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青年支边新疆：不去就没工作
60年代青年支边新疆：不去就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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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北青周末》
&40多年前，十万上海儿女奔赴天山南北，支援边疆。当我们重新寻访这段往事的时候，在新疆大地的所到之处，听到人们提起他们，还是称呼“上海青年”；而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又总是听到人们称呼他们“新疆大哥”、“新疆大姐”。
那么，他们究竟是新疆的上海人，还是上海的新疆人？究竟是支边青年，还是知识青年？究竟是应该扎根边疆，还是应该落叶归根？这一连串的话题，虽然将成为历史的过去，却依然是留到今天的记忆。
上海青年支边录（之一）出发篇
绿军装，40年前的新疆梦■看完纪录片《军垦战歌》就想报名
■那边的肉敞开吃，要多带些茶叶去
■把学生证的照片撕下来贴在表格上
■报上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文/张力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这是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54次列车。车厢里的喇叭播放着欢快的乐曲，一个维族年轻女列车员在过道里跳起了新疆舞，旁边铺位上的人们都聚拢过来，一边唱一边拍手，他们唱的是《边疆处处赛江南》。
他们，是一群有着共同经历的人。看上去已经不年轻了，脸上印着沧桑，有的生出白发，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支边知识青年”。时光若是回到40多年前，他们的命运就是从这趟西去的列车上开始的。
采访旁白：
尽管那个年代并不遥远，尽管有过1800万人的知青大潮，但是当人们提起的时候，可能会忽视了一个群体，他们曾经成为知青的前卫，之后又变为返城的殿后。人们或许不知道，在60年代的头几年，有10万上海青年，第一次走出家门，就来到万里之外的天山南北，来到陌生而神秘的生产建设兵团。
上海知青韩培芬和她的老伴北京知青白振杰，依然居住在新疆巴盟和静县的团场里。一推开她家的木栅栏门，就看到葡萄架下笑盈盈的韩培芬。当初进疆时她16岁。
韩培芬（女，1964年进疆，农二师21团）：我是看了那个电影，叫《军垦战歌》，边疆处处赛江南，抬头啊有葡萄，地上全是哈密瓜、西瓜，多棒啊新疆。说是去当兵三年嘛，就可以回来。供给制，发军装。也没坐过火车，想着还能坐火车到新疆玩玩儿。我就想着这个来的，那时候小娃娃，思想多简单，哪像现在的娃娃那么聪明，是吧。
毛国胜（1963年进疆，农三师）：宣传的那个地方葡萄、牛奶、天山、草原，这些对年轻人来讲，很有诱惑力的，是不是。
赵国胜（原农一师副师长）：1962年，在塔里木河岸边，开万人动员大会。宣布明年向上海动员10万知识青年，来新疆参加建设。
安康（1963年进疆，农一师5团）：1962年在上海搞了一个试点，之前去新疆了大概有两三百个上海人，中央在那里拍了纪录片，拿回来放给我们看，我们看了很激动，很想去。他们在新疆战天斗地，改天换地，养蚕啊，拍的养蚕的镜头，觉得蛮好，新疆还养蚕，种桑树，那不是和我们江南也差不多嘛。（笑）
余加安（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那时候动员我们去干什么呢？动员去种桑树，养蚕，所以我去的时候那个叫蚕桑二队。
毛国胜：养蚕，造丝绸，在丝绸之路上发展蚕桑事业呀，这个很有吸引力。
韩培芬：我听说新疆的土豆有多大，新疆的棉花有多好，都是这样介绍的。
采访旁白：
纪录片《军垦战歌》，一开始就是青年们昂扬进疆的情景，还有女青年在桑树下采摘桑叶的画面。配上了激情的女声解说：“在塔里木已经有了十几万亩桑园，可以期待，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它将会成为祖国新的蚕桑生产基地。”
影片中出现了劳动的地头，青年们切开红瓤西瓜，大口地品尝，面庞红润的女青年在中间跳起了舞蹈。诗歌一样的女声解说：“生活像一条五彩斑斓的彩练，充满着健康的欢笑，充满着青春的活力。这里既有辛勤的劳动，也有收工归来的愉快。”
即使在今天看来，《军垦战歌》这部纪录片也是拍得很成功的，其主题曲《边疆处处赛江南》更是充满了浪漫情怀，久为传唱。影片中那些波澜壮阔的画卷，再加上现实中上上下下大张旗鼓的宣传动员，足以让那个时代的年轻人跃跃欲试了。
朱静华是1963年7月上海第一批赴疆的学生，她讲起当年在上海文化广场听动员报告的情景。
朱静华（女，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7月1日在文化广场，听了王震的报告，我当时作为优秀青年去参加这个大会的。给我们放了新疆的电影，印象特别深的，看到吐鲁番的葡萄。然后呢，他给我们讲的远景规划，讲新疆的生活，说新疆是个好地方，那边的牛奶吃不完，那边的葡萄怎么好，你们这些人去了以后，就是建设兵团的骨干分子，靠你们把那里建设好。
余加安：从新疆来了几个工作组，组织图片展，实物展，主题就是“我们新疆好地方”。整个看上去那确实，新疆确实是好地方，辽阔的草原，骏马奔腾。那时候说反正水果吃不完，棉花也好，图片上看那些地方确实不错。
毛国胜：甚至于说好像新疆蔬菜不多，肉类很多，肉是敞开吃的，你们要多带一些茶叶去，肉吃多了以后不消化。
鱼珊玲：（女，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当时动员工作很厉害的，你们不知道那个情况，从王震到文化广场来做动员以后呢，那可是全民在做宣传。所有的街道、里弄，就是黑板报，开会什么的，全都在动员。
偷了户口本就去报名
当父母长辈们还顾虑重重的时候，宣传鼓动工作已经在青年人身上发生了作用，他们要自己采取行动了。
家住上海虹口区的安康，1963年放弃了音乐学院附中的录取通知书，16岁的他报名进疆。
安康：我爸爸根本不同意，不给我户口本，把户口本锁起来。后来我硬把我爸爸藏户口的抽屉撬开，把户口本拿去，把户口迁走了，就这样子迁走的，我爸爸气死了。像我这种情况很多，不是我一个。
王祖炯（1963年进疆，农二师34团）：我看到里弄从小一起玩的朋友，人家报名早的，比我大的，他们已经去了，农一师，6月份就走了，穿上军装，很神气。所以我也要走。我只上到初中一还没读完，什么也不顾了，回到家偷了户口本就去报名。我是打开母亲的柜子，把户口本拿去，反正也不跟她说。
何百成（1963年进疆，农一师13团）：家里那个抽屉不是锁了，拿不出来吗？我怎么办，我就把下面的抽屉拉开，手这么从下面伸进去不就拿到了嘛。拿到户口本以后，跑到街道去报名。
那时候我们街道，那一批的任务已经完成，基本上不收了，但是看到我那么愿意去新疆的劲头，就给了一张填废的报名表让我填。完了还没带照片，因为上面要贴照片，我就把中学学生证上的照片撕下来贴到上面。
韩培芬：我南京的姐姐，她是知识分子，对这样的事她当然也不能阻拦，但她就跟我爸爸出主意，说把户口本赶快藏起来，不给她迁户口，户口不迁，就走不了。我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那么聪明，我说你户口本不给我不要紧，我一走，半个月以后，人不在，户口自动销掉，你说怪不怪，我还会想到这个。反正我一定要走。我这么说了以后，父母亲没办法了，还是给拿去迁了。
余加安：那时候不需要大人去，只要你拿着户口本，还有那个报名通知书，拿这两样东西，人家就给你迁户口。说句老实话，你要走，人家巴不得，因为上海呢，要完成指标的，当时内部是掌握指标的。当然说起来，你们也有这样一种积极性，对吧，那人家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派出所，只要去了就给你迁。
采访旁白：
在库尔勒的开都河畔，姜步宏已经生活了40多年。这次见到他的时候，他依然在农二师21团担任副政委。他站在团场外面的山坡上，介绍团场的建设。后来话题也落到了当年进疆的情景。
姜步宏（1966年进疆，农二师21团）：那时候我们几个学生娃放学经过上海闸北区政府，看到搭起彩棚，动员青年支边，落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们几个同学就约好了，一起到新疆参军去。
到了派出所交一分钱，盖了一个印，户口迁出了。一分钱，一个小方章子，就迁到新疆去了。
采访旁白：
现居上海的王祖炯，曾经担任《兵团日报》副总编，他在1963年初中没毕业就积极报名进疆。
王祖炯：我父母都是1938年的上海地下党员。父亲呢，在反右的时候被打成右派，接着一年不到变成反革命，抓去劳改了。所以我在学校的时候，小孩子总会有些打打闹闹的事，同学就说了，你爹右派，你爹反革命。我就心里头一直不想上学，想离开。
母亲是党员，又是干部，党号召支边这样一个事情，她怎么能够明的来阻止。确实从母亲心里头，六个子女，都是在十五六岁离开家，丈夫长年关在监狱，她的心里现在想，是特别特别的压抑，没有地方去倾诉，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磨难。
母亲只是跟负责这件事的同志说，去新疆是党的政策和号召，应该响应。但是呢，如果我这个孩子能够把初中上完了再去建设新疆，他就有更多的文化。
母亲不同意怎么办，那我就吵呀，就一直闹。暑假里，我天天往街上跑，看到敲锣打鼓，上海那时候很热闹，广播电台，宣传画，到处打的横幅，动员到新疆。看到又敲锣打鼓送谁走了，我心里能不着急吗？
采访旁白：
2004年从农三师宾馆总经理的岗位退休后，毛国胜回到上海。当年，由于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他报名去新疆也是一个最明智的选择。
毛国胜：我父亲是开钱庄的，官僚资本家，1950年被捕，死在狱中。母亲后来也被捕了。我最初的选择是报考美术学院，拿了准考证没去考，考试是8月15日，我8月20日上火车去新疆了。
高中毕业的时候，有个很信任的老师，他说如果你成绩不好，你考不上，会心服口服。但是在年级里面你是拔尖的，考不上就会很受打击。他说根据现在的情况，像你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是不会录取的。这大概就是我到新疆去的最重要的原因。你要知道，1963年的时候，阶级斗争的这根弦已经绷得很紧了。
她就是羡慕那套绿军装
采访旁白：
在新疆阿拉尔市，原来的师部礼堂建起了“三五九旅纪念馆”。里面陈列的展品大都是从团场职工中间征集来的。各个年代的生产生活用品，大到农机具，小到缸子袜子都有。老知青何百成热情地给来访者做起了讲解员。
何百成：这是给上海知青发的军装，都是这样的军帽，这个帽徽就不对了。当时没有帽徽，没有领章，但都是这样的军装。
毛国胜：去新疆能穿军装，这是很大的诱惑，我们基本上就认为自己是去当兵，是军人了。
安康：我去的时候16岁，领来的最小号军装，袖子超过我的手指，很长。那么我们楼下，我家住在三楼，二楼有个比我大的女孩儿，从小一起玩的，她看到我，说怎么穿这么长的衣服。她就拿去帮我改，把袖子弄短一点，再给烫平，一晚上就没睡觉。她激动得怎么样？激动得也想去，很羡慕。我8月份走了，结果她10月份也去了。
但是新疆太大太大，我在南疆，她在北疆，很远很远，根本没碰到过。后来回到上海大家在一起，才知道她也到新疆去了。多少年后我问她为什么也去了，她说就是羡慕我那套军装。所以呢，当时因为羡慕军装而去的人，我感觉不会少，像我和她就是这样的人。
赵国胜：确实为了鼓励上海青年进疆，按解放军的一些待遇，给他们每人发了一套黄军装，就是这样来的。
采访旁白：在一家家的走访当中，每个老知青都会把珍藏的照片拿出来，其中几乎都会有刚穿上新军装的喜悦照片。一身军装，尽管没有加上领章帽徽，但在那个年代已经意味着无上的荣光。用句不大恰当的比喻，就像胜过今天的青年穿上最酷的名牌。在出发前紧张而兴奋的日子里，很多人喜欢穿上军装去照相馆拍照留念。可是，他们当中有谁真的清楚未来的目的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
安置社会青年支边去
采访旁白：
日，毛泽东发布主席令，驻新疆的部队官兵奉命集体就地转业，组建生产建设兵团。他们由进疆的原一野一兵团第二、第六军及新疆三区民族军改编的第五军大部，和陶峙岳起义部队改编的第二十二兵团组成。命令要求基本保持军队的组织形式，执行屯垦戍边任务。
赵国胜：我们开进垦区的时候，一没有水吃，二没有住房，三没有劳动的土地。
何立云（农一师14团老职工子弟）：一开始的话，都是大的原始森林，连个自行车都推不过去。部队的话，就是像推进一样，挖一棵树把路打开，走着挖着，一直挖到那头，挖出一条路。
程均友（农二师34团老连长）：我们是1956年从河南支边来的，刚到这儿，一起来的女青年就在那儿哭，我说你们哭啥哭。她们说谁跟你们男的一样，不管往哪儿都行，我们来到这儿我们看不惯，我们不哭吗。我说谁叫你来的。她也是报名来的。我说不叫你来，你偷偷摸摸挤着上火车，你咋不说，来到这儿哭了，来到这儿又胡说八道。
采访旁白：到60年代，兵团已经初具规模，下辖200多个团场，人口140多万，大体分布在全疆重要的边境线和交通线上。大跃进之后，大饥荒接踵而至，国家着手精简城市人口，减轻粮食供给和就业压力。四年间，全国动员了百万城市青年下乡。其中的主体是因种种原因未能升学，没有就业门路的市民子女，又称“社会青年”。据官方统计，1963年到1965年间，上海需要安置的社会青年共有29.17万人。
毛国胜：因为很多工厂下马，就业问题解决不了，大量青年滞留在社会上要出问题的。当时考虑的是，要把这些人动员到新疆去。社会青年也迫切希望找到工作。
王祖炯：还有呢就是应届毕业生，没升学的也可以去支边，因为即将成为社会青年了。
杨清良（1963年进疆，农一师14团）：当时考不上大学的有各种原因，像家庭成分不好的，都不能考上大学。考不上就在社会上闲着。
何百成：那么等到我们这一批人起来，什么时候能就业，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安康：那个时候，家庭都是多子女，上海的社会青年多，待业青年多，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多人的工作。考高中、考大学的人数也很有限。
余加安：开动员会的时候讲，你们去，三年以后可以回来。对于这个概念，是不是自己理解有所误会，但不是仅仅我一个这样听到的。那么在这个字眼上就有问题了，三年以后可以回来，回来是探亲还是什么？那时候我们有一种想当然的概念，反正是当兵嘛，当完三年就可以回来了。
毛国胜：应该说去新疆的人，有一部分热血青年，但也不会占很多，就是说决心到那个地方去准备干革命，献出青春，屯垦戍边，也不是很多，大部分人懵懵懂懂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工作，在上海找不到工作，到那个地方有份工作。因为老在家里待着，家里都不富裕，社会青年的那个日子也不好过的。
采访旁白：
僵化的计划体制造成的经济问题，一直是政治运动背后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上个世纪60年代，中央决定精简两千多万城镇人口到农村去。两千多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搬家，但在短短几年，完成了如此庞大的人口迁徙。
采访旁白：
来到上海的一栋普通居民楼里，敲开了一户人家的门。这对上了年纪的夫妻没有子女。照顾全身瘫痪双目失明妻子的人叫欧阳琏，他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不知道的人不会想到，他曾是80年代初上海支边知青返城的发起人物。当年他在上海向明中学毕业后到四川下乡，经历过三年饥荒，深知农村生活的艰辛。1964年他报名去新疆的时候，已经属于大龄青年。
欧阳琏（1964年进疆，农一师14团）：我到新疆去，确实是因为家庭贫穷，无法待在上海生活。从乡下回来以后，把我的书拿到旧书店去卖，不收。没办法，从老西门回来，就在巷子口，有收废书的，卖了，一称给了两毛钱。当时想买一斤切面，要2毛1，一斤切面的钱都不够。我知道新疆那边不会像宣传说的那么好，不会是“牛奶当茶喝”，在那个年代不可能，但我也没有其他的出路。
采访旁白：
尽管上海的就业情况不乐观，但是新疆，在当时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下，毕竟太遥远了。在很多人的意识里，那里只是让人联想起大漠和边关的地方。
安康：我爸爸是教授，文人嘛，他不会打我，也不会骂我，他就跟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比如唐诗里面的东西，什么轮台，什么西域，风沙很大，没有人烟。他就用古诗跟我讲，他说那地方人烟很稀少的，你还是考虑考虑不要去了。
毛国胜：新疆到底什么样，不了解，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因为我毕竟读过一些书，知道那是以前充军的地方，肯定很艰苦。
鱼姗玲：那时候上海人就觉得新疆很陌生，很遥远的。
王祖炯：我知道去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热血沸腾，当然也有人是不情愿去的。
采访旁白：
按当时的形势，上海方面，需要解决就业压力；新疆方面，需要补充人力。计划的任务是在四年内完成动员10万人的指标。在青年们踊跃报名的情况下，动员工作仍需紧锣密鼓，来不得半点松懈。
杨清良：那些文件里的意思就讲，把动员去新疆作为安置青年的一项主要任务。下了命令，如果谁不去，八年之内不会招工。上面派下来，你这个街道，你这个居委会必须要去多少人，都有名单的。然后居委会的干部，到家里面去动员，做工作，讲明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支边，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不去就没有工作。
采访旁白：
1963年9月，16岁的余加安被动员进疆。和同龄人相比，他家庭条件优裕，又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
余加安：我父亲没答应，但是单位里头也给他施加了一点压力，所谓做工作吧。后来下来一个通知，就是光荣录取通知书啊，我爹妈傻了，这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了。
鱼珊玲：当时到新疆兵团去的话，都是有指标的，就是说给下面指标，你这个街道、里弄里面，要招满多少人。
杨清良：那时候街道和里弄的组织很完善，很厉害的，谁谁家的孩子，哪个孩子，都有名单的。所以有的家长你不要上班，要把孩子的思想做通了再来上班，做不通不要上班。有的要做通爷爷奶奶，或者外婆外公的思想，有的是在乡下，还跑到乡下去做工作。
王祖炯：本来你父母就是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你头都抬不起来，所以最好赶快走。
杨清良：还有一种，就是有些青年有点小毛病，给派出所拘留过，或者是有一些不良记录，那么你也得去。不去，就送你去，你去不去。你要自己戴大红花去报名，那最好，以前的也不予追究了。
安康：最后我们里弄受到上海市的表扬了，一下子动员了那么多人。马上就送喜报，敲锣打鼓地送，往这家送，往那家送。
王祖炯：9月1日开学我去上学了，但是在教室里怎么能坐得住。悄悄地溜出去，学校有个垃圾桶靠着墙，我爬在垃圾桶上一翻墙跳出去。跑到街道、区里，要求去新疆。
那么这样的话，
日的中午，我回家吃饭，看到邮递员来了，送来一个通知单，粉红色的通知单，录取了，到新疆。
我中午饭都不吃了，拿着就往学校跑，跑去以后，告诉老师，我不上学了，我要到新疆去了，我参军了，这是录取通知书。
安康：我们先到师大附中集合好以后，排好队，走路去火车站。路上的人都停下来很好奇地看我们，我们感觉特别骄傲。
余加安：说句老实话，当时幼稚、激情都掺合在里头。
采访旁白：
远在新疆那边，34团的连长程均友，在那个年代他有幸坐上54次列车，和工作队一起从新疆戈壁来到大上海。他自己作为1956年来自河南农村的支边青年，这一次是去接上海的娃娃们到新疆的。
程均友：我在生产一队当队长，也就是连长，那一天通信员跑去了，通知叫我去上海接人啊。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塔里木河离团部这儿有40多公里吧，我就走路过来了，从天刚蒙蒙亮出来，一直走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才到团部。以前光听说有个上海，上海啥样不知道。光知道上海的东西好。
我们临去的时候到师里给我们开了个会，说上海是花花世界，你们去了要注意啊，不准乱说话。
采访旁白：
自古儿行千里母担忧，在那些激昂热烈的场面背后，又有谁知道多少父母的忧心与牵挂。按照那个年代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父母不得不面对的，将是从此与儿女的天各一方……
姜步宏：我把户口本偷出来到派出所，一分钱盖了一个章子，等通知书到了我们家，我父母亲才知道。我记得临走前一天，我妈妈抱着我睡了一晚上。
余加安：要走的时候，我睡到半夜里头，觉得怎么下雨了，雨水打到脸上，醒了一看，我娘坐在边上，眼泪滴下来……
王祖炯：自从我父亲被抓走，我大哥离开上海，大姐也走了，母亲就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只送到我们家的后门口，不想把这种难过的场面留到火车站。她自己在家的后门口，送到这儿，好，再见。我们一走，她在家里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所以我记得，一直到母亲去世，很多次我离开上海，她从来不送。
李梦桃（1964年进疆，农六师北塔山牧场）：我们家那边叫浦东，当时呢，过黄浦江是用渡船。我离开浦东岸边的时候，远远地看着我妈妈软软地，就晕倒过去了，当时我知道她是哭晕过去了。
安康：我母亲看到火车一开，在站台上倒下了。
采访旁白：
这些黄浦江畔的青年们，怀揣着自己的兵团“录取通知书”，一路高唱着：“车轮滚滚飞转，汽笛呜拉响，告别英雄的南京路，告别汹涌的黄浦江……”
当年，新疆兵团第二政委张仲瀚，在上海的一次动员大会上说，新疆这个地方第一是大，第二是好，所以是又大又好。而回沪知青报告团的代表们说：我们到新疆参加农业建设，不是大材小用，而是小材大用！
从那遥远的地方发出了召唤，这些年轻的心再也难以平静。不管他们各自的背景身世有多么的不同，不管他们面对着多少双亲人的泪眼，他们已经义无反顾地转身，个个如同弦上之箭，就等着那出发的列车一声长笛了……
选自：《北青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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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敏1963年成为支援新疆建设的知青，1993年退休回沪。2003年带领新疆退休知青开始维权上访，口号是要生存、要医保、度晚年。2004年4月因扰乱社会治安秩序（上访）被劳教一年，2005年因上访被拘留15天。目前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上访，在日被上海黄浦区法院一审判处三年零六个月有期徒刑
新疆知青血泪抗争史
作者：严友良
夜里，谢虎礼常常惊醒。他梦见一大片戈壁滩，黄沙呼啸，杳无人烟。他开始疯狂地奔跑、恐惧地嘶吼，“是新疆！新疆！我怎么还在这里？还在这里？”，然后，猛地醒来。张维敏被捕前，她会起身，拭去老伴的汗珠和泪水。他们对新疆的感情很复杂，爱之，更恨之。
1963年，她15岁，1964年，他16岁。他们都决定，响应那个激动人心的口号，把青春奉献给塔里木，因为，那才是“永不消失的青春”（当时热映的一部电影）。据载，1963年——1966年“文革”之前，上海共有9.7万支边青年进疆，其中，女支青超过一半。
1993年，在新工作30年后，张维敏带着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肠胃炎等一身病退休，回到日思夜想的上海。除了病痛，新疆还留给她每月100块退休工资和3块钱医保。彼时，至少3万进疆支青陆续退休返沪，但被拒绝享受上海市退休职工的待遇，而微薄的退休工资根本无法保证基本生活。
2003年，张维敏开始上访，期间，她结实了不少同病相怜的上海支青，并成为总代表。他们抱团取暖，一起抗争，诉求很简单：要生存、要活命、要医保。
然而，日，张维敏被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就这样，那个常常穿红色、洋气的老阿姨“消失”了，夜里惊醒的老谢看着一旁空空的位置，心中淌血：吾妻无罪。而狱中的张维敏告诉代理律师，只要上海市政府解决老支青的问题，被冤入狱亦无憾。
戈壁滩上的青春
11月27日，张维敏家中，这是一场主角不在场的采访，因为，早在4月，张已被羁押，但她的缺席并不影响我们理解这个故事。这是一批人共同的苦痛。
苏梅，64岁，年轻时一头长发，绰号“大辫子”；韦维，63岁，进疆前是班里的文学课代表，写得一手好文章；陈菊，烫着时髦的卷发，一周前，刚过完66周岁生日；吴国政，一副热心肠，经常探望、帮助身边的老支青……他们如此不同，但40多年前却做出了同样热血的选择：援疆。
“那时，我家是黑五类，抬不起头。我好想离开上海，去一个没人知道我身份的地方。所以，我带头在学校作报告，还偷了户口簿去报名。”韦维17岁进疆，36年后才离开。
挨着韦维的苏梅回忆道，1963年，上海人民广场开集体大会，动员上海青年支疆。他们说，新疆是个好地方，有山有水，牛羊成群，伸手可以摘葡萄，哈密瓜还会碰到脚。
“60年代，当兵是何等光荣的事。那时的好多电影都讲女兵的故事，我看了之后感动得不得了，好想好想穿上那身军装。”苏梅说。
一切美好的想象随着戈壁滩的黄沙一起吹散。上海出发的火车停在吐鲁番站后，汽车又开了5天，当老谢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1师9团驻地，他有种强烈的被欺骗的感觉，“反差太大了。”
初到新疆时，多数支青还是孩子，但逃不了这样的生活：10多人一起睡“地窝子”（即，地窖），外面风一吹，里面直掉沙子。日出前开始耕作，日落后还不能休息，每顿只有一个窝窝头和一碗汤，几个月吃不上肉，好几年洗不上澡。
他们的工作不是动员大会上说的养蚕，而是开荒，有打油诗写道，上工一担肥，收工一担草，业余时间打沙枣，晚上开会剥棉桃。而且，工作10天才有1天休息，而这天又必须参加义务劳动。对应地，报酬只有三、五、八元（第1年每月3元，第2年5元，第3年8元）。
“每天最大的感觉除了饿，还是饿。我偷吃过猪食，甚至连生了‘猪囊虫’的猪肉，半生不熟的，我也三下五下吃个精光。”老谢说。
每年只有一次例外，8月1日建军节。那天晚上，兵团有一次聚餐，8菜1汤，盛在脸盆里。“所有人都拼命吃，有个支青叫黄步云，他吃完后一下倒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很着急，怕他撑死了，帮他做按摩，一会儿后，他‘哇啦’、‘哇啦’吐了整整一桶，全是一片一片的肥肉。”老谢说。
还有一件事，1969年后，全国粮票得以在新疆兑换饭票。于是，上海支青都希望家里寄来些粮票解决温饱问题，而一个支青，由于父母早逝，无法帮助，只能有上顿没下顿。一次，他问其他支青，如果我吃下一只老鼠，你们能否凑3公斤粮票给我？大家同意，并抓了一只活老鼠给他。他先打死老鼠，擦去血滴，再用口水舔湿老鼠全身，接着，整个吃了下去。
“后来，他觉得恶心，脸憋得通红，眼泪直流，最终，还是吐了出来。为了得到粮票，他提议重新吃，但被我们拒绝了，并把3公斤粮票给了他。但当天晚上，连里开批斗会，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粮票被全部没收。”
除了饥饿，难以忍受的还有无处不在的高压政策。比如，3年内不准恋爱，5年内不能结婚。“有一对朋友牵了手，很快就被发现。他们被拉去批斗，在众人面前回答各种私密问题，比如，他的手碰到了哪里？”老谢说。
又如，不得擅自请假。“一次，有个上海邻居去新疆，妈妈拖她带了一点挂面和麻油，我便请了一天例假去取东西。”而事情穿帮后，韦维成了全连队公开批斗的对象。“我真的很难过，我为连队付出那么多，他们却不能包容我这一点小事。”
再如，结婚10年后才能离疆探亲（后期改为4年）。1966年，陈菊的父亲被查出食道癌，所剩时日不多，他单位的工会主席问其还有何要求，他说，希望新疆的女儿回来见最后一面，但这一请求未被新疆方面接受。后来，他又给陈菊发了一份电报，问询何时能归。
“我接到父亲电报后，直接冲到指导员办公室，我拽着他的衣服说，从现在开始，我要回上海，如果你不同意，你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21岁的陈菊说到做到，指导员去解手，她就在厕所门口堵着，等其出来，赶紧跟着，那一天直到深夜，小陈才离开。如是几天后，指导员告诉小陈，你回去吧，我给你开通行证。她是农1师8团唯一一个进疆3年便获准回家探亲的上海支青。
新疆太苦，韦维决定逃跑。1967年2月，她和其他12人成功“越狱”。“排长在后面追，我们躲在卡车里，呼呼地往前跑。”为了甩掉“追兵”，韦维甚至在新疆南部温宿县的一片坟地里躲了三天，但一切终是徒劳。她回到上海后不久，1969年初，街道居委会买了车票送到她家，又派了两人“护送”她坐上驶向新疆的火车。
直至1981年，一切有了转机。由于上海支青返城呼声高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上海政府经过协商，出台《关于解决新疆垦区农场上海支边知识青年的具体规定》，其中指出，考虑到新疆农场和知青本人或家庭的实际困难，在现行政策允许范围内，可以分期分批将一部分符合规定的知青商调回沪或迁回上海落户，或调剂到上海市所属的外地农场。
1981年，张维敏、老谢，以及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回到上海。但情况直转急下，10万援疆支青中，上海市政府通过“顶替”（顶替父母亲的职位）、“特困”、“特殊照顾”、“病退”等方法，解决了近6万人的落户问题，而其余4万不符合返沪条件的支青被要求重新进疆或不得返沪。
彼时，张、谢双方父母都无工作，没有职位可以顶替。他们面临二度进疆的巨大压力。“两个孩子都被学校赶了出来，张维敏的哥哥也被停职，组织上交代，你妹妹何时回去，你何时复职。”
作为共产党员，苏梅还成了返疆“代表”。“街道、居委会都来人劝说，让我表态。我只能说同意。”这个过程还被上海电视台拍下、播出，作为“先进形象”。
日，陈菊夫妇带着两个女儿返疆。“火车启动后，我大女儿放声痛哭，一路从上海哭到苏州。她有几千几万个不愿意，但没有办法，她必须回到新疆才能继续学业。”
1984年，同样为了孩子，张维敏夫妇再次回到了戈壁滩。“我们这节车厢，全是被赶回的支青。当广播响起，下一站，吐鲁番站就要到了。突然，一个女支青一声惨叫，原来，他的老公跳下火车，自杀了。”
而当老谢走下汽车，再次看见塔里木时，“我感觉到撕心裂肺的痛，绝望至极。难道今生，我就要在这里老死吗？”老谢不甘，希望抓住机会再次返沪。
1988年，政策逐渐放开，援疆支青的孩子可以回上海“借读”，听到这个消息后，老谢叫家里发了一份电报，称有人病重，便带着两个孩子返回上海。和老谢一样未满60周岁，工龄亦不满30年便半路逃回上海的支青并不少，规模大约五六千人，上海俗称“369”，因为，他们上访多年后，上海市政府迫于压力，最终发于他们每月369元的政府补贴。
当老谢选择返沪时，张维敏没有跟着回来，她选择留下，直至1993年，工龄满30年后，退休回沪。为何一定要回来？陈菊说，因为叶落要归根；苏梅说，因为我们都是上海人；而吴国政说，我不是贪图上海的“荣华富贵”，我的老母亲、孩子都在上海，我日日夜夜期盼着一家团聚。
不过，当张维敏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回上海时，她只能享受新疆的退休工资和医保，每个月总计103元，待遇远远不如半路逃回的“369”。
八年上访路
无论苏梅、韦维，还是陈菊、吴国政，退休回沪后，他们成了被这个城市遗忘的弱势。“报户口是问题，住房是问题，日常生活也是问题。每月100多块的退休工资根本保证不了基本生活。”
更现实的是，艰苦的新疆生活已让他们严重透支生命。“只要在那里呆过，三种病谁也逃不掉，关节炎、气管炎、肠胃炎。”吴国政说。就像一台台被超期使用的老式机器，他们需要“保养”和“维护”，他们需要药。只是，少得可怜的门诊医保让他们望“医院”却步。
按照当时的规定，退休返沪支青，每月可享受退休工资3%的门诊医保，而他们的退休工资由新疆按照新疆标准发放，低于上海市退休职工的水平。即便到2003年拢共不超过几百元，
“起初，我们不上访，只是忍着，小病拖、中病抗、大病等死，实在忍不住了偶尔个别找政府反映一下困难。”吴国政说。
而同是相应国家号召援疆的“369”却在2003年迎来转机。此前，由于像老谢这样中途回沪，不愿返疆的上海支青持续不断地上访，上海市政府迫于压力，决定每月给予政府补贴369元，并同意其凭借新疆政府发放的“三证”报领上海户口。2003年，他们的境况进一步改善，上海市政府允许其与上海市退休职工接轨，在医保等方面享受上海市市民待遇。
“369”的故事提醒了张维敏、苏梅等人，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而一些老战友的离开也刺痛了他们的心。“退休工资就是这点儿，吃了饭看不起病，看了病吃不了饭。那些老朋友就在煎熬中慢慢死去，最多时，一个月就走了5个。”吴国政说到这里，已是泪流满面。
2003年起，大批正常退休返沪的支青开始上访。
一开始，大家各自为战，互不相识，到上海市复兴中路335号新疆建设兵团驻上海办事处反映问题，要求退休支青与上海市退休职工接轨，享受与“369”一样待遇，要求子女都能报上海户口等。
后来，大家约定每个星期五一起去，“要医保、要看病、要活命。”即便这样，新疆建设兵团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表示，他们无能为力，因为“369”们的政策调整是上海市政府作出的。“兵团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将原来每月退休工资3%的门诊医保提高到3.3%。”几乎没有任何改变。
在兵团上访无果之后，张维迎等人只好转战上海市劳动保障局和上海市政府信访局。这之后的每个星期三，他们风雨无阻，迈着沉重的脚步，步履蹒跚地走到信访接待室门前，高呼求见俞正声。因为这样，让政府才会关注他们。
如同挤牙膏一般，八年下来，知青们的医保待遇有了些改善。医疗门诊待遇从报销30%、40%、45%、70%一直到了现在的85%，但与“369“们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比如，在门诊报销上，退休知青拿到的不是上海市社会保障卡，而是上海市社区医疗帮困卡——自己先缴纳120元，政府补助30元，接着，他们还要用完500元“门槛费”，即，只有在650元之后的医疗费用才可以报销85%。
再如，在大病医疗上。“369”和上海市退休职工一样，医保上限是28万元，不限医院。可他们退休知青的上限只有3万元，且必须在指定的医院。
“在这八年间我们当中有很多知青被毒打、被羁押、被劳教、被精神病。”在苏梅等人看来，上海新疆知青绝对是中国历史上“上访人次最多，持续时间最长，平均年龄最大”的三最维权。
“2009年12月，在人民广场上海市信访局门口，突然来了三辆卡车的警察，将我们当中的5个人男战友和1个女战友拉倒了警车上，那个女战友当时就被打得尿裤子了，我发现的时候还看到车上是一缕缕被扯下来的白头发。”吴国政说。
张维敏就是在上访的过程中被选为退休知青的总代表的。“按照国家信访条例，集体上访需要选举出代表来。一开始，我们每个师和每个团公开推选出自己的代表来，最后又由大家推选出张维敏为总代表。”韦维说。
之所以选举张维敏，还在于她的公益之心。张维敏在新疆退休知青中成立爱心互助会，帮助有困难的战友渡过难关。“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仅仅是上访期间，张维敏为大家提供的帮助现金就超过6万元。”陈菊说。
为了怕妻子衣服不够，11月24这一天，老谢又给张维敏寄去了两件衣服。他还想告诉妻子，尽管11月1日的第一次庭审判决她被判处三年零六个月徒刑，但在他心中：吾妻无罪。
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的起诉书上，这样写道：被告人张维敏于2010年11月至2011年4月间多次鼓动、聚集部分新疆退休回沪知青至本市天山路1800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及本市人民大道100号上海市城市规划展示馆附近非法聚会，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但在一审的辩护律师翟建看来，公诉机关关于张维敏构成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指控依法不能成立。
翟建律师指出，张维敏等人主观上没有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故意，绝非想无端生事。
“他们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屯垦戍边，足以表明他们深爱着这个国家以及脚下的每一片国土。然而，退休返沪后，张维敏们不仅无法享受户籍所在地（上海）的退休工资、医疗等待遇，甚至远远不及中途跑回上海的那批知青的待遇。重新回到故乡的他们反倒成了繁华都市中的一个贫困的弱势群体。政府为什么要让老实人吃亏？饱经风霜的、年逾花甲的张维敏们，百思不得其解。他们在人保局、市政府门口的集会，正是想向政府讨个说法。”
实际上，从张维敏等所举的标语、喊的口号、唱的歌曲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张维敏等人无非是想“要公平、要公正”、要政府切实解决他们在沪的社会保障问题。
不仅如此，记者从视频录像还清楚地看到，张维敏等人并未刻意扰乱任何公共场所的秩序。恰恰相反，在市政府信访办上访时，张维敏特意发了一些红袖章给几个知青，上面写着纠察，目的就是维护秩序。张维敏还多次告诉他们，信访要有礼有节。
此外，在奥运会、世博会、建国60周年以及每逢重要国际、国内会议在上海举办期间，张维敏等人还从大局出发，主动取消信访，张维敏还多次主动、并拒绝接受境外媒体的采访。
“如果要制造轰动效应，张维敏等人完全可以在世博会期间集体上访，可是他们没有。她们秉持‘不进京上访’、‘不接受外媒采访’、‘不在敏感时期上访’的‘三不’原则坚持上访维权，绝对是中国最有理性和最有秩序的上访群体。”张维敏案的二审辩护律师刘晓原律师说。
除此之外，在刘晓原律师看来，张维敏等人的行为客观上也没有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原来，根据刑法291条的规定，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中的“公共场所”是指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等公共场所。可张维敏等人信访的两处地点，即位于天山路1800号的上海市人保局以及位于人民大道200号的上海市政府都是政府机关，显然都不属于上述公共场所的范畴。
“公诉机关为了能自圆其说，不惜歪曲事实，把张维敏等人在市政府信访办门口信访说成是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附近非法集会，目的无非想把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往刑法291条中的‘展览会’上靠。”刘晓原律师说。
刘晓原指出，当时张维敏等人仅仅是依据《信访条例》以及《上海市信访条例》，向国家机关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建议和要求。“不过就是人数众多，队伍太长，站到了紧挨着上海市信访局和人民政府的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前面。”
而在翟建律师的一审辩护中，还提到了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工作人员朱侃的笔录，证实张维敏等人的信访行为既没有影响参观人员的进出，也未影响馆内的工作秩序。
“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必须有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本案中，张维敏等人信访时的一言一行都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下进行，但是无论公安还是保安，都没有直接与张维敏发生冲突，更无证据证明张维敏本人或指使其他信访人员实施过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刘晓原说。
刘晓原律师告诉记者，政府部门之所以判张维敏有罪，是典型的“维稳”手法。
“一般情况下，对那些上访人士，有关部门先是警告，警告不行就行政拘留、劳动教养，如果这些还不行，那就想办法定他们的罪，让他们在监狱里呆着。”原来，同样是因为信访，张维敏2004年4月被上海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1年（所外执行），日被浦东公安分局行政拘留15日。
而当记者就此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求证时，该院工作人员拒绝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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