席到几户“政治上干净”的农家去看看。毛自行其事去的这家人，男人叫温小凤，曾经做过甲长。乡下流传“乡长万户候，保长嘴流油，甲长啃骨头”，解放后保长以上都是“反革命”，甲长实际上是准反革命待遇。女主人叫林赛华，人称温幺娘，年近60。因为这家人“政治上不干净”，常来常往的工作干部从不登门。?但是毛泽东迈开大步径直而入。大家只好笑嘻嘻地跟在后头。这是一户典型的川西农舍，一片树林环绕着几间茅屋，屋前是一片小菜园，前甲长温小凤正在园子里种菜，见一群当官模样的人走来，知趣地躲到一边。毛泽东在院坝里看看问问，留下的一张照片里有一脸煌然的温小凤。然后毛泽东便一低头进了茅屋。女主人林赛华虽未接待过“工作干部”，却是见过世面的人，有时还略施脂粉，家里料理得井井有条，待人接物落落大方。温幺娘正在害“火疤眼”，模模糊糊见一个高大魁梧的人走进来，后面跟着一大群干部模样的人，毛泽东操着湖南话给她打招呼，她并未认出来，问：“老同志，你是哪省来的？”?毛泽东坐到条凳上，打着四川话对她说：“我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温么娘把手中的水烟筒递过去请毛泽东抽烟。毛泽东接过水烟筒看了看，问她入社没有，何时入社，接着就提到最关键的粮食问题。?“你们一年分多少粮食？”?“几百斤。”?副社长刘贤松机警地补充：“分450斤”。?毛泽东：“他们说的不算，你们分多少？”?和懒王冉贵全一样，温幺娘迟疑不答。?毛泽东：“够吃吗？”?温么娘：“不浪费就够吃”。?毛泽东指着几个社干部问：“社长欺不欺负你们？”?温么娘笑了：“我们几个社长见人都是笑咪咪的，欺负啥子哦”。?毛泽东注意到周围的几个女干部，把25岁的县委办公室主任王春莲叫到身边交谈，王说她是来这里搜集“除七害数字”。毛泽东只知道除“四害”，问”七害有哪些。王答：“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蟑螂。”?“蟑螂是什么东西？”?“农民叫偷油婆。”?“偷油婆是什么样子？”?人们急于想找出一只蟑螂给领袖看，蟑螂是昼伏夜出的角色，温么娘家虽是茅屋一蓬，却收拾得很干净，忙了一阵没找到。?毛泽东离开温么娘家，她才听说那是毛主席，她因此自怨自艾了好些日子。?毛泽东顺着田间小道漫步走去，农民们谦卑地望着这位至高无上的伟人，许多人家的神龛上就供着他的像，他们要么没有认出他，要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孩子们好奇地向前凑。毛泽东摸着余万才桃在细细的脖子上的脑袋说：“还差点营养”，问邓昌洪“一天打几架？”，邓洪昌答：“一天打三架 ”。见15岁的女孩王祖云手上缠着布条----是挖坟园改田时给石板震伤的，毛泽东就叫随行的医生李志绥给了她消炎药膏。?郫县的田数犀浦最好，清一色的油沙田，红光社的田稍差，这年的小春作物长得不怎么样。幸好毛泽东对川西坝子的庄稼不熟悉，看不出好坏。他走进一块油菜地，这是块“下湿田”，油菜长得稀稀拉拉，只及他大腿高，他站在田里，右手抬到胸前问：“能不能长这么高？”?憨厚木讷的社长周桂林不知如何回答。毛泽东再把手伸高到颈部：“能不能长这么高？”不等周回答，毛泽东的手已伸到头顶：“能不能长这么高？”毛泽东有一米8的身高，周只有憨笑，不敢相信油菜能长到比毛主席还高。?毛泽东的这几比，后来成为历史性的。?另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打破碗花花。毛泽东当时问周桂林“今年能不能将七害除完？”周表示“一定能除完”。毛泽东问用什么办法，周介绍把打破碗花花丢在粪坑里，可以杀死蛆和沙虫子(孑孓)，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周叫人去扯了一窝送到毛泽东手中，他很仔细地看这种野草，问为什么取这个名。农民出身的本地干部潘克之说，这种草有毒，为了防止小孩们去摘，大人就哄孩子说摘了这种花要打破碗，碗打烂了吃不成饭，就这样得的名。蹲点的省农业厅处长梁禹久补充说，这种草在书上叫野棉花，有毒，可以杀虫。?“这是一个创造，应该推广”毛泽东对刘致台说：“你们今天写稿，明天修改，后天见报。”又对李井泉说：“后天你派人来拿。”?毛泽东还关心地问起社里有没有女社长，周桂林赶紧叫人去叫萧绍群，萧绍群正在家里砍猪草，丢下菜刀就朝门外跑。她后来极为感动地到处讲：“毛主席看我跑来，跳了两个田坎迎上来跟我握手，我手都没有洗。”?问到干部问题时，毛泽东指着李井泉问县、社的干部认不认识。?潘克之答：“认得到，李政委经常到郫县来。”?周桂林冒了一句：“李主席解放的时候就来过郫县。”?“噢，你有两个名字：李政委、李主席。”毛泽东对李说。?李井泉赶忙申明：“合省的时候，当过一段省主席”。?毛泽东指着乡妇女主任游福群问：“那是谁？”刘政台答：“是乡妇联主任。”毛泽东上前问游：“三八节开会没有？”游答：“三八节乡上开了妇女积极分子会。”毛泽东指着刘致台和潘克之：“斗争他们没有？”游回答：“没有。”?“三八节么，女人斗男人。”?这是毛泽东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然后在暮色中登车而去，前后一个把小时。?日郫县县委办公室整理的《毛主席在郫县合兴乡红光社谈话纪要》最后一段这样写道：?主席走后，当天晚上就下大雨，24队的记工员说，当真话是“龙行一步，百花沾恩”。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下午主席来过，我们红光社晚上就下雨，今年保证要增产，，这不是沾恩又是什么？”?成都会议结束，毛泽东在李井泉、柯庆施、王任重等人陪同下，乘专列由成渝铁路南下。一路上，毛泽东兴之所致随意行动多次令陪同人员措手不及，紧张万分。最让他们促不及防的是参观隆昌碳黑厂。半道上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到自贡市参观天然气开发，李井泉不知所措，成都铁路局张胡景祥急中生智，说前面的隆昌有个炭黑厂，也有天然气，到那里去看也行，毛泽东同意，这才救了急。?这个临时决定引起了一系列的麻烦。列车到达隆昌时已是下午6点。车一停稳，车站的马站长就赶来报告胡景祥，隆昌县的领导人一个都找不到，找不到车子来接。炭黑厂离车站有20 多里，李井泉真是急了。毛泽东和柯庆施等一批领导人都下了车在站台上等车呢!这时突见一辆又破又烂的小车驰来，原来是几个保卫人员在内江站漏乘后，弄了辆破车赶到。没有办法，只好将就让毛泽东坐，李井泉陪同挤在后座。柯庆施等人的大队人马如何办呢?胡景祥问站长能否搞到一辆卡车?站长说，炭黑厂来了辆拉煤的卡车，不知行不知?胡景祥顾不得那么多了，叫把车赶快开来。柯庆施等人一看是辆又脏又破又无座位的煤车，全傻眼了。正在为难之际，只见毛泽东大手一挥呼道：“快上嘛!”柯庆施们只好一拥而上。?一辆又旧又破的小车前面开路，其余人挤站在一辆肮脏的煤车上，沿着坑坑洼洼七弯八拐的土路向炭黑厂进发。才开出几里，天又下起雨来。幸好隆昌县的领导听到消息，开了两辆吉普车前来迎接，才使柯庆施等人免受煤污雨淋之苦。天已全黑了，毛泽东冒着雨兴致勃勃的参观生产现场，他还要去很远的山上看气井，经李井泉、柯庆施劝说方才作罢（见胡景祥：《毛泽东的专列在成渝线上》）。3月29日，毛泽东一行在重庆码头登上“江峡”号客轮，游览、考察三峡，这是他此行的主要目的：圆他那个“高峡出平湖”、“当今世界殊”的伟人梦。?关于毛泽东这次长江之行的记载很多，多数是讲毛泽东是如何希望修三峡工程的，事实上他当初也是顾虑重重。他在船上征求陪同者的意见时，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说，好是好，就是淹没的土地多了点。万县地委书记燕汉民说，移民安置是个大问题，他举例说，前几年重庆建狮子滩水电站，移民安置到万县地区的梁平县，至今种种遗留问题难以解决。毛泽东听后沉思良久道：“是呀，百万人搬出家园，这可是一代人为了国家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大批移民要生产，要穿衣吃饭，他们的子女要受教育，这些事总得妥善安排。”?接下来的年月,不允许毛泽东把理想变为现实，而最终使他打掉念头的是新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判断。1969年10月，湖北省委书记张体学当面向他建议上三峡工程，毛泽东说，“现在要准备打仗，你脑壳上顶200亿立方米，怕不怕?”后来他又伤感地说：“将来我死了，三峡大坝修成后，不要忘记在祭文中提到我啊。”3、新秩序?四川称天府之国，实际上古人所说“天府”是川西平原，更狭义是指都江堰灌区。战国时泰蜀太守李冰筑都江堰，引岷江水灌溉川西平原，使其成为“水旱从人，不知饥谨”的中国古代最大的自流灌溉区。自秦汉始，从图霸天下的帝王，偏安一隅的小朝庭到攻城掠地的枭雄，无不垂青于这片良田沃土。靠了这片肥美的土地，才有了花团锦簇，笙歌燕舞的蜀都，才孕育出司马相如、杨雄、常璩、李白、苏轼等名垂千古的骚人墨客。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梦，也在这里破灭。?1949年底，一支主要由地方干部组成的队伍从晋西北高原出发，开始了向川西地区的进军。率领这支队伍的是前中共晋绥分局书记，时任入川南下支队政委的李井泉。他们的使命是接管川西地区各级地方政权。各级干部的任命是在行军途中进行的。根据新的区划，川西平原绝大部分县划归温江专区管辖，34岁的贾启允任中共温江地委书记，31岁的宋文彬任专署专员。李井泉任川西区书记兼成都市委书记。?1950年元月1日晚，在成都市盐市口一家私人银行的小楼上，刚刚组建的地委领导班子贾启允、宋文彬、王进、葛向民4人对到各县的干部进行了分配。接管各县旧政权的人马也就是县委书记、县长、县委组织部长、公安局长三四个人，加上警卫员、通讯员总共10来个人，一辆中吉普装完，分赴各县就任。贾启允率领的温江专区全班人马乘两辆中吉普赴温江，头天晚上住在旧政府一间小屋稻草铺的地上。几天后，大地主刘文成在温江的一座宅院门口，挂出了温江专员公署的牌子。?从山西老解放区来的“南下干部”们，在此之前对他们即将接管的这块土地知之甚少。他们听到的传说是四川天气之热，把面和好顶在头上，走不多远就被晒熟了；蚊子之凶，一咬核桃大一个疱，而且还没有什么好吃的。有些人因此老大不愿意离开吃面食喝老醋的家乡。当他们最后进入川西平原时，对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沃土又惊又喜，黑色的土地象浸了油似的发亮，一望无际的平原上布满密如蛛网的河流灌渠，十冬腊月还是满眼的青枝绿叶。北方人最金贵的粮食麦子，居然被视为“杂粮”，真是名不虚传的天府之国，肥得流油的天然粮仓啊！?然而他们没有料到，他们竟从此为粮食问题苦苦挣扎了10多年，为之奔波劳累，心力交瘁，命运沉浮，耗去十之八九的心血!?这是建国后第一代从事农村工作的干部的命运。如果说，以苏联开创的社会主义革命模式曾经在发展工业上有过辉煌，那么在农业上则鲜有成功的记录。农民似乎是这种模式革命的天敌。其直接后果是农副产品的长期紧缺甚至造成灾难的粮荒，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其磨难更甚。?新政权创建伊始，第一件事就是征粮。?共产党一到，“不是首先给人民群众一些什么东西，而是首先伸手向群众要粮食”(见贾启允：《我的回忆》)?这使贾启允们深感为难。?然而粮食非征不可。把川西坝子视若一块煎蛋，成都市就是偏移在东北的蛋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的同时，也就承担起向非农业人口供应粮食的责任。成都市几十万人要吃粮，入川的几十万解放军要吃粮，国民党和军阀的几十万起义部队要吃粮，尤其是起义部队，更有“三日无粮军心变”之虞。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1950年1月接连发出征粮命令，要求于2月份完成征粮任务，征收标准按产量计，地主征一半，富农征三分之一，佃农、中农征五分之一，贫农征二十分之一，赤贫免征。接到命令温江专区各级派出大批武装征粮工作组，逐户征收。?&&大规模的征粮引起一些农民的不满，多年和政府作对的土匪，势力庞大的帮会组织乘机想和共产党来一番较量，以蒋介石“游击干部训练班”为核心的特务组织及国民党散兵游勇找到了机会，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叛乱迅疾爆发。2月5日，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及一个班在成都市郊龙潭寺被枪杀，2月11日，全温江专区叛众达数百股30余万人，各县县城均被包围，温江县城被包围两天两夜，各县征粮工作干部130多人被杀。川西军区派出60军部队清剿，参加叛乱的大部分是受挑动胁迫的农民，哪里是身经百战的解放军的对手，跑的跑降的降，瞬间土崩瓦解。（作者注：当年的领导干部多数认为叛乱为国民党敌特策动，与征粮无关。但据作者掌握的资料，国民党统治时期，川西地区是佃农向地主交租，政府向地主征粮，只有少数富农和自耕农向政府交粮，1950年初的征收面显然比过去扩大了。另外，1949年底国民党政府已抢先征了粮，并给上粮户开具了前政府的收据，这样，1950年初的征粮就成了重复征收。当初就有党外人士提出是征粮导制了农民参与叛乱。对此，当时的西南军政领导人贺龙还在市人代会上进行过批评，指出土匪的真正来源是民国党反动派。作者认为温江首任地委书记贾永允在《我的回忆》中的分析是客观的。他说：“我们进川后，……从大局上讲，人民群众是欢欣鼓舞的；但是另一方面，人民群众长期来受国民党的宣传影响，对共产党还存在戒备心理和误解，大家都在看着共产党来了怎么办。然而，当时的客观形势决定了我们进来后不是首先给广大人民群众一些什么东西，而是首先伸手向群众要粮食。我们的宣传工作又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做得广泛深入，获得群众的谅解。这就给国民党特务组织以及封建地主反动势力掮动群众进行叛乱找到了机会”。）?叛乱平息后继续征粮，接着是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四大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短短两年时间，几十年战乱不已，五马六道的川西坝子收拾得秩序井然。农民发现“共产党硬是有办法”。?1952年1月，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梦想成为现实,人人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响彻云宵。郫县的一个乡绅向川西区党委报告：“过去乡间只有百分之五十拥护你们，现在已有百分之九十拥护你们，空气完全变了。”?同年，贾启允调国家石油总局任副局长，宋文彬任温江地委书记，人称“宋政委”，因为书记同时兼地方军第一政委。正如四川省委(日恢复四川省建制)书记李井泉叫“李政委”一样。另一个作用是区别第一书记以下的第二书、第三书记乃至副书记，都叫某书记，就分不出上下了。各级都是党委说了算，政府部门如同党委的附属机构。宋政委管理的地区包括温江、郫县、新繁、华阳、新都、双流、新津、蒲江、崇庆、大邑、邛崃、灌县、崇宁、彭县、什邡、广汉、金堂共17个县，5百多万人，8百多万亩耕地。总面积约12000平方公里。?直到50年代中期，管理这一大片土地的地委机关干部，连警卫员、通信员在内还不上百人，宋政委有事从办公室窗户里伸出头来叫一声，随便哪个部门的干部就跑过来了。地委和专署总共只有两台美式小吉普，是从潘文华的起义部队里搞来的，县级干部能有一辆自行车就算不错。一般干部下乡或是骑马、坐滑杆，多半是走路，一天几十里路打来回是常事。南下干部们开始穿军装，后来所有的干部——从地委书记到乡干部都是清一色的中山装，头上扣一顶“解放帽”，一年四季很少摘。女干部的标准制服是列宁装，敞领、双排扣、收腰，剪齐耳短发。干部实行供给制，每月几元零用钱，吃穿住用一切公家包干，生了孩子往保育院一送了事。?这是一个天翻地复，紧张忙碌，充满希望的年代，和土改同时进行的民主改革、妇女解放运动使男男女女们都开化起来。机关单位的新式婚礼发展到当众接吻，还有“二郎山错车”——新郎新娘在一条独凳上拥抱着交换位置之类的新节目。干部们开始学跳舞，相当的场合才有乐队拌奏，多半只有一只鼓或一只钹，时兴慢三拍，敲一下鼓打两下钹：乓——嚓——嚓。后来“乓嚓嚓”就成了跳舞的代名词，不论是老区新区的干部都爱上了乓嚓嚓。也有人看不惯，地专机关办舞会时，老资格的地下党员王梓赋就远远地站在一边吐口水：“呸！”长工出身，性格粗鲁的蒲江县委书记许锐则破口大骂：“跳你妈个Ｘ!”弄得全县无人敢跳。?“苏联老大哥”的影响无处不在，一般人心目中，苏联就和人间天堂差不多，而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喀秋沙》、《红梅花儿开》、《小路》、《共青团之歌》、《莫斯科一北京》等等，人人哼得上几句。女干部一个接一个的生孩子，反正是供给制，生一个国家养一个。她们爱唱一首歌颂“英雄母亲”的歌：“有一个英雄母亲叫瓦尔瓦拉，她有五个亲生女几五朵花，……最可爱的小女儿今年才十八！”每个学生青年都知道保尔.科察金、马雅柯夫斯基、西蒙诺夫、卓娅和苏拉，把他们的话大段大段抄在笔记本上。巡回电影放映队放映的多半是苏联影片，后来温江县城建起全区第一座电影院，放映机也是“苏联专家”带来安装的。姑娘们照着苏联画报上的图片剪裁布拉吉，用的是苏联花布。《联共(布)党史教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苏联版的教科书均列为“干部必读”；专区文工团团员们潜心钻研“斯坦尼”；学校照凯洛夫教育学编排课程。?和猛追苏联时尚的城里人比起来，乡下人的变化不大，男人们大多剃光头，上了岁数的人缠头布，穿蓝土布长袍，外加一条围腰，前襟扎在腰带里，腰带上别一根长长的烟杆，一坐下就抽出一片烟叶卷烟卷，一边吸一边吱吱地吐口水。称不认识的乡下人叫“老乡”，称穿中山服的叫“同志”。最好的休闲活动依然是赶场，看热闹、泡茶馆、冲壳子、听“围鼓”、喝酒、窜亲戚，其乐无穷。农家屋十之八九是草房，瓦房大院是解放前地主留下的，乡村没有电灯。叫肥皂是“洋咸”，自行车是“洋马”，彩印画片叫“洋画”，时髦是“洋盘”，爱打扮的人是“洋盘货”。独轮的“鸡公车”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推东西也推人，轮轴发出的吱呀声是耳熟能祥的乡间乐曲。公路是碎石铺的，晴天汽车屁股后面拖一长串灰尘，来往的车辆很少，汽车过后，大地就留下一片静寂。冬夜里，乡村死一般无声无息；夏夜里回荡着虫鸣蛙叫、渠水流淌的交响曲。?结了婚的女人叫婆娘，没结婚的叫女子，30岁以上的女人多半是小脚，或者是缠过几天又作罢的“解放脚”。中年以上的妇女抽水烟，一年四季围着围腰。1952年搞民主改革，实行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一夫一妻，解除包办婚约，愤愤不平的男人们的顺口溜是“一九五二年，情况大改变，婆娘打男人，手都不敢还”。守旧的老头们窃窃私语：从来只有男人修婆娘，现如今婆娘也敢修男人（离婚）！男女平等的结果是妇女越来越多的参加田间劳动，追赶新潮的当工人、参军，当干部，郫县妇女当干部的最多，太和场绣花女郑凤兰就是其中佼佼者。“解放”型妇女剪齐耳短发，穿对门襟衣服。乡下女人不敢穿裙子，否则就会被骂成“骚货”。最高档的化妆品是一角钱一盒的“百雀灵”，还不能当众搽。一块上海产的香皂是贵重礼物，有时足以换得一颗芳心。4、革农民的命?土改的第一年，温江专区的粮食喜获丰收。对党和政府充满感激之情的农民响应政府的号召，除完成公粮征收任务外，尽可能把余粮卖给国家，1952年全区的征购量即达到近10亿斤，平均每个农户交征购千斤以上。?但征购的粮食满足不了迅速膨胀的吃商品粮的人口的需要。1953年，经济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工业和城市人口巨增，粮食供应日趋紧张。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实际上非常明显：国家工业化的速度超过了农业的承受力。中国农业人口众多，生产力低下，粮食商品率极低。以著名的产粮区温江专区为例，1952年农村人均耕地只有两亩,平坝地区人均只有1亩多，亩产大米三四百斤，除去种子、饲料、口粮，公粮，所剩有限。但当时上面流行的看法是：农民不向国家交售余粮，是为了“屯积居奇”，拿到市场上卖高价。因为当时允许粮食自由交易，私营粮商还存在；另一个原因是解放前农民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土改后分到了土地，“裤带一松”，就把增产的粮食“浪费”掉了。?所谓“屯积居奇”显然夸大其辞。即使农民卖高价，凭他们分得的那一份土地能“屯积”几何呢？其时国营粮食购销渠道已形成，市场虽未取缔，已受到相当限制，不可能象国民党统治时期那样兴风作浪。既然是解放了，农民为何不应当松松裤带？难道他们永远应该过半饥半饱的生活吗？?一个简单的供求矛盾进而上升到阶级斗争的理论高度。农民分到了土地，他们的“阶级属性”便发生了变化，由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变成了“富裕农民”，“小资产阶级”。根据列宁“小生产者无时无刻不在自发的产生着资本主义”的教导，“富裕农民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就成为粮食紧张的原因。?曾经是中国革命主力军的农民，一夜之间就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变成了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穷凶极恶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挑战的富农的形象。“国家与农民的矛盾”正式提了出来。什么矛盾呢？形式上是国家工业建设需要粮食，农民不愿意拿出粮食；实质上是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抗。?是向农民妥协，放慢工业建设速度呢，还是让农民勒紧裤带，加快工业建设呢？主管经济建设的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被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见《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71页）?结果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取缔粮食市场交易，农民除上交公粮外的全部余粮必须交售给国家，由国家统一销售。交公粮、卖余粮统称“征购”。?历史惊人的相似。苏联十月革命后，为了解决城市粮食供应和内战需要，曾采取余粮征集制，强行低价收集农民全部余粮，引起农民极大的反抗。国内战争结束后，便以粮食税取而代之，纳税后的余粮，归农民自由支配，包括自由出售。列宁认为这样做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迅速发展，保障国家工业恢复。建国后，吸取苏联的经验教训，国家也是采用粮食税——公粮的办法。实行统购统销，实际上是重蹈余粮征集制。?“这不是余粮征集制”，李井泉说，国家控制的余粮只在80－90％，还有0-20％的余粮在农民手中，可以在自由市场上销售。但事实证明，这不但是余粮征集制，而且是超余粮征集制。?按照规定，余粮征购采取上面定指标，下边“民主评议”的办法进行。所谓“民主评议”纯属空活。上面规定的指标过高，让农民“民主评议”根本无法完成。政策又要求根据每户的实际情况，粮多的多卖，少的少卖，缺粮户不仅可以不卖，还可以领到政府发给的购粮证买到国家的供应粮。这一来矛盾就更大了，土地是按人头均分的，凭什么你该少卖我该多卖呢？指标是一级一级分配下来的，对基层干部来说，不是根据评议核实购多购少的问题，而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是打击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支援国家建设的大事，完成好坏事关个人前途命运，除了强行摊派别无选择。（作者注：当年新繁县建设科科长喻权域回忆：“各县开四级干部会议，开法是全封闭，对外保密（这是解放后第一次秘密开会）。开了几天，任务落实不下去。乡干部计算，一个人一天至少要吃一斤半米，根本不够，哪有余粮？我参加清流乡的干部会，费尽唇舌。村干部讨论后的结论是：要说农民有多少余粮说不上，号召农民‘卖节约粮、节省粮食支援国家建设’是可以接受的。……中央分给各省的征购任务，和起来超过征购计划的5%，即加了5%的码；省分到专区，加码5%；专区分到县，加码5%；县分到区、区分到乡，乡分到村，村分到户，各加码5%。”）?通常的做法是干部把指标摊派到各户，张榜公布，限期完成，抗拒者强制执行。温江县昆芦乡一村公布统购任务时，第16组的10户农民只到了一户，工作干部就派7个持枪民兵将组长张世荣和“惯匪”张学云捆绑到村公所吊打。公平乡4村中农岳松贵派购“余粮&#斤，岳交不出，干部和积极分子就抄了他家的粮食送到仓库。新都县同兴乡太平村公布统购榜后，富农刘树传看到自家的任务是6百斤，去找工作干部拆苦，工作干部说，你再闹，给你加成1千斤，刘吓得掉头就跑，工作干部大喊“抓倒”！几个民兵就把刘抓到乡上关起来。?新都县永兴乡的一次“民主评议”是这样进行的：天黑开会，工作干部点名，见有的人未到，下令民兵：“拿绳子去喊”。缺席者捆绑到会后，干部念摊派名单。有的农民叫苦说完不成，干部当即驳回：“你在放屁！”接着继续往下念，又有人叫苦，干部一拍桌子：“不准在下头闹，闹就捆起来！”念完，下令人人表态当面承认，见仍有人不开腔。干部高呼：“不承认行不行？”积极分子响应：“不行！”“不行咋个办？”“向他们斗争！向他们开火！”干部宣布，不承认的“按反革命分子看待”，不开腔的赶紧承认。?成分不好的更无商量余地。崇庆县苟家乡评产时，一个富农说干部评定的产量高了，当即罚跪，被逼跳水自杀。大邑龙凤乡六村抗拒征购者甚众，干部为杀鸡给猴看，将全村地主包括子女在内全部罚跪。双流县双华11村整完不成征购的地主，或脱光衣服(包括女人)推到塘里淹水，或往头上淋水，人人挨打，其中6人打得爬不起来。（见中共温江地委秘书处：《关于温江等五个县在统购统销工作中发生强迫命令现象的通报》，日）?也有相当多的农民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尤其是刚刚分到土地的贫苦农民。他们对政府的承诺宣传深信不疑，干部在动员中说，统购统销，就是由政府统一收购，统一销售，不让粮商投机剥削，把粮食买给国家，今后缺粮，由国家供应。这有什么不好呢？许多人一老一实把口粮都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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