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
拼音：duan&pian&xiao&shuo&　　英文：novelette。&&&&&& 小说的一种。其特点是篇幅短小，情节简洁，人物集中，结构精巧。它往往选取和描绘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着力刻画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反映生活的某一侧面，使读者“借一斑略知全豹”。正如茅盾所说：“短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断，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的。”这“也就决定了它的篇幅不可能长，它的故事不可能发生于长年累月(有些短篇小说的故事只发生于几天或几小时之内)，它的人物不可能太多，而人物也不可能一定要有性格的发展”.短篇小说又称为小小说。
短篇小说 -
区分短篇、中篇、长篇小说
& &字数的多少，是区别长篇、中篇、短篇小说的一个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人们通常把几千字到两万字的小说称为短篇小说，三万字到十万字的小说称为中篇小说，十万字以上的称为长篇小说。这只是就字数而言的，其实，长、中、短篇小说的区别，主要是由作品反映生活的范围、作品的容量来决定的。长篇小说容量最大，最广阔，篇幅也比较长，具有比较复杂的结构，它一般是通过比较多的人物和纷繁的事件来表现社会生活的，如《红楼梦》。中篇小说反映生活的范围虽不像长篇那样广阔，但也能反映出一定广度的生活面，它的人物的多寡、情节的繁简介于长篇与短篇之间，如《人到中年》。短篇小说的特点是紧凑、短小精悍，它往往只写了一个或很少几个人物，描写了生活的一个片断或插曲。短篇小说所反映的生活虽不及长篇、中篇广阔，但也同样是完整的，有些还具有深刻、丰富的社会意义。
短篇小说 -
中国古代短篇小说的发展
　 　　古代短篇小说分文人小说和市人小说两大类，体现在艺术语言上则为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两类小说除了在小说文体和美学规律必然互相沟通的趋同性之外，从内容到形式也有较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为：第一，文言小说的创作主体一般都是高层文人。以唐人传奇的作者言，几乎全是当时第一流的知识分子，科举成名，有的还当显宦，如元稹、牛僧孺位至宰执；白居易白行简兄弟、沈亚之、蒋防、李复言等人都有一代才名。这些菁英人物各具赅博的文化素养，是当时精神领域的尖端；宋明以来的刘斧、洪迈、瞿佑等作家亦然。而宋元以降的白话小说作者，不是出身下层，也便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书会先生这类中下层知识分子；冯梦龙、李渔这样的饱学之士不多。创作主体的性状必然要影响从意象到形象的风格区别。其次，创作动机和目的不同。文人小说的作者不论由于现实人生的感兴，或意在评价人生，或意在发抒情怀，创作都不是为了卖文维生，只是自我娱悦或娱悦周围同好。白话小说的作者（演述者）却是将作品作为在游艺场中谋生的手段，或为了刻印出售。前者可以单凭一己的感兴，有独立挥洒的自主性；以小说为谋生手段的就必须考虑“买方”，关注于群众是否接受，还要顾及社会舆论的评价，以至受限于公众传媒式的言论自由度。后一点值得注意，古代没有报刊之类的传播工具，说话艺人演讲故事，大抵采集周遭近事、民间传闻，带有现代报刊社会新闻报道的作用。只要看现存北宋传来的话本大都叙述东京（今开封）一带故事；南宋大都叙述行都临安（今杭州）一带的故事；除了都城是艺人集中之区的原故外，也有取近时近地的见闻为材料的性质，因而有舆论责任的负荷，和文人的关门著述不同。再次，主体的社会地位、创作目的和欣赏对象的不同，必然导致思想观点、感情态度和艺术趣味的不同。文人小说持上层文人圈的价值观、感情和趣味；市人小说作者的意绪、情绪和口味既不同于上层文人，又必须代表市民群众的意识、愿望和趣味，作市民的代言人，才能为市民写心而博得听众（读者）的赏爱；这之间显然要承受市民的进步的或庸俗落后的意识和趣味的影响，使两者的倾向和美学品位异趣。又，上下层人士的生活接触面不同，所择取表现的题材和角度自然也有差异。再次，主体的素养、创作目的等的歧异，导致两者的表现方法直至驱使语言（不仅指文言和白话）的不同，文人通晓文体章法，有所秉承；丰厚的学养使之熟谙文史典故，运用自如；诗词韵语更得心应手，无所窒碍；市人小说则多用俗谚俚语，以浅俗之言适应听众；叙述的情节必须更为繁富，细节描写力求生动以吸引听众。比如，临场演述时为了等齐后到的听众，正文之前必须先加一个小故事作“入话”，以至市人小说形成一种特定的格式，后来成了案头文学时也承袭不变。唐代传奇作家人人能诗，不以为奇，除了情节必要，极少夹入无谓的诗赋韵语（元明以后的文言小说大量使用诗词韵语，是文言小说的劣化）；而市民小说作家则因没有作诗歌的素养，为了炫示风雅，反而要借用前人的诗词或自诌几句以文饰，往往不是情节发展所必需，反而成为破坏情节连贯流走的障碍。至于文言小说简洁典雅、市人小说通俗亲切，就更无庸解释了。　&　　文人小说自七世纪的初唐出现；至中唐而极盛，作品都密接现实，宣泄时代心声；九世纪后叶起逐渐衰疲，迄宋明而不能复振，虽然余脉不绝如缕，但和全盛时期唐人传奇相比，大抵仅存形骸。宋元的“说话”伎艺到明代仍然流行，一般称之为“说书”或“评话”。焦循《剧说》卷一引《国初事迹》说：&&&&洪武时令乐人张良才说评话，良才因做场擅写“省委教坊司”招子，贴市门柱上。有近侍言之，太祖曰：“贱人小辈，不宜宠用。”令小先锋张焕缚投于水。这则故事除了表明统治者鄙视艺人、残酷无情之外，也说明了明初尽管思想控制很严，不利于通俗文艺的发展，但也并不废止说书。到明代中后期，统治者对评话、话本和通俗小说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民间说书等也受到广大市民的普遍欢迎。一些说书艺人与文人相结合，不断地润色、改编和创作了一些话本。随着读者的增多、出版印刷业的发展，刊刻的话本也陆续增多。嘉靖年间晁栗编的《宝文堂书目》中，就著录了几十种单刊话本。单刊话本的逐步丰富，为话本总集或专集的编辑创造了条件。&&&现知最早的话本小说总集是嘉靖年间洪便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原书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每集又分上下两卷，每卷５种，共６０种，故又称《六十家小说》。今仅残存２９篇，其中２４篇为《宝文堂书目》所著录，一般学者认为它们基本上保存了宋元明以来的一些话本小说的原貌，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继《清平山堂话本》之后，万历年间书商熊龙峰也刊印了一批话本小说，今存仅四种，藏于日本内阁文库，１９５８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合在一起影印出版，定名为《熊龙峰刊四种小说》。这四种小说俱见《宝文堂书目》著录，一般认为其中《张生彩鸾灯传》一篇是宋人话本，《苏长公章台柳传》是元人所写，《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和《孔淑芳双鱼扇坠传》出于明代。&&&另有《京本通俗小说》一书，含小说九种，１９１５年由当时著名藏书家缪荃孙刊行，据称是在沪上“亲串妆奁中”发现的，“的是元人写本”。今多数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伪书。&&&这样，“三言”之前的话本小说主要见于《清平山堂话本》和“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另有零星单篇散见于通俗类书之中或单独印行。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话本小说的流行，一些文人在润色、加工宋元明旧篇的同时，开始有意识地模仿“话本小说”的样式而独立创作一些新的小说。这类白话短篇小说有人称之为“拟话本”。从鲁迅起，一般又将“三言”之后的白话短篇小说都归属于“拟话本”一类。&&&“三言”的编著者冯梦龙（１５７４～１６４６），字犹龙，别署龙子犹、墨憨斋主人。顾曲散人等，长洲（今苏州）人。出身于书香门第，４年后秩满离任，归隐乡里。清兵南下时，曾参与抗清活动，后忧愤而卒。&&&冯梦龙自幼接受儒学的熏陶，但又生长在商业经济十分活跃的苏州，年轻时常出入青楼酒馆，熟悉市民生活。曾去李贽生活过２０年的湖北麻城讲学，深受李氏思想的影响，这就使他成为晚明主情、尚真、适俗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通俗文学的一代大家。在通俗文学方面最大的成就是“三言”的编著。&&&“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小说集的总称。《喻世明言》亦称《古今小说》，但“古今小说”实为“三言”的通称。“三言”每集４０篇，共１２０篇。是我国白话短篇小说在说唱艺术的基础上，经过文人的整理加工到文人进行独立创作的开始。是宋元明三代最重要的一部白话短篇小说的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整理和创作高潮的到来。&&&在“三言”的影响下，凌蒙初编著了《初刻拍案惊奇》（刊于１６２８年）和《二刻拍案惊奇》（刊于１６３２年）各４０卷，人称“二拍”。凌?初（１５８０～１６４４），字玄房，号初成，别号即空观主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１８岁补廪膳生，后科场一直不利。５５岁时，以优贡授上海县丞，后擢徐州通判并分署房村。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李自成部进逼徐州，忧愤而死。他一生著述甚多，而以“二拍”最有名。“二拍”与“三言”不同，基本上都是个人创作，它已经是一部个人的白话小说创作专集。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二拍”所反映的思想特征与“三言”大致相同，艺术水平也在伯仲间，故在文学史上一般都将两书并称。至明末，有署“姑苏抱瓮老人”者，见“三言”与“二拍”共２００种故从中选取４０种成《今古奇观》。后三百年中，它就成为一部流传最广的白话短篇小说的选本。&&&在“三言”、“二拍”的推动下，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如雨后春笋，繁盛一时。先后刊印的有天然痴叟的《石点头》、周清源的《西湖二集》、陆人龙的《型世言》、西湖渔隐主人的《欢喜冤家》、古吴金木散人的《鼓掌绝尘》、华阳散人的《鸳鸯针》、东鲁古狂生的《醉醒石》等多种。这些作品随着明未政治形势的严峻，人文思潮的变化，大致从侧重于生情到倾向于重理，虽然更关心现实，但说教气味更加浓重。在艺术表现方面，虽然在一些具体形式上有所新变，如突破了一回一篇的模式，数回成一篇，有向中篇过渡的趋势；增加“头回”故事，以加强对正文的铺垫；以及回目之外另加标题等等，但总的艺术表现水准呈下降的态势，真正代表明代白话短篇小说最高成就的还是“三言”与“二拍”。&&直到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出，才结合市人小说情趣，为文人小说作了一个光辉的总结。市人小说从宋元起取代文人小说而繁荣，实因为小说是群众的艺术，而群众对深奥的文言小说毕竟有语言障碍，对文人的思想感情也较隔膜，文人小说即使不自行衰颓，也难与广大市民更贴近更能接受的市人小说争席。但市人小说经过了晚明的全盛期也渐次衰落了，这因为，大量头脑冬烘的文人（这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占绝大多数）插手，将小说作为宣扬礼教的工具，这些充塞迂腐的教条的作品当然缺乏艺术，甚至没有可读性。更因为，中国陈腐的封建社会及其文化已经到了末世，已经缺乏新的美学生机，缺乏艺术创新的原动力。白话小说的长篇作品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问世后，立即进入了退潮期；短篇则比长篇更早衰落，明清之际的李渔成了最后一位佼佼者。此后虽仍有文言和白话的短篇小说行世，但在文学价值上已可存而不论了。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短篇小说作为一种特别的文体，敏锐而及时地反映着社会人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满足着最广大的读者群的思想和审美需求，引导着中、长篇小说以及其它文学样式的发展与演进，对文学和社会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它在60年的风雨历程中，几经曲折坎坷，走过了四个时期，形成了两次高峰期。梳理和探索它的艺术轨迹，可以清晰窥见社会、文化和文学风云变幻的一幕幕投影，可以深切感到作为一种文体的生长、沉浮和蜕变的一步步跋涉。& 当代短篇小说是在继承解放区文学传统和“五四”小说传统的基础上艰难发展起来的。鲁迅不仅以他横空出世的现代小说创作、同时也以他鲜活精深的小说观念，引领着短篇小说的发展潮流。他关于“为人生”、“改造国民性”、“巍峨灿烂的巨大纪念碑”之旁的“一雕阑一”、“借一斑略知全豹，以一目尽传精神”、“选材要严，开掘要深”等诸多论述，至今深刻影响着当代作家们的创作。解放之后茅盾不再创作短篇小说，却始终关注、引导着全国的短篇小说。他说：“短篇只截取生活中的一个片段或横截面来显示生活的意义。”(《茅盾文艺评论集》下册58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版)“短篇小说主要是抓住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生活片段来说明一个问题或表现比它本身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的社会现象的。”(同上，上册307页)他的观念同样秉承了现代小说的基本精神，在“十七年”文学中发挥了某种“权威”作用。新时期文学之后，短篇小说从复苏到兴盛，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审美追求，走向了变革和开放。富有探索精神的王蒙指出：“由于短篇小说只是截取生活的一点、一滴、一片、一段、一面、一角，所以特别能够多样化，也特别需要多样化。”“……可以着重写故事，也可以着重写人物，也可以着重写某一种氛围、场面、情绪，还可以着重写对话。”(第21卷190页、19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短篇小说是一种不断生长、拓展着的文体。尽管对它的理解、言说千变万化，但它的精短性、现实性、开放性，是万变不离其宗的本质特性。&短篇小说同社会人生的密切关系，众多读者对它的格外垂青，注定了它在建构“国家文学”中的独特命运，它受到的“偏爱”和“扶持”也远远超过了其他文体。首先是创办刊物。1949年10月全国文协(中国作协前身)创办《人民文学》杂志，随后各省市也相继办起了文学杂志，办刊宗旨上行下效，发表的文学体裁各样都有，但短篇小说是主要的、首要的文学门类，这就为短篇小说的繁荣提供了广阔的同地。其次是开展研讨、评论活动。其中，关于短篇小说作家作品的研讨会，大约召开得最勤、最多。譬如1949年9月的座谈会，1964年大连的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1977年11月的座谈会，这些重要时刻召开的讨论会对短篇小说创作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对短篇小说作家作品的推介、评论乃至批判，则成为《文艺报》、《人民文学》以至《人民日报》等国家级报刊的常规措施。其三是举办评奖活动。“十七年”时期反对成名成家、物质刺激，没有搞过什么文学评奖。大规模的、制度性的文学评奖是从新时期文学开始的，而开风气之先的是短篇小说评奖。国家级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从年共评出9届188篇获奖作品。从1995年开始的鲁迅文学奖其中短篇小说奖是重头奖项。11年四届共评出20篇短篇小说。此外，全国性的选刊《小说月报》举办的“百花奖”已评过12届，获奖的短篇小说达上百篇。这是文学上的一种“举国体制”，它强有力地推动了短篇小说的兴旺发达。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束缚了短篇小说的自然生长与自由发展。&汪曾祺说：“短篇小说能够一脉相承地存在下来，应当归功于代有所出的人才。不断给它新的素质，不断变易其面目，推广，加深它。”(《短篇小说的本质》，钱理群编《》43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确实，短篇小说的持续发展，一方面依赖于社会的孕育、理论的启迪，另一方面又仰仗了一代一代优秀作家的实践和创新。60年间，中国文坛上始终活跃着一支学养丰厚、潜心艺术、不断更新的短篇小说作家队伍，这大约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有些作家短篇小说是他的强项，同时也兼写中篇、长篇小说；而有些作家一生专事短篇小说，是为名符其实的短篇小说作家。“十七年”时期，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作家以及新时代成长起来的作家，构成了一个背景不同、目标一致的短篇小说作家阵营。代表性的作家有周立波、赵树理、孙犁、马烽、沙汀、艾芜、杜鹏程、峻青、王愿坚、茹志鹃、李准、、胡万春、浩然等。他们在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中，融入了各自的个人风格，形成了短篇小说的第一次高峰期。新时期文学中，“归来”的“五七”作家、“返城”的“知青”作家，还有在改革开放中崭露头角的新一茬作家，组成了一个思想解放、生机勃勃的短篇小说作家群体。突出的作家有：王蒙、汪曾祺、高晓声、林斤澜、刘心武、蒋子龙、张弦、张洁、陆文夫、陈建功、何士光、韩少功、贾平凹、王安忆、张炜、史铁生、李锐、铁凝、残雪、苏童等。他们以深厚的生活体验、开放的思想观念、新锐的审美追求，耕耘、创造了短篇小说的第二次高峰期。1990年代之后，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分流和多元时期，整个文学在社会生活中逐渐边缘化，短篇小说更是走向了边缘的边缘。但现有的文学体制未变，对短篇小说的重视和扶持依旧，众多的实力派作家对短篇小说仍然矢志不移，短篇小说同样有不俗的表现和丰硕的成果。迟子建、范小青、毕飞宇、刘庆邦、聂鑫森、裘山山、阿成、王祥夫、徐坤、郭文斌、、红柯、乔叶等等成为这一时期最活跃的力量。短篇小说的消沉已历多年，它正在积蓄力量、走出重围。短篇小说同整个文学的发展历史。既有着相同的步调，又有着自己的特点。短篇小说的四个发展阶段和两次创作高峰，似乎显得更为界限分明、有声有色。& 第一个时期是年，可以称为短篇小说的“初创”时期。新中国建立，百废待兴，民情振奋，广大作家不论你属于哪种类型，都虔诚地投入了火热的革命和建设中，一边深入生活一边努力创作。文学被纳入整个国家机器中，成为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文学发展的指导纲领，建立一种民族的、大众的、理想的社会主义文学，是全体作家的奋斗目标。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的理论思想的支配下，文学的题材问题得到高度重视和筹划，有些题材(如农村、革命历史)受到了重点组织和扶持，有些题材(如知识分子、爱情生活)则受到了轻视乃至抑制。农村题材短篇小说是最先发展和兴盛起来的，是整个“十七年”文学中的“亮点”。产生重要影响的有《登记》《套不住的手》《山那面人家》《不能走&,&&&那条路》《“三年早知道”》《大子》《风雪之夜》《赖大嫂》等。革命战争题材短篇小说同样十分发达，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有：《老水》《黎明的河边》《党费》《七根火柴》《初雪》《洼地上战役》《百合花》《英雄的乐章》等。工业题材短篇小说是五、六十年代鼎力倡导和扶助的，但一直发展缓慢，得到文坛关注和好评的有：《延安人》《光辉的里程》《家庭问题》《二遇周泰》《时间》等。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如《组织部来了个青年人》《改选》《“锻炼锻炼”》等，表现爱情婚姻的作品如《》《在悬崖上》《红豆》等，描述历史人物的小说如《陶渊明写“挽歌”》《白发生黑丝》《杜子美还家》等，以其思想的敏锐、题材的新颖和风格的独特，得到了文坛和读者的赞誉，但却遭到了“极左”路线的批判和打击，它们是“十七年”文学中的丰硕成果，代表了知识分子写作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 第二个时期是年，是短篇小说的“沉沦”时期。许多论者都认为，“文革”文学是“一片空白”。其实这是一种“误读”。长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乃至文学批评写作，当时都受到了重创，虽然也有一些应景之作发表，但整体上是混乱、萧条的，惟有短篇小说，在这一时期却呈现出一种“独放异彩”的景象。广大读者无书可读的文化渴求，“文革”逐步升级的政治需要，是促成短篇小说发展的主要原因。1972年之后。各省市以至全国的文艺刊物陆续复刊和新办，出版社开始出版文学书籍特别是短篇小说集。197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朝霞》文艺丛刊，第二年同时出版同名文艺杂志，办刊宗旨就是要直接为“文革”服务，短篇小说被当作政治“利器”。当时发表的短篇小说。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一种是“激进”的甚至“极左”的。它突出表现的是所谓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代表性的作品有浩然《杨柳风》《战斗的堡垒》，士敏《暗礁》《胸怀》等。另一种是“阴谋”的。它主动描写“文革”的运动和斗争，甚至为“四人帮”政治阴谋作舆论准备，如姚真《红卫兵战旗》、清明《初春的早晨》、史汉富《布告》、伍兵《严峻的日子》等。还有一种是“探索”的。“文革”的严酷统治并没有完全窒息了作家们的怀疑和思索，他们在有限的空间中创作了一些富有探索意味的作品，表现了生活的某种真实，刻画了一些感人的劳动者形象。譬如古华《仰天湖传奇》、叶蔚林《大草塘》、叶文玲《当月计划完成的时候》、颜慧云《牧笛》、蒋子龙《机电局长的一天》等。如果说前二类作品反映了“文革”短篇小说的“沉沦”的话，那么后一类作品则显示了这一文体在逆境中的艰难“觉醒”。文学园地的开辟和文学活动的恢复，为后来的新时期文学培育和储备了一大批创作人才。第三个时期是年，可以名为短篇小说的“勃兴”时期。动乱结束，新时期开始，短篇小说再一次充当了文学“轻骑兵”的角色。一般文学史是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学全面解冻，作为新时期文学标志的。但事实上1977年11月刘心武《班主任》的发表，就昭示了新时期文学的滥觞。在新时期的前中期，始终有一个与时代浪潮密切呼应的文学思潮，形成了一条波澜激荡的文学河流，而短篇小说正是引领文学的一个个潮头。譬如“伤痕文学”中的《班主任》《伤痕》《枫》《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反思文学”中的《李顺大造屋》《悠悠寸草心》《灵与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等，“改革文学”中的《》《三千万》《》《内当家》《围墙》等。这些作品以新锐的思想、激越的感情和生动的情节，批判了“四人帮”以及“极左”路线的罪行，歌颂了改革开放的壮举，揭示了现实生活的深层脉动，给广大读者以深刻的“启蒙”和有力的鼓舞。1985年之后，随着社会改革向纵深发展，文学再难以承担“号角”的使命，开始“向内转”——实现自身的回归，短篇小说又一次引导了文学潮流。“”中的《归去来》《树桩》《系在皮扣上的魂》等，“先锋小说”中的《山上的小屋》《》《十八岁出门远行》等，“新写实小说”中的《》《塔铺》等，这些作品卸去了沉重的社会、时代重负，把着力点转向了对文化的审视。对日常生活的观照，对小说本身的观念、形式、手法的变革，是短篇小说的一次深刻转型和了不起的进步。但这一转型，也预示了短篇小说高峰期的退潮，由社会的“中心”向“边缘”的滑落。&第四个时期是1989年到现在，似可谓短篇小说的“沉潜”时期。1989年之后，商品经济汹涌而来，中国逐渐融入全球“一体化”进程。国家由“计划经济”过渡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文学数十年依赖的主流思想“靠山”已然丧失，文化和文学开始走向多元化。长篇小说、文化散文、网络文学等成为时代的“新宠”。短篇小说受到了空前的“冷遇”。但作为一种具有久远历史、“精英”品格的短篇小说，并没有一蹶不振。它在边缘地带，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发现本身的优势，尝试自身的变革，逐渐从“山重水复”的困境走向了“柳暗花明”的天地。表现现实生活、尤其是底层社会，是它始终如一的“兴奋点”，代表性的作品有《秀色》《制造声音》《上边》《城乡简史》《美满家庭》等。揭示人在社会转型期间，躁动而幽深的精神、情感世界，是它在新的时代真正深入的领域，出色的作品有《厨房》《亲亲土豆》《》《》《白水青菜》等。发掘本土文化、探索民族精神，是它的又一种创作动向，如《小哥儿》《穆桂英挂帅》《吉祥如意》《东莱五记》等。从中国古典小说、西方现代小说中提取富有生命力的元素，熔铸一种和谐精深的艺术文体，是近期一部分短篇小说的追求目标。如韩少功《山南水北》、残雪《》《都市的村庄》、聂鑫森《古城旧事》、孙方友《陈州笔记》等，都呈现了这样一种态势。& 在短篇小说的前行历程中，出现了两次低潮期，即“文革”时期和90年代之后的多元化时期。当然两个时期性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短篇小说在“文革”中的活跃、盛行，绝不是偶然的。它是激进的、“极左”的文艺思想和思潮发展的必然结果。后来《朝霞》杂志上公开号召“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努力表现”“同走资派斗争”，更把刚刚活跃起来的短篇小说创作，演变为“阴谋政治”的一部分。短篇小说在中国古代，只是一种“道听途说”、“”的文人加工，只是到近现代历史中，才上升为一种有关政治、社会、人生的“大说”。短篇小说是一种“精致”“敏锐”的艺术文体，它自然不能超然世外，但也不应该成为某种政治乃至集团的工具。利用自身“短平快”的优势，主动臣服和取悦于某一时期的政治，丧失了艺术的自尊和自由，污染以至毒害了读者的心灵，这正是“文革”短篇小说留下的惨痛教训。进人多元化时期的短篇小说，已走过了20年路程。实事求是讲，它在一个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坚守精英立场，不断调整新变，产生了不少力作和精品。但它为什么显得疲软乏力，广大读者不买账呢?其中自然有社会、文化原因，但更主要的是它自身存在问题。首先是短篇小说从整体上疏离或者说远离了社会中心，在扑朔迷离的现实变革面前有点晕头转向，把它的艺术目光更多地转向了生活琐事、情感纠葛、人生回忆、地域风俗等方面。其次是短篇小说开始出现清浅化、娱乐化的“媚俗”倾向。它当然可以“大说”，也可以“小说”，艺术样态越多样化越好。但当下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短篇小说在追求好看、趣味、新奇的时候，淡忘了短篇小说本应有的精湛、深邃、诗性这些重要属性。还有一点是短篇小说生产数量庞大，但力作和精品较少，庸作、劣作充斥报刊。拉平和降低了短篇小说的整体艺术质量。短篇小说的高峰期出现在“十七年”和“新时期”，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五、六十年代的短篇小说，是“国家文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整个文学起了积极的探索、带动作用，它难以超越那种激进的、理想的“乌托邦”创作模式。但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又有着鲜明的特色和长处。譬如那种醇正、浓郁的民族化形式和风格，譬如那种立足于“人民性”基础上的雅俗共赏的审美追求，譬如在艺术形式和叙事语言上精益求精的创造精神，显示了“初创”时期文学的崇高、自信和生机。这是一种宏大的、刚健的文学，其中有许多优秀传统值得继承和发展。新时期短篇小说开放的广度和达到的高度，堪与“五四”小说相媲美。但它绝非完美无缺、炉火纯青。它甚至未脱“十七年”文学的旧痕，有着较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在艺术表现上前期显得粗放、保守，而后期则显得狭隘、偏执。然而这一时期的短篇小说，直接承传了“五四”小说的思想和方法，延续了“大众化”写作传统，同时积极吸纳中国传统小说、西方现代小说乃至民间文艺的精华，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多元互补的文学气象。它在政治、时代、民众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爆发点，充分释放了短篇小说的潜能和魅力。它在思想探索、题材选择、人物塑造、结构营造、形式借鉴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多珍贵经验需要重新估价和发扬。&　&
短篇小说 -
中国短篇小说的现状
上世纪90年代后，曾作为现当代重要“主流文体”之一的短篇小说正走向“边缘”，日渐衰落，甚至面临“将死”的危机。 日前，人们都将对文学关注的目光移至长篇小说上，在年产近两千部的长篇小说中耐心地翻捡、寻觅着其中不超过十部的“排行榜”和可能成为“经典”的篇章，而短篇小说仿佛是一个“时代的孤儿”，遭到冷落。 回顾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发展脉络，就会发现，短篇小说的辉煌持续了近八十年的历史，从“五四”时期的鲁迅、沈从文、沙汀、萧红等短篇圣手，到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汪曾祺、孙犁、王蒙，以及苏童、刘庆邦等作家，都给现当代文学史留下了独具匠心的堪称经典的短篇佳作。 那个时代，“短篇小说时时引领文学的潮流和风骚”。张学昕说。作为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张学昕多年来始终关注短篇小说的生存状态，“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短篇小说的写作、出版、阅读已不经意间陷入一种令人惊异的尴尬境地。”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显然是今天的短篇小说生产机制出现了问题”。张学昕认为。在我们长达几十年的社会物质、文化、精神、娱乐的巨大转型过程中，人们在专注物质水准和自我生存状态调整的同时，整体上忽略了对自身新的文化标高的需求。人们对文化兴趣、阅读兴致的分化、分割，造成文学阅读群体的减少，这就大大减弱了作家写作短篇小说的热情和动力。 此外，人们对短篇小说的品质要求明显高于长篇，长篇小说尚能依赖叙事长度的缓冲，给作家一个从容讲述心灵、展开更多人文内涵的机会，即使有些拖沓、冗长、混沌。而短篇小说既没有时间上的阔绰，也不允许空间维度上的铺张。在目前作家叙事能力明显暴露出相当虚弱倾向的条件下，曾经屡屡辉煌的短篇小说已成为文学乃至我们时代最寂寞的事业之一。 在一个被认为属于长篇小说的时代，短篇小说就一定要滑出人们的视野，淡出“中心”，流落边缘吗？张学昕却在《》精选出的作品中“看到了优秀作家坚定的内心和当代短篇小说的希望。它们都是不媚俗、不轻浮、不虚妄的扎实之作。” 由王蒙任总主编、林建法任分卷选编的《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已经连续出版10年，能够进入这个选本的都是当年的短篇佳作。张学昕认为，上一年，在短篇小说写作的整体形态上，虽面貌略显驳杂，但并不缺乏感人的力量。由此可见，短篇小说“言说”的困难一定来自写作心态的不单纯、不纯粹。那么，重建短篇小说的写作尊严、重拾艺术信仰势在必行。
短篇小说 -
当代短篇小说
当代短篇小说以刘心武《班主任》开反思先河为发端，成为当代文学极其重要的一种创作体裁，而阿城的《棋王》、李国文的《月蚀》则使短篇小说的思想内涵大幅提升，一时间短篇小说的影响里甚至超过长篇，王蒙、铁凝、张贤亮、张承志、池莉、方方、等一批小说名家涉足短篇创作，诞生了大量精品，九十年代的短篇小说繁花似锦，其中以王阿成、陈村为代表的新写实主义、新结构主义等作家，成为短篇创作主流，世纪之交短篇小说作为主流文学渗入网络时代的轻骑兵，最先得到网络读者群的接受，在传统期刊发表的优秀短篇如贾平凹《废都》（短篇，与其长篇小说《废都》同名）、徐坤《狗日的足球》、唐伟《我脑有病》、王安忆《月色撩人》等被网络版《建国后小说999篇》以及《当代优秀小说选》等网友自编集收录、传播，并获得超过传统期刊效应的广泛影响，这使得以前对网络不屑一顾的纯文学队伍认识到网络的巨大传播和影响能力，众多传统媒介作家开始进入了期刊、网络的双轨创作并因此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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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 -
短篇小说代表作家及作品
（1）十九世纪法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1880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羊脂球》，此后陆续写了一大批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短篇小说，博得世界短篇小说巨匠的赞誉。他的创作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法国社会现实，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道德风尚的丑恶，对下层社会的“小人物”寄予同情。小说构思新颖，描写生动，人物语言个性化，布局谋篇别具匠心。代表作有短篇小说《》、《》等，长篇小说《一生》、《俊友》（又译做《》等。&（2）十世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戏剧家和短篇小说艺术大师。他的早期合作讽刺和揭露了俄国社会官场人物媚上欺下的丑恶面目，写得谐趣横生，发人深思。八十年代中期，他创作了既幽默又富于悲剧的短篇小说，反映了社会底层人民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不幸生活，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代表作有短篇小说《》、《苦恼》、《万卡》、《第六病室》、《》等。&（3）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现实主义著名作家。曾被诬告罪入狱三年。后迁居纽约，专事写作，他几乎每周写一篇短篇小说，供报刊发表。他一生创作了近三百篇短篇小说和一部长篇小说，对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反人道的法律、虚伪的道德给予揭露和讽刺。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等。参考资料：红袖小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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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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