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1912风云维新大将军运动如何推动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28分)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20世纪以来,中国曾有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彻底扫清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制度障碍,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30年前,我们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拉开了改革开放的恢弘巨幕,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任仲年《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人民日报日请回答:(1)根据材料,指出20世纪中后期中国经历了哪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4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建国初在政治民主化建设方面的成就。(6分)(3)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中国现代化历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历史,试述我国1978年至本世纪初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内容。(9分)(4)有学者认为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可以用“从传统到现代”这一思路作解释。这一思路对年中国历史哪些史实评价较高,列举三项并概括主要理由。(9分)-乐乐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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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分)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20世纪以来,中国曾有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彻底扫清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制度障碍,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30年前,我们以“摸着石头过河”的勇气、“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拉开了改革开放的恢弘巨幕,开始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任仲年《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人民日报日请回答:(1)根据材料,指出20世纪中后期中国经历了哪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大抉择?(4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建国初在政治民主化建设方面的成就。(6分)(3)一部改革开放史就是中国现代化历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历史,试述我国1978年至本世纪初经济体制改革的阶段性内容。(9分)(4)有学者认为中国1840年以来的历史可以用“从传统到现代”这一思路作解释。这一思路对年中国历史哪些史实评价较高,列举三项并概括主要理由。(9分)第一次:新中国成立;第二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4分,每次2分)&
本题难度:一般
题型:解答题&|&来源:2010-广东省增城市高三调研测试文综历史卷
分析与解答
习题“(28分)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20世纪以来,中国曾有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彻底扫清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制度障碍...”的分析与解答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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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考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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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民主与法制的建设
与“(28分)阅读下列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20世纪以来,中国曾有两次决定现代化命运的重要转型。60年前新中国的成立,完成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性转变,彻底扫清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制度障碍...”相似的题目:
“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第一个巨大飞跃是从铲除君主专制政治到奠定现代民主政治。&第二个巨大飞跃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的基本建立,到进入社会主义法制政治的基本轨道。”其中,“铲除君主专制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框架的基本确立”“进入社会主义法制政治的基本轨道”分别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1954年宪法十一届三中全会辛亥革命《共同纲领》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十一届三中全会辛亥革命1954年宪法“依法治国”被载人宪法
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最基础的一环是&&&&&推进基层民主选举平反冤假错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
2010年的“两会”期间,选举法的修改受到热议。1995年,农民从拥有“1/8投票权”发展到拥有“1/4投票权”,如今则将进入与城市居民 “同票同权”的新时代。新时期,表明中国农村基层民主获得突破性发展的是&&&&&&&&&&&《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 “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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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创新与中国现代化--从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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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革命与日本
中国在这12年间,思想和体制的转化都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但在整个过程中,如果没有日本在每一步都作为中国的样本和积极参与者,这些成就便无从取得。和惯常的想法相反,日本在中国
现代化中,扮演了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的角色。不管怎样,从年,中日关系是如此富有成效和相对地和谐,堪称“黄金十年”。这黄金十年的关系,一再证明了对中国新政改革的成功具有何等作用。本章以回顾这一概念开始,于第二、三章详述日本扮演的角色及其背景,进一步为“黄金十年”提供确证。
  中国的新政改革的结果很不平衡,也的确带着缺陷,但多方面同时举行、迅速而不动声色的改革,彻底地永远粉碎了中国2000多年的帝制历史,把中国置于延至今日的帝制后的过程。对中国而言,成效是革命性的,或者可称之为“新政革命”。本章的第二部分,将检核“新政革命”这一概念。
  “黄金十年”?
  表面看来,“黄金十年”的概念似乎不可理喻。在惨痛的中日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不久,中日双方似乎不可能有密切的关系。这概念与一切逻辑都背道而驰,而这些逻辑又已深深地植根于中日人民心中。在中国人民中,它触发起年日本野蛮地反对中国全面战争的焦灼回忆;在日本人民中,则触发起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那次嚣张至甚战争中的犯罪感。时至今日,中日学者仍未能从这些往事中摆脱出来。
  某种怀疑主义当然是必要的。例如,从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整段时间内,完全可以毫不犹疑地视之为日本从未间断地对中国和中国周边侵略的时期。在19世纪末期,从1874年开始,日中之间的军事对抗规律地十年一次:1874年,日本对台湾惩罚性的远征;1884年,中日军队在朝鲜冲突;年,日中爆发全面战争。
  到了这个世纪,冲突的步伐加快了,日本每五年左右便挑动一次军事行动:1900年,日本参加反义和团的八国联军,及由于日本的阻拦造成厦门事件惨败(注1);年日俄战争,日本取得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特权;1910年日本完全吞并朝鲜;年,日本军队接收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和特权,和德国在太平洋的领土;年,日本远征西伯利亚;年,日本在山东武装干涉,反对中国北伐军;1931年满洲事件;1932年日本军队攻击上海;年,日本在华北发动一连串军事行动,导致年全面战争,为时长达八年,毁灭性的战争遍及全中国,在战争中牺牲者数以百万计(注2)。
  然而即使在日本侵略扩张的30年代,仍有个别人回忆现代中日关系较为美好的时光,1936年,研究中国学者神崎清在《支那》月刊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他写道:
  “日本在义和团事件中参加了八国联军,使日本在中国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得以提高,它在处理军事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公正态度,赢得了中国人的信任。日本主要通过在军事、警务和教育方面的领导,直接参与了清政府的改革,扩展了新的日支关系。清政府正想方设法避免西方侵略,日本政府也正千方百计遏制西方的渗透。在日俄战争前后,围绕着这一共同利益,出现了日本人称之为对支外交的黄金时代。”
  1943年,实藤惠秀把年间称为中国“纯粹的亲日时代”。而在四年前,1939年,实藤就写道:“只要注意现代时期,特别是日清战争后到日俄战争之间的年份,是无比的日、中两国的亲和时代。关系密切得使其他外国人妒忌。”
  他最后一句说得绝不夸张,那是事实,在20世纪初期西方刊物中就说得非常明显。例如早在1901年7月,在上海敏感的潘慎文牧师(Rev.A.P.Parker)在题为《日本对中国新的侵略》一文中就提出:
  “思想的侵略取代武器的侵略,教育的宣传取代压迫。狡狯地企图以思想力量多于物质力量以征服中国。
  “简言之,这就是在日本人的程序下,现正迅速地摆到中国面前的事态,在过去短短几年中,日本人的行径已经充分表明了。”
  潘慎文的文章特别注意为日本学生在上海(于1901年5月底)开设的东亚同文书院(后升格为大学)开业典礼,报导了中国官员发表的热情洋溢的欢迎词,预期书院对中国长远的价值是“反抗白种人对东亚统治的重要支持”。东亚同文书院的确发展为出色的学院,不过从根本上说,日本的得益是远远超过中国的。
  西方的嫉妒和焦虑,在乔治?林奇(George Lynch)《中国的日本化》一文中,表露无遗。无独有偶,雷里?宾茹(Rene
Pihon)也写了《中国的日本化》,文章宣称,“这个新的中国将是日本人的中国”,他继而解释遭:
  “在日本影响下,(中国)已决定进行改革并付诸实施,(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有关‘大清国之教育改组’的报告……是直接受日本体系启发的……宣布除外语教员外,全部教员都应在日本选聘。事实上,最近成立的师范学堂,所有外籍教师都是日本天皇的臣民……不用说,这些日本人的教育使命必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上海德国总领事1905年的秘密报告,同样感到忧心忡忡:
  “除了日本商业和工业的发展足以令人吃惊外,我仅指出两方面以提高我们的警觉:第一,日本以庞大的国库补助,促进海运繁荣,保护并奖励贸易扩张;第二,通过东亚同文会等机构,热心发展中国教育,同时通过开办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锐意培养能在中国活动的自己人。为了对抗这一切,德国政府必须提供大量补助,积极保护航海,并在扬子江地区,尝试大规模设立培养华人的学校,放手传教。”
  再引述一段,就足以代表消息灵通的西方舆论对当时日本在中国的看法。与清廷联系密切的著名的英国新教徒、教育学家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于1906年著文称:
  “然而,北京可能注视着东京,很明显,日本对中国18省的影响在不断地扩大,日本的旅游者、商人、教员、军事教官,在帝国无远弗至。中国贵族和统治阶级成千上万的子孙在日本受教育,回国后按在日本所学,依样画瓢。中国本地最好的报纸是日本人控制的,而本地报业蓬勃发展,本身就最具革命现象的意义……我们希望日本影响的扩张不会令人猛然一惊,相信日本真正的政策不是要强迫中国成为西方文化或思想的虚伪模仿者,而是使用西方的配件,以保存东方生活和政体的根基”。
  在这种西方(通常是传教士的)评论的背后,表明了西方(首先是与传教有关的)对中国改革影响迅速减弱的严重关注。在年间,西方的影响曾达顶峰,而结果却是中国耻辱地被日本战败。立志改革的中国爱国人士,曾经向具有改革思想的或以前的传教士们请教,例如李提摩太,林乐知(Young
J.Allen ),李佳白(Gilbert Reid ),傅兰雅(John Fryer,1839年生),及丁韪良(W.A.P.Martin
)等。他们正像历史学家柯文(Paul Cohen)写的,“在动荡不定的时刻”,欣赏那“超出了他们最狂热梦想”的影响。
  构成这些影响的原因之一,是某些老传教士视野开阔了。例如,李佳白于1897年就中国政府和外国顾问的问题,提出一些老于世故的想法,邹明德综合如下:
  李佳白认为中国改革者需要向西方学习,因为中国已经进口了不少西方的机器,出版了西方的科学著作,他说有必要评估其有利和不利方面。他还强调,遴选足具资格的西方人士担任中国官员的重要性,这是李提摩太已经提过的……李佳白强调,指派外国人为中国官员时,除他们的能力、威望和德行外,不应担当令中国人敏感的职位,而必须对“中国古代仁政”有充分理解,乐于坚守“中国的圣道”。他们还应有能力区别哪些是中国应该向西方学习的,哪些是不合适的。
  这明智的忠告马上面对一个无从解决的难题:中国政府到哪里一下子找那些具有专业资格、文化修养甚高、通晓中国语言和经典的西方人士呢?
  在年义和团之乱期间及以后,西方传教士的影响骤衰。柯文指出的两点有助于了解这一变化。首先是政治分裂事件出现,老一辈的改革者反对激进派和革命分子,导致大多数传教士及其他人黯然离去;其次,更具决定性的是,“要获得中国以外世界的讯息,还有可供选择的途径(也是大多数中国人较易接受的途径)”,突然出现。
  本书验证了“可供选择途径”的开通和它的惊人后果。必须强调的是,那些“可供选择的途径”走得更远,绝非只向中国提供“讯息”,随着讯息而来的,就是方针、具体实施和协助训练。最好的“选择途径”,十居其九是日本来的。它们以个人服务方式,显示其兼具专长与文化素养,完全符合李佳白的要求。的确,除了日本人之外,还有谁符合李佳白提出的标准呢?李佳白的忠告,不妨读作“非日本人毋庸问津”。中国官员们对此是充分认识的,在年间,雇用了数以百计的日本人,而大量的西方人却离开了中国新政改革。
  雇用了日本人,西方入的恐惧便接踵而来,担心日本人取代了白种人和他们的思想在中国的优势,甚而想象出黄种人联合起来反对白种人的幻象。不要忘记,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这样的年代,总过分担心白种和有色人种大规模的种族斗争迫在眉睫。“黄祸”之说在德国盛行;日本自身早在1898年1月,就宣扬种族战争的思想。高贵的近卫公爵(),就在当时日本发行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杂志《太阳》发表煽动性的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剑拔弩张的《同人种同盟,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
  近卫写道:“我认为,东亚将不可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外交策略虽然可能‘一时变态’,但仅是‘一时变态’。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在这场竞争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人视为盟敌。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都必须把这一难点铭记心中”。
  这位日本公爵的作者信念坚定,与日本和国外联系甚广,是中日紧密合作鼓吹者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这就掀开了“黄金十年”,不但履及剑及,而且赋与深意。
  针对日本人在华取得的成就,英、美、法、德改变策略,对中国发动强大的文化外交和文化争夺。1908年11月,美国即将离任的罗斯福总统参与争夺,他宣称:“治疗‘黄祸’的药方,不管它叫什么”,都必须使“(中国人的)教化和生活准则”依循美国的教育和基督的教义。为了付诸实施,罗斯福于12月28日以行政命令宣布,将中国1100万美元的义和团事件额外赔款,指定作为教育专用。他所以这样做,除了其他原因外,是1906年3月一个美国教育家向他建议,促请他运用美国教育为手段,以达致“在思想和精神上统治(中国的)领导者”。
  西方在中国利益的增长和主动进取的增强,构成了对日本在中国特殊地位的挑战。离开当时西方的进取和追求,就难于理解十国何以于年决定在寻求先进的教育和训练方面,由依靠日本转向西方。
  西方历史学家运用“革命”一词时,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血腥的动乱――反对英国统治的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静悄悄的”革命――农业、商业革命、科学及思想革命、工业革命、以至性革命和通讯革命,不那么具有戏剧性,但重要性却毫不逊色。
  撇开不同的情况,怎样才能使用“革命”一词,汤马斯?库思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了基本论点。他认为,人类思维以特殊方式构建世界,这就是典范(paradigm)。科学革命的结果,是相对新的典范全部或部分取代旧的典范。把这个论断延伸到政治领域,库恩认为,政治革命源于“增长中的观念……现存的架构已不足以应付存在的问题……在政治和科学发展中,失灵的观念导致危机,是革命的先决条件”。库恩甚而把各章的标题都使用“危机”、“对危机的反应”、“世界观转变的革命”,革命的“无形性”及“革命的解决”等。
  换句话说,革命是架构的根本变化。或者是架构中现存关系的变化(例如政治的或社会的),其过程是可以观察到的;或者是架构的转变过程已经完成,例如农业和商业。变化时间可能极长而难于察觉,例如农业革命;或者变化突然而来,但却无需暴力,例如今日的通讯革命;又或者变化既突然而又暴力的,例如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本研究的焦点是1911年前中国“静悄悄的革命”,在年,特别是年间,中国在思想和体制方面,把长期形成的典范变为不同质的外来典范。中国统治阶层的精英,方向转变得如此激烈和持久,人们可以毫不犹疑地把它定性为革命,或者说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慈禧太后颁发了赫赫有名的新政改革上谕,发出震动朝野的指令,发动了这场转变。上谕提出:“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
  梅里贝斯?卡梅伦(Meribeth Cameron)称之为“改革运动宪章”的、雄心壮志的上谕,在精神、意图和成就上,都堪与大名鼎鼎的、简洁的1868年明治《五条誓文》相匹敌。后者的第五条内容,便是“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订定《五条誓文》以后,便开始明治维新时政治上的扫荡,社会及思想上的转化,明治维新其实应称为“明治转变”或“明治革命”的。
  明治《五条誓文》和晚清的改革上谕,都是寻求外国知识以加强“皇基”,绝非削弱他们既得的成就。日本现代史学者普遍把1868年的《五条誓文》作为日本向外部世界开放精神的信号,确立了延续到今天江户时代以后的进程。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史学者却忽视1901年的改革上谕,虽然它所完成的恰恰是帝制后中国所要做的事:向外部世界发出中国开放精神的信号,把中国置于帝制后的进程。它的结果是革命性的,它把中国历史的进程根本而永久地改变了。
  才华出众的梁启超于年流亡日本,在14年间,撰写了当时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论著。他在1904年4月发表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写道:“革命主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他探讨中国历史上的革命类型,把革命规限于武装起义反对政府的最狭义上,因而对本研究毫无补助,但他的意见仍然是恰当的。本书论及的新政革命,介乎梁论述的第一和第二种定义之间:开辟了新纪元,超出了狭隘的政治范畴,包括思想和体制根本转变的革命。
  情廷从未提“新政”一词,也未对改革的目的系统地解释,其真实含义近似于“新的政治体制”,包括教育、军事、警务、监狱、法律、司法和立宪政府――新政改革的成就,远远超过了发起者的意图或想象。虽然未能达到梁启超提出的革命最广义,改造“社会一切无形有形”的因素。无论如何,它终归提供了理解新世纪中国的必不叫少的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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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译者注:指义和团运动期间,兴中会准备武装起义,日本企图乘机占福建,答允供给武器。1900年10月初,兴中会在惠州起义,起义军曾发展到2万人。这时八国联军已入北京,列强相互牵制,日本感到不可能割取中国领土,对革命党在台活动又有戒心,遂改变主意,不但不供给兴中会军械,并禁止其在台活动,起义军弹尽粮绝而失败。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年版)第144页。
  注2:译者注:据日《人民日报》,“中国军民伤亡三干五百多万人”。
[美]任达著,中国李仲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将本文添加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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