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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震东北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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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作霖在其辉煌时期，曾一度控制了大半个中国，有人说他出卖东北，穷兵黩武，反对革命，有人说他是一位爱国的政治家。在那段黑暗混乱的北洋时期，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大大小小的军阀合纵连横，生在那个时代的张作霖，能活下去已经不容易了，还能活得风生水起，真是一个奇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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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落伍，始于鸦片战争。近代中国的转型，最早应该从推翻满清后的民国说起。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王制度寿终正寝，中国人第一次迎来了没有帝王的时代。
然而，刚刚翻身的老百姓还没有来得及品尝民主共和的滋味，中国就再一次陷入了历史的怪圈：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皇上是走了，可军阀们又来了。军阀连年征战，中国政局动荡不安。那时候的北京就是这样，今天赵打钱，明天孙打李，胜者王侯败者寇，城头变幻大王旗。中国进入了十几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
说到北洋军阀，最有名的当数段祺瑞、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人。本书主人公张作霖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其辉煌时期，曾一度控制了大半个中国。历史上关于张作霖的说法很多，但主要的事迹几乎都是负面的，譬如出卖东北、穷兵黩武、反对革命等。但也有人说他其实是一位爱国的政治家，东北权益并没有被他出卖。
英雄不问出身　第二章
朝廷敞开大门
中国有句古话，当给富贵者以足够警戒：富不过三代。尽管历史已经斗转星移，中国进入了全新的世纪，但这句老祖宗留下来的话似乎仍未过时。张作霖家就是这样。
张作霖的祖籍是河北省大成县，因为生活困苦，他的祖上迁居到了东北，在那片肥得流油的黑土地上努力耕作，生活渐有起色。几代人积累下来，到他爷爷张发的时候，张家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富裕人家了。
磨刀霍霍待中原
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取消帝制，很快就病死了，北京政府的实权落到了段祺瑞的手中，段祺瑞是安徽人，所以他的一派势力就被称为皖系军阀。
段祺瑞一生最大的追求就是权力，他不满满清垮台后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现实，力图用武力统一中国，于是在掌握北京政府权柄不久，就发动了南北战争。
但军阀就是军阀，摆在他们面前的从来就只有两个字：“利益”。段祺瑞要武力统一，但摆在最前线的军队却是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队。如果南北战争进行下去，不管最终结果如何，直系实力肯定会遭到严重削弱，到时候就是段祺瑞的皖系实力最强了。
中原，苦涩的禁果
直奉的合作不可能是真诚的，他们同床异梦，貌合神离。直皖战后，其矛盾便凸显出来。
经过直皖一战，张作霖在政治上得到了重大利益，北京政府一切大计都要经曹锟、张作霖二人点头才能通过。在直系—方，他们的战利品主要在地盘上，两湖巡阅使王占元虽为直系将领，但因利害关系，而渐与奉系亲近，吴佩孚便乘王占元遭湘军攻击和宜昌、武昌兵变之机，夺了王的地盘，自任两湖巡阅使，让本系将领萧耀南为湖北督军；另外，孙传芳占据了福建，齐燮元得到了江苏督军的位子。
直皖厮杀之后，总统徐世昌很高兴了一阵子。他以为，打倒了段祺瑞这个最大的军阀，他可以做个名副其实的总统了，但是事实无情地告诉他：做梦！前门驱走了一只虎，后门又进来了两条狼。现在的北京政局，任何决定没有曹锟和张作霖的点头，那是绝对不可能实行的。但是，愈演愈烈的争权夺利还是使直、奉的裂隙越来越大。
躲进东北成一统
就在北京政府剥夺张作霖一切职务，张作霖悍然宣布独立自治前，在东北土地上，还上演了这么一幕小闹剧。
张作霖与他的奉系在关内一败涂地，吴佩孚开始不可一世起来。为了彻底消灭张作霖这个政敌，他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严惩张作霖。不得已，徐世昌于5月10日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11日，又下令裁撤蒙疆经略使，这就剥夺了张作霖的一切军政大权。
更绝的是，他还让徐世昌下令，任命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袁金铠为奉天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长。这就将东北各地的主要权力全部分散，张作霖没有了任何地盘，而且还会导致东北大大小小的军阀们自相残杀，无法统一作战。
吴佩孚以为凭借这一手，张作霖就会失去权力的支持而成为光杆司令、孤家寡人，从此退出民国军阀行列。他哪里料得到，张作霖在东北经营日久，可谓是根深蒂固，哪是他一张白纸能撼动的。
宣布东三省自治后，张作霖在东北整军经武，扩展势力。他一直将目光盯在东北，对于中国政局的变化，较少过问，因为他知道，说话是要凭实力的。
不过较少过问不等于不过问。张作霖自从当上了东北王，多年的政治军事生涯，让他的管理能力得到了更大的提高，视野也变得宽阔了。他已经不再满足于当年的糊口，也不再只看着自己的东北。他的心里，开始有了问鼎中原的打算。时机，他需要的是最好的时机！
此时的直系势力真是如日中天。直奉一战，让吴佩孚声名鹊起，成为了中国各大军事集团中的霸主，其影响力直追当年的袁世凯和后来的段祺瑞，同时也成了一颗极为耀眼的政治明星，成为了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中国最有影响的军阀。人就是这样，欲望永远没有完全满足的时候。当年小小的师长，现在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国的政局。下一步奋斗目标是什么？不用问也能猜得出来，中国最高领导权。
　35年前，一份神秘的“总理遗言”轰动全国，最终酿成了公安部发文追查的重大政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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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统治时期东北划分成了8个省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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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胜利后，具体名字一下记不清了、辽宁没有、嫩江，也就是4省，东北一直就是东北三省，国民党接受东北，将东北3省（黑吉辽）划分为9省，曾试验小省制，如果把热河算上，就记得有吉林、黑龙江、松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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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深入研究
张作霖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争议的焦点是他与日本的关系问题。有的说他是反抗侵略的民族英雄，理由是：张作霖“一生保国为民，不顾身家，卒为强敌日寇所乘，以身殉国”。张作霖“坐镇边疆十余年，于北京政府鞭长莫及之际，周旋应付，不亢不卑，终其治奉之日，未闻其向日俄缔结任何丧权辱国之密约”。有的则说他是“卖国求荣的军阀”。其理由是：“他和日本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的‘霸业’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的”。无论如何评价，都说明了一点，在张作霖的一生中，他与日本的关系占有重要地位。正因为如此，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既是研究张作霖的重点，也是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张作霖研究的现状与成果
关于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像历史研究的其他领域那样，受到更多人的青睐。这既有该研究自身的先天性的缺陷，又有其他各方面原因。
第一，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长期以来，由于学术研究环境及各方面原因的限制，张作霖的研究与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相比，不成比例。张作霖作为奉天督军兼省长、进而到升任东三省巡阅使，统治东北十余年之久，最后是在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的职位上被日本关东军炸死。此外，张作霖是从一个流浪儿到清兵，再到“保险队”头目，最后被招抚，一步一步登上权力高位的。张作霖是一个传奇色彩极强的历史人物，也是一个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但关于张作霖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仅限于台湾和国外。
在我们国内对张作霖的研究，最早的一本《张作霖全史》，是1922年4月由上海第一书局印发的，是由中央新闻社编辑。从严格意义上，这本书还不是一本学术成果，书中主要是记录张作霖的一些奇闻逸事。从20世纪20年代起，国内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特别是日本与中国东北关系研究，更是个热门话题，其研究成果也很多。但关于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却只有龚德柏写的《日本人谋杀张作霖案》一部，而这一部还是时任张学良外交秘书的王家桢，为了揭露日本谋杀张作霖真相，用重金授意龚德柏写的。
自20世纪80年代后，学术研究环境逐步宽松，张作霖的研究才开始起步。其重要的标志是，1981年出版的《辽宁文史资料》第6辑，开始发表有关张作霖的回忆文章，如《张作霖在辽西的片断》、《张作霖清剿陶什陶琐记》、《奉军派遣军事留学生简介》等，在《辽宁文史资料》的前五辑里，是根本没有关于张作霖的内容。文史资料是由政协主办的，这充分说明了学术研究的春天到来了。由常城主编的《张作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部关于张作霖的专著。有关张作霖的研究的这些成果，虽然初步的，但必竟已开始为学术界和社会所关注。
第二，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研究的进展与成果。从80年代到现在这近30年的时间里，张作霖及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也有很多成果面世。这些成果可分为以下几大类：
其一，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从80年代开始有许多档案资料陆续出版发行。1990年，由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由江苏古籍出版社、香港地平线出版社出版了《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该汇编采用影印原始档案的方式，辑入了1895年至1933年间奉系军阀从产生、形成、兴盛到衰亡全部过程的主要档案史料。其中包括三大部分内容：
（1）张作霖如何发迹、统一东北；奉系整军经武，进兵关内，发动第一、二次直奉战争，进驻直、鲁、苏、皖；对抗国民军北阀失败以及皇姑屯被炸身亡；等等。（2）张学良子继父业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处理杨常事件；实行东北易帜；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九一八”后的下野。（3）反映东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档案史料和日本对东北侵略等方面的档案史料。该汇编的出版发行，极大地促进了学术的繁荣。《皇姑屯事件始末——张作霖被炸的档案资料汇编》，是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由香港同泽出版社出版。该汇编上迄1928年5月，下至1931年6月，主要内容有：退出京师；事件发生；调查交涉；当局采取措施；日方活动；治丧祭奠；忌辰追悼等。该汇编的编辑出版，是皇姑屯炸车案研究的重要资料，对深入研究具有促进作用。这个时期，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中日关系史料——东北问题》（1、2）。是反映1917年到1927年期间，中国东北与日本关系的档案资料，其中第（2）是集中反映年间，日、美等协约部队借干涉俄国革命之机，向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扩张势力。此外，还有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奉系军阀大事记》等有关资料。
其二，文史资料的编辑出版。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辽宁省、吉林省、天津市等有关省区政协文史委开始编辑出版有关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资料。从1981年《辽宁文史资料》第6辑开始刊载张作霖的有关资料起，到1999年《辽宁文史资料精萃》编辑出版，辽宁包括各市文史资料，收录张作霖的资料达百余篇，其中收入《辽宁文史资料精萃——张作霖&奉系军事集团》的就有61篇。1983年出版的《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是张作霖等奉系军阀人物资料的专辑，共42篇。这些资料主要是1960年前后全国政协和东北三省政协征集的有关张作霖的回忆录的未刊稿。还有从金毓黻先生的日记中选的张作霖等6人的别传。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关于张作霖及与日本关系的研究。
其三，专著的出版。1980年，由常城主编的《张作霖》，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专著。这部专著因出版较早，资料运用不够充分，基本观点仍保持文革时期的观点。但这本专著的出版，仍具有拓荒意义。1988年，由毕万闻翻译的《张作霖在东北》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的作者加文&麦柯马文，是英籍澳大利亚人，为西方研究东北亚的专家。这部专著是以西方人的眼光和思维来看待东北亚，看待张作霖及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其某些论点未必正确，但也给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是言必有据的严谨学风，和较为客观的立论。1991年，由陈崇桥、胡玉海、胡毓峥编著的《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出版的第3部专著。这部专著无论从史料运用，还是观点的客观性上，都有了明显的进步。张学良看了后给予充分的肯定，说：“由辽宁大学编的这部书，是可以拿来参考的”
。在世纪之交的近十几年里，关于张作霖的专著陆续推出，有徐立亭著的《张作霖大传》，陈崇桥、耿丽华著的《张作霖真传》，徐彻、徐悦著的《张作霖传》，徐彻、徐悦著的《张作霖——一代枭雄》，王晔著的《国父与东北王》，胡玉海主编的《奉系军阀全书》由六卷本组成：《奉系纵横》、《奉系人物》、《奉系军事》、《奉系经济》、《奉系教育》、《奉系对外关系》。在六本专著中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而《奉系对外关系》则重点阐述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此外还有专题性的专著，如王贵忠著的《张学良与东北铁路建设》，杨景华著的《张氏父子》，胡玉海、董说平著的《近代东北铁路与对外关系》，是从铁路的角度阐述了张作霖时期东北与日本的关系。另外，还有一些其他人物如吴俊升、郭松龄、张作相的传记，也都涉及到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问题。
其四，论文的发表。在国内公开阐述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第一篇论文，是1981年，潘喜延在《中日关系史研究》第1辑上，发表了《试论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一文，这是具有开拓性的。1985年《东师大学报》第1期，发表了徐玲撰写的《从町野回忆录看张作霖之死》，该文通过町野回忆录说明，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不是因张作霖对日实行了强硬路线而被炸死，是因为日本内部“武力占领”派与“经济侵略”派之争，导致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1986年，顾明义发表的《郭松龄事件与日本》，谈到郭松龄与日本，实际上也必然要谈张作霖与日本的问题。而全面阐述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是陈崇桥、胡玉海撰写的《张作霖与日本》，发表在《日本研究》1990年第1期上。认为在张作霖的一生中，他与日本的关系一直占有重地位。从其崛起到覆灭无不与日本关系密切，这是研究张作霖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认为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他们既有勾结利用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随着张作霖实力的发展变化，张日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其变化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992年《历史研究》发表了日本追手门学院教授伊原泽周《张作霖“讨赤”与田中内阁》的文章，全面阐述了奉系在对抗北伐军期间张作霖与田中内阁的关系。
到了20世纪初，对张作霖与日本的研究有进一步的深入，王海晨分别在《历史研究》和《史学月刊》发表的文章是：《张作霖抵制日本的主张与实践》和《从“满蒙交涉”看张作霖对日谋略》，仅从论文的题目就可看出已跳出“勾结日本”、“卖国军阀”的思维模式。认为“长期以来由于复杂的原因，一般都视张作霖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工具，甚至说他是卖国贼、走狗、土匪、‘一介武夫’”。其实，无论从张作霖在“满蒙交涉”国所持的态度、立场，所采取的策略、措施，以及他用实际行动所表现出来的所代表的利益看，还是从结果上分析，都得不出张作霖“卖国”与“一介武夫”的结论。这是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研究最具代表性的论文。此外在这个时期，在其他报刊和论文集中，也有一些张作霖与日本关系论文的发表，如陈嘉骥在台湾《中外杂志》上发表的《张作霖父子是非功过》等。
其五，传记文学和其他文学成果的面世。发表张作霖及张作霖与日本关系传记文学是台湾版《传记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起，该刊开始大量发表民国时期历史人物的传记，也包括张作霖的传记。其中有王铁汉撰写的《张雨亭先生的初年》，曹德宣撰写的《我所知道的张作霖》，吴相湘撰写的《历史人物何必论出身》，何秀阁撰写的《张雨亭将军草莽轶闻》，司马桑敦遗著《张老帅和张少帅》，宁恩承撰写的《张作霖轶事》。在该《传记文学》上开设的《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有缪微流讲的《我所知道的张大元帅事迹》，王铁汉讲的《张作霖先生与孙蒋两公关系及他人的评论》，齐世英讲的《我对张雨亭先生的看法及有关日本的两件事》，沈云龙讲的《从历史观点看张作霖的成败得失》，郭德权讲的《略谈张雨帅生平及为人治事》，张式纶讲的《论张大元帅雨亭先生》，王奉瑞讲的《张作霖的对日外交与被炸实况》，陆云山讲的《简述张雨帅之事迹》，沈云龙写的《有关张作霖的史料》等等。此外，台湾天一出版社还出版了《张作霖传记史料》。上述有关张作霖的文章和资料，虽是传记性的，但多以事实为依据，对深入研究张作霖与日本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也有不少文学作品出版，如成玄著的《张作霖演义》等。
第三，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仍然处于拓荒阶段。上述成果的取得，应当说是很可观的。这些成果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成果大多集中在近30年这个时间段内，无论是资料整理出版，还是论文、专著的出版几乎是同时面世的。这样相互间借鉴关系不大，成果重复性多；特别是许多最新资料未能运用到研究中去。如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一案，如何评价？有的说是张作霖对日强硬的原因；有的说张作霖与日签订铁路合同，导致日本军事占领派感到无用武之地而抢先炸死张作霖；有的说是日本统治集团要“换马”的结果。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导致张作霖被炸有诸多因素，简单地下结论说是某种因素导致张作霖被炸，是不准确的。
其二，上述成果多数是属于个体行为，均属于分散性的成果，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有份量的成果。由于多是个体行为，这样就很难形成集体研究的优势，也不容易出现价值份量很重的研究成果。有的成果虽然是团体合作，如胡玉海主编的《奉系军阀全书》。但由于该成果是拓荒性的特别是缺乏深入研究，给人一种急就篇感觉。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这是一套拓荒之作，拓荒之作有拓荒之作的优点，当然也有它的缺点”。仅以《奉系对外关系》为例，作者只是对奉系与日本关系的事例分别进行阐述，没能进行相互关联地分析。这样就使张作霖与日本关系，不能整体地本质地展现出来。
其三，上述研究成果多属于表面问题的阐述，对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的不多。如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本质是什么？有的说他是反日的“民族英雄”，有的说他是勾结日本的“卖国军阀”，观点截然相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结论？主要是对张作霖与日本关系没能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才出现了这种简单肯定的结论或完全否定的结论。张作霖与日这对矛盾，从张作霖这方面来说，他是一个具有多维性格特征的自然人，同时他又将封疆大吏的职责和封建军阀的特质以及奉系集团利益的代表等诸多身份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张作霖个人的价值取向以及追求的目标。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都影响着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演进与变化；从日本方面，其内部存在“经济占领”派和“武力侵略”派，也有不同当政者的政治路线和战略上选择的差别，同时也有两国政治局势的变化等等。这些都是影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要做具体研究和分析，不能仅凭简单的表面现象，就下结论。
其四，对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禁忌。这种禁忌首先表现在传统的理论观念上，如封建军阀与卖国的必然联系。认为所有封军阀都是投靠帝国主义的，更何况张作霖的确与日本关系密切了。这样，张作霖是“卖国求荣的军阀”的定性结论，在人们的观念上就先入为主了。要突破这个禁忌是很困难的。其次是，张作霖曾镇压过奉天的辛亥革命，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事实无论是从理论的层面，还是从情感的角度，都会把张作霖摆在中国近代史上进步的对立面。简单的政治定性是容易做到的，但不是科学的结论。只有努力克服传统理论上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政治上的简单定性，才能逐步地突破研究禁忌，实事求是地面对历史。
从上述的研究现状看，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的拓荒阶段。有很多问题仅是刚刚起步，无论是纵向研究还是横向的问题，都还有很大的深入研究的空间，有待于人们去做进一步的努力。
二、现有张作霖研究成果的主要观点与争鸣
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已出版的专著、已发表的论文及尚未发表的研究生论文三部分。涉及到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诸方面，如张作霖早期与日本关系、张作霖与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与郑家屯事件、与宽城子事件，张作霖与日本设领、设警问题，张作霖与日本铁路交涉，张作霖与“二十一条”等，以及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整体评价等等。
第一，关于早期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潘喜廷在《试论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一文中，认为在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暗中与日本浪人有所往来”，表示“立誓援助日本军”。认为这是“张作霖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开始”。1915年10月，日本在汉城召开日本占领朝鲜五周年纪念会，张作霖代表奉天将军赴会，在此期间张作霖与朝鲜总督寺内正毅进行了密谈。认为，“这次密谈，标志着张作霖投靠日本的怀抱，甘为其侵略‘满蒙’的工具”。车维汉在《奉系对外关系》一书中写道：在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表面上不得不遵守清政府宣布的‘中立’，但在暗中仍与日俄双方往来，进行投机活动。日俄开战之初，张作霖看到俄军强大，为得到俄军的金钱和枪械，张作霖曾为其收集粮草，还穿上俄军军装偷袭小股日军”。“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张作霖看到日军转为优势，他又为日军服务，也是为了获得犒赏”。把张作霖与日俄的关系，定性为只是为了金钱和枪械的犒赏。胡玉海在《奉系纵横》一书中分析了张作霖任师长以来不断向日人示好的心理后，认为，张作霖“为谋个人出路投靠日本，不惜卑躬屈节，说了许多丧失国格人格的话；日本为谋其在东北权益的扩大，与张作霖保持联系，不断试探，有扶持利用之意，但双方也都只停留在口头上，尚无实际行动”。这与潘喜廷的“开始勾结”的判断是有区别的。
第二，关于张作霖与日本策动的两次“满蒙独立”运动。车维汉在《奉系对外关系》中写道：在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策划时，日本方面积极“游说张作霖等人”，“张作霖表面上与旅顺方面的使者打得火热”，而北大营兵变发生后，“张作霖非但未响应此次兵变，相反却指挥所部对进城的乱兵进行了镇压”。“这件事引起了日本关东都督府和参加该事件的日本军人对他的极大不满，从此埋下了对张作霖不信任的种子。在后来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中，他们多次想加害张作霖，原因也正出于此”。所以，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策划中，土井等就首先“密议了杀张计划”。在日本实施炸张过程中，张作霖虽幸免于难，但“该事件的发生，使张作霖对日本产生了既恐惧又怀疑的心理”。在这个时期，“正处于张作霖刚刚就任奉天督军的初期，已经就任督军的张作霖，与急于想当督时渴求日本的支持，有了很大的不同。他已经成了中国的封疆大吏。虽然他的势力与日本在东北的势力相比还是脆弱的，仍然希望得到日本支持，但他首先思考的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尽封疆大吏的职责”。因此，胡玉海在《奉系纵横》一书中指出，张作霖“对日本暗中支持‘宗社党’的活动、巴布扎布的闹事，态度非常明确，行动也非常坚决。他是在不损害国家根本权益和个人利益的前提下，谋求日本的支持与合作”。车维汉和胡玉海对张作霖在“满蒙独立”运动中的表现，都给予较客观的评论。
第三，关于张作霖与日本挑起的郑家屯事件。日，发生了郑家屯事件。日本人抓住该事件，大做文章，是想从正面配合“宗社党”和巴布扎布的“满蒙独立”运动。常城认为，当时“张作霖派抗击日本操纵下的蒙匪是完全正确的。但由于日本一再挑起事端掩护蒙匪，张作霖怕得罪日本人，不敢追歼蒙匪”。并认为在事件处理过程中，“张作霖屈辱地处理郑家屯事件，是他任奉天督军后的第一次直接对日交涉，颇得日本统治集团的好感。从此以后，日本集中支持张作霖”
。加文&麦柯马克则很平和地叙述这件事：“通过谈判为这些蒙古人安排了一次日本保护下的安全撤退。他们从日本势力控制的铁路沿线地区完好地撤了出来，日本的保护也马上就撤消了。十月初，巴布扎布在中国军队的追击中战死了”。车维汉在《奉系对外关系》中阐述，在郑家屯事件交涉中，张作霖做了几件事：一是客观反映事实，驳斥日本的侵略行径，指出了日本无理之处8条。二是惟恐外交部谈判有失，及时揭露日方制造伪证之阴谋。三是向外交部提供反映事实真相的确凿证据。四是主张公开事实真相，以欧美势力钳制日本。在评论该事件时，车维汉说：“在郑家屯事件中，从总体上来说，张作霖对日本是持抵制态度的。但只要细心考察其全过程，不难发现张的表现有微妙之处，他只敦促北京政府与日本强硬交涉，可是对日本关东都督府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始终保持着融洽的关系，未发生正面冲突，对事件的处理也显得十分小心谨慎，这与他致中央电文的慷慨陈词的表态是那样的大相径庭。这说明，张作霖担心开罪于日本，而且为今后与日本的周旋处处留有余地”。
胡玉海在《张作霖与日本关系一文》中认为：“日本为配合巴布扎布的‘满蒙独立’运动，抓住郑家屯事件大做文章，对于日本来说，郑家屯事件和巴布扎布的叛乱两件事，都是属促成‘满蒙独立’的一个整体内容。对张作霖来说，既要把两件事看是一个整体，但在处理上又要分清对外交涉与平定内乱的区别。”从总体上看，张作霖在处理郑家屯事件过程中，“坚决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维护国家的主权，尽到了一个封疆大吏的职责”。胡玉海认为，“这个时期，尽管张作霖仍然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人主张支持张作霖，但双方仍处于试探、观察阶段，并无实质性的接触”。
第四，关于张作霖与“二十一”条。常城在《张作霖》一书中写道：“民国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作霖曾以督军兼省长名义亲自下‘训令’，答应了日本的要求。‘训令’说：‘查中日新约日本臣民得在南满商租零用房地，自应推诚相与，免滋事端’这一‘训令’是张作霖损害东北主权行为的无可辩驳的铁证”。
车维汉在《奉系对外关系》一书中指出：“在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前后，张作霖确对‘二十一条’进行了抵制，同时也有许多讨好日本的言行，对于这些自相矛盾的行为，人们也许会感到费解。其实，这种行为不难解释，它是由当时张作霖所面临的客观状况以及他个人的经历和品质决定的。张作霖在奉省渐乎崛起之时，‘满蒙’已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张作霖从内心深处是不希望日本吞并‘满蒙’的，因为一旦这样，他欲为‘东北王’的抱负和手中刚刚获取的权力将受到威胁，剩下的只有当傀儡一途，对此张作霖是不甘心的，故他对‘二十一条’暗中持抵制态度。同时张作霖还意识到，他此时尚无法与日本抗衡，若一旦公开得罪于日本，他是任何事情也办不成的，而且所获得的一切也将化为乌有。为巩固他在奉天取得的统治地位，他又在表面上讨好日本人。”张作霖“这种两面性策略，一直伴随他政治生涯的始终”。
王海晨在《张作霖抵抗日本的主张与实践》一文中，说“据日本学者统计，张作霖在执政期间发出抵制‘二十一条’的训令达四十几号之多，且取得一定成效。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评价说在张作霖死前‘终始二十一条等于废纸’。是否等于废纸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张作霖在他执政期间围绕‘二十一条’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是值得重视的”。
上述三种观点，是有区别的。以训令为据就下结论说是损害东北主权的铁证，只是看到了表面的现象，对张作霖对日关系缺乏全面的了解。后两种观点，应当说是一种研究的态度。
第五，关于张作霖对日本在东北各地设领设警的抵制。日俄战争后，日本在奉天（今沈阳）、安东（今丹东）、铁岭、辽阳等地始设领事馆。这些领事馆成为日本推行“满蒙”政策的侵略机构。1916年，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国提出在郑家屯、掏鹿、海龙、农安、通化新设五处领事馆的要求。按国际惯例，只有商埠才可设馆，而上述地区不是商埠，皆属内地。日方提出，实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后，“日人赴南满者，日渐其多”，“早日设馆，遇有事件发生，贵国地方官可与领事馆接洽”。在日方的压力下，北洋政府被迫允让了日本的要求。张作霖得此消息后，立即致电北京外交部，提出不同看法。张作霖在电文中说：“查内地设领与商埠不同，此端一开，贻患滋巨。况杂居条例尚未议定施行，讵容再生枝节。”“今日既以诉讼杂居为境设领事之理由，他日又将以增设领事为共同审判、设置警察之理由。辗转相循，必至法权、警权均落外人之手。”他“请大总统顾念国权所在，由钧院、部据理力争，迅谋挽救，亡羊补牢，似尚非晚”
。王海晨在《从“满蒙交涉”看张作霖对日谋略》一文中强调，张作霖采取三项应对措施：“第一，敦请北洋政府对日声明，日本在所设领事分馆之地，不得任意设置警所。第二，为防止日方借口设立警所，对预设日本领事分馆各县之警察，先期整饬，建立完备之警政，‘以免外人藉口’。第三，在预设日本领事分馆各县，设置交涉员。主张‘应有对立机关之直接谈判’。从该文我们看出，张作霖对日本设领设警的要求，是持坚决抵制态度的。所采取的措施是及时有效的。
第六，关于张作霖与日本的铁路扩张战略。自日本通过日俄战争掠取了南满铁路后，日本就把在东北扩张路权作为扩张势力的战略。为此挑起“满洲六案”交涉，“满蒙五路”交涉和“满蒙新五路”交涉。铁路交涉是张作霖对日关系最核心的内容之一。日本为扩张在东北的铁路权益，在不断掠夺路权的同时，又以南满铁路“平行线”为由，干涉和阻东北地方政府自主修筑铁路。抵制日本攫取路权的最好方式，就是积极地自主修筑铁路。王贵忠在《张作霖与东北铁路》一文中说，“张作霖在他统治时期内，借用日本满铁资本修筑了洮昂和吉敦铁路，营业里程共长430.6公里。中日合办天图铁路111公里，中俄官商合办穆棱铁路58.9公里，这四条铁路共计600.5公里。1925年以后，张作霖全力注重自建自营东北铁路，不再借用外国资本，中日在铁路交涉中矛盾日益深化。”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铁路营业里程总长为6225.9公里。1920年至1931年这12年间增长2600公里，有外国资本关系的增长了1081.8公里，占增长总长度的41.55%。其余，张作霖用三省政府和部分商民投资修筑1521.7公里，占增长总长度的58.45%，占东北铁路总长25%，占全中国铁路总长的10%以上。而当时全国铁路的总长85%是有外国资本关系，只有15%的国有资本，其中有2/3是东北地区官府和民众的投资”
。王海晨在评价张作霖自主修筑铁路时指出：“自办铁路的成功，打击了外国势力强夺东北路权的嚣张气焰，冲破了近代以来东北铁路建设和铁路运输由日俄两强独霸的局面，并带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促进了东北边疆的经济发展”。
铁路问题是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在“满蒙新五路”的交涉上。台湾的郭德权先生在《略谈张雨帅生平及为人治事》的讲座中说：张作霖“遇有涉外事件，深思熟虑，善于应付，未签任何丧权辱国条约，这是他一生足以自豪的”。胡玉海在《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一文中说：“奉系集团在北伐军的打击下，战线已逐渐收缩到京津地带，日本又对五路签字一事抓住不放。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命航务司长赵镇代理交通次长，在敦图、长大两路合同上签了字，并于5月13日，亲自在洮索、延海两路合同上签下了‘阅、准行字样’。至此，五路已有四路签了字，剩下吉五一线决定以后在奉天签字”。当然就法律手续而言，张作霖与日本人签订的合同，确有不完备之处。日本人也承认‘延海、吉五、洮索三线尚无正式承包合同’。但敦图、长大两线是赵镇奉张作霖之命所签，暂且不管张作霖是否情愿，但他执行与日人签订条约的事实是明确的。说张作霖从未签订任何丧权辱国条约是不对的，如果说他从未兑现任何丧权辱国条约则是事实”。
第七，关于张作霖被关东军炸死的原因。车维汉也认为是张作霖对日的抵制政策，导致其被炸。他说：“除铁路交涉之外，日本在‘土地商租权’、‘二.五附税’以及在临江设领事馆等方面的交涉，也都在不同形式上不同程度地遭到奉张的抵制。日本与奉张的矛盾更加激化了”，“张作霖虽出身草莽，未事学问，但他不甘心充当日本的傀儡。也正是这个原因，日本侵略者才对他狠下毒手”。而徐玲则认为是日本“武力侵略”派与“经济占领”派争功，导致张作霖被炸。引用町野的话说：“满蒙五铁路将于七月正式发表公告，这件事为陆军探知，他们认为如果这件事成功了，就不仅是五条铁路问题，每条铁路都附有租借地，所以满洲就等于是日本的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已彻底解决。那样一来，军人们就再也没有建立功勋的机会”
。这一论点，是说由于张作霖签署新五路条约合同的妥协行为，导致了他被炸死。
第八，关于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总体评论。在台湾《传记文学》举办的《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张式纶发言说，张作霖“生保国为民，不顾身家，卒为强敌日寇所乘，以身殉国。世人称之为民族英雄。”“生为东北之重镇，国家之长城。死则以身殉国，重如泰山。中国近代史无论如何编纂，雨亭先生必然永居重要地位，成为民族英雄、历史伟人”。沈云龙认为，张作霖“虽身处日俄两大强邻之间，却时刻不忘国家领土主权的维护，周旋折冲，软硬兼施，不循故常，使觊觎者于既得权益之外，无可再生妄念，得以彼此相安无事。如果他能始终善为利用其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保境安民，休养生息，置身事外，不与国内军政纷扰纠结一起，当可与五代十国时以盐枭起家而管辖浙东西十一州的吴越国王钱廖媲美”。
日本学者伊原泽周评论说：“其实，日本对张作霖，只是希望他能像日俄战争后那样，为日本‘鞠躬尽瘁’，即使后来张作霖成了‘东北王’，日本也希望他能做个‘儿皇帝’。这样，日本可以通过张作霖独占东北权益，以摆脱华盛顿会议所规定的门户开放、利益均等的束缚。但张作霖不愿寄人篱下，企图做唯我独尊的国家元首，这又是日本当局绝不能容忍的”。
加文&麦柯马克是英籍澳大利亚人，是西方研究东北亚问题的专家。他在《张作霖在东北》一书中评论说：对于张作霖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绝对不能回避的问题；而且，这也是一个最难回答的问题。当然，张作霖不是日本的傀儡；同时，他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或反帝主义者”。张作霖“企图利用日本；反之，日本也企图利用他；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竞争中，其结果一点也用不着怀疑”。“张作霖试图利用日本来加强他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又防止受日本利用作为日本进一步侵入中国的一个工具。在这个限度内，他可能一直是天真的。然而，从其经历看来，他似乎确实坚定地坚持中国的统一与完整，只准备向日本人或东北自治的支持者们作出最为难于避免的策略上的妥协。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他应当得到比他通常已经得到的更为积极的评价”。
梁敬錞在《九一八事变史述》一书中评论说，张作霖“对日本既亲仇之不一，日本对张作霖，亦怨悦而交并。大抵张作霖对于日本，虽甚富友谊，然日本欲其出卖国家，若日韩合并论中，宋秉峻、李容九之所为者，则非张作霖所能忍受。作霖之贤在此，日本满蒙分裂运动之失败亦在此”。
胡玉海在《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一文中说，“在国际交涉中，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妥协和让步都是必须的，更何况我们处于弱势地位。所以，不能因为张作霖在对外交涉过程中有妥协，就说‘他和日本侵略者相互利用狼狈为奸’。考察张作霖统治时期的对外交涉，不仅频繁而且复杂，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各个方面，在铁路建设、设领设警问题、商租问题、征收二﹒五附加税问题以及军事冲突等各项交涉中，张作霖都是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当然不仅限于以上这八个方面，如还包括经济方面的引进与限制问题，在郭松龄反奉期间的交易问题，在商租权问题上的斗争，以及与其顾问间的关系等等。总之，从张作霖的崛起到他逝去，他与日本的关系贯穿始终，而且是密切的、多层面的、极复杂的、不断变化的关系。有很多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
三、历史当事人对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评论
张作霖生前，他从奉天督军兼省长到东三省巡阅使，再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无论在那个位置上，处理与日本的关系都是他的要务。因此，与他同时期的军政要人对他都有评论。叶恭绰评价说：张作霖“其言甚豁，可知其固出于诚意也”。孙科评价说：“从前听说张作霖是土匪出身，以为他粗鲁缥悍，及见面之后，方知他长得非常清秀，个子不高，不象土匪一类人物”。曹汝霖认为：“张氏坐镇东三省，整军有方，理才有术，保境安民，人民称颂。尤其对付日本人，内外并进，刚柔互用，关东军无所施其技。少壮派恨之入骨，非去之不可，遂以非常手段，致丧其命，张氏不愧为一世之雄也”。颜惠庆评论说：“他对国家的功罪，一时尚难评判，只好留待史家的公正裁决。他所受的教育，十分有限，完全凭藉本人天赋的智慧和机变，造成他死前的领袖地位。他能在东三省，日本军阀极度侵略之下，维持地方秩序，经历若干年，其应付能力要非一般武人所能企及。至于他的弱点，要为中国一般武人所共有，不要对张氏个别加以苛刻指摘”。梁士诒评论说：“张作霖虽一武夫，而十余年撑持东北，苦心孤诣，功绩实不容没，张作霖死，而东北之局坏矣”。
俄国人布尔林曾任张作霖的顾问10年，他对张作霖也有评论。他说，张作霖“可敬佩之事有（1）收回中东铁路权。在民国九年前后，俄国红白两党混战时期，关于中东路问题，日本提出由中、日共管，美国主张暂由国际监管。张作霖均反对，认为中东路主权属于中国，而于中国收回，并划中东铁路沿线为东省特别行政区。（2）断绝谢米诺夫。俄国远东军总司令谢米诺夫，经红军击散，在民国七年八月退到满洲里、海拉尔。八年九月我陪同谢米诺夫至沈阳，谒张作霖面谈。张、谢达成口头协议：张作霖仍暗中支援，谢继续服从西伯利亚政府及不得向东北与蒙古境内侵犯。八年底谢受日本利用，宣布为西伯利亚统治者，并统一全蒙。张作霖闻之大为愤怒，骂谢是白匪，即密令黑龙江孙督军设法将谢米诺夫逮捕。经我周旋调解，虽未走极端，然自此断绝谢之往来，凡谢部退入国境者，不问多少，一律缴械”。
此外，当时的媒体对张作霖也有评论，《国闻周报》发表文章说：“张作霖之为人，机警果敢，非无过之处，即其宽厚待下，侠义结友，亦尚不失豪杰本色。彼在东省，对日人有时非常强硬，决不如南中所传之媚日亲日。盖东北地理历史，均与日本有特殊关系，周旋其中，势使之然，固不能断其即为媚日卖国。”又说“张作霖雄东北十余年，而强邻压境，外交棘手，张作霖努力支撑，似尚不闻有丧权卖国举动，世之明眼人或多谅解者也”。又说“平情而论，张作霖以前在东北经过之事业，均足表现一种爱国真诚，对外敢云尚无屈辱，此自不可磨灭之事实，吾知千百年后，知人论世，定多同情于其悲境者”。
当事人和当时媒体，对于张作霖与日本关系评论的观点，大体上是较一致的。他们不是站在研究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了也可能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但不能说他们的评论，完全是个人的感观认知，其评论中大局观和理性判断是明显的。因此，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四、关于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研究的思考
张作霖与日本贯穿始终的、密切的、多层面的、复杂的、变化的关系，决定了该问题的研究的重要性和学术价值。在做该问题学术研究概述中，我们不仅认识到有很多问题有待于深入研究，也引起我们的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第一，如何看待张作霖与日本关系问题，在近代中日关系中的地位。在中国近代史上，日、中两国关系总体可以定为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期，正是处于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已经在中国东北取得了特殊权益，到“九一八”事变，日本再次发动侵华战争的中间期。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恰好是在实施过程中；他们以已经在东北取得的特殊权益为基础，大力扩张在华侵略势力，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内，因此，将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放在中日关系这个大的时空中去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就张作霖本人与日本这种特殊的、密切的、复杂的关系，在中国近代史上应是首当其冲的。所以，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重要内容的一部份。
第二，在对张作霖的评价上，出现截然相反观点的原因。同在张作霖与日本关系问题上，有的人说张作霖是“爱国的民族英雄”；有的则说他是“卖国的封建军阀”。之所以出现截然相反观点，最主要的是缺乏深入研究。对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所有资料都看到了，并把该问题放在中日关系的大时空中去研究，就不会得出上述片面的、简单的结论。其次是，还存有政治层面的、观念层面的、情感层面的因素，导致了不同观点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地挖掘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克服政治层面的、观念层面的、情感层面因素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评价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将会极大地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
第三，在对张作霖与日本关系的研究，还程度不同地存在禁忌问题。张作霖在近代历史人物中，是个争议最大的人物之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张作霖本人的复杂性决定的，他由流浪儿到清军士兵；又由清军士兵变成了维护地方的“保险队”头目；再通过政府的招抚又由“保险队”头目变成了清地方军的统带；进入民国后，他由师长进而晋升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东三省巡阅使，最后达到北洋政府末代国家元首的高位。他与日本既妥协又抗争；他与日本关系密切又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他始终没有明确的政治理念，但却又高喊“反赤”，还杀害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等等。这样一个复杂的人物，用简单的政治标准去考量，是其中最大的禁忌。当然，也很难得出符合张作霖本来面貌的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
第四，越是复杂的人物，其研究才越有价值。从1904年日、俄战争起，到1928年张作霖被炸，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长达24年。这种关系是：张作霖想利用日本的力量，来发展自己的势力。并且试图给日方以最小的回报，以换取更大的利益。而日本也想利用张作霖，通过张作霖不定期实现在东北扩张势力的目的。并且也试图给张作霖以有限的支持，以换取更多更大的权益。对张作霖的想法，加文&麦柯马克曾评论说，“在这个限度内，他可能一直是天真的”。对日本的想法，梁敬錞则评论说，“张作霖对于日本，虽甚富友谊，然日本欲其出卖国家，若日韩合并论中，宋秉峻、李容九之所为者，则非张作霖所能忍受。作霖之贤在此，日本满蒙分裂运动之失败亦在此”。对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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