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英国城市化的进程柱状图”，回答下列问题：
（1）城市化是指________向城市集聚和________地_百度知道
读“中国、英国城市化的进程柱状图”，回答下列问题：
（1）城市化是指________向城市集聚和________地
（1）城市化是指________向城市集聚和________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jpg" target="_blank" title="点击查看大图" class="ikqb_img_alink"><img class="ikqb_img" src="http://b
读“中国，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2）从图中可以看出；②________.hiphotos，其原因是.baidu。（4）我国城市化进程://b，回答下列问题.com/zhidao/pic/item/c75cfbfb37ecad：<a href="http.baidu；②________，其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在20世纪50—70年代中期的特点是________./zhidao/wh%3D600%2C800/sign=beee8acb2fd60/c75cfbfb37ecad。（3）英国城市化起步早的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①________.jpg" esrc="http，我们称之为________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后://b.hiphotos，英国城市化的特点是①________。目前该国出现与城市化过程相反的人口流动现象./zhidao/wh%3D450%2C600/sign=02dccbf1be9bd3e2ce885343fbfb37ecad、英国城市化的进程柱状图”
提问者采纳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3）城市化的发展动力机制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郊区环境质量较好。目前人口与城市化相反的流动现象为逆城市化，故可以从英国经济发展早来分析;农村和小城镇基础设施逐步完善（4）城市化速度较慢&nbsp，故城市化加快发展。二是乡村和小城镇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人们对城市环境质量要求提高&水平高（3）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产业革命的国家，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经济加快发展，原因。（4）我国的城市化特征可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分析，而80年代以后，城市化是指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2）英国属于发达国家，发展水平高，城市用地规模扩大，故由乡村地区转化为城市地区的过程，也是世界城市化最早的国家&nbsp，故城市化速度缓慢。（1）考查城市化的定义，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缓慢：起步早，而市中心地价较高;逆城市化&nbsp，50—70年代，环境污染严重：一是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城市化的特征，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快发展
本题考查城市化;农村（2）起步早&nbsp
（1）人口&nbsp
其他类似问题
柱状图的相关知识
等待您来回答
下载知道APP
随时随地咨询
出门在外也不愁评论：为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进谏
采招网资讯报道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非健康因素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一般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基地；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经济转型现象，是经济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不断增大。城市化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国际上通常以城市化水平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化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的转型过程，包括人口流动、地域景观、经济领域、社会文化等诸多内涵。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迅速发展，小城镇迅速崛起，在此期间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世界各国城市化的进程各不相同，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经历了120年，法国是10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前苏联是30年，日本是30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2年。中国城市化进程，以每年制造两个波士顿城的速度进行。中国政府已将“城市化战略”列入发展规划，作为21世纪中国实施迈向现代化第三步走的重大措施之一。目前我国城市化仍然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同等工业化国家的水平，未来5-15年甚至更长时间，是城市化迅速扩张时期。按照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平均进度，2010年城市化将达到47%，2020年达到55%；按照1995年以来的平均进度，2010年将超过50%，2020年将达到64%。城市化滞后是历史包袱，同时也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空间。按国际惯例，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之间，属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显然中国已步入了城市化的“高速路”。 　　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的城市化加速发展，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非常大的拉动作用，而且对社会的经济结构、组织结构和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新的影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很大。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已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洪流，各地也都掀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城市化建设高潮。通过城市化的发展，让大量农民变成城市居民，让广袤的农村成为都市。这样一个伟大的变革，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社会生产力将产生巨大的推动力，是中国具有历史性的重大选择，与中国整体改革的硬件建设也是相匹配的。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深入，人们也发现许多城市实际上是在为城市化而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中陷入了“误区”。在不断发展的中国，有些地区，城市化的“过度”发展（只求数量不求质量）却带来许多负面影响，带来了不少严重问题，值得深思与忧虑。因此，追求健康的城市化，应该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健康的城市化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协调的城市化。有两种不协调的城市化，一种是过度城市化，会带来一系列城市病，如贫民窟、高犯罪率及城市环境越来越恶化等，这是一种病态的城市化；另一种是低度城市化，会导致劳动力的大量过剩，整个社会的低效率，及一系列“农村病”等，也是一种病态的城市化。 　　对于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大、生产率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有限的大国来说，正确认识自身环境特征和经济的脆弱性，是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与策略。城市化在推动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同时，也伴生了一系列消极影响。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可忽视的现象，一是不少城市加速扩张生长的模式选择，依然延续着征地扩张的模式，没有跳出“摊大饼”的怪圈，造成居住用地越来越紧张。曾几何时，对不少北京人来说，“四环路”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而今，“五环”“六环”不仅不算太远，而且车水马龙。同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到六环的城市生长模式类似，上海事实上也陷入了内环、中环、外环到郊环的城市生长模式中。事实上，全国很多城市的生长方式，都似乎拷贝着北京、上海的发展模式――环环相扣。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种“摊大饼”的城市生长方式，是在加剧着城市发展的不和谐：一方面，是我国十分有限的耕地资源被城市大量吞噬。另一方面，城市的环状扩张，带来的是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生态难题，导致城市发展的另一个不和谐变奏愈演愈烈。 　　二是虚假城市化(spurious urbanization)。虚假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超过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城市基础设施落后，又称过度城市化、超前城市化。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 目前，我国仍然有不少地方的城市化实际上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一些地方政府单纯依靠行政途径增加城镇户口居民，或撤乡建镇增加城镇人口，忽略了城市化质量的提高。 　　三是城市生态环境恶化。中国城市的生态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环境、社区环境和居室环境)目前仍然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急速”的城市化使许多城市出现了热岛效应、温室效应、污染效应和拥挤效应，城市生态系统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城市生态可分为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一些城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和扩大城市规模，不考虑当地资源环境承载条件，盲目发展，破坏了城市的自然生态。2003 年，全国70%的城镇缺水，90%的城镇水域和65%的饮用水源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城市年产生活垃圾1.5 亿吨，有200 个城市出现垃圾围城的局面。部分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于中心区，且城市工业用地比例偏高，住宅、商业服务及交通、市政用地比例偏低，随着人口的增加导致生活设施短缺、交通拥挤等问题，扭曲了城市的经济生态。城市农民工的社会治安、社会保障与保险、公平待遇及2000 万流动儿童的成长等问题，都对城市的社会生态提出了严峻挑战。曾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大城市病”，目前开始集中显现，影响着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 　　四是城市生活新贫民化现象不断出现。从中国的城市化过程来看，城市贫困的输入现象是很突出的。中国的城乡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差别，城市无论在经济来源与生活水准上都与乡村有着较大区别。而现代化的进程，无疑使城乡的这一差距进一步表现出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的城市贫困群体，主要是无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无法定赡养人和抚养人的“三无”人员，而新出现的城市贫困群体中，大部分人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作，但没有工作机会，因而陷入了贫困。目前，突出的城市贫困人群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在城市有立足之基的常住居民中的相对低收入者。这类人群中的大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大都具有劳动能力，只是由于他们失去了工作岗位，也就丧失了谋得主要经济收入和福利的物质条件，一旦他们过去的积蓄用尽，生活的贫困就会恶化。一类是在城市毫无立足之基的外来打工人群。据估计，目前流入各级城市的农民工大约有8000万至1亿人之多。流动到城市的农村人口由于固有的农村生活背景、受教育水平、技能等的限制，很多人虽然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但并没有真正摆脱贫困。这两类城市贫困人群，他们一个从城市内部滋生、一个从城市外部涌入，内外相逼，直接挑战城市和谐。 　　针对我国当前城市化存在着的倾向性问题，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特别强调我国城镇化必须“健康”发展。引导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是“十一五”时期的重要议题，在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是六大重点之一。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工作内容。城市化像个“加油站”，可以为工商业的发展不断注入新的动力，中国的城市化将对中国自身乃至世界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城市化战略最重要的纬度是城乡统筹协调发展，城乡利益的“共赢”。这虽然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但又必须是坚定不移的。21世纪的中国城市化要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化之路，既不能直接和变相地剥夺农民利益，大搞“圈地运动”，实现城市化的“原始积累”，也不能听凭“城市病”蔓延，牺牲城市生活质量，更不能步入拉美国家“过度城市化”的陷阱。追求健康城市化应该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判断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主要标志有四个方面：一是城市化的规模和水平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二是城乡资源配置效率和城市化质量不断提高，生产、生活和生态协调发展，并形成良好的人居环境；三是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合理分工、各具特色的区域城镇体系；四是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逐步向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中国的城市化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我国目前正处在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必须着力推动城市化健康发展。 　　根据国际经验，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为积极有效地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当前应着重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加强城乡发展的科学规划；合理把握城市化的进度；不断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此外，还应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合理的区域城镇体系，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为最终实现城乡共同繁荣创造条件。 　　总之，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今世界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的普遍共识，也是人类生存的理想。 　　以人为本：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 　　谁是城市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之所以愿意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美好。城市是人性的产物，所以城市化进程应坚持“以人为本”。在城镇建设中，一
些地方“以物为本”突出，“以人为本”淡化，不是把主要精力致力于发展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供更好的服务和保障，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扫除各种进城障碍等方面，而是一提起城镇化满脑子里不是拓宽马路，就是架立交桥，一说发展第三产业就是建饭店盖商场，忽视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忽视社会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于在城市毫无立足之基的外来打工人群，让他们情愿背井离乡而来的城市，既是他们向往的所在，也是让他们时刻感到隔膜的地方，他们时刻体味着城市生活的不易与艰辛。“虽然进城了，但我们终究是农民！”不少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兄弟如此表达着自己的困惑与自卑。 　　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以人为本，人是指人民群众，“本”，就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现代化的城市，不应是建筑和道路堆积而成的“水泥化”，而应是人与城市、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化”。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必须把城市的社会发展指标放在重要地位，高度重视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不仅要在城市总体规划中，进一步调整完善城市用地结构，切实保证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发展的用地需求，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在城镇建设中落到实处。要牢牢把握以人为本，处处为群众着想这一根本宗旨，在搞好城市硬件建设的同时，搞好教育、医疗卫生、信息网络、科技馆、博物馆、文化馆等社会文化设施建设，既要满足人们衣、食、住、行、学、休闲等生存需求，还要满足生态环境和精神心理需求，注重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整体素质，致力于创造良好的生产和人居环境，实现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建设、社会发展相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全面提高，人得到全面发展，使城市真正成为广大市民舒适的家园。
　　推进城市化的目的就是要为“人”的城市服务，把人的发展作为最终目标，倡导把人的精神、文化和自身发展的实现程度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准。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人人享有基础设施的服务和舒适的环境，是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把为群众提供舒适优美、安居乐业的环境,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要从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入手，通过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着力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不断改善市民的居住、行路、用水、用气、卫生等条件，不断提高市民的现代生活质量。城市的规划建设应尊重普通居民，应最大限度地保留和发展自行车道和人行道，创造“可步行的城市”，拒绝“只能车行的城市”。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才能尊重农民的利益、农民工的权益和拆迁户的利益。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求尊重农民工的权利，真正关心农民工，彻底消除对农民工的各种歧视。只有“以人为本”，才能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重视增加劳动力就业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才能尊重劳动者的自主权和选择权，才能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优先发展教育不断提升人的素质，才能依靠国民的主体（农民）来推进城市化、工业化，才能让尽可能多的国民分享城市化、工业化的成果。只有这样，城市化中许多不应该发生的问题才能避免，才能创造出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使农民享受到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城市化健康发展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让尽可能多的人有参与城市化、工业化或就业的岗位，让尽可能多的人有参与城市化、工业化或就业的机会，让尽可能多的人有参与城市化、工业化或就业的能力，让尽可能多的人有参与城市化、工业化或就业的愿望和动力，从而大力推进更加以人为本、让全社会都能分享成果的和谐城市化进程。 　　历史文化特色：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根基 　　文化是城市之魂。城市化不仅仅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机器轰鸣的厂房，归根到底应该是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城市化。 城市不仅是一个空间的概念，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城市是文化的重
要载体，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和集聚地。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文化的高地，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是文化的凝聚与驱动，城市的活力也来源于文化的魅力。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社会变迁，在最高层次上都要受文化思想的制衡。这里所指的制衡有二方面含义：一方面，要合乎民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文化思想是改变传统的先导。城市化建设要以优秀的文化思想为先导，体现优秀文化思想。文化生成能力，能力支持发展。用优秀文化思想和地域文化促进城市化建设，使城市化建设获得长久的历史生命力。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历史的深厚积淀，支配着民族精神的走向。体现着民族的特殊品性，构成民族的文化记忆。文化特色把现代人们和本民族的久远历史连接起来，使文化传统得以传承，而文化传承之根在于言传身教和总体文化环境的熏陶。结构、布局、建筑等文化传统和符号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人们感受和传承传统文化的一种环境。人类城市的演进史表明，没有文化的城市如同没有灵魂，也没有美好的未来。在城市发展的长河中，城市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文化发展的历史。城市化建设必须突出和强化民族和地域的文化与传统。没有文化的城市谈不上是现代化城市，也谈不上是健康发展的城市化。 　　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每一个成功的城市都有各自的文化内涵。说到巴黎，大家都会想到浪漫之都；说到纽约，大家都会想到华尔街的金融大亨；提到周庄，大家都会想到其传统的水乡建筑；提到香格里拉，大家都会想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提到北京，就会想到皇宫文化。旅游城市如果失去了文化内涵就失去了吸引力，一般的城市，如果缺乏优秀的城市文化，就会大大降低其居民的效用。如果说一个城市的硬件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如一个人的躯干和外貌，那么其城市文化就有如这个人的风度和修养。一个人的外形无论如何悦目。但如果谈吐粗鄙，行为粗鲁，是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的。总的说来，城市的文化建设和城市的经济状况，历史传统是息息相关的。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和文化是一对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没有文化的城市是单调的、雷同的，是缺乏活力和吸引力的。文化对于城市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很重要的是能够保持和体现城市特色与个性。越是富有文化个性的城市，就越能在世界城市之林中保持独特的魅力，就越富有民族和世界城市的意义。 　　历史是城市之根。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更新的有机整体，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是建立在城市历史发展基础之上的。城市中许多有价值的历史的印记就像是人的生命的足迹，是生长的资源，是财富，是宝藏，是特色。健康的城市化要求城镇建设必须与保护当地优秀历史文化遗产结合起来。世界上已有不少发达国家，总结了历史经验，不断提高对保护文物，保护历史城市，保护历史街区，保护历史印迹的认识，并认识到保护与发展必需统一起来，而且可以统一起来，保护历史文化本身就是现代化建设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很多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多彩的历史故事和历史文化古迹。即使一些落后地区或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或历史名人荟萃，或地方特色突出，或古朴民风显著。在近几年的迅速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城市经济实力增强了，加上旅游事业的需要，历史城市、历史街区和历史景观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仍是局部性的，在某些局部得到保护而总体格局上破坏不堪、难以补救的例子还不少。我国城市历史文化的保护范围和保护项目决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太少了。目前，我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状况令人堪忧，遗产遭到破坏的现象相当普遍。特别在旧城改造中，许多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着灭绝性的破坏。 　　在城市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何保护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许多城市的当务之急。城市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现代化的必要内容，正如温家宝副总理所讲，一个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是城市文明的标志。现代化城市不仅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生态和高质量的生产生活环境，还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且，越是现代化，人们对精神、文化方面的要求越高。新建筑容易创造，而历史文化遗产一旦毁坏便不可再得。当今世界上，许多著名的城市在现代化建设中，都采取严格措施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从而使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浑然一体、交相辉映，既显示了现代文明的崭新风貌，又保留了历史文化的奇光异彩，受到了世人的普遍称道。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要根据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方式。对于“文物保护单位”，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保存历史的原貌和真迹。对于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典型地段，要保存历史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于历史文化名城，不仅要保护城市中的文物古迹和历史地段，还要保护和延续古城的格局和历史风貌。 　　特色是城市的生命力。城市特色是人类聚居活动不断适应和改造自然特征的反映。城市的历史、文化、自然条件等是城市特色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每个城市都应根据自身特点，塑造独具特色的城市形象。目前，在城市化建设中存在一种误区，认为城市化就是盖洋房、建工厂，结果是走遍一乡又一乡，乡乡都是一个样，处处都是水泥房，城市化建设结构、布局、建筑雷同，使得城市化建设失去了民族特色。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中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运动，决定性地改变了众多历史性城市的原有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千城一面，功能趋同，城市历史记忆消失，城市精神缺失，城市文化特色出现危机。原有的地方特色几乎被统一模式的建筑所代替，地方个性逐渐淡化，这势必造成经济上过重投入，必然影响地区传统文化的传承，有人戏称为“城市化”惹的祸。“特色危机”成为城市建设中的共性问题。要么千篇一律的“景观大道”、“城市广场”，毫无特色的街区、“方盒子”建筑。要么西洋化，洋城、洋街、洋房，地地道道的欧化建筑。规划手法抄袭趋同现象十分普遍，建筑设计刮起“欧陆风”，致使一些独具特色的历史性城市和历史文化街区，正在被杂乱无章的新建筑群所淹没。这种城市雷同现象极快地蔓延，局面已刻不容缓，以至于许多有识之士振臂高呼“城市拒绝克隆”，应该说只注重眼前利益，一味发展经济而造成的城市雷同，集中反映了许多城市仍然维持着一种低水平的发展状态，城市化的质量不高。其结果只能是低水平、低质量、低品位的“城市化”。城市化发展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追求城市量化的指标，更应是追求一个具有城市特色的价值观。塑造富有特色的城市形象，必须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尊重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城市面貌不应当是“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城市建设应持之以恒地继承当地历史文脉，创造全球化时代独树一帜的城市风貌。 　　一个健康的社会经济需要有健康的城市化，一个健康的城市化又必需要有相应的健康的历史文化环境。历史文化是城市发展之“源”，城市化是发展之“流”。我国城市应当“源远流长”，才是健康的持续发展之道。总之，只有站在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高度，理解尊重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积极挖掘与认知城市文化传统，重塑城市文化特色，才能提升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从而实现从功能城市向文化城市的历史性跨越。 　　城中村：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破解的难题 　　在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一种很特殊的“城市包围农村”的现象。即在城市化过程中，为了扩大城市规模，借助于城乡二元结构，低价征用城郊农村的土地，逐渐将一部分村落包围在建成区内。这些
村落起初还在城市郊区，进而位于城乡结合部，随着城市的持续扩张，最终蜕变为“城中村”。“城中村”，一个现代城市中流行的名词，一个兼有城市和农村性质的元素，成为政府和各界学者普遍关注的对象。在城区以外的农村看来，它无疑是城市的一部分，就如同是城市中的一个社区；从城市居民看来，它俨然仍是农村，仍是与城市格格不入的特殊的“乡巴佬”居住点。在“城中村”有很多既像农村又像城市的现象，诸如：人们生活方式像城市，但人们的思想意识却像农村；追求土地产出更高的经济效率像城市，但无规划的土地管理仍然像农村等。 　　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绝大多数农村转变为城市是必然的，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由于西方国家工业化水平和个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因此农村到城市是一个自然吸附、主动融合的过程，而且西方国家也没有实行城市和农村两套管理体制，因此不存在类似中国的“城中村”，而西方城市出现的“贫民窟”和中国“城中村”是本质截然不同的两种现象。“城中村”现象的大量涌现及其特征表明我国正在进行的城市化进程和西方国家已经历过的城市化进程相比是有着巨大差异的，我国并无西方国家意义上的“郊区化”――中国现在的城市郊区由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将很快地变为“城中村”，再演变为城市的市区或次中心市区。可见，“城中村” 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独特现象，是我国城乡不统筹的产物。 　　“城中村”最早出现予深圳、珠海等新兴城市，而后在北京、广州等历史悠久的城市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不少的“城中村”。有数据显示，“城中村”，在深圳市有241个，在北京市五环内共有231个；在广州市，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因社会治安问题而出现了全国闻名的石牌村、三元里村等众多的“城中村”；在上海的“老”城区，仅其徐汇区就有“城中村”40多个。随着中西部地区现代化进程加速，城市化进程也日益加快，“城中村”大量涌现于我国中西部城市。在西部城市中的西安市，有“城中村”417个；在太原，有75个“城中村”；在同样位于西部的昆明，也有“城中村”288个。这一现象已不仅仅呈现于大型城市，在一些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如浙江绍兴，有“城中村”45个。可见，“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与城乡二元结构相联系的“城中村”，有着它所特有的一种特殊现象：“一村两制”。哪里有城中村，哪里就有“一村两制”。由于城市在征地过程中，往往只能将部分农民“农转非”，而把其它村民和整个村庄纳入农村管理体系，这种“一村两制”的现象源于用招工进厂的“农转非”方式，来代替村庄、村民的城市化。伴随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城市居民（主要指近年来农转非的居民）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社会福利保障的含金量明显减少，这种意义上的征地带来的既没有解决“人”的城市化，也没有解决“村”的城市化，并且会带来“城乡差距倒挂”现象的出现。 　　散播在我国各大、中、小城市周边城乡结合部的数量众多的“城中村”，实际上绝大部分已处于繁华的闹市之中了，其人口数量、村落规模、土地面积、座落范围和经济条件等虽不尽相同，但普遍地都存在着一些较为严重和十分突出的共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城市二元管理体制的存在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混淆和散乱。第二，规划滞后、管理落伍、建设混乱、市政建设和公共设施严重缺乏。第三，精神文明建设疲软，村民思想道德观念陈旧落后，社会治安问题十分突出。第四，“城中村”集体经济和村民个人未来的发展方向不明，后劲不足，城市化的经济和规模效益受冲击。“城中村”对城市的危害很大，“城中村”里环境脏乱、市政设施不配套、治安混乱，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隐患和城市问题，构成了城市现代化发展的严重障碍。“城中村”还导致土地利用不经济、土地本身的价格大打折扣。而且在公众观念中，“城中村”也似乎成为城市问题的“万恶之源”，对它都是如临大敌、敬而远之并充满厌恶的情绪。由于出租房屋获得收入较为便捷，村民亦呈现出“寄生型”的精神形态，自甘堕落、不思进取，甚至出现“二世祖” 现象，有边缘化、畸形化的双重人格倾向。有人说它是“毒瘤”，有人形容它是定时炸弹，也有人认为它是城市化进程中农民最后的港湾和堡垒。“城中村”便因此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绕不开的结。“城中村”不仅阻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城中村”这个一度被遗忘的城市角落，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城中村”问题已成为困扰城市化进程的“痼疾”。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城中村”的恶性循环还将持续下去，今后“城中村”改造任务将越来越重，成本将越来越高。要推进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首先必须实现“城中村”的城市化。如果“城中村”的城市化问题都无法解决，更大范围的城市化便无从说起。 　　改造“城中村”是实现农村城市化、推进城市现代化的需要。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就必须实行“城中村”改造，通过土地、人口、经济、社会、环境、规划、建设、管理等各方面的调整，采取有力措施综合整治，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通过“城中村”的改造能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改善居住环境、投资环境和生态环境，更好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城中村”的改造是一个农村向城市、农民向市民的转型过程，是一场深刻的由量变发展到质变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会遭遇到阻力和困难。浙江省绍兴市对经济开发区内17个行政村、4363户的“城中村”的改造是比较成功的。它的基本做法是：在查明开发区内“城中村”的现状以后，在充分听取乡村干部和广大拆迁户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城中村”改造的拆迁安置政策，主要是采取了统一拆迁（而非一村一户单独拆迁）、统一规划、统一设计代建、统一安置的“四统一”政策，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城中村”改造的“绍兴模式”。 　　改造“城中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顺应工业化、城市化规律，稳步推进“农业向工业转、农民向市民转、村庄向社区转”。破解“城中村”难题，首先要把城中村纳入城市规划。习惯于摊大饼式扩张的城市，对改造成本高的“城中村”采取搁置政策，向城市外围“蛙跳”，结果是旧的“城中村”没解决，新的“城中村”又梯次出现，必须把“城中村”统一纳入城市整体规划，作为城市有机空间，而不是游离于城市规划之外的孤岛，统一开发，推行户籍p土地p管理体制改革，使“城中村”农民转市民，村委会变为居委会，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把城中旧村变为公共配套完善p环境优美的城市新小区。在新社区建设中，要打破传统的村庄安置观念，把分散居住的农户集中搬迁到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新社区。通过“一次规划、一次建设、一次安置”，把“城中村”改选与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结合起来，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要求配套、高效能管理，使新社区成为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防止可能出现的逆城市化。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城中村”问题仍将层出不穷，成为城市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政府必须因地制宜，全盘考虑，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才能使城市健康发展。 “城中村”问题昭示我们：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关系，实现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要加强对城市发展和建设的前瞻性预测，做好将纳入城市范围的乡村建设规划，促进城乡规划与建设的协调；要着力在解决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上下工夫，增进城乡经济的融合度；要从各方面进行制度创新，促进城乡社会管理的接轨；要提高农民向市民转变的素质和能力，促进城乡居民共同的全面发展。 　　农民市民化：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关注焦点 　　城市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过程，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的转移和职业的改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演变，这一方面强调人口的地域转移，另一方面强调生存方
式的城市化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解决的根本问题，是缩小乃至消除城乡生活条件的差别，实现城乡融合。保证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把城市化和解决“三农”问题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推动力。关键是为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在我国现阶段工业化尚未完成时，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的过程，也是农民追求和要求分享城市文明的过程，亦即农民市民化的过程。所谓农民市民化，指的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于工业化的推动，让生活在农村的大部分农民，进入城市从事非家产业，其身体、地位、价值观念及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向城市市民转化的经济社会过程。简而言之，农民市民化就是农村人变为城市人。这一转化是传统农民脱胎换骨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实现我国现代化目标的过程。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是现代社会结构变化不可逆转的大趋势。短短20多年，中国城市人口净增3亿，城市人口的比重净增了两成多，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英国农民只有3%，美国是6%，日本是16%，韩国是20%，中国现在70%的人口是农民。由此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民的市民化还任重道远。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目前面临诸多因素的制约：一是观念制约。长期以来，人们思想观念上受城乡对立，体制上受城乡分治的影响很深。目前，全社会对农民市民化还存在着种种陈旧观念和错误认识。一些人认为农民进城是抢了城市人的饭碗，农民进城后会导致城市公益服务水平下降，增加基础设施负担，带来社会混乱。而有的地方则正是基于此种错误的认识，对进城农民采取清、赶、堵的办法，甚至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收容遣返、市容整顿等方式，来减少外来(这又主要是农民工)人。因此无论是城市政府官员还是城市居民对农民进城就业，推进农民市民化认识不深不透，远未从战略高度认清农民市民化的必然趋势和战略意义，结果势必造成城市对农村的排斥，市民对农民的歧视。而市民对农民的歧视和偏见，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府的决策。 　　二是政策制度制约。近年来，中央政府虽然从战略高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进城农民市民化开绿灯，但很多地方政府往往从政治收益最大化角度代表城市市民集团利益方面考虑问题，往往采取不同的政策态度，使中央决策受阻。他们大多是以城市市民的心态对待进城农民，实际工作中缺乏热情和引导，对农民市实行排斥和抑制的政策，鼓励和支持政策的少，对农民市民化存在着重堵轻疏，重管理轻服务，重义务轻权益，重城市就业轻民工安排的现象，在实际工作中缺乏热情引导，影响农民市民化进程。制度方面的制约主要是刚性户籍管理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我国现行的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管理制度，虽然有所改革，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这几年来大批农民虽进入了城市，但由于受现行户籍制度的约束，并未享受到市民应有的待遇、成为真正的市民，因此，他们实际上处于“农村管不到，城市管不着”的真空状态，是一种难免会和城市产生冲突的“边缘人”。农民工系流动最大且最不稳定的社会群体却是不容否认的。这个不稳定的社会群体如果不能融人工作于斯、生活于斯的城市社会，则变成社会的异己力量，有可能会用种种失范行为来对付和报复社会的不公。进城的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养老、医疗、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等好像都与他们无关。城市的许多公共产品他们享用不到，形成了明显身份差异，难以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现在的土地制度也使农民变市民存在心里障碍。产生恋土情结，没有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勇气，依然把土地看做最后的庇护地，由于承包地不具有产权属性，不能买卖，土地流转又具有显的权宜性和暂时性的特点，难以实现土地的大规模集中。土地的分散经营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和现代化，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低，难以吸引大量的资本对土地进行长期和有效投入。农业生产力难以提高，农业难以产业化和专业化，又束缚着大量农民留守在土地上。 　　三是素质制约。在农民与市民两个群体属性差异上，科学文化素质的差异表现最为强烈，也是农民市民化首先面临的挑战。只有当农民的综合素质提高以后，才会逐步带来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并不断适应市民化的内在要求。我国农民的整体文化知识和能力素质不高，转移能力弱，进城后就业竞争力低，影响农民市民化。 　　四是信息制约。由于分散落后的农村信息闭塞，加之个体农民所处地位的局限性，很难得到及时可靠的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盲目流动的结果，当然无助于实现农民市民化。 　　怎样消解这些不利困素呢？笔者认为：一要转变观念，走出认识误区。这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重要前提。各级政府部门首先要改变观念，从战略高度认识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必须通过政府文件、党报党刊以及电视、电台等各种途径，大力开展宣传教育，使全社会充分认识到加快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对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加快城市化进程，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要在观念上执行平等原则，平等包括两方面的平等，一方面是政府政策平等对待进程农民与城市市民，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观念上平等对待进城的农民，这是平等的基本的要求。让进城农民享有与市民同样的待遇，无疑会减少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社会不稳定因素相应会减少到最小程度，真正的融入到城市中来，加快我国市民化进程。 　　二要调整政策，优化制度环境。这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有力保证。对进城农民实行什么样的政策措施，直接关系到进城农民的待遇安排，影响农民市民化的程度和发展趋势。建立能够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专门负责和协调处理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有关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应该是变“堵”为“疏”，以积极的态度，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和各市市情的、既能有利于农民自由流动又能维护公民权益、促进社会稳定的推进农民市民化的管理政策。户籍制度虽已不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但也没有完全解决。变农民为市民，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彻底打破户籍“坚冰”，对户籍制度进行全方位、大力度改革，彻底改革刚性的户籍制度。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拆除城乡壁垒，给进城农民以市民待遇。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是由传统的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过渡和改革为城乡统一的一元户籍制度，打破“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的户口界限，使公民获得统一的身份，充分体现公民有居住和迁移的自由权利，剥离、剔除粘附在户籍关系上的种种社会经济差别功能，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发展机会面前地位平等。就土地制度改革来说，根本途径是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土地流转制度。另外，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城市化的社会成本。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镇，城市经济难以吸纳众多就业人员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建立失业救济、养老保险、劳动技能培训和医疗服务等一系列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农村移民过多对城市经济造成的冲击，从而减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负面效应，将城市化的社会成本降到最低限度。 　　三要加强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这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条件。无论是进城务工，还是就地发展，素质都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可以这样说，没有农民素质的提高，就没有农民的市民化。大量事实证明，进城农民的整体素质是取得市民资格的重要条件，决定着由农民向市民转化的成功率。整体素质高的农民，进城后一方面容易获得较多的就业机会，取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和收入；另一方面又容易融入市民社会，得到市民认同。有关方面必须将很大的气力放在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上面，努力打造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地方品牌，使以往的盲目流动向“市场劳务”转变。要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入，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扫除文盲；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以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展开，要根据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实际情况，设置专业和课程；要建立和完善农村成人教育体系，举办各种形式的专业技术、技能知识和文化培训班，提高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 　　四要建立城乡统一、平等竞争的劳动力市场。这是推进农民市民化的不可少的手段。破除农民市民化进程中的信息障碍，关键在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思路是：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应按照市场化原则，发挥市场在调节就业中的基础作用，建立城乡劳动者自主择业、平等就业的新型就业制度，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有序流动，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由劳动力市场提供各地城市劳动力供求信息，这对农民流向、择业至关重要。要构筑政府和社会多方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就业信息、技术培训、咨询、中介和合法权益保护的服务网络，信息发布机构应采用多种办法和手段,努力让流动农民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信息。此外，加快建立城乡沟通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努力建立和健全劳动力市场的中介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就业服务体系。建立劳动力市场管理与服务体系,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和与之相应的信息统计网络体系。 　　总之，从农民变为市民，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和系统的工程，它绝不仅仅是农民社会身份和职业的转变，不仅仅是农民居住空间的地域转移，而是一系列角色意识、思想观念、社会权利、行为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和转型，需要各方面共同长期努力，统筹城乡，抓住关键环节,稳步有序推进，协调发展。当然，农民市民化，不是简单地统计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多少，更重要地是农民思想观念、生活方式要适应城市的要求。当农民的生存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农民市民化才是有意义的。 　　产业发展：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持续动力 　　产业是立城之本、兴市之基，是城市发展的推进器。一个没有产业支撑的城市，必然是一个经济基础脆弱、缺乏造血功能、没有发展动力的城市，不仅发挥不了城市的应有作用，而且会拖整个经济社会
发展的后腿，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化要有大规模产业的支撑。产业发展是城市化健康发展的经济基础。城市化发展非常重要的核心要素，在于当地生产力的发展，必须有城市的产业，有相当实力的产业链的支撑。没有产业支持，仅仅停留在建制城市化和城市规模扩张的城市化，是不能实现城市化的宗旨的。因为没有产业支持，城市人口就难以充分就业，没有就业居民就没有足够的收入，没有资金收入就不能拉动消费，而一个没有足够需求刺激的城市是没有生命力的，城市化就更无从谈起。 　　农业发展给城市化提供基础动力。农业是城市化的主要推动力。农业生产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意味着它为非农产业提供农业剩余的水平不断提高。这里所说的农业剩余是广义的概念，指的是农业生产要素和产品的剩余，既包括农产品的剩余，也包括劳动力和资本等的剩余。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看，城市是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化更是以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剩余为前提。从理论层面分析，农业发展对城市化的支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食物贡献；原料贡献；市场贡献；人力资源贡献；资金贡献；土地贡献。农业为城市化提供剩余的方式主要有4种:（1）赋税方式,即农民通过赋税提供剩余；（2）价格方式,即农业剩余通过不利的贸易条件(如工农产品剪刀差)由农业流向工业,由农村流向城市；（3）储蓄方式,即通过吸收农民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和对政府及企业债券的认购提供剩余资金；（4）财产剥夺方式,即政府凭借政治力量使农民无法放弃财产向非农产业和城市提供剩余。 　　城市化与农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能绝对地把某一方面的发展完全寄托于另一端，两者应当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没有农业基础的城市化是一种畸形的城市化，这样的城市化不仅不能推动农村进步、农业发展、农民致富，甚至城市自身也会受到拖累，带来严重的城市病。我们国家许多地方发生的过程已经提供了这样的现实图景：许多急剧城市化或加速城市化的地区人为加速的结果是城市和农村两败俱伤，农民和市民尖锐对立。当前在我国宏观上的流动性歧视、特别是对农民工的歧视、失地进城农民的边缘化状态等，实际上就是对这种人为加速的城市化的控诉。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核心动力。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工业化推动城市化，这已为历史发展所证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实践表明，城市发展史并不等于城市化的历史，城市化是随着工业化的出现而大力发展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发动机”，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在城市化的动力系统中，工业化之所以居于核心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助于其他动力要素，如经济增长、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是因为工业的发展阶段与城市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基本经验。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这种相关性，在工业化由初期向中期迈进的加速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加速器，工业化加速了城市化的发展。在工业化的起步期，国民经济实力相对较低，城市化率以平缓上升的态势向30%发展。在工业化的扩张期，工业和国民经济进入加速发展、实力迅速增强的时期，城市化率将以较快的速度向70%攀升。在工业化的扩张期，城市化水平的年增长率是工业化同期的1.5―2.5倍。我国正在实施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可以肯定，在新型工业化条件下，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将加速推进，而新型工业化正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依据。我国提出了“节约资源，包含环境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说白了就是“可持续发展”。我们都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先是工业化，再是信息化、科技化，输出技术把血汗工厂开到发展中国家这样一条发展轨迹。谁都想走捷径，谁都想一步跨越到国那种劳动生产水平。可是，缺乏工业基础的信息化只可能是泡沫。泡沫破了以后，往事必定不堪回首。 　　第三产业发展给城市化以后续动力。随着工业化的实现，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且具有巨大潜力。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于刺激城市化的发展，服务业亦比制造业更为重要。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城市服务业是作为一个服务和配套的行业而发展的，对城市工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当城市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时，城市服务业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第三产业逐步走上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高级阶段,这表现为城市服务业由自发发展状态走向第三产业的自觉发展状态，最直接地体现在城市服务业内容的演变和深化过程之中。从简单的仅包括衣、食、住、行等的商业流通活动,扩展到为生产服务的广告、运输、批发、零售、金融、房地产等活动，为生活消费服务的旅游、文化、娱乐等领域，以及为社会公共需要服务的机关、社会团体也都成为第三产业的一项内容。第三产业服务活动专业化的特性推动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其正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旺盛时期。特别是在工业化的中后期，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态势，成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城市化的“接力棒”也因此传到第三产业上，并由它继续推动下去。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表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一国城市化进程与其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呈现出高度的正相关性。如果说工业化带来的是城市规模的扩张和城市数目的增多，即城市化在量上的扩张，那么，第三产业的发展则是促进了城市化软硬件设施的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主要表现为城市化在质上的进步。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赋予了城市新的活力，是城市化进入更高的层次，城市化离不开工业化，但中国未来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不仅是靠工业化，不是所有的地区都要建成制造业中心，而是同时需要依赖于服务业的大力发展。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是以新型工业化作为主要推动力量，但当人均GDP3000美元以后，城市化水平达到50%以上时，第三产业发展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将会起到主导作用，成为城市化向纵深跃进的后续动力。 　　城市群：城市化健康发展的主体形态 　　城市群即是一定区域内空间要素的特定组合形态，是由一个或数个中心城市和一定数量的城镇结点、交通道路及网络、经济腹地组成的地域单元。它在结构状况(产业结构、组织结构、空间布局、专业化
程度)、区位条件、基础设施、要素的空间集聚方面比其他区域具有更大的优势，能够通过中心城市形成区域经济活动的自组织功能。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城市化的高级形态。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群的形成和扩张是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并在城市化进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来看,城市化都经历了一个城市由小到大、由若干孤立的城市到城市群的过程。从各国城市化的模式看，当城市化进入一定阶段后，城市群已逐渐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主体形态。日本的东京、阪神、名古屋三大城市群，集中了全国65%的人口和70%的国内生产总值；由伦敦、巴黎、米兰、慕尼黑和汉堡组成的五边形大都市区，集中了欧盟40%的人口和50%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67%的国内生产总值集中在大纽约区、大洛杉矶区和五大湖区三大城市群地区。与经济集聚相伴，人口也呈现向城市群集中的趋势，如2000年同1945年相比，日本全国人口增长了76%，而同期三大城市群人口增长了174%。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较高，因而其城市化的推进应主要依靠城市群的发展。 　　城市化是各类规模的城市发育成长的过程，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各国以及我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小城镇发展的过程证明，在城市群内和在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或小城镇，由于可以分担大城市的某些特定功能，能够较快发展壮大。而远离城市群和大城市的中小城市或小城镇，尽管也可以集聚少数特色产业，或者作为一定区域的公共服务中心，但由于其持续不断地创造更多就业岗位的能力较弱，成长壮大的进程不会很快，有些甚至走向衰落。 　　城市不能孤立存在，它能够存在的本质就在于它与乡村及其它城市有一种内在联系，地理学家称这种关系为“共生关系”。然而，由城乡间简单的互通有无的交往形成的“共生关系”只是城乡之间协同状态的阶段性特征，它的进一步发展应该是区域城乡一体化。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结构变迁的过程。随着结构变革，一个城市地域的生产大循环已不再是单单在城市或是在乡村展开，因为城乡及城市之间新的协同状态只有在城市和乡村都被纳入更广阔的经济空间，都成为大的开放系统后，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协同作用在城乡及城市间所产生的聚合效应，是单独依靠城市或乡村所无法达到的。高密集的城市群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经济体系，能产生更大的聚集效应。它既不同于相距较远的松散的城市群，又不同于完全集中的单一大城市，它比之绝对化的聚集，既有集中的优势或超大城市的优势，又避免了过分集中或城市过大的一些弊病，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得以较好的统一。而且使三个效益相互促进，由“强相互作用”而“连锁反应”式的产生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与单一的城市相比，城市群既可以广泛进行专业化分和协作，充分发挥规模效益，又可以有效降低特大城市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问题。城市群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可以有效提升国际竞争能力，还可以对周边地区产生更大的带动作用。要21世纪国际竞争的真正据点是在城市群，因此我们应当制定科学的大城市群发展战略，防止大城市病。在我国城市化发展滞后的情况下，有必要把确立城市群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环节。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我们就有或可以有就业的增长、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国内需求的扩大、教育水平的提高、健康保健、环境的保护和改善，使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因此，全面的城市化战略应该是发展具有合理规模的大城市，带动其他规模较小的城市和镇的发展，并利用它们的发展分解大城市发展过程中的负效应，在特大城市周围支持卫星城镇的发展，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具备条件的地方，可发展城市群或城市带，形成合理的城市结构、网络。 　　城市群是现代经济中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概念。通过加快城市群发展，带动本国或区域经济发展，提升经济竞争力，成为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态势的要求，我国城市群的构建应运而生并成为各地制定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选择。实施城市群战略，应该是城市化加速阶段的战略选择。《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强调指出：“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要继续发挥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继续发挥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作用，推进天津滨海新区等条件较好地区的开发开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有条件的区域，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为龙头，通过统筹规划，形成若干用地少、就业多、要素聚集能力强、人口分布合理的新城市群。”目前，我国城市群发展呈现“三大梯队”态势：第一梯队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北3个具有全国意义的国家级城市群；第二梯队是山东半岛、成渝、辽中南3个具有区域意义的城市群；第三梯队是中原关中、武汉、吉中、长株潭、福厦和哈大齐7个具有省区意义的城市群。 　　我们应当密切关注这些城市群的发展趋势，探讨政府在促进城市群健康发展中的作用，特别要通过制度完善、规划引导、政策推动等措施，在城市群空间布局上，逐步形成以沿海、长江为带，主要铁路线为轴，十几个城市群为主体，城市群内经济布局、就业岗位、人口居住、资源环境特别是水资源相协调，永久耕地、生态保护区等绿色空间相间隔，基础设施网络完善、分工协作高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布局的空间格局。 　　目前中国城市群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突破行政分割问题。当前，城市间发展的整体协调范围较窄，协调力度不够，各城市追求自身利益的狭隘性和近期性，导致城市群整体发展的不经济性和不可持续性。因区域整体协调不足及区域资源类似，城市群内各城市的功能不明确，专业化分工合作得不到深层次的开展。各城市群的中心城市辐射和影响能力不足，除上海市外，其他城市群中心城市对区内其他地区产生的辐射和影响力还不够明显，其本身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为促进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建立和培育良性运行机制是根本的出路，重点包括：(1)建立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理念与机制；(2)建立城市群优化分工与协调的统一竞争规则；(3)以产业群和产业链为依托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4)培育功能强大的中心城市。 　　在考虑中国未来的城市群发展时，还需要特别关注未来人口合理的空间分布格局。根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高峰时将有15亿，其中城市人口将达到9亿，净增3.6亿。这就决定了中国只发展几个大的城市群是不够的，需要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较好的区域，发展若干新的城市群，承接现有城市群地区结构升级和优化整合后转移出来的产业，承接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和自然保护区的转移出来的人口，逐步成为支撑全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新的经济密集区和人口密集区。而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域，重点是发展好现有的城市，提高城市质量，而不是盲目地单纯扩大规模。 　　从发展趋势来看，随着经济日益全球化，以城市群为龙头和单元的区域性国际化竞争态势将成为主流。因此，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并在城市化进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生态城市：城市化健康发展的立足点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生态环境条件既是城市赖以生存之基础，又是现代城市素质之根本。城市化理应保护好自然环境、创造宜人的人造环境。但是，
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事实上已经激发了地球的环境生态问题，带来了环境危害，比如：人口增加、居住拥挤；城市污染不断加剧；水源日趋紧张；城市交通拥挤以及工厂交通车辆噪音破坏了城市的宁静；城市范围内生态区域空间缩小，致使各种野生动物濒临绝迹；城市气候也发生了局部变化。如今，城市生态环境出现了日趋恶化的趋势，已经使城市人居环境受到严重的威胁。生态环境恶化反过来也对城市化发展有着负面影响：（1）降低城市人居环境的质量。城市生态环境恶化，一方面会把具有良好经济实力和文化素质的居民“驱逐”出中心城区，并使技术和资金也随之流失；另一方面会提高居民的生活成本(如为了获得清洁水源，不得不增加投资，抬高水价)，影响居民健康，人口不断地从市区迁出，从而导致郊区化和城市中心空心化。（2）降低城市环境竞争力，排斥企业资本，特别是高科技企业资本的安家落户，从而影响城市化的质量。（3）导致城市蔓延，城市空问缺乏紧凑，浪费土地资源。（4）灾害性事件的影响。如水土流失引发的洪涝灾害会直接破坏城市基础设施。恩格斯曾在《自然辩证法》中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忽视了生态平衡，经济也不可能持续发展，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生态环境面临持续的高负荷压力，如何保护好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 　　人居城市、可持续发展等崭新发展理念的形成和提出，“环境就是生产力，环境就是竞争力”观念的被认同，使得人们对所居住城市的要求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城市的功能培育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城市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产中心、工作中心和居住中心，而是一个以人为中心，以服务人为最高准则，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完美融合，并能为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和交往等提供最舒适、最方便、最可靠、最安全的服务场所。随着经济的日益增长，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对生活的追求将从数量型转为质量型，从物质型转为精神型，从户内型转为户外型，生态休闲成为市民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人类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标志着人类正迈入“生态时代”。城市化健康发展不仅要提高城市化水平，而且要提高生态阈值。面对城市化、人口、环境资源的巨大压力和严峻的挑战，未来城市发展也必将体现生态文明这一时代特征，只能走城市生态化发展道路。建设生态结构合理、生态服务功能高效的城市生态系统，推动生态化城市建设，已成为世界城市发展的新潮流。建设生态城市是从生态觉醒到生态自觉所追求的城市发展目标，是城市发展变革的系统工程，也是走出“人类困境”，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生态城市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内涵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前苏联生态学家杨诺斯基、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瑞杰斯特等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城市进行了研究。生态城市现已超越了保护环境即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持协调的层次，溶合了社会、文化、历史、经济等因素，向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体现的是一种广义的生态观。生态城市强调了城市具有良好的生态学功能，使人们居住的城市有回归自然的质量。生态城市是城市生态发展的结果，其实质就是城市与自然环境、人与生存空间的和谐统一及良性循环。生态城市也可称作绿色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生态城市是指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保护三者保持高度和谐，技术和自然达到充分融合的城市，只有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类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并促进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自然和人工环境和谐共生。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实现人―自然的和谐(包含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自然系统和谐三方面内容)，其中追求自然系统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基础、条件，实现人与人和谐才是生态城市的目的和根本所在，即生态城市不仅能“供养”自然，而且满足人类自身进化、发展的需求，达到“人和”。生态城市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发达的生态经济，建设具有高度生态文明的社会。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姚士谋认为，建设生态城市是解决因城市化与经济高速发展而使生态遭受破坏的有效途径，也是预防今后出现新的环境问题的有效方法。 　　生态环境是我们从子孙后代手里“借”来的，必须连同“利息”――发展成果，一同完好无损地奉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这种误解，且误解有愈演愈烈之势，高指标的绿地可以改善城市或住区的生态状况。一个时期以来，“高尚住宅区”的出现便是例子，精明的开发商以其低密度、园林化的住区作为新的“理念”包装，以此为买点广而告之。毕竟这是无可厚非的。它确实改善了本系统的居住环境。但我们还应看到其潜在的因素，不加节制在城市郊区无休止地兴建高级住宅区，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及生态环境、景观品质较好地段，加剧了城市的膨胀，同时激化社会阶层的对立。这些都是有背于城市规划的原则。而真正生态城市首先应是“紧凑”城市，城市尽可能集约占地并最大限度保护自然资源，避免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可持续发展要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同环境的承载力相协调，保护土地可持续利用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 　　其实，生态城市不一味强调绿地面积，但强调生物组分对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调控功能，要将城市的绿地系统抬升到生态环境质量调控系统的高度来设计和建设。生态城市的建设要从大尺度和小尺度两方面同时进行。大尺度就是把城市做为一个整体进行规划建设，使城市中的“自然”处于调控环境质量的地位。小尺度就要在交通、住宅、河流、水体等各个方面进行生态学设计，保证快节奏工作环境下的无公害的享受。因此，我们在进行城市设计和建设时，应以现代生态学为基础，利用自然生态过程与循环再生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健康和可持续地推进城市化进程，从而全面提高城市居民生活、工作、学习、休闲、娱乐等方面的质量。生态城市中新的生态文明思想, 已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城市”的概念, 不仅仅是出于保护环境，防止、减少污染为目的, 单纯地追求自然环境的优美；它还融合了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内容, 对城市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建设生态城市实际上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是一项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创业性活动，是一项安居乐业的系统性工程。建设生态城市离不开创造性的规划设计，创造性的规划设计需要前瞻性的理论指导。开展对生态城市的研究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的前沿课题。因为传统的城市规划价值观是“反自然”的，与生态城市价值观是相悖的，有必要在新的生态价值观指导下对当前城市规划理论进行根本性变革，系统地研究生态城市理论、原理及其规划设计方法、手段、技术等一系列问题。城市规划师、建筑师更应该改变观念，以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建设生态城市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城市发展思想从生态觉醒向生态自觉跨越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实现需要完善的制度做为保障。只有将生态城市建设纳入制度化轨道，才能保持生态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连贯性、规范性和有效性。 　　建设生态城市可分“三步走”。起步期要大力宣传、倡导生态价值观，唤起人们对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视，制定行动计划，建立示范工程，加强能力建设。第二步建设期重在逐步调整、改造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生态重构和生态恢复，增强城市共生能力。第三步成型期，生态城市并不是处于“静止”的理想状态，而是自觉地通过各种技术的、行政的和行为诱导的手段实现其动态平衡、持续发展。 　　健康城市：城市化健康发展的新追求 　　世界卫生组织日本神户健康发展中心主任威尔弗瑞德?克莱泽尔博士在日召开的“上海健康城市国际论坛”表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快速的城市化已经对人类健康构成严重挑战，而人类对
此准备不足。他说，目前将近一半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市区，而30年后，地球上大多数人将生活在城市里，非洲和亚洲的城市化速度将会是最高的。快速城市化带来许多高人口密度、缺乏规划的移民定居点。克莱泽尔估计，现在全球居住在市区的人有30亿，而其中有10亿人住在贫民窟。他说，在一些国家，城市贫穷人群的健康比农村贫穷人群的健康还要差。而且，许多城市里的贫富差距仍在扩大，城市贫穷变得越来越严重和普遍。由于市容杂乱、贫民窟增多和环境恶化，一些城市正成为疾病传播的滋生地。在许多城市里，空气、水和土壤被严重污染，拙劣的垃圾处理和卫生设施、缺乏安全的饮用水是疾病暴发的主要原因。同时，交通拥堵带来了健康风险，道路交通事故和伤害正在增多。克莱泽尔说，越来越依赖快餐食品和缺乏体育锻炼也对城市居民的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 　　建设健康城市是世界卫生组织针对全球迅速城市化给城市卫生状况带来负面影响的背景下，以保障市民健康为目标而倡导的一项全球性行动战略，目前在众多国家和地区得到积极响应。其目的是坚持城市发展以人为本的理念，突出健康是人类第一财富的主题，激发城市关注人和人的健康以及健康的生活，特别是通过政府和公众的努力，建立丰富充足的物质环境、洁净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提供优质安全的医疗预防服务，提高市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健康城市是指不断创建和改善自然和社会环境、并不断地扩大社区资源，使人们在享受生活和充分发挥潜能方面能够相互支持的城市。这一定义不仅说明了一个城市的环境卫生状况，更重要的是阐述了优化城市资源配置，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思想。“健康城市”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健康、安全和高质量的自然环境；稳定、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社区之间相互支撑，没有内耗；居民对于影响其日常生活、健康和福利的政策拥有较高的参与度和决策权；能够满足全体城市居民的食品、用水、居住、收入、安全和就业等所有基本需求；居民拥有各种各样的机会和丰富资源，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城市经济呈现多样化，富有创新精神；鼓励延续传统文脉，并做到在群体和个人之间相互交流；任何一种实现上述目的、呈现上述特征的发展模式；所有居民都能够享有高质量的保健和医疗服务；健康状况良好(健康水平高、发病率低)。可以看出，“健康城市”的提出是对未来城市运行状态的美好设想和远景展望，其基本特征由一个个发展目标和一系列可持续的发展理念组成。健康城市从概念的提出，到指标质量体系的确认，以及健康城市建设的过程无不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体现出城市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观。 　　目前，全球人口城市化已逾半数，我国城市人口超过５亿。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在使人们受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健康带来威胁：交通事故死亡和伤害事件增多，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持续攀升，精神性疾患明显增加，传染病传播加快，还有暴力、意外伤害、食品安全事件等等，所有这些，正逐渐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健康的影响因素已从单纯生物因素转向社会、环境综合因素。忽视以环境保护和人口健康为代价换来的城市发展，最终将成为限制城市自身发展的症结。建设和发展健康城市，正是对城市化进程中健康问题的一种应对思路。首先，它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解读城市，即城市不仅仅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存在，而首先是一个人类生活、成长和愉悦生命的现实空间。其次，健康城市对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和卫生专业人员进行了再定位，由过去对城市健康负责的唯一的责任主体，转变为对城市健康影响因素具有控制力的众多主体中的一分子。城市健康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三类变量， 即与医疗卫生有关的变量(HCV)，如健康教育、计划免疫、疾病控制、卫生保健、卫生服务、卫生监督等等；社会经济状况变量(SEV)，如就业、收入、人口控制等等；居住环境变量(LEV)．如家居、供水、基础设施等等。其中后两类变量不在医疗卫生部门的控制之下，而要涉及工业、交通、劳动、教育、商业、公共设施、城市规划等众多部门。实施健康城市活动，正是着眼于创造一个部门间协调合作的机制，通过相互贯穿合作和网络系统的作用，使其作用于上述健康的影响因素变量，进而改善和提高城市健康状况。第三，健康城市还注重对社会参与和个体健康生活方式的促进，通过健康教育，使城市居民从对于健康的传统理解转而注重健康的生命质量，关注生命，享受生活， 同时提高整个社会对于健康活动的参与意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是大势所趋，只有健康的可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才是我们的目标。健康城市在解决由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健康方面的问题的基础上，必将促进城市化进程在更高的水平上稳定发展。 　　所以，当今世界对城市的存在和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即城市不仅仅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来存在，而首先应该是一个人类生活、呼吸、成长和愉悦生命的现实空间。同时城市发展“不能牺牲生态环境、不能牺牲人类健康、不能牺牲社会文明”。鉴此，健康城市的建设已经摆在首位。城市应该不仅仅是追求经济增长效率的经济实体，更应该是能够改善人类健康状况的理想环境。健康城市应该成为由健康的人群、健康的环境和健康的社会有机结合的一个整体。建设健康城市，实质上是政府动员全体市民和社会组织共同致力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健康促进过程，是建立一个最适宜人居住和创业的城市的过程。 　　西方关于“健康城市”的研究范围比较广阔，涉及医学、城市地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方面，反映了欧美国家对城市健康问题的高度关注。相反，国内研究尚处于概念和理论引入阶段，没有关于城市健康的整体性、专门性研究。在我国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城市带进一步发展壮大。较具规模的有以北京、天津、大连为中心的环渤海城市群，以上海、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等城市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这些城市群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动力源。然而，相对于人口密集化的趋势而言，这些城市普遍存在着健康基础设施不完备、健康网络亟待整合等问题。这说明，中国的城市同样面临着快速的城市化进程给居民健康带来的严重威胁和严峻挑战。无论是从理论研究层面，还是从实践操作层面来看，我国城市的健康问题和居民的生活质量均不乐观。此外，我国的城市化历程在很大程度上遵循西方的发展模式，甚至可以说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重演”和“浓缩”，在某些方面还存在认识误区，所以，当前我国开展“健康城市”研究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可喜的是，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日在上海召开会议，正式启动了全国健康城市（区、镇）试点工作。成为第一批试点城市和试点区、镇的有：上海市，浙江省杭州市，辽宁省大连市，江苏省的苏州市、张家港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北京市的东城区、西城区，上海市的闵行区七宝镇、金山区张堰镇。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走许多弯路，人们要获得正确的认识不容易，但是，要将正确的认识落实到实际工作中更难。这与人类社会发展水平有关、与一地决策者能力有关、与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取舍也有关，正因如此，国内大多数城市发展正经历着这样的阵痛，如南京久治不愈的恶臭已经成为这座六朝古都挥之不去的“城市之痛”，好在大连等城市已经走出一条以城市环境为亮点的发展之路，为我国城市环境治理写就了一份精美的案例，而上海更是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建设，不断加大环保工作力度，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上海的长远、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为全国的环保工作做出了表率。上海“环保三年行动计划”的目的是“让百姓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让蓝天白云与上海人民长相伴。”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把为人民谋利益、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作为推进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最高目标，推动上海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海高层只字未提“引资”一类发展经济的字眼，这虽然是个小小的不同，但它却标志着上海发展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即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观。为了使这一来之不易的、健康的城市发展观念持续下去，上海建立了四大机制，这四大机制相互关联、紧密结合，值得各地学习和效仿，更重要性的是学习上海高屋建瓴的认识，真正把城市发展归结到为市民更好地生产、生活和学习上来，而不是其它；要做到协调发展，各地城市有许多课要补，那么就不妨先学学上海，从制度中长期计划入手，从建立健全机制着眼，把城市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为市民谋利益作为城市发展的终极目标。 　　世界卫生组织在界定“健康城市”的内涵时，并没有给出一个充分量化、完全统一的国际标准。对于如何建设健康城市，世界卫生组织似不可能也无必要指出一条标准路径。毕竟，各城市的文化传统、人口特征、主要健康问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不会完全相同；城市的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公众之间的关系和治理模式也各有特点。我们在建设健康城市时，可选择适合国情和市情、能较好动员社会资源、便于公众广泛参与的路径，把健康城市理念体现在一个个具体行动中，有效控制健康影响因素，最大限度增进公共健康。世界卫生组织健康城市的指标质量体系包括12大类、337项健康城市指标，类别包括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健康服务、健康人群等，项目内容涉及政府重视、经济支持、社会保障、环境质量、市政管理、居住条件等方面。健康城市到底是什么样的城市？有什么标准，要怎么评估？目前，我们国家还没有这套体系。不过现在，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把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杭州，由杭州来编制我国建设健康城市标准体系和评估体系。这项任务的初稿将在今年12月底前上报。杭州今年将以初步实现“七个人人享有”为目标(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养老保障，人人享有15分钟卫生服务圈，人人享有15分钟体育健身圈，人人享有安全食品，人人享有清新空气，人人享有洁净饮水)，全面推进建设健康城市工作。 　　中国健康城市的建设目前还处于初级阶段，而且开展的城市仍然有限，应如何走仍需要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健康城市的内涵是丰富的、动态的。建设健康城市，需要从实际出发，不断发现、认识和控制健康影响因素，持续开展健康促进行动，从而不断提升市民健康素质和整个城市的健康发展水平。把健康城市理念变成现实，以具体项目为载体开展工作，可谓务实之举。因为不管健康城市理念多高，若不能让市民感同身受，从中得到实惠，健康城市岂不成了空中楼阁？具体项目实施得好，既便于市民参与，又确实惠及市民，就能让市民感受到健康城市以人的健康为本的核心价值取向，更好地激发市民参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应该看到， 目前在我国推行健康城市也存在着一些障碍。首先，对于健康城市理念的全面理解和推广还需要更多的努力，突破原有的卫生层面上的理解还需要一个过程；其次，由于健康城市的收益难以在短期内显示，以及其显示方式的不完全利润化，很容易受到政府短期行为的制约；再次，健康城市是一个系统工程，其有效运行必然要求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完善，而这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当然，这些问题在健康城市的推行过程中是可以逐步加以解决的。
免责声明:凡注明来源本网的所有作品，均为本网合法拥有版权或有权使用的作品，欢迎转载，注明出处。非本网作品均来自互联网，转载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业主直接招标
免费项目信息定制器
获取中国采招网项目邮件定制服务：
接收频率：
采招网专访“湖北三江航天红阳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新华
顶尖电子衡器是集研究，开发、销售及维修于一体的电子衡器专业产商。
第一、全国发展；第二步、想商业地产；第三步、做文化和旅游；第四步、跨国发展
供应商服务
采购商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