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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中的俄罗斯诗人
这篇十来年前的文章论到的三位俄罗斯诗人，并不为一般的国内读者所熟悉，他们是上一个世纪俄国革命后流亡到西方的旧俄文人中的代表诗人。而我之所以写到他们，是受到当时选编一本俄罗斯诗选的朋友的约请。结果是我的文章完成了，那本诗选却因为我不知道的原因没有出版。
——发博客补记
黑色的波普拉夫斯基
波普拉夫斯基无疑属于早慧的诗人，他只活了32岁（），但从写成的诗篇看，他已经能够非常熟练地驾驭语言与诗歌的形式了。但是，波普拉夫斯基又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诗人，因为他的诗歌有着那个时代的痕迹，即他的作品中弥漫的，正是上个世纪初叶，人们对个人生活，对世界的状况的怀疑主义情绪。也许，我们会很容易地将波普拉夫斯基的诗歌看作暗色调的，因为他总是在谈论死亡、痛苦，以及如此诸类的东西。但如果要说到特点，也是他不同于人的地方，我们会很明显而又轻易地发现，他对事物的关注，他选择切入一首诗篇的角度，他最终赋予作品的意义，都是非常独特的。正是在一种带着怀疑主义色彩的语调中，波普拉夫斯基让我们看到了他诗歌中的力量——这是一种具有批判性质的力量；当波普拉夫斯基在哪怕是描写钢琴这样美好的存在时，也会传达出某种非常绝望的情感。有很多读者不喜欢看到诗歌中出现这种带给人的阅读沉重的东西。但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对于一首诗篇来说，这种沉重恰恰是构成它的存在合理性的最基本的要素。没有了这样的基本存在，我们便很难理解诗人是以什么样的眼光看待事物，并理解事物的了。
是的，像波普拉夫斯基这样的刚刚进入青年人之列，就随父母流亡国外的诗人，命运的变迁肯定会成为他理解世界、理解个人命运的支配性力量。尽管有的评论家说波普拉夫斯基的作品关注现代社会的发展与个性的危机之间的冲突，用非逻辑性手段反映世界的偶然性与荒诞性，并用对梦幻与潜意识的强调来加强其作品的批判性力量。这些评论家当然一点也没有说错。但是，这些说法仍然没有更深入地看到就写作而言，波普拉夫斯基不过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他是在以那个时代特有的方式说出自己对生活的感想，对个人命运与时代关系的理解。今天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波普拉夫斯基生活的那个时代，革命、战争，不间断地发生着，而且由于现代工业的发展，使人类的冲突以更残酷的、更具有毁灭性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样的现实中，迷惘、困惑、怀疑、恐惧，成为了普遍的情绪。我们说波普拉夫斯基的诗中存在着这样的东西，实际也是在说，他希望通过诗歌的形式表达出他对自己置身其间的时代氛围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文明与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在波普拉夫斯基的诗篇里，我们看到很多诸如《地狱的天使》、《地狱里的春天》、《星星地狱》这样的诗题。虽然我们不能据此便说波普拉夫斯基是一个描写死亡的诗人，但是，通过这样的诗题我们可以看到，在波普拉夫斯基的诗歌写作系谱中，对死亡的关注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与死亡的对峙中，波普拉夫斯基找到了某种表达自己的生命观的重要的途径。就以《地狱的天使》一诗为例，我们会发现这首诗的题目是自相矛盾的，地狱里怎么可能会有天使的存在？天使出现在地狱意味着什么？但通过阅读我们发现：实际上波普拉夫斯基所说的地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神话中的地狱，他的地狱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把现实的世界看作地狱，虽然我们可以认为太可怕了一点，但是它表明的恰恰是波普拉夫斯基对混乱的人类生活的失望。我们应该相信他有理由失望。对于一个十几岁就跟随父母过流亡生活，饱尝漂泊、动荡之苦，眼见了人类生活中无理性的战争的残酷的诗人来说，失望并不是什么让人惊讶、难以理解的事情。
的确，失望的情绪弥漫在波普拉夫斯基非常多的作品中，即使像他的题为《音乐的精神》这样的诗篇里，我看到的仍然是一种非常强烈的失望的情绪。过去人们在一般的描写与音乐有关的诗篇中，总是会着力于写音乐给人类带来的美好一面。但是，波普拉夫斯基却在这首名为《音乐的精神》的诗中，让我们看到死亡的影子在不断地游动着。而为什么会这样？通过波普拉夫斯基的描述，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在他的眼里尽管音乐是美好的，但仍然无力改变一切。相反，音乐却可能掩饰很多不美好的事物的存在，或者说甚至成为不美好事物的存在的帮手。这样来看待音乐，的确是有些恐怖的了。但是，我们应该理解的是：正是在这样的诗篇中，我们看到了波普拉夫斯基对事物存在的两面性的认识，任何事物的存在都不是单纯的，再美好的事物，如果被搁置在一个非合理的位置上，都有可能变得意义尽丧，或者说不再是原来的存在。我个人对波普拉夫斯基的这首诗很感兴趣，就是因为从这首诗中读出了另外的，不同于过往的人们对音乐的理解。这样的理解当然是特异的，但它也是成就一个诗人与众不同的东西。
所以，当人们说波普拉夫斯基是他那个时代流亡国外的，俄罗斯诗人中“最有才能的诗人”时，我看到的却是他的特异之点。这是视觉的特异，也是对事物认识的观念的特异。正是这种不同于人的特异之点，构成了波普拉夫斯基诗篇的与众不同。我们在波普拉夫斯基的诗篇里，很少看到人们所说的亮词，以及明亮的句子，就好像他总是带着一桶暗色的染料，把什么都抹得阴沉沉的。这种情况甚至出现在他描写爱情的诗篇中，像《在水的太阳音乐之上》这首诗，反映出来的正是这样的色调。虽然这首诗相对于波普拉夫斯基的其他诗篇，显得要喜悦多了，但仍能从中读出某种惆怅来；那是一种对美好充满渴望的惆怅（是不是更深一层的惆怅呢？）。也正是因为如此，波普拉夫斯基的更多的诗篇是感伤的，那里面总是流淌着心灵的痛苦。当我读到《冬日在静止不动的天空中》，读到《自天空回家》，读到《月亮在浅蓝色的钢琴上》，读到《幸福的纸牌和悲伤的纸牌》这样的诗时，无一不明显地感到一种深层的，对命运的哀叹笼罩着每一个词。让我阅读时感到非常地痛。痛，几乎成为波普拉夫斯基诗歌的主调。
而这样说来，波普拉夫斯基就不是我十分喜爱的那类诗人。因为由于太多的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对生活的批判上，并且太多地使情感在诗篇中支配着诗句的形成，使我感到波普拉夫斯基作为一个诗人让人感到太感性了。而我喜欢的是那种把感性控制在理性范围内的诗人，我认为只有这样的诗人在处理诗篇的时候，能够做到更有力地向深度开掘，也会显得更大气一些。譬如在我眼里，俄罗斯其他诗人，像帕斯捷尔纳克，像布罗斯基，便比起波普拉夫斯基来，显得更深入，也更广阔一些。当然，虽然波普拉夫斯基不是我最喜爱的那类诗人，但我仍然发现仅就他支配语言，营造气氛的能力来说，的确可以称为是有独特性的诗人。他总是能选择恰当的词来为自己的诗篇服务，譬如他能通过一再地对词语进行修辞性限定，使诗句呈现出明显地意义指向，他能够把意象向意义需要的方向推进，使之最终获得他所需要的鲜明的意义色彩。而这些，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都是能力的表现。所以不管我喜欢不喜欢，我仍然要说，波普拉夫斯基是一个能力非凡的诗人，当然也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最好的俄罗斯诗人之一。
他的确是他那个时代最好的俄罗斯诗人之一。因为他写出了《与梦幻的斗争》、《地狱里的春天》、《黑色的圣母》、《死亡的玫瑰》、《不要对我谈论雪花的沉默》等一大批诗篇。这些诗，像《与梦幻的斗争》对于那个时代的诗歌来说是新鲜的东西，一方面是梦幻本身进入诗篇是新鲜的，另一方面，构成这首诗的语言，即它的词句是新鲜的，像“母牛在天空中飞翔”，像“参加比赛的自行车选手”，像“……向饭店奔跑”和“隔着篱笆相互闲聊”。它们对于在这之前一直把“圣词”、“洁词”看作诗歌语言的唯一品的诗歌来说是一种革命，对于在一首诗中自由地调度空间场景转换这样的技术性因素来说，也是一种非常新鲜的实验。这还不光是前面说到的有人评价波普拉夫斯基时所言的，他把梦幻、事物的偶然性等因素带进了诗歌，而是在这样的诗篇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混乱是怎样在语言的支配下呈现出意义的秩序的。上一个世纪是全球性的诗歌革命的世纪，波普拉夫斯基很显然也是这一诗歌革命运动中的一员。所以不管怎么说，他仍然是值得我们阅读的诗人。
他当然是那种值得阅读，而且需要认真阅读的诗人。因为尽管感性是构成波普拉夫斯基诗篇的最基本要素，但是他的诗篇的技术性因素仍然是有着非常鲜明的特征的，像他那样运用着对立法的诗人——用好来说明坏，用善来衬托恶，从抽象中引出具体，使具体变得抽象，其所具有的诗学意义仍然是让人非常感兴趣的。而且也说明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即在事物的存在中，对立是一种肯定性的因素，它会很自然地向我们呈露出一些事物的，由冲突而生发出来的最隐秘的意义。虽然我们说意义对于诗篇并不是绝对的，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某某是一个深刻的诗人，而另一个却不是，原因就在于，不同的诗人会由于自己在方法上的特别，最终向人们呈现出他在表达上的力量来。如果说我还对波普拉夫斯基欣赏，也是因为我看到在他的诗篇中，那种对立法的使用，使得他的诗篇变得尖锐，有力。他能够通过自己不同于人的处理方法，最终把诗歌引向一种具有认识论价值的方向。而且这种具有认识论价值的东西是独特的。
而这也是当我提笔，写这篇谈论他的写作的文章时，最初就想到的问题。我发现一个诗人之所以最终能够让他的诗篇留下来，后来的人在阅读时对之有兴趣，他不同于人的地方是最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种不同又能让人看到与他所依凭的文化的联系，并最终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过去，我们总是感到俄罗斯诗人身上，有一种非凡的精神性的东西支撑着，也爱把它称之为俄罗斯人对命运具有悲剧性的感知力，这当然是说出了俄罗斯地域性悲剧的特征。但是，从更深处探究并不仅仅是这样，而是近代以来，俄罗斯一直所具有的那种与相同文明背景下的西方在寻找同一性时所感到的那种落后，不平等心态，这种心态使得几乎所有的俄罗斯人，不仅仅是诗人，俄罗斯小说家也一样，都在努力创造自己文明的过程中，感受到民族命运与个人命运中无法把握的东西。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无法把握”所具有的那种不稳定感，已经成为俄罗斯诗歌中最显明的特征。并成为几乎所有俄罗斯诗人诗歌的主调。波普拉夫斯基的主调是这样的吗？我认为是的。这样，我把波普拉夫斯基归于悲怆的诗人之列。我相信我没有错。
可以朗诵的巴尔蒙特
要在几首诗中总结出一个诗人的诗篇的特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现在做的工作是胆大妄为的工作。因此，我所能做的，不是评论一个诗人，而是通过他的这几首诗，谈谈对这个诗人的诗篇的印象，也仅仅是印象而已。那么，这几首诗，都给了我什么样的印象呢？先简单地说就是：这是一些具有象征主义色彩，但又没有完全脱离浪漫主义影响的诗作。因为它们的用词，以及因为它们具有的语言上的炫耀美的倾向。由于实际到自己也在写作的情况，我是比较反感在诗歌中炫耀美的，也对诗歌中过多的运用比喻有些腻味。但考虑到巴尔蒙特是一个出生在十九世纪，主要的写作时期是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诗人，那么其诗篇中对词的使用，以及具有的美学倾向，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曾经风靡一时的浪漫主义诗歌潮流，虽然已近尾声，但其影响还是非常大。巴尔蒙特受到这种影响，这是正常的，同时也是有意义的。
的确，诗歌的变革是二十世纪后的事情，这种变革主要还先是在西欧进行。在巴尔蒙特开始写作的那个年代，人们要求诗歌的，仍然是首先它要有音乐性，要讲辞藻的美。如果以这样的要求来评价巴尔蒙特，他当然是做到了的。因为仅就我看到的这几首诗而言，它们的旋律感，以及辞藻的华丽都非常明确的体现出来了。像《告别一棵树》这首诗中，虽然把自己的祖国俄罗斯比喻为一棵树，让人感到有些巧妙，但它的用词，就极尽语言的修饰之能事，让我们感到巴尔蒙特的确是想通过形容词的使用，达到诗篇与美的契合。现在的人们写诗，一般是不会像他那样用词了的，譬如“轻盈的跳跃”、“树叶雪崩一般的喧响”，“林妖的眼睛”等等。这样的用法，今天的人们一般会认为有些做作。不过，虽然以现在的眼光看过去的诗篇，如果它达不到经典的高度，我们总会找到它们存在的不足，但就此便否定它们，也是不对的。这样，当我在阅读巴尔蒙特的这几首诗时，虽然觉得做作之处一眼能见，但仍感到有一些东西是很值得谈论的。
什么是巴尔蒙特的诗篇中值得我们谈论的东西？当然是情感了。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抒情性从始到终都以充沛的形态存在于诗篇中，这一点中西诗歌概莫能外。的确，在巴尔蒙特的诗歌里，我们总是能够很轻易地感受到他的情感的流淌，像《在蓝色的庙宇里》这首诗，从第一句“秋天又一次举起了酒杯……盛满湖泊沉默的蓝色”开始，到“亲爱的，穿越离别的迷雾/ 我倒在了光芒的中心，逐渐冷却”结束，始终让人感到诗人想传达给人们的是一种感伤的愁绪。我们可以不问这愁绪是什么，也能清楚地感到它的确是存在着的；那是面对秋天所感到的岁月流逝。我常常在想这样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的人在理解语言时比过去的人更细致了吗？还是到了今天，像巴尔蒙特他们那时代的人那样写诗，尽管写出了人对事物的认识，写出了人的情感，却没有更深入地把握住语言内在构成的隐秘。不然的话，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写作诗歌时，更多地谈论的是语言的自主性，我们并不需要像巴尔蒙特那样，写出“石铸的天空一片憔悴的蓝色”这样修饰性极强的诗句来为自己的诗篇增加所谓的文学性。在一种直接地叙述中，我们同样能够传达出作为当代人对事物的同样具有情感因素的认识。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其实并不容易。在这篇文章里似乎也没有必要回答。那么仍然说巴尔蒙特的诗篇吧。有评论说他被称为他那个时代的“诗歌王子”。哦，“诗歌王子”……？这让我想起了已逝的我同代的早慧诗人海子有过的说法，他亦曾把诗人分为“皇帝”与“王子”。尽管从意义上说，海子的分类与人们称巴尔蒙特为“诗歌王子”不是一回事，不过就其相同的含义来讲，他们赋予“诗歌王子”的，都是因为从这些被称为“王子”的诗人的诗篇中看到了一种优雅，而且这种优雅真的具有沉郁的色调，而且是一种非常具有青春性的沉郁的色调。的确，说巴尔蒙特的诗歌中有沉郁的色调，这是准确的。我在他的诗歌中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我认为，这是构成他诗篇的最有力也最吸引人的部分。所以读巴尔蒙特的诗，不由自主地，我的眼前总是幻化出一个人独自漫步的景象，或者是在冷月悬空的夜晚，或者是在寂静无人，微风飒飒的树林中。
不是吗？就是我在读到巴尔蒙特的《一滴》、《我是俄罗斯人》，《彩色的道路》这样的诗篇时，心中出现的仍然是这样的幻象。因为像《一滴》这样的诗，它的自我冥想的性质太明显了，那是一种很显然的对渺小存在的意义进行思考的冥想，是一种自我悲悯的虚构。而这样的诗篇如果不是产生在想象中又会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像“……一滴夜晚的星星，落进 / 废弃已久的枯井……”这样的景象不管我们用怎样的眼光来看，它都是不确实的，带有强制性地去凸现事物的意味。何况还有后面的“井底正在因为没有水源而忧伤”，还有“它像明媚的雪花似地掉落，成为天空与大地之间的一环”。如此的诗句，它们离开我们生活的常规状态太远了，我们除了可以说它们有一种沉郁的优美，可以说它们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诗人希望通过低呤来达到自我情感的表达，还能说什么呢？熟悉诗歌写作的人都知道，一首诗中意象的构成虽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地还是与诗人看待事物的眼光有关。我感到巴尔蒙特因为看待事物的眼光的原因，他只能借助于虚构来获得美。
从这个意义上讲，巴尔蒙特尽管在我的眼里算不得一个十分了不起的诗人（当然是仅就我看到的这几首诗而言），但其存在仍然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篇尽管虚构性太强，尽管情感是沉郁的，但也不是没有一种真在里面。而真，对于诗歌来说是重要的。重要的一方面是指一个诗人的作品，能够让我们看到语言具有反映人对美的渴望的真情实感，另一方面更为关键的是：它能够带来我们对一个诗人与他所面对的事物的关系的认识。譬如说巴尔蒙特就带来了我们对他与俄罗斯，也就是他的祖国的关系的认识。虽然像他的《我是俄罗斯人》这样的诗，存在着夸耀的成分，但这是一种带有骄傲感的夸耀，说明的是巴尔蒙特对于他生为俄罗斯人的自豪感。一个人爱他的祖国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爱才说不过去。但是能够夸耀地谈论，本身也是可以理解的感情。它非但不是什么不好的东西，反而让我们看到率真之情的流露。因为如果换了一种情况，谁要是说“我懂得什么是智慧”，我们真的是会觉得他有些太自以为是了。我更喜欢那种谦虚的诗歌。
而十分遗憾的是，我看到的巴尔蒙特的诗篇太少。有评论说他的作品大多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色彩，并且具有反社会的非道德主义倾向，同时形式上有些还非常怪诞。但我在读到的几首诗中没有看出来。这使我不免猜想：在一种怪诞的形式下，巴尔蒙特是怎样表现出他的个人主义，怎样表现出他的反社会的非道德主义的倾向呢？因为，我不太相信写出了“我是须发赤红的俄罗斯人，我是俄罗斯人。/ 我懂得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梦呓。/ 我沿着一条狭长的小路前进，/ 我能够像开阔的曙光一般抵达。”，写出了“……在彩色的喧哗中，/ 梦幻之井通体变得明亮，/ 那里有父母，那里有兄弟和妻子，/ 那里有女儿，那里有一切，仿佛遥远的回响。”这样的诗句的诗人，会对社会以非道德主义的眼光看待。如果真是那样，其非道德主义的内涵就必定是基于哲学的理解，是一种从哲学观中生发出来的对世界的认知了。要是这样，我就很能理解，毕竟巴尔蒙特生活的时代，整个世界的变化太大了，而且充满了让人恐惧的混乱。
好了，这篇文章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不过到最后我还想说一句的是：巴尔蒙特的诗歌的音乐性。他的诗的确如有人评论所说，旋律感很好。也正因为这种很好的旋律感，我觉得他的诗如果朗诵起来，可能效果会比读起来好一些。我甚至认为巴尔蒙特应该算做一个必须被朗诵的诗人——“我喜欢一棵被童话高举的树 / 夜莺总是在这棵树上啼啭 / 树下，一片广阔的庄稼海洋 / 麦穗儿喧嚣，小溪在歌唱 // 我爱小鸟儿在树枝间轻盈的跳跃 / 色彩斑斓的小鸟张开翅膀在玩耍 / 它和古老的山峦同年出生 / 与草原同龄，与闪电同龄 // 我爱这棵树的尖梢上的窃窃私语 / 它们预告了雷霆来临的消息 / 我爱树叶雪崩一般的喧响 / 九霄云外最初的泪的滴落 // 我爱这棵树上那双林妖的眼睛 / 它们在维伊的睫毛中间扑闪 / 这棵古树的名字就叫俄罗斯 / 可在它的树根正摆放了一把利斧”（《告别一棵树》）。像这样的诗，如果我们读它，会发现它所用的意象无不是被很多人用滥了的，像什么“麦穗儿喧嚣，小溪在歌唱”等，是犯了严羽《沧浪诗话》所言“诗忌俗”之病。但一朗诵起来，它的旋律感还是非常好的。有一种十分婉转、优雅的起浮存在其中。
我眼中的吉皮乌斯
吉皮乌斯（）十分活跃，这使她成为俄罗斯诗歌她那一代人的中心人物。这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她的写作，另一个是指她的文学活动。有时候，文学活动的意义更大，因为成功的文学活动家会带来文学的集团性力量的形成，最终在一个时代产生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由吉皮乌斯与她的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一起建立的文学团社，在俄罗斯流亡文学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也成就了吉皮乌斯自己的写作。所以在我的印象里，吉皮乌斯作为沙龙女主人的形象更清晰一些。但我当然也不会否认吉皮乌斯的写作是很有成就的。能够以巨大热情参预文学活动的诗人，总是在自己的写作中激情四溢。这不为别的，只因为热爱文学活动的人，总是比别人表现出更多的对文学的爱。并且相信文学会带来生活的改变——个人精神的改变，与民族意识的更新。要获得后面一条的成功比较难，但个人精神的改变没有问题。到今天，吉皮乌斯作为诗人已经被文学史认可。如果没有她的文学活动，我相信认可会不一样。这样说不是贬低吉皮乌斯。我的意思是说通过文学活动，吉皮乌斯是以明确的文学观念推进自己的具体写作的。
吉皮乌斯被文学史家称为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之一。象征主义也是她那个时代诗歌的主潮，涌现了不少很好的诗人，像勃留索夫、勃洛克等。吉皮乌斯自觉地实践着象征主义对诗歌的理解，因此她的诗歌大多是表达自己对宗教、世俗世界的理解。诗歌在她那里起到了揭示事物秘密，歌颂永恒，连接上帝的纽带的作用。今天我们看吉皮乌斯的诗，会觉得她的诗过于抽象，都是观念性的话语，是一种道理的说，而不是事物自身的直接呈现。像她的《闪烁》、《标准》、《超越遗忘》、《永恒的女性》这样的作品，我们只要看这些诗的题目就能明白吉皮乌斯在写作中关注的是什么。她的确是想通过诗歌达到某种观念的传达和肯定。就是她的那些好像十分具体的诗，像《路人》、《南方组诗》，也更多地是在一种概括似的述说中，向人们呈现出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很明显，这样的诗容易显得形象模糊，缺少细节，流于空洞，流于说教般的干瘪。因此，比起俄罗斯的另一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在一般的意义上讲，吉皮乌斯的诗歌显得没有那么丰满。
当然，吉皮乌斯在做得好时仍然能打动我们，尤其是当她能够找到具体的切入点，从具体中生发，她的那些说出的道理便显得十分生动，或者说当她能够面对具体的对象做出自己的思考，又不是那么生硬地与她对世界的认识联系起来时，她便会显出好来。譬如在《月亮诗》这样的作品中就是如此。虽然，我们看到就词语的使用和形式的创造来说，吉皮乌斯并没有提供出什么新东西，所选择的仍然是星星啦，乌云啦，玫瑰啦，这些好多人都在使用的意象，但这首诗仍然有很生动的抒情性在其中生成，显得比较能够打动人。以及像《镜子》一诗，虽然很玄秘的将事物的存在归于镜像，但由于带着喜悦的心情在谈论它，意象的选择也是以美好的，如青草、松鼠等事物为主，因此让人读了也还觉得比较清新，并感到有些欢乐在其中。我甚至认为，如果吉皮乌斯就写这样的诗会更好一些，她的确不应该去写那些像什么《标准》、《超越遗忘》之类的讲道理的诗作。因为在这类诗作中，她并没有讲出什么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东西来，无非是把一些常识性的话，再用韵文的形式说上一遍。
实际上这也是她那个时代很多诗人的毛病。面对着急剧变化的世界，人类的价值观出现了不稳定，变得怀疑、迷惑，甚至于失望。在这样的情况下，责任感总是使很多诗人想要通过自己的阐述来告诉人们，应该面对生活抱什么样的认识。想起来，这种责任感也是无可厚非的。只不过，诗歌这种人类精神活动的形式有它的特殊性，常常是当我们想要它直接地说出什么时，它会变得不那么胜任，甚至是十分地牵强，因为诗歌毕竟不是宣喻，不是说教，而我们只有通过描述，使之在形象上获得具体性时，才会变得真正地生动起来。所以说，吉皮乌斯的一些诗的毛病并不能仅仅将之看作她自己的责任。只不过今天在对她的具体的阅读中刚好呈现在我们面前罢了。我们当然不能以今天的认识来苛求过去的诗人，那是不对的。而是应该看到他们在那个时代所产生的作用。
也正是因为如此，面对吉皮乌斯这样的诗人，我无法简单地说她。尤其是面对着她的那些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品时更是这样。譬如在她的《永恒的女性》一诗中，我看到了博大的胸怀，对更广大的人的爱：“……我发现人间所有的女人 / 都是你的名字……索尔维格、特蕾莎、玛丽亚 / 新娘—母亲—姐妹”。虽然这说起来仍不过是她的宗教情怀所带来的，具有普世意味的悲悯心的呈现。但毕竟是美好的呈现。至少在这样的诗中，我们看到了人世间最可贵的情感的流露。对了，说到情感，这应该是吉皮乌斯诗歌中最可贵的成分。她无论写什么，都让人看到激情的存在。她是那么相信她所谈论的一切的价值，那么相信它们的意义。在很多时候，我感到恰恰是激情弥补了吉皮乌斯诗歌形象的缺乏，使得她的一些作品还不至于真正地落入难堪的境地。《闪烁》、《词语与沉默》等诗就是这样的情况。像《闪烁》这样的诗，谈论的是一个诗人对语言的态度，其中除了反复用“闪烁”这个词来强调，并不断地用形容词肯定外，几乎让人看不到更形象的比喻。但由于整首诗被吉皮乌斯用急遽的语气说出，所以仍然让人感到很有力量。甚至是断然的力量。
这样，如果我们把“急遽”也作为诗学的尺度来使用的话，就会发现，它的确是很能说明吉皮乌斯的创作风格的。我读她的诗，总感到她的语言节奏很快，而且这种快还不是我们在其他的俄罗斯女诗人，譬如茨维塔涅娃的诗歌那里看到的，由性格，和对主题的表达的急切造成的。茨维塔涅娃是绝望的快。而吉皮乌斯的快就是语气的快，就好像她总是希望通过这种快让人们更相信她所说的是有道理的。这一点，哪怕是在她的具有神秘主义意味，描写人与土地的关系的诗篇中也是如此。像《南方组诗》中的《雨》一诗：“一切都过去了，火灾，暑气 / 一切都过去了，——一切都起了变化； / 低矮又潮湿的帐幔一片灰蒙蒙。……”三句诗里，吉皮乌斯就用了三个“一切”这个词。让人不能不感到其递进，其语气有着要人必须相信的肯定因素。虽然这不免让人觉得有点饶舌。我一直认为，以迅速的语言推进来完成诗作的诗人都对自己高度自信。相反，那些语言推进平缓的诗人，则让人感到对自己不是那么自信，他们总是在小心谨慎的诗句的推进中，顾及着什么。吉皮乌斯当然是非常自信的诗人。
不过太自信总会造成毛躁。我认为语速快的诗作总不免显出粗糙的一面。因为这样的诗作给人的感觉是太急于表达，对词语的选择便不是那么仔细，只要差不多就行。我在吉皮乌斯的诗中经常感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她的那些意象的选择，让人觉得缺少更独特的东西。所以在读到什么“南方之夜的魔妖”，什么“云彩——上帝思想的折射”，以及读到“好似悄悄溢出灵魂的泪花”、“愤怒地隐入乌云”和“……永不入梦的噩梦”这样的诗句时，不免感到这些词句使用的太平庸，缺少独立性。因为，我总是在俄罗斯诗歌中读到同样的意象，同样的修辞。我记得当代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曾经说过，他对自己能够在诗歌中使用前辈诗人没有使用过的词而得意洋洋。我很理解布罗茨基的这种情绪。每个诗人最大的梦想当然是与别人写得不一样，或者说写出别人不会那样写的东西。所以，尽管我已经能够很宽容地看待吉皮乌斯的作品，仍然无法满意她处理诗篇时留下的那些让人感到十分粗糙的成分。对于诗人来说，形式的完成并不只是把诗写出来，还包含着在诗篇中非常独立的运用语言。没有做到这一点，当然是让人无法满意的。
我对吉皮乌斯的诗歌的确不是那么满意。这样的看法与此前我们这里的多数人不一样，在他们眼里，吉皮乌斯是俄罗斯诗歌巨擎。但是，我不希望人们就此觉得我对吉皮乌斯作为诗人是否定的。恰恰相反。我认为像吉皮乌斯这样关心灵魂的诗人，用诗来完成自己信仰的建设，把诗歌当成宗教，使之成为祈祷的形式，仍然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同时，我还看到正是因为如此，在她的诗中，对痛苦的述说不像其他诗人那么多，她的诗里始终充盈着喜悦，充盈着爱的呼求。这是她不同于其他诗人的可贵之处。如果要我明确地说出对吉皮乌斯作为诗人的印象，我能够说的是：她是某一类型的诗人，在这种类型的诗人身上，理性大于感性，对诗歌的热爱大于形式的创造力。他们所以能够被人们认同，并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声音，主要依靠的是对诗歌的热情，以及主要依靠的是由这一热情所带来的某种诗歌姿态。有时候，诗人的诗歌姿态非常重要，它会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力量，以及人想要过纯粹的、美好的、有意义的生活的愿望。真的，我在吉皮乌斯的诗歌中看到了这样的愿望。她始终相信，词语能够带来人灵魂的纯净。正是如此，我们才会读到“我感到伤心的是，你不爱词语”这样的诗句。
不过，我比较奇怪为什么在对吉皮乌斯的介绍中，人们谈到了存在主义？就我阅读到的她的作品，虽然也有对事物的怀疑，但那不是存在主义式的对人类存在本质的怀疑。而我所理解的从克尔凯戈尔到萨特的存在主义，其最重要的观点便是人存在的荒诞感，和事物存在的虚无性，萨特就说出过“他人即地狱”这样传诵一时的名言。这一点吉皮乌斯的作品中恰恰没有。哪怕是她的那些谈论人生缺少恒定的秩序的作品，譬如《路人》、《游戏》这样的诗歌，那中间呈现出来的也不过是渴望人与人的交流；“我像上帝一样，渴望了解每个人的一切 ./ 看别人的心灵如同我自己的一般/ 像鲜活的水一样解除它们的饥渴……”，以及某种“此岸”作为人类生存的唯一场所，人必须无条件接受的非常简单的思想。我当然不能说那些对她的介绍是搞错了。考虑到吉皮乌斯创作涉猎很广泛，还写过散文、戏剧，与小说，那么我只能说，可能在那些我还没有读到的其它作品中，她的确表现出了对存在主义的认同。总之，像吉皮乌斯这样的，在一个时代的文学活动中影响巨大的诗人，自然有此影响巨大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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