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干部靠关系往上爬，造假文凭当局长，退休再享受高级待遇真亏先人，国家应把这些害虫查查。可谅退休工人収入低。同样都是人，为什么退休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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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作者: 【阅读 9502 次】
与李真面对面（法制文学连载1―17）
&&&&&&&&&&&&&&&&&&&&&&&&&&&&&&&&&&&&&&&&作者:乔云华&&&&&&&&新闻来源:检察日报
在“河北第一秘”李真被执行死刑前，据新华社记者乔云华多次采访李真。李真说“我现在已经没有朋友了，你是离我心灵最近的人”。作者通过探访李真在案发前后对于“权、钱、色”看法的裂变，总结出“腐败之路就是死亡之路”。&&&&
我想见妈妈，又怕见到妈妈。从进来到现在，我只是在开庭时和妈妈见了次面。妈妈明显比过去瘦多了，而且走路也不如以前稳了……
回到天津市蓟县看守所的第二天，李真请管教干部借来几本法律书籍，要来一些稿纸，戴着脚镣开始写上诉状，同时还提出要面见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的刘丽英。&&&&
在党的纪检战线工作多年并担任领导职务的刘丽英同志，出于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和反腐败斗争的需要，不顾年迈多病，带着中纪委的其他同志，赶到天津市蓟县看守所，与李真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李真动情地说：“在我生命的紧要关头，中纪委领导同志亲自来听取我的反映，不管结果如何，我将感激不尽……”他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检举揭发了某些干部行贿受贿、结党营私等违法乱纪问题。
上诉状交了，中纪委领导见了，李真的心情开始好起来。
乔：你认为二审会是什么结果？
李：（李真口气坚决地说）改判，肯定会改判。
宋国辰所长介绍说，越到后期，李真对生命的渴望越强烈。他总是问：“怎么还不开庭？”管教干部安慰他：“快了，快了。”这种安慰，使他更想知道开庭的时间。李真每天都以各种借口绞尽脑汁要与他见面，好像看到了他就看到了希望，也想从中探听到一星半点二审开庭的信息。但时间一长，他和管教干部就把安慰、鼓励的话说尽了，也不知再跟李真说什么了。到后来，他一进大墙，心就发“怵”。有时，李真要见他，他推托不见，李真急了就喊：“你们知道等死的滋味多难受吗？”
这一天终于到了。
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９日，李真二审开庭。
他认为，“法庭百分之九十九要改判”。可是，他的这一希望化成了泡影。
乔：听说你最后特别想见妈妈？
李：自从进来后，就没有一天不想念她。妈妈是我最亲的人，爸爸去世得早，妈妈一个人把我们几个拉扯大。我最小，妈妈花在我身上的心血最多。
乔：见到她，最想和她说什么话？
李：请她原谅我。可以说，她把一生都给了我。我到石家庄工作后，有了儿子，我的儿子是妈妈一手拉扯大的。妈妈刚来石家庄时，头发还是黑的，把我的儿子带大后，头发就白了……那时，我整日忙于工作、应酬，忽略了对体弱多病的妈妈的照顾……相反，妈妈还照顾我，尤其在我离婚后……妈妈只要听说我回来吃饭，就是再晚也等着我……因跟我过着没有规律的生活，得了胃病、糖尿病……后来，我听到中纪委查我的消息，心情常常焦躁不安，对妈妈的态度不好，有时还很粗暴……可妈妈都默默地承受着……后来，妈妈住到我姐姐那儿了，我伤了妈妈的心……
乔：对你妈妈有愧疚？
李：被“双规”前的一个星期，几个朋友到歌厅唱歌。歌厅老板为我们助兴，找一个歌手唱了几首歌，其中一首是《烛光里的妈妈》。那歌声、音乐如泣如诉，我听着听着，就想到了妈妈，眼睛就湿润了……那时我就想，把手头工作赶紧处理一下，就接妈妈回来……好好尽尽孝……可是还没能……我就进来了……自从进来后，妈妈那个瘦弱的身影就一直萦绕在我脑子中，我想告诉她，真后悔过去没好好孝敬她。我想见妈妈，又怕见到妈妈。从进来到现在，我只是在开庭时和妈妈见了次面。妈妈明显比过去瘦多了，而且走路也不如以前稳了……
假如我死了，你能替我看看我妈妈吗？
乔：可以。你有什么话需要我转告？
李：告诉我妈妈，不要让她再为我伤心。妈妈已是风烛残年，正需要我照顾时，我却要走了……过去我没尽孝，将来更不可能了，我只有……唉，一提这个，我就……（李真抽泣着，断断续续说着）
在李真被执行死刑一个月后，我去看望了李真的母亲。当我见到老人时，老人仍旧没有从痛苦中摆脱出来。老人说，她今年７３岁，有糖尿病、心脏病等多种病。从李真一出事到现在，她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有时整宿整宿睡不着，脑子中总是有李真的影子。心肌梗塞发作过两次，差点没了命。就是在病床上，还在思念着他……
“能不想他吗？他是从我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啊！”老人总是对我重复这句话。
但是她的儿子――李真再也不能回来了。
李真走了。现在陪伴老人的是李真生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李真正坐在沙发上读书。这张照片被镶在镜框里，摆在了电视机上。另外，老人还从报纸上搜集了许多有关李真的报道。我看到有些报道的内容是真实的，有的却是道听途说，但所有的报道都可以说是讨伐李真的檄文……这些报道，字字是针，针针都扎到老人的心上；篇篇是刀，刀刀都砍到老人的身上。
“不管什么样的报道，我都想看，看了就放不下来，起初是想从中看看他究竟是犯了什么事，犯了多大的事，还能不能活命。现在，只是想看看他的名字！”老人这样对我说。
地处天津市蓟县郊区的蓟县看守所，有三道铁门。车开进大门后，我和办理李真案件的同志一起下了车。&&&&
&&&&&&&&&&&&&&&&就在几个月前，也就是２００２年８月３０日，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李真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李真死刑，也就是说从这天起，李真就成了“死囚”。&&&&
按照规定，“死囚”镣铐加身，李真也不例外。
一条铁镣锁着李真的双脚。铁镣上系着一根绳子，绳子的另一端被李真攥在手里。走路时，他提起铁镣来减轻痛苦。
“太重了！一审判得太重了。怎么我觉着不是事的事，法院都给算上了。”李真嘟囔着走进了审讯室。
我示意他坐下。
乔云华（以下简称“乔”）现在生活怎样？
李真（以下简称“李”）（叹了口气）能舒服吗？带着铁镣活动一天，晚上，腿累得都抬不起来，还很痛，想睡都睡不着。不说了，不说了。说了，你也帮不了忙。还是说正题吧，你这次来，主要是……（李真试探着问我这次采访的目的。）
乔我想继续跟你聊一聊你的过去，还有你对某些问题的认识。
李我不想再谈了（李真冷冷地回答）。
乔（为了调整一下他的情绪，我顺手给了他一支烟。）不想谈可以，烟还得抽吧？
李（就在李真低着头接连抽了６支香烟后，他才慢慢抬起头，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突然问）你说我是妖魔吗？
我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李（李真看我没有说话，就又开始嘟囔起来）人不能这样做。当官时就把你夸成一朵花，出事了就把你说成“豆腐渣”。
我说的是有些报道不负责任，不实事求是。可以批我，我的确犯了罪，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但批，也不能胡编乱造，也不能把我骂得一无是处呀。我也对河北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李真越说越生气。）把我妖魔化，就能对党员干部起到教育警示作用？
乔你看我写的这篇文章有不实之词，有诽谤你的话吗？为使主题集中，行文时，我只是把我们谈话的内容结构稍作了调整。
李（李真接过那篇稿子，看得很认真。看完后，他说）挺客观的，写的都是咱俩谈过的话。
乔首先，我采访你，不是我个人提出的，而是受命；其次，若要猎奇，用不着找你。据新华社记者不会用猎奇、靠编造低级无聊的故事迎合读者。
前两次，你把你犯罪的过程给我讲得很清楚了。其实，作为新闻报道，我采访你的任务原本已经结束。但是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河北乃至全国一大批干部中产生了强烈反响。一时间，有关我和你的谈话内容成了许多干部公开场合、私下聊天的热门话题。与许多干部想的一样，我觉得你身上还有许多“谜”未揭开&&&&
例如，你的学历不高，年龄不大，没什么背景，为什么能在河北政坛上“潇洒”走一遭？
秘书的职权有限，为什么你能“镇住”一批人？
河北省国税局是一个领导集体，为什么你就能从省国税局下属的秦皇岛、承德等六个工程项目中捞取巨额回扣？
从秘书到局长，你是怎样使用手中的权力的？
从开始拒收一条烟到最后开口索要上百万元，你的心态是怎样变化的？
从开始看不惯别人的“作风问题”，到去高级娱乐场所，以致最后发展到找小姐、养情人，你是怎样一步步落入粉色陷阱的？
李真刚刚舒展的眉头又皱了起来，随后，低下了头。
乔我了解这些问题，并不是为揭你的短，而是想将你的心路历程记录下来，客观地进行报道，让更多的干部不再步你的后尘。让更多温馨祥和的家庭不再像你的家庭一样破碎毁灭……当然也为了天下所有的父母和孩子们。
你生下来并不就是坏人。你尽管犯罪了，但也有善良的一面。好好回顾你走过的路，剖析自己的得失，对别人是一种警示，对你的老人是个安慰，对你的孩子是个教育……
李：（过了一会儿，他喃喃自语）从哪儿说起呢？想说的太多太多了……
乔：没关系，一天不行，两天，再不行，三天，或是更长的时间。
李：要说，我就把一生的话都说出来。我要说，也只是想让我的妈妈知道，在这个时代里，很多人都在变，都在痛苦地变，她的儿子只是变得过了头。但在这个变的过程中，我何尝没有过挣扎？没有过痛苦？看到那些没钱看不起病的人、拾菜叶充饥的老太太、蹬三轮的老人、念不起书的孩子，我也心如刀绞。我也捐过钱、退过礼品……我要让我儿子知道，爸爸是被贪权、贪钱、贪色毁掉的……那威力无比的权力是一把闪着寒光的双刃剑，令人心旌摇曳的金钱是一沓沓送你上西天的纸钱，令人垂涎欲滴的美色是一把把杀人不见血的利刀……
乔：作家柳青说，人生之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只有几步。你曾跟我说过，你过去在学校教过书，在机关做过普通职员，也曾在北京“漂”过。到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做秘书，是你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也是你一生最紧要的一步。按照你的话说，这一步既是你步入“天堂”的起点，也是你步入“地狱”的起点。为什么这样说？
李：没有秘书这个跳板，我就不可能出任河北省国税局局长，也不可能在这个岁数（３５岁）升为正厅级干部……当然也不会犯这么大的罪到这里来（指看守所），等着去死……
乔：这是客观原因。主观上呢？
李：做秘书时的所见所闻，使我错误地认为，权力是根魔棒。这根魔棒既能“点”事生金，又能“点”人生威，从而助长了我对权力的贪婪。
乔：贪权，第一步是怎样迈出的？
李：（李真深深地吸了口气，又闭上了眼。大概过了一分钟，他睁开眼，向我要了支烟，点上，随后往椅子上一靠。）唉，怎么讲呢？……要说第一步……说句不好听的话……应是我主动认识、巴结、献媚吴庆五……
乔：具体讲呢？
李：唉……（李真又闭上了眼睛。）吴庆五，吴庆五……
吴庆五是李真揭发的最后一名同案犯。李真在揭发吴庆五的犯罪行为时，心情特别痛苦。揭发完后，心情一直不好，总是自言自语地说：“对不起他，真对不起他。”
吴庆五是谁？
吴庆五是原河北省委主要领导的秘书。他推荐李真接替自己的职务后，便“下海”经商了。李真认为吴庆五对他有“知遇之恩”。
因李真揭发，吴庆五被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依法逮捕，后因贪污、介绍贿赂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目前正在监狱服刑。
在阳泉市第一看守所，我与吴庆五（以下简称吴）有这样一番对话：&&&&
乔：你和李真怎么认识的？
吴：１９９０年，我从河南来到河北，做省政府主要领导的秘书。当时，李真也在省政府做秘书。由于当时河北政界人事关系复杂，李真私下给我透露了许多“内情”。我感到此人对我很信任，再加上我们两人对当时河北政界许多问题的看法基本相同，慢慢就“走”到了一起。所以，我离开省政府时，就把他推荐给省政府主要领导做了秘书。现在看来，李真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阴谋家，他与我交流的目的，就是要主动靠近我，说穿了是要靠近省政府主要领导。我被他这种假象迷惑了。
乔：李真，你讲贪权的第一步是认识、巴结、献媚吴庆五。第二步呢？
李：（李真笑着说）支持、帮助吴庆五“下海”，从他的手中接过“接力棒”。
乔：具体讲一讲。
李就在我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努力的时刻，出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１９９２年３月份，记得是在河北省政府驻京办事处，我和庆五在谈到未来时，他说他打算“下海”经商。我听后很吃惊，并深为他惋惜。他解释说：“我在仕途上，做秘书这么多年，已经体现了应有的价值，打算在另外一番天地里施展自己的才华。”他还诚恳地说：“我离开后，由你接替我的职务。你各方面的素质都很强，会干得比我好我会很放心地离开。今后在另一番天地里我要为你们服务。你们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我虽然口头上表示了惋惜和感谢，但内心还是很高兴。我对他讲：“你‘下海’之后，我一定全力来支持你。”事后，他向省政府主要领导提出“下海”的想法时，推荐我接替他。
李：到了１９９２年七八月份，吴庆五因工作需要赴香港办理手续时，对于“下海”之后干什么，还没有一个周详的计划。我向一些同我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如李国庭（张家口卷烟厂原厂长，被判刑）、张铁梦（原中国东方租赁公司河北省办事处主任，后出走国外）等人提出，请他们在庆五“下海”后给予支持。由于庆五当时还没能离开秘书岗位，他们也想和他建立密切的关系，再加上我的因素，都对庆五做了非常积极的表态。可以这样说，庆五之所以选择辞职“下海”，想把“接力棒”交给我，从他内心来说，是厌烦了官场上无休止的争斗。从客观上看，是看准了我的豪放和义气，看准了我的许诺和“关系网”。&&&&
吴庆五把“河北第一秘”这块“肥肉”悬在了李真的面前。&&&&
李真也非等闲之辈！&&&&
李真决定寻找机会，“将计就计”：尽快提供经济支持和帮助，促使吴庆五“下海”。&&&&
机会来了。&&&&
１９９２年７月左右，李真与时任河北省财政厅的某副厅长在北京不期而遇，了解到这位副厅长从财政部为河北省争取到了国家计划内的５００万美元的外汇额度。&&&&
外汇额度由国家控制，是上世纪９０年代用于支持科技、教育和国有大中型企业生产和发展的。无论是哪个企业能争取到这笔外汇，转手按市场价倒卖，就可以净赚差价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
净赚２０００万元？不是正好可以支持、帮助吴庆五“下海”经商了吗？不仅支持了吴庆五，自己不也能得到一定好处吗？&&&&
但要实现这一目的又是何等艰难！而李真却硬是办成了！&&&&
乔：１９９２年７月左右，你了解到河北省财政厅从财政部申请５００万美元国家计划内外汇额度后，你最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谁？&&&&
李：“东租冀办”的主任张铁梦。因为在此之前，张铁梦曾多次对我提起“东租冀办”要为许多企业代理进口设备，需要大量外汇。张铁梦听到这个消息后，急迫地说：“你一定要争取过来，外汇额度能够赚到钱。”他提醒我，他的企业不属于河北省管的国有企业，可以找“国企”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帮忙。&&&&
乔：你当时对李国庭讲了什么？&&&&
李：我说，这笔外汇额度的增值是一种政策性增值，烟厂等于无形中增长了利润。你是不是通过合法的贸易形式对庆五让利，使庆五“下海”后有个依托。庆五发展以后，也不会忘了你的支持。&&&&
乔：你为什么要支持吴庆五？&&&&
李：当时庆五虽已决定“下海”，但前景很渺茫。许多人答应过支持他的话都没有变成现实。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对他给予支持。&&&&
乔：更深层的想法是什么？&&&&
李：给庆五一颗“下海”的“定心丸”，促他“下海”，我尽快“接班”、“扶正”。这样支持也算我“报恩”。另外，这样支持他，他赚了钱，也会报答我。&&&&
乔：你第一步运作的是什么？&&&&
李：按照财政厅那位副厅长说的，找省长（后任河北省委主要领导）批示李国庭的申请外汇的报告。&&&&
乔：这很难吧？&&&&
李：不难。我当时虽是副省长的秘书，但有庆五牵线与省长的关系已经很好了。李国庭给我报告后，当天我就找到省长批示，随后这份批示就通过政府渠道转给了河北省财政厅。现在看，省长在那份报告上批示也是违反规定程序的，上面没有盖张家口卷烟厂的公章，只是盖了一个张家口卷烟厂的业务专用章。&&&&
乔：接着呢？&&&&
李：我打电话给张铁梦让他到省财政厅办理购买外汇的手续。为尽快办成此事，张铁梦去之前，我还给财政厅那位副厅长打招呼说：“李国庭委托张铁梦来做这件事。张铁梦是李国庭的代理，你抓紧给他办了。外汇额度按省长的批示落实。”&&&&
乔：落实得容易吗？&&&&
李：不太容易。我印象中，省长批的是５００万美元，那位副厅长却批了１００万美元。后来在我的督促下，他把１００万美元变成了２５０万美元……最终５００万美元都落实了。&&&&
当调汇所需的手续都办完后，调汇的资金又成了问题。我对张铁梦说：“你也像李国庭一样给省政府打一个报告，讲你对河北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支持，现在急需资金，请省政府协调银行贷款。”&&&&
在“河北第一秘”李真被执行死刑前后，据新华社记者乔云华多次采访李真。李真说“我现在已经没有朋友了，你是离我心灵最近的人”。作者通过探访李真在案发前后对于“权、钱、色”看法的裂变，总结出“腐败之路就是死亡之路”。
■没错，收别人的钱，是有失面子，但权、钱都是面子的“硬件”呀。再说，权力再大，也有失去的时候。如果没有钱，一旦没权了，别人还会给你面子吗？乔：插手地市级干部的提拔如此容易，插手县级干部的提拔是不是更容易？
李：有的容易，有的也不容易，特别是对那些工作能力一般、口碑差的干部就更难一些。
乔：举个例子看？
李：比如说孙某吧。我和家人生病时，常常受到河北省某医院的一位干部的关照，这位干部就把其连襟孙某（因向李真行贿被判刑）推荐给我，请我在对孙某的提拔中“帮一下忙”。
１９９４年，我对保定地区一主管干部的副书记说“高碑店电力局局长孙某这个人不错，应该提拔使用。这事你给办一下。”这位副书记了解情况后，发现对孙某有两种意见：一是此人有政绩，有能力；另一种意见是此人群众基础较差。由于对孙某意见不统一，有争议，开会研究时，大多数人认为不宜过急使用。这位副书记把这个情况反馈给我后，我很不高兴，说“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这事就这样拖下来。后来我又催过这位副书记两次。到了１９９５年八九月份，即保定地市合并不久，保定市委又有其他人提出提拔孙某。在研究时，孙某被提拔为涞水县副县长，后在我的帮助下，又任望都县常务副县长。
乔：李真，你借用秘书的职业，“调汇”、插手人事、受贿，除了暴露了我们制度中存在的一些漏洞，也暴露了你做人上的一些弱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你说的有道理。
乔：你认为自己最明显的缺点是什么？
李：修养不够，就是别人说的有点儿“狂”。无论是新进监舍的人，还是我看到的报道，只要一提我，就跟着一个“狂”字，还说我“能量大”。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确在为人处事上有点过了……别人忌妒也罢、羡慕也罢、恨也罢……不管怎么说，我是犯了众怒……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也算是遭了天怒。
乔：你不觉得“狂”仅是一种假象或表面现象吗？
李：（李真点了点头。）
乔：实质上呢？
李我虚荣心强，表面上看是毁在了“狂”字上，其实是被面子毁了。
乔：具体说说。
李：同是秘书，看着自己给副省长做秘书不如庆五给省长做秘书风光，有面子……
乔：接替了吴庆五后，当了省长的秘书，又觉得不如省委书记的秘书风光，有面子？
李：官场上好面子的，不止是我一个。哪一个不为面子所累？
乔：你为什么这么看重面子？
李：不是你看重不看重的问题。你想想，你一连做了１０多年的科级干部，还原地踏步，是什么滋味呀？而你的同学们、同事们个个都提了，你心里是个什么滋味？有一次，张家口一些老乡聚会，连我的座位都没有……可这时，有一位厅长一到场，那么多人都站起来，递给他笑脸……一看这种场合，我就知趣地告退了。退时，竟没有一个人跟我打个招呼……这是我刚到石家庄工作后，遇到的最难忘也是最尴尬的一件事。
有一次，我陪省委书记到一个市搞调研。我是第三次到那个市，可那个市委书记却硬是记不住我的姓，喊我“王秘书”。我一下就急了，他怎么能知道省委书记的姓，就不知道我的姓呢？我就骂道“他妈的谁姓王呀？”这一骂可好，他从此一下子记住了我的姓，说话还很客气。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乔：什么触动？
李：要学会为自己“争”面子。过去别人请客，我舍不得让人多花钱，也不在乎吃点什么、喝点什么，喝的酒顶多是几十元钱的酒。那件事之后，我也端起了架子，要请我，不够规格的地方我不去。去了也要点好菜、好酒，后来不是有传说“李真除五粮液不沾”吗？他妈的，也怪了，这样一来，身价也上来了。
乔：进而你也把“面子”带到了工作中？
李：可以这样说。我到省国税局后，接连在廊坊、承德、邢台等地盖了一些豪华培训中心，跟我这种好面子的心理不无关系。
李真在外面要“面子”，进了看守所依然要“面子”。
在看守所，办案人员第一次审讯他后，他回监舍对其他在押人员吹嘘：“今天审我的是一个中央官员，用的都是英语。”
乔：你曾说，你在位时十分风光，吃喝玩乐都不用花钱。我不明白，你那样爱面子，为什么还受贿呢？拿人家的钱，不是有失面子吗？
李：这，这，这怎么说呢？（李真有点儿结巴。）你问得好。没错，收别人的钱，是有失面子，尤其是刚开始时。但时间一长，（李真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也就习惯了。权和钱都是面子的“硬件”呀。再说，权力再大，也有失去的时候。如果没有钱，一旦没权了，别人还会给你面子吗？因此，即使有失面子，也想多弄点钱。
在采访中，我还发现，李真做秘书时的腐败行为除暴露出“生死事小，面子事大”的偏颇的“耻感”心态外，还折射出封建社会遗留在某些人身上的奴性这一国民劣根性。
乔：你曾把你做秘书时的人性的变化过程比喻为：由羊到狐再到狼。我很想了解你的两段生活：做“狐狸”和“狼”时的生活。先谈谈做“狐狸”时的生活，好吗？
李：（李真笑着说）你说话太尖刻了。
乔：狐假虎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需要胆量和水平。你的体会在哪里？
李：常言道：“官场如战场，伴君如伴虎。”人在官场，虽然风浪险恶、凶机四伏，但只要看准其中的“道”，就能如履平地。尤其是对待上司，你只要投其所好，就没有什么风险了。你看马戏团里的驯虎员，整日与老虎打交道，他没有危险的原因，就在于摸透了老虎的脾气。弄清了这个道理，你也就体会到了“狐假虎威”的滋味。
如果真要按照李真说的去做，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天良丧尽！
乔：（我笑着问）再谈谈那段“狼”的生活？
李：如果把我比喻成狼，你说是谁助长了我的贪婪？
乔：（我摇摇头）你说呢？
李：一些奴性十足又无耻的官员。狼一旦被关起来，连胆小的兔子也敢开口大骂了。我现在闭上眼睛都能想出那些过去在我面前奴性十足的官员，现在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会怎样骂我。按照当时有些人对我的巴结情况，别说让他叫爸爸，叫爷爷都会。秘书职务本身赋予了我接近领导的机会。可有些人就想“贴”住我接近领导，你躲都躲不开。我儿子出生在河北省一家医院。你说，我们家生孩子跟别人有多大关系？可一些官员闻风后，就借机为我祝贺，给我送礼，送花篮。那花篮从产房一直摆到走廊。一位在那家医院工作了２０年的大夫说，他从来还没有一次见到那么多花篮。我当时听了感到挺神气。可现在一想，我到了这里（指看守所）还有人再给我儿子送一块糖吗？
乔：据说，你自己过生日时也很热闹。
李：这不假。我过生日时，有许多地市级干部为我祝寿。许多生日礼酒，就是那时收的。不过，我在位过生日时，没有一次是我提出来的，都是别人主动给我操办，“逼”着我过的。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一位地市级领导突然给我打电话，问我过生日时准备些什么。我一听就愣了。一想才知道，第二天就是我的生日，就问他是怎么知道我的生日的。他说：“你去年无意说了一句，我就记住了。”当时我听了感动了很长时间。但现在一想，他给我过生日，是有所图。他能记住我的生日，未必能记住他爸爸、妈妈的生日。
在我做秘书的那几年，一些想走捷径升迁的官员“盯”着我，钱不用说，送的礼真是他妈的千奇百怪，有许多是我从没想过的。比如，有送“伟哥”的，有送镇宅宝贝的，有送佩剑的，有送给我算命先生、按摩小姐的，甚至还有想献出情人、老婆的……
外面传说，我对一个年龄比我大许多的厅级干部说：“我同你谈了半个小时话，可是高看你了。”这事的确不假。你不知道，当时我说完这句话后，他不但不恼恨我，还激动地一连说了好几声“谢谢你，十分感谢你”。出门时，还不忘拍一下我说：“看你累了，要注意休息呀。有机会到我们那儿看看，算是休息，也还能指导一下我们的工作。”你说我一个小小秘书，能给他指导什么工作呢？可他却甘愿接受我的“指导”（李真说到这里笑了起来）。
我从这些人的拍马奉迎中，在精神上确实感觉到了一种荣耀和满足，自然也就会以投桃报李的方式鼓励这些趋附献媚者。这种鼓励有时是帮助协调一件事，有时在他们升迁时帮他们说一句话，有时只是陪他们吃一顿饭。
乔：只陪他们吃一顿饭？
李：（李真几乎是眉飞色舞地说）过去让我陪吃一顿饭可不容易呀！必须提前半月安排，假如中间抽出时间来，那可是给足了他面子。我记得一个县委书记想见我，我一直没有时间。后来有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见那个县委书记一面就是给他面子。我说：“现在还定不了，晚上再说吧。”等下午５点我打电话通知那位朋友，带那个县委书记到某宾馆时，那位朋友激动得说话都变了调。我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说：“你不知道，为了请你吃顿饭，见个面，这个县委书记在这儿等了一天。你总算还是给了这个面子，否则，我可下不了台了。”我问：“有什么事吗？”他说：“没有。我和他在一起吃饭时，谈到我们俩是好朋友，他就逼着我给你打电话，想和你吃顿饭。”别看那个县委书记是一县之“主”，可在酒桌上，他基本上就没动筷子，就知道满面春风地望着我，不住嘴地“拍”着我……你说，面对这群“绵羊”，“狼”能不贪婪吗？
在“河北第一秘”李真被执行死刑前，据新华社记者乔云华多次采访李真。李真说“我现在已经没有朋友了，你是离我心灵最近的人”。作者通过探访李真在案发前后对于“权、钱、色”看法的裂变，总结出“腐败之路就是死亡之路”。
如果说李真做秘书时，是靠“虚”权打开了他贪欲的胃口，那么，他到国税局后却是凭“实”权打开了地狱之门。乔：你离开秘书岗位当上省国税局领导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李：先是为有了实权高兴，紧接着就感到权力越大越不安……你捏着别人的饭碗，也捏着自己的饭碗……你捏着人事权、财权、决策权，也捏着自己的自由和生命……气派、尊严的背后是更多的操劳、更深的痛苦、更大的风险。
乔：知道风险，为什么还去……
李：我正是为了躲避一下风险才离开秘书这个位子的。
乔：这话怎么讲？
李：当时告我状的人很多，包括刘善祥河北省原纪委书记在内的一批老干部一直盯着我。我想秘书这个位子对我已太“显山露水”了，我必须要离开。我很清楚外界有一些人一直在反对我、想摧毁我……那段时间可以说是紧张而敏感的，总觉得有人与自己作对，有人反对自己，于是变得更加傲慢。其实，那是一种底气不足、担心害怕的表现，这叫外强中干，也是想利用这种表现给其他人一种震慑……不管怎样，我得离开秘书这个位子。
乔：没有更深的原因？
李：当然也想展示一下自己的能力……有一次在卫生间，我听到两个人在议论我。其中一个人说：“李真除了狂有什么？他早晚要倒在这个‘狂’上。”另一个人说：“不就是有人给他撑腰吗？”我听后，气不打一处来，要在以前，我肯定会对他们破口大骂。但那天，不知怎么的，这些话像针一样，扎在了我心里。当时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展现一下自己的才能……当然展现了才能，也会在仕途上有个更大的进步，这样不是一种更好的自我保护吗？
乔：你为什么选择了省国税局？
李：起初，我提出到基层锻炼，比如到一个市做几年副书记，但没有被批准。有的领导公然说：“李真没有这个素质。”当时我也想过到其他部门。但能到哪里？我看着周围，许多岗位都被占满了。我要走，到哪里去呢？那段时间我烦恼坏了……衡量来衡量去，还是觉得到省国税局好一些。一来这是个实权部门二来，一把手年纪大了，也快到“二线”了，我可以很快“扶正”。
乔：运作的过程呢？
李：李真不说话了。）
乔：香肠好吃，但不能把制作香肠的过程展示给顾客。对不对？
李：李真笑着说）至少现在还不是讲的时候。不过，我的调动是符合程序的。
乔：你怎么看待“程序上公正而实质上腐败”这句话？
李：李真低下了头。）
乔：西方一位哲人讲：“用罪恶手段得来的权力决不会被用于正当的目的。”你怎么认为？
李：李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反而生气地说）我前面不是就给你说了吗？我任省国税局局长后，也不是光腐败的，我也干了不少的事呀！我也想带出一支好队伍呀！谁不想把本职工作干好……你查查我过去的讲话，我无论是布置工作，还是做职工的思想工作，都是充满真情的……
乔：当你拍板要建承德培训中心时，没人提出反对？
李：好像没有吧……噢对，好像有人提出：“中央有规定不许再建楼堂馆所。”
乔：你怎么说的？
李：我记得我说的是，我跟上面说过了，如果当地政府同意，就可以建培训中心。况且我给承德市政府一说，他们也同意。
乔：承德培训中心这个工程是哪个单位承建的？
李：中央某部下属的一家公司。之前的省国税局的北戴河培训中心工程就是这个公司建的，我从中提取了“中介费”７５万元。
乔：这个工程又是怎么给这家公司的？
李：１９９７年九十月份的一天，北京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我：“某某（原在北戴河培训中心施工的项目经理）还想接着干承德培训中心这个工程，你看行不行？”我当时说：“那个工程队在北戴河培训中心做得不错，工程技术质量很好，造价也可以。不过，承德培训中心等一等再说吧。”这样，我当时就没有答应那位朋友。不久，我们省局又召开了第二次局长办公会，进一步研究承德培训中心工程的建设时间和施工方式。在这次会上，我提出建北戴河培训中心的那个公司做得不错，工程质量非常好，是不是还由这个公司的工程队继续承建承德培训中心工程。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定了。会后，我告诉了北京的朋友，并让他转告那个项目经理直接与省局基建办联系。接着，按着我的“指示”，承德市国家税务局向承德市政府打了报告。
乔：这个报告得到批准了吗？
李：承德市政府有个领导作了“同意”的批示。但这也引来了很大麻烦。
在“河北第一秘”李真被执行死刑前，据新华社记者乔云华多次采访李真。李真说“我现在已经没有朋友了，你是离我心灵最近的人”。作者通过探访李真在案发前后对于“权、钱、色”看法的裂变，总结出“腐败之路就是死亡之路”。
“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这也是我想奉劝现在还在位的官员们的话。”李：对于承德培训中心这个工程，承德市政府其他领导及主管部门的许多干部提出了异议甚至是反对意见，言辞相当激烈。
乔：针对的是什么？
李：针对这个工程发包。有的认为承德的基建项目应由承德市的建筑公司来建，不然就会扰乱承德建筑市场，有的就公开说这里面肯定有“猫儿腻”。当时，我听了很不舒服，既怕有人拿这个工程做文章，又怕自己的面子受到伤害。想来想去，我决定还得硬着头皮把事办下去。
乔：怎么办呢？
李：我就亲自出面找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做工作、做解释。为了平息这件事，我再次让承德市国税局向上打了一个要求那家公司议标承建承德市培训中心的《请示》。
乔：这个《请示》再打上去后，是否就一路亮起了“绿灯”？
李：那是当然。随后就签了合同。
乔：签订合同时，你参与了吗？
李：参与了。我把负责合同条款协商起草的省局基建办的人叫到办公室说，合同套用北戴河培训中心使用的合同。就这样，我最后在合同上代表省局签了字。
乔：承德培训中心工程从开始决策、签订合同到最后受贿，你是闯了一路红灯，撞了一条又一条“高压线”，可以说禁令出台的速度赶不上你腐败的速度。
李：现在有一些官员出事，不是出在制度上，而是出在官员缺乏遵守制度的意识上。你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规章制度多吗？不就是一部有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可就这，硬是把党员、干部包括普通的战士给约束住了。说穿了，共产党能打败小日本，把老蒋赶到台湾不是靠的许多制度，而是靠的每一个人自觉遵守制度的意识……依我看，一个官员要是真想廉洁从政，一部宪法，一部党章就足够了。
乔：一些人不想遵守制度、规则的心态是什么？
李：有些人当然包括我在内，不仅没有“不守规矩”的羞愧感，倒是多了逃过监督、逃过别人指责的侥幸心态。
乔：不想遵守制度、规则的根子在哪里？
李：你问的都是我过去不怎么思考的问题，让我好好想一想。（李真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皱起眉头，好像陷入了沉思）除了我上面讲的侥幸心态外，还有就是……
乔：特权思想在作祟？
李：可以这么说……特权思想往往能令人振奋。到下面检查工作，前有警车开道，后有多人簇拥。在这种环境中，你享受到的是权力与荣耀。时间一长，很难再恢复到平常人的那种心态。所以一遇事，什么规矩呀、制度呀，这一切都为我开路吧……
乔：难怪有人说，特权思想是制度的第一杀手。
李：没错。现在回头看，我过去做秘书时表现出的狂傲和做局长后的独断专行、无视制度、规定和法律等，表面上看是缺乏修养，实质上就是有特权思想。你想想，谁不想拥有特权？谁愿意去遵守制度、规定和法律？
乔：以你之见，怎样才能约束特权和克服特权思想？
李：李真哈哈大笑。随后边摇头边撇嘴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时间不早了，我也累了，以后有机会再谈吧。
约束特权和克服特权思想的确不容易。
但是，特权以及特权思想让人入迷，最终也会害人。
我们不妨听一听诺贝尔经济学奖２０００年得主、芝加哥大学教授赫克曼的警告：“没有人向我挑战，是我最大的危险，这意味着我已经死亡！”
李真的毁灭正是对这一警告的诠释。
乔：李真，向你请教一个问题，是不是自古至今的贪官都不怕死？
李：（李真笑了）你这不是说笑话吗？谁不怕死？
乔：怕死还贪？
李：（李真马上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抬头看起了天花板）那时谁会想到问题会败露。
乔：封建社会受“官本位”与“钱本位”合一的双本位结构影响，人一踏进官场，无疑就是踏上一条不归路。可你是共产党在新时期下培养起来的干部。共产党从它宣告成立那一天起，就与腐败势不两立，前有刘青山、张子善毙命，后有胡长清等贪官出事，你怎么能不想想这些？
李：（李真没有说话。）
乔：我总结一下，你的意思是：个别高官的不负责任宠坏了你，个别下级官员的奴性捧坏了你，一些制度的漏洞纵容了你。
李：（李真点了点头。）
乔：这是客观原因。主观上呢？
李：人一旦丧失信念，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不是掉进深谷自取灭亡，就是被猎人开枪打死。这也是我想奉劝给现在还在位的官员们的话。
■为什么李真一旦大权在握，或掌权时间稍长，就大肆腐败呢？我们不禁要问：权力的“保质期”究竟有多长？信念为什么这么容易动摇？
乔：你当初从政时的理想是什么？
李：做个好秘书。
乔：没有受贿这个概念？
李：其实，我开始当秘书时，听到某某人受贿多少多少，我还有点不可思议，觉得距自己很远。权力来之不易，为什么不为群众做事还要受贿呢？
乔：能否讲得具体一点？
李：我是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开始做秘书的，是给一个副省长做专职秘书。我记得，在我做秘书前几个月，中纪委向全国发了一个部级干部及其属下一些人搞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的通报。那时，我一方面为这些身处高位的人犯错误而惋惜，一方面又觉得贪污受贿距离自己太遥远了。
乔：当时中纪委的通报就引起了你的重视？
李：对。我还把那个通报压到了自己桌子的玻璃板下。
乔：是出于什么考虑？
李：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到省政府做秘书上班的第一个星期，就有许多人主动给我打电话，其中有一多半是认我做老乡的。那时，我就想，职位稍微变化，就有人“认”我了。我在省计委建设投资公司工作时，为什么就没人主动找我“认老乡”？那时就感觉秘书这个职业很神圣，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第二个星期，开始有人请我吃饭。当时我推托过好几个人，但有一次实在没办法推开，就去了。吃完饭，有人要送我一条烟，我忘记是什么牌子了，反正我记得那个牌子在当时算是很好的。我坚决不要，可那人像疯了似的往我衣兜里塞，我拗不过，就要了一盒。
就是那盒烟，让我的心不平静了一个星期。那时就想，今天收一盒，明天收一盒，一年下来就是３００多盒。３００多盒烟，这可不是小数字，一想这个数字，我心里就发紧。恰好我在找一份文件时，发现了中纪委那份通报，作为警示，我就把它压到了桌子玻璃板下。
乔：还能记得那份通报里总结的“教训”吗？
李：大部分都忘了，但中纪委通报里有句话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革命干部和腐败分子、犯罪分子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那时我想，这句话说得太深刻，也太精彩了。后来，我在写材料时，还经常引用这句话。
乔：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对你印象较深？
李：我在做秘书半年多后，一次看电影《焦裕禄》，曾使我泪流满面。有一个镜头一直让我忘不了。影片开始时，为焦裕禄送葬的人成千上万。那时我想，我一定要尽职尽责把秘书工作做好，将来有机会就到生我养我的张家口市最贫困的一个县做县委书记，像焦裕禄一样带领百姓致富。我死后，不求有那么多人送我，只求有人能在我临终前说“谢谢你，李书记”就够了。可现在……就是死，落得却是骂名。唉……
为了那个焦裕禄式县委书记的梦，那时我干起工作来，也真是不要命。有一次累得晕倒在自家的卫生间里。当时本可以打电话请个假，但我一咬牙，还是上班了。我记得想骑自行车，但头晕得不行，就“打的”到了单位。那个时候也无所谓星期天，也不讲报酬，反正就知道闷着头工作。
可是，人，一旦迷上权力，不要说信念，就连自己有时也迷失了……现在细细想来，我的问题的发生就是从贪权开始的。给副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长做秘书好，给省长做秘书时感觉不如给省委书记做秘书风光、神气。等真的给省委书记做了秘书后，又感觉不如有实权好。等到了省国税局做了局长，感觉弄个省部级干部干干更好。我给自己设想的是，４５岁前，要弄成封疆大吏或政府阁员……唉，我毁在了官“迷”上。人一旦迷上权力，信念就容易发生动摇，腐败也就开始了……
乔：为什么这样说？
李：因为要维护和扩大个人的自由、尊严与利益。我刚离开秘书岗位坐上局长的宝座后，突然感觉，一切人、事开始围着自己转。时间稍长，单位就以自己为中心了。恭维顺从者越来越多，批评监督者越来越少。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什么阻力。尝到权力的甜头后，就要稳固它，经营它。在这种状态下，哪顾得上什么信念？只有在主席台上作报告时，才会想起“信念”这个词。乔记者，你没有当过官，所以你就没那种感觉。
乔：你说得对。我确实没有你说的那种感觉。不过，我还想问一句，你“变”的过程或者说你丧失信念的过程痛苦吗？
李：可以说很痛苦。
老人的话像石子打在我的脸上，脸疼；像鞭子抽在我的心上，心颤……我一直反问自己：党员，你配这个称号吗？你还有党性吗？……&&&&
乔：你什么时候想停下来过？&&&&
李：我记得那是个麦收时节，我到一个县级市去办事。车在路上出了故障。下车后，我看到大片的麦子都收割完了，只剩下一小片没有割，有个老人坐在地上割麦子，很是显眼，原来是年轻时打仗留下了病根。我问：“你怎么不用收割机呀？”老人说：“收割机太贵了，割一亩地要１５元钱。”&&&&
老人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是八路军。有一年冬天攻打定县（今河北省定州市）时，城外有条护城河，攻打非常困难。要人工架桥，他是班长，又是党员，第一个跳进水里。冰冷的水一下子好像钻到了骨头里，这腿就留下了病根……现在老了，病更重了，腿疼得都不能打弯，只得坐着割麦子。老人说，他还有个傻儿子，吃得多，国家现在一个月给１５０元补助，可是他只能用一半。剩下的一半要给一个没有孩子侍候的老人。在我再三追问下，老人给我讲了这样一段感人的故事：“在一次打仗中，我的一个老战友负伤后，躲在了一个农民家养伤。这个农民的老婆生下孩子后，中风死去。家中只有这个农民和一个不到一周的孩子。两天后，恰逢日本兵进村搜查。那个农民先是把他背进地道，随后又去抱孩子。不知孩子是饿的，还是怎么的，哭闹不停。那个农民就把孩子的嘴捂住了。等日本兵走后，他才发现孩子已没气了。我的老战友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又受重伤，牺牲前叮嘱我，希望将来胜利了，能去看看那个农民。由于没有人作证，胜利后，国家也就没有给那个农民奖励，他也没有得到过补助。他至今仍孤身一人。我现在每月有１５０元补助，他却没有，你说我能一个人花吗？从国家给我补助那天起，我总是分一半给他……现在，我们都老了，我的儿子虽然傻，可毕竟还有儿子。可他为了救八路军的命，连儿子都搭上了……”
听完这位拿着脑袋为我们打下江山的老前辈讲的故事，我呆了，我被深深打动了。我转身回到车里，从包中拿出１０００元钱。当我把钱递给老人时，老人却不肯收。在我的再三劝说下，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接过了钱。他一边哭，一边说：“感谢党，感谢党培养出你这样的好官！”
乔：（我的眼泪也流了出来。我点了一下头，示意李真继续讲下去。）
李：“感谢党，感谢党培养出你这样的好官！”这是什么样的赞语？我配吗？我还有党性吗？什么是党性？党性就是在战争年代，像这个老八路把脑袋别在腰上，第一个跳进水中；在和平年代，就是像他那样任劳任怨，只要能动一点，就要关心别人，为国家分忧。这个老人为共和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如今却如此贫困地活着，而且无怨无悔。而自己呢？迷恋权力，一心向上爬，不是为了作更大的贡献，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想到我侵吞的５００万美元，我感到是在喝他们的血，吃他们的肉，对他们敲骨吸髓，不要说党性，你还有人性吗？
乔：因此对贪权开始反思？
李：对。你想一想，当时老人跳进河里去时，可能就没想到还能活着上来，更没想到还能活到现在。他跳下去不是为了升迁，就是因为自己是班长，是共产党员，是为了战斗的胜利，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人民的解放……可自己呢？总是想升迁……升迁可以，你为党作了什么贡献？你有什么能力？……你升上来了，靠的是什么？不就是靠别人骂我的“头尖些，手长些，心黑些”？上来你能干什么？又干了些什么？职位升高后，除了能更清楚看到、更大胆利用改革过程中的政策漏洞，贪婪地掠夺国家与社会的财富，还能做什么？……不能说我对自己的行为没有进行过反思，没有诅咒过。但就是反思着、诅咒着，信念仍在一点点地丧失着，就像从山坡上滚下的战车，想停都停不住……
乔：反思，诅咒，说明你对自己的行为已有所认识，为什么信念还会一点点地丧失？
李：从那次回来后，可以说有几个月，我一直在努力工作。我还想，“河北第一秘”这个职位要不要都无所谓。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当你持无所谓态度时，这个事情就办成了……我坐上了“河北第一秘”这个宝座，但更严峻的考验、更痛苦的感受也就开始了。
乔：怎么这样说？
李：在我给省委书记做秘书后不久，就有北京的一个高干子弟给我打电话，想通过我联系一个工程我当时将这事搁了很长时间……一段时间后，他亲自过来了，催这个事。我看怎么也糊弄不过去了，转而一想，这个工程，他不干，别人也得干，总得有人干呀。管他成不成，我先打个电话再说。没想到这个工程还真弄成了……他要给我几十万元中介费。我本来是不想要的，可一想，这笔钱我不要，就全进了他个人的腰包，不要白不要。再说，我觉得这样的钱，要了也没人知道……不管怎么讲，就这一次……
李：我每次都对自己说就这一次。但显然，我没能刹住脚。我甚至错认为有了大权就有了一切，走到哪里都是鲜花、美酒、笑脸和恭维，当然也错误地认为有了权力也就有了地位和金钱。更错误地认为，官做得越大，越没人敢找你的事，自己就越保险。&&&&
乔：这是动摇你信念的最重要的原因？换句话说，在你整个信念动摇过程中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李：对我的信念产生致命动摇的除去看到个别高级干部逐渐走向堕落外，还有他们的子女。我看到个别高干子女吃、抽、穿、用极为豪奢，时间一长，就知道了其中的“秘密”。他们这些钱是依靠父母的权力和影响，开公司、做生意牟取的暴利。我既羡慕，又不平。我也握有一定的权力，需要一定的交往。他们能弄到钱，我就不能？况且，他们手中的钱，有许多还是我帮忙弄的。包括我以前给你谈的一些高干子弟通过我承揽工程借、贷公款化为己有，他们挣的是大头，我挣的是小头。再加上看到有些高干子弟争相到国外定居，不少领导干部更是千方百计把孩子送到国外……苏联东欧的巨变，对我影响也很大。于是，我开始思考，社会究竟向何方发展？将来个人又何以立身？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握之时及早作经济准备。于是“弄钱”的欲望一产生，信念也就从根本上产生了动摇。没想到，我进来了，共产党还是坚如磐石。
乔：你的思想受到如此大的震动，为什么动摇了的信仰仍然没有被稳固住？
李：一融进现实，一走进朋友的圈子中，一行使权力，看到有利可图时，私欲就又蠢蠢欲动了……
乔：为什么这么讲？
李：我记得，我把那两件事讲给几位朋友后，他们先是被打动，可很快就不以为然，甚至说些风凉话……有的还提到了刘金国……刘金国，就是（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你知道吗？
乔：（我点了点头。）他现在已是河北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
李：这些人对刘金国的议论，现在我都不好意思说。
乔：没关系，说说看。
李：有的说，刘金国与现实社会脱节，跟不上形势；有的说，他过得太苦，不知道他当官还有什么意义；有的说刘金国是先图名，后图利，图更大的利。过去，我也是听说过刘金国多么多么廉洁。直到我进看守所后，有一天在报纸上看到宣传他的事迹，我才想为什么我就成不了刘金国。
刘金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看一看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３日据新华社播发的据新华社记者景如月、罗绮、王雷鸣写的通讯《清风天地间――记河北省公安厅副厅长刘金国》。
在许多人眼里，刘金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他分管户籍，但其３８个亲属没有一个“农转非”；身为省公安厅副厅长，妻子却是一个集体合同工，买公房还得借钱、贷款；他从不让家人沾自己的光，哪怕是几分钱的药片；他从不接受礼品、吃请，哪怕只是一箱矿泉水……有人说刘金国是在装样子，刘金国说：“我所做的一切，作为共产党员是完全应该做到的。如果说这是装样子，我宁愿装它一辈子。”
他的事迹听起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但了解他的人无不为他的所作所为而感动。
乔：现在进来后你对刘金国怎样看？
李：刘金国就是廉洁。那些人议论的言外之意就是：不滥用权，不贪，不知享受，要权就没有意义……现在想，我们可以不像刘金国那样拼命工作，但应该可以像他那样不滥用权，这是一个党员干部的底线，但对于我来说，坚守这道底线则成了难题。
其实，改革开放以来，像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工资收入看起来并不算太高，但在住房、用车、医疗、招待、出国及其他活动交往中享受到的待遇，绝大多数人是达不到的。组织和人民给予我们的确实不少，应该知足。为什么我们就看不到这些，还要运用权力拼命攫取、拼命贪婪？
（李真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我想，是不是跟现在社会缺乏“廉政光荣”的环境有关。廉洁成了一些人茶余饭后的笑料。无论是我做秘书还是做局长，我都看到过、接触过这样一些人：他们因为廉洁，不仅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工作上得不到重用，反而还遭到有些人的奚落、责难、孤立和排挤。廉政典型成了“苦行僧”。相反，一些贪官，当然包括我在内，口碑不好，举报信不断，却能一次次逃过党纪国法的追究，还被认为是有能力的干部……这种现实让我怀疑，究竟是我有了病，还是别人有了病，甚至是这个社会有了病……进而得出了错误的判断：笑廉不笑贪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了……
李：享乐主义。
乔：主要是指什么？
李：片面追求吃、穿、用、行、玩的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
改革开放后，我们在开放的过程中，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外资，也带来了享乐主义。
享乐主义的要害在于放弃甚至贬抑精神的超越，而将基本需求扩张为无限的欲求。哲学博士卢风认为，享乐主义者吃意不在营养卫生，而在口味，甚至意在通过排场而显示其高贵的身份；穿意不在保暖护体，而在通过名牌炫耀自己的富有；对性爱的追求意不在情感的纯真和对所爱者的深深关切，而在以五花八门的方式获得欲望的满足和感官刺激对居所的讲究意不在求得一个足够舒适的私人生活的栖息地，而在通过装潢和摆设的豪华突出自己的地位。而且这种对享受和感官刺激的追求没有限度。
乔：从你的经历看，享乐主义带来的是什么？
李：精神日趋空虚，并且常常陷入一种折磨和焦虑不安之中。
乔：具体地谈谈。
李：正如我前面给你讲的，秘书虽表面无权，但实际上也有一定的权力。从秘书到局长，你要处理人、事、财等，可以说，在处理中，你会看到政策的许多缝隙，你不可能不因私利不动心……有时铤而走险，有时犹豫不决，有时也想断然拒绝……初做秘书时，虽然凭良知生活很累，也很清贫，但是活得踏实……以后呢，权力一大，面对别人送到口的“肥肉”，包括钱、女人、千奇百怪的礼品、房子等也常常动心……其实一动心就烦恼，就陷入焦虑不安之中……
我在给省委书记做秘书后不久，到一个朋友家。他住的房子，是楼中楼，少说得有２００多平方米。木地板、木楼梯、壁布、西式厨具、进口音响……他告诉我，他再有三年就退休了，他们也要出国跟女儿一起去生活。
乔：心动了？
李：是，心动了。正是这种心动，也才出现了我向别人“借”房子，向张铁梦“借”车……可是就在我到省国税局上班一个月后，那个人抓了起来。他的妻子和女儿哭哭啼啼找到我，求我帮忙，把他救出来。条件是可以把房子、家里的一切都给国家，只要人能出来就行。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他动用了一大笔扶贫款，用来置房、购车、让女儿出国留学……
没想到，两个多月后，我就听到了一个消息：他的妻子和女儿都死在了家中。据政法人员验尸分析，他的妻子心脏病复发死亡。当时，他的女儿刚好要生孩子，可能既想救她妈妈，又不能自主，两个人谁都救不了谁……当管教干部把这个消息告诉被判刑的他后，他没有表情，没有掉泪。自此之后，很少再说话……三个月后，他死于胃癌。
过去，他的女儿一说话，就笑，脸上两个酒窝，洋溢着快乐，而现在在我面前，却一直抱怨自己说，她就不该出国留学，是她毁了她爸爸……如今，他们一家三口全走了，就像江河中的泡沫，一旦破裂什么都不存在了……
乔：既然这件事对你产生那么大的冲击，为什么还不刹车？
李：刹车？哪儿那么容易。按照官话讲，人一旦没有了精神追求，你会错误地看世界上的一切。听到某某买了房，换了几次房，最近又搬进了一座别墅中，光装修就花了５０万元，自己不可能不动心……看到电视上、报纸上铺天盖地的广告和劝诱人们及时行乐的娱乐节目，就觉得，幸福与快乐就是“更普遍地获得商品和立即得到自我满足”。见到一辆凯迪拉克从眼前一晃，就问这车是谁的？车走过去老远了，眼睛还盯着车的后影发呆……每天应邀出入灯红酒绿的宾馆、饭店、歌厅、桑拿中心……
乔：有人讲，信念不自失，惟人自失。你认为呢？
李：是这样。内因在自己。
乔：西方人把权力比做贪婪、狡猾和无法逃避的兽。总结你的教训，你认为如何才能纯洁操守、坚守信念？
李：一个人有权之后，最怕的就是失去监督。自觉接受监督就能时时矫正自己的脚步，也就保证了自己党性的纯洁。过去就是没人对我监督，说穿了就是没人敢对我监督。还有就是，要主动遵守各项制度。如果你能真正遵守了制度，你就能始终走到正道上。
乔：现在为什么这么看重制度？
李：说句实话，以前的环境太宽松了，我一直觉得不遵守制度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自从进了看守所，与形形色色的罪犯同居一室，赤裸裸的争夺、以强欺弱，时时刻刻威胁着我。如果没有监规，身单力薄的我，想抢到饭吃都困难，能不能生存下来，更是个未知数；失去了自由后，我脾气变得非常暴躁，动不动就想跟人吵架。我面对的都是外地的在押犯，如果没有严厉的监规，触犯众怒的我，恐怕早就被他们打死了。同样，如果办案人员不按法规办案，对我刑讯逼供，我又怎么能撑得了１０８天不开口讲问题？两年多的监禁生活，使我真正体会到，制度是约束，更是一种保护。它约束的是你的私欲，保护的是你的生存权利。
我觉得，老人可怜，自己何尝不可怜？整日战战兢兢，忧虑缠身。树枝把老人的腰压弯了，权力又何尝不是一种负担，何尝没有把自己的心压瘪？
乔：依你看，行使权力时如何克制私欲？
李：首先要认清权力姓“公”不姓“私”。权力一旦姓“私”，那个“兽”就向你张开了口。至于什么时间“咬”你，那就要看情况了。从我自身看，受私欲影响，错误地认为“权中自有黄金屋，权中自有颜如玉”，在其他人来看，无论是当时求我办事给我送礼，还是事后揭发我，也没有逃出一个“私”字。我相信，我不被逮捕，就没有人敢揭发我，并说“李真收了我的礼，给我帮忙弄了个厅长、书记、县长、处长，或者说李真收了我的礼，不给我办事”。再退一步来说，他们中有些人如果知道我能出去，出去后还要复位，那又是什么情况呢？肯定会有人要表现出“宁死不屈”的样子。可现在不行了，墙倒众人推呀……很多人非常自私，当他想利用你的权力时，他可以给你送钱、送金银珠宝，甚至把肉体、灵魂给你，一旦你失去权力，尤其是对他不利时，他会立刻砍断恩义这条纽带……权力一旦姓了“私”，毁了别人，还会毁掉自己。
乔：克制私欲的第二个法宝呢？
李：给自己的私欲上道“箍”，就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动用权力时要念一念，免得私欲被勾引得横冲直撞。大到决定一项政策的出台、建筑工程的拍板，小到决定一个人的调动、升迁，处理一个矛盾，总会有众多的因素左右你，影响你行为的公正。我在做秘书时，一个县要选拔一个县长，先后有十几个人通过不同关系找到我帮忙。我到省国税局后，一共搞了６个大工程。为了这６个工程，少说也得有５０多个人找我，跟我打招呼……这些人中有亲戚、情人、朋友、老乡、同学、同事，还有领导，你不能得罪所有人吧？
乔：一切按原则办不就行了？
李：（李真笑着说）按原则办？要是有那么容易的话，唐僧到西天取经就不用克服九九八十一难了。你不能说《西游记》中妖精迷惑唐僧的花招少吧，可现代人拉你下水的手段一点不比妖精们少……那些人为达到目的，有拉我进歌厅的、洗桑拿的，有送小姐的，有送相面卜卦大师的，有送黄金珠宝的……人都是有私欲的，你能抵挡１次，能抵挡２次，８次，１０次呢？５０００元你不要，１万、１０万、２０万呢？你总有眼发直的时候吧。
乔：关键时，还是要算笔账：值不值？
李（李真点了点头）现在看是这样，可当时谁那样想呢？欲望那玩意儿……
乔：你没有控制住欲望，当肉体在欲望中上下浮动时，灵魂就没有挣扎？
李：有呀。随着反腐败斗争步步深入，我也害怕了。出事前一年，因为害怕，我已是身心俱疲，变得有些神经质，总是被一些细微的事触动。
乔：触动你最深的是什么？一块白云、一片秋叶还是一双眼睛？
李：一位老人。
乔：又是老人？
李：（李真点了一下头）是，一个背柴的老人。有一次我到（河北省）保定开完会，顺便去山里参观一座寺庙。通向那座寺庙的山路上只有一小段铺了石阶，剩下的就是羊肠小道。爬山得一手打着伞，一手抓扶身边的石头和树枝。我爬了一段，就上气不接下气了。停下脚步，仰头往上看，发现不远处有堆绿乎乎的东西挡住了去路。等我爬到跟前时，才发现那是一堆树枝，我侧身要绕开那堆树枝时，才发现，那堆树枝是被一个老人背在背上的。
我问他：“家在什么地方？”老人说：“在山的那边，爬到山顶还有一半路。”我至今都忘不了老人的形象老人约有７０多岁，一脸泥水，眼睛近乎浑浊，身体伛偻着，几乎是被裹在树枝堆里，淋湿的衣服紧紧地贴着老人的身体。雨水不停地顺着老人的脸、衣服、背上的树枝向下滴着……看着，看着，我的心不由得一沉……
乔：为什么？
李：我觉得，老人可怜，自己何尝不可怜？整日战战兢兢，忧虑缠身。虽说锦衣厚味，也感觉万状苦愁。树枝把老人的腰压弯了，权力又何尝不是一种负担，何尝没有把自己的心压瘪？
乔：这样一想，觉得还不如那位老人？
李：是呀。老人无职无权、生活虽是贫困了一些，但无坐牢杀头之险呀！老人背的树枝再沉，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心。而权力就不同了，手握大权，如同身上盘着一条蛇，如同抱着老虎入眠，说不定什么时候被伤害……山路虽然很滑，但老人总可以回到家&&&&而我走的是一条不归路……
乔：为什么有了这种想法？
李：看着那堆勾连牵合着的树枝，想到了自己编织的关系网。这张网，捞了关系，捞了钱财，捞了权力，恐怕就是没法捞住自己的生命……唉！现在看，这张网，编来编去，还真的编成了捕捉自己的一张罗网。
■现在看，我身上欠缺的东西太多了。没有良好的修养，权力只能给自己带来灾难。
乔：你从秘书到河北省国税局，可以说一直和权力打交道，你是怎么看待权力的？
李：就如别人常说的“权力是把‘双刃剑’”，既能“斩”别人，又能“斩”自己。乔记者，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谁都知道这句话，怎么一掌权就忘了？
乔：不能说忘，权力给你带来名誉、地位与实惠的这一面，你没有忘掉吧？你不是曾给我说过，给你１０００万元也不换局长的位置吗？只能说你忽略了权力的负面作用，或者说你把权力本身隐含的腐败给“发扬光大”了，这叫“剑走偏锋”。
李：我一直没能看到权力的负面作用。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自古至今，都要求掌权者要有良好的修养。
乔：古人曾这样说：做官做到将相，被世人公认是一种荣耀。说这话的人可能并不知道荣耀与耻辱并存这个道理。只有善于自我修养的人，才能保持他的荣耀；不善于自我修养的人，荣耀只会给他加速带来耻辱。
李：就像一炉钢，要炼好，火候、原料缺一不可。我是属于“钢”还没炼好，就出炉了……现在看，我身上欠缺的东西太多了。没有良好的修养，权力只能给自己带来灾难。
乔：李真，许多人把你比喻为“政治暴发户”。有人说，掀起你这个“政治暴发户”的盖头，能看到两个字虚、假。虚政绩、假档案、假文凭……你怎么看待？
李：胡说！李真一下子站起来。但发现我和办案人员在看着他时，似乎觉得言行不妥，马上略带歉意地坐了下去。）刚做官时，一般还能诚实地做事。过不了多久，为了升迁，心有余而力不足，怎么办？就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做一些应景的文章。
乔：你主持河北省国税局工作后，通过改制对促进河北省的税收工作做了有益的探索，但据查证，你创造的连续两年超额完成税收任务是虚的。政绩成了“政疾”。你怎么认为？
李：这个……我从媒体的报道中看到了，是说的虚收税款。
乔：知道是多少吗？
李：报道中说是１０多亿元……但我不相信会有这么多。
据河北省国税局反映，由于历史原因，再加上李真出任局长后片面强调超额完成任务，造成了在税源短缺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出现虚收问题。到２０００年初，全系统累计虚收１２亿多元。
乔：这反映你的工作作风也存在问题。
李：这样看，我过去的工作作风是显飘浮，欠踏实。我出台“超额完成任务”这项决定动机好，但有点片面，这跟我调研不认真有关。长期以来，河北省国税征缴中存在着零散工商业户底数不清、对其管理粗疏和漏征漏管的现象，商业企业账外经营、资金体外循环、隐瞒销售收入等问题不断出现。我找到了“河北税收上不去”的问题的症结，但为解开这个“结”，搞调研、找办法时，就有点“漂”了。
乔：为什么这么说？
李：如果谁说我强调“超额完成”税收任务这项决策是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拍”出来的，那就是对我的诬蔑……我到下面搞调研，就是为了解实情，也不能说不辛苦。有时我也为得不到真实情况着急，但你总得信任下级呀。我搞调研总是亲自到企业、到单位……可没想到的是，一到那里就被包围了。下面的人很会把我的脉，汇报的全是他们的成绩。现在看起来，我从一地跑到另一地，车马费花了不少，也很累，自认为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其实这个“材料”都是被“润色”过的……我虽然是真想做点事，但最后还是落了个“假做事”的恶名。
乔：一项决策失误有多方面的原因，调研不认真只是其中一个原因。除此之外呢？
李：我还缺乏对决策执行的全程跟踪调查。当时，假如我要再认真抓一下决策的执行情况，也不至于出这么大漏洞。
乔：显飘浮、欠踏实的工作作风是表面现象，背后的心态呢？
李：就是常说的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呗。可以说，是一心想快出政绩、早出政绩、多出政绩。这有两方面的因素。先是我有种压力，正如我前面给你说的。我从做秘书到省国税局局长，一直有人骂我，一直有人向北京告我，而且越到后期，告得越凶。骂我没有多大能耐，告我是凭关系网上来的。所以，我到省国税局后，憋足了一股劲，就是要努力干工作，出政绩。搞人事改革，逼着下面完成任务，就是想干出政绩给那些骂我的、告我的人看看，也减少一些负面影响；再就是我也想尽快离开这个“不稳定”的河北，通过这些政绩到北京或是外地谋求更大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我算过一笔账，我３５岁就是正厅了，再有几年弄个省部级，也不会有多大问题……真要是到了省部级，我的年龄才多大？年轻着呢，不用算，你可以设想一下我的未来。
■你拍板在承德市建“培训中心”时想过承德是贫困地区吗？３０００万元对于当时贫困的承德是个什么概念？&&&&乔：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些“形象工程”造成的后果？
李：怎么看待？……李真陷入了回忆中。后果……反正感觉至少有一个教训应吸取，就是不管搞什么工程，都应该把百姓的苦处、国家的难处考虑进去。
乔：这种觉悟是怎样产生的？
李：产生于同监舍的一个人身上。
乔：什么人？
李：他是一个来自山里的年轻人。为了给孩子凑齐学费，他夜间到村里的一个小铺偷钱时被抓住。他在村里算贫困户。县里说是要扶贫，给了８００块钱启动费，教他们种蘑菇。他觉着这个事不错，便又向亲戚借了１０００元钱买原料。那时电视台、报纸宣传说，这是县里的扶贫工程。谁知道，那阵风一过，他买的料也瞎了，加上自己文化不高……就没弄成。这可好，不仅没脱了贫，还欠了一屁股债……他说，现在他谁也不恨，就恨自己心不狠，没下狠心让他儿子停学。“唉要是不让孩子上学，我也不至于进这里呀！”他总是在看守所里唠叨这句话。那时，我就想，那些搞“扶贫工程”的干部们也许不知道，一个家庭，尽管贫困，但它也是一个好好的家呀，可就这样被“扶”毁了。也许，那些有的“扶贫”干部从中尝到了甜头，也许有的还借此高升了……尝到了甜头的人也许又试着推广起了另一个“扶贫工程”，高升了的人也许又正酝酿着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这项“扶贫工程”……乔记者，你真该把这个事采访一下，好好写写，让那些麻木自私的官员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中猛醒过来。
乔：你让我批评别人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你怎么看待你兴建的那些工程？
李：我建的那些工程，同他们的不一样。我动用的不是当地的钱，是我们系统里的钱。
乔：你们系统里的钱？“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脂民膏”。不是吗？你拍板在承德市建“培训中心”时想过承德是贫困地区吗？３０００万元对于当时贫困的承德是个什么概念？
（李真没有吭气）
乔：你眼中的承德的贫困是个什么样子？
李：刚才跟你讲了那个为给孩子凑学费去偷钱的年轻人的事，由此我又想到了我到承德市检查工作时见到的一个小学生。我忘了那时要干什么，我们把车停在了一个山中的村子里。我记得那个村很穷，没有几间像样的房子。正值学生们放学回家，一个１０岁左右的小学生拿着几本书，看来是没有书包，一边走一边看我们吃香蕉。不料，一下子踩在一个石子上。他摔倒后，就哭了起来。我手下的人赶紧过去把他拉起来，并递给他一根香蕉。他开始不敢接，后来在我的劝说下，接到了手里。没想到，他吃香蕉时是连皮往嘴里塞。我们几个人又都笑了。一问才知道，他从没吃过香蕉。他是因为对香蕉好奇，看我吃时才摔倒的。当城市里的孩子一个月的零花钱已经达到百元甚至数百元时，他可能会为今天吃到了一根香蕉而高兴好几天。
乔：这的确让人心酸。
李：当时，我记得，还看到了村里的一堵东倒西歪的墙上写有这样一条标语：“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心里也是感到酸酸的。从这个孩子天真质朴的眼神里，我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压抑感。说不定哪天他因为家里穷就辍学了，墙上的那句口号将成为一句空话。他一旦辍学，那种天真将立即从他稚嫩的脸上消失，开始重复祖辈的生活：种地，靠卖苦力打工维持生活。而更可悲的是由于没有文化，他可能还会继承祖辈留下来的贫困。
乔：确实可悲。
李：如果我们不彻底刹住官员们急功近利、片面追求政绩的浮躁心态，让浮夸风、浮华刮出一堆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到头来这些就都成了毁灭共产党的大工程……也许就应了你刚才说的那篇文章结尾的话，灭……非……什么来着？
乔：“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不过，这不是结尾，结尾更有启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李：这是历史的教训，也是我个人的教训。不过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已经晚了！
晚了？是的。
对李真来说晚了，但对有些人却不晚。
谁能说清楚，那个投资３０００多万元的承德培训中心的建成埋葬了多少像李真见过那样的贫困孩子的前途？又有谁能说得清楚，还有多少贫困孩子的前途将被正在破土动工或将要破土动工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埋葬、压碎？
其实，这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埋葬、压碎的不仅仅是贫困孩子们的前途，甚至还有李真在看守所里看到的“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
■如你不出事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成了“博士”领导了。&&&&
乔：有人说你升迁的奥秘在于你是作假的高手。你怎么认为？&&&&
李：这是对我的侮辱！&&&&
乔：据办案人员查证，你在调到河北省计委前经别人帮助伪造了７份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包括，由科员变成“正科级秘书”、“晋升三级工资”、通过非正常手段取得了预备党员的资格、转正时根本没有经过党支部的讨论等。你到河北省国税局后，又弄了个假硕士研究生的文凭。你怎么看待？&&&&
李：我造过假，但没他们说的那么多。&&&&
乔：有哪些？&&&&
李：如果你要纠缠这些小问题的话，我就不给你谈了……&&&&
乔：造假，人人恨。可怎么把这些假内幕曝光，这是给我们记者出的考题，你可以帮助我们一下。比如你的硕士研究生的文凭是怎样弄到手的？&&&&
李：（李真只看着我，不说话。良久，气呼呼地说如果说我的文凭是假的，那别人的呢？你认真作一下调查，看看有多少官员握的硕士证、博士证是真的？&&&&
乔：反正你弄假文凭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你说别人也是假的，那么，他们假在何处？是怎么弄到的？你不妨说出来，让我们的各级领导和群众了解一下内幕。&&&&
李：假在何处？有假资格、有假考试、有假学习还有假论文。&&&&
乔：假资格是指什么？&&&&
李：国家本来对在职人员报考研究生的条件，如学历，有明确规定，但有的干部根本就没有达到规定的申请学位的条件，于是就造假学历。我好歹还有个大专毕业文凭，有的只是高中学历，为“读研究生”，花几百元造个“大本”毕业证。&&&&
乔：假考试呢？&&&&
李：在学校里，一个在职的厅级干部曾告诉我，他是花钱雇“枪手”考上的。有关系的或是有来头的，就提前弄出试题，考试只是做个样子。&&&&
乔：“考”上后，学习总不能再造假吧？&&&&
李：我去学习过，只是去的时间较少。我好歹还去过，可有的却是派秘书或司机去上课。更有甚者连一堂课也不听。一位干部曾对我说：“哪有时间上课呀！我从来就不去上课，只是偶尔把老师们请出来吃一顿应付一下。逢年过节，派司机带点别人送的礼品打发他们一下，或是帮他们办个什么事，他们就会‘高抬贵手’。有些大学老师，别看他们教的是我们这些级别不低的学生，但都是些只有学问的穷光蛋。他们哪有过这么大的面子？”&&&&
乔：考试呢？&&&&
李：我是提前弄到的考题，稀里糊涂地就过了。关系不硬的就花钱雇“枪手”呗。&&&&
乔：被抓住怎么办？&&&&
李：谁去抓？&&&&
乔：结业呢？&&&&
李：你是说结业时的论文？&&&&
乔：对。&&&&
李：你以为这些人是神还是仙？他们连课都不去听，还能写出论文来？&&&&
乔：那怎么办？&&&&
李：找人替写呗……（李真笑着问我）乔记者，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你光想从我肚里掏东西……哼！大学里有不少研究生和老师借这发了财呢。&&&&
乔：你的论文呢？&&&&
李：哈哈（李真又笑了起来。）……你说呢？&&&&
乔：真可怕。&&&&
李：没那么严重。干部弄假文凭，比起别的造假来危害不是特别大。虽说手段不正当，但是基本上还是符合有关部门规定的。另外还有不少好作用，比如，干部的学历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文化知识结构有了很大的改善，对外形象好多了。&&&&
乔：你这是什么话？&&&&
李：（李真只是笑，没有回答）&&&&
乔：假如你不出事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成了“博士”领导了。&&&&
李：应该没什么问题。&&&&
事实也的确如此，１９９９年８月３０日，某某大学授予李真“管理学”硕士学位。不到两个月，也就是１９９９年１０月１１日，李真又接到了全国某重点大学学位办公室的《同意在职申请博士学位学习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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