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铝变形记：2015年要本质脱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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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企业要是我自己的，我早就不干了，何必这么受苦。”一向出语稳重的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铝业)董事长熊维平在今年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样说，“这么大压力，我没得抑郁症。我也不能得抑郁症。”
“何必这么苦!”这句话出自一家央企老总之口，真是难以想象。3月，中国铝业业绩快报称，2013年中国铝业盈利9.4亿元。较2012年亏损82.3亿元的惨淡局面相比，已有长足进步，但市场不禁好奇，它还是一家铝业公司吗？
这次盈利令其得以摆脱连续两年亏损、可能被戴上ST帽子的阴影。但掌门人熊维平的脸上丝毫没有微笑。1956年出生的他出身于学界，曾任中国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1998年起，他分别作为筹备组成员参与了中国铜铅锌公司与中国铝业公司的创立，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中国铝业面临的问题。
一个数字可以反映问题：中国铝业存货额2012年年末达到255.9亿元，2013年前三季度存货额也仅消化了31亿元，至224.6亿元。自从2009年中国资产泡沫破灭，经济增速持续放缓造成的铝需求减少带来铝价的极速下跌，铝价甚至低于成本，已经逾五年不能消化。这令市场人士感叹，中国铝业的库存报表成了中国经济泡沫的活化石，如果意欲一睹中国经济泡沫的危害性，那就看一眼中国铝业的库存。
最新的2013年业绩快报显示，中国铝业主营业务依然不振，-8.98亿元的营业利润在原本应该带来喜庆的业绩快报中显得分外刺眼。
事实上，中国铝业的2013年伴随着“瘦身求生”的努力而进行，其向母公司中国铝业公司出售了包括氧化铝生产线、铝加工企业股权及中铝铁矿65%的股权。这些交易给中国铝业带来了71亿元的收益。
与之相比，通过控制成本支出，中国铝业将氧化铝的制造成本压低了9%，电解铝压低了5%，这两项带来的收益为53亿元。
中国铝业新闻中心一位工作人员告诉《环球企业家》：“不用讳言，资本处置的确对盈利带来了重要的影响。”据估算，成本缩减与资本处置，约各自占到其扭亏为盈因素的一半。金瑞金属员宋小浪告诉《环球企业家》，此次中国铝业出售给母公司中铝的资产中，铝加工板块本身就是盈利最差的业务。“它要盈利，靠什么？靠自己的矿，靠冶炼。中国铝业下游自己做铝加工的公司，它们是从内部拿铝，这个价格甚至比他们从外面进材料的价格还贵。在企业内部相当于是将亏损转到了加工这边。”
多位分析师告诉《环球企业家》，母公司回购资产的做法，基本就是为了让中国铝业规避ST风险。因此，无论对熊维平还是投资者们而言，关键问题并不在于2013年的盈利，而是中国铝业如何走下去。
走下去，最大的困境来自铝价。
2008年开始的经济危机给铝价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这种打击直至今日仍未消解。铝产品的供需与汽车、房地产紧密相连，而后两者在经济危机到来时遭到最为严重的冲击―2012年，中国电解铝需求量仅为1910万吨，而实际产量达到2027万吨。生产增加、需求减少的趋势令中国铝业的存货自2006年来一路飙高，从99.4亿至2012年的255.9亿，每年均有增长，在2008年，存货增长率高达47.5%。
这些存货成为中国铝业在经济泡沫后留下的化石，高企的数字既是往日辉煌的遗迹，也是今日的沉重负担―2007年时，电解铝价格高达18000元/吨，但随即一路跌落，目前电解铝的价格已经跌落到了13000元/吨左右，这一价格甚至低于多数企业生产电解铝的成本。
华泰证券分析师刘敏达告诉《环球企业家》，电解铝生产的重要成本是电力，而各地能源价格的不同令各地铝企的盈利能力也有巨大差别。“内蒙、新疆、青海的能源有成本优势，大部分能盈利的铝生产企业都在那里。而中东部地区要盈利非常难。电力带来的成本差异反映在铝价上，最高可以达到2000元/吨。”而这2000元，足以决定生产出的电解铝是赚钱，还是赔本。
分析师李旬告诉《环球企业家》，目前国内能够盈利的铝企，仅有山东的两家和西部地区的三四家，而中国铝业主要布局在河南、山东地区的铝生产企业无法获得成本优势。同时，民营企业往往采取铝电一体的策略，通过自备电厂方式来压低电价。中国铝业尽管在能源领域也有所介入，但由于体量大、启动晚，目前仍有50%的生产电力来自电网。
一个吊诡的事实是，尽管需求降低、铝价大跌，但全国各地的铝产能却在不断增长。早在2003年，国家发改委已经意识到了国内电解铝产能的过快增长，“市场电解铝总体上供大于求，我国电解铝快速增长加剧了这一局面”，并要求停止审批任何电解铝建设项目。此后，发改委又在年多次叫停各地电解铝项目。
然而，在“国”字头铝企放慢脚步的同时，西部地区的私营资本却在继续增强对电解铝产业的投入。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目前全国的电解铝产能中有超过60%是未经发改委批准的“黑户”。
成本线上下的些微差异导致了这一局面：只要还能赚钱，无论当地政府还是资本力量都乐见新的产能上马，而产能越大，铝价越低，还能盈利的企业就越少。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到2012年中国电解铝产能已超过2700万吨。而到了2013年，这个数字超过了3031万吨。以每万吨产能投资1亿元估算，投资总额超过330亿元。新增的产能主要在新疆等电解铝仍能盈利的地区，而每增加一吨这样的产能，就意味着中国铝业甩脱库存包袱的困难程度增加了一分。
在生产就意味着亏损的情况下，关停、转移产能似乎成为唯一的希望。但事实上，铝业高昂的投入及关停成本令这种努力也变得十分艰难。每万吨铝产能需要1亿元以上的投入，放弃现有生产线意味着巨大的损失。而关停后，重启一条生产线所需的代价同样上亿。
当地政府亦不乐于见到这样的状况。“关停产能和当地经济、就业都有关系，当地政府也会给铝企压力。”刘敏达告诉《环球企业家》。
更重要的是，尽管每家企业都深知产能过剩的严重后果，但谁都不愿意率先关停产能。“谁先关停就是成全别人。”李旬告诉《环球企业家》，“关停的确能带来铝价的回升，但以现在许多铝企的情况，一旦关停了，就再也没有能力启动。”这样的局面下，2013年4月，国内几家大型铝企赴京，在中国有色工业协会的协调下商议减产事项，但最终无果而终。
最后，中国铝业在2013年6月对部分生产线实施弹性生产，涉及关停的产能为38万吨。《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38万吨的关停相当于中国铝业产能的9%。
难以大面积关停产能，要消化库存就只能寄希望于市场重振，令铝需求增加。然而，对于铝业在2014年的基本面，业界也并不看好。“一方面供求关系没有改变，另一方面2014年资金也在低点，市场流动性不足。政策面上，相信国家不会来扶持已经产能过剩的铝业。”李旬告诉《环球企业家》。
对于中国铝业而言，要在2015年实现“本质脱困”，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动力。
熊维平从2012年底开始进行“市场化开放性改革”，用市场化手段选聘企业总经理，公司领导层必须缴纳一定数额的风险抵押金。
这一做法在试点的下属单位获得成效，一年内中铝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单位已经贡献了20亿元的利润。
在缩减成本方面，人员开支也成为熊维平下手的目标，“一个200万吨的氧化铝厂，民企1000人，我2009年回来的时候是12000人，其中科级以上干部1000人。”从中国铝业财报可知，2011年在职员工10.1万人，而2012年时已降至9.7万人。
同时，在执行公司既定的“从单一铝业公司向多元化金属公司转变”的战略上，中国铝业在2013年表现良好―数据显示，除了铝之外的其他业务为公司贡献了超过43亿元的利润。这些业务包括相关多元化的工程技术、国际贸易、能源、资源勘探、资产经营和金融等业务。根据中国铝业相关负责人的说法，这些业务具有“市场化的活力”。而查阅其2013年三季报可以发现，前三季度仅通过购买银行短期理财产品，就为中国铝业带来了26亿元的利润。
而在甩脱亏损严重的主业方面，中国铝业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决心。李旬告诉《环球企业家》，根据他了解到的情况，中国铝业在2014年还将继续关停产能，关停的量达到100万吨，“这至少表明了一个相当坚决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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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计2015最新一期农村主人公王思聪变形记|漂泊在黄土地的霸道总裁|变形计韩安冉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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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大家期待即将上映的《变形计：漂泊在黄土地的霸道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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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信仰查拉斯图拉，但是对于查拉斯图拉又有什么关系！你们还不曾找到自己，你们先找到了我。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具有百年历史的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因为涉嫌在锦州港虚假陈述案中负有连带责任，未能公正审计，在中国被告上法庭。“四大”的神话和权威，被更多中国人所质疑。　　用简单的分析方法就能得出的结论，为什么大名鼎鼎的的毕马威反而发现不了？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1万人民币的审计费用，用得着年收入上百亿美元、以百年声誉著称的毕马威铤而走险装糊涂吗？进入中国市场以来，毕马威为防范风险下足了功夫，从员工素质和培训，到风险导向审计，再到对客户的精挑细选，“只与君子打交道”，为什么还是出现了问题？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一份报告指出，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在给亚洲公司进行审计时，采用较低的审计标准，而同时又以其令人尊敬的会计职业名声签署审计报告，给人以公司财务状况健康的假象。为什么“四大”敢于“变脸”？“我不是毕马威，如果换成我，也许做的更糟。”最先揭露锦州港假账问题的一位会计学教师说的一段话，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探究一个国际榜样在中国的变形　　毕马威触礁锦州港　　早春，仍寒，却是火热的上市公司年报高峰期。3月中旬，来自锦州港（619、9952）的消息，北京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公司22年年度的审计工作刚刚结束，审计人员已离开锦州回京，正在撰写审计报告。　　一个月前，2月9日，上海律师宋一欣作为他朋友徐倩的代理人，走进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以锦州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兼前锦州港董事长张宏伟、广发证券、北京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和香港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被告的民事诉状，索赔15587.94元人民币。　　毕马威在北京和香港的这两家会计师行，因为涉嫌在锦州港虚假陈述案中负有连带责任，成为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被投资者起诉的第一家。与此同时，这也是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在国内证券民事赔偿案中首次成为被告。　　锦州港（619、9952）A股、B股分别于1999年和1998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境内审计工作委托给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境外审计由毕马威香港会计师行完成，历年审计报告均被毕马威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　　具有百年历史的毕马威是全球第三大会计师事务所，1983年在北京建立国内第一家办事处，1992年成立国内第一家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随之毕马威在上海，广州，深圳先后设立了分支机构，现有中国员工1多人。去年12月，毕马威首次选址中国，在上海召开它的全球董事会议，重点研究在华业务的战略导向和行动方针。毕马威国际主席利万基宣布，未来1年中国业务将成为毕马威全球最大的业务分支之一。　　区区1万多人民币的诉讼标的，与毕马威在华的业绩增长相比不值一提。22年毕马威在中国又赚了个钵满盆满。来自彭博资讯的消息，尽管去年各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利润增长纷纷降至1年来最低，但毕马威却宣布22年的收入增幅达3.9%，尤其大中华区业务高速增长，仅从中国上市公司中（A股、B股）至少取得了9余万元的年度审计收入，名列“四大”之首（毕马威22年中国境内A股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名单见上表）。　　真正让毕马威头疼的是它去年沾染上的美国施乐公司14亿美元虚增利润，毕马威坚称自己是客户管理层欺诈行为的牺牲品。与在国外到处喊冤不同，这家会计师行却对它在中国的官司保持沉默。　　“这是一个意外，”这是毕马威香港会计师事务所的陈佩慈小姐惟一的表态，她拒绝对诉讼和自己公司是否有过错发表任何信息，只是说诉讼事项已经委托给北京毕马威华振事务所处理。宋一欣律师说：“未接到毕马威和解意向的表示。”香港毕马威的陈佩慈小姐表示：“和解尚不在考虑之中。”而北京毕马威华振也只是告诉《商务周刊》，已接到法院受理通知，为锦州港年报审计签字的注册会计师罗铮已经升任毕马威华振合伙人，但包括她在内的所有被询问的合伙人均拒绝回答问题。　　一位毕马威华振的高级经理私下与本刊记者会面时透露，由于正值上市公司出年报，毕马威华振里聚积着从各地汇拢来的财务报表，“装配车间”里的“审计工人”正有条不紊地在流水线上忙碌。但他承认，“锦州港”已经是办公室里敏感的字眼，同事之间、和客户在电话中都不会随便谈论。　　锦州港董事会秘书处齐文辉告诉《商务周刊》，该公司定于4月22日出的22年年报依然由毕马威审计。“不用说大家也知道，今年毕马威对我们审得比往年更仔细，他们多派了五六名高级经理来，在锦州呆了一个多月，进行实地审计。”他认为双方配合的很好，并希望“投资者可以放心”。　　领军国际会计行业的旗舰、在中国资本市场如鱼得水的毕马威一直游弋在深海。尽管表面上平静依然，波澜不惊，但遭遇锦州港之后，毕马威终于不得已浮出水面。　　平地泛波　　其实早在锦州港事件以前，毕马威等“四大”身边就围绕着各种冷言冷语。　　起因于中国证券市场投资者无可奈何的怨恨——国内注册会计师行业已经使市场失去了信心，21年，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被财政部撤消、9名注册会计师受到刑事处罚，国内会计师们惨遭非议——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官方和资本市场对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推崇，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21年5月，证监会颁布规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审核，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德勤会计师事务所、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获得《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执行金融类上市公司审计业务临时许可证》。　　21年底，证监会发布A股补充审计通知即证监发[21]162号文：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拟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的上市公司，需要提供经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补充财务报告。　　当国人对本地会计师行业的信任度降到最低点的时候，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便靠着其上百年积累下来的诚信声誉，坐享中国资本市场审计业务上亿元的“大餐”。　　这一规定刚出台就掀起争论。内地事务所自然愤愤不平：加入WTO后，政策法规要实行“国民待遇”，对“五大”一视同仁，但也不能歧视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22年初，北京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对有关部门提出意见：补充审计规定是否只是暂行规定？文件出台匆忙，线条比较粗，且没有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就实施，有没有可行性？法律依据在哪儿？“证监会的做法不能说不对。”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院长薛云奎解释说，以前新募集资金的上市公司只需经过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现在变成两家，假定要舞弊的话，自然要买通两家，加大了企业造假的风险和成本，投资者花双倍的价格买了“信得过”。不过薛还指出，究竟是不是信得过，是不是值得，需要试了才知道。　　22年，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因安然事件破产，“五大”减为“四大”后，全世界都引发了一场关于会计造假与中介机构诚信的讨论。“四大”的神话和权威，在国人心中开始动摇。　　一片怀疑声中，毕马威果然不幸马失前蹄。22年9月7日，锦州港董事会突然通过了一项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不足半月后，9月18日，公司又公告称，暂时搁置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此次贸然变更会计师事务所，又中途戛然而止，不禁让人生疑，毕马威和锦州港之间出了什么问题？抑或是毕马威察觉到了什么风险，想提前离场？毕马威不敢继续审计的客户谁又敢审？中国上市公司每一次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几乎都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22年1月16日，一位从事会计教育工作署名“飞草”的网友通过和讯网发表了一篇分析锦州港固定资产异常的文章，舆论大哗。第二天，1月17日，上海交易所对锦州港实施停牌处理。锦州港公告称，交易所的理由因“市场重大传闻”。这一天，锦州港的大股东东方集团（6811）的股价也随之下跌5.7%.5天后，1月22日，锦州港又发布公告，称第一大股东东方集团董事长张宏伟辞去锦州港董事长职务。同时公告了财政部21年对该公司的核查结果，锦州港承认在2年以前有虚增业绩和资产的事实，从而部分证实了飞草的质疑。　　21年9月至12月，财政部对锦州港22年及以前年度执行《会计法》情况进行核查，结果发现：锦州港在2年及以前年度多确认收入3.6717亿元，少计财务费用4945万元，2年度少计提折旧78万元，另外，1998-2年多列资产1.1939亿元，实际虚增资产约4383万元。财政部勒令整改并罚款1万元。　　从会计专业角度来看，锦州港做假账的手法很简单：一方面虚增收入，一方面又少计算费用和折旧，结果就是虚增利润。在2年及以前年度多确认的收入3.6717亿元，比公司2年前任何一年的主营业务收入都要多；少计提的财务费用4945万元，也比公司披露的年的财务费用总和还要多。按照披露的数字，2年以前，公司将虚增利润总额共计4.24亿元，如果按照公司平均16%的所得税率，公司虚增净利润3.56亿元，与该公司2年披露的3年的净利润总和大体相当。　　其中，出具审计报告的毕马威是否尽了独立审计所要求的勤勉尽责义务，是否按独立审计准则要求与程序对相关的银行存款或应收款项进行了有效函证调查，都有待查实。据代理此案的上海闻达律师事务所宋一欣律师介绍，按照法律，审计者的责任是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也就是说，被告毕马威负有举证责任，需要拿出证据证明没有参与造假，或有没有隐瞒真相。　　“我就此案也请教了会计师事务所，被告知锦州港造假手段并不高明，凡有审计常识就能判断出来。”宋一欣说。　　中喜资产评估师刘敏说：“根据锦州港调整公告显示：该公司已依据财政部处罚分别调整了会计报表中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固定资产原价“、”在建工程“、”累计折旧“等项目。我们可以看出其中一些问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1997-2年度该公司将应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额4945元，计入资产了。费用是影响当期损益的，而资本化后，就变成在未来年度摊销。这是会计上的一个基本判断，目前，国家的会计制度对于这些方面的规定是很明确的。　　为防止像安达信那样销毁审计工作底稿的行为发生，2月17日，宋一欣又向法院递交了对锦州港1995年至21年的毕马威审计工作底稿实施证据保全的申请函，以进行司法鉴定。但据他透露，沈阳市中级法院至今尚未批复。　　事实上，中小投资者直到今年才可以起诉会计师事务所。导致毕马威成为被告的是最高人民法院的《1.9规定》，在这个规定中明确指出，包括财政部、其他行政机关以及有权做出行政处罚的机构公布的对虚假陈述行为人做出的处罚决定，以及人民法院认为虚假陈述行为人有罪做出的生效的刑事判决，均构成法院受理此类案件的前置程序。这一新的司法解释还明确划定了各类虚假陈述行为人——证券发起人、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人、发行人或上市公司、证券承销商、证券上市推荐人、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这些单位负有责任的高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以及其他做出虚假陈述的机构或者自然人——都可以在此类诉讼中成为被告，人数没有上限。　　“和中国大多数投资者一样，徐倩不知道怎么让自己的权利得到保护。但她看到了锦州港自己公布的受财政部处罚的公告，知道毕马威为锦州港做审计，觉很离奇，因此决定追加毕马威为共同被告。”宋一欣对记者分析说，在这个案子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差错立案比锦州港造假，财政部处罚更有影响。　　锦州港已被财政部处罚，会计师事务所又是可以成为被告的机构，毕马威想不露脸都不行了。宋一欣向《商务周刊》透露，自2月9日代理徐倩状告锦州港、毕马威等5被告以来，截止到3月21日，已有4多名锦州港投资者书面委托他代理起诉，另外还有6多人通过电话进行了委托登记。他已申请进行共同诉讼和证据保全，但至今法院尚未批复，目前受理的还只是徐倩的起诉。　　会计巨头内地变形　　据来自国家财政部的消息说，自今年1月1日起，原来归属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行政处罚权收归财政部，中注协只保留会计自律职能。　　在此之前，毕马威其实已经遭到过黄牌警告。据财政部公布的21年第七次会计信息质量抽查公告中，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石油分公司会计报表主要项目失真数据：资产不实-3117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实3767万元，利润总额不实3594万元，承办审计业务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未单独出具审计报告；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报表主要项目失真数据：资产不实-1662万元，所有者权益不实-949万元，利润总额不实-1624万元，承办审计业务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也出具了无保留意见。毕马威为此都受到通报批评。　　因数篇质疑锦州港文章而掀起轩然大波的飞草，称自己虽然有注册会计师资格，但水平也就相当于会计师事务所里的一名注会助理，自己的分析方法很简单，并没有独到之处，简而言之就是将公司的财务数据作纵向和横向分析。但是，飞草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问道：“用简单的分析方法就能得出的结论，那些可以到上市公司审计的注册会计师为何反而发现不了问题呢？”据毕马威一位内部人士向《商务周刊》透露，给国内上市公司做审计，收费一般在1-2万人民币左右，锦州港21年度的审计费用仅为89万元。让人奇怪的是，对于以百年声誉著称的毕马威这么大一个会计师行来说，23财年收入17.2亿美元，相比之下，不到1万人民币应该并不是一个值得去冒险的数目。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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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四大’？是毕马威、普华永道、德勤、安永？还是毕马威华振、普华永道中天、中信永道、德勤华永、安永华明、安永大华？”一位署名为“想不通”的作者在中华财会网上发表文章称，“前者是境外独资会计师事务所，后者其实是经中国财政部、外经贸部批准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独立法人——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它们说到底是一家中国公司。”“各个国家的‘四大’分支机构在财务上都是独立的。比如华振虽然名称前加有毕马威字样，但跟毕马威国际没有人员、财务的交叉，其实是松散的伙伴型合作关系，拥有华振所有权的是一批来自内地的合伙人。说到底这仍是一家披挂洋外衣，土生土长的中国公司。员工也已经本土化，95%以上都是本地人，”一位曾在毕马威工作过的崔小姐说。当然她并不是认为在中国的毕马威们不如在国外的分支机构，而是觉得，“任何跨国公司到中国，都要适应中国本土化，入乡随俗。”事实上，正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毕马威华振合伙人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所说，毕马威华振在许多方面是高于国内会计所的，他们在防范审计风险方面已经下了很大工夫。　　“华振的合伙人一般都是业内的精英，即便是普通员工也与其他国内事务所相比有不同理念和素质。”他说，毕马威更倾向于招募应届毕业生，用“四大”的专业精神将他们培养成一流的会计师。毕马威培训人才的特色在于培训机会多、专业性强、规范。“刚入行的新人一开始可能慢一点，体现不出毕马威的优势，他们在这个期间也不负责做判断；逐渐熟悉业务流程之后，过五六年，和国内事务所比，优势就显出来了。”然而，现实中，这种高素质有时反被一种貌似高效的体制带来的逐利本性所消磨。安永华明的一位会计师认为，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参与上市公司造假有制度根源：“合伙制一方面是‘资合’，另一方面是‘人合’，国内事务所都是政府部门发起的，互相之间不具备志同道合的基础。合伙制事务所由合伙人自己承担无限责任，个人职业发展被绑定在事务所的发展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合伙制不同于公司制，运营不靠统一的章程，而是靠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归根结底还是人治，每个合伙人，都脱不开对私利的追求。在利益的驱使下，关键时刻要做出是否诚信的选择，当诱惑过大，自律也就变得形同虚设。所以合伙制决定了会计师事务所务实、趋利的特点。”“四大”当然能够认识到，缺乏约束的人治是多么危险。因此他们希望在审计程序上下工夫。自银广夏之后，国内会计界一度怀疑过传统的账项审计和制度基础审计，并认为国外的风险导向审计将会有效防止会计造假，提高审计质量。而毕马威，恰是国际上风险导向审计方法的倡导者之一。　　所谓风险导向审计，毕马威的模式是，将越来越多的工作放在前期，更注重对受审企业的了解程度。“作假总是有动机的。有经验的审计人员通过与企业管理当局的谈话会发觉企业的经营者是否有造假的动机。”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原毕马威合伙人说，“经营不好可能会造假，经营的好也可能造假，因为有许多公司有对管理层的业绩考核；还有就是针对公司发展的一些特定要求，如配股、增发等。”通过上述谈话、实地调查，一般都能大致地知道哪些地方将可能出现风险。　　这与传统审计方法不同，传统审计方法先看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看企业的财务报表；而“四大”一般并不从一开始就直接审报表。毕马威一直鼓励在审计过程中与客户建立全年性的沟通，即使审计人员无法与上市公司管理层经常坐到一起，但起码要做到一两个月通几次电话。这样，许多问题就不会拖到中报、年报时突击解决。　　做完这步之后，按照毕马威的程序，还要研究各主要风险区，并查找此风险区会影响企业的哪些经营活动，会对财务报表产生哪些影响，确定重点审计区。这样做不仅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而且控制了风险。划分完风险区域后，就要对企业的内部控制进行调查。如果内部控制较好，问题就不会很大。如果检查认为，有风险，内控不好，那么审计人员就要对这个区域进行实质性测试。　　“上市公司造假手段再高明，也会露出蛛丝马迹。现代会计的原理及其记账方式，使会计各个账户存在着很严密的勾稽关系，三大会计报表的金额也存在相互对应的关系。”毕马威的一位高级经理也认为，造假只能是无中生有，或拆东墙补西墙，必有破绽可寻。对于一个专业的审计人员来说，只要取证方法得当，几乎什么重大问题都会查出来的。　　然而，如此科学的设计，在现实中却总要打上折扣。且不说锦州港被财政部处罚的4个问题。学者飞草还指出，锦州港的在建工程、固定资产虚增了3个多亿。记者在采访锦州港时，其董事会秘书处员工也承认，锦州港的固定资产是有问题，但他没有透露具体数额。　　由于锦州港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主要构成是码头及辅助设施，很多固定资产不像房产、设备那么直观，锦州港到底在码头投了多少钱极难验证。“我们担心锦州港与蓝田股份一样，采取‘虚增经营性现金流入，同时虚增投资性流出’的手法，虚增收益同时虚增固定资产。”飞草认为，这种手法的高明之处在于，港口固定资产作假比较难查，因为航道等有关设施都是“水底下”。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说：“航道挖了3米还是5米，做审计的又不能到水下去看进展。”但中喜资产评估师刘敏却指出，表面看，水下的固定资产确实无法简单的现场盘点，需要专家和其他技术手段，一般情况下，审计人员只看固定资产折旧方面是否规范就行了。但像毕马威对锦州港已连续审计多年，因此固定资产就不会没有形成在建工程而直接转入固定资产的，而对于在建工程的各种支出，审计人员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另外大工程都有预算、可行性报告，并经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通过才行。所以，对这些固定资产的底细毕马威应该是清楚的。“虽然目前无法得悉毕马威给锦州港做审计的详情，但对于训练有素的”四大“会计事务所的审计人员来说，固定资产既然是港口业的主要资产，那么这些重点风险区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在人员素质和程序设计之外，“四大”还有控制风险的一大法宝，就是只与蓝筹上市公司打交道，根据公司管理层诚信、企业管理架构及行业自身风险来选择客户。前文提到的那位原毕马威合伙人介绍，毕马威等“四大”过去主要担纲B股或H股公司的审计职责，而这些公司由于从上市伊始就要面对国际投资者及境外监管机构的评判，因此公司相对比较规范，毕马威在审计中也一直坚持严格的国际会计准则，一般比较谨慎。　　“毕马威的客户范围已经足够大，所以更注重企业发展的战略性，着重判断是否能成为长期客户。”这位曾经的合伙人说，在接触一个新客户时，毕马威首先要对企业进行评估。如果企业的发展潜力小，或审计风险很大，“我们宁肯不做这个客户。即使眼前利益很高，我们也不做”。　　这种想法不错，以锦州港为例，它既是出身于国企的红根苗，又是上证18指数股，相对值得信赖。但“四大”们在这里碰到的又一个问题是：中国目前的上市公司中，没有问题的又有多少？锦州港董事会秘书处齐文辉对该公司财务数据造假的一个解释是，“当年是审批制上市，额度都给了，不上市就可惜了。毕马威只能按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审计，上市前3年的报表也是根据需要调整的。”“那个年代都是这样做的，所以上市前的财务数据就有一些虚假。”齐文辉说。“上市以后，锦州港再按年度分期摊销以前多计的部分。在建工程投入也虚增了，转为固定资产后，数目就大了，再有就是前几年分利润也分冒了。”“中国的大多数上市公司有强烈的粉饰报表的初衷和愿望。”飞草说。“很多会计师的说法是，如果都较起真来，就没活可干了。”“财务报表是企业经营状况的一面镜子，如果是一面哈哈镜就不行了。”这位原毕马威合伙人说，出于上市后再筹资的需要，上市公司都希望既将财务报表做得漂亮，会计师能出具无保留意见。“而审计人员独立性、职业道德和强大的造假动力相抗衡，显得很脆弱。审计工作是为了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之后如何决策？会计师事务所经常要面临选择：揭露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职业道德与既得利益孰轻孰重？这时有的事务所就要赌一把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的是中国特殊的执业环境。香港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位资深会计师曾为中国证监会做过顾问，他目睹了内地资本市场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这都增加了审计的难度，产生了相应的审计风险。”他说，曝光出来的案件一方面是由于会计师事务所没有足够勤勉尽责；另一方面也是社会环境、法律环境对审计造成的影响。　　“会计师只能凭借原始凭证、函件来进行合法性审计。但某些时候，甚至根据资产评估机构提供的验资报告、银行提供的对账单、政府的工程立项批文，都很难判断其背后的真实性。”他认为，在中国，“这是审计人员无法承担的社会责任”。　　我们也同样不能指望境外会计师事务所承担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在整个社会缺乏诚信的环境中，“四大”很难独善其身。然而，注册会计师行业扮演的也不仅仅是替罪羊的角色。　　“‘四大’在美国、西欧等发达社会具有较好声誉，是巨大执业风险锤炼出来的。”中山大学会计学教授刘峰强调，具体到中国，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是一个宽松环境，民事赔偿责任几乎为零，资本市场公众投资者不能起诉或不愿起诉。使得我国会计市场上的违规成本机会为零。　　“当他们预期某种行为不会受到法律或其他相关法规的约束时，即使这些行为会显著不同于其在美国或其他制度环境下的行为，只要该项行为经济上有效，他们也一定会实施该项行为”。刘峰曾多次提出，包括“四大”在内的国际性会计师事务所在中国的执业未必完全值得信赖。　　会计业内人都知道，联合国贸发会议曾有一份报告指出，世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在给亚洲公司进行审计时，采用较低的审计标准，而同时又以其令人尊敬的会计职业名声签署审计报告，给人以公司财务状况健康的假象。　　一个国家的市场环境，监管制度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了“‘四大’敢于‘变脸’”。　　然而，正如德勤会计师行中国副总裁关德铨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所指出的，会计师就是被要求为投资者提供真实可靠的经营者财务报表，它卖的就是诚信，最值钱的就是那个签名，“没有一个客户比诚信更重要”。　　依然备受政府宠爱　　毕马威在中国所遭遇到信誉危机，一度引起了人们的猜想，这个会计巨头近来在国际业务上也有些磕磕绊绊，毕马威会不会轰然跌倒？23年3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在两起国际上有关毕马威前审计客户的诉讼中，同意支付2亿美元，与投资人达成和解。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称其在这两起和解中均为无过失，同意支付和解费用只是出于商业运作的考虑。　　国人诉毕马威是开先河之举，各方都在静观其变，锦州港也未解聘毕马威。但对于诉讼多如牛毛的毕马威，却实在是无关痛痒。　　但是原告律师宋一欣认为，在未来几年里，证券民事诉讼将会更多，这将对会计师事务所带来更大压力，促使其责任保险的成本增加。　　“这个案子中，起诉的意义本身超过了能否实际获得赔偿。”宋一欣说：第一次将国际中介机构推到聚光灯下，接受中国法律的监督，这本身就是中国司法的进步。　　3月初，会计界的权威人士、财政部部长助理冯淑萍当选为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对于毕马威锦州港一案，她谈到：“注册会计师的执业活动具有固有的审计风险，这种风险来源于多方面：如审计客户恶意的欺诈隐瞒、审计专业判断的失误、审计抽样的局限性等等。因此无论国内外，审计失败都不可避免。”“不能因为一两家国际会计公司出现审计失败，国内事务所就以此作为原谅自己的借口。”冯淑萍警告各会计师事务所，要引以为戒，始终保持应有的谨慎态度。　　“注册会计师行业正在不断加强管理，治理会计信息失真的工作依然十分艰巨，这仍是财政部门今后一段时期的工作重点之一。”她还指出，会计信息失真是许多社会问题在会计上的综合反映，解决这一问题，还需要多方面采取措施，综合治理。　　坊间多有传言，认为有关部门有回护毕马威之意，而毕马威也一直在暗地攻关，希望尽早平息此事。据介绍，毕马威早期就是与财政部合作开展业务的，与财政部、中注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四大”中的许多合伙人，都曾有政府工作经历，而且这种人才流动是双向的，合伙人里也有从政的。　　但更多的人相信，有关方面确实很看重毕马威等“四大”，因为中国一些会计审计方面的规则办法都是与“四大”一起商讨制订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22年工作要点》里提到，将通过招标方式，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起草《风险导向审计程序》。中注协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认为：自上世纪8年代初“四大”先后进入中国开始，这些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就与中国的会计师行业一起成长，而且，“中国当前依然非常需要借助‘四大’的力量，在其国际会计经验的帮助下，构建更完善的政策制度。”毕马威上海首席合伙人萧伟强自1995年起，就担任中国会计审计准则外国专家顾问。在会计行业迫切需要发展完善的时刻，从政府主管部门到行业协会都非常依赖这种伙伴关系。　　一个小官司确实算不了什么，众所周知，会计审计是高风险的行业，要求审计1%的准确也不现实。然而，准确和客观中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技术问题，后者是道德问题。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孩子，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其实不需要太深奥的知识，在没有利益冲突前提下，说出众所周知的事实，所需要的仅是一点点勇气而已。　　“我不是毕马威，如果换成我，也许做的更糟。”飞草开的这个玩笑透出几分苦涩。这是事实，但不足以开脱一切。　　在香港毕马威会计师行和北京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都在企业文化中提到这样的信念：“诚信为本，守正不移，坦诚专业，言之有物。”。其实，这本不应仅是一句口号，尤其，口号的提出者是一个被寄予厚望的榜样。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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