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实施的对比研究 靳 伟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本文选取了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试行）》和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 实施过程为研究对象， 重点分析了两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的实施过程异同， 从而提出中 国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的建议和意见， 从而促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程 度。 关键词：中美基础教育 课程方案实施
政府机构 学校教师 社会力量一、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在全球化和知识经济， 信息科技革命的背景下， 课程改革已经成为各国改变教育现状的一项 重要举措。2002 年 1 月 8 日小布什总统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CLB），按照法案 预定目标， 在 2014 年以前， 全国所有学生的阅读、 数学和科学的成绩必须到达熟练的水平， 同时也兼顾美国的教育公平。而在 2001 年，中国教育部也出台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 （试行）》，以此作为中国课程改革的蓝图，希望通过课程改革实现学生学习方式和学习水 平的提升。美国的课程改革的蓝图计划已经截止，中国的课程改革也进行了 14 年，无可否 认，两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都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教育质量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 也存在很多问题。此时，如果能够及时的回顾和总结，两国课程改革方案实施中的过程中的 有效的措施，势必会提高课程改革的实施程度，从而促进课程改革的实施。所以本研究正式 基于这样的考虑， 希望通过对比两国的两国课程方案实施过程中的措施， 从而为中国的课程 改革方案继续更好的实施提出更好的建议和意见。 本研究的另一个价值在于， 课程方案的实施情况在各国都是比较低的。 国外一项研究报告指 出, 一项变革方案被采用后, 研究者将方案所要求的行为模式分解 12 种具体行为,用测量工 具对教师的行为进行观察测量, 结果发现: 方案实施的量非常之低, 只有 16% , 也就是说教 师的行为只有 16%符合方案所要求的行为模式。[1]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对比 研究，相互弥补，就能够增加课程方案的实施程度，从而促进两国的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的 顺利实施，从而促进两国教育的发展。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是比较研究的方式。 借用古德莱德的课程分类框架作为研究的基本框架， 以中国 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试行）》和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实施过程作为研究对 象，重点以实施过程中的措施保证作为分析的对象，分析两国在实施过程中政府，教育行政1机构，学习管理机构，教师，家长，学生，社会机构等课程实施相关方在这个过程中的主要 实施行为，探索课程方案如何由文本变为了学生的经验，探索如何由理想课程，最终变为经 验的课程，研究如何将课改的新理念转变为具体的课程行为。 本文选取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试行）》和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作为研究对 象，主要处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两个课程改革方案的颁布的时间比较一致，这样会增加可 比性，并且 2014 年又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这一法案的终止时间。二是两个方案的实施 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的实行， 中间的过程都经过了调试阶段。 三是两个方案都面向的是基础 教育的改革，改革的对象是一致的。 三、概念界定 课程实施不仅研究课程方案的落实程度，还研究地方、学校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 做了哪些 调适, 但不涉及教师的微观调适。课程实施是课程论和教学论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从课程 论角度, 可以将课程实施视为课程开发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而在教学论意义上的课程实 施。 至少包括教学设计和教学过程。富兰（Fullan）认为课程实施包含三个过程，起始阶 段，实施阶段，以及维护和制度化阶段。在起始阶段,计划者要提出诸如哪些人参与、所期 望的支持程度是什么以及人们对革新是否准备就绪等问题; 实施阶段是“做” 的过程, 它要 求参与实施的人们在教室中或在其他适宜的教育场所试验它; 而维护或制度化阶段则侧重 于对革新的修改, 如果制度化阶段未被计划到, 被引入的革新计划将会 “褪色” 或停止存在, 变革就会违背它的初衷。 本文所探讨的课程实施是课程论意义上的课程实施，它研究的是 从课程方案到实施课程的过程，它研究的是从理想课程到经验课程的过程。 课程实施的过 程，是一个从观念过度到行为的过程，是一个从政策到实践的过程。在这个解读的过程中， 从课程论的角度，教学论的角度，从政策学的角度进行了适当的解读。课程实施的研究应该 包括文件课程的分析, 课程方案的落实程度, 学校和教师在执行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境对课程 进行的调适及对实施课程与文件课程之间的差异进行合理的评价同时, 引入学生需要这一 维度, 对课程实施的合理性进行反思。[4] 四、概念地图和研究设计[3] [2]学生 教师 学校课程 实施政府家长课程实施包含两个层面的概念界定。一是课程总体方案的实施，课程经历了理想课程-理解2课程—认可课程—选择课程—实施课程的全部过程。这是古德莱德的课程概念是一致的。古 德莱德将课程分成理想课程 （ideal curriculum） ， 即指学者设想的课程架构； 正式课程 （formal curriculum），即指由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和教材；领悟的程（perceived curriculum），即指教师所领会的课程；运作的课程（opreational curriculum），即指在课堂 上实际实施的课程；经验的课程（experiential curriculum），即指学生实际体验到的课程。 二是针对某一门课程的课程实施方案，主要包含课程内容的选择，上课的方式，课程的时间 安排等。 课程改革方案实施的外部条件和演化过程。 如下图所示，课程的改革按照课程的形态经历了从理想课程，正式课程，领悟课程，运作课 程和经验课程五种形态，从参与者的角度讲包含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教育行政机构，还包 括了学校，社会等力量，从主要的实施流程上看，经历了课程方案的制定，课程标准，教材 的研发，教材的采用，教材的研究，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等过程。社会（家长，社会团体）参 与 方中央政府地方教育行政 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课 程 形 态理想的课程正式的课程领悟的课程运作的课程经验的课程实 施 活 动课程方案及标准教材选择集体备课课程教学学生学习五、研究发现 （一）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试行）》实施过程解读 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比较的对象是：政府的学术，宣传和财政方便的支持，教师的实 施状况等。主要包含了新理念的理解，新理念的执行等主要的过程。 课程实施存在三种不同的取向忠实的课程实施、 相互调适的课程实施和创生的课程实施。 课 程实施是一个课程设计者与课程执行者、教师与学生之间互动调适和共同建构的过程。 1.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试行）》中课程改革保障措施3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试行）》中，对于课程实施部分的论述如下：18.教育部领导并统 筹管理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并规划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工作。19.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应始终贯彻“先立后破，先 实验后推广”的工作方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应建立课程改革实验区，实验区应分层推 进，发挥示范、培训和指导的作用，加快实验区的滚动发展，为过渡到新课程做好准备。20. 建立课程教材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设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专项经费。 从这个实施的描述中，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 是一 种从行政领域到教育领域的一种行为。 这种行为有利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施的力度， 课 程改革能够在行政命令的主导下，很快发挥作用。不足之处在于广大的一线教师，并没有很 好参与到课程改革中， 对于课程改革中新理念的理念有可能会违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初衷。 2.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试行）》中在实施过程中与现实的冲撞后的调试措施 夏雪梅（2012）指出，教师的课程实施程度是和特定的课程方案联系在一起的， 一些资深 的、有经验的、年龄大的教师，他们的教学水平虽然比较高，但却不一定愿意接受新的课程 文本。教师的知识结构是在长久的教学实践中互动形成的，越是资深的教师，建立图式的时 间越长，纳入结构中的教育事件和经验就越多，要改变他的图式也就越困难。 教师的教学 水平和教师的课程实施水平是不同的。 教师的实施水平包含了教师的课堂外和课堂内的整体 情况，而教师的教学水平主要是检测教师课堂的实施情况。 在运作的课程中，教师改变了教学的范式，采取了探究，合作，自主的学习方式，但是往往 形式大于内容，课堂看似一片繁荣，但是我们的运作课程，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经验课程。 教师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提出了让学生能够深入思考的问题， 学生真正实现了具有合作， 探究 和自主学习的欲望，学生具有了自主和合作探究的能力，学生们怎样去接受这样的理念，形 成这样的能力，变成一种学习的主动，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3. 《基础教育改革方案（试行）》实施后的追加的实施措施 实际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实际的实施状况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中不一 致的地方，再实施的程度上也表现了很大的偏颇，但是并没有对教育改革的方案进行修订， 或者明确责任，有教育行政机关牵头，对于教育改革的方案的实施进行适当的调整和修订。 4.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案（试行）》实施中始终难以解决的问题，原因及解决方案的尝 试。 在课程从理想课程，走向运行课程的过程中，中国目前的城乡差异导致了课程实施的障碍。 中国的农村基础条件比较差，硬件设施，教师条件和学生基础比较差，作为地方行政部门， 也无法为学校新课程的改革提供外部的资金支持， 最终导致一线的教育领导者， 教师和学生 对于新课程改革的经费不足，如何保障新课程改革的经费？[5]4课程资源不足， 教师缺乏一定的指导和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和评价支持？[6]对于课程方案的 及时修改应该有谁完成？对于课程标准的修改应该由谁完成？谁有资格去评估课程改革实 施过程中那些经验是优秀的经验？这些都是问题？对于课程理念的理念，应该如何去统一， 怎样才能够保证从中央到地方都能够有比较统一和一致的理解， 这是新课程改革中的一个难 点？ 新课程改革的实施措施中， 提出了建立校本教研制度。 但是校本教研的制度缺少专家的支持， 因此在这样的过程中， 教研的形式虽然改变了， 但是教师们大脑中教研的方式和理念并没有 改变， 所以无法从集体备课的过程变成教学研究的过程， 让教师真正从研究中能够发现教学 的智慧，能够为改变课程提供智力支持。（二）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教育法案实施过程解读 1.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教育法案中关于法案实施的规定性措施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致力于在 201 3- 201 4 学年前，让每个学生都达到各州规定的优 秀水平。为了达到此目标，该法关注下列要点：第一，制定州级标准、评估系统和责任制措 施；第二，培养高质量的教师、校长及其他教职员工；第三，对满足或超过学术指标的学校 给予奖励；第四，鉴别落后于州级标准的学校；第五，对需要特殊帮助的学校进行投资，从 而满足《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要求；第六，家长和社区参与教学；第七，注重家长的选 择以及辅助服务 在美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案的实施过程中，实行了问责制。规定了政府，学校和 教师的不同职责。[7]按照法案预定目标，在2014 年以前，全国所有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 学的成绩必须到达熟练的水平。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 各州必须根据学生目前的学业总水平制 定一个逐年递进的适当年度进步率(Adequate Yearly Progress，AYP)。 NCLB 中规定各州的责任和义务具体包括：必须制定州一级的责任计划书；对各州公立学校 学生进行统一的年度测试（3－8 年级，高中一次），检测学校是否向着年级应有水平逐年 进步；分离数据，以便于全方位地评估并比较所有学生取得的进步；各州必须加入国家成绩 报告单，公布本州学生的测试成绩。这些法规充分体现了 NCLB 提高学生学业成绩的核心目 标。 发表《报告》的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在经过调查后发现, 美国中学课程均匀、浅显、分散, 以 致于不再有一个中心目标。课程是自助餐式的, 学生容易把开胃菜和甜点心作为主菜。 这样, 许多学生并未学到起码的、具有基础训练作用的课程, 如数学、外语、自然科学等。于是, 《报告》主张加强中学的学术教育, 对课程方面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调整课程结构, 以提高中学毕业标准。52.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实施过程中与现实冲撞后的调整型措施 1）制定政策法规，协调各方关系，加强评估和监控，从宏观上推进《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 的实施。2003 年 1 2 月以来，布什政府对《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做了 4 次修改，以适应 各方面的要求，持续推进该法的实施。除此之外，布什政府还颁布了大量的政策法规，涉及 教师教育、职前培训、备选教师招募与培训、资格认证、在职培训、经费资助等方面，以确 保教师质量的提高，并建立专门的网站以方便社会各界查询（如 www.t i t le2.org 以及 www.t eacherquali t y.us 两个网站）。 3.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实施过程中增进性的措施 在美国《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方法实施中，面临着一些困难，从制定者，到实施者，到影 响者都感到困惑。对于教师的评价标准，主要是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对于贫困学校来说，学 生的成绩达标率往往比较低，而这些学校面临着关闭，学校的教师面临着失业。因此法案中 对于教师的评价标准的规定有失公允。 法案的实施导致学生去面临着诸多的考试， 学生的身 心疲惫，丧失了对于事物的好奇心。学校为了提升学生的成绩，特别关注数学和阅读学科的 教学，而忽视了其他学科的教学，因此特别影响成为培养一个全面发展，自由发展的人。在 国家层面上，联邦政府无力推行，地方政府无心推行。地方政府无心推行的原因，一是缺少 对法案的理解。二是有些条款不符合地方政府具体实施情况。造成法案实施的主要原因，法 案的评估缺乏科学性， 仅以学生的成绩作为评估的对象， 很显然是片面的。 制定缺乏民主性。 在制订《NCLB 法案》的过程中， 联邦政府并没有广泛地向那些工作在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 咨询情况, 修正法案。而是凭主观臆测、想当然地去做事。另外缺少来自教师，家长和政府 的支持，最终导致了法案的失败。[8]在新课程实施的过程中， 要更新理念。 一套新的课程总是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和理念的一种体 验， 因此新课程的改革必须能够让教育一线的工作人员能够明白新课程改革的理念， 这样才 有利于课程的实施。课程改革的目的是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把新课程的实施和开展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因为新课程是新生事物，因 此需要进行相关的专题研究，在相关的专题研究中，学生能够实施课程。（研究性学习，综 合实践和社区服务） 2007 年，美国教育部委托相关教育专家对各州 PIRC 的工作展开了一次调查与评估，从其 中甄选出 5 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案例，② 并将它们《促进家长参与：从五个家长信息与资源 中心的经验中得到的启示》 （Engaging Parents in Education： Lessons From FiveParental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Centers）并把对家长的研究氛围三个阶段完成：64.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实施中始终难以解决的问题，原因及解决方案的尝试。 在美国的基础基础教育改革中也面临着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如国家的统一化考试， 让学生 和教师们以考试作为教育的中心， 学生似乎也变成了考试的机器， 另外美国面临着多种族多 元文化的压力，各个州的情况不尽相同，采用统一标准的考试，也涉及到教育的公平问题。 六、讨论和建议 （一）中美两国课程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的相似性 1. 首先，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美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是有联邦政府统一组织实施的。 中国的基础教育改革是在国家的教育改革纲要的引导下， 由教育部制定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的方案，让后经由各省，市及对应的教育管理机构，逐级实施，最终扩展到课堂，扩展的教 师和学生，最终扩展到学生的改变上来。可以看到， 十年课改， 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 也有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 它们是交互的。自上而下是显性的， 自下而上似乎是无形的。但实际上， 自下而上 的改革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11]2. 其次，都具有统一的标准。美国有国家课程标准，中国也有国家课程标准。 在美国基于标准的课程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场以标准为基础和指导的改革，必须通过 中间环节的传导和具体化， 通过相应的系统和机制的保障才能够得到落实和取得成效， 这个 系统主要包含标准，课程，测试，教师专业发展，教材和相关资源等要素。[12]但是也正是 基于课程标准进行教育， 把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作为最重要的教育评价指标， 因此教育的质 量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提升，很多学生面临着升学的压力，这样不得不放弃很多其他的机会， 然后完全投入到教育质量本身的标准之中。实际上，在中美两国的课程改革中，都强调了标 准化的考试。美国的标准化考试用来检测学生在英语，数学和科学中的学业成绩，中国的高7考作为全国统一的标准化考试。标准化考试的存在，导致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对于与考 试科目相关科目的重视， 而忽视对于其他科目的冷落。 所以标准化的评价体系与课程改革方 案预设的课程目标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学校，学生和家长都不会以学生的前途来冒险。 （二）中美两国课程改革方案实施过程中的不同点 从政策学的角度来讲，课程方案的实施，首先要研究课程方案实施的流程，通过流程的动态 控制和调整，最终保证课程方案能够顺利的实施，也就是说，课程方案，最终能够从一个理 想变成现实，从政策变成落实。 在美国，课程改革的方案是以法案的方式出现的，是需要总统签署的。而在中国课程改革方 案是一个政策，因此在课程改革方案实施的过程，课程的门类，课时可以随时变动，所以对 课程改革的方案没有给与合适的尊重。也就是说，没有意识到课程改革的重要性，也没有意 识到课程改革的严肃性。建设标准学校。级政府按照国家办学标谁, 为中小学校开齐课程配 置必需的教育资源, 包括校舍、设施、仪器、图书、师资, 等等。要建立课程管理制度和课 程质量评价制度。[13]当然，我们还可以从政策学的角度来看待政策实施这样的一种情况，比如政策的清晰程度， 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很显然在中国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容易操之过急，并且对政策本身 没有适度的修改，因此政策的改革需要强化。 在改革的过程中， 中美两国都对课程改革的方案进行了调试，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调试新课程 改革的方案， 在多大上尊重国家的课程方案？调试的最终结果是国家课程方案的变形， 还是 重新确立了新的标准。 （三）对《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试行）》实施过程运行的意见和建议 1. 课程方案的制定和实施措施应该更加明确。应该明确规定措施的执行方是谁？方案的执 行标准时什么？奖励和惩罚的措施是什么？评价的标准时什么？学生进步的依据是是什么？ 应该使用具体的数据和案例来说明措施实施的情况。 与此同时新课程改革应该结合地区的差 异和而学校的差异，做适度的调整，但是这种调整也是应该有调整的依据，也要出台相应的 规定，为调整的作出提供依据。从政策学的角度来讲，政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是保证政策得 以持续实施的保证，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因此在新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对于课程实施者的政 策认同感，是政策得以正确实施的重要保证。 从目前的调查来看，教师对于新课程理念的 宣传和新课程实施的效果比较认同，因此这将会坚定新课程改革的方向。[16] 2. 加强信息的公开。让学校领导，学校教师深刻理解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以及这些理念的缘 由，这样他们能够更好地支持新课改的进展。让教学专家，咨询顾问相互交流能够更多地共 享科研的成果。让家长和学生更多地了解课程理念的信息，课程本身的信息，有助于家长和8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新课改的过程。实验表明，对于信息的公开程度，有利于增加信 息的了解，有利于增强理解，有利于措施的实施。 3. 加强各个实施方的相互协调。新课程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从课程方案到真实课堂的实施过 程，因此跨越了中央政府结构，地方政府机构，教育行政部门，教师，学生，家长，社会机 构等。因此各个方面应该相互的协调和支持，避免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的走形。把课程理论 和课堂实践结合起来，让课堂有理论做支撑，让课堂成为新的教育理论的生发地，让课堂开 放起来，让课堂成为真正的学习发生的地方。 4. 要加强制度建设。政策最终的执行，富兰指出课程变革由以下三个阶段组成 ( l) 发起或启动阶:段; (2 ) 实施或最初使用阶段; ( 3) 常规化或制度化阶段 因此课程改革不是一时兴起的一个妙招，而是稳定之后的制度，才具有长久的效力。如应该尽快地明确新课程改革的宣传制度，新课 程改革实施的评价制度，新课程改革的校本教研制度，新课程改革选课指导制度，新课程改 革的课堂评价制度，甚至需要制定新课程改革的法律和法规，增加新课程改革的严肃性。 5. 新课程改革应该加强财政支出和财政支出评估制度。任何一个政策的实施，除了取得人 们的理解之外，还需要一定的人力和财力的支撑。与美国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法案实 施相比， 我们比较缺少财政的支持， 因此实施起来就比较缺少课程的资源， 没有财政的奖励， 教师也缺乏课程改革的激情。参考文献 [1] 张华. 论课程实施的含义与基本取向[J].外国教育资料, 1999,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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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第一第二的经济体，美国与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相互依赖关系。两个经济实体的双边交集导致严重摩擦。美国所描绘的巨额贸易赤字意指中国明显是操纵货币的罪魁祸首以及不公平贸易手段的主要执行者。作者史蒂芬o罗奇曾亲历亚洲金融风暴，身为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兼亚洲区主席，对中美两大经济体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书中深入提炼和分析了中美经贸关系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若停留于此，这仅是一个普通图书，从第二部分开始，作者切入中美经济的操盘手和负责机构，并进行了很有针对性的分析与对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近期中美发展过程中各自应注意的问题。下文为书中的第三章《老板与大师：朱镕基与格林斯潘》。------------------------------朱镕基和格林斯潘在成长过程中都没有父亲的陪伴。朱镕基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而在格林斯潘5岁时，他的父母便离异了，从此他跟随母亲生活。他们两人都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成熟起来，成长为十分独立自主而又求知欲强的人。这样的品质使他们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早年的苦难让朱镕基最终蜕变成为一个十分坚强的人。他就是那位令当代中国实现市场化的清廉的改革者。而格林斯潘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长大，亲眼见证了经济繁荣的变化无常。他们两人对于意识形态在经济政策的制定中所起的作用有一些分歧。朱镕基的关注点更加偏向实际：他贯彻了以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经济理念为框架的改革开放。而格林斯潘作为美联储主席，比朱镕基更多地将意识形态带入经济政策的探讨中。他极度依赖于艾茵·兰德的自由放任的客观主义哲学，就好像这是他的自由市场模式的理论支持。他们两人在快速发展的20世纪90年代都是关键人物。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朱镕基看到在通往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会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作为新中国第五任总理，朱镕基提出了两个重要政策：放开中国的国企所有制结构以及加入世贸组织使得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得以规范化。中国逐渐发展成为金融危机后亚洲的经济领跑者。而与此同时，原来的经济领跑者日本则深陷在一连好几个“失去的十年”当中。在地球另一端，格林斯潘开始着迷于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利用了新的信息技术和非凡的金融创新，以期提高生产率。格林斯潘无疑就是让美国经济顺利度过20世纪90年代的那位大师级人物。作为整个世界经济活力的典范，美国发展的程度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可望而不可即的。然而在离任时，他们两人由于都太专注于经济的增长，而使经济发展得有些过头了。资产和信贷泡沫让美国的经济神话开始趋向于不稳定，并充斥着格林斯潘之前未能重视的风险。与此同时，失衡的中国经济也开始转向日益不稳定的发展道路。随着两国经济体内风险不断累加，甚至相互加剧，两国的相互依赖关系开始逐步深化。格林斯潘和朱镕基遗留下的问题由此便不可避免地被联系在一起，并且留给两国的下一代经济领导人去解决。从微观到宏观的飞跃格林斯潘和朱镕基的经济管理工作对经济政策的艺术性与实践性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议题。他们二人在各自的经济体制内都对自己工作的微观方面很精通：格林斯潘是美国重工业行业的顾问，而朱镕基则是拥有许多专业知识的中央规划者。他们两人都没有作为宏观经济从业者的丰富经验，但这正是总理和美联储主席的工作职责所要求的。微观与宏观之间的鸿沟一直以来就使经济专业人士感到头疼。微观经济学更像是一门可以用精巧的数学模型描绘的科学；而宏观经济更像一门艺术，用数学表现，却时常陷入危险的回归假设当中。后者的关键点在于，对于一个公司有意义的规律是否同样适用于所有公司？或者说对于一个顾客言之有理的情况是否可以推广到国民范围都适用的层面上？从微观到宏观的过渡对朱镕基和格林斯潘来说都不容易。中国的中央规划机构对产业有足够的专业技能支持，而且对于产业之间的交易与发货有着良好的信息渠道，但是这些优势并没有有效地解决综合国民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同时，中国数据信息采集系统的设计也不便于得出国民收入和生产账户数值，而这两者正好是经济结构和经济数据的来源，也是宏观经济政策规划的重要依据。中国没有中央的预算管理机构：每一个部门（教育、国防、交通、住房建设等）都各自为政，而且中央政府税收（主要是消费税和关税）和省级地方政府税收（主要是不动产和其他财产税）的征税功能也被分割开来。同样，现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在1998年朱镕基准备出任总理的时候才刚刚成立。换句话说，在朱镕基接管中国经济的时候，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大宏观经济管理的支柱几乎不曾建立。加上经济体系监管的不完善，可以说在当时，人们根本无从知晓中国经济真正的运转情况，更不用说政策的调整对各重要部门的影响了。当中国的混合型经济形成，富有生机的私营企业与更庞大的国有企业一同快速发展起来时，这些问题就显得更为严重。大家都想知道这样的混合经济将如何发展。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一直在盲目地快速前行。幸运的是，中国当局的直觉拯救了中国。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就是一个重要而恰当的例子。那同时也是朱镕基成为宏观决策者之后面对的首次挑战。朱镕基立刻意识到中国这种由出口带动的经济在外部需求突然下降时是多么不堪一击，这种情况正是由1998年年底的危机引发的。同时，他也意识到中国即将面临掉入货币死亡旋涡的风险，正如其他接连发生货币贬值的亚洲经济体。基于这些发现，一项通过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来弥补摇摇欲坠的外部需求的刺激型经济政策和一套通过钉住美元来保值人民币的策略出台。这些相当于是中国领导人在经济上临时发挥的逆经济周期政策，但政策确实起了作用，并且给中国当局上了重要的一课，对于应对未来的危机也极其重要。而格林斯潘在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中遭遇了其他一系列不同问题。他承认在他从业生涯的早期“很难将经济看作一个整体”，但他“正在越来越了解各个部分的情况和它们是如何相联系的”。然而作为美联储主席，他很快便不得不离开他的熟悉领域。与朱镕基不同，这位新上任的美联储主席可以调用大批优秀的经济学博士，先进的宏观经济预测模型以及与全面、完善的美国经济数据库相连接的分析工具。但是，美联储的分析框架比较信奉那些长久存在的固有模式，最终导致了严重问题。研究人员着重关注当前的分析，也就是在每次政策会议前的几个月中经济的情况，以及这对于评估当下经济走势有何影响。美联储的经济学家们也固守着由格林斯潘的导师伯恩斯始创的经济周期分析法，其本质就是基于过去的商业循环预测未来的情况。由于这种方法采用了过去与现在对比的做法，它导致富有活力并且快速发展的美国经济在结构和表现上都没有太大的变化空间。然而，格林斯潘对美联储使用的工具却感到很适应。长久以来，他作为伯恩斯的学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经济周期分析法。同时，美联储职员们固守短期内数据走向的这一倾向也与他担任经济顾问时的做法相一致。格林斯潘对过往的经济史和财政史都有很专业的检视能力，然而在他身为政策决策者的早期，却将这方面的关注点过多地放在了伯恩斯循环模式理论中的美国商业周期上。由于格林斯潘习惯于从过去的经济周期模式这一角度来审视宏观经济，他忽视了很多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鲜而又重要的挑战。全球化并不能很好地符合他的理念架构，这使得他未能认清美国经济与别国，特别是与中国经济日益紧密的联系。比方说，当他被要求解释低通货膨胀率时，他忽略了中国廉价的出口商品的因素，而是认为“大稳健”时期的通货膨胀率之所以如此低，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功劳。这并不是说格林斯潘缺少求知欲。相反，正如他坚持不懈地探索兰德理论的深层内涵一样，他一直研究美国经济的新发展，尤其是新的信息科技的影响、生产率的变化趋势以及资本市场和美联储政策的联系。然而，这些发展和变化依旧没有对货币政策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每当这时，他总会引用客观主义者的理论：自由放任的市场在辨别这些发展对经济增长、失业率以及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等方面比一群央行行长的圆桌会议要高明得多。最后要提到的是，格林斯潘身为一位经济管理者，更加依赖于思想理念而不是事实。朱镕基则恰恰相反。沿袭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邓小平理论，实事求是的分析法成为朱镕基理念框架的根本所在。这个根本性的差异在中美下一代政策决策者那里也同样存在。无路可出朱镕基与格林斯潘两人的各方面对比揭示了许多关于中美间相互依赖关系的事实。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显然是迥异的：美国典型的市场经济体系与中国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但这两种体系对它们各自的政策制定者却有着相似的需求。当朱镕基和格林斯潘分别掌控各自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时，中美显然在发展上处于两个极端，但两者都遭遇了重大的决策挑战。这位中国新一任总理不得不将这个坚定但模棱两可的有关经济发展的承诺转变为实际行动，而在这个越来越复杂，并且竞争与相互依赖不断加强的时代，新任美联储主席则不得不积极应对以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增长是他们共同面临的挑战。在经济管理与政策制定方面，朱镕基与格林斯潘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各自在产业分析的实证中小试牛刀——朱镕基作为核心的规划者，而格林斯潘则作为商业咨询师。他们二人都很善于评估艰难的挑战，并发展在实践性证据中有着牢固基础的那些已成型的策略。但他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思想意识——并不是大家可能会认为的那样。现代中国惊人的发展源自一种对“文革”狂潮的强有力的抵抗。邓小平将这一力量转变成中国经济发展的信条：改革开放，而朱镕基的卓越贡献则是将这一信条具体化并实施。在执行这一策略时，他不仅很实际也非意识形态地乐意利用市场以及国家导向的政策制定，来推动经济的不断发展。相反，格林斯潘却是意识形态的忠实追求者。他想要为几乎每一个挑战找到一个在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行得通的应对方法。在美联储政策的制定中，他的放任主义思想引起了一种货币宽松的错觉，并最终导致了资产泡沫、储蓄不足、过度借贷以及一波波后泡沫经济的冲击。最终，这位资本家还没有这位社会主义者来得实在。格林斯潘与朱镕基两人在思想意识上的反差甚至触及两国经济发展关系的另一维度——维稳。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机制对金融和经济的稳定发展从很大程度上来说是不可知的。格林斯潘坚信经济的波动是当局决定要完成国会所下达的保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的指示而所要承受的后果。而始终坚持监管当局相比市场参与者对经济的泡沫了解得更少的格林斯潘相信在泡沫破灭后，美联储有手段和能力使经济恢复平稳。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早期，这一切可以说只是基于他自由市场经济的客观主义理论的一种预想。但在2002年，他将一位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邀请到美联储董事会，这位教授关于货币政策在解决资产泡沫时所起作用的研究得出了与格林斯潘的理论相似的结论。正如我们马上知晓的那样，本·伯南克与格林斯潘讲究意识形态的美联储相当适合。在2004年一场庆祝“任务达成”的演讲上，这位大师基于这项合作过早地吹嘘着在2000年股市泡沫破裂时美联储采取“扫除通货膨胀”这一应对战略的优势。而对于朱镕基而言，经济的稳定意味着一切。基于对中国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不稳定与动荡，以及现代史上的“文革”，他将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稳定作为中国大政方针中极其重要的目标。比如，朱镕基充分认识到1980年年底激增的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大幅减缓并打击了中国经济这一情况——许多人坚信这是一种“硬着陆”的方式——他立刻强调了他期望年的通货膨胀问题可以通过更易被接受的“软着陆”方式来处理。与格林斯潘那种倾向于在事情发生后再解决的后泡沫时代灾难的风格相比，朱镕基坚信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应先发制人以避免发生灾难。中国不断部署着被称为具有前瞻性的经济政策：首先在20世纪90年代末解决亚洲金融危机，接着抵挡21世纪初的科技股泡沫后的形势，以及应对年经济危机。在相互依赖的情况下，朱镕基的成功最终成为格林斯潘要面对的问题，当然，反之亦然。通过推行改革开放，朱镕基释放了现代世界最强大的出口机器。同时，由此而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供应链也成为威胁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等高成本经济体的工作和收入的几大相关要素之一。格林斯潘应对这些压力所使用的措施——寻求增长的新方法而冒险——最终使美国陷入了严重的困境。但是，中国的成功也衍生出了一些复杂的问题。当中国由出口带动的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逐渐积蓄力量时，它对中国重要贸易伙伴的反通货膨胀效应也在逐渐增加。格林斯潘利用这样的低通货膨胀率继续推行他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及其所需要的宽松货币政策。他思想意识的狂热使他始终坚守着他的观点——所谓的大稳健是由可以永久战胜通货膨胀的生产率导向型的美国经济支撑着的。而另一个解释——“仅仅”暂时抑制了通货膨胀的中国出口大浪潮对他而言毫无意义。但是，朱镕基并不能摆脱指导中国推动不断加重的全球失衡问题的责任。20世纪70年代，邓小平正确利用经济复苏拯救了岌岌可危的中国经济，之后朱镕基积极行动，规划和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切实地让中国经济增长。然而这个方法却为之后的局面埋下了隐患。朱镕基这位微观管理者的实际经验最初是在中央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未能洞察到中国经济的大变化实际上是由他所主张的企业所有权转变而造成的。现在已经市场化了的私有企业为了追求利润和股东回报，越来越多地关注成本控制以及可以被削减或被机器代替的剩余劳动力。这就意味着，中国不得不加快发展，通过吸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减少贫困。由此而产生的中国经济的十分危险的发展速度是最终导致中国国内外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这也导致产能过剩和资源消耗、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环境恶化和污染。尽管中国在“文革”之后的经济增长任务非常紧急，朱镕基还是未能重视越来越严重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将在几年后困扰这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发展历程的国家。就他们个人而言，格林斯潘和朱镕基非常欣赏彼此。正如大多数世界上的领导人和高级别政策决策者一样，他们二人时常在不同的国际会晤和论坛上相遇。格林斯潘写道：“我十分赞叹朱镕基对中国经济不足之处以及需要的补足措施的深刻认识。”而朱镕基多次说起格林斯潘是个“老朋友”，同时也补充道：“每当危机发生，他都会宣布降低利率。”他们总会称赞对方促进增长的方案，而实际上同时也在利用对方的方案来规划自己国家的经济政策。这种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很好地与更为深远的中美之间的合作相对应。但这并没有维持太久。朱镕基的方针导致中国经济开始失衡并依赖于出口，而格林斯潘的策略则导致美国深陷泡沫与债务当中。这种“盲目”的发展进行得越快，越难实现真正的飞跃。朱镕基和格林斯潘都拿不出能够让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和繁荣的退出策略。他们认为生产者没了消费者便无法发展，而同样，消费者没有了生产者也无法发展，所以，增长对二者而言都至关重要，应不计后果地致力于增长。最终，这两位政策决策者纷纷落入相同的虚假繁荣的陷阱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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