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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新的短篇作品
“要打出真铁，让风箱发出吼声”
——希尼的诗歌及其翻译
谢默斯·希尼（）离开我们快一年了。如同那些真正伟大的诗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他逝世后反而成为一种更强有力的在场。
最早读到希尼的诗，是通过袁可嘉的翻译。早在希尼获诺贝尔文学奖前...
“要打出真铁，让风箱发出吼声”
——希尼的诗歌及其翻译
谢默斯·希尼（）离开我们快一年了。如同那些真正伟大的诗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他逝世后反而成为一种更强有力的在场。
最早读到希尼的诗，是通过袁可嘉的翻译。早在希尼获诺贝尔文学奖前，袁先生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位“继叶芝之后最好的爱尔兰诗人”。袁先生发表于《世界文学》1986年第一期中的“希内诗五首”（包括《挖掘》、《个人的诗泉》等），首次将希尼译介到中国。袁先生在介绍中特意提到希尼诗中“具体的动作和真实的细节”，而在他出色的翻译中，也往往是动作、声音、气味同时到来，有一种“出土文物般的确凿感”。说实话，首次读《挖掘》，我对诗最后那个以笔来“挖掘”的隐喻不并觉得怎么新鲜，但是诗中所充斥的“白薯地的冷气，潮湿泥炭地的／咯吱声、咕咕声，铁铲切进活薯根的短促声响”，读了之后却在我的头脑中久久回荡……
从此，中国诗人和读者注意到这位更具有现实感、更让他们感到亲近的爱尔兰杰出诗人。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在一本英文诗论集中发现希尼写于1974年的重要诗论“Feelings into Words”（“进入文字的感情”），十分兴奋，便复印下来联系译者翻译（这篇诗论收在我们编选、1993年出版的《20世纪外国重要诗人如是说》中）。1995年希尼获得诺奖后，国内对希尼诗歌的译介更多了起来。2000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希尼诗文集》，其中诗歌由吴德安翻译，随笔、评论则由黄灿然等人译出。
对希尼诗歌和文论的翻译，诗人黄灿然可以说是很有影响的一位。希尼获诺奖不久他就在1996年第一期《世界文学》“希尼特辑”里发表了19首译作，奠定了人们对希尼诗歌的最初认识。黄灿然的翻译和一般学者的译介不一样，他总是着眼于中国诗歌自身的艺术诉求，在《希尼的创作》一文中他指出：“希尼的诗具有一种惊人的锤炼，我指的绝不是‘简单’或‘纯朴’，相反，是一种同样惊人的语言的复杂性。”而他之所以投入对希尼诗歌的翻译，正是为了“那股把汉语逼出火花的陌生力量。”
黄灿然的贡献还在于对希尼诗论的翻译，他翻译了希尼的《舌头的管辖》、《诗歌的纠正》及美国评论家海伦·文德勒关于希尼诗歌的《在见证的迫切性与愉悦的迫切性之间徘徊》等重要诗论。这些富有洞见和启示性的诗学论述，都深刻介入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诗学进程。其中“诗歌的纠正”、“见证与愉悦”等说法也在当代中国诗人中一再引起反响。
的确，希尼之所以让我们高度认同和关注，不仅在于他独辟蹊径的叙述性诗风和精湛的技艺，还在于他的诗学是一种深入困境的诗学，同时又是一种富有张力的诗学——这正如他自己的诗所提示：“挑两个水桶比挑一个容易。／我在两者之间成长。”一方面，他一直坚持着诗歌艺术的内在规定性，另一方面，他所面对的生存与文化困境，他在他的爱尔兰所一次次听到的爆炸声和“绝对、凄凉”的枪声，又使他不可能把诗歌限定在纯粹审美的范围内。因此，他会视1969年北爱尔兰的暴力冲突为自己创作生涯的一个分水岭，他曾这样坦言：“从那一刻开始，诗歌的问题开始从仅仅为了达到满意的语言指谓变成转而探索适合于我们的困境的意象和象征……”正是以这种艰辛的努力，他避免了“美学的空洞”，使语言重获了一种真实的、能够和我们的经验发生切实“磨擦”的力量。
显然，希尼面对的困境也正是当今世界上很多诗人尤其是中国诗人们所面对的处境，文德勒就曾说希尼诗学的意义正在于“他一直以具体和普遍的方式提出在人类痛苦的框架内写作的角色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希尼的一首诗《山楂灯笼》（吴德安 译）：
冬山楂在季节之外燃烧，
带刺的酸果，一团为小人物亮着的小小的光，
除了希望它们们保持自尊的灯芯
不致死灭外一无所求，
不要用明亮的光使他们盲目。
但当你的呼吸在霜中凝成雾气，
它有时化形为提着灯笼的狄欧根尼斯
漫游，寻找那惟一真诚的人；
结果你在山楂树后被他反复观察
他拿着灯笼的细枝一直举到齐眉，
你却在它浑然一体的木髓和果核面前退缩。
你希望用它的刺扎血能检验和澄清自己；
而它用可啄食的成熟审视了你，然后它继续前行。
诗一开始就富有想象力，因为冬山楂的“小”，又生长在乡村山野，所以说它们是为“小人物”点起的灯笼。这其实也是不喜欢任何高调的诗人对自己的一种自我限定。它们“在季节之外”燃烧，“除了希望他们保持自尊的灯芯/不致死灭外一无所求，/不要用明亮的光使他们盲目”，诗句朴实而又感人。诗人使他的道德感和人性的缓缓燃烧保持在一个“最低限度”上，或者说保持在一种“常识水平”上，它有别于当今世界上任何宗教狂热和意识形态高调，但也正是这种为“小人物”点起的灯笼，使我们有可能在这个狂热的时代保持清醒和自尊。
接下来，诗人置身于冬日的雾霭中，在一种源自内在“呼吸”的作用下，冬山楂竟化形为提着灯笼寻找正直之人的狄欧根尼斯！狄欧根尼斯，古希腊著名哲人，传说他在大白天打着灯笼寻找真诚的人。这是一种出现幻象的时刻，不过幻象的出现却源自诗人的自我省视。在眼前所见与幻象浑然难分的情景中，在提着山楂灯笼的“狄欧根尼斯”的打量下，一种更内在的道德挣扎和申辩在这里出现了！
这里的“狄欧根尼斯”，无非是人类古老良知的化身。
正如奥登的一句写叶芝的诗：“疯狂的爱尔兰驱策你进入诗歌”，希尼的很多诗也都基于充满了剧烈冲突的爱尔兰现实带给他的挑战和道德困境，这里他借助于对冬山楂的凝视，再次触及到这个主题。而在写法上，在对平凡事物的发掘中完成一种神话的重构，这就是这位杰出诗人带给我们的艺术启示。
从此这盏不灭的灯笼也举到了中国诗人的面前，它使我想到了一种如茨维塔耶娃所说的“良心烛照下的艺术”。它使诗歌这棵“山楂树”即使在泥泞的冬天里也一直在不熄地燃烧。
不幸的是，希尼因病于去年8月29日突然逝世。我是在美国爱荷华国际作家工作坊期间闻知这一消息的，早上起来，爱尔兰年轻诗人Martin Dyar见到我后便紧紧抓住我的手，那种感觉，真如同突然失去了父亲一样！希尼的逝世，引起了世界性的悼念。去年11月11日晚，我在纽约库珀中心参加了由美国诗人学院、爱尔兰艺术中心、美国诗歌协会联合举办的纪念希尼的大型朗诵会，二十位美国、爱尔兰诗人上台朗诵希尼的诗作，其间伴以爱尔兰古老的风笛声，向这位伟大的爱尔兰诗人致敬。这是我去美三个月中最难忘、最受感动的经历之一。坐在黑压压的上千听众之中，听着台上的朗诵，许多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诗人Jonathan Galassi朗诵希尼的“The Forge”（《铁匠铺》）时，正好朗诵会的节目单上印有这首诗，我边听边对着看，当晚回到邻近时代广场的旅馆后，我就忍不住试着把它译了出来：
所有我知道的是一道通往黑暗之门。
外面，旧车轴和铁箍已经生锈；
里面，大锤在铁砧上急促抡打，
那不可预料的扇形火花
或一个新马蹄铁在水中变硬时的嘶嘶声。
铁砧一定在屋子中央的某处，
挺立如独角兽，下端则方方正正，
不可移动地座落在那里：一个祭坛
在那里他为形状和音乐耗尽自己。
有时，围着皮围裙，鼻孔长满毛，
他探出身来靠在门框上，回忆着马蹄的
奔腾声，在那闪耀的队列里；
然后咕哝着进去，以重锤和轻锻
他要打出真铁，让风箱发出吼声。
多么好的一首诗！它写的是“铁匠铺”，但那也正是一个诗人在“良心烛照下”从事诗的锻造的生动写照，因而铁砧会成为“祭坛”，甚至“挺立如独角兽”！诗人想象着那动人的“不可预料的扇形火花”或“一个新马蹄铁在水中变硬时的嘶嘶声”，然后“咕哝着进去”（这个“咕哝”也极富表现力，犹如音乐中的低声部，与诗人内在的坚定形成一种张力）。最后那两句就不用说了，“他要打出真铁，让风箱发出吼声”，真有一种万马奔腾之力！
《铁匠铺》收在1969年出版的诗集《进入黑暗之门》中。它使我不由得想起希尼《进入文字的感情》（1974）的结尾中那句经常被人引用的话：
“锻造一首诗是一回事，锻造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如斯蒂芬·狄达勒斯所说，又是相当不同的另一回事；而把骇人的压力与责任放在任何敢于冒险充当诗人者的身上。”
对这段话，希尼后来在一次访谈中说他援引的是爱尔兰作家乔伊斯《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中主人公斯蒂芬的话：“我在灵魂的铁匠铺锻造那未创造出来的种族良心。”他指出的，不仅是一首诗的起源，更是良知的起源！
这就是一个诗人的责任感，它不能不让人起敬。只不过这不是空话或大话，这要体现为一种艰苦卓绝的语言劳作，黄灿然在《希尼的创作》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一个真正的诗人的任务并非表达感情，甚至不是处理感情的复杂性，而是处理语言的复杂性。这是一种技艺，如何把这一技艺磨练得炉火纯青或鬼斧神工，便成为一个诗人终生不懈地努力和探险的目标。”
而我们的创作和翻译，就是要应合这样的“重锤和轻锻”，就是为了“要打出真铁，让风箱发出吼声”！
（《花城》2015年第2期）
（试发表）
王家新近作三首
这个五月 /
——给陈黎 / 两周来陪着你到处跑， / 乘飞机或是坐高铁， / 身体和语言都紊乱了； / 上海话与花莲腔 / 苏州的甜与长沙的辣 / 座谈会上诗人蓝蓝涌出的热泪 / 与谢冕教授铁一样的沉默…… / 这重与轻，繁体与简体， / “未来北方的河流”与 / 在我们身后恳求的“声声慢”…… / 晚上回到家，想到还欠你一首诗 / 于是失眠，听小仓鼠的尖嘴 / 持续地、...
王家新近作三首
——给陈黎
两周来陪着你到处跑，
乘飞机或是坐高铁，
身体和语言都紊乱了；
上海话与花莲腔
苏州的甜与长沙的辣
座谈会上诗人蓝蓝涌出的热泪
与谢冕教授铁一样的沉默……
这重与轻，繁体与简体，
“未来北方的河流”与
在我们身后恳求的“声声慢”……
晚上回到家，想到还欠你一首诗
于是失眠，听小仓鼠的尖嘴
持续地、猛烈地啄击着铁围栏
（黑夜如此漫长啊）
清晨怔怔醒来时，却仿佛是从
另一个梦中（另一个房间）
有一个惊喜的声音传来：
妈妈，春蚕吐丝结茧了！
过台湾海峡
大海的棉花田棉花朵朵
而我从雾霾中飞出
我要来摘棉花
摘我童年时母亲种下的棉花
一万个儿童和我一起奔跑在棉花地里
风一挥手，棉花变成了棉花糖
风一挥手，棉花便往宜兰和花莲的山上飞
维纳斯小妹，快拧干你金色的头发，和我一起上山采棉花
陈黎兄你好，你的太平洋诗歌节
是不是要给每位诗人簪上一朵绯红的棉花？
我这样想时一朵白云就飞近了窗口
但我猜不出它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我只是想要摘棉花
我从雾霾中来
我要摘我母亲种下的洁白的棉花
爱荷华杜比克街1104号
——给聂华苓女士
又是飘零的秋天。
我仿佛又看到你，远远地，
在那个山坡上的房子里
缓缓穿行。你手扶栏杆，
从一楼攀援而上，
楼道上，那满墙的各种面具，
一副副人性的遗容，
带着深藏的爱意或哀悯；
东头书房里，安格尔的
那台老式打字机也仍摆在书桌上，
那欢快的嗒嗒的歌声
已沉默了二十三年。
多么安静的秋日下午！
后花园里，橡子无声坠落，
那些早已长大的梅花鹿，是否
仍会再次回来并等待
那个曾撒食喂它们的主人？
而你来到二楼，带着
你的八十九个被秋光照亮的年头，
你走过那张长餐桌，我们曾
一次次在那里就坐，喝茶
谈诗，或听你讲爱荷华的故事：
“这里坐过八百多位
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诗人，
他们中有的获得过诺贝尔奖，
但更多的，已不在人世……”
你一一念着那些很难记的名字，
像是在自言自语，“老天爷，
您为什么让我活这么久？”
现在，你走向屋外的大阳台，
走向墙角那把光亮的扫帚，
而我仿佛又听到了你的话：
“当年我们搬到这里时，
从这里可以看到山下的河流
它似乎就要流到门前……”
而现在，树愈长愈高，岁月
已密密地挡住了一切。
那么，你又在往山下眺望吗？
你每天都那样扫着落叶吗？
啊，很快就是深秋，
一夜大风过后，你也许就可以
从赤裸的枝干间重见那条
曾向你们歌唱而来的河流。
2014，11，北京
（试发表）
曼德尔施塔姆诗三首 /
王家新 译 /
致安娜·阿赫玛托娃 / 请永远保存我的词语，为它们不幸和冒烟的余味， / 它们相互折磨的焦油，作品诚实的焦油。 / 甘甜和深黑应成为诺夫哥罗德的井水（注1） / 映照出圣诞之星的七鳍。 / 作为回报，父亲，朋友，笨拙的助手，我—— / 这未认出的兄弟，从人民大家庭逐出的人， / 将保证拧紧垂向水井的笼子的柱...
曼德尔施塔姆诗三首
致安娜·阿赫玛托娃
请永远保存我的词语，为它们不幸和冒烟的余味，
它们相互折磨的焦油，作品诚实的焦油。
甘甜和深黑应成为诺夫哥罗德的井水（注1）
映照出圣诞之星的七鳍。
作为回报，父亲，朋友，笨拙的助手，我——
这未认出的兄弟，从人民大家庭逐出的人，
将保证拧紧垂向水井的笼子的柱梁，
这样鞑靼人就可以把王子放入吊桶，为了他们的拷问。
哦，古老酋长的砧板，一直爱着我！
花园里的祷告者，似乎在瞄准死亡，钉打着九针。
我穿过我的生命，在我的铁背心里，也像那样瞄准，
（为什么不？）我会找到那把古老的斩头斧，在树林里。
，Khmelnitskaya
注一：诺夫哥罗德(Novgorod)，俄国西北部城市，史上有诺夫哥罗德封建共和国，1136年脱离基辅独立，1478年被并入莫斯科大公国。
让我们称空气为见证人（注1）
让我们称空气为见证人：
它有一颗远射程的心，
而在防空掩体里，海洋是一个
活跃、无窗、什么都吃的东西。
它们在告发，这些星星，它们要
看见所有东西（但是为什么？）
它们谴责，判决和见证着
海洋，一个无窗的东西。
雨在回忆，像个不受欢迎的农夫，
播种着不知名的吗哪，（注2）
而十字架的森林给海洋
和士兵的队形标出方位。
寒冷孱弱的部族将存在下去，
将继续砍杀，继续受冻和挨饿，
而在他的辉煌墓碑下，
一个无名士兵躺下。
教教我，瘦弱的小燕子，
现在你已忘记了如何飞翔，
无羽，无翼，我又怎能
对付空中的那座坟墓？
而为了诗人，米哈伊尔·莱蒙托夫，
我将为你提供最精确的数据，
——坟墓如何训练一个驼背，
空气阱套如何把我们全部吸走。
，沃罗涅日
注一：该诗为组诗“关于无名士兵的诗”的第一首。
注二：据《圣经》记载，“吗哪”（Manna）为古以色列人经过荒野时被赐予的食物。
她的左腿像钟摆一样一瘸一拐（注1）
她的左腿像钟摆一样一瘸一拐，（注2）
以可爱的步态，穿过荒芜的大地，
她已走到那个轻快的女孩，她的朋友，
和几乎与她同龄的年轻男子的前面；
那抓住她的，在拽着她走，
那激励她的残疾，痉挛的自由。
在她急速的跛行中她一定猜测到
是什么在催促，她也一定知道
在空气中来临的，就是春天，
这原始母亲，死亡的跳跃，
一如既往地重新开始。
有些女人天生就属于苦涩的大地，
她们每走一步都会传来一阵哭声；
她们命定要护送死者，并最先
向那些复活者行职业礼。
向她们恳求爱抚是一种罪过，
但要离开她们又超出了一个人的忍受；
今天是天使，明天是墓地蠕虫，
再过一天，只是一个轮廓。
只差一步就可够着，又一直够不着。
花朵永恒，天空完整。
前面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句承诺。
，沃罗涅日
注一：流放在沃罗涅日期间，曼德尔施塔姆夫妇认识了年轻的娜塔雅·施坦碧尔并成为朋友，娜塔雅不顾母亲劝阻和他们交往，尽可能地帮他们并陪伴他们。沃罗涅日流放期行将结束的前两个月，曼为娜塔雅写下了这首无题诗（因此有的英译本把这首诗题为“给娜塔雅·施坦碧尔”），在读给她听后还曾这样郑重地说道：“这是我写的最好的东西。”
注二：娜塔雅·施坦碧尔行走时有点瘸。
（试发表）
艾米莉.狄金森诗选译（十三首） /
王家新 译 / 突然的悚惧——一道华彩——一滴泪—— / （A darting fear－a pomp－a tear） / 突然的悚惧——一道华彩——一滴泪—— / 一次清晨的梦醒 / 为发现一个人为何醒来 / 吸入这异样的黎明。 / 我喜欢这痛苦的一瞥 / （I like a look of Agony） / 我喜欢这痛苦的一瞥， / 因为我知道它是真实的—— / 人无法冒充或模仿 / 那突然的发...
艾米莉.狄金森诗选译（十三首）
突然的悚惧——一道华彩——一滴泪——
（A darting fear－a pomp－a tear）
突然的悚惧——一道华彩——一滴泪——
一次清晨的梦醒
为发现一个人为何醒来
吸入这异样的黎明。
我喜欢这痛苦的一瞥
（I like a look of Agony）
我喜欢这痛苦的一瞥，
因为我知道它是真实的——
人无法冒充或模仿
那突然的发作，一阵剧痛——
眼神模糊——死亡来临——
那额头上的成串汗珠
不可能造假
因极度的痛苦渗出。
和你一起，在沙漠——
（With thee，in the Desert－）
和你一起，在沙漠——
和你一起焦渴——
和你一起在罗望子密林——
豹子得以呼吸——终于！
在巨大的痛苦后，一种得体的情感来临——
（After great pain, a formal feeling comes——）
在巨大的痛苦后，一种得体的情感来临——
紊乱复归礼仪，像座坟墓——
绷紧的心在质问，他，那种忍受，
昨天，抑或已经很久很久？
脚步，机械地，转圈——
沿着地面，或空气，或本该有的——
一道木头路
石英的满足
无意于生长，像一块石头——
这是引导的时刻——
记住，如果活过了头，
像一个冻僵的人，收集雪——
首先——发抖——然后麻木——然后松手——
放下栅栏，哦死神——
（Let down the bars，Oh Death——）
放下栅栏，哦死神——
让疲倦的羊群进来
它们的咩咩声不复相闻
它们的漫游完成——
多么寂静你的夜
多么牢固你的圈栏
太靠近了难觅你的身影
太柔弱了，如被告知——
那里有一道斜光
（There’s a certain slant of light）
那里有一道斜光，
在冬日午后——
压抑，犹如大教堂
乐音的重量——
天国的一击，它给我们——
伤痕无迹可寻，
但是内里起了变化，
意义，无人可以——
揭示——哪怕些许——
这是绝望的印戳——
威严的折磨
在逼人的空气中——
当它来临，万物倾听——
阴影——屏住呼吸——
当它离去，像死亡的一瞥
留下的距离——
零度教我们——磷光——
（The Zeroes-taught us-Phosphorus-）
零度教我们——磷光——
我们学会以冰川
来取火——当一个男孩——
和火种——猜一猜——以对方
之力——来平衡单数——
日蚀——太阳群——提示着——
麻痹——我们的导火线——闷哑——
直到它获得活力——
有两种成熟——一种——在眼前
（There are two Ripenings-one-of sight）
有两种成熟——一种——在眼前——
天体热风的催迫
直至光亮的果实
坠香到地面——
另一种更日常的成熟——
一种刺果的生长——
只有冰霜的牙齿把它泄露
在远方十月的空气中。
红色——闪耀——是黎明——
（The Red-Blaze-is the morning-）
红色——闪耀——是黎明－—
紫色——是正午——
黄色——白昼——在坠落——
而在这之后——什么也没有——
但是那数英里的星光——在傍晚——
揭开了最辽阔的燃烧——
那银灰色的国度——还
从未——被耗尽——
我知道生活，我能够失去
(I know lives，I could miss)
我知道生活，我能够失去
不带一点叹息——
其他人——他们瞬间的渴望——
将成为永恒——
那最后的——一个缺乏的数字——
勉强能充满一个第二个——
第一个——一只蚊虫的视野
则易于扩展过度——
我为每一种思想寻找词语
（I found the words to every thought）
我为每一种思想寻找词语
我有了那些——但是这一种
也即那种——使我落空——
如同试图用粉笔描绘烈日
对那些族类——生性黑暗的——
你自己将如何——开始？
用胭脂红能显现火焰——
或——以靛蓝表示正午？
梦——很好——但醒来更好
（Dreams-are well-but Waking’s better）
梦——很好——但醒来更好，
如果一个人醒在清晨——
如果是醒在夜半——更好——
梦见——黎明——
更甜蜜——那猜测的知更鸟——
从不取悦于树林——
比起一个凝滞的黎明——相对照——
不引向白昼——
蜜蜂的嗡嗡声，已经止息
（The murmuring of Bees，has ceased）
蜜蜂的嗡嗡声，已经止息
而另一些喃喃低语声
后来的，预言的，
已同时响起。
一年的音步更低了
当自然的笑声完成，
圣书的启示录
它的创世纪曾是六月。
分拨造物给她的变化
典型之母派送，
如同重音消隐在间歇里
随着朋友的分离
直到我们的推测，一一显现
而我们从不表露的思想
和我们在一起，会变得比人
更亲密，对此我们深知。
（试发表）
在韩国安东乡间 /
——给黄东奎先生 /
王家新 / 谢谢你，先生， / 谢谢你对我的诗伸出的 / 那根有力的大姆指。 / 你比我年长近20岁，可是你的眼光 / 仍是那么敏锐。 / 你的额头在六月的光中闪亮， / 我相信那即是智慧。 / 我们并排在山间走着， / 我可以听到，我们经历的时间 / 就在我们彼此的身体中晃荡。 / 我们这是在韩国东部的乡间吗，...
在韩国安东乡间
——给黄东奎先生
谢谢你，先生，
谢谢你对我的诗伸出的
那根有力的大姆指。
你比我年长近20岁，可是你的眼光
仍是那么敏锐。
你的额头在六月的光中闪亮，
我相信那即是智慧。
我们并排在山间走着，
我可以听到，我们经历的时间
就在我们彼此的身体中晃荡。
我们这是在韩国东部的乡间吗，
那只满山青翠中的鹧鸪，
怎么听也都是我在童年时听到的那一只。
我们登上屏山书院古老的台阶，
正值野栗树开花时节，
这石头有多光亮我的心就有多光亮，
这庭院有多荒凉我的心就有多荒凉；
当年的诵读声已化入河畔的细沙，
我们路过的疤结累累的松树
仍在流着脂泪。
你说你在翻译杜甫，
你问我“吴楚东南坼”是什么意思，
我说那是两个国家的骨肉分离，
但它也在我们的身体中
留下了一种永久的疼。
但是现在山风拂面，在枣花的清香中，
我不忍去谈我们的那些经历，
不谈雾霾，不谈毒龙，也不谈
我为何写下那首“瓦雷金诺叙事曲”……
我们并排走着，伴着清泉潺潺，
好像受苦者也终会有所安慰；
（路边的桑椹落了一地）
你说明天你还会和我们一起去看海，
我说下次你来中国，我陪你去岳阳楼吧，
我也从未去过那里。我不知道
它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样的风景，
但到了那里，我想我们都会流泪的——
当我们一步步开始登临，
当一种伟大的荒凉展现在我们面前。
注1:黄东奎（1938——），韩国著名诗人。
注2: “吴楚东南坼”出自杜甫《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试发表）
王家新 / 那是哪一年？在暮春，或是初秋？ / 我只知道是在成都。 / 我们下了飞机，在宾馆入住后，一起出来找吃的。 / 天府之国，满街都是麻辣烫、担担面、 / 鸳鸯火锅、醪糟小汤圆……
/ 一片诱人的热气和喧闹声。 / 但是你的声音有点沙哑。 / 你告诉我你只想吃一碗山西刀削面。 / 你的声音沙哑，仿佛你已很累，
/ 仿佛从那声音里我可以听出从你家乡...
那是哪一年？在暮春，或是初秋？
我只知道是在成都。
我们下了飞机，在宾馆入住后，一起出来找吃的。
天府之国，满街都是麻辣烫、担担面、
鸳鸯火锅、醪糟小汤圆……
一片诱人的热气和喧闹声。
但是你的声音有点沙哑。
你告诉我你只想吃一碗山西刀削面。
你的声音沙哑，仿佛你已很累，
仿佛从那声音里我可以听出从你家乡太原一带
刮来的风沙……
我们走过一条街巷，又拐入另一条。
我们走进最后一家小店，问问，又出来。
我的嘴上已有些干燥。
娘啊娘啊你从小喂的那种好吃的刀削面。
娘啊娘啊孩儿的小嘴仍张着，等待着。
薄暮中，冷风吹进我们的衣衫。
我们默默地找，执着地找，失落地找，
带着胃里的一阵抽搐，
带着记忆中那一声最香甜的“噗啾”声……
我们就这样走过一条条街巷，
只是我的记忆如今已不再能帮我。
我记不清那一晚我们到底吃的什么，或吃了没有。
我只是看到你和我仍在那里走着——
有时并排，有时一前一后，
仿佛两个饿鬼
在摸黑找回乡的路。
（试发表）
昨晚或是今晨，石家庄 /
——悼陈超 /
王家新 / 昨晚或是今晨，石家庄 / 雾霾最重的一刻，十六楼—— / 是怎样的一种决绝和冲动 / 把你推向了那纵身一跃？ / 我们曾一同在山谷中攀行 / 时而为朝霞流泪，时而侧身于悬崖 / 惊异于那来自深渊的吸力 / 有时也坐下来，听你讲几个笑话 / 作为对夜色的调剂 / 但现在（今晨或是昨晚？） / 一瞬..
昨晚或是今晨，石家庄
——悼陈超
昨晚或是今晨，石家庄
雾霾最重的一刻，十六楼——
是怎样的一种决绝和冲动
把你推向了那纵身一跃？
我们曾一同在山谷中攀行
时而为朝霞流泪，时而侧身于悬崖
惊异于那来自深渊的吸力
有时也坐下来，听你讲几个笑话
作为对夜色的调剂
但现在（今晨或是昨晚？）
一瞬间，黑暗陡立——
哀求的妻子未能把你留住
你那永远也长不大、只会哭着喊
“爸”“爸”的智障儿子也不能
我们谁都不可能把你留住
（但我是否有权利痛骂你？）
半年来疯狂的耳鸣突然静止
那留在桌子上的生命诗学论稿随风飘走
是怎样可怕的一瞬！天地
倒转过来，从那高过地狱的窗口——
你撞向一片坚硬如墙的灰色
以你彗星般的头，以你无声的呐喊
或几声哈哈大笑
以你加速运转的重力
在整个宇宙中——也在我这里
撕开了一个无底洞……
啊暴烈！生命的伤痛和脆弱
我们又怎样把这伤口捂住？！
（试发表）
近作三首 /
王家新 / 幽灵船 /
——给哈斯和布伦达，纪念我们的一次访问 / 南京城外 / 夜色中的扬子江 / 黑沉沉的江面上 / 一艘接一艘驳船驶过 / （是一些运沙船吗） / 没有灯光 / 没有马达的突突声 / 我们都不说话 / 也说不出话 / 好像是李白他们知道我们来了 / 一艘艘幽灵船从我们面前无声地驶过 /
——给哈斯和布伦达，纪念我们的一次访问
夜色中的扬子江
黑沉沉的江面上
一艘接一艘驳船驶过
（是一些运沙船吗）
没有马达的突突声
我们都不说话
也说不出话
好像是李白他们知道我们来了
一艘艘幽灵船从我们面前无声地驶过
当另一些诗人在另一个世界
歌咏着十月的青铜之诗，
我走进我们街头唯一的小公园；
没有遛鸟的人，没有打太极的人，没有任何人，
只有梣树在雾霾天里艰难呼吸；
玫瑰垂头丧气，让我想起蒙羞的新娘，
飘落在草地上的银杏树叶子，
则像一些死去的、不再挣扎的蝴蝶。
没有一丝风。石头也在出汗。
一丛低矮的野毛桃树缩成一团，
似乎只有它还在做梦。
这一切看上去都在某种秩序里——
以它反复的绝望的修剪声，
代替了所有清脆的鸟鸣。
阁楼上的一间小卧室，
（墙上是凡高的乌鸦和麦地）
楼下东头的厨房里，那安静的餐桌
和一道通向花园的门，
楼梯上，即使无人的时候
也会响起脚步的咚咚声
——那是二十二年前的东伦敦，
你三十五岁。
同楼合住的人们都回家过圣诞了，
留下你独自与幽灵相会。
你彻夜读着普拉斯的死亡传记，
你流泪写着家书……
然后，然后，一个蒙霜的清晨，
当整个冰川一起涌上窗外的花园，
你第一次听见了巴赫的圣咏。
（试发表）
关于诗人译诗、诗歌翻译
——答《南方都市报》李昶伟
为什么诗人译诗会成为一个传统？
译诗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译诗的人首先要“懂诗”，而且要有能力替翻译对象写诗，所以一般来说，只有诗人才能译诗（虽然这里的“诗人”并不意味着他一..
关于诗人译诗、诗歌翻译
——答《南方都市报》李昶伟
为什么诗人译诗会成为一个传统？
译诗不是一个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译诗的人首先要“懂诗”，而且要有能力替翻译对象写诗，所以一般来说，只有诗人才能译诗（虽然这里的“诗人”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写过诗）；另外来看，译诗无论对一个诗人的写作还是对一种诗歌的发展都十分重要，所以这在中外都会成为一个传统。
翻译对诗人而言是一种怎样的给养？
翻译对一个诗人译者而言不仅是一种给养，也是一种剥夺，这就是说，他在接受的同时也给予回报，他甚至可能把本属于他的那些闪光的东西给予了翻译对象，不这样也就不可能使原作“增辉”。我们今天也应从这个角度看翻译。例如穆旦晚期对英国现代诗的翻译，那时他又开始了写诗，他完全可以集中精力创作，但是他的创造力都投入到对奥登、艾略特、叶芝的翻译上来。伟大的翻译要求的，就是这样一种奉献和牺牲。
我本人的翻译当然也充满了这种接受与回报。如果我不能以我的翻译来照亮原作甚至提升原作，我就不会来从事这份苦差事。另外我还想说，翻译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领域，它与创作相通但又为创作本身所不可替代。它有自身的独特价值和目标。我从事翻译主要是为我所信奉的语言价值、精神价值工作，而不单是为了从中吸收一点创作灵感或给养什么的，如果仅仅那样就太功利了，也降低了翻译的意义。茨维塔耶娃就曾这样说过：“我的火不是为煮粥而点燃的。”
中国新诗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诗人译诗的历史，王佐良、穆旦、梁宗岱、冯至等等前辈都是这方面的开创者，您上次在上海国际文学周主论坛的发言中谈到您这一代诗人延续这一传统的努力，这一传统对您具体的影响来自哪里？
我们都知道，在新诗的发展中，像你已提到的以及未提到的戴望舒、卞之琳、袁可嘉、陈敬容等诗人翻译家，他们都为新诗的变革和建设带来了最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新诗的“现代性”视野和技艺主要就是通过他们的翻译所建立的。他们创造性的翻译，不仅使译诗本身成为一种艺术，其优秀译作还和他们的创作一起，共同构成了“我们语言的光荣”。正是由于他们，“诗人作为译者”成为一种“现代传统”，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激励作用。比如说冯至，在我上高中时他早年的抒情诗对我起到了一种唤醒作用，上大学后我第一次读到他翻译的里尔克，则从中受到一次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精神和艺术的洗礼。穆旦对我的影响也主要来自于他的翻译，“文革”末期我们就怀着“犯罪般的颤栗”偷读他翻译的普希金（虽然那时还不知道那就是他的翻译），后来读到他翻译的奥登的《悼念叶芝》，一种带着巨大寒意的伟大诗歌骤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因此我们在今天接过这一传统，也就是对这些前辈的一种回报和致敬。
这些前辈的翻译经验中，哪些在今天依然有效？您觉得在您这一代诗人译者中，会增加怎样的不同经验？
正如新诗从草创到成熟需要数代诗人的努力，从“五四”前后最初对外国诗的翻译到卞之琳先生所说的“译诗艺术的成年”，也需要经验的积累，甚至需要付出代价。前辈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经验和参照，比如说穆旦，他充分意识到翻译是一种有所损失但又必须有所补偿的艺术，他的“补偿”策略就很值得我们学习。另外，他的翻译完全不是“信达雅”那一套，他在翻译英国现代诗时不惜打破本土审美习惯，以给我们的语言文化带来刺激，带来新质和异质，这一点也应为我们在今天所坚持。还有王佐良，作为他那一代诗人翻译家最后一位代表，他对“现代敏感”的强调，他对“语言刷新”的关注，以及他在具体翻译时从容有度、高度练达、充满创造性的处理，在今天仍让我深深敬佩。卞先生早年的译文集《西窗集》是我上大学时的启蒙书之一，他晚年对瓦雷里和叶芝的翻译也使我叹为观止，不过我对他“形神兼备”的译诗原则及方法有所保留，因为我看到这种亦步亦趋刻意追求与原诗音韵节奏形式上的“形似”也带来了许多问题。翻译是一个充满多种可能性的领域，而不只是这一条路。
老一代诗人翻译家有着他们不可取代的贡献，但也有着他们的局限。比如冯至先生，是他确定了“汉语中的里尔克”的音质和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但他接受的，主要是早、中期的里尔克，他没有全力去译里尔克后期的两部伟大作品，因为正如他自己坦言：“读不懂”。另外从整体上看，老一代翻译家受限于他们的时代，在诗歌观、翻译观和翻译方法上也比较陈旧，许多人谈起翻译来仍不脱“信达雅”的窠穴。除了其中的佼佼者，大多数翻译仍过于拘泥于原作。他们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中规中矩、可圈可点的翻译，但还不是一种具有足够的勇气和创造力的翻译。当然，“做茧自缚”也是一种翻译的美德，但是我期望有一天我们能咬破那层茧，从而迎来一个更伟大的“化蛹为蝶”的时刻。
至于我自己的“翻译观”，如果说有的话，则从本雅明、斯坦纳、德里达、鲁迅等人那里获得过一些理论支持，也受到庞德、策兰、穆旦、王佐良等诗人翻译实践的激励和启示。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我们不仅要重建“诗人译诗”这个传统，也要尽力为一种新的翻译诗学提供可能，最起码，要能够刷新人们对翻译本身的认知。在一个“信达雅”那一套仍支配着许多人、平庸的翻译比比皆是的环境中，我们也需要一种更富有冲击力的翻译。我也相信，我们这一代以及一些更年轻的诗人译者正在形成这种“合力”。
罗伯特·洛厄尔、保罗·策兰也都翻译过曼德尔施塔姆，回到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众多诗人翻译另外一个诗人以及相互翻译的现象？就翻译这个问题而言，诗人是否有一个类似于“共同体”的存在？
洛厄尔的“翻译”很难说是翻译，而是大胆的改写，比如他把帕斯捷尔纳克多首诗的片段整合成一首诗，虽然有着它特殊的意义和创造性，但我持一定的保留态度。我仍认为翻译是有其自身限制的。策兰是一位做出过更大、更多贡献的天才翻译家，他翻译的曼德尔施塔姆，是他诗人生涯中光辉的一笔。职业翻译家什么都可以翻译，但诗人译者都是有选择的，而他们的选择深究起来，往往大都出自一种“生命的辨认”，比如策兰为什么会译艾米丽·狄金森，这就像有人所说，因为“狄金森是照耀他启程的星，而非猎取的目标”。至于诗人是否有一个类似于“共同体”的存在，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诗的领域只有精神个体以及“同气相求”这种现象；策兰翻译曼德尔施塔姆，不是为了加入什么“共同体”，而是对“你自己的另一种声音”（the other voice your own）的翻译，是一种寻找、扩展和创立自身精神谱系的行为。这就是他的“翻译的对位法”。
回到您自己的经验，我们知道您在翻译策兰上面花费了大量的心血，翻译过程中您对他的认识和理解是如何加深的？读过2009年您在台北德国文化中心的讲演《为了保罗·策兰》，非常精彩，关于翻译策兰，您还有哪些观点和感受可以和我们分享？
策兰是一位需要用我的一生来阅读和翻译的诗人，我迄今已翻译了三百多首他的诗和多篇散文书信，写过数十篇关于他的文章和解读文字，还有一部尚待完成的评传性书稿，但我感到他仍是一个“无底洞”，仍未为我所穷尽，仍对我有强烈的吸引力。至于我的观点和感受都写在一些文章和访谈中了，除了你读到的那篇外，《创伤之展翅：读策兰〈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阿多诺与策兰晚期诗歌》、《喉头爆破音》、《从“晚期风格”往回看：策兰对莎士比亚的翻译及其对我们的启示》，等等，也请你们注意看一看。简要来说，我对策兰的读解着重于以下几点：创伤经验，晚期风格，语言的异乡。仅这几点就构成了深刻而丰富的启示。一些欧洲哲学家把策兰和“诗歌的终结”联系在一起解读，但在我看来策兰更属于未来，这也正如他自己的一句诗所说：“在未来北方的河流里／我撒下一张网。”
《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是您多年翻译工作的部分总结，发现您翻译了很多的诗人，但有的比重更大，如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扎加耶夫斯基、夏尔等，您怎么选择您的翻译对象？里面有没有诗人语言气质等因素在起作用？有没有碰到自己无法翻译的诗人？说说具体例子吧？
这部译诗集收录了十六位诗人，除了叶芝为旧译，其中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阿赫玛托娃、夏尔、策兰（其后期诗歌）为我近年翻译的重点，这几位都是为我高度认同的诗人。关于茨维塔耶娃我会另外谈。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这部译诗集收有二十多首，后来我又翻译了几十首，在诗人们中受到“怒赞”，我也自认为在翻译中达到了某种得心应手的境界，或者说我的前世好像就在“沃罗涅日”生活过。这部译诗集收入的阿米亥的诗也很受欢迎，在微博上也有几十万的点击量，让人不敢相信，但我翻译阿米亥的诗，主要是因为那是他和英国诗人特德·休斯合译的，我想探讨一下这种性质的“诗人译诗”，就译了。翻译阿米亥让我愉悦，但翻译阿赫玛托娃让我多次要流泪，这很不一样。扎加耶夫斯基在中国有李以亮等译者，译得也很有影响，我一次回老家随身带着“老扎”的英译诗集读，就在春节的鞭炮声中译了一些。真正使我激动的，是翻译他那几篇随笔，那是一般诗人写不出来的。至于帕斯捷尔纳克，我本想多译点他的诗，但发现很难译，他早期的诗意象密集，语速很快，时有天才的闪光，但译不好会显得矫揉造作，因此我放弃了。至于夏尔，树才等人已译过不少，我太喜欢了才试着去译他，并尽量去译一些未译过的诗。和策兰一样，夏尔属于最难译的诗人之一，我要做的，就是使他的诗在汉语中“受孕，充电，发光”。还说什么呢，这里是夏尔的一段诗，也正可以用来表达我的翻译感受：“在你们面前是这二十公顷地：我是它的劳工，它的秘密的血，它的悲惨的石头。除此之外我没有什么可让你们多想的。”
现代汉语诗歌的历史中，您说过有诗人和翻译者相互契合的典范，这种契合您觉得是如何实现的？可否说策兰是和您深为契合的诗人？
这种契合对一般译者其实是很难获得或达成的。冯至与里尔克、戴望舒与洛尔迦，堪称是相互契合的典范。我不能说策兰是和我深为契合的诗人，我只能说我找到了进入他的道路，或者说和他建立了某种“亲密性”，因而我在透彻读解的前提下可以为他在汉语中写诗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翻译的事说起来复杂，但又这么简单。
诗歌翻译中，翻译者自身风格太强怎么办？
翻译是译作与原作之间的搏斗，也是两个诗人之间的搏斗，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译者自身的印记。但是这要有分寸感。我研究过布罗茨基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名诗《哀歌》的翻译，布罗茨基是一位哈德罗·布鲁姆所说的“强力诗人”，他的译文音调更宏亮，诗意的表达更强烈，更有个性的锋芒，但他也多少把曼德尔斯塔姆“布罗茨基化”了。在我看来，译者当然要有个性（那种所谓“客观、忠实”的翻译从来就不存在），但也要有一种“化身万物”的能力。最起码，在翻译时要充分了解、掌握和尊重原作的风格，比如说，你不能用茨维塔耶娃的风格来翻译阿赫玛托娃。
迄今为止，您在译诗中遭遇的最艰难的困难来自哪里？听说您的《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也刚刚出版，是不是包括了您以前提到过的茨维塔耶娃的那些长诗？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一般来说，我的翻译都是有难度的翻译，二十多年前选择翻译策兰就是一个标志。我不可能去迎合一般读者，也不会在翻译中“取巧”。我喜欢难度，因为它对我构成了挑战性，也因为翻译的难度和翻译的价值往往成正比。新出版的这本《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包括了六十多首抒情诗和诗组以及《在一匹红色骏马上》、《山之诗》、《终结之诗》、《捕鼠者》、《房间的尝试》、《新年问候》、《空气之诗》、《巴士》等长诗；在这些抒情诗中近一半为首译，长诗中除了《山之诗》，全为首译。茨维塔耶娃本来是一位很难译的天才诗人（在策兰看来就比译曼德尔施塔姆更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她流亡法国后完成的《房间的尝试》、《新年问候》、《空气之诗》这“三部曲”，其生命的激情和勇气，心智的深奥和伟大，语言的创新，驾驭各种形式的巨匠般的能力，以及翻译的巨大难度，都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从未被译成中文），布罗茨基就极其推崇《新年问候》这首献给里尔克的挽歌，称它“在许多层面上都堪称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因此，不全力译出这些杰作，并让它们在汉语中站住，我想，我就对不起茨维塔耶娃，也无从让中国读者认识到她的创作全貌，认识到她的伟大、新奇和份量！至于在这些长诗的翻译过程中受到的巨大“折磨”，我这里不说，人们也可以想象。可以说，翻译这么多年，这是我遇上的最艰巨、最具难度的作品。我只是充满感激，为伟大作品对我们的提升，也为我自己做了一件我不可能做到但竟然做到了的“大事”。
（试发表）
答时代周报：关于《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
《新年问候》的作者茨维塔耶娃被誉为俄罗斯的天才诗人，她在俄罗斯的地位和评价如何？
茨维塔耶娃的“地位”早有定论，我自己更看重其他几位俄罗斯诗人对她的评价，如帕斯捷尔纳克，他早就看出了她那“黄金般无与伦比的天赋”，一生都在为之辩护，在其晚年也多次说茨维塔耶娃之死..
答时代周报：关于《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
《新年问候》的作者茨维塔耶娃被誉为俄罗斯的天才诗人，她在俄罗斯的地位和评价如何？
茨维塔耶娃的“地位”早有定论，我自己更看重其他几位俄罗斯诗人对她的评价，如帕斯捷尔纳克，他早就看出了她那“黄金般无与伦比的天赋”，一生都在为之辩护，在其晚年也多次说茨维塔耶娃之死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悲痛。还有布罗茨基，虽然他一直被视为“阿赫玛托娃圈子里的诗人”，但实际上茨维塔耶娃的诗对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成长影响更大，所以当有人问他“阿赫玛托娃常说20世纪的首席诗人是曼德尔斯塔姆。你同意吗？”他这样回答：“如果我们非得要开始这种讨论的话，那么不，我不同意。我觉得茨维塔耶娃才是20世纪的首席诗人。当然，茨维塔耶娃。”
当然，我们很难在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塔姆、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这四位二十世纪俄罗斯伟大诗人中进行比较，从很多意义上，他们是一个整体。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神圣家族。对我而言，他们都是我所热爱和崇敬的诗人。只不过茨维塔耶娃对我更亲近，有一种我能切身感受到的亲密性。另外，她有一种更令人惊异的语言的爆发力，我猜布罗茨基所看重的也正是这一点。
另外还应看到，茨维塔耶娃后期的创作已远远超越了俄国抒情诗的传统。比如她流亡法国后完成的《房间的尝试》、《新年问候》、《空气之诗》等，今天读来仍令人惊叹。布罗茨基就从更开阔的范围称《新年问候》“堪称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其实在他看来，茨维塔耶娃不仅在俄罗斯，在整个世界，都是一位“首席（premier）诗人”。
茨维塔耶娃命途多舛，最后自缢而死。你认为茨维塔耶娃为什么会有如此“文章憎命达”遭遇？
茨维塔耶娃一生忠实于自己，这就决定了她的命运。布罗茨基谈到过她对世界的反应方式就是“我拒绝”，她的英译者妮娜·科斯曼也这样指出“她也是脆弱的人类个体存在，她的极其艰难、孤独的命运，如我们所知，源自于她那绝不妥协的生命。”
换一个说法，她本来是属于“另一个行星”的人，但却偏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这就是她的悲剧。如她的诗自我描述：“一头被捕获的狮子，毛发耸起”“堪察加的熊／不能忍受没有冰”（《这种怀乡的伤痛……》）。但是，也正是这样的悲剧造就了一个伟大的茨维塔耶娃！一般的女诗人敢于以“毛发耸起的、被捕获的狮子”来形容自己吗？这是一位多么有勇气、多么孤绝而又有力量的诗人！所以，我们不仅要看到她的悲惨命运，更要看到她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带来了什么。
茨维塔耶娃说“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她的诗歌几乎没有触及二十世纪的历史性事件，但又揭示了一个人面对庞大世界的悲剧感受，为什么有这样的精神力量？
“我与我的世纪失之交臂”，但这也正是她得以“拥有”她那个时代的方式。实际上茨维塔耶娃流亡前后都经历了很多历史性事件，只是她拒绝对之做出表面上的反应。她说过诗歌就像祈祷，但是她不会把诗歌与宗教混为一谈，她当然关注俄罗斯的命运，但她更知道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天职所在，那就是“服务于更高的力量”。她对这个世界的拒绝和不接受，本身就是一种审判。
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正如布罗茨基所指出：“她的措词全无任何’悬空性’。……她在细节的精准方面超过了阿克梅派诗人，在诗行的格言性和讽刺艺术方面超越了任何人。她更像是一只鸟儿，而不是天使，她的声音总是知道怎样在事物之上提升，知道那里有什么，底部又是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底下缺少的是什么），也许这就是它为什么能不断攀升得更高的原因。”
至于“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她说过这是一场“逼”出来的婚姻。她有过伟大的时刻，比如在《新年问候》中“我以塔特拉山来判断天堂”，但在更多的时候，她与世界的搏斗在彼此身上都打下了痛苦的烙印。正因为如此，她远远超越了她的世纪，但又成为它的一个标记。
流亡时期的茨维塔耶娃在祖国是“没有书的诗人”。就你所知，在俄罗斯以外，诗人和评论家如何看待她的作品？
她和其他那几位俄罗斯诗人在世界上都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被视为俄罗斯的良知，俄罗斯的苦难和希望。比如1993年伦敦诗歌节，其开场就是一个纪念茨维塔耶娃诞辰一百周年的专场，缪斯的竖琴发出了不可被再次冒犯的声音。
茨维塔耶娃在西方的影响一直在持续。费恩斯坦就谈到一些英美女诗人“尤其被她情感的激烈和表达的残酷所打动”，不仅是女诗人，像沃尔科特等诗人也都满怀崇敬地写过献诗，希尼甚至说像曼德尔施塔姆、茨维塔耶娃这样的俄罗斯诗人在整个20世纪现代诗歌的版图上构成了一个“审判席”。
这样的诗人在任何时代和国家都会找到她的读者的。1962年，策兰在巴黎读到茨维塔耶娃的作品后就深受激发，写下了长诗《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开篇就引用了茨维塔耶娃的“所有诗人都是犹太人”。而我相信，茨维塔耶娃的诗在我们的汉语中也会激起一阵阵“船夫的嚓嚓回声……”
你何时开始接触茨维塔耶娃的诗作，当年的阅读体验是什么样的？
我很早就读对俄罗斯文学和诗歌的翻译，尤其是诗人荀红军翻译的《跨世纪抒情：俄苏先锋派诗选》（1989），它不仅出现得正是时候，也几乎第一次将包括茨维塔耶娃在内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集中展现在我们面前。
与茨维塔耶娃真正的“相遇”，则是在1993年初春的伦敦。我曾回顾过那时读到她的《约会》一诗英译本时的情景，从它的那个使我骤然一哆嗦的开头“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到中间的“活着，像泥土一样持续”，到最后的那个甚至令我有点不敢往下看的结尾：“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我读着，我经受着读诗多年还从未经受过的颤栗……
这种经历，正如诗人佛罗斯特所说：“读者在一首好诗撞击他心灵的一瞬间，便可断定他已受到了永恒的创伤——他永远都没法治愈那种创伤。这就是说，诗之永恒犹如爱之永恒，可以在倾刻间被感知。”从此我也只能带着这样的“创伤”生活。正是在伦敦，我译出了《约会》一诗。也正是那“第一眼”，注定了这是一个要用我的一生来读的诗人。我在《新年问候》序文中也这样写了：“多少年来，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这几位俄苏诗人一直伴随着我。在我的生活和写作中，他们一直是某种重要的在场。有时我甚至感到，他们是为我而活着的——当然，反过来说也许更为恰当。”
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我又回到对茨维塔耶娃的翻译。我不是一个职业翻译家，我的翻译首先出自爱。对茨维塔耶娃的翻译，就是一种对“早年的爱”的回归。它使我又开始了一种“燃烧”。
在翻译中，你感觉茨维塔耶娃的作品有什么特色？
《新年问候》中的“多少次，在教室的桌椅间：／什么样的山岭在那里？什么样的河流？”这也正是我在翻译时的感觉。茨维塔耶娃的诗中总是有那么一种一下子就击中你的东西，或抓住并提升你的东西；最强烈的感觉，则是那种她特有的惊人的爆发力，如《山之诗》的序诗：“一个肩膀：从我的肩上／卸下这座山！我的心升起。／现在让我歌唱痛苦——／歌唱我自己的山。”
任何人读了都不能不为之震动，“一个肩膀：从我的肩上／卸下这座山！”这是怎样的一种力量！还有“那山就像是一声雷霆！／巨鼓胸膛被提坦擂响”，有谁这样歌唱过山吗？所以，当布罗茨基被问到何时接触到茨维塔耶娃的作品时，他举出的正是这首诗：“我不记得是谁拿给我看的了，但是当我读到《山之诗》的时候，觉得喀嚓一声，万物顿然不一样了。”
将茨维塔耶娃的诗翻译成中文，你如何表现她的语言和思想风格？
科斯曼希望她对茨维塔耶娃的英译“至少能够带来一些活生生的血肉，一些火焰。”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困难就在于把握其声音并使一本诗选从头到尾下来都能确保其“声音的真实性”和清晰度。我应提供的，是一个能使中国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茨维塔耶娃，这成为我的目标。
另外，在中文世界已有众多译文并已形成某种“接受印象”的背景下，我首先要做的就是“翻新”。我尽量去译一些从未译成中文的作品，如这部选集中的绝大部分长诗。当然，这种翻新更在于语言上的刷新。有心的读者完全可以通过不同译本的对照感到这一点。这种刷新，其实还往往是一种“恢复”，即排除一切陈词滥调，恢复帕斯捷尔纳克在称赞茨维塔耶娃时多次谈到的语言的“纯洁性”。
茨维塔耶娃特有的压缩性句法、跨行连续、出乎意外的隐喻方式，不可推测的节奏跳跃，等等，也对翻译提出了挑战。我看到一些译者试图抹平它的奇兀之处，让它变得通顺易解，而我的原则是，尽可能保留！甚至保留住那些谜一样不可解释的东西，因为正是它使茨维塔耶娃成为茨维塔耶娃。布罗茨基在谈论茨维塔耶娃时的第一句话就是：“首先，需要记住，是她的句法多么罕见！”
人们在译介俄罗斯诗歌时似乎已习惯于去“渲染”，甚至添加上去一些伤感、矫情和滥情的东西，但是这与茨维塔耶娃心灵的秉赋和诗歌的特质不符。如她流亡巴黎期间写下的《这种怀乡的伤痛……》，这首诗很多人把它简单地视为“思乡诗”甚或“爱国诗”，中国现有的一些译文也把它译为《乡愁》、《我的乡愁啊》甚或《对祖国的思念》。其实这是一首无题诗，它的题目就是它的第一句。我的翻译，就是要排除这种廉价的煽情，而把她诗中更沉痛难言、更伟大也更深刻的东西揭示出来。
此外，在透彻理解的前提下，在翻译中我也不时地冒胆在汉语中“替她写诗”，即在节奏、句法、用词和意象上做些“创造性”处理，但也是为了达到一种“更高的忠实”，或者用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的话说，使原作的本质得到“新的更茂盛的绽放”。也许每个译者的读解都不同，而我要做的，是译出我心目中的茨维塔耶娃，在这种意义上，我的翻译也就是我对她的“辩护”。
茨维塔耶娃一生写有一千余首诗，目前译诗不及三分之一，在《新年问候》一书中，你选诗的标准是什么？
“文学是靠激情、力量、活力和偏爱来推动的”。怎样来向读者介绍这样一位充满激情、创作数量巨大的诗人，这首先就是一个难题。据我了解，她的诗歌在英语世界至今仍无全译本（阿赫玛托娃的则有），这使我的翻译受到限制，比如我很喜欢《电线》这组诗，真想把它全部译出，但其英译本只是节译。
我的翻译是从六、七种英译本中挑选的。“转译”，在我看来，这也不失为一种途径。像茨维塔耶娃这样的诗人，也完全可以通过英译来转译。即使直接从俄文译，也最好能参照一下英译。在英文世界有许多优秀的俄罗斯诗歌译者，他们不仅更贴近原文 ，对原文有着较精确、透彻的理解（说实话，正是因为读了其英译，我在一些从俄语中“直译”过来的译文中发现了比比皆是的理解上的“硬伤”），而且他们创造性的翻译、他们对原文独特的处理和在英文中的替代方案，都很值得我们借鉴。
多年来我和很多中国诗人一样，关注于俄罗斯诗歌的译介。我们都受益于已有的翻译包括对茨维塔耶娃的翻译，但我们仍有很大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从根本上，如按本雅明的话讲，乃是出于对“生命”的“不能忘怀”，出自语言本身“未能满足的要求”，何况我们对茨维塔耶娃的翻译本身也远远不够，如她的许多重要长诗、诗剧、组诗和一些抒情诗都尚未被翻译过来。
因此，我的选择和我的翻译本身，想要达到的是以下几点：1，一定要有不同于其他译本的独特面貌和“差异性”。我们知道茨维塔耶娃本人也是译者，她就认为是要与那些“千人一面”的翻译进行斗争，要找到那“独特的一张面孔”。2，刷新人们对茨维塔耶娃的认知，这不仅在于尽量去选择一些从未译成中文的作品，更在于语言上的刷新；我要尽量给人们提供一个“耳目一新”的茨维塔耶娃，换句话，使这个译本本身对中国读者成为一种“新年问候”。3，即使有些诗为重译，也一定要使它自身获得一种存在的必要性，能在现有的译本中为中国读者提供另一种新的、有益的参照。4，通过翻译，不仅要将茨维塔耶娃身上最独特、闪光的东西呈现出来，也要尽力将其最伟大、最有翻译难度的呈现出来。
而这最后一点，也就成为我的重心所在。比如茨维塔耶娃献给里尔克的长篇挽歌《新年问候》，说实话，这是我遇上的最艰巨、最具难度的作品之一。其实该诗我以前已依据卡明斯基的译本译过，但他们只节译了少许几节，纵然清新动人，但却有点“偷巧”，远远未能展现其全貌、巨大的难度和份量。读到布罗茨基的长文后，我意识到这是一部多么伟大的作品，因此我抛开了已译出的那几节译文，依据科斯曼的全译本，也参照了布罗茨基的部分英译及解读，重新译出了全诗。不全力译出这部“里程碑式的”杰作，我想，我就对不起茨维塔耶娃！
还有长达400行的《空气之诗》，这首奇诗完全像天书一样，也让人望而生畏（这就是为什么它从未被翻译
进中文），但它却是茨维塔耶娃“无与伦比的天赋”最惊人的一次体现。它不仅展示了一次我们意料不到的精神冲刺，也在一个耀眼的“水晶刻度”上再一次刷新了诗歌的语言。因此我也必须全力把它译出来。
总之，我自己首先要感谢这种经历或者说“冒险”，因为它使一个令人惊异的茨维塔耶娃渐渐展现在我面前。她不仅仅是那个“诗歌青春”的象征了，其生命的激情和勇气，心智的深奥和伟大，语言的天赋以及驾驭各种形式的巨匠般的能力，所达到的深度和高度，等等，都超出了想象。我只能感激，因为伟大作品对我们的提升。
茨维塔耶娃的一生处在两种声音、两种真理、两种力量之间，不断与不幸的命运抗争，这种现实世界的体验是否贯通在她的文字世界里？
是的，布罗茨基说过“茨维塔耶娃是’天上的真理的声音/与俗世的真理相对’这句话的基本注脚”，帕斯捷尔纳克也指出“同日常事物的斗争赋予她以力量。”
这一切，当然都贯通在她的文字世界里。茨维塔耶娃对自己的写作是极其严格的，在她那里，一直有一个审判者，她要使自己写下的每一行都经得起良知的拷问：“你甚至用我的血来测定／所有我用墨水写下的诗行。”（《书桌》）
对此，我们还可以延伸比较。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是一个“朝向绝对”的诗人，辛波斯卡则选择了从绝对中后撤：她选择了尘世生活本身——“我总是第一个向它鞠躬”，理由就一点，在那高处“泪水会结冻”。她在对生活的“鞠躬”中找到了她的诗的角度和立足点，也找到了应对生活的智慧。但是茨维塔耶娃不一样。如借用布罗茨基的说法（他是在谈里尔克之死对茨维塔耶娃的震撼时说的），她带给我们的，往往是“直截了当的痛击”，而且这一痛击会“贯穿”我们的全部生命并“直抵童年”。从其开始到其结束，茨维塔耶娃就是这样一个诗人。
你也是诗人，认为茨维塔耶娃的诗作对中国诗人会有什么影响？
《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王家新 译，花城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茨维塔耶娃的诗已对很多中国诗人产生过深刻影响，从早期的多多，到后来的一些诗人，如女诗人寒烟、池凌云、扶桑等等，都曾向她们的这位“诗歌姐妹”献上过诗篇。我相信在以后也会如此，茨维塔耶娃不仅会激励一些中国诗人坚持诗歌精神，而且其非凡的艺术勇气和语言创造力，也会对他们产生持续影响。总之，她会永远是一个伟大的艺术榜样。布罗茨基在谈到弗罗斯特、茨维塔耶娃、里尔克、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时这样说：“他们会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因为“没有什么曾像他们那样一直塑造着我们”，因为“他们创造了我们”。同样，我们也会不断地“创造”他们——以我们的翻译和创作，让他们在我们之中再次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