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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的喜饼
乡下,往往是一个可以把死生婚丧闻得更加透彻、淋漓的地方。因为，从很日常的角度来说，乡下人以摆酒和吃酒为业，奔走相告，周而复始。
那些酒席，荒蛮浩荡，象征着“发生”。塑料棚子在摆酒人家的场地前，地上一片湿漉漉。满着的、空着的盘子无数，还有些统一的袋子，装着些或饼或糖的东西，被太阳晒疯了的样子。请来厨子，覆盖着几根茅草的头发，夹在耳朵边的一支立群香烟，一条长到套鞋口子上的塑胶围裙滴着液体。请来吹鼓手，一套套乐团的凌厉装备，领头人不停向主人家那里张望；“可以开始了么？”一点头，清冽的日空里就发出第一声垂垂的破音，颠颤着一路闷闷拉开，扶摇而上。屋子里外，那些宽阔扁平的墙面上，或者是被那种亮晶晶的正红给涂抹得毫无空隙，那是喜。或者是窗框处、门楣处点到为止的白色，那是丧。
叠床架屋的杯盘，专注于食物和彼此近况的客人们，是花色的生命寓言图章。终归是想要拿一席流水的时间，来说明：有些人不见得相爱却从此要睡一床被单，有些人不见得年迈却依旧要离开，有的出生未必精细筹备却依旧铆足了劲儿望他疯长，有些新屋内里空空而有的人却已经觉得享福万般。尽管，到了酒席之上，早已经没有人有力气去再哭再笑，故事却依旧会被偶尔提起，依旧新鲜：做媒的人、可爱的小人、看着已经相爱的人、走散的人、死去的人、快要“不行了的”人。
我的奶奶，杨阿七，是乡下酒席之间的地道旅行家。她总是率领着一个家族的人，砍减人数、准备礼钱、告知礼数，浩浩汤汤随着“七奶奶”奔赴酒席现场。
我的奶奶，是个念佛信佛的乡下人。总能在各种酒席上表现出恰如其分的欢喜和悲伤。就算是搭一搭主人家的手，从少女时代保留下来的绯红脸颊，哭时像愁云阴翳，笑时像粲然红日。鲜活的悲欢，全家都只有点木木的相对，只有她做得来。
我的奶奶，是活跃在红白喜事的念佛队伍里的主力军。老太们总是在我爸给她造的有鱼池、有香径、有秋千的“小别墅”前窃窃的，悄声唤我奶奶的名字。从雕琢白玉兰图案的铁质防盗床前，她们趴着问：“七大，今天一道去吗？”我奶奶弓着身子欢喜走到窗前，那些人却躲闪开不要进去坐坐，说：“白地板，不敢踩上来。”奶奶有些懊丧地和她们说：“那你们等一下，我出来。”或许事实就是，被儿子设计的
“庭院生活”，给她带来的也不过是她和她的粗野乡趣交往时的滞碍。
2004年，我上小学六年级。黄湾“2.15”大火烧死了40个烧香老太。我在作文班上用幼稚高昂的笔调写下“她们是信徒，然而佛祖终究没有在他们祈祷庇佑的时候给予她们哪怕是最基本的生命权的呵护。这是对于迷信最大的讽刺。”因为那篇文章的缘故，我被作文老师惊为天人，那篇文章也在老师间争相传颂，她们像是说一个装模作样的小大人一样说我：“看，她多像一个记者！”可笑的是，我在那时真的进入了角色，抑扬顿挫和我奶奶教导她听不懂，而我也说不懂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那时，念佛的奶奶被一家人中止事业，“软禁”在家里，她婆娑泪眼，像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保姆，再不是那个叱咤风云的家族领衔：七奶奶。我记得我在回家之前，拗出了个痛彻心肺的造型，学着电影里的强调，给她来了一句：“我真羞耻有你这样的奶奶。”我决绝地走了，好奇的是当时我奶奶为什么没有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狂奔上来拉着我的手，求得我的原谅。
时间过了十年，我离新闻这个行业命定般越走越近了，然而我却再也没有那样笃信、实践自己写下的一切的勇气。我渐渐明白，笔下的正义，往往就是生活中那一道道其实存在的裂缝。
也就在我满心“宽恕”了我奶奶的那一天，我告诉她“我要吃乡下人家结婚时的喜饼，里面夹着豆沙馅儿的那种。”那天以后，你会看到，我奶奶摇摇晃晃走过酒席前，一个个直指向天空的红烧蹄膀的骨头整齐排列，她走到主人家的面前，凑到耳朵边上说一句：“能不能多给我几个喜饼，囡囡要吃呀。”她拿着一个红色的结实袋子，向家里的所有人收缴她们分到的喜饼，打一个牢牢的死结，交给开车来的孙女婿：“给我带到城里囡囡家，她要，你们不要动！”在那个乡间国度里，她依旧是一个颐指气使的女王。
她有时还会去糕饼店里亲自购买上五个，坐一个小时公交，毫无征兆送到我家来。她喜欢看着我吃，总要说出一句：“这个饼才4块，等我们囡囡结婚的时候，我要去订制，做那种最大的，五块钱。”好与不好差一块钱，这就是或许会被你取笑的乡下老太的价值观，但我晓得，这是这个爱搞“封建迷信”活动的老太，能够给予我的，善良与爱。
喜宴上分得的新鲜的豆沙饼绵软潮湿，豆沙在中间密密地堆砌，是还吃的出些许红豆的颗粒感的粗砺的甜。这个喜饼，也是我外婆这个“街上人”和我这个五谷不勤的人一起分享的为数不多来自乡下的爱好。
外婆所说的记忆，全都盘踞在我生活的这个浙江小城市的过去，优越、葱笼，戏谑。她总爱说的一个桥段是她五岁的时候，由保姆带着到锦霞馆吃面的场景：“我一个人费力坐上了桌，阿姨给我围了一个白围裙，虾仁面上来了，趴趴满的一碗，白胖的虾仁数也数不清楚。我突然有种吃不光的危机感，哭了出来......”她看的入眼的食物很少，很多市井售卖的食物，在她看来是“邋遢”的。
她最觉扭捏的事情，就是“乡下叫喝酒”。乡下不是她的乡下，是她死去的丈夫乡下。18岁的时候，她是下乡的知青。两年后，她和高鼻梁、打篮球的乡村中学数学老师阿密结婚了。外公家在村里是远近闻名的大资本家家庭。也正是因为这样，外婆总说：“他不像是一个乡下人。”第二年，外婆生下了我妈。她像一个精悍的农妇一样劳作，但是总不能活在乡下人在田间议论纷纷的情趣里。而且一身洁白整洁的穿戴去田里耕作，也总会为乡下的妇女划归为异党。但是她就是宁愿穿了洗，洗了穿。她和外公说：“终归是要回去的！”
等我妈长到17岁的时候，她终于把自己和女儿的户口都“抽”回了城里。从那以后，她就像是失去了20年的记忆一样，只是坐在豁亮的电视机前，打毛衣，用煤球炉子慢慢笃糖烧蛋。每隔一个星期，她从粮油大厦里买一袋东西，去乡下的家里看看丈夫和小女儿。对于她离开城市的20年，只换得一句：“苦来。”
只是，外公去世以后，乡下的亲戚、邻居不能断。外婆不得不戴上口罩，穿上马上就要换洗的衣服，拿上自己做的八宝粥放在保温杯里，去乡下喝各种名目的酒。席间，她至多就是蜻蜓点水一样在菜刚端上来时微微一啄就收筷。喝完酒席回来后，我问她今天有几个能吃的菜，饱不饱。她很公正地和我说：“乡下摆酒，所有的菜都是没有半点遮罩露天茅坑，真是看到恶心就饱。”
外婆总在把乡间酒席描述得差不多的时候，就从自己的手提袋里暗落落地掏出一个软扑扑的喜饼，拗下一块直接放进嘴里。违反了原则似的怪笑：“还是这个饼，在乡下的时候，一到酒水场面上都能吃到。清通些。”
外婆是个不大嘴馋的人，但是总会时不时向奶奶讨几个喜饼吃。奶奶很敬重有文化、会变通的外婆，一次次把送喜饼到城里当成她的一项副业。
只是，有一天，我奶奶终于对我说：“喜饼要有大半个月不送来了，清明要到了，是吃新鲜的清明团子的时候了。我要去碾糯米粉了。”
我把喜饼送到外婆家，外婆仰着头算了算农历，说：“不用再吃饼了，清明要到了，开始准备给他们上坟了。”
每年的清明节，我的外婆要坐着车去给两个人上坟，一个是她的小女儿，一个是她的丈夫。
小学五年级的那年寒假，小年夜，一家人沉闷地从杭州肿瘤医院都回来了。他们和我说：“外公也回来过年了，在人民医院。”他们再也没有和我多说什么了。新年那天，我故意拿出了一件大红色的衣服，套在头上，外婆倚在门框上呆呆看了半天，大声说：“脱掉！”我一下子都明白了，开始在外婆面前不住地哭，外婆一辈子第一次骂我：“闭嘴，你哭得让你外公不太平。你要不要他好？”
新年一过，他们终于正式向我宣告了已经发生的事情。那一年，奶奶没有按照惯例，暂停了大年初三的时候摆上一桌她极为重视的年酒。她率领了一帮念佛的老太，跑到了殡仪馆，搀着外婆，把所有没有人懂得的一项项规矩，向我们交待得妥妥当当的。记得那几天里，外婆脸上毫无表情。我的奶奶，眼圈却一直是红的，眼泪时不时就要垂下来。奶奶和外公同岁，不过在那几天里，我产生了一种错觉：我的奶奶，是永远都不会死掉的。
几天后，终于发丧了，豆腐饭摆在城里的大酒店里。鸡鸭鱼肉竟然都是不缺的，我空空的肠胃和哭哑了的嗓子，在那一天终于发作了，我开始忘情地吃东西，和身边的人自在地聊天。后来，我全然忘记了自己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啪”，我的奶奶突然打掉了我的筷子，“你知道你在吃什么吗？”
我一下又嚎啕了起来，那一刻，我真的分不清，我的眼泪，是为了我理应有的悲伤，还是因为那顿我没有吃饱的酒宴。
料理完后事，奶奶要回乡下去了。我记得那天，奶奶和外婆说：“嫂嫂，以后清明以前，我都给你带乡下的喜饼来。”
呵，这样一算，离这话说出，竟然已经过去了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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