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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 最后一个迷人的 “学阀”（2）
　　李济去世后，留给李光谟一笔遗产，李光谟提出捐赠一部分设立“李济考古学奖学金”。当时社科院考古所本来已经同意了，但经“请示”后，此事却不了了之。李光谟听说，有领导在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会上讲：不能以一个1949年离开大陆的人的名义来设立奖学金。
　　李光谟说起此事来直摇头：“那是年吧，唉，本来是中国第一个考古学奖学金的……”
　　儿子眼中，李济相当固执，总是直道而行。“他不知道拐弯的，有时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的一面。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
　　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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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阅读《民国风度》吧！作者：徐百柯
书籍简介：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唤醒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让已经模糊的身影清晰可感。
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相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汉不已。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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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郭沫若如何盗窃李济的殷墟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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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谟：郭沫若如何盗窃李济的殷墟研究成果？　　　　　　　　　　　　　　　　　日　　　　　　　　　　　　　　　　　　　1929年底，父亲领导的殷墟第三次发掘接近结束时，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那时候，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正编写他的《卜辞通纂》一书。闻听消息后，他立即去信给“史语所”，迫切要求得到全份拓片。傅斯年为此征求父亲与董作宾的意见，他们商量后，都同情郭在流亡中还致力于做学问的精神，于是很快把全份尚未发表的拓片寄给郭沫若。郭沫若收到后立即把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书中，并在付印之后才告知“史语所”，这让父亲当时颇觉尴尬，但最后还是认为学术乃公共事业，不必为此事按纯法理的观点追究处理。　　　　　　　　　　　　　　　　　　　　　　　　　　　　　　　　　　　　殷墟发掘者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　　　　　　　　　　　　　　　　　　　　　　　　　　　　　　　　　　　　100多年前，当一位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从药铺里的“龙骨”上辨认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时，这小小甲骨牵出了一个失落了3000多年，又充满传奇、悲壮、神话般色彩的殷商王朝。而中国现代考古的田野启蒙也是在殷墟的大地上正式开始的，殷墟发掘将我国有据可查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以前，引起了一场史学界的大变革，从而以最高票毫无争议地登上“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榜首。　　　　　　　　　　　　　　　　　　　殷墟的成功发掘与一个人紧密相关，他的名字叫李济。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的序幕，他主持的殷墟发掘更是中国考古界的辉煌，1949年，以文物的去留为自己去留的李济跟着殷墟出土文物到了台湾。从此，他的名字在大陆也越来越黯淡。　　　　　　　　　　　　　　　　　　　日，就在他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这一天，83岁的李济因心脏病猝发溘然长逝。李济生前最得意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悼词中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被张光直尊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也是中国第一位享有世界级声誉的考古学家。　　　　　　　　　　　　　　　　　　　1949年2月，22岁的李光谟告别父母，独自踏上从基隆到上海的客船，自此天各一方。虽然是李济的唯一儿子，李光谟坦言年少时与父亲李济并不很亲近，直到十几年前开始整理父亲遗稿，每每面对父亲留下的文字，与父亲的亲近感才一天天强烈起来。在李济诞辰110周年之际，由李光谟整理的《李济文集》也即将出版，这对相隔半个世纪的父子，终于在另一个时空里完成了一次心灵对话。　　　　　　　　　　　　　　　　　　　口述◎李光谟记者◎李菁　　　　　　　　　　　　　　　　　　　从清华到哈佛　　　　　　　　　　　　　　　　　　　1896年，父亲李济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双眼井。3年后，王懿荣首次收集到12块龟甲，从而发现了最早的甲骨文，那时谁会料到，这个湖北农家的普通孩子日后会成为主持殷墟挖掘的大考古学家呢？　　　　　　　　　　　　　　　　　　　父亲的早期教育归功于我的祖父李权。祖父是位学问不错的教书先生，在全县有一个最大的学馆。祖父认为，小孩子刚读书时候，要先让他学最难的，然后再学容易的，这样进步会比较大。所以父亲并不像别的孩子那样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而是从“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学起。但因为祖父是全县闻名的大秀才，没有人敢指责他违背传统的教育习惯。　　　　　　　　　　　　　　　　　　　1907年，清朝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被当地人称为“李优贡”的祖父也被送到北京参加会考，得到一个七品小京官的职衔，分在内务府。祖父把家人接到北京，父亲就在11岁那年跟全家来到北京。　　　　　　　　　　　　　　　　　　　1911年，用庚子赔款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开始招生，投考者有1000多人。当时还叫“李顺井”的父亲糊里糊涂应了考，被录取进了“备取榜”，排名倒数第三。如果考生没取足，就从“备取榜”里接着选，于是父亲幸运地成了北京录取的120名新生的一员。7年半学习结束后，他们同一批进入的学生，经过陆续考试淘汰最终只剩下57人。　　　　　　　　　　　　　　　　　　　1918年8月，22岁的父亲自上海乘“南京号”远洋*赴美留学。父亲在清华读书时，美国有一位华尔考（G.D.Walcott）博士曾为他们教授过心理学和伦理学，并第一次在中国学生中作了智商测验（父亲被测定为128）。父亲受他影响，对心理学产生了极大兴趣，所以最初在马萨诸塞省的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　　　　　　　　　　　　　　　　　　　克拉克大学的老校长霍尔（C.S.Hall）教授提倡学生到图书馆自由阅读，他认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学校的图书馆及书库全部对学生开放阅读。那时候人类学在美国刚刚兴起，克拉克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些著名人类学大师的著作，父亲一下子入了迷，之后又在老校长霍尔教授鼓励下，改学人类学。　　　　　　　　　　　　　　　　　　　听说父亲转学人类学后，他的好朋友徐志摩非常赞成，他认为父亲是适合做学问的人。　　　　　　　　　　　　　　　　　　　徐志摩与父亲同船去美，他是自费留学生。在克拉克大学的第一学年同住一个公寓，关系很好。徐志摩读的是历史系。徐志摩跟父亲的关系很好，他在第二年就从克拉克大学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1920年暑假后，徐志摩远渡大西洋去了伦敦，而父亲则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从此开始各自人生道路。我后来整理父亲文件时，找到了父亲保存的徐志摩去纽约后写给他的9封信，信里就生活、学习等谈得很广泛。徐志摩对父亲当年也有这样的评价：“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的父亲，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第一位外国留学生。父亲的博士论文是《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认为中国民族的主要成分有5种：1.黄帝子孙：圆头窄鼻；2.通古斯：长头窄鼻；3.藏缅族群：长头宽鼻；4.孟-高棉语群：圆头宽鼻；5.掸语族群。　　此外，还有3个次要成分：1.匈奴族系；2.蒙古族系；3.矮人。　　　　　　　　　　　　　　　　　　　1923年6月，父亲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父亲的论文得到的评语是“极佳”，后来在哈佛大学正式出版，一位历史学家说，“自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及人种问题的，大都征引其书”。　　　　　　　　　　　　　　　　　　　1922年，著名哲学大师罗素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问题》，文中提到了父亲的论文让他“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并大段引用了父亲论文。像罗素这样的名人，在自己的书中如此大量引用并赞赏一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作品，这使父亲一下子声名大振。　　　　　　　　　　　　　　　　　　　有趣的是，父亲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祖父李权还不知道如何衡量这个陌生的头衔，但又心有不甘，不久想出了一个办法，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博父”。父亲的朋友们，像赵元任，也善意地开玩笑称他“李博父老先生”。　　　　　　　　　　　　　　　　　　　父亲在哈佛读书时，有一位讲授体质人类学的讲师E.A.Hooton，父亲将他的名字翻译成像日本人名字的“虎藤”，1921年暑假，虎藤交给父亲一批尚未开箱的500件埃及人头骨，让他每天花半天来开箱、洗刷、整理头骨，按钟点付钱。父亲花了大半个暑假来做这个工作，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次整理头骨的经验，让他对于处理人骨，特别是人头骨有了亲身体会，这对他后来进行生体测量的实践以及处理安阳殷墟出土的人头骨很有裨益。后来，在安阳殷墟挖掘现场，很多年轻的考古人员大都是在父亲的指导下经历了整理人骨的训练，后来著名的考古学家高去寻、尹达、夏鼐等都谈过此事。　　　　　　　　　　　　　　　　　　　从人类学到考古　　　　　　　　　　　　　　　　　　　1923年，父亲应校长张伯苓聘请，到南开大学教授社会学与人类学。1995年，我去台湾参加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的研讨会上，见到快90岁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他提到当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搞英文比赛，还请从美国回来的李济等人做评委。　　　　　　　　　　　　　　　　　　　父亲最终与考古结缘，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有很大关系。父亲在美国留学时，有一次翻阅由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办的《馆刊》，扉页竟是一位中国地质学家的半身照片，这位地质学家就是丁文江。父亲回国后，经人介绍，终于见到他仰慕已久的大学者、时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的丁文江。丁文江对父亲也非常赏识，把他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认识。　　　　　　　　　　　　　　　　　　　那年夏天，河南新郑有老百姓在掘井时挖出了古墓，也就是后来人们俗称的新郑李家楼春秋大墓的发现，挖出的周秦时期的铜器运到开封陈列，丁文江获悉，鼓励李济前往考古，并为他凑了200元经费。由于当地土匪作乱，这次新郑行仅在出士铜器的土坑中找到几块人骨，收获不大。然而，这是父亲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也为以后取得不少宝贵经验。　　　　　　　　　　　　　　　　　　　自新郑之后，考古工作在中国北方一些地方陆续展开，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考古学家和学术团体闻讯，纷纷赶来“寻宝”。此间，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的汉学家，也组织了一支“中国考古发掘队”来华。其中有一位名叫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的专门委员，听说父亲是中国第一位荣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者，即来信邀请父亲参加他们的团队，一同从事田野考古工作。　　　　　　　　　　　　　　　　　　　面对这份邀请，父亲当时颇为犹豫，举棋难定时，他找到他十分敬重、年长他11岁的丁文江商量，丁文江回答说：“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如果有机会采集第一手的资料，切不可轻易放弃这种机会。”至于如何与外国人共事，丁文江建议“直道而行”，就是有什么条件尽量事先说清楚。　　　　　　　　　　　　　　　　　　　父亲马上给毕士博回信，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一个是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不久后毕士博回信说：“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父亲于是加人毕士博等人的行列。　　　　　　　　　　　　　　　　　　　也就在这一年，清华筹备成立国学研究院，父亲被聘为特约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国学研究院”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吴宓为首任研究院主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是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后来他们被并称为“四大导师”，能和他们在一起，对29岁的父亲来说当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而且国学院成立初期也只有他一个讲师，据说当时教授的月薪是400大洋，而父亲从弗利尔那里领取300大洋，为了与其他教授相等，他在清华只领100块大洋。　　　　　　　　　　　　　　　　　　　我后来看到一位老先生写他那时候的趣事：刚报到时，看到几位导师很庄重地坐在前排，学生们也分不出谁是谁。后来他看到一位头戴瓜皮帽、留着辫子、身穿长袍、神情有些委顿的老人，悄悄向旁边人打听：“这大概就是李济先生了吧？”其实他看到的那位老先生应该是王国维，不过在青年学生心目中，考古的就必定是位老先生。　　　　　　　　　　　　　　　　　　　父亲能到清华，也是丁文江向梁启超做的推荐。梁启超从1926年冬天起，曾多次跟李济商量，打算让他的二儿子、在美国学考古的梁思永回国跟他一道工作。梁思永回国后，应李济之邀参加了后来的史语所的工作，并从1931年第4次挖掘工作时开始进入殷墟。因为梁思永是考古组里受现代考古正规训练的第一人，他的加入使考古组的田野工作在方法和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在抗战期间，父亲把自己花了多年研究拟定的殷墟陶器总报告的细目最终完成时，第一个替他审查的就是已重病卧床的梁思永。很可惜的是，梁思永一直身体不好，50岁时便英年早逝。　　　　　　　　　　　　　　　　　　　黄金年代　　　　　　　　　　　　　　　　　　　1926年初春，父亲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先对晋南汾河流域进行了一次旅行调查，3月22日到达夏县，这里有传说中的大禹庙及禹王后裔和大臣的陵墓，他们在西阴村偶然发现了一片布满史前陶片的场所，由此确定了以此作为第一次挖掘现场。10月到12月，父亲与袁复礼再一次来到山西，进行西阴村遗址发掘，采集到了60多箱出土文物，大部分是陶片。　　　　　　　　　　　　　　　　　　　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挖掘是中国境内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进行的、用近代考古学方法所做的遗址发掘。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蚕茧，有平整的人工切割的痕迹。后来经专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实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　　　　　　　　　　　　　　　　　　　小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把这半只蚕茧放在试管里，另一半是棉花，用软木塞塞住放在办公室的笔筒里，我哪想到现在这半只蚕茧会这么金贵――它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恒温恒湿的库里，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只是1995年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时，才展出过8天，以示纪念。　　　　　　　　　　　　　　　　　　　1929年初，父亲加入由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应聘为考古组主任。父亲与傅斯年并不认识，也是经李四光、丁文江与杨杏佛等人推荐后，被傅斯年作为实现他的“东方学的正统”梦想的人才网罗进史语所的。陈寅恪与赵元任也被傅斯年从清华挖来，分别担任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也就在这年10月，董作宾先生主持了河南安阳小屯遗址试掘，这也是殷墟的第一次挖掘，但董先生的方式还是旧式挖宝物的方式，12月，父亲在开封与董作宾会面，确定了殷墟的下一步安排。他将会面情况写信报告给傅斯年与蔡元培，傅斯年可能觉得考古所就需要父亲这样的人，虽然父亲之前也没什么经验，但西阴村的报告出来，也引起轰动，所以从1929年殷墟的第二次发掘开始，父亲就开始接管了整个挖掘工作。　　　　　　　　　　　　　　　　　　　1929年底，父亲领导的殷墟第三次发掘接近结束时，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那时候，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正编写他的《卜辞通纂》一书。闻听消息后，他立即去信给“史语所”，迫切要求得到全份拓片。傅斯年为此征求父亲与董作宾的意见，他们商量后，都同情郭在流亡中还致力于做学问的精神，于是很快把全份尚未发表的拓片寄给郭沫若。郭沫若收到后立即把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书中，并在付印之后才告知“史语所”，这让父亲当时颇觉尴尬，但最后还是认为学术乃公共事业，不必为此事按纯法理的观点追究处理。　　　　　　　　　　　　　　　　　　　可能因为这一点吧，郭沫若对李济和董作宾都给予很高评价。1946年在南京参加旧政协筹备会时，郭沫若与父亲见过一面，后来在《南京印象》一书中他用整整一节的篇幅谈到这次会面，父亲接待他时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破旧汗衫，这使他非常感动，他写道，“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到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的一面……”但遗憾的是，50年代开始后，以郭沫若为名誉领导人的大陆考古界和以父亲为代表的台湾考古人类学界的关系，一直陷于隔绝。到80年代重新开始沟通时，父亲与郭沫若都已经告别人世。　　　　　　　　　　　　　　　　　　　殷墟发掘之后，影响比较大。1931年在南京开了一个殷墟遗址发掘成绩展览会，父亲做了演讲。展览和演讲引起各界极大重视。蒋氏夫妇与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包括戴季陶、孙科、居正等要人，悉数出席参观，舆论为之轰动。　　　　　　　　　　　　　　　　　　　1935年，殷墟发掘工作到了关键的第11次发掘，要大规模开挖4座大墓、400余座小墓，梁思永做的预算需要2万～3万银元，比原预算多出5～10倍，如不补加，将前功尽弃。父亲增加预算的报告，呈交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丁审阅后未加任何条件，即予批准。这次为期95天的发掘所获极多，出土了牛鼎、鹿鼎、石磐、玉器、石器等多件，父亲对丁文江一直心存感激。　　　　　　　　　　　　　　　　　　　早期的殷墟发掘一直是在与美国方面合作下进行的，后来傅斯年与美国人的关系并不融洽，1930年起，父亲与“史语所”终止了与弗利尔的合作，此后，中华教育基金会每年拨款继续支持发掘工作，一直到抗战开始，这是父亲一生科研事业的黄金年代。　　　　　　　　　　　　　　　　　　　流亡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发掘收工后仅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因为父亲从1934年起接替傅斯年担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筹备处主任，“史语所”与“中博”向西南搬迁之事，便由傅斯年交与父亲负责。“史语所”搬迁的第一站是经武汉到长沙，在那里只停留了3个月，因为日机不断轰炸，决定继续西迁至昆明。　　　　　　　　　　　　　　　　　　　在搬迁西南之前，考古组发生了一件空前的事：好几位青年人纷纷投笔从戎，离开了“史语所”。父亲为此心情矛盾：一方面安阳发掘的成绩太重要，但研究工作还未正式展开，人员散去了，将来怎么办？另一方面，大敌当前，连自己都萌生前线杀敌的念头，何况这些热血青年？1937年初冬的一天，在长沙公路边一个小饭店里，父亲、董作宾、梁思永等全体人员都在这里喝了饯别酒，送走了尹达、祁延霈、王湘等人。他们大多数后来去了延安，所以这一次分手后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　　　　　　　　　　　　　　　　　　　从桂林经越南辗转到了昆明后，“史语所”在这里安顿了两年。此间父亲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吴金鼎、曾昭（注：曾国藩的曾孙女，60年代自杀）、夏鼐等从英国返回昆明，成为中国考古界的新生力量。　　　　　　　　　　　　　　　　　　　1940年冬，因滇越线战事吃紧，“史语所”、“中博”又迁离昆明，到达四川宜宾的李庄镇。　　　　　　　　　　　　　　　　　　　李庄6年，是抗战时期“史语所”和“中博”相对安定的一段日子。在李庄还有一段小插曲。一次搬运时，不巧撞坏了一个木箱，里面的人头骨和体骨标本全都暴露无遗。当时农民一片哗然，加之此前有位来自广东的同事打了条蛇吃以解馋，当地人便传说这个机关不光吃蛇“还吃人”。后来只好由父亲与所长傅斯年等人出面，邀请当地官员和地方乡绅座谈，再三向他们解释研究人骨的意义，请他们对民众做些必要的解释，这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史语所”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损失；次年3月，日军侵占长沙，“史语所”存在那里的文物也悉告损失，这让父亲痛惜不已。不仅如此，因为医疗条件太差，我的两个姐姐鹤徵和凤徵，分别在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和李庄病逝，凤徵去世时才17岁。对父亲来说，那真是一段内忧外患的日子。父母一生生育了4个孩子，大姐幼时便夭折，这样，只剩下了我一个男孩子。父母后来把舅舅家的孩子过继来，取名“光周”，李光周后来也成为一个考古学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父亲以专家身份被派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赴日本各地调查战时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父亲5次寻找“北京人”头骨而未果，他以此为终生憾事。　　　　　　　　　　　　　　　　　　　分离　　　　　　　　　　　　　　　　　　　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语所由南京直迁台湾，所里全部图书、仪器、标本共装了上千箱，连同故宫、“中博”的重要文物一并船运。那时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　　　　　　　　　　　　　　　　　　　安阳殷墟文物也在转移之列，父亲是这次的押运人。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父亲也很矛盾，但他的第一考虑是保护文物，他说：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个地方无所谓。有人劝他不要跟着船走，怕危险，但他不听。那时候很多知识分子还对国共和谈抱有希望，想着躲避一段战火，等安定后再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　　　　　　　　　　　　　　　　　　　那时候我是上海同济大学三年级学生，因为身体不好休学一年。听说又要搬家，我很不情愿，因为那几年实在搬得太多了，但日，我还是跟着父母到了台湾。　　　　　　　　　　　　　　　　　　　我到了台湾很苦闷，因为那时同济大学给我一年的休学期，如果我不在1949年2月底回校报到，只能自动地再休一年，于是我想春节后再回上海读书。　　　　　　　　　　　　　　　　　　　那时候从基隆到上海，每天都有班船，非常方便。日晚上，母亲与过继给我们家的弟弟，五六个人送我到基隆码头，父亲没有来。我后来回想，当时也并没有生离死别的感觉。因为那时蒋介石已辞职，李宗仁做代总统，进行和谈，很多人还相信能和谈成功，我还想到了暑假就可以回家了。3天后回到上海，发现形势已经很严峻。日以后，去台湾的人口开始受到限制，父母很着急，一封信一封信地催我回家，特别是淮海战役到了后期，陈毅、邓小平的部队已经在长江边上，很多人梦想的“划江而治”也破灭了。父母最后寄机票来，那时机票可以说比黄金还贵，我给他们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决定留下来，说我想看到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还有相见的一天。那封航空信还可以顺利地送到台湾。后来有人告诉我，母亲收到信后大哭一场，父亲轻易不掉眼泪的，我这个人，在他眼里也许是不可救药了。　　　　　　　　　　　　　　　　　　　那一年，我22岁。后来我到了北京，考进华北大学学习俄文，后来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父亲大概没想到，我这个儿子最后会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父亲到台湾后，很快筹备成立了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1955年我收到父亲一封信，它经过多位亲友辗转、几乎穿越半个地球才到我手里。信中提到，他在台大教了一位绝顶聪明又极其用功的学生，他打算把这位高足送到自己当年留学过的哈佛深造。我后来知道父亲这位得意学生叫张光直。60年代，父亲托香港友人带给我的信，又一次提到张光直，对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张光直不想回台，有些伤感。直到80年代我才与光直结识，他后来得了帕金森综合症，但还一直念念不忘跟大陆考古界合作之事，多次抱病到现场考察。张光直近几年在大陆学界颇有影响，父亲如地下有知，也该欣慰吧。　　　　　　　　　　　　　　　　　　　从22岁离家，我与父母再没相见过。母亲是1975年去世的，那时候我在北大，美国给我寄了一个电报：母亲死了。父亲后来给我写信说：“你母亲临死前说，‘我要回家’……”日，父亲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　　　　　　　　　　　　　　　　　　　1929年，父亲在领导殷墟第二次发掘工作时，就与参加发掘工作的同仁约定：一切出土文物全部属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仁自己绝不许收藏古物。这一约定后来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界、民族学界的传统。到他去世后清点遗物时，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赠予他的几件仿古工艺品。身为一代考古学宗师，终其一生，未曾收藏过一件古董，2.2万本藏书，却无一珍本善本。　　　　　　　　　　　　　　　　　　　从专业讲，到了台湾的父亲应该有些落寞，因为台湾也无多少古可考。他后来都是通过从日本买殷墟的图片继续研究，他最后出的几本书也都是关于殷墟的。　　1977年，父亲写的《安阳》（Anyang）一书由华盛顿大学出版，这也算是对魂牵梦绕一生的殷墟有了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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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才而无耻，正是把灵魂卖个好价钱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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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发掘者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淡出公众视野，倒也说得过去。至于考古学界嘛，估计不知道李济的人，可能屈指可数。总的来说，文不对题，题目范围小而文章主要编幅是一生回顾。典型的标题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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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墟甲骨文至今仍有1250个字存活在世界四大古文字体系中，惟有以殷墟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国古汉字体系，历经数千年的演变而承续至今，书写出了一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史。从古老的甲骨文到今天的汉字，汉字一共有多少个呢？ 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古文字研究的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先生说，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商代文字字头已有４１００多个，能和今天的字联系起来、仍然“活着”的字有１２５０多个。 中国历来重视编写出版字书，最早的字书是东汉许慎编撰的《说文解字》，共收汉字９３５３个，《说文解字》的出现，使汉字书写有了统一的标准和规范，许慎因此被历代学者尊为“字圣”。 南北朝时期，南梁顾野王编撰的《玉篇》，收字１６９１７字，这部书在唐代、宋代时修订，收字增至２２７２６个。宋代丁度等编纂的《广韵》，收字达５３５２５个，是古代收汉字最多的字典。清代张玉书奉诏编纂的《康熙字典》，收字达４７０３５个，辛亥革命后，欧阳溥存等编的《中华大字典》，收入汉字达到４８０００多个。 近年来出版的《汉语大字典》，共收录汉字５６０００多字，是迄今为止收录汉字最多的字典，堪称当今汉语字典的“世界之最”，它的编纂，曾被列为国家文化建设重点科研项目、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凝聚了３００多名专家学者的１０多年的心血。 据介绍，目前海内外汉字文化圈所拥有的人口数高达１５亿人之多，全世界已有８５个国家的２１００多所大学开设中文课。还有不计其数的海外中小学和社会办学机构，也在开展汉语教学。据国家有关机构统计，国外学习中文的人数，已经达到３０００万人。 王蕴智介绍说，汉字的信息化处理技术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为了加强中国语言文字标准化和信息化的深度开发，教育部和国家语委最近又组建全国语言文字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今后通过对古今汉语言文字定性定量研究和语料库的全方位数字化建设，一个符合国家规范标准的古今汉字信息化建设平台将会建立起来。 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最早刻划符号在8000年前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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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读的好文章。文不对题是章法的瑕疵，就内容论，无伤大雅。“标题党”云云，颇有制帽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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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 失踪的大师稿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本刊记者 施雨华 发自北京日期：李济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他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完成了第一次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在半个世纪里，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主持了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他一生从事考古，始终不曾忘情的是寻找“中国人的始源”，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名字在大陆销声匿迹……1960年代，李济在台北温州街家中1937年，桂林，为办理经安南转昆明的护照，拍摄全家福1925年，清华国学院，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1929年，安阳，李济（打伞者）和董作宾坐在轧道车上1929年，安阳，发现一片彩陶1936年，安阳小屯出土大块甲骨灰土柱，李济蹲在木箱上指导1953年前后，李济与张光直在台大2012年，李光谟，他一直在介绍父亲的工作成绩给公众 （图/梁辰）2009年10月，陈北辰与母亲李宁在大英博物馆　　1928年是李济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国民政府成立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他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10年之前，他由清华学堂选送留学美国，5年里拿了3个学位：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最后是哈佛大学人类学专业的哲学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有人自此习惯性地称他为“Dr.李”。据说他父亲有一阵还给自己起了别号“博父”，在诗词和书信中公开使用，有炫耀儿子的意思，更显示老父的尊严。　　1923年回国后，他在南开大学当了两年教授。之后清华学堂成立国学研究院，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李济资历稍浅，加上需要做田野工作，任“特约讲师”，但月薪400元鹰洋、助教一人、研究室一间的“标配”，与四教授持平。　　李济拿的是人类学博士，但他一生的主要事业无疑是考古。按他自己晚年的说法，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从人类学家转为考古学家”：1926年他在山西夏县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李济后来因此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同时也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选择他领导考古组的重要原因，他需要一个受过西方田野工作训练的人。　　傅斯年为史语所制定计划，一开始就决定了两件事：一、成立一个组，以考古学作为研究中国史的新工具；二、以发掘安阳殷墟作为这个组的第一个田野工作地。他想知道刻字的甲骨是否仍然存在。　　1928年的第一次试掘证实了这一点。不过这次试掘跟盗墓差不太多，就地往下掘坑，只顾捡拾甲骨，其余一概不管。李济从第二次开始领导了发掘工作，此后，他的名字就跟殷墟连在一起了。许多年后，殷墟发掘在中国社科院评选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中高居榜首。　　安阳的洹上村是袁世凯当年失意时退居的地方，考古组到那里时他的遗产已经充公。他们就在他家中办公。李济写信给友人说：“历来做考古工作的，从没有这样幸运过。”　　从1928年起，他们在小屯、后冈、侯家庄等地进行了15次发掘。在殷墟这所大学校中，李济和后来加入的中国第一个读正规考古专业的学者梁思永（梁启超之子）以现代考古方法和观念培养了众多同事和学生，其中包括后来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和台湾史语所所长高去寻，一个时期内两岸考古界的几乎所有领军人物。他们的发掘证实了商的存在，中国的信史得以上推数百年。有趣的是，干了将近7年，发掘进行到第11次，他们才领到了官方的“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　　第15次发掘结束后十多天，“七七事变”爆发，随后李济投入了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的迁移工作。长沙，昆明，李庄，他们带着殷墟文物、图书、仪器、档案、标本在西南绕了一个大圈子。由于医疗条件糟糕，李济的两个女儿鹤徵、凤徵，分别在昆明和李庄病逝。　　经历丧女之痛，李济陷入消沉。1942年初，他写信给傅斯年，想辞去行政职务，专心研究：“数月以来，失眠已成一习惯，中夜辗转，窃念研究所自成立以来，所成就之人才多矣，而弟愧不在其列，有负知己，诚不自安，然此亦非弟一人之咎。弟自觉今日最迫切之需要，为解脱，而非光辉。衷心所祈求者为数年安静之时间；若再不能得，或将成为一永久之废物矣。”傅斯年勉励他为了对得起此生，还要做一些大工作。　　抗战结束，回到南京，李济以为可以安心工作了。不料几年后，他又面临一次大迁移。　　“我必须搬，你怎么样？”　　国共之争的战线不断南移，1948年底，南京已是风声鹤唳。11月，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决议选一批文物运往台湾，李济受命参与押运。在他看来，只要打仗，文物就会受损；只要文物安全，放在中国哪个地方无所谓。几年前共产党的朋友俄国人打进长春时，溥仪带去的故宫国宝被劫掠一空，这种事不能再发生。所以，文物去哪儿他就去哪儿。这种近似“没有立场”的姿态，为他招来一些骂声，不少来自昔日师友。　　李济把要搬家的消息告诉儿子李光谟：我必须搬，你怎么样？　　因为李济工作太忙，李光谟跟着祖父完成了启蒙教育。“父亲好像没怎么管过我，平常他一回家就扎到书房去了，有时候还带着没做完的工作，有时候就自己看书。我这辈子跟父亲说过什么话我都记不太清楚，次数太少了。”因此也就不太亲近。　　1947年他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家里不是很知道”。在同济大学医学院读书的他憧憬着民主和自由，觉得共产党带领民众走的路是对的。但他不清楚像父亲这样的人该归在哪一类，自己应不应该反对他们。这阵子他正请了假在家养病。犹豫再三，他跟着父亲去了台湾，一家人借住在台大医学院的教室里。　　父亲想了些办法让他进台大。当时傅斯年还没担任校长，台大说从外校转来的，年级要降两级，还要补一年的日语。同济的课程原本只剩最后两年，他决定还是回去完成学业。　　日他离开台湾时，母亲送到了码头，父亲头天晚上就说不来送了，李光谟提前跟他道了别。当时，基隆和上海每天都有客船往返。蒋介石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提出了划江而治的方案，许多人相信和谈能成功。李光谟当时还想着暑假就可以回家，但回到上海后，他发现情势变得太快。　　两个月后入台开始受限。父母一天一封电报催他回家，五六月份，他收到母亲来信，让他回台湾商量出国留学的事，同时寄来的还有买好的机票。当时一般人根本买不到票，李济找傅斯年，傅斯年想了很多办法才弄到了一张。见到机票，李光谟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原样寄回了台湾。他回信说，自己决定留下来，“看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以后“我们还会有相见的一天”。　　他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对他的归来，他觉得同志们是欢迎的，但得考验考验，毕竟你去过台湾。每隔一段时间他还能拿到一小笔钱，那是李济托朋友把他的讲座教授津贴转给了儿子。　　每天都有人离开这座城市，更多人静静等待着易帜的那一天。　　几年之后，李济在香港碰到那位朋友的女儿。她告诉李济，“李大哥去北京了，娶了太太，生了孩子。”李济问道，“他在哪家医院工作？”　　让儿子学医是李济的心愿，他认为医学能探索人本身的奥秘，也是研究体质人类学的基础。李光谟没有遵从他的意愿。他考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后转学俄文，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服从组织安排，从事马列主义哲学理论的翻译。　　他的生活、信仰和价值观与共和国连在了一起，但有时内心也会隐隐生出不安，或许是因为自己走的路，与父亲的意愿相去太远了。　　为了入党，为了在被劝退后恢复党籍，他总要在“总结”、“报告”中写一点关于父亲的事，但他从未批评过父亲治学和为人处世的态度。父亲一辈子都很正派，专搞学术，不懂政治。　　知道李光谟的下落之后，父母靠香港的朋友辗转和他通信。　　一次，李光谟收到一封经多位亲友协助传递的信。父亲在信中提到他那几年特别高兴的事，就是在台大教了一位绝顶聪明又极其用功的学生。当时他还不知道这说的是张光直，只是心中略感压抑，好像父亲有点儿对自己旁敲侧击，但又无可如何。　　在共和国，李济的名字逐渐销声匿迹，偶一出现也是在“批胡适”、“拔白旗”等运动中作为靶子之一。他主持殷墟发掘的功绩当年曾出现在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后来就只剩下一句：“解放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发掘。”　　失去田野的考古掌门人　　自1928年在广州创立，史语所二十多年里辗转迁移了9次，最后一次变动最剧，从大陆迁到了台湾。对此傅斯年态度极坚决，史语所“搬家”搬得相当彻底，图书、仪器、科学标本及大部分人员，都追随他到了台湾。但这其实是个例外，“中研院”十几个研究所，结伴同行的只有数学所，而且所长姜立夫不久又回到大陆，其余人也陆续出国，数学所不足“半壁江山”，史语所竟成“孤家寡人”。　　当时，学术界与教育界“全都属于逃难的阶级”。史语所那些图书、仪器、标本，安置在一个火车站的破旧库房里。守护这些宝贵资料的人生活与难民不相上下，他们往往有四五口家眷，却只能困居一间小屋，找不到合适居所的人有时还要在人家猪圈上头商量“一席之地”。　　尽管“中研院”已大幅“减员”，但此时蒋先生的政府自顾不暇，照顾这类学术机关实在既无兴致又无能力。幸而傅斯年“应征”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彼时台大在日本教授撤出后正缺教书人。他就势把来台的几乎所有学者及教育界人士聘到台大。这样一来，空虚的教席被大批著名学者所充实，后者的衣食之忧也稍获缓解。李济应邀在台大创办了考古人类学系，使训练职业考古家第一次列入中国大学的计划，但这位中国考古学的“掌门人”，已然失去了他的田野。　　不幸的是，迁台不久，“带头大哥”傅斯年就因用脑过度突然去世。“中研院”以甲骨学大师董作宾接任所长。此时史语所的同仁对生活的艰苦倒也“随遇而安”，但不得不写一些通俗的文字谋取稻粱，虽有推进社会教育的功能，却令正经研究成了忙里偷闲。后来李济建议董作宾请在美国的胡适帮忙。胡适募得两个基金的赞助，再加上台北政府拨款，“中研院”在新址建筑新房子，才终于安定下来。　　1958年，胡适应蒋介石“钦点”回台湾担任“中研院”院长。在4年的任期内他做了不少工作，“把中央研究院的地位抬高了”（蒋梦麟语），使台湾的学者在精神上感到满足，也使国际学术界注意到了台湾的工作。4年之后他于任上去世，在葬礼上，李济送了一副挽联，上面写了三句译自英文的话：　　明天就死又何妨？　　努力做你的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Be re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　　像是和老友倾谈，又像是自言自语。　　30年里惟一一次见面　　离开台湾11年后，李光谟没想到自己会接到这么一个任务：去见见你的父母。　　1959年秋，李济夫妇应邀赴美做学术访问，预计第二年8月乘船返台。得知这一消息，大陆方面策划了几种在途中与李济“接触”的方案，打算到时“约请参观访问”，找机会把他们留在大陆。　　1948年底、1949年初新华社先后发布两批战犯名单，一批军政的，一批文化的，后者包括胡适、朱家骅、陈雪屏等人，李济不在名单上。　　当时郑振铎曾在上海和香港多方打听李济动向，后来还多次邀请李光谟面谈如何设法接触李济。1950年，中国科学院设考古研究所，李济的好友梁思永和学生夏鼐任副所长，所长由郑振铎虚领，大陆考古学界曾猜测这是在“做李济的工作”。据说直到1970年代，中国考古学会还空下3个理事位置留给“台湾考古学界”。不过李济也许并不知道这些事。　　船到码头，Y先生以夏鼐同学、某旅行社职员的身份接船、拜会李济夫妇，并以旅行社名义请他们登岸。他是来“晓之以理”的。　　大陆方面提出了3个方案：留在大陆居住和工作；去北京及各地参观访问，往返自由；去广州与家人以及考古界人士会面，往返自由。3个方案都被拒绝。李济的理由是：他若回到内地不会有大的贡献，对国家民族文化反而不利；牵连的人太多，在台的亲友必然遭受大不幸；即便只参观访问，回去也有极大风险。他对招待表示感谢，并说他的学生尹达和夏鼐“早就完全有资格担任所长了”。　　其实这次会见之前，夏鼐曾想托Y先生转交一封信给老师，其中引用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段极著名的文字：“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　　这段名句出自南朝梁武帝之弟萧宏的记室丘迟所作《与陈伯之书》，那是封劝降书。夏鼐未封口的信曾经过李光谟之手，读后他颇感“兹事体大”，拿去给尹达看。尹达读完沉默了好一阵，只说了句，“夏作铭好糊涂！”把信留下了。　　“动之以情”的任务交给了李光谟。“我是党内所有处分都经过了，除了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因为我没有官方的职务。延长预备期，取消预备期，恢复预备期，留党察看，取消党籍。直到‘文革’结束我这个党籍才算恢复了。那年我还处在被劝退那么一个地位。”　　珠海的一个会客室里，别离的两代人见面了。　　“他们都退出去了，给我们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一位女同志有时会进来看看，照顾照顾我母亲。谈了有一个钟头吧，我父亲多的也不问，他就问问家里的孩子。我就拼命讲他认得的那些人，夏鼐怎么样了，陶孟和怎么样了，还有家里的一些亲戚。我那个时候很穷，按这里给我准备的，穿得好一点。我的情况他大致也都知道，他是希望看见我们全家的人啦。要是他肯留下，当然就见面了，那会儿他们都在北京等着，随时准备去，说要是老先生多呆几天就见到了。”　　“后来就吃饭，一餐非常丰盛的饭。那时候还在困难时期，我记得是把我从农场里头抽回来的，我在乡下搞社会主义教育呢。出来的时候我还带着老乡的两个玉米，生的，啃着回城的。我不记得那餐饭吃的什么了，但是记得有茅台酒，我多少年没见过了。我父亲也是爱喝酒的人。他喝了两杯，说不错，挺好。后来他们走的时候，我前后左右都是穿便衣的安保人员。事先就跟我说了，千万别过那条线，就是地上划的，用颜色标了一下的边界线。当时我手里拿了一串香蕉，也是多少年没见着的水果了，我看我母亲身体不好，我说你带着路上吃吧。我就想递给她，结果走到边界线了。旁边的人示意，指指那条线。他们过去了，我不能过。”　　李光谟以为Y先生真是旅行社的人，后来听说他死了，还想写封信到香港去慰问他的家属。“有人说也许他不是真死，是被派去别的什么地方了，我这人真糊涂！”　　最难使之满意的老师　　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系主任，李济当了10年。他认为考古不是与社会脱节的学问：　　“专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似乎带些神秘性；“过分专门”已有讥讽的意义了。但是社会，尤其是现代的社会，是崇拜科学的。考古学与民族学都是科学事业，若有过分专门的嫌疑，也许还是它们的专门专得不够彻底的缘故吧！真正的专门学术，没有与社会完全脱节的；试看考古学如何影响了历史，历史家的意见如何影响了现在国际的关系！民族学如何影响了社会以及政治！这些影响都可以放射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去。　　而发挥影响的开端，必须是这些学科本身的培植和滋长：　　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地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　　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　　李济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为考古人类学系创立了一个优良传统，并通过师生关系把这个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同时他也是一个“最难使之满意的老师”。本系的学生，最初两届出了李亦园、张光直等人，此后逐渐令人失望。李济讲课时感觉有好些新问题，听讲的学生却无人发问，问题也就没“滋长起来”。某次一年级年终考试，56位学生只一半及格，本系的12位，最好的也没到70分。他心里很不舒服。与之相应，有年轻人显露天分，他便不遗余力提携他“上路”。　　他生平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在大陆成了共产党“又红又专的考古家”；一个是张光直，台大毕业后去哈佛读人类学――和老师当年一样。李济面对他就像父亲面对儿子，严厉中饱含寄望。在给张光直的信中经常出现的话题包括：哈佛人类学课程的教法、参考书目，大陆新近发表的与古人类化石、考古有关的论文，国外关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讨论、相关著作。因为在美国容易找到的材料，“在台湾难得看到”――他从未间断地关心着岛外考古学的进展。　　做了许多年教师，他养成一个习惯，“看见了学生们，就想到中国的命运。他们集体的思想、行为与人生观，似乎就是中国前途的一个缩影”。一次，他在一个场合意外地听到一群没考取大学的青年哼唱民歌，开头几句是：“有些人的儿女，在美国结婚；/有些人的儿女，在台湾当兵！/结婚的儿女们，快成美国人了；/当兵的儿女们，要回大陆去……”　　这类印象压得他有点透不过气：是不是现代的青年中国人都不愿意作中国人了？　　他希望出国的学生能陆续回到台湾，“我想我能安置他们”。对寄望最多的张光直，更是在信中屡屡催促。张光直说他对回台湾后的远景颇有一番理想，顾虑的是，理想会被实际所折磨。李济“很愿意效劳”，为他筹划回台后的工作和生活，并答应他，“只要你有可以实行的计划，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促其实现。”　　“美国虽好，不是青年人久恋之乡”，因为“作学问是要自己开辟一个境界的”。“我最亲切的希望，为能帮助你们这一群年青力壮又有作学问志趣的，把傅孟真先生卅年前所燃的这一把新史学的圣火负责传递下去。”在他看来，台湾的工作环境不如海外，老一辈诚然有责任；但民族要延续下去，有才干的青年人如果都留在海外，民族的前途还有何指望？　　但史语所“将近十八万卷的书，卅万张以上的档案，二万五千片以上的有文字的甲骨，十万件以上的考古标本等等”，终于没有等来那个他寄望最多的得意门生。1960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张光直投奔了耶鲁。　　最终，继承李济衣钵的是他从大陆带到台湾过继的次子李光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后，他也去美国深造，最后回到台大执掌考古人类学系。但李济去世后几年他也不幸病逝。　　得到的和失去的，孰轻孰重？　　中美建交后第二年，李济老友赵元任回大陆访问，当天就打听李光谟的消息要求见面。一见到他，赵元任就让太太立刻给美国的女儿打电话，要她转告李济夫妇：我见着你们的孩子了。他还拿出相机给李光谟拍照，想寄去台湾。不料那个胶卷已经过期了，照片没拍上。好在口信是带到了。母亲听说后喜出望外，大哭一场。因为多年没有音信，他们以为孩子已经死于“文革”。　　之后，两代人又恢复了通信，次数并不多。张光直来访问大陆时带过两封，弟弟李光周在美国读书时就由他来回转。剩下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1975年11月，母亲去世两天后，李光谟收到一封美国来的电报，得知这一消息。母亲弥留之际在病床上说了一句“我要回家”。后来父亲在给他的信中说，你母亲去世的时候说她要回家，当然也包括你的家。　　当年离开父母那么决然，李光谟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的儿子也会离开。　　1950年代初，他和学俄文的同学结了婚，生育了一儿一女。在困难时期，两个孩子还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总是能收到从香港寄来的黄油和奶粉，一两个月一次，寄了两年。他当然清楚，那是来自什么地方。后来这边不让寄物资，但十天半个月一回的通信还能维持，直到“文革”。　　儿子李平1953年出生，1965年考入清华附中，刚读一年就是“文革”。此后，他去吉林插队，又到油田当了工人。1977年高考恢复，他的志愿是北大历史系，却因为持续高烧连体检都没能参加。等到被送回北京，他已经连站都站不住了，后来在医院被确诊患了白血病。　　住院期间，毫无精力的李平没能跟父亲有更多的交流。半年后他离开了。那一刻李光谟突然觉得他的遭遇竟跟父母如此相似。“我扪心自问，我这一辈子，得到的和失去的，掂量掂量，不知道哪头轻，哪头重。”　　以前他没能像别人那样承欢父母膝下，以后恐怕也不会有机会了。但中国的事很难说。1949年不离开就算尽孝了吗？当年把父母争取过来，跟自己一起革命，又算不算是孝？那些年中国知识分子经历得太多，让人连大声笑的机会都没有。　　就只能这样了。　　决定命运的精神负担　　当年的伙伴或留在大陆，或远走海外，或改行转业，对李济而言，整理出版殷墟的研究报告是一件无法移交的“精神上的负担”，“若是有一件事，决定我的卅年来的命运，也就是这一件事”。然而，肩上的事情越积越多，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躲开它们。“现在所抱的也只是愚公移山的人生观……”　　1955年董作宾因为生计问题去了香港，李济接任了史语所所长，也许出乎他本人的意料，这个所长一做就是17年（卸任后为“终身研究员”）。　　台湾当局一度以“反共复国”为名，要求学术为政治服务，史语所也受到影响，间谍情报人员、经过胁迫而参加的人员、特意混进来的人员出没其间。李济再三要求学术与政治“分家”，使史语所有机会成为“中研院”在办公时间惟一没有公开政治活动的地方。　　所长任上，他主持出版了26巨册《中国考古报告集》、5大册《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19本《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70年代中，李济怀着歉疚的心情说，“我们还未做到我们应当做的一切。”事实上，他所主编的4册论文集《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在他生前也只出版了一册。但他无疑已经就此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　　后来张光直这样谈论老师，“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　　李济认为，人生短暂，无法兼顾太多，与其求广博，不如求精到。因此资料的汇集与长期定心致力某一范围的研究是必要的。　　他的晚年无疑是寂寞的，尤其是1975年相濡以沫的夫人去世时。办完丧事那晚，学生李亦园陪他到很晚，“他留我在他家住下来，我因睡不惯生床而没有答应他，他很有失望之意。”事后李亦园很后悔。　　1961年，李济被确诊患有糖尿病，医生交待他要按比例进食米饭、肉类、蔬菜。他实在太“科学”，竟把天平带到宴会上去，吃什么东西前都要称一下。　　后来，和陈寅恪、钱穆一样，他的眼睛和腿脚也出了问题。当年斯文赫定告诉他，3年不回到骆驼背上，就感觉腰酸背痛；而他认为考古人不一定要在骆驼背上，只要有动腿的自由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快乐。现在这种快乐正无可挽回地流失。　　学生宋文薰说，“李济是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因为他的严肃，后生晚辈平时都不敢去打扰他。李霖灿是少数例外之一，他常借故去陪他聊天，因为能和他谈一谈昆明龙头村和李庄张家祠堂的人越来越少了。能谈谈安阳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1977年，李济最后的生命之作《安阳》出版前后，老友费慰梅（费正清夫人，李济总开玩笑说费正清是“亲共分子”）去台北拜访他，也许是感觉李济已经到了“该给人们留下点什么”的年纪了，她专门请他作了两次口述。几个月后，费慰梅把记录发给李济修订和补充，请他谈谈“在你长长一生中自己认为最值得一提的见解，以及最快乐和最痛苦的经验”。　　半年之后，李济才回了他“所能写的一封够长的信”，除了谈到两个具体的问题，他也坦陈了自己的心境：　　几个月来我受到某种无意识的禁忌所抑制，没有写任何东西，甚至跟我的好友和亲属也没有通信。……我至今还不想去让医生检查身体，因为这种感觉只是逐渐发展起来的，至于我的感觉器官和身体其他部位的衰退，早在我过完八十岁生日之后就已经出现了。这是否就是通常所说的岁月的重担？我不知道。　　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正在飞速变化，这是你十分清楚的。是否这些身边的新事物触犯了我的情绪，我也说不好。但是，和我有着同样观点和感情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地逝去，无疑削弱了我对周围事物的亲密感……　　日，李济对宋文薰说，他正计划写一本与最初的著作《中国民族的形成》同名的书。二十多岁时，他在自撰的简历中写：“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始源出来。”　　他做了一辈子考古，并不只是为了研究“古物”，始终不曾忘情的是寻找“中国人的始源”。在这一意义上，他仍然是个人类学家。　　第二天，他在给学生许倬云的信中慨叹：“世事日恶，不知终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年轻，或许会往乐观方面想；我已老衰，眼前实在看不见出路。”　　半个月后，8月1日，李济突发心脏病，离开了这个他越来越觉得疏远的世界。那天，正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　　未曾面对面的“重逢”　　李光谟觉得，冥冥之中是有感应存在的。　　那天，女儿李宁的一个同学在楼下叫她，她站在阳台上朝下面说了几句话，回到屋里，莫名其妙摔了一跤。以为女儿身体出什么问题了，到医院检查，都正常。3个星期后，他收到张光直寄来的讣告，一看父亲去世的时间――上午9点半，正是女儿摔那一跤的时候。　　李济的遗嘱是，多留点钱给李光谟，少留点给李光周，总体上持平。他觉得亏欠了大儿子。　　1982年，李光谟向夏鼐提议，把自己分得的钱捐出来设一个“李济考古学奖”。最初夏鼐非常兴奋，说，应该应该。但李光谟托人把钱寄回国后却找不到夏鼐了。后来一位朋友告诉他，考古学会理事会上有人问起过这事，夏鼐的回答是上头不批：大陆第一个考古学奖，不能以一个去了台湾的人命名。　　1985年，大陆出版《安阳殷墟头骨研究》，收入李济的两篇论文，夏鼐在序言中称李济是将体质人类学引进中国的前辈学者之一。这次他没有再回避他们的师生关系。　　当年6月，夏鼐去世，大陆考古学界的最高奖最后以他的名字命名。　　父亲去世之后，李光谟好几次想去台湾看看。就像当年寄信一样，他也想过先到美国、再转台湾的办法，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现。直到1995年李济百年诞辰，他才终于成行。在台北的一个公共墓园，女儿陪他去看父母的坟，上次见面后，又过去了35年。　　那些天里，故宫博物院专门作了一个为期8 天、每天8小时的“特展”，展品只有一件：李济在西阴村所发掘的半个茧壳。　　李家在台北的住所没有管好，被盗了几次，值点钱的东西都喂了梁上君子，李济的一些书稿也出现在旧书店。在他晚年蒋经国跟他来往较多，逢年过节总要拜访拜访老知识分子，彼此还有不少通信。　　这些信李光谟一封也没见着。　　一个意外的收获是台大人类学系向他们移交了李济夫妇的遗物：五箱手稿、书信、公文、账目，甚至还有一部分李光谟当年留在家里的东西。其中有当年母亲劝他回台湾那封信的底稿，是父亲的字迹（寄来的信应该是母亲抄写的）。　　李济一生发掘、保管文物无数，遗物里面却没有一件古董，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送的三两件仿造艺术品。他一直谨守自己当年立下的规矩：考古工作者不藏古物。　　李济曾说，一个人的工作成绩就是他最好的纪念品。父亲去世后，李光谟一直有一个愿望：介绍父亲的工作成绩给大家。三十多年来他整理和翻译父亲的著作，编辑出版五大卷《李济文集》及《李济学术文化随笔》《李济学术随笔》等书；他访问父亲的朋友、同事、学生、晚辈，收集一切可能的材料，写成了记录父亲治学生涯的随笔集《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后增补为《从清华园到史语所》）。　　日夜跟父亲的文字和思想打交道，他才真正理解了父亲。他发现自己对父亲其实有很深的感情，而现在父亲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令李光谟感到安慰的，是正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求学的外孙――他读的正是考古学。　　1985年出生的陈北辰起初学的是物理。2006年《李济文集》出版，陪同外公参加一系列学术活动的过程中，他逐渐坚定转行的决心。在电子邮件中，他这样回复我的提问：　　“当时和许多从事考古或相关工作的老师，大学的、考古所的、博物馆的，甚至拍卖行的，都有过交流，或深或浅，亦正亦邪，总体上对我选择考古有所推动。最终动力是张光直先生的短文《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深入浅出，道尽考古的魅力与瓶颈、精华与糟粕、过去与未来。”　　“我觉得李济这个名字对中国考古学来讲像是一座尘封地下的里程碑，它已离你很远，你也完全有理由不知道它，但这丝毫不能抹杀它存在的意义和具有的价值。近些年来许多有心人逐渐意识到了它的存在，并且努力揭开层层封土。我只不过比大家更早有机会了解到而已。”　　考古→翻译（李光谟的多半生）→新闻（李宁的职业）→考古。一切回到原点，是不是也可以算作又一次“重逢”？　　(参考书目：李济著《中国文明的开始》《安阳》，李光谟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李济学术文化随笔》，李光谟、李宁编《李济学术随笔》，李光谟著《锄头考古学家的足迹》《从清华园到史语所》，岱峻著《李济传》) 感谢“李济考古学奖学金”金豆豆、外研社付帅为采访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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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转贴]郭沫若如何盗窃李济的殷墟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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