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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薪酬报告:京沪位于第1梯队 平均工资超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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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间工资差距逐步相对缩小　　北京上海工资位于第一梯队，甘肃新疆黑龙江增速较高【推荐阅读】2014薪酬白皮书：影响薪资首要因素不是拼爹　　来源：人民日报 记者:白天亮　　“同类工作、同样岗位，在北京还是在西部城市，工资差出一大截”――许多人对地区工资差距感受颇深。地区工资差距有多大？正在发生哪些变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所近日发布《薪酬发展报告()》，对近年来的地区工资水平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　　一些工资水平较低的省份增速较高　　地区工资是收入分配关系的重要内容。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地区间工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薪酬报告》显示，1995年我国地区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2.7倍，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差5145元。到2008年，地区工资差距为2.69倍，绝对额相差高达35565元。近几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地区间收入差距呈逐步缩小的态势。2010年，地区间平均工资高低倍数下降到2.38倍，2012年继续下降到2.33倍，2013年以来基本延续了这一走势。　　从各地区工资水平看，全国各地大体可分为4个梯队。工资水平最高的第一梯队主要是北京和上海，在2012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就已超过7万元，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省份。第二梯队包括天津、西藏、江苏、广东、浙江5个省份，平均工资在5万元以上。第三梯队包括宁夏、内蒙古、青海、安徽、新疆、福建、重庆、山西、陕西、四川、山东、辽宁、贵州13个省区市，其余为第四梯队。第三、四梯队中，除个别省份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也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地区间收入水平差距较大。　　不过，一些工资水平较低的省份，工资增速近年来表现较好。如甘肃、新疆、黑龙江三地，近年来工资增速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增速较低的省份有辽宁、河北、海南、西藏、上海等地。特别是上海市，由于工资增长速度相对较慢，失去了多年来在全国的“老大”地位，工资水平近年来已被北京赶上。　　地区GDP总量大，工资水平未必高　　影响地区工资水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薪酬报告》主要分析了劳动生产率和GDP工资占比对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　　劳动生产率是衡量地区经济效益的主要指标，地区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地区的工资水平。通常情况下，地区劳动生产率越高，工资水平越高，反之则低。《薪酬报告》显示，全国约77%的地区实际工资增长高于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其中，实际工资增速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较多的有黑龙江、江西、山西、甘肃、北京、广东等地。这表明，全国大部分地区坚持了“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原则。分区域看，实际工资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超过实际劳动生产率的幅度最大，二者相差2.91个百分点，其次为东北地区。　　地区工资总额在地区生产总值中占比，表明地区生产总量中用于工资分配的比例。这一指标的变化直接影响地区工资水平的高低。《薪酬报告》显示，各地区GDP工资占比大多集中在10%―14%之间，但高低占比相差较大。考察2012年的数据，工资占比最高的北京市，达到33.6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数倍；而工资占比最低的江苏省，连续几年工资占比都在8%以下，2012年仅为7.78%。分析认为，北京市工资占比高，主要是由于高素质人才的大量存在使北京市的工资总额较高，而北京市的GDP总量并不算高。江苏省工资占比自2006年以来一直排名居末，一方面是因为江苏省GDP总量大，在全国位居前三，导致基数较大，另一方面与江苏省并没有因GDP创造多而过多分配有关。　　中西部地区工资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　　合理的地区工资关系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人才的合理流动和生产要素的转移。《薪酬报告》认为，目前地区间工资差距虽然出现积极变化，但总体差距仍然比较大。近几年东西部的差距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有限，在增速最低的省份里，中西部地区所占比例大。地区工资总体格局未有大的改变，依然是东部工资水平高，中、西、东部地区较低。考察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状况，虽然全国多数地区做到了同步提高，但仍有少数省份实际工资增速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而这些省份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和东北，并且平均工资水平排名在全国15名之后，表明这些地区的工资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刘学民认为，地区工资差距今后应进一步缩小，这需要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通过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完善，逐步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合理转移，在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投资的同时加大持续力度，促进形成合理的经济布局，促使地区间工资水平从非均衡性向均衡性方向发展。　　他表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应当成为缩小地区间工资收入差距的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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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人社部薪酬报告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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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的贫富差距这么大？
在中国有的地方富的地方越来越富，穷的地方越来越穷！让人不能理解！
提问者采纳
现行的经济政策和地域差距所致所致 沿海和新疆是不可能一样发达的在现在这个年代 均富贵的社会是不现实的 不过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也是不稳定的 所以国家会逐步的调整这个趋势
管理失衡、调控不力，贫者并非懒惰，富者并非勤智，贫富差距已越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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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国，人口素质，瑞典，地理环境。像美国，贫富差距就很大。其实我们中国，印度，人口多，美国这个没办法的事情，巴西等等，都是些小国家，文化社会等等差异太大，新加坡这样的地方。比如瑞士，贫富差距再说难免。因为我们中国人口太多。发达国家也一样。世界上贫富差距小的，贫富差距就会大。只要国家大
我觉得大家都偏激了~！中国的贫富差距并不是特别大，你要跟发达国家比的确是很大，但是和发展中国家比就会发现，中国贫富差距并没有超出正常的界限。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其他人富起来，也没错。如果仔细看看周围就会发现，难道对比10年前，富人没有变多吗？这种带动是一个过程，不是一瞬间完成的，短短几年要全国人民都变富，当中体育彩票呢？ 看到楼下 shuaichaohuino - 助理 四级 对我的评价，nc~··我很郁闷，难道大家眼睁睁看到的东西都可以否定掉吗？中国的富裕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难道不是因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吗？如果说实话就是nc，那么睁眼瞎说话是什么呢？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意义是什么？并不是让他们富了然后撒钱给穷人，而是通过他们的富裕让中国经济逐步盘活。拜托没有学过经济学知识的BC就不要发言了。你以为美国的富裕是富翁捐出来的呢？最后一句，在骂别人前请先写下理由，没有理由的评论会让你更加无知！
权利私有制造成的，建国初期国家把所有私人财产都收归国有，而后又通过所谓的体制改革把大部分国有财产过度给个人（而这些个人几乎都是和官府有着联系的掌握权力的人），也就变成了官有财产，举国财产成了少数人的财产当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
穷的地方越来越穷只是一个相对富的地方的概念。所有人都能够看到全中国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的改变，只是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速，而有的地方发展又很缓慢。这样贫富差距当然也就出来了。
这也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的影响的结果
富的地方是改革开放较早的沿海城市，交通便利，平原，人口充足，既有劳动力又有市场。贫困地区大部分在西北内陆，高山，交通不便，甚至连水资源都无法保障，更别提富了。再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初期，这样可以理解
这很打原因是由於地理位置的关系，首先最发达的城市都是沿海地区，应为进出口，运输方便的缘故所以很吸引很多的外来资本，，，，，，而内陆地区由於运输的不便，及各个社会问题《等下会说》只能说是外资的次选或次次选。内陆地区普遍的社会问题.1沿海地区的教育水平与质量还有普及程度都要远比内陆地区高，这就造成一个很不好的长远的一个知识差距。。。2，由於内陆地区的经济不如沿海地区所以有某些高科项目会很难落户。。。。。。。3虽然今年来国家对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开了绿灯，但是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而且响应也不太热烈，很难吸引到一些高知识分子落脚，而且内陆地区的知识却相反的落户沿海地区。。。。
邓小平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另一部分人富起来”。
前一句是做到了
路线走错了。应该先发展教育水平，然后在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由于人们文化水平低，觉悟性不高，就算富起来也不会去帮助别人，喜欢凌驾于人，这样差距就大了。对于这一点，朝鲜就做的很好，我相信朝鲜会是不久后东亚新生的太阳
这个问题我建议你去找共产党总书记请教，我们的回答很难准确。
第一：人太多了；第二：“让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不只中国，外国也一样，有经济，有社会，就必然有贫富差距
改革开放,走向世界,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在让一部分人下岗.
因为官僚资本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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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　收入有差距是否等于社会不公平
　　周濂：在过去几个月，亚马逊英文网站卖得最火的一本书叫做《21世纪资本论》，这本书的作者是法国的一个经济学家，叫做托马斯&皮克提，他通过非常扎实的论证来表述了一个结论，就是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加大而不是缩小贫富差距，而由此会引发人们对社会不公的种种的考量，虽然皮克提讨论的问题是西方，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有很强的映射的关系，收入不公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公正，也同样是当下中国所面临和必须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我就想请教丁丁老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见解和看法？
　　汪丁丁：收入分配的敏感性是一个政治经济学问题，但是怎么衡量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或者是程度，现在除了基尼系数是我们公认的之外，我们还在寻找新的更客观的指标，在这个指标没有在学术界得到公认的时候，只能用基尼系数。我记得英国的年期间的普选制--正是因为这场收入分配的危机才有了普选制。当时小密尔是很有影响力的议员，所以他把贵族的民主进一步下放到社会的普通人，这是一个案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不平等的急剧增加是在1998年以后，这是非常醒目的，基尼系数持续在0.5以上，大概已经有十年了。所以一个问题当然就是中国社会能够承受多高的收入不平等，这是一个文化因素起很大作用的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基尼系数如果在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高于0.5，好像是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我记得有一个排序说中国是最不平等的国家，但是这里有一些需要校正，尤其对于喜欢义愤填膺的青年人，我觉得这个论证需要有一些修正：首先基尼系数有自己的缺陷，它不能够反映收入分配，尤其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第二个问题，极高的收入不平等和基尼系数指标相关的，但到底那些高收入人群的收入有多大的部分是他们不应当得到的，比如说官商勾结等腐败的行为，还有多大的一个部分，像互联网行业，比尔&盖茨这样的，是他应该得到的--当然后来的垄断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再讨论--他有企业家创新的能力，这都不是腐败的收入，应该承认这一点收入提高。但是这个社会能不能容忍这样的高收入？是不是平均收入比你高一千倍，即使他是个天才，但是你就是眼红？这是心理承受能力的方面，中国文化的传统和社会主义体制长期有很大的关系。
　　周濂：收入不平等只是一个事实，但是公平不公平是大众心理和规范判断的问题，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说，所谓的公平和正义就是给某人应得的东西，关键是我们如何判断哪些富人应得哪些东西。
　　陆铭：我们来问一个问题，如果这个社会是基尼系数1.6的收入差距，是不是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好的社会？我想应该绝大多数人不会认为一个社会一点收入差距就没有的就是一个好的社会，这意味着你个人的能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承认，你的努力没有得到很好的激励，如果你要是三十年前去看世界各国的话，计划经济国家基本上都是收入差距很小的国家，但是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国家。我们要区分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我们把收入差距区分为什么样的差距呢？一个跟你是谁没有关系，一个是跟你是谁有关系，如果你具有某种社会身份，而这个社会身份限制了你去获得其他人可以得到的收入的话，那么这种收入差距显然带有某种不公正性，我们在我们的研究里面就利用了中国的微观数据去测量了每一个城市里我们讲的刚刚两种收入差距，我们利用的就是中国的户籍制度，我们把一个城市里的人区分为本地人和居住在这里的外地人，这样我们就可以测出来两种收入差距，一种收入差距是这个城市所有人在一起的收入差距，跟你是谁没有关系，另外一个收入差距，我们去区分一个城市里的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收入比例，这个我们认为跟你属于哪个组是有关系的。我们的研究发现什么呢？跟你是谁没有关系的那个收入差距，对我们个人生活的满意度和快乐感、幸福感是起正向作用的，但是后者，跟你是谁有关系的收入差距就让你不高兴了。而跟你是谁有关系的这个收入差距对你的幸福感的影响跟你是哪个组又没有关系，如果是属于那个社会上比较强势的组--户籍制度下比较强的组就是城里人--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有益于我。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当你处于优势的组别里的时候，一方面这个制度对你有好处，但是由于不公正所带来的社会不满意，可能会产生其他的后果，大家都怨声载道，可能产生社会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也会对产生优势群体的人产生负面影响。综合下来我们发现对城里人也是产生负面影响的。
　　拼爹的制度不废除，潘磕嫦褪悄峡乱幻
　　陆铭：我们在讨论收入差距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严格区分，不能一概而论说收入差距就不是一个好东西，甚至收入差距的过大或者缩小不见得一定是好还是不好，而是要区分是哪一种收入差距。我们的研究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一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一定不能跟这个社会当中某一个制度把人区分为两类或者更多类、于是这个制度就会让一部分人获得更高的收入差距的可能性是要下降有关系，这样的过程是歧视和不公正的，在社会会产生负面影响。
　　这就产生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收入流动性，这个社会的穷人和富人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穷人可以变成富人，富人可以变成穷人，这对社会的经济和发展的影响就小，因为美国梦的本质就是流动性高，所以它虽然比欧洲国家的收入差距大，但是美国却可以相对比较好的容忍收入差距，从经济学家研究到目前为止的结论发现，中国跟别的国家相比而言，水平值我们国家的收入流动性改革开放以来还是很高的，问题是这个是在下降的，我们的收入流动性是在下降的，更通俗一点，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调身份，就像我们现在讲你拼爹，官二代或者农二代，这都在提醒我们，这个社会中穷人变成富人的机会是越来越小了，这句话就是两句话，好的乐观的方面是说，到现在我们跟别的国家相比而言，流动性还挺好，平民也可以当总理。但是从趋势上来看，中国的确不乐观，这是需要我们警醒的，我们今天应该花大力气去除一些阻碍穷人变成富人的制度。
　　周濂：刚刚陆铭兄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社会流动性的问题，我自己其实前段时间看了一部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我去搜相关的资料，发现经济学里面有一条叫&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曲线。盖茨比的故事说的就是潘磕嫦墓适拢钦飧銮叩暮嶂崾撬祷嵯凳驳氖瞧陡徊罹嗟奈侍猓葜崴档氖谴适杖氲裕慊岱⑾种泄谡飧銮咄忌鲜谴τ诩疑戏剑馑得魇裁吹览砟兀课颐窍衷谑谴τ谝桓錾缁岣叨裙袒陡徊罹嘤旨死蟮氖贝飧鍪贝涫凳歉昵崛朔⑺鸵桓鲂畔阆胍潘磕嫦旧鲜悄峡乱幻危蚁胝饪赡芑岬贾抡錾缁岬亩春筒话玻绻昵崛司醯妹挥邢Ｍ幕埃钦飧錾缁岬奈榷ㄐ钥隙岽蟠笙魅趿恕
　　改革的目标是消除形形色色的垄断
　　曹正汉：在中国往往把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归结为市场化改革，这是误导。中国的收入差距已经非常大，已经超出了我们所能接受的公平范围，这是事实，但它不是市场化改革导致的，它是垄断导致的。在中国，垄断不仅仅是对市场的垄断，垄断充斥于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包括经济的垄断、政治的垄断和社会的垄断。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收入差距最直观的表现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收入差异，平均来说，体制内就业的收入（包括福利）明显高于体制外。这是政治垄断所导致的结果，因为体制内的岗位和职位原则上是不开放竞争的。其次，我们可以观察到，国有企业职工的人均收入（包括福利）明显高于私营企业职工，这既包括在产品市场上的垄断，也包括对要素资源的垄断，比如，国有企业可以拿到很便宜的银行贷款，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得到财政资助和投入。第三，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城乡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它反映了一部分人对身份的垄断，而对另一部分人则实行身份歧视。比如，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但是不可以享受市民待遇，不能获得市民身份，因此，农民的能力和就业受到身份的抑制。这种身份歧视不仅直接加在农民身上，而且延伸到农民所拥有的资产上。如农民所拥有的土地和住房都是&劣等&的资产，因为它不能在市场上自由交易，只能局限于农民自己使用，所以，它的价值也受到农民身份的抑制。第四，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在国民总收入的分配中，资本的份额在增加，劳动力的份额在下降，也就是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拉大。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这跟政治垄断有关，劳动者（如工人）的政治权力受到抑制，缺乏必要的政治权力（如组建独立的工会的权力），这就劳动者相对于资本所有者来说，处于不利地位。
　　以上这些事实反映了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些问题不是仅仅通过市场化改革就能解决的。如果不能消除充斥于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各种垄断现象，穷人要成为富人就有非常多的人为障碍，社会的收入差距就很难控制在我们认为公平的范围内。我们常常说今天的中国处在转型之中，处在改革的进程之中，这种说法常常是为我们司空见惯的不合理现象提供辩护词，而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中国应该向何处转型，向何种方向推行改革？这一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关乎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发展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在这一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消除充斥于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形形色色的垄断。当然，这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目标，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形成共识，才有可能形成改革的推动力量。
　　即使制度进一步改革了，也不要以为我们的公平问题就解决了
　　景跃进：从历史角度看，在处置社会公平问题上，中共先后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造反与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夺取政权，完成了社会的再造。原先居于社会结构顶层的人被翻转到底下，而许多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成了共产党的干部。史书上有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比喻，拿来形容1949年前后中国社会的变化丝毫不为过。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接下来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统购统销、户口制度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将城乡差异身份化、固定化。事实上不但城乡之间是隔绝的，在城市和城市之间，农村和农村之间彼此也是封闭的。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又一次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大变化。这种变化就发生在我们周边。自己的少年伙伴和同学，有的下岗了，有的成为富翁了，有的当官了，有的出国了，有的在大学里当教授了。
　　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在革命的底版上建构起来的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它们提供了关于社会公平问题的不同准则和处置方式。两者孰好孰劣？社会上存在的对毛时代的怀念至少说明了一点，哪一种准则和方式更具有道德性不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事实上，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平等（均等）意识（不管当时的实际情形如何）在今天依然还发挥着某种影响。
　　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这一步，确实遇到了诸多复杂的问题。现在人们普遍感觉社会公平问题越来越突出，贫富差距在急剧拉大，基尼系数早已超过了所谓的警戒线；社会流动的频率和幅度也在缩小，人们经常提及的一个指标是，名牌大学里从农村来的考生数量和比例日渐萎缩。与这种社会现实相伴随的是普遍的仇官和仇富心态。现在马路上出交通事故，司机被撞死了，人们的反应是先看你的车是什么牌子，如果是好车，似乎撞了也活该，谁让你是个富二代。吵架也是一样，首先看你是什么身份，如果是公务员，那肯定是你不对。
　　我现在感到困惑的是，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社会不公平在多方程度上是制度（体制）的原因、多大程度上是公共政策的原因、多大程度上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原因、多大程度上是社会转型时期人的心态失衡的原因、以及多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怎样看问题以及看到什么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采取的立场和价值预设或人生态度。在社会公平的问题上，我持一种比较悲观的立场，走的是下线道路而不是上线。所谓上线是指追求美好的社会，下线则强调如何避免最糟糕的情况。丘吉尔对民主政体的评价就是一种下线思维。追求民主政治并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好的政体，而是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比它更可取的政体。因此，熊彼得说民主政治与人民当家做主是两回事，民主政治中依然存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实行民主的区别在于，与历史上其他的被统治者不同，民主政治下的被统治者可以选择统治者，一个恰当的比喻是自己当不了老板，但可以选择谁来当你的老板。
就此而言，在社会公正问题上，制度设计是重要的，但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能够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美好制度。每一种制度在带来A的可欲功能的同时，也会带来B的负面作用。因此，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便是，在诸多的社会差距中，我们愿意接受什么样的社会差距（换言之，我们并不将这种社会差距看做不公平），并因此而心甘情愿地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之下？这是罗尔斯考虑的问题，我们今天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任何制度总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中运行的，其实际功效是各种复杂因素互动的结果，有时可能与理论设计相距甚远。中国现在同时经历着制度建设和社会背景大变化的过程。这意味着制度建设是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的场景下展开的，这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就个人感觉而言，我认为中国当下的变化虽然还在快速道上，但是一个基本的框架已经初步成型了，这一点与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改革开放之初，整个社会彷佛充满了无数的机会，那时法规和政策也不健全，体制转型释放了很大的空间，当时有个说法，叫做&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但是，随着经济转型的深入，政策和法规的健全，这个阶段已基本结束。从时间序列上看，整个社会的变化在趋于收敛。譬如，在经济领域，刚开始时暴富现象很厉害，现在这个空间大大收缩。在央地关系上，不少沿海地区的地方干部抱怨说，现在地方政府的自主行为空间在逐渐缩小。在社会结构方面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在经历了初期的大变化之后，现在的社会流动已进入一个&常态&阶段。家庭和教育越来越成为下一代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网络上有所谓的&太子党&，我们的说法是&红二代&，反映了上一代职位和权势对下一代影响的程度，这种现象我们在英国的牛津或剑桥、美国的哈佛或耶鲁、日本的东京大学可以找到类似的参照，当然具体的机制是不同的，而且大有改革的空间。
　　与这种收敛趋势形成对照的是，市场经济在收入分配方面导致了一种离散趋势。当下中国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平等肯定与垄断和政府寻租有关，在这个意义上，破解国有企业的弊端，让民营企业得到更大的自由发展空间；实行法治，有效限制政府公权力，显然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必要举措。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随着全球化的展开，市场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内带来了财富分配的相同问题，中国只是以特定方式呈现了相似的症状。这表明光是采取上述改革举措，财富分配的问题，社会公正的问题将依然存在。这也是为什么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持乐观态度的原因。
　　劳动者收入比例不断下降，是不正常的
　　黄先海：我最近在研究一个问题是，近些年来中国的劳动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当中是下降的，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通俗讲，整个国民收入当中一块是政府方，一块是资本方，一块是劳动者，目前我们的研究表明，1995年开始，中国的政府收入和资本方收入占比在不断提升，而劳动力收入是在下降的，这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个走势加剧了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我们在开放的视野研究这个问题，国际上有一个SS定理，斯托普尔和萨缪尔森定理，这个观点是说，一个国家伴随着对外开放的程度加深，你的本国丰裕要素回报是上升的，这个定理用在中国来说，中国伴随着对外贸易程度的提高，因为中国是一个劳动要素特别丰富的国家，所以劳动要素回报应该是不断上升的，现在恰恰相反，我们背离了这个理论，劳动力占比是在下降的，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这是一个中国现象，所以我们要理解中国，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背离经典理论，背离主流社会发展的现象呢？我们要反思。我们有一个研究是从基础层面提出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就发现中国出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几年伴随着改革发展，在要素投入结构当中出现了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而资本替代劳动的机制是什么？我们从技术进步的类型发现，中国的技术进步都是出现劳动集约型的技术进步，通过资本投入，通过技术进步，越来越多的是少用劳动，多用机器。再通俗地说，中国目前出现了&机器换人&现象&&用机器替代劳动者，这样的话劳动者的地位就被机器所威胁。
　　这里就有一个价值判断，在中国的价值判断，过度的资本投入，反而侵蚀了劳动力本身的利益，而且这种技术选择本身还有后面的制度背景，我们发现那些中小企业恰恰是很适合在中国发挥的，但是一些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典型的大量的资本深化，大量所谓的技术进步在替代劳动力，这个背后有一个制度，为什么中小企业会顺应你的要素的现实状况，而国有的大企业不断的通过资本深化，用资本替代劳动力。如果要给这样的一种机制有一个解释，那么就意味着我们一个是建构好的制度环境，另外在技术进步当中要找到一个技术进步的路径，这个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从各个层面解读为什么中国的劳动收入分配会不断下降。
　　不确定的中国
　　冯克利：法国经济学家皮科迪的《21世纪资本论》，现在在美国炒得比较热，这本书涉及到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与制度安排内在的规律性有着直接的关系，资本回报高于劳动回报，高于企业实业的回报，高于GDP增长，他做了三百年的统计，它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然后再由高到低的波浪式发展。作者认为从这几十年的统计数字来看，资本的回报现在处在一个高峰期，这是造成财富不平等的一个根本原因。而且他认为这好像是一个客观的规律，所以他对趋势的改变也不乐观，所以就有一个历史决定论的问题在那里。就像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导致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导致新制度的出现，又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中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还有过去关于技术导致垄断趋势的统计，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的统计，里面都有一个决定论的问题。我看不出皮科迪的研究与这类东西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这样看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是有问题的。它是个很容易扰动人们的情绪的话题，但好像不能看一时，从长时间来看，过去那些所谓的规律性预测，今天证明都是很可笑的。但这件事有一个特点，它让很多人可能感觉到我没有享受到我应得的地位，很多人本来是安于自己的所得，经过这些学者一分析，反而感觉到自己处在一个不公平的地位上，类似这样的感觉都是高度主观化的，并不取决于这个事实本身。我们实际上得到多少钱，另外一个人实际上得多少钱，并不是这种现象本身给我们造成了不公平感，它并不取决于这种差距本身，而是取决于我们对这种差距的认识。像皮科迪那样的研究，我担心它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误的认识。
　　现在中国有很多不公平现象，有的人觉得他比我收入高，是因为他的特权，因为他是官二代、富二代，他享有我没法利用的社会资源、制度资源、权力资源，所以造成不平等，但是他对不平等得出的结论，可能不是追求一个更公平的制度，而是&彼可取而代之&--我可以取代他，让他处在一个不平等的位置上，我到他的位置上去。很多人是有这种想法的。这种不平等的意识，像这样改变不平等关系的欲望，可能对这个社会的进步毫无疑义。咱们中国现在很多不平等的现象形成可能是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也可能和很多人的心理有关。但未来会如何，这要取决于我们对&公平&的含义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于不平等，虽然不能认为是一个好事，但是对不平等的现象应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心理关系，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一点，即使有社会运动的机会，想建立一种消除原有不平等的机制的过程，可能结果和你当年所处的地位环境差不太多，没有太大的改进，这就变成一种历史的循环论，就是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我们中国的制度好像老是缺乏这种稳定的可预见性，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
　　所以对于&理解中国&这个题目，我觉得太难，至少从我自己的角度，我考虑对中国的理解，我们首先要做到理解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是一点确定性都没有，实际上这种不确定性，正是我们的制度和环境与一些处在相对比较稳定状态的社会的最大不同之处。
　　为什么收入增加了，人们反而感到不幸福？
　　叶航：过去一个世纪中，经济学家察觉到一个特别大的悖论：在全球范围内（包括西方发达国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入增长在个体间的不平衡和不公平。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公平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也许我们会说，不就是羡慕、妒嫉、恨嘛。其实，这个答案是不对的，最起码是不完全的。行为经济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如果随机将被试分成两组，一组为优势组，一组为劣势组；是否只有劣势组的被试才会产生负面情绪呢？实验结果表明，由不公平诱导的负面情绪，在两个组的被试中都会产生，而且比例没有明显差别。行为经济学把人们的这种心理倾向称为&不公平厌恶&。神经经济学家则在这个实验的基础上进一步用核磁共振成像观察了被试的大脑，结果发现，不管被试处在优势组还是劣势组，只要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公平，被试就会感到不舒服，它所激活的脑区和神经模块对所有被试来说都是一样的。进一步的研究还告诉我们，在劣势组抱怨越厉害的人，当处于优势组时，他所感受到的负面心理情绪也越严重。所以，由不公平所导致的厌恶情绪只与人类大脑中特殊的神经组织及其敏感程度有关，而与一个人所处的地位和状态无关。我们看到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世界顶级富豪，经常抨击社会的不公平现象，并表示死后要把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给社会，你就会相信行为经济学家和神经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并非是空穴来风了。
　　由此带来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类的大脑为什么会有这种特殊的神经结构？虽然，动物行为学家发现，包括黑猩猩、大猩猩在内的人类近亲同样具有&不公平厌恶&，但人类对不公平现象的感知能力要远远超过我们的近亲好几个数量级。这就使我们不得不从人类演化的特殊性上寻找答案了。人类演化的历史起码可以追溯至700万年前的东部非洲，一场始于3000万年前的地层断裂，最终形成了地球上最为壮观的地貌之一东非大裂谷。这场将非洲一分为二的地质运动，奠定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大裂谷西边，依然是连绵的热带森林，生活在那里的灵长类继续着它们的丛林生活，并最终进化成现代黑猩猩或大猩猩；而大裂谷东边，由于隆起的群山阻隔了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逐步使热带森林蜕变为热带稀树草原，从而迫使我们的祖先们走出丛林，踏上向人类进化的漫长道路。我们的祖先长期生活在树上，一旦离开安身立命的树木和森林，大自然赋予他们的进化优势都将丧失殆尽。为了在陌生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他们必须演化出新的禀赋。这些禀赋包括直立行走、栖息方式的改变、食物谱系的扩展，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合作行为的出现。因为在体力和速度上都远逊于其他陆生动物的原始人类，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求得生路。这种合作不仅体现在生存资源的获取上，而且还体现在生存资源的分配上。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导致的极端食物匮乏，使我们的祖先不得不实行一种极端公平的分享方式。如果一个原始族群中出现一点点不公平，就意味着有些人可能会饿死。因此，任何可能产生的不公平，都会被视作弥天大罪。这一社会规范，即便到上个世纪60年代左右，人类学家仍然可以在许多未开化的部落中观察到。演化经济学家认为，在几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正是这种社会规范通过自然选择的力量内化于我们的大脑神经中，从而使我们具有了天生的、对不公平的厌恶。而这种不公平厌恶，甚至导致了我们人类道德情感的产生，这种道德情感包括了像同情心、正义感等最基本的道德元素。
　　今天，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政府，都必须充分重视这个问题，也就是社会公平问题。不要轻易拿&规则的公平&、&过程的公平&来掩盖&结果的不公平&。事实上，几百万年演化过程在我们大脑当中刻下的烙印，首先是对结果不公平的感知。西方国家战后的财政政策，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中国政府手中掌握着远比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政府更多的经济资源。因此政府必须在社会保障上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仅仅将它当作一种职能，以此来消除最底线的不公平现象。
分配不平等及其解决
　　张静：讨论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现象，我想有两个问题很重要，需要澄清。一是不平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二是用什么方法解决不平等问题。前者有关不平等的来源，后者有关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现在有不少舆论认为，出现不平等是由市场经济制度使然，所以解决问题的方向，是扭转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我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因为这是把相关、但并非因果的两类关系混在一起了。就像睡觉和失眠在同一时序发生，二者具有相关性，但睡觉不是失眠的原因。
　　讨论不平等的前提，是甄别社会差异和不平等的区别。在我看来，前者到处存在，不仅无法消除，而且还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乃至社会服从的秩序之源。更努力的人获得较多，不够努力的人获得有限，这种差别是一种需要消除的不平等吗？诊断和治疗，应当和护理工作承担同样的风险和责任、因而收入一样吗？我们可以有多种理由回答这些问题，但事实还是必须承认，这就是，很多社会差别被当成不平等了。如果把差别看成不平等，就会把可接受的当成不可接受的事情来反对，把不可避免的差异当成掠夺来反对。这不是理性的进步。如果我们同意，三个具有不同责任和付出程度的人，要求他们&平等&收益、共担风险、均化贡献是不切实际的，那么就必须区分社会差别和不平等。
　　一些市场程度更高的地方，社会平等不见得比市场程度低的地方更糟，所以市场经济不是社会平等的敌人。如果我们观察历史，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那个时候已经出生，如果各位看到那个时候的社会，和现在做一些对比的话，不难发现两种社会的机会结构有很大不同。和那个时候相比，现在人们的可选择性不是缩小，而是大大增加了，比如迁徙，人们可以改变住所，改变你住的地区，改变你的职业，选择你要上的学校，所有这些方面的自由程度都增加了。这意味着人们的依附性减小，自主性增加。大家有目共睹，很多普通的人、缺少资源的人利用新出现的机会结构，改变了自己的人生，摆脱了贫困，而在从前他们没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从前只有一种人占据了有利的结构位置，有比较通畅的地位上升机会，这就是干部。再分配体制中几乎所有的资源，都由有权力的人掌握，如果你不进入到干部的阶梯里面，你一生都不会有大的变动。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一些资源从再分配者的控制中进入到市场，于是普通人可以通过劳动和能力竞争获得它们。这样有很多原来从不具机会的人，比如农民、手工业者、普通的市民和商人，都开始有了变化的机会，他们有的改变了身份，进入到社会其他行业，有的变为商人，有的提升了地位。这种机会结构的出现，就像多米诺骨牌，推动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开始发生。因为自主、自由和选择的出现，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使更多的产品通过市场竞争出现，更多的人可以购买原来只有少数人享用的商品；它同样具有政治和社会意义，那就是，通过开放竞争，开始破除对资源的权力垄断，使更多的人可能接触和利用这些资源。
　　这不正是平等在向更广阔的人群扩散吗？虽然还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但是对于第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用比较的眼光，用历史的眼光，就可以非常清晰看到：市场经济改革通过释放选择权，加速了机会开放且相对更平等的使用。我认为，选择权的平等化普及，是人们普遍支持改革开放的原因。
　　我和学生几年前做过一个调研，发表在《转型社会：公正观研究》中。通过数据统计和访谈调研，我们希望了解民众是怎样看待这两种体制、两种社会的。我们设计了很多问题，比如，你愿意生活在一个竞争性比较强，有比较多的选择机会，但收入差距可能较大，社会保障也不确定的社会中；还是更愿意生活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大家的收入都比较低，也比较接近，保障比较强，没有什么竞争，但是你也没有什么选择机会的社会中？原来我以为受访人的选择会出现比较大的差异，比如说较低收入的人倾向选择计划经济体制，比较成功的人士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但结果是，无论来自哪个职业和阶层，也无论受教育年限如何，多数人都选择了愿意生活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显然，他们认为这个体制更符合自己的需要，这说明，多数中国人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中受益。
　　我们还想通过这个调查，来了解普通人的公平观究竟是什么，他比较接受均平的收入，还是可以忍受一定程度的差异。我们发现，人们可以接受的差异，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尤其关键的是，他们的接受度与财产是如何来的有关。比如篮球运动员姚明，他的收入不得了，并非常人可及，但受访人认为这种差别是公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能像他那样打篮球，我没有他这样的能力，大多数人都是这样回答的。这一理由是接受能力差异。然而有一种富有却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就是他的收入不是依靠能力，而是依靠他的地位、权力和关系，总之是依靠自由竞争之外的手段，那些无法公开、不透明的手段。由于一些不平等的制度，比如身份体制给予他特权和特有机会，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收入，即使差别不那么大，受访人也都不接受。所以差别和不平等，他们区别的门儿清：依靠能力获得的，OK，依靠垄断资源和权力获得的，不公平，得反对。
　　从这些调查看起来，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中国老百姓的公正观，他们对于财富怎么样分配，依照什么原则分配，等等一些最重要的方面，和其他国家的调查没有显示重大的差别。这说明，有关公正的核心原则具有普遍性。虽然市场经济激发了能力竞争，带来了一些收入差别，但人们心里都清楚，这些差别不同于不平等，因为后者是由于不公正的制度--没有成功限制对资源的垄断--造成的，而非能力差别使然。不公正的制度可以和任何一个经济形式同在。这是我想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收入差距拉大应当如何解决。再分配体制下采用的办法是统一定工资，施加人为限制。这么做现在显然行不通，因为人力资本的部分定价权已经进入市场，无法再行垄断。倘若从集中权力去做分配的文章，那我们没有进步。
　　不妨再回到历史，看一看在别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出现贫富差距、乃至阶级冲突的情况下，曾经出现的两种解决方案。一个方案大家很熟悉，就是革命。通过暴力革命摧毁资本主义，重建一种分配体制。另一个方案在英国历史上实践着，后来由经济史学家马歇尔（T.H.Mashall）做出理论总结。他在皇家经济学会一个著名的演讲中提问，为什么在早先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革命没有发生，相反，在那里，通过暴力调整分配制度的动力逐渐减弱？
　　马歇尔说，如果你去研究历史，就会发现，明确财产权虽然出现了财富不平等，但有另外两项重要的发展，可以中和这一状况。第一项，是开放投票权，换句话说，就是赋予人们选择社会政策的权利。政治选举看起来是在选择政治家，实质上是在选择他所主张的社会政策。这一做法把社会冲突的暴力危机，转化为和平显示力量，并影响政策改变。当财富占有的不平等导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时候，英国的一个做法就是开放选举权，迅速把原来仅由贵族享有的选举权扩大到公民，让人们有机会通过投票，来选择自己的代理人，并通过他们的讨价还价和妥协，产生符合多数人利益、或者多数人愿意接受的政策。这一政治安排建立了和平调节分配政策的渠道，整体上看，这一机制具有吸收政治冲突、平衡社会利益的功能。
　　为什么？因为缺少组织化和制度化的影响政策途径，维护利益的行为会朝向激进化发展，走投无路就会走极端。变动的社会需求和冲突性利益，通过制度安排的通道，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发挥影响，调整或改变政策，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在平衡各方面的利益，把可能的暴力冲突拉入到代表会议的谈判桌上，将武斗变成文斗。这一改进保护了市场经济，避免了财富占有不平等导致的暴力性冲突，所以代表制具有社会平衡作用。有了这个机制，革命就变得不必要，因为各种利益有通道施加影响，改变分配政策。
　　第二项发展，是社会权利的释放，也就是人民受教育权、享受社会福利的权利，比如说养老的权利，以及孤寡儿童、单身母亲受到照顾这样一些权利。显然，这一发展尤其对弱者有利，可以缓解他们和有产者之间的矛盾。因为提供福利需要钱，纳税额较高的是有产者，而福利的受益人基本是无产者。所以当社会权利提出来以后，福利国家制度有了理论根据，应运而起。
　　上述两项发展，马歇尔统称为公民权责体系建设，它的出现稳定了市场经济秩序，保持了它的生命和活力，同时避免了暴力毁坏或者掠夺人类财富，不能不说，这是人类通过制度建设控制自身的一大进步。做到这些，依靠的是政治和社会制度改革。这两个东西的发展保护了英国，使它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异常激烈的社会冲突中，没有发生毁灭。
　　今天的中国，也走到了这样一个重要关头，我们的收入差距正在拉大，我们的社会矛盾正在激化。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解决？用革命的方法吗？拿起武器，重新掠夺那些有财产的人，搞一次再分配，这是一种方案。还有一种方案就是马歇尔提到的制度改进方案，哪一种方案符合最多人的需求和利益的呢？我们的历史上不乏革命，它们改变了人事，但是往往对于改进制度的作用有限。革命擅长于消灭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在冲突性的利益中间协调并整合它们。所以，一个理性的平衡利益、吸收冲突的机制建立，比收入差别本身更值得重视，因为它可以较少破坏地、持久地作用于调节政策、修正不平等。我们面临着历史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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