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房地产开发商-顺企网大同企业网
大同房地产开发商名录
大同房地产开发商
一共有20836家企业加入大同企业网，我们为您在大同企业网中查找分类为房地产开发商的企业单位找到232家，费时.047秒 负责人：王腊成 地址：阳高县城站前街路西
负责人：张银 地址：大同市城区向阳东路1号四层
负责人：樊广志 地址：大同市广灵县壶泉镇街心广场东
负责人：冯建华 地址：大同市矿区迎新街
负责人：郑平凡 地址：大同市城区操场城街临街
负责人：李万万 地址：大同市城区雁同东路雁兴园4楼4单元9号
负责人：何耀贤 地址：大同市大同县县城西街19号
负责人：陈卫星 地址：大同县西坪镇西坪村
负责人：梁英杰 地址：大同市阳高县众和苑4号楼2单元5层东门
负责人：黄灿 地址：大同市城区新胜街南关社区服务中心五层
负责人：梁军 地址：大同市城区迎宾东路18号
负责人：聂振民 地址：大同市城区魏都大道（原新建南路）78号
负责人：张卫东 地址：广灵县壶泉镇新建东街路南
负责人：谷华 地址：大同市城区南关(御河西路)小东门7-1-1#
负责人：李乐安 地址：大同市城区魏都大道78号富临宝城A座1402室
负责人：吴铁 地址：大同县城东街11号
负责人：张海红 地址：广灵县壶泉镇新建西街路北
负责人：刘龙章 地址：大同市城区魏都大道益丰商务大厦B座17层B区
负责人：王建忠 地址：大同市城区新开南路11号院甲9号楼3号
负责人：张建军 地址：大同市城区铁牛里12楼2单元12号
负责人：张卫东 地址：广灵县壶泉镇新建东街路南
负责人：武菊花 地址：大同市开发区湖东公寓F-1-14号
负责人：王小强 地址：大同市城区北馨花园4-3-4号
负责人：徐忠军 地址：大同市雁同西路4号
负责人：王福岗 地址：大同市南关东北街8号楼7层
负责人：侯建忠 地址：大同市城区迎宾街1号
负责人：董树利 地址：大同市城区操场城街79号
负责人：张焱 地址：天镇县机械厂院内
负责人：张鲁 地址：大同市新开北路1号
负责人：黄晓清 地址：灵丘县双拥路
负责人：林耀华 地址：大同市迎宾西路南侧农行东邻20层高楼
负责人：李相臣 地址：大同市宾西街北侧93号2号楼四层
负责人：王继英 地址：大同市医卫街40校综合楼底商8号
负责人：刘遂余 地址：大同市金盾路28号武警山西省总队大同招待所
负责人：杨爱国 地址：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村西
负责人：李社伟 地址：大同市同云路3号云泉里小区续建服务楼5-1
负责人：于智成 地址：大同市怡景苑小区3楼1号
负责人：苏志远 地址：大同市开发区(城南)
负责人：王希喜 地址：大同市大北街丰汇园小区1楼4号商铺
负责人：陈志远 地址：大同市云城装饰大世界外围305号
负责人：李鹏 地址：大同市五里店同云路南侧
负责人：王新 地址：大同市南郊区运输公司院内
负责人：周文选 地址：大同市绿园小区
负责人：田裕民 地址：大同市雁同东路25号雁翔园小区内
负责人：王义祯 地址：大同市城区大东街仓巷口83号楼2号南厅
负责人：赵建国 地址：大同市城区新胜苑12号楼5号商铺
负责人：陈日忠 地址：大同市民航街御泉小区2层楼
负责人：郑建光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迎宾西路１５号
负责人：赵伟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云门山温泉度假村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赵弟君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新建南路２６６号
负责人：张印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小南
负责人：张毅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关南街２号
负责人：O大文 地址：山西省大同县云新西大街
负责人：姚余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齐家坡村东
负责人：杨振礼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十里铺村
负责人：杨卫东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新开北路１号院６号
负责人：杨润斌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新建西二路建筑三公司
负责人：杨爱国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机械铸造厂
负责人：薛守荣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三环路３０号
负责人：武元奎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新建南路２６６号
负责人：魏连生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新平旺新胜街
负责人：王同勋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水泊寺乡
负责人：王天梦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大北街同安楼７４号
负责人：王生明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御河东路南市拍卖公司院内
负责人：王茂春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大庆路３６９号
负责人：王炳有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平旺乡时庄村
负责人：田晓鸣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城区互助里３号
负责人：史维彬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金华苑１楼６号
负责人：石松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新开北路１号齿欣大厦十七层
负责人：马凯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城区操场城西街２２７号景悦园１楼３层１号办公室
负责人：马金民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开发区（湖东片）
负责人：吕晓明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新平旺安全路
负责人：刘永文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新开北路１号齿欣大厦１７号Ａ１座
负责人：刘峰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雁同东路南侧３４号
负责人：李奕斌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永宁里１８排７号
负责人：李学军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军民路７号
负责人：李秀江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新旺乡新旺村
负责人：李丽俊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南郊区西韩岭乡谢店村
负责人：解文亮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西马路西侧
负责人：胡雁云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县马连庄
负责人：何亚明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新开南路甲１号
负责人：谷西福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新建南路６６号
负责人：冯力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迎宾东路１２号
负责人：陈义忠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工农路１７号泰安园小区
负责人：薄志清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校北街
负责人：薄志清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矿区校南街锦绣家园小区
负责人：张照 地址：山西省大同市开发区
负责人：李润平 地址：大同市南郊区西三环西侧（永宁村）
负责人：王建斌 地址：大同市矿区新平旺云星宾馆二层214房间
负责人：刘振亚 地址：大同市玄东门东马路2号楼5号铺面
负责人：刘秀龙 地址：大同市西三环北馨西园甲1号
负责人：刘秀龙 地址：大同市西三环北馨西园甲1号
负责人：许孝慧 地址：大同市南郊区马军营乡周家店村
负责人：范宝来 地址：大同市南郊区马军营乡小站村
负责人：秦志武 地址：大同市马军营乡军民路七号
负责人：花建军 地址：大同市龙新花园2号楼A10-1-3
负责人：李宁 地址：大同市开发区蔚洲疃村西侧门面房
负责人：季强 地址：大同市开发区思贤街58号
负责人：刘峰 地址：大同市开发区樊庄村医药园区
地址：新华一路１７号
这里是顺企网大同房地产开发商分类查询结果， 每天有大量的山西大同商机加入，
您可以在这里免费查询到大同房地产开发商的企业和商机，您的企业想加入大同房地产开发商吗被客户搜到吗? 赶紧吧!
免责声明：本站所有信息由各公司自行发布，请在交易前确认真实合法性，本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批发采购、查公司黄页，上顺企网
页面执行：1,726.563毫秒[转载]转贴：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的悲剧人生
&日晚8时，中共“一大”在上海李汉俊的寓所内开幕。当时只有19岁的刘仁静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他与另外一名北大学生、来自江西的24岁的张国焘，代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共“一大”。刘仁静是“一大”13名代表中最年轻的。
纵观刘仁静的一生，从17岁开始，他投身革命的洪流中长达10年，这10年他的生活的格调是红色的，充满了热烈；接着一个女人使他步入人生歧途，而后他的生活格调是灰色的，从此情绪低落。他成为托洛茨基最忠实的信徒长达6年，后被捕入狱，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待了2年。出狱后，为了谋生又投靠了国民党长达12年，1949年后，他认错回头，最后38年他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和养老。
日，刘仁静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城关，他的祖上是开杂货店的。他的父亲刘世芳考中秀才后，在家里开办私塾谋生，他的母亲是个文盲、一个温顺的家庭主妇。因为刘仁静在家里是长子，父亲就把自己没有完成的科举志愿寄托给了儿子。科举考试废除后，父亲再三考虑，决定让刘仁静学好洋文，以求能出国深造。
&1914年春，刘仁静考入武昌博文书院，这是英国教会办的一所远近闻名的语言学校，在校学生只会死读书。因为家庭无力支付昂贵的学费，两年后他转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三年级。武昌中华大学在当时是比较开放的学校，学生在完成规定的课程之外，允许学生有自由研究的空间和接触社会的机会。该校涌现了一批后来十分有名的政治家，如恽代英、林育南。刘仁静利用自由时间，阅读了一些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很快便成了《新青年》刊物最忠实的读者。
&1918年7月，刘仁静中学毕业，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先在北大理科读了两年预科，其间家庭无力支付高额的学费，为了能继续学业，北大的教授胡适、李大钊都给他写过拖欠学费的保单。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就保存着李大钊亲笔写的一张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两年预科毕业后，刘仁静又转入和李大钊接近的哲学系学习，但没有多久刘仁静又转入英语系学习。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日子，是刘仁静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刻。就在刘仁静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北大的一次学生集会中，学生领袖罗家伦正在发表后来被称作“五四宣言”的演讲，刘仁静悄悄地挤进会场，怀里揣着一柄尖刀，他打算用这一柄尖刀结束自己的生命，来唤醒这个危亡民族的生机。当刘仁静拔出尖刀，向自己腹中刺去时，被身边的同学发现，刀被夺下。
&日，数千名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的口号。北京大学组织了讲演团，刘仁静与同学们一道，每天上街向群众宣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据朱代杰回’忆说：“刘仁静是个雄辩家，他谈锋甚健、洞察事理，每有争论必滔滔不绝，从不服输。”在这场运动中，当学生游行的队伍来到赵家胡同时，曹汝霖家大门紧锁，愤怒的学生打碎曹家的玻璃，瘦小的刘仁静骑在匡互生的肩膀上，钻进曹宅。门打开后，学生冲了进去，接下来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当军警过来捕人时，因为刘仁静个子矮小，根本不像大学生，竟然没有人抓他。
&在6月3日的街头演讲时，刘仁静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17岁的刘仁静面对铁窗生活，毫不畏惧，李大钊夸他“小小年纪肯奋斗!”刑满释放后，刘仁静回校继续读书。
&那时候，北京大学的上课方式非常灵活，学生可以去听课，也可以不去听课自己学习。所以，刘仁静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在图书馆学习时，刘仁静还结识了在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二人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其间，刘仁静阅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刘仁静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升华，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因为刘仁静是学英语专业的，李大钊就让他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年纪小，记忆力强，人又特别聪明，很快就熟读了许多马克思的著作，而且与人谈话时，开口闭口都是马克思如何如何说，当时的北大人给他一个诨号“小马克思”。
1920年春，刘仁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开始有10名成员，后来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退了出去，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4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刘仁静荣幸地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一大”代表，和张国煮一起出席了党的“一大”会议。
&推举刘仁静为“一大”代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据茅盾先生回忆，当时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在党内被誉为“北大三杰”。刘仁静的同学陆立之在评价刘仁静时说：“刘仁静个性执拗，他对信服的理论知识或文化艺术，始终不渝；秉性耿直，从来不耍手腕，因此也惹来不少是非。”
&在“一大”会议上，“当时只有19岁，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和李汉俊争辩”。李汉俊当时是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2岁留学日本，在日本留学长达14年之久，比刘仁静大12岁，二人又都是湖北人。“一大”的会场上，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是整段整段的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让会场里的其他人瞠目结舌。7月31日，在会议闭幕时，代表以无记名的方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刘仁静还投了李汉俊一票，李汉俊也只得了一票。
&据说在选举前，会议主席张国焘已提前商定了应该选举谁，刘仁静选举李汉俊让所有人吃惊。当唱票的董必武问，谁选举了李汉俊一票时，刘仁静爽快的答道：“是我!”足见刘仁静性格的直率，他的确是一位有个性的、有主见的书呆子。
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以后，党的书记陈独秀还在广州没有回到上海，党组织就决定：周佛海留在上海代理书记职务，包惠僧帮助张国焘搞工运，刘仁静协助李达搞宣传。直到1921年12月，刘仁静才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他与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潜心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不久，婚变使刘仁静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刘仁静的原配妻子史静仪，家在湖北武昌，是从小父母订的娃娃亲，刘仁静在武昌读中学时，曾经去过丈人家，偷偷窥探过史静仪，二人四目相望，互相吸引。1922年夏秋之际，史静仪在家与其继母无法相处，就私自跑到北京找到未婚的“丈夫”刘仁静。刘仁静当时在北大读书，发生这种事情让他十分高兴，但这时的刘仁静十分忙。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会议。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向刘仁静转告团中央的决定，派刘仁静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此，他们一起从北京动身，途经奉天、哈尔滨、满洲里来到苏联。
当时，参加大会的有58个共产党组织，共408名代表，中国代表团成员有：陈独秀、刘仁静、王俊3人。为了能出席会议，刘仁静就把刚刚到北京的妻子史静仪托付给了党内的一个同志照顾。史静仪在北京一无亲戚，二无朋友，真可谓是举目无亲，她天天盼着刘仁静能尽快回来。
&少共国际第三次会议是在共产国际四次会议之前召开的，少共国际三次会议结束后，刘仁静和陈独秀一起又参加了共产国际四次会议。会议安排了大会发言，大会规定发言须用俄、德、英、法4种语言。虽然陈独秀通晓英语、法语，但还不能自由的用口语表达自己的思想，瞿秋白虽然俄语很好，但他当时的身份是翻译，没有发言资格，因此，就决定由刘仁静为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这让20岁的刘仁静出尽了风头。
参加此次会议，刘仁静大有收获，他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报告，还结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会后，他没有和陈独秀一块及时回国，而是留在苏联学习俄语，并结识了一批中国留学生，还与任弼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情绪激动的刘仁静早把在北京苦苦等待他的妻子史静仪忘得一干二净，直到1923年“二七”惨案后，余兴未尽的刘仁静才不得不离开苏联，他与张国焘二人乘带有卫生间的软卧回国。
回国后只在北京与史静仪团聚了不到两个月，刘仁静又南下广州列席中共“三大”，史静仪因与刘仁静相处的日子特少，她一人独处北京，加上她长相出众，被誉为“黑牡丹”，当年张国焘对她垂涎欲滴，频频示爱，但没有得手。最后张国焘只得遗憾地与长相一般的杨子烈结了婚。
&长期在北京独处的史静仪，最终与刘仁静托付的那个同志走在了一起，他们二人长期相处，为此史静仪还怀上了那个人的孩子。为了掩人耳目，史静仪让不知情况的丈夫刘仁静替自己向中央打报告，要求去苏联学习。刘仁静认为史静仪不识字，二人缺乏共同语言，就把史送到了苏联。最后，史静仪把孩子偷偷地生在了莫斯科，回国时，史静仪把孩子留在了莫斯科。
&1923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刘仁静被推选为团中央总书记。为推动团的工作和激励青年的爱国热情，刘仁静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刊物发表近百篇激发青年积极向上的文章。
刘仁静忘我地为党工作着，而史静仪这时由苏联学习完毕回国，她被组织分配到北京工作。1925年春，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从苏联回国，奉命到北京工作，在刚刚组织的中共北方区委任组织部长。陈乔年与刘仁静同岁，陈乔年长得英俊威猛、器宇不凡，而且性格活泼，一时间成了机关里年轻女性追逐的对象。空虚的史静仪也加入了这一行列，而且史静仪为此十分卖力，最终二人决定结婚。
远在上海的刘仁静多次写信让史静仪来上海，史静仪就是不理他。刘仁静由于与团中央意见有分歧，就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负气离开了团中央，由任弼时接替团中央总书记职务。
&刘仁静想与史静仪团聚，并在北京寻找自己革命的位置。当时的北大，不论学生是否听课，只要考试合格就发给毕业证书。与刘仁静同时考进北大的罗章龙，就赶上了补考，拿到了毕业证书，而刘仁静却因没有赶上考试，他一生也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当史静仪把她要和陈乔年结婚这个计划告诉刘仁静时，刘仁静突然感情失控，他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这件事在党内引起了很大的风潮，直到1928年周恩来到苏联出席中共“六大”时，见到刘仁静，周恩来还开玩笑的问他手好了没有。
&据比刘仁静大1岁的郑超麟回忆，史静仪是在刘仁静的影响下，投身于革命的，刘仁静一开始并不喜欢史静仪，认为史静仪是个乡下女子，土里土气，又没有文化，只是长相出众而已。谁知道把史静仪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两年后，史静仪文化水平有了提高，见识多了，衣着也讲究了，当刘仁静再次见到回国的史静仪后，对史静仪的感情骤然升温。
&当知道史静仪与陈乔年相爱后，刘仁静真是心如刀割。感情这东西就是如此，轻易得到的总不会去珍惜它，当失去时，才悔恨万分，特别是被别人抢去时，才知道它的珍贵。
&面对史静仪非陈乔年不嫁、陈乔年非史静仪不娶的局面，刘仁静整天闷闷不乐，陈独秀也知道儿子理亏，但也没有挽救办法。陈乔年的哥哥陈延年当时在广东任职，本来兄弟感情十分好，他也指责弟弟这样做不好，这也是陈延年一生惟一一次批评弟弟。党内湖北的同志也指责陈乔年不道德，破坏刘仁静的家庭。
为了缓和局面，陈独秀决定派刘仁静去苏联学习，等刘仁静出国后，陈乔年与史静仪于1926年下半年公开同居并结为夫妻。1927年中共“五大”召开前，夫妇俩到了武汉，陈乔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并代理李维汉组织部长的职务。“八七”会议后，陈乔年改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职务，由于工作繁忙，陈乔年患病住进了汉口的德国医院，陈乔年的母亲与弟弟陈松年来武汉看望乔年。就在这时，史静仪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陈红五，陈独秀的第二位妻子高君曼曾到武汉史家看望过自己的孙子。
&病愈后，陈乔年与史静仪又被组织调回上海工作，陈乔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此前陈乔年的哥哥陈延年在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职务上牺牲了。日，陈乔年在上海被俘，史静仪日日忙于营救陈乔年，儿子陈红五也没有好好照看，最后也生病死掉了。日，26岁的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遇难。
据陈独秀的三儿子陈松年回忆：在陈乔年牺牲后，史静仪出国去了苏联，在苏联史静仪又与一名姓许的国民党军官结婚，并生下了孩子，再后来姓许的国民党军官带史静仪回国抗战。不久，姓许的军官战死在了前线，国民党还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当时史静仪一人独居重庆，陈松年还专程去看望他的这位当年的二嫂。见面后，史静仪一再的叹息自己命苦。抗战胜利后，史静仪在汉口港务局做事，陈松年由重庆经汉口回安庆老家时，又去看望了史静仪。
&从此就再也没有与史静仪联系过，“文化大革命”后，听人说史静仪病死了。
而郑超麟在回忆中说，在陈乔年被俘后，史静仪也被俘了，一个特务头子强迫史静仪与他同居，一直到解放时这个特务逃出中国，而史静仪留下被定为反革命家属。史静仪的晚年生活十分凄凉。
至于陈松年与郑超麟二人谁的说法是对的，也无从考据。
&日《文艺报》副刊刊发了史静仪胞妹史汉仙的丈夫杨纤如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乔年烈士有女陈鸿，天涯何处》，文章中说：1968年史静仪去世时，曾经托付家人帮助寻找陈乔年的遗腹女陈鸿。文章中详细介绍了当年史静仪在陈乔年牺牲后产下一个女儿，不久党组织派史静仪第二次赴苏联学习，她的女儿由组织出面，留在上海托人抚养，以后就永远失去了联系。由此断定陈松年的回忆比较可信。
1926年9月，刘仁静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由于受到过史静仪的伤害，在莫斯科留学期间，他奉行在苏联流行的“一杯水”主义，当时许多留学生都接受苏联姑娘的追求，只有刘仁静自居为正派的大丈夫，他始终不涉足此类污行。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的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认为：是共产国际指导的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并极力指责斯大林，为此在联共(布)党内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刘仁静经过仔细比较和分析后，也赞同托洛茨基，他还研读并收集了托的不少论著，从此成了托的信徒。
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他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1929年4月，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申请绕道欧洲回国，他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护照和800美金，还有一张到柏林的火车票。
&他瞒着邓中夏、瞿秋白、王若飞及共产国际所有的人，自作主张去寻访托洛茨基。经过努力，刘仁静终于在土耳其偏僻的太子岛，见到了托洛茨基，见面后二人十分激动。
&日，刘仁静回到上海，党中央立即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还公然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的官僚化，还鼓吹托洛茨基的理论。刘仁静刚刚回国，党组织对他进行考察，也没有给他分配工作，也就没有给他生活费，只是陈独秀对于他宣传的托洛茨基的理论十分感兴趣，就送给他30元钱。
&为了生活，刘仁静操起了编辑写评论的本行，其间他还找了一位学习医学的女学生陆慎之为妻子，建立了家庭。不久，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明确指出：限刘仁静3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不听劝告，顽固坚持托派思想，后来被开除了党籍。
大约在1931年，中国的几个托派组织终于统一了，但是刘仁静总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居，自称是“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引起托派组织成员对他的反感。不久，刘仁静在托派组织中相当孤立，后来被赶出了托派组织。他又想和陈独秀合作，遭到陈的拒绝。这样，刘仁静竟成了托派中一个游离于各派组织以外的孤家寡人。没有了工作，刘仁静靠微薄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生活，后经人介绍，刘仁静带着妻子陆慎之来到北京，给一个叫伊罗生的美国人当翻译。
&1935年3月，刘仁静完成伊罗生交给他的最后一件事后，决定一家人乘火车回湖北老家暂避一下。在赶往火车站的路上，特务以检查为名扣押了他，后押送南京。通过审讯知道他已经不是托派主要成员，托派成员一般判刑5年，而刘仁静只被判刑3年。1937年3月，刘仁静拒绝写悔过书，只在悔过书后面写了：以后以翻译为生，不再搞任何政治运动，后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他先去上海，听到托派组织以叛徒的名义将他开除，他十分生气，由于在上海又找不到工作，他乘船到武昌，他先去拜访的是已投靠国民党的张国焘。张国焘那时刚刚从延安来武汉，当刘仁静了解张国焘反共的态度后，就不再与他联系了。
&后来刘仁静去寻找刚刚出狱的陈独秀，被陈独秀拒之门外。工作依然找不到，生活无着落，武昌也呆不下去，后来通过关系到了重庆。
&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到了上海，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刘仁静不得不把自己15岁的女儿辍学送进工厂当工人，他自己又先后在国民党《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
1948年，受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编陶希圣之邀请，来到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了研究员及国民党国防部镇江教导所工作。此时的刘仁静已完全投靠国民党，走向人民的反面，开始写反共文章，如1948年写的《评毛泽东的》。
&1949年后，刘仁静由上海来到北京，他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悔过材料，刘少奇同志在百忙中亲自找刘仁静，对他进行了认真耐心地教育。后来，刘仁静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讲师，教政治经济学课程，同时兼任苏联专家的翻译。为了工作的方便，他改名为“刘亦宇”。
&1950年，刘仁静还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土改工作结束后，为更好地发挥他的一技之长，他又被调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翻译了《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署名“刘若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刘仁静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被红卫兵抓捕关进秦城监狱，从1966年一直关押到1978年。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毛主席说：“有些老托派，像刘仁静，不要关了吧。”很快，刘仁静就从秦城监狱被放了出来，为了刘仁静的人身安全，避免再次被红卫兵揪斗，有关部门不敢把刘仁静送回家去，只得把刘仁静单独安排在另外一所监狱内，他独住一间房子。后来，组织上又把刘仁静调到少年管教所内看管果树。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了1986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可好景不长，日清晨5时许，刘仁静起床后，按惯例到自己住宅对面的北京师范大学广场参加晨练，在穿越马路时，被一辆疾驰的22路公交车撞倒，刘仁静的颅骨碎裂，当场死亡。一位邻居见状，还是把他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2262医院，进行一番抢救后，刘仁静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
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子女刘文澜、刘威立访谈
0:00:00&&劳动报
　　（上接A1版）事情就这么简单。一个说“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会议”。一个说“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所以，
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两大巨人、双子星座，1921年7月23日晚，全都没有出现在
李书城、李汉俊家的客厅里。
　　刘仁静投了李汉俊一票
　　尽管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早在9年前就已将李（汉俊）、刘（
仁静）之争淡化成为平实、客观的综述，但众多为纪念中共建党90年而写的专稿、特稿，却
迄今仍在大肆放大李汉俊的所谓极“右”和刘仁静的极“左”。他们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以文学笔法大书特书“两个湖北老乡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是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的
原著，还背下《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章节，让在场的其他人瞠目结舌”，浑然不知刘仁静
生前就曾对此予以断然驳斥：“有的历史书上说，第一次党代会上有过反对‘左’、右两种
倾向的斗争，胡华的书说我是‘左’派的代表，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等等，并无其事。在‘一
大’上，没有什么‘左’、右派，也没有什么‘斗争’，就我的情形说，当时还很年轻，对
共产主义懂得很少，不可能形成‘左’的系统，成为一‘派’。大会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
略有争论，有人认为知识分子动摇，不可靠，在吸收他们入党时，应特别慎重。”
　　张国焘的回忆跟刘仁静的辩驳有出入：“与李汉俊针锋相对展开争论的是刘仁静。他主
张中国共产党应信仰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
产主义为最高原则。他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政策以及一切改良派的思想。他认为中国
共产党不应该只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也不应该对国民党和议会活动有过多的幻想，应
积极从事工人运动，以为共产革命的准备。”李达证实了张国焘的说法。李达说：“会上有
两个问题争论不休，一个问题是：共产党人要不要加入资产阶级国会，另一个问题是南北政
府有什么不同。关于第一个问题，李汉俊主张参加，刘仁静反对参加。李汉俊很想做合法的
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去宣传无产阶级的政见。刘仁静读过《国家与革命》，
就是有点自以为是。”1979年3月，77岁高龄的刘仁静再说中共一大，一方面，仍还清楚记
得他跟李汉俊在会上确实“曾有争论”，也不否认自己“那时是一位埋头于书本的青年，逢
人便滔滔不绝地说教”，但又说：“至于说我反对吸收知识分子入党，我不记得有这样的话。
　　刘威立坦陈他父亲在世的最后几年“脑力严重衰退”，记忆不是一般的差。据陈潭秋的
回忆，刘仁静在中共一大上还是有偏激言论，不仅“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代表，
一般应拒绝其入党”，而且还“反对参加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反对任何合法运动”。不过，
据此说李（汉俊）、刘（仁静）之争水火不容是不合适的。不然，一大最后一天选举，无记
名投票，刘仁静也不会将票投给李汉俊。刘仁静说：“当唱票人念到李汉俊的名字时，董必
武马上就问：‘是谁选的？’我说：‘是我选的。’董必武就没有吭声。1923年李汉俊到北
京时，我去看他，他对我在‘一大’上投他票，还表示感谢。”刘仁静还说：“在1923年或
1924年我碰到蔡和森时，蔡对我说，‘一大’时我选李汉俊有历史意义，因为那时选举好像
事先有默契，选谁不选谁每人心中都有数。”
　　更“有历史意义”的是，刘仁静早在中共一大期间就已提出了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
我们不否认，刘仁静的暴力革命、武装夺权跟毛泽东后来所倡导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
城市、建立和坚持红色政权不可同日而语，不完全是一回事。他是一个书呆子，“一位埋头
于书本的青年”。他“读过《国家与革命》”。他从理论到理论。他的“以武装暴动夺取政
权”还是更多照搬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但
在李汉俊一再“主张利用资产阶级议会，宣传党的政见”、有些人也跟着“主张中共目前不
应参加实际政治活动”时，刘仁静挺身而出，率先强调自己也未必真正明白其深刻内涵的“
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不能不说有惊世骇俗的理论勇气。
　　可悲的是，一个在中共一大就提出“以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最年轻代表，在中国共产
党经过20多年的武装斗争、行将彻底推翻反革命暴力时，却荒诞提出他的“失败主义”。刘
威立说：“没有比一个人认定马克思主义是救中国的唯一真理、最终却孤寂走向自己反面更
可悲的了。这也再次证明父亲的个性缺陷。他虽然努力学习理论却不擅长掌握活的灵魂。他
以他的步履蹒跚折射了那一段历史那一个时代的艰难曲折。”
　　心随着《国际歌》的节拍猛烈跳动
　　中共一大结束后，刘仁静滞留上海，协助李达筹建人民出版社。后返京创办《先驱》，
用以唤醒革命自觉、研究中国实际、介绍各国社会主义运动。1922年9月，陈独秀悄然北上，
通知刘仁静和王俊（京汉铁路工人），分别作为团和工会代表，随他一起去莫斯科参加共产
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列宁、托洛茨基等十月革命
领袖人物步入克里姆林宫时的情景，几十年后的刘仁静还难以忘怀：“记得那一天我们急切
地挤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当我们终于看到列宁在几个人的保护与照顾下走进来时，会
场立即沸腾起来。大家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不约而同地高唱《国际歌》。各种语言的歌声交
织在一起。我那时还不会唱《国际歌》，但我的心却随着这首召唤我们奋起的进行曲节拍猛
烈跳动，久久不能平息。”但刘仁静很快发现，无论是他还是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
的会场里并不被人特别看重。刘威立说：“尽管共产国际开始重视东方，但活跃在‘四大’
上的仍然是西方活动家。陈独秀在中国颇有威望，在国际共运中却只算初出茅庐的新手，代
表一个刚出世的小党，所以不引人注意，也没有受到特殊礼遇。共产国际的领导不想跟中共
代表团个别交换意见，中共代表团的大会发言也不是事先安排的，而是争来的。”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给大会发言规定了四种语言，即俄语、德语、英语、法语。中
共代表团中，陈独秀虽通晓英语、法语，却不能在口头上流畅表达。而瞿秋白则是翻译不是
正式代表，俄语再好也没有发言权。好不容易争来的大会发言这就轮到了刘仁静。好在刘仁
静年仅20，血气方刚，无所畏惧，胸有成竹。他只列了一个提纲，征得陈独秀同意，就健步
上台，从容不迫，侃侃而谈：“要在中国消灭帝国主义，就必须建立反帝的统一战线，我们
党根据这一原则，已决定跟国民革命的政党即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其形式是我们共产党员
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刘仁静口若悬河，语惊四座。尽管大权在握的拉狄克（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随即
警告他说：“不要把事情看得太过美好，不要过高估计你们的力量”；还要中国共产党人“
走出孔夫子式的共产主义学者书斋，到群众中去”；但当年11月24日的苏联《真理报》第3
版还是用很大版面摘要刊登了刘仁静的发言。接着，托洛茨基单独召见，列宁也为之动容。
　　如此殊荣，当时中共党内，几乎无人能及。然而，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刘仁静从
此忘记了恽代英的忠告：“力戒轻躁之习，求庄重和蔼，与朋友交而敬之。”也忘记了毛泽
东的赠言：“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以致中国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跟斯大林摊牌，斯大
林大反“托派”，刘仁静也就跟着升起浪尖，跌落谷底。刘威立说：“在斗争现实中，能认
准目标经受任何考验的英雄与宁愿出卖灵魂换取苟且偷生的叛徒固然黑白分明，但多数人处
在从思想失误到转向反面两极间的不同阶梯上，简单用不是英雄就是叛徒、不随主流就算逆
流的非白即黑观点为他们定位定性，无助于准确还原历史原貌。实际上，父亲的前半生凸显
了革命进程的复杂与人对命运选择的无能为力，也折射出党尚未达到自觉驾驭运动、合理看
待矛盾的高度。如实总结人在选定与修正目标和经受与应对考验中的教训，以及党在预见前
景留有余地为减少不可避免的曲折创造相关条件上的不足，无疑更有利于社会和谐历史进步。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前夕，新华社记者专访硕果仅存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并发特稿《访问刘仁静》，说他“从1951年到现在，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
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刘文澜说：“父亲的文集一直没能编出来，很可惜。更
可惜的是回忆录。这事曾有人帮他张罗，每天去他那里，听他谈，还录音。结果，那人不辞
而别，去了香港，下落不明，所有资料也就不翼而飞。”
　　1987年8月5日清晨5时许，北京新街口外大街，一辆从北太平庄开出的22路头班车重重
撞倒了一位去街对面操场晨练的85岁老人。他就是刘仁静。中共一大的最年轻代表就这样永
远离开了人世。刘仁静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人民日报》发了消息。
　　刘仁静走后，刘威立才开始读他的日记。他这才发觉自己并不了解那个被他称为父亲的
男人。作为一个真理的追求者，他在旁人的眼里失败了。他在他的精神上胜利了。老人不以
物喜，不以己悲，始终无愧于自己立志求真的人生开端。他在回首往事时，丝毫没有自怨自
艾、否定一切。他珍藏他早年的奋斗。在他心中，革命不是无谓的，（巴黎）公社的原则永
存……叶孝慎
刘仁静的风雨人生&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刘仁静曾是党的“一大”代表，在“一大”的13位代表中，刘仁静是最年轻的一个，当时年仅19岁。这位来自湖北应城的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的激情和美好向往，投身滚滚的革命洪流。然而，在这滚滚的洪流中，他人生的航船一度偏离了航向。在他一波三折的人生道路上，充满风风雨雨、艰辛和曲折。&“互助社”结识恽代英&
1902年3月，刘仁静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城关。小时候，在应城小学读书，1914年春，考入武昌博文书院，两年后升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武昌中华大学在当时是比较开放的学校，学生在完成规定的课程之外，允许学生有自由研究的空间和接触社会的机会。因此，刘仁静利用自由时间，阅读了一些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如《新青年》、《甲寅》、《学生杂志》、《科学》等。刘仁静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从陈独秀的大声疾呼中，刘仁静明白了许多闻所未闻的道理，很快便成了《新青年》刊物最衷心的读者。&
1917年暑假，就读中华大学的恽代英参加了基督教会在庐山举办的“夏令营学生会”。受这次活动的启发，同年11月，恽代英和几个中华大学部的学生组织成立了“互助社”。“互助社”不是政治组织，也不是学术团体，它是一个专门团结与培养善男善女的社会团体。其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互助社”只侧重于自我教育，培养集体精神。所以，对正准备各奔前程的大学生没有多大吸引力，倒是引起思想活跃中学生的青睐。因此，参加这个组织的大都是中学生，刘仁静也参加了这组织，并和恽代英一起组织活动。当时，恽代英比刘仁静大6岁，在各方面刘仁静都得到恽代英的帮助和照顾。在恽代英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十点至十一点为养初（刘仁静的号）改文。告养初力戒轻躁之习，求庄重和蔼，与朋友交而敬之。”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恽代英对刘仁静关心。&随着时代的发展，给“互助社”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活力，“互助社”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宣传新文化的任务，组织了一些爱国活动，如上街调查国货，宣传人们不忘国耻。最终，历史的潮流把“互助社”与同革命联系在一起，这无疑给“互助社”注入了更新的生命力。“互助社”的实践活动，为刘仁静踏上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18年7月，刘仁静中学毕业。他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互助社”，带着“互助社”培养的美好情感，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参加中共“一大”会议&在北京大学的日子，是刘仁静人生道路上最辉煌一刻。就在刘仁静进入北大的第二年，即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五四运动。数千名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的口号。&北京大学组织了讲演团，刘仁静与同学们一道，每天上街向群众宣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在这场运动中，刘仁静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刑满释放后，回校继续读书，并转入哲学系学习。&那时候，北京大学上课方式非常灵活。学生可以去听课。也可以不去听课自己学习。所以，刘仁静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他阅读了一些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如《共产党宣言》、《哥大纲领批判》等。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刘仁静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地升华，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20年春，刘仁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邓中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刘仁静荣幸地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一大”代表，和张国煮一起，出席了党的“一大”会议。&中国共产党“一大”闭幕以后，刘仁静激情高涨，一下成了马克思主义忠实的追随者。回到北京，与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潜心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与此同时，还创办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1922年1月15日，《先驱》创刊号出版问世。由于当时《先驱》刊物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北大传达室就成了《先驱》对外联系和发行的接待点。之后，《先驱》刊物迁往上海，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
1923年7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刘仁静被推选为团中央总书记。为推动团的工作和激励青年的爱国热情，刘仁静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中国青年》、《向导》、《民国日报》等刊物发表近百篇激发青年积极向上的文章。后来，由于与团中央意见有分歧，刘仁静以参加北京大学毕业考试为由，离开了团中央，由任弼时接替团中央总书记职务。&
欧洲之旅拜访托洛茨基&
1922年11月，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会议。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向刘仁静转告团中央的决定，派刘仁静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此，他们一起从北京动身，途经奉天、哈尔滨、满洲里来到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少共国际第三次会议在共产国际四次会议之前召开。少共国际三次会议结束后，刘仁静和陈独秀一起又参加了共产国际四次会议。会议安排了大会发言，大会规定发言须用英语。由于陈独秀不会英语，因此，由刘仁静代为在大会上发了言。参加此次会议，刘仁静大有收获。不但亲耳聆听了列宁的报告，更值得刘仁静激动不己的是，结识了列宁和托洛茨基。&
1926年9月，刘仁静受党中央的派遣，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同时在那里学习的还有蔡和森、彭泽湘、吴玉章、董必武、王若飞等。就在刘仁静学习期间，苏联党内爆发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又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甚至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1929年4月，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护照。他没有直接回国，也没有向党中央作任何请示，自作主张寻访托洛茨基。于是，刘仁静离开莫斯科，踏上了去欧洲的征途。&托洛茨基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后，浪迹欧洲，飘泊无定。为寻找托洛茨基，刘仁静从苏联启程，经波兰、捷克，1929年6月来到德国的柏林，在一个皮匠家中住下。寻访工作毫无进展。一天，刘仁静在街头买了一份小报《民意报》，边走边看。突然，他惊喜地发现这竟是一张托派报纸。刘仁静如获至宝，经查明《民意报》的报址后，按照报纸上的地址，刘仁静找到了办报人乌尔班斯〔德国人），并向乌尔班斯说明来意。乌尔班斯热情地接待了刘仁静，并向刘告知了托洛茨基的下落。刘仁静兴奋不已，在乌尔班斯陪同下，参观了一些德国的革命纪念地。&大约半月余，刘仁静告别了乌尔班斯，离开了德国，经罗马尼亚，来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刘仁静顾不上旅途疲劳，随即赶到太子岛，终于见到了托洛茨基。两人见面后，激动的心情难以言状。托洛斯基与刘仁静用俄语进行了亲切地交谈。托洛茨基兴奋地说：“你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中国人，很高兴有了来自中国的支持者。”&为了二人会面的方便，刘仁静搬到托洛茨基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住下。每天早餐后，刘仁静来到托洛茨基家，多半时间在托洛茨基家吃午饭。托洛茨基当时正在忙于写自传，给报纸写文章，赚点稿费，除了用来维持一家三口的生活之外，还得留下一部分作为活动经费，生活过得很艰苦。为了维持生计，托洛茨基整天在工作室写作。工作室不大，陈设也非常简陋，桌上堆满了书稿，还在桌上摆放着一张列宁的二寸照片。&刘仁静在土耳其住了大约一个月。在那些日子里，每天上午是他们会谈时间，下午大多两人一起到岛上散步或者划船。他们交谈的内容，主要是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托洛茨基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应该单独干革命。其次，他们还讨论一些国际问题。&临别之前，托洛茨基送给刘仁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总结了中国过去的革命，并提出于今后的任务：第一、苏维埃问题，认为苏维埃不是随便可以组织起来的；第二、蒋介石、汪精卫是一丘之貉，对蒋介石和汪精卫同样地反对；第三、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低潮时期，不能马上进行起义，现在不能盲目活动，要积聚力量；第四、作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应找出直接、平等、不记名方式投票产生国民议会，以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少数民族自决，八小时工作日，土地归农民等目标。后来，这篇文章成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
投靠国民党&
1929年8月16日，刘仁静回到上海。党中央派恽代英找刘仁静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却公然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的官僚化。不久，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明确指出：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不听劝告，顽固坚持托派思想，后来被开除了党籍。&在刘仁静回国之前，国内已先后成立了几个托派组织，如“我们的话”、“无产者”、“战斗”等。在这些托派组织中，参加者多数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刘仁静回国后，积极活动，组织了一些留俄学生，成立起“十月社”托派组织，还办起了托派刊物《十月》。在《十月》上，刘仁静亲自撰文，还翻译了托洛茨基论文集《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刊载在《十月》上。&
1929年底，刘仁静写信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组织活动的情况。托洛茨基回信说：“应该把几个组织统一起来，不然对运动不利。”刘仁静按照托洛茨基的旨意，积极穿梭在几个托派组织之间。大约在1931年，几个托派组织终于统一了，统一后的托派组织由陈独秀负责。虽然刘仁静与陈独秀以及托派组织站在一起，但是他处处总以“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自居，引起陈独秀和托派组织对他的反感。因此，刘仁静在托派组织中相当孤立，以至后来被赶出了托派组织。当时，刘仁静已结了婚，没有工作，靠微薄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生活。无奈之中，于1934年，刘仁静找到在一家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做英文编辑的国际托派格拿斯（加拿大人）。经格拿斯介绍，刘仁静带着妻子陆慎之来到北京，为一个叫伊罗生的美国人当翻译。1935年11月的一天，刘仁静在北京被国民党警察逮捕，押送南京判刑三年，关押在苏州反省院。&
1938年，刘仁静刑满释放。先是去上海，由于找不到工作，又乘船回武昌找陈独秀，被陈独秀拒之门外。工作找不到，生活无着落，武昌也呆不下去。后来通过关系到了重庆，在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宣传处当了科员。两个月后，康泽要刘仁静履行入团手续。刘仁静心有余悸，就去找谭平山，他们是旧交。谭平山说：“你不愿意加入三青团，就离开吧！”刘仁静听了谭平山的话，离开了三青团。不久刘仁静辗转来到西安，在朋友梁干乔的推荐下，到胡宗南的特务训练机关战干第四团任了上校教官，教俄语和历史，大约一年多就被辞退了。此后，刘仁静又先后在国民党《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1948年，受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编陶希圣之邀请，来到国民党政治研究室当了研究员及国民党国防部镇江教导所工作。此时的刘仁静已完全投靠国民党，走向人民的反面。&“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
1949年大陆解放，国民党败退台湾，刘仁静如梦方醒，离开国民党留在了上海。全国解放以后，刘仁静来到北京。刘少奇同志亲自找刘仁静，对他进行了认真耐心地教育。刘仁静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悔恨交加，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仁静的声明》：“我于1921年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工作。1927年，当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我在共产国际内部的斗争中，参加托洛茨基派的组织及活动……使我不能认识路线之正确，所以我在政治上长期的和党对立……”最后写道：“今后必须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学习，我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主席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谨此声明。”&与刘仁静声明同时刊出的还有《李季的声明》。李季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也成为托派。&《人民日报》还为他们的声明加了编者按：“……刘仁静和李季现在表示开始认识了自己过去的反革命罪恶。但是第一，他们的这种表示还不是诚恳坦白的，特别是刘仁静竭力不提自己的实际反革命罪恶行为，而只是把它们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简单的‘思想上的错误’；第二，无论他们说得怎样，他们是否确实有所悔悟，仍然有待他们的行动的证明。”&后来，刘仁静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政治经济学，同时给苏联专家当翻译。&1950年，刘仁静还参加了土改工作队。土改工作结束后，为更好地发挥他的一技之长，调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译工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刘仁静受到冲击，被红卫兵抓捕关进秦城监狱。后来，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毛主席说：有些老托派，象刘仁静，不要关了吧。毛主席这一指示，无疑是对刘仁静的保护。很快刘仁静就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为了刘仁静的人身安全，避免再次被红卫兵揪斗，有关部门不敢把刘仁静送回家去，只得为刘仁静单独安排了一间房子，为他在学习、生活上提供极大的方便，每月还安排专车进北京城一趟。&
1978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刘仁静安全地回到了家中。这时他已是78岁的老人，身板还硬朗，与家人团聚安度晚年。&
198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是年“七一”前夕，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唯一健在的“一大”代表刘仁静，并特发专稿《访问刘仁静》。文章说：“……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才如梦初醒，抛弃反动立场，站到人民方面来。从1951年到现在，他一直在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十几部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著作。”文章最后说：“刘仁静深有感触地说：‘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不管我犯了多大错误，还是没有抛弃我，给了我生活的出路。’”&刘仁静的专访见报之后，许多党史和史学研究者慕名而来，造访者络绎不绝，给他寂寞的晚年增添了几分乐趣。每当回首往事，如同恍若隔世。刘仁静常常感到愧疚和遗憾，更多的是幸运。&
1986年，刘仁静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87年8月5日，一场意想不到的灾祸夺去了刘仁静的生命，这位中共“一大”老人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国务院参事刘亦宇（原名刘仁静）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终年85岁。刘亦宇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向刘亦宇遗体告别仪式，今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为刘仁静举行了追悼会，虽然没有悼词，但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