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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藏内善后章程的形成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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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禁绝藏人与边外诸部主要是廓尔喀互通贸易问题这个问题因皇帝坚持主见，不肯轻易改变，加以文书往来耗时，一直拖到福康安将离开拉萨返回内地时，才决定下来。早在朝廷闻知廓尔喀第二次侵藏消息决定派四川总督鄂辉等带兵入藏时，皇帝认为在拉萨的巴勒布商人必向其国的主政者廓尔喀私递消息，入藏军士须把他们全部押解出境。随后知道这批商人自康熙年间即在前藏居住，都有眷属，人口不下数千，又叮嘱鄂辉需慎重从事，等将军福康安抵达拉萨再酌情办理。③（注：《廓尔喀档》1，第96页，第105―107页，乾隆五十六年十月十二日、十月十七日谕，也载于《纪略》卷4、5，但有省略。）福康安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陛辞离京，领受应行筹办事宜十条中的第二条说福康安到藏，须传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噶伦等僧俗上层当面晓谕：所有在藏贸易的巴勒布人，概行驱逐出藏，第五条又说巴勒布人等在藏年久，且与藏人通婚，不无系念家属，安土重迁，亦自人情之常，福康安到后可询问伊等，若情愿回归，即派人送回，不愿回去，即明白告知，此后就算是卫藏民人，永远不许与廓尔喀、巴勒布人等往来，其生计也只准与藏汉商人贸易。④（注：《廓尔喀档》1，第171―185页。）十一月二十一日（）下谕给当时在西行路上即将到西宁的福康安，重复令他甄别在藏的巴勒布人的去留，并云“此后巴勒布与唐古忒贸易一事，竟行严行禁止，以断葛藤。”⑤（注：《廓尔喀档》1，第339―344页。）而福康安到藏后，查明在前藏居住的巴勒布人共有四百余人，从未与廓尔喀私通消息，故得到皇帝允许对外不必提驱逐出境但于将来筹议善后事宜时再说。⑥（注：《纪略》卷20乾隆五十七年二月十八日条；《廓尔喀档》2，第738―739页。）等到次年福康安等率军驱走廓尔喀人深入廓境纳降时，皇帝仍要把在藏巴勒布商人中愿留者改为藏内民人，不愿者押送出境，⑦（注：《廓尔喀档》3，第1506页；《纪略》卷三十九，乾隆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条。）又指令福康安派人去巴勒布谕知王子：朝中已准彼归诚等，如谈到廓藏贸易，就应说以往双方因交易不公，始生嫌隙，故此后应予停止，如廓尔喀或有必需，可由入贡使者，藉经藏进京之便，在前藏交易，如此只限于5年一次，以便永杜衅端。⑧（注：《廓尔喀档》3，第页，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十六日。）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福康安已从前线回到拉萨，会同孙士毅、惠龄、和琳就此旨奏上一折，如实反映情况，要求皇帝重新考虑⑨（注：全折见《元以来》（3）第928项，也载于《纪略》卷46，但有删节一处。）。他们说：（1）在前藏居住的巴勒布商人“与廓尔喀本非一种”，另外还有克什米尔回人，别属一部，与廓尔喀无涉。他们多有在藏生长者，都不愿回归本土，唯俱是坐商，采购商货系派其店伙出境入境，今若即编入户册，作为藏内民人，禁止往来，则绝其衣食生计。（2）福康安等经过这场战争及在藏调查，明确廓尔喀人一向以强凌弱，其称兵入侵，非因贸易而起，今既畏服，不可绝之太甚。（3）西藏距内地甚远，而与外番邻近，日用所需，如布匹、米石、铜铁、纸张、药材、海螺、果品、蔗糖以及上层装饰所用的珊瑚、蜜蜡（按：琥珀）、珠子等，都从巴勒布贩运而来，若一概禁止贸易，实在不便。（4）廓尔喀人需要西藏的盐，只在交界地带用米交换，在其首都阳布以南，却是购入甲噶尔（按：印度）的盐食用，并非全资藏地。福康安等进剿时，曾严禁各边界出售盐斤，数月内，未闻廓尔喀人苦于食淡，而藏地物价（按：首先是米价）已腾跃数倍，现在尚未平减。因此，既不便停止双方贸易，也不能放任往来，必需立定章程。现在藏贸易的巴勒布商民430名，⑩（注：此数字据《元以来》载原折，《纪略》卷46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条误作40名，2006年刊标点简体字本沿误。但《廓尔喀档》4．第2274页乾隆五十八年二月阿桂等奏也作40名，不知何故。）商头3名，克什米尔商民197名，商头3名，建议须造具名册，交驻藏大臣衙门存案，每年巴勒布止准贸易（按：此指进出口大宗货物）3次，克什米尔止准贸易1次，于店员出边营运前，由商头呈明驻藏大臣，请发给印照，过要冲地点，听驻扎官员及藏族营官验照放行。其他边外诸部来藏者也需先向边境的营官禀请发照。就在这件奏折拜发的十月二十三日同一天，皇帝又命军机大臣自京师传谕福康安等云，闻廓尔喀地方需用食盐酥油等物，藏内也需彼处的米石，今廓尔喀已经投诚，若停止贸易，转非怀柔绥辑之意，今可准其仍通买卖，但所有贸易等事应由官办（按：指由驻藏官员来办），要比恰克图的办理俄罗斯交易更加严格，或一年准许通市两次四次，驻藏大臣仍应时时稽查。①（注：《纪略》卷44，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大约在十一月末，福康安等4人接读，再次上奏，重复前一折的设计，认为“立法似已周密，若再另派官员经理，转恐不肖官弁人等，藉端索诈，日久转滋流弊”②（注：此折仅载于《明清史料》［Z］庚编第九本第872―873页。折后记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奉朱批军机大臣议奏。），不过，这折子将要拜发，恰值皇帝阅览解京的前任噶伦丹津班珠尔的供词和廓尔喀与西藏噶伦等私立的“合同”（密约）之时，帝彻底地了解廓尔喀欺压西藏的经过，极感愤怒，在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发一长谕，包括上面说过的建立任命噶伦体制，废止喇嘛噶伦等多项内容③（注：《廓尔喀档》4，第页。《纪略》卷四十六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条所录较简。），在涉及廓藏贸易往来问题上，竟于前一指示附加执行的条件，说以前要求驻藏大臣经理廓藏贸易，一年只准贸易2次或4次，现在福康安等切不可对廓尔喀遽行允准，必须等廓尔喀人再三再四恳求互市时再说。此时乾隆帝知道了边界一带正值大雪封山，清军不便派人去廓尔喀送致敕书赏物，且福康安奏言他拟写一檄，特差藏人赍往，但知禁止贸易和停用廓尔喀铸的银钱二事非伊等所愿，故没有写入，故十二月十四日（）下谕云：看此情形是廓尔喀与唐古忒贸易一事相沿已久，一时亦骤难停止，为了防止滋生争端，还是应遵照前旨，酌定贸易次数，官为经理，或二三月一次，或分作四季，令做生意的人们将盐米等自行运至边上有官兵驻扎地方，在驻藏大臣特派的专员监视下，定期买卖，比照恰克图、澳门规例办理。④（注：《廓尔喀档》4，第页，所云福康安拟写檄谕一折不能确定其拜发的时日。）看来皇帝似是将拉萨的廓尔喀坐商经营与边境间的民人的米盐交换混为一事。约在年末，北京才接到福康安等“立法似已周密”那件奏折，军机大臣阿桂等奉朱批议奏⑤（注：《廓尔喀档》4，第页，阿桂等在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初二日议定上奏。），认为十几天前发出的上谕里已经规定了限制廓藏贸易的办法，此时还未到达拉萨，等下面奉到复奏到京，再行核议。皇帝在十一月下旬及十二月中旬的谕旨可能在次年即乾隆五十八年正月间先后为福康安等接到，此时他们深感不得不再度据实直陈了，于是用4人名义上奏，⑥（注：上奏时间不见记录，《纪略》卷四十九收此折附在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十七日条后。）答复上谕，自行辩解。他们说：（1）以往廓尔喀逼迫藏人立约，意在欺凌，实非因贸易启衅；（2）福康安在前线接受的廓尔喀人求和禀词里没有敢提起贸易之事，福康安也就置之不理，从未预先允许；（3）当大军撤回后藏时，廓尔喀王子的来禀里才誓言此后廓尔喀与藏人一定公平交易等等，意在恳求通市，这并非福康安应答不慎，引起了廓尔喀提出愿继续通商的请求；（4）来藏贸易的商民全是巴勒布人和克什米尔人，无廓尔喀人在内，如概停贸易，则须将这些商民全行驱逐，藏内食用物件既然一向靠他们运入，一旦停止，实于藏人生活不便。（5）如由官为经理，又恐派去人员藉词勒索，转启弊端。他们说：“即如恰克图地方与俄罗斯贸易，该处大臣系监察来往商人，弹压市集，其运送货物、评论价值，均非官办。其澳门与西洋各国贸易定例，臣福康安等到粤省时，尤所深知，每遇洋船到粤，查明粗细各物，按则收税，该商人等自投洋行⑦（注：此指当时广东伍家等十三洋行等开行承揽中西贸易。），议价发卖，地方官亦只稽查弹压，向不经管交易银钱之事。兹查藏内贸易，资本有限，尚不及澳门等处千百分之一，俱由巴勒布商夥自行贩货、自行零卖，唐古忒又无开行承揽之人，无从代为经理。”因此他们再三筹划，仍请朝廷同意以前报上的方案，此即将外番来藏者，酌定次数，由驻藏大臣给照往来，令江孜、定日两汛官弁稽查（经过）人数。至于边界上藏民与接壤的巴勒布人寻常互易盐米，最多不过数包，少则升合，零星小额，并非巨商大贾捆载交易，也与在藏的外来坐商不一样，只要边境的营官就近约束，毋许深入私逃，也就既便利互惠而且有所限制了。廓尔喀需要藏货不多，藏内日用货物如米、布、糖、香料、果品、铜、铁等，却须向境外诸部购买，似有难于禁绝之势。福康安是一直经手此事之人，和琳是驻藏大臣，都不会只顾目前便利，稍贻后患，4人公同商酌，再三研讨，不敢不据实奏闻。此折奏上，据《廓尔喀纪略》卷49乾隆五十八年正月十七日（）条下云：“上命军机大臣会同大学士九卿详议具奏，旋经议覆：‘应如所奏办理。’上从之。”《廓尔喀档》第4册第页正有军机大臣阿桂等于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十三日（）奉到朱批命对此折“议奏”之后覆奏的全文，主要针对1、廓藏贸易问题；2、济咙、聂拉木课税不必减少；3、使用新铸银钱，在藏地流通的廓尔喀银钱则可以不禁自消，无需另议价值令廓尔喀再铸造；4、布达拉派人去阳布刷塔等番俗，可姑仍其旧。以上4项皆福康安等所持的异议，都一一依从了。但最后既没有军机处覆奏的日期也未记最后是否批准。张其勤《清代藏事辑要》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庚辰（十七日，）项下也录此军机大臣的议覆，最后“得旨依议”。①（注：《清代藏事辑要》［Z］，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2―344页。）《清高宗实录》同目条记军机大臣等议准钦差大学士公管两广总督福康安②（注：《清实录》从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丁巳（二十三日）后改用此新爵号及新职衔。）奏，在摘要叙述福康安的以上建议三项（无刷塔旧俗一项）后，“从之”。③（注：《东华续录》［Z］卷47同。）综合起来，这些难题在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十七日最后得到解决。若依当时拉萨北京间文书往来行程需一个月说，福康安等原来的奏折大概拜发于同年元月中旬（约），而这一最后同意的诏书到达拉萨应在三月十七日（）或稍后。四、章程的宣布及其与藏译二十九条章程的关系福康安在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离开拉萨返回内地，而上述二月庚辰十七日（）皇帝最后批准的意见，需走一个月才到达拉萨，这是福康安不能接到的。他在离开前两天即二月二十三日（），最后一次到布达拉将藏事章程的内容传达给达赖喇嘛，届时，他是如何交代的呢?现存福康安、孙士毅、和琳、惠龄4人二月二十四日的奏折④（注：《元以来》（3）第947项，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报告了他们一齐会见达赖喇嘛的经过，文繁不具引，其中有关章程的词句说：“昨臣等将定立章程翻出唐古特字，同至布达拉面见达赖喇嘛，与之逐条详细讲论，并传集各呼土克图、大喇嘛等及噶布伦以下番目，谕以大皇帝振兴黄教，保护卫藏，……是以屡奉谕旨，将藏内一切章程详细训示。我等现已遵旨查明藏地情形，逐条熟筹，妥议具奏……据达赖喇嘛合掌告称，……我与僧俗人等，均受恩慈，难名顶戴，从此谨守章程，事事与驻藏大人会商办理……其余各呼图克图、大喇嘛、后藏岁本堪布及噶布伦等大小番目，俱情愿一一遵奉，并无异词。臣等体察情形，僧俗人等感激欢欣，实出诚悃，自不致阳奉阴违，上烦睿虑。应俟臣等节次奏折奉到圣谕后，由驻藏大臣衙门翻写番字，刊刻出示，成使周知。……臣福康安已择于二月二十五日起程进京，恭复恩命，叩谢天恩……”按：此折用词极慎重。先云我等筹议具奏，后云俟节次奏折奉到训谕后，由驻藏大臣衙门译为藏文，可知章程尚余数项在等候朝廷批示下达，看来福康安在布达拉宫不过讲述有关西藏改革事宜备条大意，这项工程应在乾隆五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以后由驻藏大臣和琳经手，始告全部完成。这里就涉及同年即癸丑年辑成的藏文《水牛年文书》问题。关于此《文书》，张国英教授论文已研讨其发现经过、标题、编次并详细地讨论收入此《文书》内的藏译《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由来等。据张教授说：《水牛年文书》当是一部藏译的汉文文件汇集，原有目录列66项，“内有皇上的谕旨，福康安等人的奏折及他们给西藏地方政府下达的命令或送去的咨文信函等。有的未写日期；写了日期的，均在乾隆五十八年一至四月。该文书可能是在此年四、五月由驻藏大臣衙门送交达赖、班禅和噶厦的”①（注：张国英：《藏文水牛年文书和新订章程二十九条探析》［J］，《西藏研究》1993年第3期。关于《水牛年文书》和二十九条章程的关系以及二十九条章程的版本、汉译本问题，还可见廖祖桂、李永昌、李鹏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略》（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2―14页。）。由此可知《二十九条》仅是此编66项文书之一。在条文之前有一段藏文说明：钦命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一等嘉勇公福［康安］，钦命文渊阁［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孙［士毅］，钦命兵部尚书四川总督惠［龄］②（注：原文bkav mngas dmag gyi sbyor khang gi a mi am ban zin khron tsung thu hus，惠龄时任四川总督，按：乾隆十四年（1749）规定，总督带右都御史、兵部尚书衔，见《清史稿?职官》。），钦命西藏办事大臣和［琳］，钦命西藏事务帮办大臣成［德］咨文：日前本大将军上奏时，曾将新订藏务章程二十九条（bod kyi las don gsa vdzugs don tshan nyi shu rtsa dgu）奏稿抄件陆续（rims par）咨送在案，虑及此等（de dag）抄件日久遗失届时执行困难，故此次再度如前咨送。达赖喇嘛及济咙呼图克图即依据诸条之本意，谕告噶伦、戴本、乃至各宗、溪周知，永远恪守遵行。倘此次仍漠视轻慢，则问罪不贷。特此咨知。兹遣人即送致新订规章二十九条。乾隆五十八年月日（1ha skyongs dgung lo nga brgyad zla tshes la）③（注：藏文原件承郭冠忠教授1986年抄赠，笔者据此藏文文件并参考张国英教授论文第25页，廖祖桂、李永昌、李鹏年：《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版本考略》，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的译文重译。）不过，遗憾的是此咨文后没有注出月日，而对比前引二月二十四日福康安等会见达赖喇嘛的奏折开头有4人会衔，此咨文则多出成德。按：本来奉谕筹议章程者仅福康安等4人，无成德，所以会见达赖时成德之不列席是有道理的。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上谕命令成德交代鄂辉压搁廓尔喀表贡的往事，说如果成德未曾与闻，还可以弃瑕录用任之为驻藏帮办大臣④（注：《廓尔喀档》4，第1825页。），十七日（）决定令成德在藏随同和琳协理一切。⑤（注：《廓尔喀档》4，第1853页，《清实录》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壬子条。）但此时正巧在福康安等审问鄂辉五十五年压搁廓尔喀表文贡物不奏一案，涉及成德，成德乃上疏剖白，据《实录》，五十八年二月丁卯（初四日，）上谕严厉申饬成德连篇累牍，琐屑陈奏，责令继续交代，“若仍前粉饰，则是不知感恩，自取重罪”，不过并未予处分，可以推知成德问题的澄清，至晚似在四月中（―67）。看来福康安等最初将有关藏事的奏折和皇帝的谕旨陆续译成藏文，陆续交付藏人，后来很可能考虑到头绪繁多，为了保存和便于查阅，才简化为二十九条。此件咨文及二十九条章程大概在福康安离开西藏前就都已译竟，其未书月日，是等待最后几项建议得到谕旨批准，或到成德问题得到解决时，才由和琳、成德两驻藏大臣派人送致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等处。⑥（注：记载无孙士毅、惠龄的离藏时间，据《清实录》乾隆五十八年六月己巳谕军机大臣条推测，似在五月。）至于“二十九条”一名是福康安等所定，则无疑问。张云博士已据最初汉译本二十九条章程与汉文多件奏折逐一勘比，确定二十九条皆来自汉文奏折。⑦（注：张云：《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形成与版本问题》［J］，《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五、和琳对章程的增修本来在这5名大员中，和琳表现最为突出。福康安、孙士毅、惠龄个人都受过皇帝的批评指责⑧（注：乾隆五十七年九月初三日上谕命将和琳、孙士毅、惠龄催办粮饷军火有功，交部议叙，但只肯定了和琳，对孙士毅、惠龄二人则批评他们办理上还有迟误，见《廓尔喀档》3，第1585页，此段为《纪略》卷40省略。过去我未得见《廓尔喀档》，曾误认为孙士毅为汉员内唯一未受皇帝指责者。），成德因有过政治性错误，长期在前线戴罪工作，即便奉命任帮办大臣，也还有问题待澄清，唯独和琳入藏以来，一直受皇帝夸赞奖励，说他“人本细心，遇事尚有主持，且系朕特派之人，众人亦有所畏惮”。⑨（注：《廓尔喀档》2，第819页。）“西藏诸务废弛，亟资整顿，是以特派和琳前往督办，但大臣中如和琳细心晓事者，即不可多得。”⑩（注：《廓尔喀档》3，第1061页。）而和琳在督催昌都以西军需运输、调查揭发前任驻藏大臣的严重错误、清理藏官府的积弊、参与章程的制定等方面，积极敢为，不负倚任。以往和琳在御史任上时，乾隆五十四年（1789）曾弹劾湖北按察使李天培，涉及两广总督福康安，以致福康安受夺职留任罚俸等处分，及到藏后，凡福康安咨调办事，皆遵行不误，在乾隆五十七年闰四月十三日（179262）抵拉萨接任驻藏办事大臣后不久，一名噶伦被斥革，两名噶伦空缺，即会同另一驻藏大臣鄂辉报告他们已咨明福康安从妥当的藏官里选补，俟咨覆到达，就与济咙呼图克图共同商定告知达赖奏请补放，如此尊重福康安，明确了选用程序，把人事权力收归驻藏大员手中，正默契皇帝多年来的主张，①（注：《巴勒布纪略》卷17，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十七日（）上谕谓嗣后噶伦出缺，由驻藏大臣拣选请补较宜。）为《章程》有关条文张本，又以逊让在藏历练年久的鄂辉，奏折上列衔居后，都赢得皇帝好评云：“实不料其如此能事，朕深庆得人，国家得一好大臣”②（注：《廓尔喀档》3，第1193页，第页。）。又对大军受降后议拨选绿营或屯练留守边界事，和琳认为廓尔喀既己输诚，留兵反足启其疑虑，绿营暮气深重，不足依恃，屯练倔强难驯，日久不无滋事，少留固属无益，多留虚糜帑项，也恰与皇帝、福康安意见相合，极受欣赏③（注：《廓尔喀档》4，第页。）。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初三日（）皇帝拟派松筠去藏任驻藏办事大臣，以成德倘未预闻鄂辉压搁表贡一案，打算用为帮办大臣，征求福康安的意见，同时下谕总结了和琳的功绩，说他“将该处积弊悉行厘剔，达赖喇嘛及噶布伦等始各知敬畏，诸事禀命和琳指示遵行”④（注：《廓尔喀档》4，第页。关于和琳在藏事迹，张云《和琳驻藏》［A］（法国汉学第十二辑《边臣与疆吏》［C］，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68―189页）搜采史料、叙述详明。成德之正式任命在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而福康安上奏却认为松筠似可胜任驻藏，请令和琳赴四川同惠龄核实昌都以东的军需报销，皇帝批评福康安未懂得他的意图说：“藏内从前积玩已久，自和琳到后，几费经营，大加振作，甫有起色，现在定立章程，正须资其整顿，岂可遽离该处，和琳总当在彼驻扎二三年，俟诸事有可遵循，再令松筠前往更换，率由办理，庶可无误。”⑤（注：《廓尔喀档》：4，第页，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一日上谕，《廓略》卷45省略帝批评福康安未深谕朕意等数段文字。）总之，皇帝考虑将来福康安、孙士毅要回京，惠龄要返四川，只有把和琳留下，“所有一切章程全在和琳随时办理”⑥（注：《廓尔喀档》3，第1654页。），因他既参与章程的策划又率先贯彻执行，积极敢干，⑦（注：《清实录》乾隆五十九年八月丙寅条，“谕军机大臣等，据成德来京奏称和琳办事甚妥，且见达赖喇嘛不行叩拜，达赖喇嘛唯命是听等语。和琳如此举动甚为得体。”）且其兄和坤任军机大臣，位高百僚，名声远及于边内外，更便利他在藏办事。在福康安等离开后，和琳与成德主管藏政，内外事务都依照《章程》处理。他们二人对章程的细化上也做出贡献。如具体规定了藏官的品级顶带、原定营官等级在边缺、小缺营官之外增加了“中缺营官”、⑧（注：详见《卫藏通志》卷12“条例．番目”。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驻藏大臣琦善、钟方的《裁禁商上积弊章程》在官员升转次序上又作了订正，见邓锐龄：《关于琦善在驻藏大臣任上改定藏事章程问题》［J］，《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边缺、大缺、中缺、小缺营官各辖何地，各地几名，见钟方《驻藏须知》。）招募藏兵并依兵种发给了三色军服，⑨（注：《卫藏通志》卷8“兵制”。）都是对《二十九条》中的第四条、第五条的补充。他们根据市场上新铸乾隆宝藏银钱（三种）与纹银、廓尔喀的银钱的流通及兑换情况，建议停铸一钱五分重的新铸银钱⑩（注：《卫藏通志》卷10“钱法”。），则是对《二十九条》第三条的修正。此后，和琳与乾隆五十九年来藏的帮办大臣和宁一同奏请驻藏大臣只在每年五六月间农闲之时奏明轮流一人往边界巡视阅兵⑾（注：《卫藏通志》卷8“兵制”。），也是对《二十九条》第十三条驻藏大臣分春秋两季巡边的修正。这些经批准后都简化收入和宁监修的《卫藏通志》卷12“条例”中⑿（注：张云《和琳驻藏》引和琳《芸香堂诗集》留别和宁（太庵）七律，有“治藏有经烦手纂”句。按：此正指和宁纂修《卫藏通志》事，可为《卫藏通志》编者是和宁提供一有力的证据。）。与和琳的备受圣眷相反，从乾隆五十三年到五十七年间3次入藏办事的原四川总督、驻藏大臣鄂辉却连续蹶跌，虽然他在购备军粮、勘定运粮进军路线，督办前后藏之间的军需运输，协助福康安和琳处理藏务上，都竭尽全力，但因未奏明第一次廓藏战争时同僚巴忠支持藏人付银赎地求和的内情，此次自川入藏行军迟滞，尤其乾隆五十五年（1790）压搁廓尔喀谢恩表贡不以上闻一事，被揭发鞫实，皇帝大为震怒，给予褫职等严罚。不过他毕竟熟悉藏事，非仅胜任福康安、和琳的顾问，章程的议定也参考了他在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所定的两件章程。①（注：《清史列传》卷27、《清史稿》卷328鄂辉传。吴丰培曾国庆：《清代驻藏大臣传略?鄂辉》［M］，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9―78页。邓锐龄：《年鄂辉等西藏事宜章程》［J］，《中国藏学》2008年第3期。）只因有罪，故清代史家记述往往不提他的功劳罢了。六、简短的结束语由上述可知，所谓“章程”应是一个集合名词，相当于今日计算机上的标识了名称的“文件夹”（folders）。在中央，虽有军机处汇集并摘要其议覆福康安等关于藏地应办事宜和筹办善后事宜备折，共33条，②（注：《廓尔喀档》4，第页乾隆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以供御览，仅备皇帝赋诗查阅而已；在拉萨，福康安等的二十九条藏译本，只是摘要“章程”里关系藏事部分，且其汉文底本至今未见；再后成书的《卫藏通志》卷12“条例”，共列102条，极为简明，也只是将“钦定章程及大臣奏议”，“遵照原案纂成，汇为一门，以便检查”。总之，正如冯明珠教授指出的，“善后章程也不是在同一时间、一次颁布的，而是在福康安等处理西藏善后事宜中陆续规划、陆续奏报、陆续奉谕并陆续颁布实施的”③（注：冯明珠：《廓尔喀之役与廓尔喀档》，见《廓尔喀档》第一册，第14―14页。）。看来之所以没有及时汇编成一部全备的法律，似是因福康安及其幕府急于离开拉萨遄返内地所致。另外，我们知道皇帝此时已想在三年后归政，不愿将未完成的边务留给嗣子，④（注：《廓尔喀档》2，第818页。）军事上的胜利，满足了他“十全武功”的夙愿，他总期西藏一二十年内敉安无事，不再有战乱发生，为此，认为作为长期和平的保证，藏政必须大力改革，方胜利在望时，尽管知道官兵思归心切，仍多次要求福康安等4名大臣尽快地把“章程”作为头等大事，认真筹划，但时间短促，信息交流费时，尽管中央严格地审议批准，也不能拖延太久，本来如取消僧人噶伦等计划，确有促使西藏政教分离的进步意图，最后也得听任下面折中妥协。大事既定，像汇总编纂一类的技术问题也就不问了。无论如何，世界史上罕见的跨越喜马拉雅山的艰巨战役的胜利，驻藏大臣的权力的加强，藏政的革新，《章程》的贯彻，让大清声威远届南亚，致使正在孜孜于侵略印度、尼泊尔、不丹诸邦的英国，慑于中国的强盛，承认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sovereignty），凡涉及西藏的事务，无论多么琐细，数十年内无不谨慎从事。［作者简介］邓锐龄，满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已离休。（北京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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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010-金 渠 头史话李姓大家作者：孔伟 摘要：李姓大家是渠头村最大的氏族大家，其家族史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末年，历史 上是科第连云、人才辈出，特别是在明清两代为官者不计其数，而且其家族历来善 于经商，曾有“富甲泽潞”的说法。泽州境内历史上的大家族有楸木洼王氏、土河 卫氏等，均是官商显赫的有名家族。渠头李姓大家虽然不经史载，但其家族丝毫不 差于其他的氏族大家，而且是先辉煌于他们的
。渠头村中乡老常说昔日李氏一族极 尽繁华、显赫之极，那么，这个乡老口中的李氏大家究竟有着怎样精彩纷呈的的家 族史呢？一、陇西世泽，关中唐裔 据村中现存的多块李氏墓志铭得知，李 氏一族原来世居关中，为唐朝宗室后裔，唐 朝末年时朱温篡唐，李氏一族不得已举族迁 徙，几经辗转最后定居于渠头村。 明李f墓志铭称“其先本唐李之后”， 清代李承先墓志铭称其家“先籍关中，为唐 之后裔，唐末由关中再迁至凤台河西里之p 头乡”，迁居济源的渠头李氏后裔族谱亦记 载“稽考祖氏乃唐帝之裔也。” 李姓是以官为姓的，据《元和姓纂》 载：李氏本颛顼帝高阳氏的后裔皋陶，尧时 任大理官职，其子孙世袭大理官，历虞夏商 三代，被称为理氏。商代末，理徽因执法不 阿，被纣王处死，其妻契率子利贞逃往陇右 伊侯之墟，母子只能以木子充饥，后利贞又 由陇右迁居吴门，遂改称李氏。 稽考李 姓属地分两大系源：一为陇西郡，在今甘肃 省境内；一为赵郡，在今河北省境。李渊由 太原起兵灭隋建立了大唐王朝，建都长安， 关中李氏宗系众多，但归根结底都是一个先 祖，唐朝宗室李姓的郡望在陇西郡，是为陇 西世泽。 渠头李姓大家的郡望当为陇西郡，唐朝 宗室支系众多，渠头李氏究竟为何人后裔， 资料所限，无从考证，但是诸多的资料言之 凿凿，渠头李姓为唐朝宗室后裔的说法大体 上是可信的。 李氏一族在关中贵为皇室，享尽奢华， 是什么原因使他们放弃富贵的生活最终迁居 到了渠头村呢？二、朱温篡唐，避乱迁渠 关中李氏在唐代的大规模迁徙主要有三 次：第一次在武后时期，李氏潜谋恢复事败 后，大遭迫害，纷纷迁往各地避难，李俊 民一族定居泽州就在此时；第二次是“安史 之乱”时，“中原鼎沸，衣冠南走”，李氏 子孙南迁较多；第三次从唐末黄巢起义至五 代，因中原长期动乱，迁徙更甚，关中李氏 就是在这个时候迁居渠头的。 当时为唐朝末年，大唐王朝气数将近， 是为乱世之秋，战事纷起。朱温趁唐统治集 团内乱之际，带兵进入关中，击败风翔节度 使李茂贞，夺得唐昭宗，控制了中央政府。 随后，杀掉唐昭宗，立李祝为帝。最后朱 温逼迫昭宣帝退位，自己称帝，是为梁太 祖，定其国号为梁，定都汴，建年号为“开 平”，史称后梁。此即 “朱温篡唐”，自 此唐朝灭亡，开始了朝代更迭的五代十国时 期。 适逢乱世，之前黄巢占据长安时对境内 百姓大为杀戮，时有“黄巢杀人八百万―― 劫数难逃”的俗语，而朱温覆灭唐朝后，唐 朝宗室李姓自然受到了更加严重的非难和迫 害。为保宗族平安、后继有人，世居关中的 皇裔李氏一族纷纷外迁。如唐西平王李晟之 后于唐末五季徙居江西吉安泰和，大唐汝阳 王后裔李庶因唐末避朱温之乱自陕西凤翔迁 山阴。 其中有一支皇裔李氏就向东侧的山西境 内迁徙，几经辗转最后定居在了渠头。据济 源《河头李氏族谱》记载“稽考祖氏乃唐帝史 话 李 姓 大 家金之裔也，避伪梁之篡，世居河东”，河南济 源河头李氏为明朝初期从渠头迁去的李彦忠 后代，与渠头李氏属于同一个宗族，谱中说 其家族为唐朝宗室后裔，避朱温篡唐之乱， 世代居住在河东。为何说世居河东，而不是 世居渠头呢？ 渠头李承先墓志铭称其家“唐末由关 中再迁至凤台河西里之p头乡”，文中的 “再”字至为关键。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分 析，关中李氏并不是在唐末由关中直接迁往 渠头的，而是先定居在河东一代，后来出于 某些原因，几经辗转，最终才定居在了渠头 村。 至于李氏迁居渠头的具体时间已经无法 考证，大致范围在五代至金之间，宋大中祥 符五年移建三宗庙碑文上已有李姓人，可能 就是关中迁过来的李氏一族，也可能是渠头 原有的土著姓氏，不得而知。 总之，李氏一族最终在渠头村定居了下 来，生息繁衍，在泽州这块土地上演绎出了 精彩的故事。 三、世作蓬蒿，耕读传家 李氏在定居渠头之后，耕读传家，支系 逐渐发展茂盛，到了明代族中多有科举中第 者，文化大为兴盛，大致在明朝中期时李氏 一族修立了家谱，但是由于各代的战乱，旧 家谱丢失，以及年代久远，子孙对祖辈的信 息模糊不清，导致修理家谱时只能追溯到金 末时期的李宣，便认其为始祖。 此事在明代c府引礼李f的墓志铭中提 及，其云：“其先本唐李之后，及五代乱 离、金元兵焚，谱牒散亡，百无一存者，按 今谱止从宣公为始。”明代礼部儒官李常墓 志铭又云：“其家□□可考宋末有曰宣者为 其始祖哉。” 李氏一族由于历经战乱，颠沛流离，从 唐末到明朝中期，旧家谱散失，只能考证到 金末的李宣，于是追认其为始祖，史称宣 祖。从这我们得知，李宣并不是李氏一族迁 入渠头的初始者，而是修立家谱时迫于资料 所限才认其为始祖的。李宣生活于金代晚 期，至于铭中所称宋末一语也很好解释， 金人南牧，占据中原之地，汉人内心多不承 认，而且当时南宋当时还存在，所以当地人 多把金代称为宋代，是不足为怪的。 宣祖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李实，次子李 安，季子李秀，李实和李秀后来迁居到了本 县的大箕里，是为后话。唯有次子李安少年 有为，勤于持家，所以李安就作为渠头李氏 的二世祖，李安又生子李晏，李晏生子李行 义，李行义生子李仁才和李仲才，李仁才生 子李F，这五代人都世作蓬蒿，勤勤恳恳， 耕读传家。 正是李氏先辈们的辛勤劳作，耕读传 家，奠定了其家族发展的基础，所以才有了 后来“富甲泽潞、科第连云”的佳话。渠 头史 话 李 姓 大 家四、行商淮扬，富甲泽潞 李家可考最早经商的是金末明初时期的 第五代人李仲才，《河头李氏族谱》记载 “五世祖名仲才，旧尝适游济上，相其地之 可耕、里之可居、与夫仁之可处，遂尔捐资 市产，罄囊治第，从C泽之遒旅，永为枋沁 间东道主人也”。李仲才当时跟随沁水一代 的商旅往来河南与山西之间，是可考的李氏 一族最早开始经商的。 李氏一族走上经商之路和当地的生存环 境不无关系。泽州历来人多地狭，光靠土地 是不足为生的，而且当地的资源丰富，盛产 煤铁，境内历来有经商的传统和风气。李家 在明朝中期时家族已经发展的相当庞大，支 系众多，迫于家计，很多人便走上了这条经 商之路。 明清两代李姓大家从商的人非常多，特 别是明朝中期到清代初期这段时间，几乎代 代有人。第七代人李琰是明代的旌表义官， 他生有李诚李诜等五子，最小的儿子李谪 “泛海饶财，积货雄淮南北”，家财万贯， 当时别人无力偿还向他借的钱财时，他“多 焚其弧保沸灾液瘢涫攀篮蟠笱羧伺徨 撰写了其墓志铭。李诚的儿子李藁在淮扬地 区从商，成为了一代巨富，李藁的闺女嫁给 了城内钟家，在大阳人孟E撰写的《明故钟 母李氏墓志铭》中有这样的描述，“孺人 李氏，乡贡进士饮齐钟公之配也，世为泽州 人，p头庄居焉，父讳藁，作商淮扬，富甲 诸郡。”李诚之子李f也是商于淮扬间，累 资巨万，号称一代儒商，他的三儿子李一鲲 也善于经商。 第十二代的李常“去之齐鲁间，挥□东 海之畔，鼓策鱼盐，动戌弋获归解囊辙□千 金”，李常也是一代儒商，非常有德行， 当时的陕西右布政使张光缙数次向朝廷荐举 他，他都宛然拒绝了，后来被封为了礼部儒 官。李常是李氏一族商人中比较有名气的 一个。他的儿子李廷栋、李建中，孙子李 维祺，曾孙李天培等都是继承祖业，善于经 商，基本都是在淮扬地区也就是淮州扬州所 在的江南一代做生意，李廷栋当时在扬州做金 渠 头生意，还娶了当地富商殷实振的女儿为妾。 李氏一族世代从商，累资巨万，其家富 庶到什么程度呢？ 据《河头李氏族谱》记载，康熙三年时 济源李氏一族想回渠头认亲，族人间互相商 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久闻p头宗长李翁 讳建中字完真，侄男维祺字介兹，侄孙天培 字挺生，资财巨万，号称泽潞首富。”渠头 李姓大家的富庶从这句话里可见一斑。 纵观渠头李氏一族的从商发家之路，我 们可以看到，其家族从商的传承性是非常强 的，几乎是代代相传，主要的经商范围就是 华东沿海一代，特别是淮扬地区，以经理盐 业为主。 所谓渠头李氏一族“富甲泽潞”一语绝 非虚传，泽州境内有名的富商家族有土河卫 氏、楸木洼王氏等，清《永宪录》载“山 西富户王泰来，家有现银一千七百万两有 奇，”说的正是楸木洼王氏。这些家族都是 在清代才发展起来的，而渠头李氏一族主要 辉煌于明中期到清早期，这期间，王氏和卫 氏等几乎都还在创业阶段，而渠头李氏已经 完成了财产的积累。渠头李氏“富甲泽潞” 一说并不与楸木洼王氏等富甲诸郡相悖，他 们只是辉煌的时间不同而已。 相比被史书记载的王泰来家族而言，渠 头李姓大家多少显得些许苍白和落魄，没有 书籍记载渠头李姓家财几何，也没有哪个名 人用笔墨来刻画一下，它的辉煌只藏身在那 些美丽而古老的传说和乡语里。渠头李姓大 家在历史上的空白或许可以理解为谦逊吧！ 渠头李姓大家不光善于经商，而且科 举方面也十分了得，官商兼举，所谓富则资 财巨万、富甲泽潞，仕则人才辈出、科甲连 第。 五、芝桂兰香，科第连云 李氏一族在科举入仕方面也很有成就， 特别是在明代，其族人科举中第、入仕为官 者非常多，渠头李氏占据了《凤台县志》选 举篇中记载的明清时期李姓人的半数以上， 可谓是“芝桂兰香，科第连云”。 那么李姓大家考中举人和进士的有多少 人呢？按照现有资料可考证的是一进士六举 人。李哲、李斐兄弟俩同中永乐十八年庚 子科举人，李训中天顺六年壬午科举人，李 谅中成化元年乙酉科举人，李讷中弘治五年 壬子科举人，李芝中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举 人，后来李谅在成化八年参加殿试，又中了 壬辰科进士，名列三甲九十四名。 那么这些考中举人进士的李氏族人在仕 途方面都有着怎样的成就呢？ 李斐和李哲俩人中举后不详所为，县志 没有记载其官职，只言其登科年份，也未能 发现俩人的墓志铭和相关资料。 李训以举人的身份官至贵州都匀府知 府，赐授朝议大夫，一个举人能够做到从四 品级别的知府是非常不容易的。 李谅，字有信，在成化八年中进士时已 经三十四岁，大概在五十岁左右被任为礼部 郎中，赐授奉政大夫，郎中相当于现在的司 长，是五品官员。 李讷以举人身份官至四川叙州府同知， 赐授奉政大夫，正五品。 李芝是嘉靖二十二年癸卯科乡试的第一 名，所谓解元，后来做了浙江绍兴府的通 判，正六品，赐授承德郎。李芝的父亲李诜 当时担任五城兵马司的指挥使，也是正六品 官员。 李氏家族中第的这六人都在明代，清代 则无人中举。除了这些科举中第者，李姓大 家还有很多通过其他方式进入仕途的，或者 说是有官衔的。 科举录取毕竟名额有限，所以很多人便 选择进国子监读书来考取功名，等待做官的 机会，就是所谓的太学生或贡生，李氏一 族中有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一途径来求取机会 为官的。明代时富商李谪以岁贡的身份做了 泌阳的知县，后来升任莒州府的通判，正六 品。李津是嘉靖年间贡生，做了大名县教 谕，隰川府奉祀。清代的李维权以太学生身 份做了江苏元和县的典史，典史是个未入流 的小官，但好歹也是有功名了。李雍在清代 康熙年间进入国子监读书，由于成绩良好， 而且字写得非常漂亮，后来被任为内阁中书 舍人，内阁中书舍人是个正七品的小官，但 是地位显要，每天和内阁大臣们呆在一起， 抄写各种文件，而且李雍非常有可能和陈廷 敬同在过内阁的屋檐下。李雍的孙子李动也 由贡生候补州同知。 还有很多是通过恩荫有了品阶和官衔 的，李训的父亲李选因其被赐封奉政大夫， 西安同知，是个正五品的官阶。内阁中书舍 人李雍的父亲李维祺也有了内阁中书舍人这 一官衔，他的儿子李承先被赐予七品衔，候 补光禄寺典簿，李承先在雍正十三年还曾经 参编了《泽州府志》。李允实是清代人，此 人在府志中没有任何记载，但是应该官至布 政司副使，他的父亲李天培因为他遵例被赠 予中宪大夫，候补副使道，即布政司副使，史 话 李 姓 大 家金是个正四品的官衔，他成为李氏一族中品阶 最高之人，还有允实的祖父李征聘也有了儒 林郎从六品的官阶 还有一些做些未入流的小官的，富商李 f因为举止十分优雅，很有礼数，被授以c 府引礼；其子李一麟任蓟州吏目，李一鲸是 隰川府仪e，也就是隰川王府的女婿，其孙 子李宗郜在直隶宁山卫做司隶等等。另外， 李f的孙女嫁给了隰州府镇国中尉朱俊柱， 被诰封为四品恭人。 渠头李姓大家在科举仕途方面的显赫， 使得其家族真正的兴盛起来，成为了泽州境 内的豪门望族。 那么渠头这些李姓人在经商发家和官居 高位时对渠头村做了些什么贡献呢？ 六、兴建祠庙，营造阁栅 渠头李姓大家始终是渠头众多氏族大家 中的翘首，对渠头村的祠庙等村镇建设做出 了很大的贡献。 首先就是阁楼栅栏的营建，李家在经商 发家后，在渠头村修建了非常豪华的宅院， 而且所积钱财都屯放于家中，出于安全，李 姓大家出了绝大部分资金和人力来修建村中 用来防御外侵的阁楼和栅栏，白衣阁就是李 承芳在顺治十七年修建的，还有吕仙阁也是 李氏族人在万历三十八年修建的，当时的吕 仙阁是作为李家大院的北门的，阁内的李家 大院多创修于同一时期，至今一些民居还保 留有明代万历年间的花梁题记。 其次就是村中各大寺庙的修建和维护。 三官庙是李君溥在嘉靖元年创修的，玄帝庙 是李堂和李常等在万历年间创修的，关帝庙 是明代李家人祷子有验而修建的，还有像三 宗庙等庙宇的历代维修几乎都是李氏一族在 进行。 关帝庙碑刻中有这样一句话“亦未有一 氏一族而一修再修如f等叔侄父子者”，说 的正是李家，从没有哪个家族能够像李家这 样以一家之力对庙宇一修再修。 细究李姓大家之所以热衷于这些庙祠的 维修，除了出于积累功德的心态，还有就是 显示家族富庶的显富心理了。 李姓一族不仅热衷于本村的庙祠维修， 还往往倾力于其他地方庙宇的维修。弘治年 间，兵马司指挥使李诜就带领他几个儿子对 金村显庆寺的维修捐了钱出了力，还有就是 康熙五十三年李承先带领本村将近百余人对 莒山蔺相如庙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 这些行为其实最终还是表明了李家确确 实实富甲一方，家财万贯啊。虽然李家富家 一方，但其家族在后来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 故。渠 头史 话 李 姓 大 家七、人多地瘠，子嗣外迁 从唐末之后迁入渠头，在这数百年间， 李姓家族开始壮大起来，明初时就已经形成 了七八个支系，可谓人丁兴旺、子嗣繁多， 这种情况正说明了这支从关中迁来的唐朝宗 室之后再次中兴，然而家族的兴旺也带来了 另外一个问题，正是这个问题的出现才有了 后来的事情。 元代晚期，渠头李宣长子李实、李秀因 家声未振，迁居本县大箕里。（河南济源 《河头李氏阖族全谱》 清嘉庆九年） 明初，李实、李秀后代李彦忠三兄弟自 大箕再迁至河南济源。（河南济源 《河头 李氏阖族全谱》 清嘉庆九年） 明洪武二年，渠头李盛迁居河南卫辉 唐庄镇郭全屯村。（河南汲县 《李氏族 谱》） 明洪武二十一年，本村部分李姓迁至河 南彰德府。 明永乐元年，本村部分李姓赴裕州垦 荒。 在元末明初这短短几十年间，李姓家族 又开始从渠头迁出去，而且大部分李姓都迁 往了中原之地河南，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缘 由呢？ 其实问题的关键就是地瘠民贫，渠头的 土地已经供养不了李家日益繁多的子嗣了， 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低下，一亩地的收成是不 能和现在相比的，没有富余的土地，多出来 的李姓人就无以为生，除了一些精明的选择 从商，大部分人则开始迁徙走去寻找有足够 土地的地方。这是他们自身方面的原因，如 最先迁徙出去的李实李秀就是这样子。 到了明朝初期，这种迁徙行为则更多的 受到了国家政策的影响。元朝统治中原有 一百来年，自元惠宗始，国家开始动荡，加 上连年灾荒，战争连年，人口减少，造成 了土地荒芫的局面。顾炎武《日知录》云 “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 无人之地。”相比，当时的山西却是人口繁 多、地瘠民贫，中原之地的人口不及山西的 一半。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采取“迁民垦 荒”的措施，以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巩固 政权。这就有了著名的“洪武大移民”，渠 头李姓的大规模迁移正是受到了此政策的影 响。金 渠 头渠头李姓从关中迁移而来，后又迁移出 去，始终都是迫于生计，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农民百姓在过去依赖的始终都是土地。 虽然部分李氏族人迁居外域，但其始 终是血脉相连，身居两地却是异流同源。 八、花开各地，异流同源 现在所知的渠头李氏后裔分布在河南济 源、新乡汲县，以及本县的大箕镇三处，三 处的渠头李氏后来都发展成为了当地的名门 望族。 大箕一支为李实李秀的后人，在大箕居 住了几代后，其部分族人后来再迁居到了河 南济源。而生根于这里的渠头李氏后来成为 了当地一个望族，如乾隆年间其后代族人李 升庸就考中举人做了进贤县知县，当时李氏 在大箕与卫氏家族世代姻亲，在泽州城南一 带也算是显赫的大家族了。 汲县一支后来也发展壮大，历代是名人 辈出。特别是在清末，有个叫李敏修的人考 中光绪十八年进士，官至刑部主事。民国 后历任河南教育司司长、清史馆协修、中州 文献征集处总编辑等职，并被选为参议院议 员、众议院议员，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 教育家、藏书家，号称中州第一才子。现在 汲县李氏一族有很大一支分布在台湾，而汲 县本地的后人也非常争气，很多都是政府高 干。 河南济源李氏一支就是从大箕再迁的李 彦忠三兄弟的后代，当时三兄弟分别定居在 河头村、温县和张乡三处，河头村李氏发展 的最好，在明清两代登科入仕者非常多，第 五代人李朝用以拔贡后来还回到泽州府做了 高平县的知县，也算是重归故里、衣锦还乡 了。还有第九代人李蹊，文采斐然，著作颇 丰。 这些从渠头迁出去的李氏都在异域落地 生花，渐渐发展起来，但其始终是一个祖先 的血脉，几处的李氏后人在明清两代就曾多 次回渠头认亲祭祖，还续修了家谱，使得其 世系得以延传了下去。 九、追宗溯祖，世系延传 这些从渠头迁出去的李氏族人异域生息 繁衍，修序家谱，不忘先藉，历代子孙也坚 持续修，使其世系延传。如其谱云： “譬之种木而不植其本，则无本之木， 其枝易摧。饮水而不穷其源，则无源之水， 其流易涸。抚众而不揆阕祖之所由生，则无 祖之氓，其家易倾。” 李彦忠兄弟三人在迁居河南济源后，修 立家谱，谱曰《河头李氏族谱》。李盛一支 迁居汲县也修立家谱曰《李氏族谱》。两谱 都详细记载了始祖原籍渠头的事情，以及迁 移的原因和过程。他们除了修立家谱之外， 在明清两代还曾经回到渠头祖籍所在，追宗 溯祖，叩谒先茔。 康熙三年二月，济源李氏一族回渠头祭 祖认亲，并且修续了家谱，明确了渠头李氏 和其家族的辈次顺序。其云“木本水源，孝 思不匮，每闻父老传来云，本族分自山西泽 州p头宣祖之一派。由明迄清，道路修阻， 不通往来者百余年，恐世远人湮同宗之谓 何。”从此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济源李氏一族 不忘宗本的真切朴实之情。 当时济源李若讷和李楫二人在征求了族 叔李蹊的意见后，横渡沁河，穿越太行，历 经艰险回到了渠头村，见到了渠头李氏族 人。当时渠头李氏由李建中作为宗长，热情 迎接和款待了李若讷和李楫二人，带领他们 观览了渠头村恢弘的村落，并且叩谒了祖 茔，还纠集族人共同商议，订立了渠头和 济源河头李氏的长幼辈次。始定济源河头 李氏始祖李彦忠与渠头五世祖同辈，依次类 推之，济源九世李蹊与渠头十三世李建中同 辈，济源十世李若讷与渠头十四世李维祺同 辈，济源十一世李楫与渠头十五世李雍同 辈。 康熙六年，李建中离世，济源李蹊等五 人奔赴渠头吊唁，并且再次叩谒了祖茔。李 蹊在这两次回渠头之后作《叩谒p头祖茔有 记》和《吊p头宗长完真翁遇识经历路程》 两文，详载于谱序中，文中详细记录了两次 回渠的经历和渠头李氏一族的热情。 李氏一族虽然分居两地，但血脉相连， 数百年之后仍然如同亲人般一见如故，实在 难得。2010年济源李氏后人李宗军先生和新 乡李氏后人李志铭先生分别回到渠头村寻访 祖迹，找寻家谱资料，意图恢复两族间的世 系关系，互相往来，其情形和几百年年前李 蹊等人回渠竟是如此的相似，不能不感慨其 家族数百年间血脉相连、血浓于水，敬佩其 历代族人对家族世系延传续修做出的不限努 力。史 话 李 姓 大 家金 渠李姓宗族世系说明：渠头村李氏家谱已失，编者根据明清两代李氏墓志铭以及《河头李氏族谱》相关 记载，推演年代，编次先后，大概排列了其相关世系和记载了可考的李氏历代族人资料。渠 头村现有李姓众多，但未能保存其家谱，多不知其家族谱系，编者整理此谱，一为记述历 史，一为渠头李氏家族提供其先辈的相关资料。由于资料有限，本谱多有纰漏，如李氏后人 有相关资料，请予以斧正，在此表示感谢。 一 世：[李宣]始祖，金代时期人，生三子（实、安、秀）。 二 世：[李实]宣长子，元人，因家声未振，迁居大箕。[李安]宣次子，元人，渠头 李姓皆其令嗣，子（晏）。[李秀]宣季子，元人，久厌晋土，与兄实迁居大箕。 三 世：[李晏]失考。 四 世：[李行义]失考，子（仁才，仲才）。 五 世：[李仁才] 失考，子（F）。[李仲才]失考，尝适游济源。[李彦忠、李彦 实、李彦和]居大箕，李实后人，迁居济源。 六 世：[李F] 失考。[李振]子（琰）。 七 世：[李谅]字有信，明成化壬辰科进士，礼部郎中,赐授奉政大夫,县志有载。 [李训]明天顺壬午科举人，都匀府知府。[李琰] 奉敕旌表义官，生五子（诚、诜、谪） 八 世：[李诚]子（f）。 [李讷]明弘治壬子科举人，叙州同知。[李诜]兵马司指 挥使，子（芝、藁、芹、薇）。[李谪]字有台，号西□，岁贡生，官至泌阳知县，莒州通 判，孙女五，孙男六（延松、延柏、延馨）。 九 世：[李f] 字时敬，别号东园，善经商，c府引礼，娶郭氏王氏。子三（一 麟、一鲸、一鲲）。 [李藁]娶霍氏，作商淮扬，富甲诸郡，女一，适白水钟公。[李芝] 嘉 靖癸卯科举人，绍兴通判。[李芹] 典膳。[李薇]失考。 十 世：[李一麟] 蓟州吏目，娶郭氏（阳河卫儒学教谕高平郭诞女，继娶郜氏（贵 州左布政使郜相之女），子（宗郜）。 [李一鲸] 隰川府仪e，娶成氏（如和县辅国将军成 G女），继高氏。 [李一鲲] 善业商，娶王氏。[李延松] [李延柏] [李延馨]失考。 十一世：[李宗郜] 直隶宁山卫司隶，娶程氏宋氏。女五，长适隰州府镇国中尉朱俊 柱，诰封恭人。[李天叙]望海公，子（堂，常）。 十二世：[李堂]失考。[李常]号小湖，明礼部儒官，子四（廷栋，建中）。 十三世：[李廷栋] 庠生，娶殷氏（扬州殷实振女），子（维祺、维城）。[李建中] 字完真，太学生，娶宋氏原氏，渠头李氏宗长，康熙六年卒。 十四世：[李维祺]字介兹，敕封内阁中书舍人，娶邱氏金氏，子（雍）。[李维城] 庠生，子（阊）。[李维桢]失考。[李维昆] 庠生。[李维裕] 庠生。 [李维权] 太学生，江 苏元和县典史。[李垣修]失考，子（敏）。[李征聘]赠儒林郎，子（天培）。 十五世：[李雍]字宫陶，太学生，内阁中书舍人，子（承祧）。[李阊] 娶史氏，力 事耕读，子（承先）。[李敏]字宫逊。[李天培] 字挺生，贡监，敕赠中宪大夫，候补副使 道，子（允实）。 十六世：[李承祧] 庠生，早殁。[李承先]字广裔，号葆因，候补光禄寺典簿，娶王 氏杨氏宋氏，子二（动，煦），女二。[李允实]布政司副使，失考。 十七世：[李动] 岁贡生，候选州同知，女三。[李煦] 失考。 后世均失考。头史 话 李 姓 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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