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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
因最近比较忙,文章题目写好了三天,今天才得以完成.抱歉!&&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 &&&&&&&&&许锡良&&&&&&&&&&& &&&&&&&&&一&中国的问题，答案其实都可以在日本明治维新中找到。对比中国历次的社会变革，其实就不难发现，中国人对待变革的方式与态度与日本人对待变革的方式与态度是有巨大差别的。中国的鸦片战争之后展开了洋务运动，长达六十年，这个社会变革是基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认识展开的，而且一直遭受到保守派的顽固抵制。直到中日甲午海战，以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作为标志，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为止，洋务代表人物之一的张之洞著有《劝学篇》，宣布中国的发展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且得到体制内精英主流的认同，得到朝廷的充分肯定。这些事情的发生，几乎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同时进行的。变革的人物也是大致相当的。不过，所取的变革态度却有很大的差别。比如日本变革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同样著有《劝学篇》，却主张引进西方的公民观念，与民主宪政制度，全面而深刻地学习西方文明，以拯救日本的危机。中国的清末宪政改革失败之后，被辛亥革命推翻，民国建立。在文化教育方面着手引进西方的一套思想观念与教育体制，兴洋学堂，引进科学研究方法，派留学生，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培养了一批大师级的学术人才。然而，终因内乱与日本人的侵略而中断。因而有共和国的建立。共和国建立，其实对今后发展应该拥有怎样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教育制度，完全是漆黑一团。延续的是中国传统“打天下，坐天下”，排座座，分果果的作风。在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竟然没有讨论任何社会问题。既没有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办法，也没有去借鉴国外的文明。一句话，这次会议就是确定了新皇帝与新宰相，以及内阁成员。会议确定了国歌、国徽、国旗之类。与近二百年前美国的费城制宪会议相比，既马虎，又显得空洞。为后来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民不聊生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二&中国百年近代史上，有几个关键时刻，可以拿出来与世界历史作一个对比。一是将中国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二是将民国、共和国的建立与美国的费城制宪会议相比。在这些历史关键时刻，我们在对比中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短板。这些对比分析的研究，会大大提高中国人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认识水平。在这里，我只将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即在结束“文革”之后，由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与日本明治维新对比，也很能够发现问题。照说，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一百多年前，一百多年之后，中国在历经“文革”十年内乱之后，重新上路，应该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为高明才是，可是，其实并不是。一百多年之后，中国人在社会变革的问题上，仍然无法与日本人相比。我们不妨将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作出简单的对比。&&&&&&&&&&&&&&&&&&&&& 三&先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历经十年“文革”动乱之后，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饥寒交迫，民不聊生。在这个情况下，中国许多省份尝试着突破人民公社体制，搞包产到户，家庭承包责任制。这是生存动力之下的自然之举。1978年复出的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掌握了军事实权，当上了军委主席，意味他以副总理的政府身份要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完全支持农村包产到户。这是当时中国最为有见识，最有能力，最为开明的领导人。他当时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就是：对内搞活，从农村开始，包产到户，对外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在中国广东、福建沿海地区搞几个特区作为试点。到日本、美国访问，学习日本与美国的治国经验，平衡国际力量。这些举措在当时都是大手笔的。因为，中国“文革”刚刚结束，内外保守势力非常顽固，压力非常大，能够做出这些大动作的人，在当时的中国非邓小平莫属。然而，就在中国确立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邓小平又制定出了“四个坚持”的基本原则。将中国的改革开放，严格地限制在一些技术细节上的改革。在思想观念、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方面，基本上延续旧制。这为中国改革开放十年之后的历史悲剧埋下了隐患。改革难免要走出来，到外面走走看看，历史上大凡新上任的政治家，要想有一番作为，一般会选择自己出访的国家。如毛泽东在建政之初即选择苏联为自己的学习与出访对象，虽然在长达数十年莫斯科访问日子里，其实只是整天被关在房子里，什么也没有学到，但是，目标与方向和基本态度却是确定了。虽然中间数次中苏交恶，但是思想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制度是一点也没有改变的。后来他统治中国的几十年里，基本上是按照当初出访国家的思路全盘照搬式地学习苏联。邓小平也不例外，他选择了日本与美国作为自己复出的出访国家。这意味着他的新政将要从日本与美国得到帮助与施政启示。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来拉几个国外的支持者；二来确立一下自己在国际上的形象；三来学习一下国外的东西，为自己实施新政提供参考。&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的第一站是访问日本。访问时间是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之前中日两国政府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邓小平作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二战后首次正式访问日本。这次访问，是为了出席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仪式，也是邓小平在酝酿中国现代化大战略的过程中所做的一次取经之旅。他的明确表示，中国人的学习态度是这样的:“要有正确的政策，就是要善于学习，要以现在国际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好经验请教。相信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有希望的。”中国当时很落后，因此，学习先进发达国家是很有必要的。并且说一个人“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在对日本8天的访问中，邓小平挤出时间，怀着浓厚的兴趣先后参观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等三个大企业。乘坐新干线从东京去关西时，记者问他有何感想。他说:“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我们现在很需要跑。”他还说，“这次访日，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虽然这次访问之后，中国掀起了“日本热” 随后中国有大批考察团涌入日本，大量的日本专家、学者被请到中国讲课，中日政府成员会议相继举行，官民之间各领域、各层次的交流日趋活跃，两国间的经济、贸易、技术合作迅速发展。然而，邓小平真的弄懂了日本发展的奥秘吗？他真的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吗？后来的中国考察团究竟考察到了什么？这是很值得怀疑的。从邓小平当时对日本现代的理解时脱口而出的话：“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这就是现在我们需要的速度。”“我们需要跑”来看，邓小平对日本的现代化的理解只是停留在一点经济发展与技术层面上。这与他后来多次讲话提到引进西方的资金、技术与管理方法，就可以看出，在邓小平的心中，现代化从来只是科学技术与管理方法，最多外加一点经济观念而已，在中日交流上，连书籍这样的商品都没有考虑引进中国，这与日本当年大量派考察团，在长达三年时间里的深入考察，并且大量购入西洋书籍都是无法相比的。邓小平访日即暴露出，他从来没有在制度与人的现代化层面上考虑过如何学习日本。也难怪仅8天的访问，完全按照外交程序进行，走马观花都来不及，不可能有更深入的学习。正是这一盲区，导致了改革开放十年之际的历史悲剧。因为，技术革新与经济发展，而权力却没有得到有效制约，特权横行，腐败必然严重。邓小平访日8天，坐了一回新杆线高铁，感觉到了现代化的速度。还去了新日铁公司、日产汽车公司和松下电器公司等三个大企业参观。得到的体会还是乡下农民的那种体会：“快，真快！就像后边有鞭子赶着似的！”坐惯了马车的人，实在很难说出别的词汇来。福泽谕吉曾经说过，一个社会起决定作用的两种力量是不同的。社会精英的认识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人民大众的素质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基本动力。方向与动力，才构成一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几个月之后，即1979年1月28日开启了访问美国的历程，到2月6日结束，历时9天。在这9天时间里，我们看看邓小平做了哪些事情。邓小平到卡特的故乡亚特兰大参观访问，重点参观了福特公司的一个汽车制造厂。了解到这家工厂每小时能生产50辆小汽车，当时中国的汽车年总产量大约是1.3万辆，不如福特一家公司的生产量。福特公司先进的汽车生产线使邓小平对美国的工业生产实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休斯敦，邓小平的考察重点转向了高科技领域。在美国载人航天基地———林登·约翰逊宇航中心，邓小平不仅仔细参观了宇宙飞船阿波罗17号的指令舱和月球车，还在美国资深宇航员弗雷德·海斯的引导下，登上将于当年底进行首次试飞的航天飞机的飞行模拟器，亲身体验了航天飞机从10万英尺高空降落到地面的情景。参观“天空实验室”太空站实体模型时，邓小平也是兴致盎然，不时向身边的宇航员询问太空生活的细节。邓小平在休斯敦附近的西蒙顿小镇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戴上宽边牛仔帽，以显示自己作为政治家的亲民作风。邓小平当年访美的最后一站选在美国西海岸的西雅图。他在那里主要考察了波音747飞机生产线。从此以后，波音公司和中国航空业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为一种亲密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从邓小平访日到访美，总共历时不到20天时间。关注的只是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能力。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基本上是以这条思路发展着。这条思路与他在1975年全国四届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四个现代化”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四& 再来对比一下日本当年的“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主要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把日本从力量分散的幕藩封建国家变成力量集中统一的国家；第二件事情就是全面快速地引进西方文明，达到富国强兵的目标。&在引进西洋文明方面，日本明治新政府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情：&1、大量延聘外国的专家学者到日本来，或担任政府各部门的施政顾问，或在各工厂传授技术，或到大学任教，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将西方文明移植到日本。2、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各国留学。3、由少部分已经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社会精英，通过文字媒体的传播，对社会大众作启蒙教育，将社会大众从“封建人”启蒙成“现代人”。& 明治政府于1872年到1885年聘请的外国专家包括专家、学者、教师、工程师、医生、熟练技术工，并且总人数在1873到1875三年时间里超过500人。那时新政府刚刚成立，财经非常拮据。但是，却拿出一大笔钱来作引进开支费用。比如工部省1874年仅支付给外国技术人员与教师的薪资就达76万日元，占工部省部经费支出的33.7%。东京大学1877年创办时，全校有四个学部（理、法、文、医），教授总共39人，其中外国人为27人，日本籍只有12人。其中聘请外籍教授的经费支出占到了东京大学经费支出的三分之一强。&当时日本首相（太政大臣）的工资为月薪800日元。而东京大学外籍教授的工资有数人超过当时日本首相。除工资待遇之外，外籍教授的交通、食宿也全部是由明治政府免费供给。&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能够如此求贤若渴，咬紧牙根，大量延聘先进国的专家学者前来协助推动现代化，这个国家岂有不成功的道理？由此看来，日本能够在亚洲各国中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先驱者，成为亚洲各国最富强的国家，绝非偶然。&除此之外，最值得一说的就是明治新政府开国之初派遣的留学生与使节团。其实在这之前，作为明治政府前身的萨摩藩与长州藩已经大量派遣留学生与使节团去欧美各国考察学习。得出了这样的共识：&&&& 1、日本必须打破“官尊民卑”的传统封建等级观念。&&&& 2、日本必须发展工商业，而要发展工商业就必须集合民间的零散资本，成立股份有限公司（株式会社），发展市场经济。在派遣留学生方面，在明治初期数年就有超过600名留学生，而当时中国派往国外的留学生，不过十几名。以中国之大，人多数之多，而派遣的留学生反倒只有他们的几十分之一来看，反差是十分巨大的。而且日本派遣的留学生都是经过严格挑选，严格执行唯才是举的标准。派遣留学生的同时也派遣监督人员，随时报告留学生的学习情况，一旦发现不合格者或者不用心学习者随时随地调换。留学费用只是政府预支，将来留学生学成回国，必须分二十年偿还。这样，既有量上的优势，又有质上的优势。这些留学生中就有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让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也让俄国远东舰队覆灭的海军司令东乡平八郎。相比当年清政府派往国外的留学生，无论在质还是在量上，中国都是无法相比的。这一点在鲁迅的《藤野先生》一文中对当时清朝派往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的学习状况有一点描写。多次派遣使节考察团，更是声势浩大。最著名的是1871年12月23日由明治政府派遣的岩仓具视为大使的遣外使节团，前往欧美诸国考察学习。这个团由政府46名官员组成。这个数目字占据了当时明治新政府成员的将近一半。其中包括当时的大臣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多次担任日本首相）、山口尚芳、西乡隆盛、大隈重信（后来早稻田大学的创办者）等等。这个使节团成员年龄最大的是大使右大臣岩仓具视46岁，年龄最小的21岁。平均年龄30岁。当时副使伊藤博文刚好30岁。历时近三年时间，先后考察了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俄国、丹麦、瑞典、意大利、奥地利与瑞士等共12个国家。他们考察国家时间分配如下:美国205天,英国122天,法国70天,德国33天,瑞士27天,意大利26天,俄国18天,奥地利16天,荷兰12天,比利时与瑞典各8天,丹麦5天。这些考察团内部分工明确，责任到人，任何人都不敢偷懒，出发前每个人都分派了详细的任务。大使、副大使负责统领使团，理事官负责考察，书记官负责记录。考察的任务也非常具体：1、各国政治制度的理论及其实际运作状况。外交部、议会、法院、财政部等机构的组织编制与运作状况。2、与经济、财政有关的各项法规及其实际运作状况。3、各国的教育制度及其实际运作状况。4、各国陆海军的制度及其实际运作状况。这些年轻有为的一批年轻人，正雄心勃勃筹建自己的国家，如饥似渴地学习与吸收西洋文明。他们在出使美国的太平洋上的“美利坚号”上还模仿美国的法庭审判了一起“性骚扰案”。到达美国旧金山的当天，即由伊藤博文发表了英语演讲。因为他是使团中正副大使中唯一会说英语的人。虽然英语说得不是特别流利，但是还是向美国人表明了这样的态度：&敝国的国民通过阅读、传言以及到外国实地视察，对外国的政体体制与风俗习惯等已有了初步的认识。现在，敝国的政府与人民最热切希望的，就是与各先进国一样，达到文明的最高点。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打算在陆、海军与学术教育上采用西方的各项制度。此外，我们也一面发展对外贸易，一面吸收海外知识。不过，敝国在物质文明上的改革虽然进步神速，在精神文明上的改革却还很缓慢。数千年来，敝国人民在专制政治的压迫下，只知绝对服从，不知有思想的自由。可是，随着物质文明的改良，他们已经知道了自己的权利所在。……身为使节，我们最大的希望便是把能够促进敝国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资料带回去。&后来明治维新时期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在明治17年，即1884年9月27日发表了一篇解读中日在对待西方文明的不同态度与不同途径的文章——《必须摒拆清国风》一文，文中有这样的清醒分析：西洋文明流入中日两国的途径大不相同。中国是通过商人流入，日本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为什么西洋文明流入中国时，不通过知识分子，而是通过商人呢？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满脑子儒家思想，对西洋文明不感兴趣，他们即使看到了西洋的船舶器械等科技新产品，也不为所动，觉得那只是夷狄的奇技淫巧，没什么大不了。另一方面，由于西洋人到中国从事贸易之故，与这些洋人接触的中国商人便学会说洋话，西洋文明也就经由这些商人流入中国。可是这些商人文化水平较低，他们对西洋文明并没有什么兴趣，只是想与洋人贸易赚钱罢了。因此，他们即使学会洋话，也只是学会简单的日常用语。他们虽进口洋货，可是这些洋货中却很少有书籍，尤其是科学方面的书籍更是几近于无。因此，通过中国商人流入的西洋文明，只停留在外观的层次，只是让市面上多了一些舶来品，以及让一部分商人学会日常会话用的洋文罢了。换言之，西洋文明的流入并没有对中国产生思想上的根本变化。日本则与此相反。在二百多年的锁国时代，日本的知识分子（兰学者）努力研究西洋学问（兰学），并且借着开班授徒与著书立说，把吸收来的西洋学问传授给其他日本人。因此，西洋文明可说是通过知识分子流入日本。这些知识分子因为文化水平较高，所吸收的都是西洋文明中最深层的部分，因此西洋文明通过他们流入后，便在日本产生思想上的根本变化。中国引进了西洋文明的肤浅外观，日本则引进了西洋文明的深层内涵，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文明化脚步如此迟缓，而日本的文明脚步却那么快捷的原因。听了这样的演讲，读了这样的文章，再看到后来日本的发展，再对比一下一百多年之后邓小平先生在1978年的为期8天的日本之行与1979年在美国的9天之行，你还会由衷赞美邓小平先生当年在访问期间的大智、大勇、大胸怀吗？还会由衷地赞美当年由一个年近80岁的老人，在中国的南边，画了几个圈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一个美丽的春天的故事吗？还会认为我们从此走进了一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吗？&2012年5月13日星期日&（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资料与数据来源于：吕理州著《明治维新——日本近代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页》，海南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特此感谢。因引用较多，不便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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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大德育研究所兼职教授，凤凰网十大洞察力博客，现供职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特别声明:所刊载原创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报刊、杂志、书籍、音像出版使用必须经过作者同意，并付稿酬，否则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联系方式：QQ：，电子信箱：,地址：广州市新港中路351号，邮编：51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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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博报微信日本人不相信公营企业。基本不发展公营企业是日本成功的关键。利用私人的自私自利性发展经济是最好的。他们已经知道司法公正的重要性。出高薪请外国人担任法官。这在中国是不可能出现的。
　　本来日本和清朝处于同一起跑线的，但是结果大相径庭。
　　日本的明智维新对我们有何借鉴？
　　第二节：萨长争衡　　　　一、公武合体　　　　在“安政大狱”之中，以水户藩为代表的亲藩遭遇了沉重的打击，德川齐昭也在万延元年（1860年）八月死去，水户藩在此后陷入了分裂和内斗中，政治地位大大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在幕末藩政改革中获益最多，实力雄厚的几个外样雄藩，他们在“安政大狱”中受到的打击最小，因此就在“樱田门外之变”后登上了政治舞台。　　　　长州藩在这一时代一马当先，希望在幕府推进“公武合体”的进程中占据主动，配合这种趋势，长州藩主毛利敬亲的心腹长井雅乐所提出的“航海远略策”就成为长州藩的“藩是”，付诸实施。　　　　应该说明的是：“开国”和“攘夷”是当时日本对外交流的两种基本态度，但对于“开国”和“攘夷”两者并不能单纯地去评价孰是孰非，有人认为，幕府主张“开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所以“开国”等于“卖国”，而“攘夷”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所以“攘夷”等于“爱国”，这种简单贴标签的认识恰恰是解读历史的大忌。就“攘夷”来说，类似孝明天皇和一部分过激攘夷人士希望将外国的一切驱逐出去，使日本回到锁国时期的故步自封的状态，这当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行为，当然也有主张充实军备，师夷长技，改变日本落后挨打的局面，这是积极的攘夷，可惜在当时主张攘夷的人中，许多人都被“爱国”的激情所蒙蔽，一味盲目排外，排斥一切外国的东西。他们攻击外国人，攻击外国相关的一切东西，也攻击洋学者，一时间造成社会混乱。当时的学者福泽谕吉记载说：　　　　最初只不过是由于刚刚开港，人民讨厌外国人，这并没有甚么深刻的意义。当时就全体国民的风气来说，都认为外国人很污秽，决不能叫他们践踏日本的土地。其中武家不但腰佩双刀，而且还有气力，因此经常发生血气方刚的少壮武士暗算外国人的事件。可是那些少壮武士当然不会恨日本人，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即便在当时是个洋学书生也不会招致灾祸。……可是以后不久，排外的气氛忽然进一步紧张起来，杀人的方法变得更加周密，步骤分明，地区扩大，更加与政治上的意义配合在一起，遂在万延元年（1860）井伊大老被刺事件发生以后，社会上总是令人感觉杀气腾腾的。据说手塚律藏、东条礼藏就因为是洋学者的缘故而遭到长州人的袭击；塙二郎作为一个“国学者”而因背叛君主遂被某某人所杀；江户城内的洋货铺据说贩卖外国货有损国家因而吃了苦头。这股风气的到来就是“尊王攘夷”的开端。[1]　　　　就“开国”而言，也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幕府是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被迫开国，但在被迫开国成为既成事实后，如果坐观西方人不断对日本进行经济文化的侵略，这当然是消极的。但幕府中也不乏头脑清醒的人，他们主张积极地开国，主动走出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世界各国广泛贸易，以富国强兵，这显然是积极的策略。而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策”恰恰就是一种积极的“开国论”。　　　　长井雅乐认为：所谓的破约攘夷，此乃逆世界之大势而行，如真要付诸执行，必然要与狡黠的“蛮夷”一战，论当前日本之国力，实非外夷之敌。况且锁国之策，自岛原之乱以来，已近300年，本非“皇国之旧法”。所以于今之计，不如以航海之术积极通商，发展国力，“振皇威于海外”，以压倒世界各国，使之来贡日本。故朝廷当早撤破约攘夷之命，授权幕府广布威信于海外，以上下同心，海内一和可也。　　　　从这个论述来看，长井雅乐的“航海远略策”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论点，充满着积极开拓进取的精神。文久元年（1861年）三月，长井雅乐他的“航海远略策”进献给藩主毛利敬亲，毛利敬亲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他看中了长井雅乐观点中的“朝幕修睦”的因素，他认为：这是迎合幕府当前政策的一个很好的建言。在“航海远略策”被定为藩是以后，毛利敬亲派长井雅乐在当年五月以此方案进献京都朝廷，同时又向江户的幕府建议。长州藩主的密函为幕府的掌权者安藤信睦和久世广周所接受，毛利敬亲又亲自出马，动用自己的威信来为长井雅乐上下奔走。　　　　不过对于长井雅乐的观点，长州藩内部也有诸多反对的声音，其中反对最力的是吉田松阴门下的桂小五郎（即后来的木户孝允）和久坂玄瑞等人，当文久元年（1861年）七月，长井雅乐来到江户为公武合体开国论上下游说时，江户的长州藩邸中一片反对声浪，他们强烈主张“破约攘夷”。而这些人之中也有为争夺藩政主导权而存有私心的，他们不希望藩主近侍出身的长井雅乐成为本藩政坛上的风云人物。长州藩中的强硬攘夷派和长井雅乐的政敌联合起来，破坏长井雅乐为“公武合体”而做的努力。是年十一月，应长井雅乐之邀到达江户参与幕府“公武合体”讨论的藩主毛利敬亲在出发时就感受到了藩内周布政之助等元老的激烈态度，他们力阻毛利敬亲前往江户，到达江户以后，他又亲身体会到了江户的藩邸内弥漫的反对气息。因此，毛利敬亲对长井雅乐的“公武合体”开国论的热情大为减退。　　　　和宫下嫁是“公武合体”获得的第一步成果，但这一次的婚事导致的结果却是老中安藤信睦在坂下门外遇刺。“坂下门外之变”以后，受伤的老中安藤信睦不得不缠着绷带接见外国使节，他立刻被保守的幕臣抓住了把柄，他们群起而攻击他“有失武士体面”。安藤老中被迫黯然辞职，长井雅乐又失去了一个有力支持者。在朝廷上，长井雅乐的说服也收效甚微，因为朝廷的公卿大多持攘夷论，对于长井雅乐的开国论不感兴趣。　　　　在长州藩的“航海远略策”遭遇瓶颈时，另一个雄藩萨摩藩也加入到了“公武合体”的阵营中。在岛津齐彬死后，继任藩主岛津忠义的父亲岛津久光成为藩政的主导者，他任用小松带刀和大久保一藏（即大久保利通）等人主持藩政。在大久保的影响下，他大量提拔以大久保一藏为核心的由中下级武士组成的“精忠组”的成员，包括伊地知贞馨、吉井友实、岩下方平等人。但久光并不赞同藩内中下级武士中的“攘夷”论，他对过激的攘夷倾向予以坚决的压制。因此，在樱田门外之变发生前夕，萨摩藩内的部分志士希望由本藩举兵的计划为久光所阻止。　　　　而这一次，岛津久光对“公武合体”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兴趣，他手下的诸多藩士也跃跃欲试，将这一次的行动视为实现政治抱负的机遇。大久保一藏奉命前往京都，获得了朝廷要求萨摩藩领兵上京的敕令。岛津久光就以这道诏书为依据，突破了幕府的“藩兵无令不得外调”的禁令，文久二年（1862年）三月，岛津久光率领藩兵1000余人，从鹿儿岛出发前往京都。同时，在精忠组的建议下，他从流放地招回了西乡隆盛，命令其在下关等候。西乡隆盛在获得命令以后，立刻从流放地出发抵达下关，但他从平野国臣口中知道了京都和大坂两地局势紧张，攘夷派过激分子大肆烧杀劫掠的消息，他立刻在村田新八、森山新藏等人的陪同下前往京都，当岛津久光抵达下关时，西乡隆盛已经先行一步，此时，岛津久光又从各种渠道获知了一个小道消息：京都的攘夷浪士的过激行为是西乡隆盛所煽动的。久光素知西乡隆盛是一个主张尊王攘夷的人，对于这一消息他深信不疑，立刻下达命令，将西乡隆盛、村田新八、森山新藏三人逮捕并遣返鹿儿岛。　　　　由此可见，岛津久光的态度是坚定的“公武合体”派，他并不同意西乡隆盛等人要求的“尊王倒幕攘夷”的观点，他认为应该建立以朝廷为主而幕府为辅的政权体系，通过朝廷要求幕府进行幕政改革。他极力反对过激的攘夷倒幕行为并以强制手段加以镇压。　　　　岛津久光的出现也改变了长州藩内的政治风向，原本长州藩通过长井雅乐提出“公武合体”，是希望获得政权的主导权。但目前显然“公武合体”论的话语权为萨摩藩所夺取，长州藩不得不再次考虑改变既定的藩是，以和萨摩藩抗衡，争夺在京都和江户的主导权。正是在这种争权夺利的私心的驱使下，长州藩日益倾向于“攘夷”论，同时，藩主毛利敬亲也看到了本藩内攘夷论占据了主流，为了不引起本藩的分裂和人才流失，他果断决定停止支持长井雅乐。攘夷派趁机落井下石，对长井雅乐群起而攻之，特别是在“安政大狱”中，因为长井雅乐作为藩的直目付[2]，曾逮捕吉田松阴送交幕府，松阴门下对其的叛卖恨之入骨，“姑息养奸”、“欺骗朝廷”、“弄权奸臣”，这一顶顶的帽子瞬间将长井雅乐压得万劫不复。文久三年二月六日（日），长井雅乐被长州藩下令切腹自尽。　　　　　　　　--------------------------------------------------------------------------------　　　　[1] [日]福泽谕吉著，马斌译：《福泽谕吉自传》，第189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 直目付：监督大名和旗本的役职。　　
　　二、文久改革　　　　文久二年（1862年）四月，岛津久光率领萨摩藩兵为推进“公武合体”抵达了京都，在到达京都后，他敏锐地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攘夷”的味道。而这股“攘夷”的味道除了来自水户、长州以外，还来自于他的萨摩藩。萨摩藩的许多过激派人士误读了岛津久光的行动，他们认为久光上京是一种“尊王”的体现，希望岛津久光进一步拥立天皇，推翻幕府，然后主持“攘夷”大计。遗憾的是：岛津久光并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他此次上京，不过是希望通过天皇促成幕政改革，实现“公武合体”而已，他对推翻幕府这种“危险”的工作根本没有兴趣。不过萨摩藩过激派人士的行为却像是赶鸭子上架，希望通过他们的自行行动将在京都的岛津久光强行绑架到“尊王倒幕”的战车上，岛津久光不得不采取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意图。　　　　文久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日），有马新七等萨摩藩过激派人士在京都伏见的萨摩藩宿屋寺田屋进行集会，他们谋划袭击亲幕府的关白九条尚忠与京都所司代酒井忠义。岛津久光听说以后，立刻挑选了大山纲良、奈良原繁、道岛五郎兵卫等一批剑法出众的藩士为镇抚使，包围了寺田屋，在交涉失败后，道岛五郎兵卫首先出手，与有马新七斗在一起，岛津久光派出的藩士纷纷拔刀，大肆砍杀过激派分子。有马新七、柴山爱次郎、桥口壮介、西田直五郎、弟子丸龙助、桥口伝蔵等六名过激派人士死亡，田中谦助、森山新五左卫门两名重伤，其余人被迫投降，而镇抚使一方的道岛五郎兵卫也与有马新七同归于尽。重伤的两名过激派人士后被责令切腹。　　　　“寺田屋事件”终于使“尊王攘夷”派人士“醒悟”过来，原来岛津久光并不是他们所能“寄予厚望”的领袖人物。在此后，众多的攘夷派开始转而投奔长州藩。　　　　而岛津久光这一次果断而血腥的处理也获得了朝廷的欣赏，孝明天皇虽然主张攘夷，却不希望成为“倒幕”的旗帜，在这一点上，他与岛津久光的观点是一致的。原本朝廷对于岛津久光这样的外样大名（何况岛津久光并非大名，而是大名之父）来京并不十分热衷，但这一次的行动让朝廷看到了这位手握雄兵的外样藩的非凡魄力。在权大纳言近卫忠房（近卫家与岛津家有着姻亲关系）、议奏中山忠能、正亲町三条实爱三名公卿的运作下，岛津久光终于获得了朝廷的支持。他向朝廷建议向幕府下达幕政改革的诏书，按照岛津久光的建议：全面赦免“安政大狱”中的受迫害人士，希望由前任越前藩主松平庆永出任大老，德川庆喜成为将军后见职（即将军辅佐者），实现“一桥派”的全面复辟。朝廷接受了他的建议，派敕使大原重德陪同岛津久光一同前往江户向幕府传达改革的诏令。　　　　对于幕府来说，这一次一个外样大名通过朝廷跑到江户来指手画脚，这是江户幕府成立以来又一次破天荒的事件，标志着幕府的权威进一步失坠。幕府对于这一次的“被迫”改革是满怀不愿意的，但朝廷权威的上升和幕府权威的下降这一不争事实却使幕府不得不重视这一次的诏书。朝廷向幕府下达了“三事策”：　　　　1、幕府将军德川家茂上京与朝廷共商国是（此意见来自长州藩）；　　　　2、根据岩仓具视的意见，设置五大老备询国策，由萨摩、长州、土佐、仙台、加贺五大沿海雄藩担任；　　　　3、以德川庆喜为将军后见职，以松平庆永为大老。　　　　幕府在接到“三事策”后，被迫全盘接受，从文久二年（1862年）开始，幕府正式进行“文久改革”：　　　　1、新设三要职：任命德川庆喜为将军后见职，任命松平庆永为政事总裁职（这是亲藩大名首次主持幕政），任命会津藩主松平容保为京都守护职（负责京都治安，镇压尊攘派过激分子）；　　　　2、筹备将军德川家茂的进京觐见，与各大名共商国是；　　　　3、改革参觐交代制度，改参觐期间为三年一次，缩短大名在江户时间为100天，允许大名在京人质回本藩；　　　　4、推进西学研究，建立西洋兵制，派遣出国留学生。　　　　“文久改革”在政治层面上体现了幕府对朝廷和外样大名的一种妥协，正是这种妥协导致了政治架构上的变革有“敷衍”和“阳奉阴违”的意味，集中表现在将军后见职和政事总裁职这两个新要职上，对于这两个役职有多大的职权，彼此之间的权力分配以及他们与幕府传统政治体系中的大老、老中之间的关系如何，幕府皆含糊其辞。至于京都守护职，将原本的京都所司代、京都町奉行等职务统合到其下，一者是加强京都治安，二者，幕府应该也有希望通过这一职务的设置来达到进一步控制京都局势的目的，毕竟幕府不希望再出现一次外样大名狐假虎威来到江户指手画脚的尴尬事件了。　　　　从“文久改革”的内容来看，这一次的改革虽然是在朝廷的压力下进行，却仍然有着进步的一面，至少在推进西学研究，引用西洋兵制，派遣留学生等方面，体现了幕府内部一些人的开明和远见。甚至在改革中，幕府还废弃了以往的礼服，代之以简约实用的服饰，这不能不说是一次较大的变革。　　　　事实上，幕府在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和仿效上，一直比京都的朝廷走得更远。早在井伊直弼“违敕签约”以后，幕府方面通过井上清直和岩濑忠震两名代表提出由日本方面派遣使节团赴美国进行交换条约仪式，万延元年（1860年），幕府派出了一批使节团，以新见正兴、村垣范正为正副使，这一次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的使节团除了乘坐美国海军的“波瓦坦”号外，日本幕府海军的蒸汽船“咸临丸”也随同出发，由幕府的军舰奉行木村芥舟为舰长，以长崎海军传习所的毕业生胜海舟为指挥官，幕府希望通过这一次航行，考验长崎海军传习所的教学成果。在经过37天的海上颠簸后，深受晕船之苦的使节团终于顺利抵达美国旧金山。随团赴美的福泽谕吉等人对美国的一切充满着好奇心，甚至在饭店里闹了笑话：　　　　一走到房里，马上就端出酒来，打开瓶子，立刻发出一阵吓人的声音，先还觉得很奇怪，原来是香槟酒。也不知道酒杯里浮起的是甚么东西，我们并没想到在三四月间天气暖和的时候还会有冰。每个人的面前都摆上酒杯，饮酒的时候出了洋相。在座的日本人当中，有的人先把酒杯中浮起来的东西吞到嘴里，随着大吃一惊，又都喷了出来，有的人没有喷出而嘎吱嘎吱地咀嚼起来。后来才知道，原来里面放进了冰块。[1]　　　　这一次，日本人带着学习的心态看着美国近代化社会的方方面面。按福泽谕吉自己的话说：“就好象一个新娘出嫁到一个自己毫不了解的人家里去”[2]。同年冬天，幕府考虑国内攘夷派活动引起的混乱，为推迟开放兵库、新潟两港口以及江户、大坂两城市问题，幕府又一次派出了遣欧使节团，由竹内保德为正使，访问法国、英国、荷兰、俄国等国，与各国商定推迟五年开放两港两市。而福泽谕吉、福地源一郎、箕作秋坪等人也惊叹于欧洲文明的不可思议，这些人在游览时，考察问题十分细致，抱着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精神去探究：　　　　例如在欧洲有所谓医院这种设施，然而它的开支怎样解决？由谁负担？还有所谓银行这种机构，它的金钱收入与支付如何办理？邮政法也在实行，然而该法的趣旨如何？法国厉行征兵令，而英国没有颁布征兵令，那么征兵令的目的究竟何在？……这些事情的由来是一点一点了解的，遇到复杂的原因，要费五天或十天的工夫才能弄清楚，这就是这次赴欧的收获。[3]　　　　这也就是日本后来进行改革成功的一大秘诀，因为他们有着一批人才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一切成功的经验，而且不仅仅局限于机械式的照搬照抄，而是通过探究事物的原理，搞清事物的本质，来判断该采取何种措施。这种精神是难得可贵的。　　　　文久改革中决定的“派遣留学生”一事也很快付诸实现，文久二年（1862年），幕府派遣了第一批留学生前往荷兰留学，在这批之中，有后来的幕府海军的领导人榎本武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西周和津田真道等人。　　　　幕府派遣留学生是一个表率，许多的西南强藩纷纷效仿，长州藩的井上馨在此后立刻向本藩提出了留学请求，得到了藩执政周布政之助的同意。井上馨、远藤谨助、山尾庸三、伊藤博文（当时名伊藤俊辅）、井上胜这五人成为长州藩最早的一批留学生，由于幕府尚未解除日本人出国的禁令，他们在英国领事和横滨英国商馆的帮助下，于文久三年（1863年）四月偷偷乘坐船只抵达上海，又从上海转往英国伦敦，于当年的十一月进入伦敦大学学习。一路上经历了风浪、疾病，但学习西方科技文化的坚定信念支持着他们一直走到最后。　　　　萨摩藩则根据五代友厚的建议，从藩校开成所中选拔了一批具有西洋知识功底的人才，派遣前往英国留学，在这批人中间，包括启蒙思想家森有礼等，人数也大大超过长州藩。　　　　岛津久光在完成了前往江户的任务以后，心满意足地返回京都，在他看来，至少幕府在朝廷的压力下，向他做出了让步。他作为一个外样藩，能够在江户时代的历史上第一次就政治问题干预幕府的政策，这使他获得了心理上的优越感。但是当岛津久光回到京都以后，他却暴跳如雷，一气之下拂袖而去，返回了鹿儿岛。原来在他上江户的那一段时间里，京都的政治风向又一次转向了长州藩，“尊王攘夷”再一度取代“公武合体”成为京都政坛的主旋律。 　　　　　　--------------------------------------------------------------------------------　　　　[1] [日]福泽谕吉著，马斌译：《福泽谕吉自传》，第9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 [日]福泽谕吉著，马斌译：《福泽谕吉自传》，第9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3] [日]福泽谕吉著，马斌译：《福泽谕吉自传》，第113-114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三、天诛　　　　岛津久光在前往江户时，没有在京都继续施加影响，这实在是一个大失策。长州藩在长井雅乐死后，尊王攘夷论取代“航海远略策”成为藩是。松阴门下的高杉晋作、桂小五郎、久坂玄瑞等人开始获得长州藩的藩政的主导权。长州藩的攘夷派甚至提出了“毁约攘夷”，他们不但要赶走外国人，而且也要废弃所有的条约，回到锁国状态。这种思维不可谓不爱国，但过于理想化，充斥了幼稚的盲目排外观念。特别是高杉晋作和久坂玄瑞，他们采取的行动就是暗杀和袭击，他们计划在外国公使游览武藏国金泽的时候发动暗杀，被藩主继承人毛利定广（元德）所阻止，高杉晋作等人被下令谨慎。不过在“谨慎”中的高杉晋作等人并没有反省，他们纠集一帮同志，组成御楯组，以推进攘夷运动为己任，文久二年十二月十二日（日），高杉晋作与久坂玄瑞等人再度行动，烧毁了在品川御殿山建设中的英国公使馆。长州藩为了防止刺激幕府，不得不将高杉晋作等人从江户招回。　　　　高杉晋作等人的行动不过是冰山一角。尊攘派闹事最为激烈的地方就是京都。自开国以来，随着朝廷政治影响度的上升，京都汇集了形形色色的各派人士，他们之中，有浪人剑客，有学者宿儒，有贩夫走卒，有破产农民，有町民商人，人人都希望到京都来实现各自的梦想，这使京都成为开国以来成分最复杂的地区。　　　　正是因为这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来自长州、萨摩、水户的尊攘志士云集于此，他们人微言轻，并不能通过合法的方式向朝廷施加影响，只能采用一些特殊的方法。自樱田门外之变以来，暗杀和恐怖活动已经被证明是一种绝对有效的方式，这种方式为这一时期尊攘派下层武士所乐于采用，他们把这种针对政治要人的暗杀行为称为“天诛”，意为“代天行诛”，针对的对象往往是亲幕府的公卿、武士、学者。京都的气氛骤然紧张。　　　　文久二年（1862年）七月，一起震惊朝野的暗杀事件发生在京都木屋町，被杀者是岛田左近，岛田是亲幕府派的关白九条尚忠的家臣，在井伊直弼执政期间，他一力促成九条尚忠转向亲幕立场，并为德川家茂就任将军和“安政大狱”上下活动。据说他为此收下了幕府的一万两贿赂，因此而成为许多尊攘倒幕派人士的眼中钉。文久二年七月二十日（日），岛田左近在京都木屋町住宅被萨摩藩的尊攘志士田中新兵卫等3名武士袭击，惊慌的岛田左近试图越墙逃跑，被追杀者一刀砍中臀部，落了下来。田中新兵卫不由分说就割下他的脑袋。第二天，他的首级出现在京都的加茂河原。　　　　岛田左近被杀揭开了京都地区“天诛”闹剧的序幕，田中新兵卫因此而成名，他开了“天诛”的先河以后，许多人纷纷以他为榜样，而最为著名的就是土佐藩勤王党的冈田以藏，他在这一时期成为京都最恐怖的杀手，被冠以“杀人者以藏”（人斬り以蔵）的称号。　　　　冈田以藏出自土佐藩，曾跟随土佐勤王党的盟主武市半平太学习剑术，因此而成为其下的刺客。武市半平太是当时“天诛”刺客中的“教父”。文久二年（1862年）四月，他派出了刺客那须信吾等人暗杀了当时土佐藩主张积极开国和公武合体的政治家吉田东洋，土佐藩的下横目（负责治安的下级役职）井上佐一郎主持调查这一事件，武市半平太又派出了冈田以藏等四名刺客埋伏在大坂心斋桥上，在井上佐一郎经过时将之砍杀，弃尸于桥下的道顿堀川中。　　　　冈田以藏后来为土佐勤王党人所排挤，但他仍然不时接受武市的命令，被人看作是武市的杀人工具。　　　　文久二年（1862年）闰八月，岛田左近被杀后一个月，九条尚忠的另一家臣宇乡玄蕃头为躲避追杀而藏在京都河原町的九条家房屋中，不过他仍然没有逃脱“天诛”，一群刺客冲进了屋子里，将他和他的儿子一起砍杀，他的脑袋被挑在枪尖上，挂上罪状在加茂川河岸示众。在这群刺客中，据说就有冈田以藏。　　　　八天以后，冈田以藏又一次出手，此次的目标是猿之文吉，这个家伙是岛田左近放高利贷的爪牙，也是“安政大狱”中的告密者。因此他不但为尊攘志士所仇恨，也成为京都百姓眼里的恶霸。冈田以藏非常了解群众心理，他好好地展示了一下“暴力美学”，在勒死文吉以后，扒光了他的衣服，用竹棒将他的尸体从肛门插入直贯到脑袋，串起来示众。　　　　这种频频地针对亲幕派和开国派人士的暗杀活动引起了京都的一片恐慌，因此，在岛津久光上江户活动时，京都的“公武合体”派已经被暗杀活动吓得噤若寒蝉，长州藩所持的“毁约攘夷”主张就占据了上风，朝廷的公卿中，以三条实美、姉小路公知为代表的尊攘派公卿也极力支持，他们要求朝廷向幕府下达攘夷的诏令。岛津久光在是年闰八月回到京都以后，京都已经成为尊攘派活动的大本营，岛津久光在失望之余，离开京都返回萨摩。　　　　岛津久光的离开并没有使恐怖行动停止，九月，“天诛”刺客们将目标瞄准了幕府的京都奉行所，奉行所的四名与力（助手）渡边金三郎、森孙六、大河原重藏、上田助之丞也是“安政大狱”中的相关人物，幕府为保护他们，决定将他们调任江户，在路上夜宿时，来自土佐、萨摩、长州、久留米四个藩的约12名刺客将他们包围，乱刀砍杀。据说冈田以藏又参加了这次行动。　　　　十一月，包括冈田以藏在内的长州和土佐两藩的20名刺客袭入了长野主膳的妾侍村山加寿江的屋子，长野主膳是井伊直弼的心腹，也是“安政大狱”的中心人物，他当时已死于彦根藩的政治内斗中，但“天诛”刺客仍然不肯放过他的小妾和儿子。村山加寿江作为女人得以免死，被活活绑在京都三条大桥上挂了三天三夜，她的儿子多田带刀就没那么幸运了，被砍下脑袋示众。　　　　文久三年（1863年）一月，在经过新年以后，又一位倒霉蛋死在了刺客的刀下，这一次死的却是一个“无辜”的人：儒学者池内大学。他本为“安政大狱”中的受迫害者之一，因为畏罪而向井伊直弼自首，因此被从轻发落，赦免释放。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逃出了井伊大老的屠刀，却死在自己人手里，他被认为是“叛变者”而遭到“杀人者以藏”的追杀，首级被挂在在大坂的难波桥， 冈田以藏还将他的两只耳朵割了下来，分别附上一封恐吓信，送到了“公武合体”派公卿中山忠能和正亲町三条实爱两人的家里，两名文质彬彬的公卿被两只血淋淋的人耳朵吓得魂飞魄散，不久便提出辞职在家避难。　　　　仅仅过了七天，京都又发生了一起暗杀案，被杀的是公卿千种有文的家臣贺川肇，他在自己家里被刺客发现，仓皇逃到二楼躲避，不幸的是，他的儿子正好归来，刺客们抓住他的儿子拷问，得知了他的藏身点，将他搜出斩首。这一事件的凶手，按一般的说法，正是田中新兵卫。　　　　田中新兵卫和冈田以藏两人是众多的“天诛”者的代表，换而言之，他们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是在他们的行动的鼓舞下，更多的人加入到了“天诛”的行列中，他们继承了田中新兵卫和冈田以藏的“伟大传统”，“樱田十八士”在他们身上灵魂附体。　　　　这一时间，死亡的恐怖笼罩着京都、江户、大坂等城市，凡是和外国有点关系的人，人心惶惶，福泽谕吉记载说：　　　　大概从“维新”以前文久二、三年到维新后明治六、七年这十二、三年时间，是社会上最动荡不安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我住在东京。晚上决不敢外出，不得已需到外地去的时候也要化名，甚至连行李上都不敢写“福泽”二字。那种偷偷来悄悄去的样子宛如逃亡者躲避旁人耳目、窃贼到处乱窜一样，实在扫兴……如果我这真名实姓“福泽”一旦暴露，那只有吃一颗子弹。[1]　　　　“天诛”的不断发生震惊了幕府，幕府在“文久改革”中设置京都守护职，恰恰就是针对京都的局势日益复杂化的重要举措。京都守护职下辖京都所司代和京都町奉行（后又设置京都见迴役），负责京都二条城、皇居的警备工作以及京都町的治安，这个职务看似是一个天子脚下风光无限的肥差，但却是一个又花钱（担任该职的藩主必须从本藩为京都治安提供财政和人力支持）又不讨好的烫手山芋，人人避之而惟恐不及。幕府将此职务授予会津藩主松平容保，但松平容保却一再推辞，最后幕府不得不让政事总裁职松平庆永出面，搬出了会津藩“守护将军家”的祖训，才说服了这位藩主，在新官上任的时候，这位可怜的藩主松平容保竟然如丧考妣，在家抱头痛哭。　　　　　　　　--------------------------------------------------------------------------------　　　　[1] [日]福泽谕吉著，马斌译：《福泽谕吉自传》，第190-191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四、将军上京　　　　被赶鸭子上架的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在上任以后，小心谨慎地不触动那些过激派人士，他尽量地采取让步的政策，主张“广开言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文久三年（1863年），江户发布了将军德川家茂将在三月上京的消息，恰恰就在将军上京前夕的二月二十二日（日），“天诛”浪士又做出了一件惊人的事情：倒幕攘夷志士三轮田元纲、师冈正胤等人闯进了京都的等持院。等持院是由室町幕府的初代将军足利尊氏所建立的一所寺院，寺院中至今仍留有足利尊氏的坟墓，寺内也供奉着足利历代将军的木像。这群大胆的攘夷派浪士把其中的室町幕府一、二、三代将军足利尊氏、足利义诠、足利义满三尊木像的脑袋切了下来，连同他们的牌位丢到贺茂川河原上示众。　　　　这一事件非常严重，一者它发生在将军上京的前夕，带有严重的威胁和恐吓意味；二者它并非是单纯杀人，而是借古讽今，直接宣示倒幕的主张。松平容保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他下令将这些胆大妄为之徒统统逮捕，并决心以武力手段维护京都的治安，迎接将军上京。　　　　在将军上京前夕，京都已经热闹非凡，根据京都尊攘派公卿的建议，朝廷召来了土佐藩的前任藩主山内容堂和长州藩的继承人毛利定广，土佐藩在吉田东洋被杀后，武市半平太为代表的激进攘夷派控制了藩政，土佐和长州显然站在同一阵线上，他们共同要求朝廷派出敕使前往向幕府要求攘夷。文久二年（1862年）十月朝廷应其所求派出三条实美为敕使，由山内容堂和毛利定广陪同前往江户。幕府又一次见到了两个外样大名陪同的天皇使节，其郁闷可想而知。三条实美向幕府转达了督促攘夷的要求，而幕府则告知以来年将军上京时再议。各藩大名和藩士闻讯，纷纷到京都来看热闹，70余家藩主以及众多的旗本纷纷跑到京都，京都的旅馆、寺院、民居都住满了各路人马，大家都为一件事情而来：将军上京。　　　　何以将军上京变成了一场“赶集”，因为这毕竟是200多年没有发生过的盛事了，江户幕府将军上一次上京，还要追溯到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统治的宽永十二年（1635年），这两百年一见的盛事，自然招来了大批围观者。　　　　文久三年（1683年）三月，将军德川家茂正式进京晋见孝明天皇，在他到达京都前，作为将军后见职的德川庆喜已经先行抵达，庆喜立刻成为尊攘派施加压力的对象，下级武士用“天诛”暗杀来恐吓他，朝廷则逼迫庆喜代表幕府决定一个实行攘夷的时间，朝廷的要求很激进，他们要求毁弃所有的修好通商条约，回到开国前的状态，这对于幕府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当初朝廷以和宫公主下嫁，幕府就答应要“攘夷”，却迟迟不见行动。幕府在这个问题上，再也无法回避朝廷的询问，否则就会变成言而无信，欺骗朝廷，正好被那些反对幕府的人抓到口实。德川庆喜迫于压力，只好含糊答应在四月中旬进行攘夷。　　　　不过德川庆喜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代表幕府向朝廷提出了一个要求：由天皇颁布敕令，宣布将大政委任于幕府。德川庆喜的目的昭然若揭，他是想结束目前朝廷和幕府的二元政局，所谓“天皇委政幕府”其实在江户时代不过是一种既成事实，幕府在早年搬出这一套是用以证明自己独揽权力的合法性，事实上，朝廷在幕府眼中不过就是一个傀儡，连幕府将军的继承更换都从来不需要经过天皇的批准，又谈何“委政”？现在德川庆喜又故伎重演，希望通过“委政”，使政局再一次回到幕府独占权力的局面，从而压制朝廷的影响力。不过幕末的朝廷显然聪明得多，因为尊攘派的人在幕后帮助朝廷出谋划策。孝明天皇下了一道让庆喜哭笑不得的圣旨：征夷大将军可获得朝廷的委政，但必须以攘夷为条件，至于国事中涉及诸藩的，交与诸藩处理。这个圣旨对于幕府来说是最尴尬的结果，幕府不但没有获得完全的委政，而且还被迫背上一个“攘夷”的包袱。德川庆喜弄巧成拙，讨来了一个令幕府难堪的“委政敕令”。　　　　根据尊王攘夷派的策划，天皇还将在将军上京期间，于三月行幸贺茂上社下社祈祷攘夷成功，将军德川家茂不得不跟随天皇一同前往。到了四月，以长州藩为代表的尊攘派再出新花样，他们建议天皇行幸石清水八幡宫祈祷攘夷成功。这一次，他们甚至希望将行幸变成天皇亲征攘夷，幕府方面觉察到了攘夷派的计划，将军德川家茂声称自己得了感冒发烧，由将军后见职德川庆喜代为前往，这一次行幸才得以平安无事。　　　　天皇行幸这一类不过是小事，令幕府真正头疼的就是德川庆喜在重重压力下不得不许诺下的“攘夷”日期，而这个日期实在定得过早：四月中旬，距离将军上京不过一个月时间。这一个月时间就如白驹过隙，朝廷在四月中立刻派人向幕府催促进行攘夷。从这一事件中也可以看出孝明天皇的意图：他主张攘夷，但不主张倒幕。他希望把外国人赶走，但希望在“公武合体”的道路上进行。所以他认为攘夷必须通过幕府进行。但幕府把“攘夷”这两个字当成禁箍咒，虽然朝廷不断催促，幕府根本拿不出任何可行有效的攘夷方案。德川庆喜就指出，当时幕府中没有一人拿得出一个“实际之论”：　　　　攘夷之为论，要在讲国防，不由外取屈辱。然其政策如之何，无一人有定见者，惟口唱“攘夷”，以衔其强勇而已。开国之说，谓和平以交于外国，是当然，然其次序纲要如何，又无一人抱其筹略者，惟言开诸港，广商卖，适于时宜而已。[1]　　　　在这种情况下，幕府无奈之余搬出了“拖”字诀，要求朝廷把攘夷日期推迟到五月十日。　　　　四月中到五月十日，又只是短短的二十余天时间，朝廷再一次“提醒”幕府履行承诺，这一次，幕府觉得再也没法推脱了。于是，幕府向各藩下达了一个明显带有敷衍塞责意味的命令：“各藩大名在此日期（即文久三年五月十日，日）以后，凡西洋各国有攻击行为，可当即击退之。”这个命令不知是出自何人之手，措辞非常具有艺术性，它将“攘夷”设置了一个前提：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这样既达到了应付朝廷的目的，也避免了承担“攘夷”的风险，实在是一举两得。可惜幕府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再好的政策也是要交给人来执行的。满脑子攘夷思想的长州藩在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如获至宝，他们马上将命令执行了50%——执行命令的后半部分而不考虑其前提，换句话说，长州藩的政策是：人未犯我，我先犯人！　　　　　　　　--------------------------------------------------------------------------------　　　　[1] [日]大隈重信：《德川庆喜公回顾录》，载大隈重信编：《日本开国五十年史》，第7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影印版　　
　　本书已经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谢谢我的编辑和关心支持过本书的所有人
　　都是自己先有观点，再找论据的研究方法，恐怕是有问题的　　　　比如你说“水户学”是日本的国学派，比如说说尊王攘夷是国学派，这都是错误的　　　　而你一直在不断鼓吹的所谓“武士道”，即便在日本国学派中也非主流，而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藩政改革中也是被改革者深恶痛绝的　　　　你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恐怕仍有表面之嫌，这个时候出书可能有点早　　　　
　　武士的源流对日本朝廷来说并非幸事　　　　明治维新对武士们的严苛在日本历史中也是空前的　　　　尽管没有走上文治主义的道路，尽管最终以军人主政为结尾，尽管二战时期日本由于内外交困又抬出在日本民间颇具鼓动性的“武士道”来维持政局　　　　但是在日本明治的腾飞，更多的来源和动力是“西化”，同时代的中国人所做的洋务运动，日本人在幕府两百年和维新前的藩政改革就已经做了，而且成绩还不错　　　　“武士道”这种东西在日本也就是哄哄乡下孩子的，一来形成的时间很晚，而且没有体系，二来在日本腾飞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非常的反面，讨论这个没有意义　　　　西化，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　　　　
　　西化是日本碍于面子不愿意说的东西　　　　越是这种东西，研究日本的人就越是一定要把这种他们不愿意提的东西研究透彻才行　　　　
　　川本幸民 physics - 物理学 1851年　　西周（藤原时懋） science - 科学 philosophy - 哲学 1974年　　福地源一郎 Society - 社会 1875年 socialism - 社会主义 1878年　　神田孝平 economy - 经济
　　元良勇次郎 psycology - 心理学 1890年　　立花铣三郎 德语stufe - 境界
　　明治维新与清末的改良运动有质的区别，后来的命运，也走向不同的两个方向。。。　　楼主写得好好~~~顶顶顶~！！
　　与这段历史有关的电影，《》最后的武士《》值得一看　　
　　buc uo.
　　就这样完了　　
　　历史越久，背负的越多，其中陈旧的越多。　　西方也经历了长达1000年的黑暗时代----中世纪，才逐步进入文明新时代。　　中国有自己的悠久的传统，她不可能完全照搬西方，只能漫漫丢掉糟粕，吸收新文明，改造自己，路长着呢。　　如果你非常向往西方那一套，最好的办法，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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