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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领导人名单
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陈宗兴：全国政协副主席张 梅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汪
洋、秘书长孟 建柱：民建中央主席严 隽琪、中央军委副主席郭 伯雄、国务院副总理俞 正声、秘书长孙家正、国务院副总理刘
淇：胡 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令 计划、致公党中央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曹 建明、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路 甬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王 沪宁：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王 乐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吴 邦国：国务委员：国务委员王 胜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陈 昌智、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梁 光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科学院院长乌 云其木格、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习 近平：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司 马义铁力瓦尔地、科协主席华 建敏、国家主席、民进中央主席桑 国卫：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阿 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黄 孟复：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贾 庆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阿 沛阿旺晋美、国务院副总理贺 国强、中央宣传部部长刘 延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徐 才厚：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 启德：全国政协副主席李 兆焯、广东省委书记张 高丽、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和、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王
刚：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长陈 奎元、民革中央主席李 建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邓朴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 良玉、台盟中央主席厉无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防部部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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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志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周 永康、国家副主席李 克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董 建华、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 榕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万
钢：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廖
晖：全国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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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叶剑英之女叶向真：父亲在改革初期推动了特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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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楠：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这是毛泽东晚年送给他的老战友叶剑英的两句话。从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到中共高层领导人，在中国革命的数次关键的时刻，叶剑英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1976年10月，正是他和华国锋坐镇指挥，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此后，他又力主邓小平出来主持工作，从此中国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今天我们请来了凌子女士，也就是叶向真，为我们来讲述她父亲叶剑英在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故事。
　　解说：就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不久，在叶剑英的安排之下，邓小平从北京城内搬到西山25号楼，一来可以更好的保护他，二来也便于同他研究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
　　凌子（叶剑英之女）：那个时候就开始我父亲就说，要把文件送给他看，然后就跟华讨论了这个事件，后来经过政治局也同意了，那时候开始送的时候，就让，因为他没进政治局，什么名义也没有，那个时候还在批邓反右呢，是吧，反右倾，还在批邓反右倾翻案风呢那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呢？后来我父亲就说，要准备他出来工作。他要先了解情况，送文件，你送文件也是有份的，就是什么人可以有文件，什么人不可以有文件，那个时候你没经过正常的程序，而且也还没有最后明确，他是不是就出来工作，担任什么工作，一切一切都没有明确的时候，你中办不可能送文件，所以那个时候就把文件交给王守江，写王守江，因为他是叶办的主任嘛，就多送一份给他，实际上写王守江那份的就是送给邓的。
　　解说：为了让邓小平尽快复出，叶剑英排除各种阻力做了大量工作，1977年7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正式恢复工作，这一年7月30日，邓小平突然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主席台上，全场欢呼，掌声雷动。邓小平以73岁高龄第三次复出，不仅在国内引起轰动，也引起世界舆论关注。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召开了长达36天的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凌子：那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咱们是有一个给中央领导，写这个发言的一个班子，现在还有啊，就是说到哪个会议的时候，他有专门的写作班子，但是写作班子写了以后，回来以后，他看了以后他不满意，他就重新自己来思考，来写，当时我们还给他执笔，写这个稿子，然后呢写好以后，他看了以后，请胡耀邦也看了，然后邓力群也最后改定了。
　　解说：在那一段时间里，叶剑英特别重视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经济建设，第二就是健全法制。
　　凌子：国家也欠缺法制这样的一套管理体系，所以他对当时来说这个法制的问题，他是看得非常重的，国有国法，家有家法，所以你一个国家的时候，大家没有法律的观念，也没有完整的法律，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来说，是不行的。叶剑英之女叶向真：父亲在改革初期推动了特区的建立
　　解说：在凌子的记忆中，父亲还特别重视党内的民主建设，他一再强调，要恢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凌子：就是民主的问题，就觉得这么多年来，确实像过去延安那个时候，那个党内的民主生活，还是比较活泼的，那个时候党内也有教育，你比如那个时候，你像那个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啊，它都有课程啊等于是，然后也学一些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和一些这方面有关的吧，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民主生活会，那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和“四人帮”吵架了，吵完了以后，就是大家在这些方面都变成两个营垒。要互相商量怎么对付对方，对这些老的中央的这些一些同志们，都是属于老右派啦，像这十大元帅什么，这都是老右派啊，像这些老右派，这是一个营垒，另一个就是“四人帮”。所以那个时候哪有党内的民主生活，大家互相斗智啊。
　　陈晓楠：在凌子的记忆当中，那个时候已经年届80的父亲，依然特别忙碌，她说父亲一直在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拨乱反正，另一个就是如何尽快地把国家经济建设重新纳入正轨。由于十年动乱，整个国家经济已经陷入到了崩溃的边缘，在叶剑英的家乡广东梅县，老百姓的生活依然贫困，而更令人头疼的是，广东地区的“逃港潮”，并没有因为文革的结束而消解，偷渡外逃现象反而愈演愈烈了。
　　凌子：经常广东省有报告上到北京中央来，就说那边的“逃港潮”堵不住，一些渔村都没有人了，就剩下老人和残废还有走不了的小孩，能走的全部走了。所以他听到这个事情，他心里就很沉重，很难过。跟了他三十多年的他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跟他报告这个事，他那个时候就跟这个主任就表示说，说往那边逃的人，也是逼不得已，生活太困难了，他说只有把沿海地区的经济解决好，使沿海地区富起来，他说才能够真正阻止这些人外逃，否则他没办法。
凌子：你像荘世平老先生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就把全世界我能找到的，所有的各个国家办这个对外加工的，这样的一些模式和他们这些资料，我能搜集到的，我通通搜集来，东南亚地区不必说，到欧洲像西班牙，到南美，他们这些国家是怎么办对外出口加工，这样的一些区域的，他们的一些介绍，我通通拿来，来供这个广东省委的这些同志们来做参考。
-　　解说：在广东省委明确了要搞“加工区”的意见后，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杨尚昆和吴南生，先后向正在广州的叶剑英汇报了他们的设想。
　　凌子：那个时候吴南生、习仲勋就一起去，跟他老人家汇报，他们省委讨论的和想的，怎么样去搞这个对外加工区的这个想法。那么老人家听了以后，非常欢喜，非常赞同，然后就跟他们说，说你们赶快写好了，报中央，赶快去跟小平同志汇报。
　　解说：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向中央明确提出了这一设想和要求，并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不仅赞成广东“先行一步”的做法，而且给这个新生事物起了个名字——特区。
　　凌子：邓小平同志知道这个事情，听了这个事情以后，也非常赞同，就说那就叫特区嘛，他说延安也叫特区嘛。听说当时还有人反对，就说哎呀，说他怎么能这么说呢，说这个特区，延安特区那是属于什么，那是属于政治特区，说这个怎么也叫特区呢，当时还有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后来广东听了这个以后呢，说好特区好，他说我们可以叫经济特区嘛，所以后来，最后的名字定为广东省经济特区，是这么来的。
　　解说：1979年伊始，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开始迈动，就在广东省委开始酝酿改革试验的时候，一批工商界知名人士也重新燃起实业之梦，这其中最早创办实业的就是曾被誉为“红色资本家”的“荣老板”荣毅仁。
　　凌子：当时，因为改革开放一开始大家都在考虑，怎么来走这条路，所以说当时荣毅仁老板就提出来，他想建立信托投资公司，希望从国外利用他的这些关系，贷些美金进来，贷十个亿的美金进来，来支援国家这建设，成立这样一个信托投资公司。他提出来这个事情要做的时候，当时引起了我们国内管经济的很多同志的极力的反对啊，说这叫什么事情，我们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你要跑到外头去贷这些钱过来，算怎么回事，我们该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债啊。当时有一股很大的反对的力量，他那时候求救一样，就到我们老爷子这儿来，后来我还纳闷，我说怎么在家里老看见他了，老跑到这儿来啊，他来干什么，因为过去从来不搭界的嘛，后来才知道，他要成立中国信托投资公司，做海外贷款，后来我爸爸坚决支持他。
解说：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成立，63岁的荣毅仁出任第一任董事长，这个公司与深圳、珠海等开放特区一样，成为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窗口。在公司成为后举行的第一次董事会上，叶剑英亲自到场祝贺，此后，中信投资公司建造办公大厦，叶剑英又应荣毅仁之请，为公司题写名匾。
-　　凌子：所以后来他的老太太见到我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她说向真啊，她说你父亲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当然老太太说话，她是有一定的感情的因素在里头，就说明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成立中信来说，当时我父亲坚决支持他把这个公司，办起来的时候，是起了很多作用的。
　　陈晓楠：改革开放初期，叶剑英和邓小平、王震曾经有过一次谈话，当时三个人都认为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挥各种人才的作用，是改革开放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对于荣毅仁创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叶剑英一直非常支持，搞活开放，密不可分。因此对于沿海地区的特区建设，叶剑英也是极其关注，投入了不少精力。
　　解说：1980年春，经济特区的工作正在紧张筹划中，83岁高龄的叶剑英，到全国各地开始了4个月的视察，视察的第一站便是深圳和珠海。
　　凌子：他是在1980年的时候，1980年4月份，就走到了深圳，那个时候深圳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建设的时候呢。他关心香港的供水，香港的水库，深圳水库供给香港水库嘛，所以说他也是心系香港人民，就到那儿去视察那个水库的状况，问跟香港供水有没有什么问题，他到水库就听水库的人给他讲解，然后到这个蛇口，那时候蛇口还是一片工地，是还在建码头的时候，到那边去听当时蛇口那个建设港口的，那个负责人跟他汇报，汇报了两个小时，就有没有外资进来，这边的情况有什么困难，怎么样做。
　　陈晓楠：号，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主持了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成了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纪念日。这份《特区条例》不足两千字，从起草到公布，历时一年多，前后修改了13稿。有人曾经形容特区立法的这个过程是“十月怀胎”。
　　解说：在中共中央统一试行特区的文件发出后，仅仅广东省委便开始了特区的筹备工作，其中很重要的一项便是草拟《特区法》。
　　凌子：广东省委的同志们很高兴啊，就是说这回中央的工作会议已经定了，大家就可以大刀阔斧地就展开工作了，就是来请外资来进来。然后以荘世平先生这些海外的这些顾问，然后就开始说了，说不行啊，说我们中国现在来说是，在这些方面没有法啊，说你要知道，你没有法保障谁敢进来。所以就来做这个，就来拟这个特区的这样一个条例，光是省委通过了还不行，然后他们就给两方面报，一个是报谷牧副经理，一个就是报叶帅，因为这是要人大通过的。
　　解说：不过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央驳回了广东省委要求由全国人大来立特区法的请求
凌子：后来拿到上来讨论以后，上面（有人）反对。说这个广东自己搞就行了嘛，没有听说一个地方的事情，还要到全国人大来立法，没有这个先例哦，后来就传回去了，传回去了以后，这个时候呢，就咱们那帮海外的顾问，和广东省委，都在这个看法上是坚定的，说不能没有法，说没有立法的话，是不行的。
　　解说：立法的问题不解决，特区的试验就无法进行下去，在坚定了这样的想法之后，吴南生想到了一直支持改革的叶剑英委员长。
　　凌子：吴南生同志又向这个叶帅报告，说广东省来做这个试点，它不是广东省的事情，是全国的经济特区的试点呀，说广东省只是个执行的和试点的单位呀，它这个事情本身是全国的。所以就跟我父亲的他的这个办公室主任王守江通电话的时候，就强调了这一点，他说你赶紧给叶帅汇报。
　　解说：据吴南生后来回忆，叶帅在听了他的求援电话后，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但是很快，叶剑英就把吴南生所讲的“道理”，摆到了全国人大，特区不是广东的特区，特区是中国的特区。日《特区条例》获准通过，吴南生后来回忆说，特区条例公布后，一件让他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当时一直困扰深圳的最严重的问题，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
　　凌子：原来在之前的时候，也有一些投资，小不溜地开始就进来了，试探性地进来了，到这个时候真正立法一开始定了以后，这个事情以后，那气象就大不一样了，海外的投资者，就真正开始放心了。
朱元璋的用人观&
如何用人，用什么样的人，决定着事业的成败，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马背上得天下，对用人之道自然有一番独到的见解。且听他是如何说的： 　　“夫小人之为谗佞也，其设心机巧，渐渍而入。始焉必以微事可信者言于人主，以探其浅深；人主苟信之，彼他日复有言，必以为其尝言者可信，将不复审察，谗佞者因得肆志，而妨贤病国，无所不至。”不愧是明太祖，寥寥数语，便为谗佞者画出了一幅清晰的素描。还有一次，朱元璋与他的兵部尚书沈缙议论兴治之道，他说：“兴治之道，当进君子退小人” 沈缙说，皇上啊，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在现实生活中不那么容易识别呀。朱元璋不以为然，接下去他说出来一番道理：“独行之士，不随流俗；正直之节，必异庸常。譬如良玉委于污泥，其色不变；君子杂于众人，德操自异。何难识也？”这番话道出了他胸中识人的原则。在与近臣的一次私下交谈中，对这一识人原则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毁誉之言，不可不辨也。人固有卓然自立不同于俗而得毁者，亦有献媚狎昵同乎污俗而得誉者。夫毁者未必真不贤，而誉之者未必真贤也，第所遇有幸与不幸耳。人君能知其毁者果然为贤，则污谤之言可息，而人亦不至于受抑矣。知其誉者果然不肖，则偏陂之私可绝，而人亦不至于幸进矣。问君子于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鲜有不为所毁；问小人于小人，其朋党阿私，则所誉者必多矣。惟君子则处心公正，然后能得毁誉之正。故取人为难，而知言为尤难也。”知识人之难，尤其明白难在哪儿，发现人才就有了良好的开端。事实上，朱元璋在识人上的确技高一筹，麾下人才济济，成其霸业。至于后来大兴冤狱，大开杀戒，那是“帝王心思”在做崇，这里暂且按下不论。 　　找到了识人之术，剩下的就是如何用人了。只讲识，回避用，那是叶公，朱元璋则是说到做到。他下命令给吏部：“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职。譬如良工之于木，大小曲直，各当其用，则无弃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当大事。用之者，在审察其宜耳。骅骝之材，能历险致远，若使攫兔，不如韩卢。铅刀之割，能破朽腐，若解全牛，必资利刃。故国家用人，当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能，则人材不得尽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又说：“人之才能，少得全备。如宽厚慈祥者，使之长民。勤敏通达者，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绩。若使才不称职，位不达才，国家虽有褒德录贤之名，而无代天理物之实，非所以图治也。”朱元璋做皇帝二十多年，汲取了元代的教训，擢用了一批庶民为官，在他的大力提携下，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他谆谆告诫道：“任人之道，当严于简择，简择严，则庸鄙之人不进。当专于任使，任使专，则苟且之意不行。然必贤者乃可以专任之，非贤而专任者，必生奸也。是以任人为难。然人亦有谨于始而怠于终者，亦有过于前而改于后者，则固不能保始终。惟终始如一者，其怀忠报国之心坚如金石，安得不任之？若臣诈似信、怀奸若忠者，决不可任也。”史实已经证明，朱元璋的这套识御理论，完全来自于他的实践，很管用。 　　真理可以跨越时空。封建帝王识人用人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家天下”，但其中蕴含的哲理值得思考。其实，廉政的要害之一也就在于用人，这同样是无数历史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的。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个很会用人的领导，他非常注重人才队伍的互补搭配。
　　他就用了有一对好搭档，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擅长决断，历史有“房谋杜断”的美谈。有一次，李世民和房玄龄正在商量一个政策，正在为决策苦恼时，忽然想到，把杜如晦叫来，这事情就好定了。果然，杜如晦来了之后，分析了形势，很快就做出了决断。李世民很有感慨，觉得有房玄龄和杜如晦帮助自己，省心不少，因此更加爱惜他们。
　　历史对房玄龄记载不多，只给后人留下了这么一个善于运筹帷幄的，谦虚谨慎的形象。李世民政府的政策起草，文件制定，大多出自房玄龄之手。有一次论功行赏，有官员对李世民把房玄龄功劳第一的安排不服，但是李世民这样回答：“你们的功劳也不小。但是房玄龄运筹帷幄，把握全局，你们只是具体执行而已，所以他功劳最大，当然应该排在第一。”
　　杜如晦在唐初的大臣里，是比较特别的一位，以遇事善断著称。他处理公务迅速无误，非常干练。唐初的军政大事，朝章制度、选用官吏、确立法制等各方面，杜如晦皆有参与，深得李世民器重。
　　看看朱元璋用人非常注重搭配。
　　文武搭配：朱元璋认为，打天下和造房子是一个道理，伐木挑石，搭建盖瓦，必须用到武将；房屋架构出来以后，粉饰墙面，置办家私，则需要文臣，否则，这房子就没法住人。来看朱元璋的队伍，确实也是文武兼而有之。武有徐达、常遇春、汤和等人，文有刘伯温、朱升、李善长等人。
　　在打江山的时候，将领徐达为朱元璋立下了赫赫战功。鄱阳湖一战，徐达击败朱元璋的主要对头陈友谅，后率师成功出征淮东浙西等地。三年后，徐达功攻克苏州，俘获朱元璋的另一个主要对手张士诚。同年，徐达率师二十五万朝元朝首都大都进发，元朝宣告退出历史舞台。朱元璋赞美徐达为明朝的“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的修筑不是一人之功，历史告诉我们，徐达执行的部分策略出自刘基。刘基是何许人呢。即是与李善长、徐达一起被誉为“明初三杰”的御史中丞刘伯温。《明史》称其“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
　　他起初是元朝的官员，后来被朱元璋聘至应天，充任谋臣，加以重用。刘伯温针对当时形势向朱元璋提出了时务十八策，谋划了关键性的军事策略，如先灭陈友谅，暂时与张士诚、方国珍妥协，避免两线作战，然后各个击破的策略，朱元璋一一采纳。
　朱元璋之后派徐达执行的作战方案，就是刘基的计策。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后，刘基担任了御史中丞太史令，又为朱元璋谋划制定了北伐灭元的方略，他虽然不懂具体怎样指挥作战，但是他参与军机，筹划全局，有定策之功，是朱元璋能够取得天下的主要助手。
　　文臣方面，除了刘伯温外，还有一个人必须要提的，就是朱元璋老乡朱升。在朱元璋称帝之前，所奉行的策略是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高筑墙是指加强军事防备，巩固后方；广积粮是指发展经济生产，储备粮食，增强经济实力；缓称王则是指不要过早称帝，以免树敌过多。这三条建议极具战略眼光，是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
　　老少参用：老少参用是朱元璋用人的另一重要特点，在用老臣的同时，注意选拔年轻的官吏。他发现，官吏过了50岁之后，虽政务精通，业务熟练，但是精力却跟不上了，而新发掘的青年才俊，年富力强，但政务不熟，阅历浅薄，所以在中央和地方的各个部门，老少官吏，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这样既可以发挥年轻人精力旺盛，锐意进去的特点，又可以发挥老年官吏沉稳厚重的长处。
　　朱元璋还说“十年之后，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于事。如此则人才不乏，而官吏使得人。”意思就是，年轻的官吏业务也锻炼出来时，那些老年官吏也到60岁退休了，不用担心出现人才断层的现象，从而保证人才源源不断地为国家服务。
　　后来，朱元璋又发现老年人的政治智慧是一座挖掘不尽的宝库，于是他把退休后的大部分老臣安排到了翰林院，这既是对这些老臣的一种礼遇，也可以让他们充当顾问，继续发挥余热。 领导者用人除了要了解人才的才能互补律、知识互补律外，还应了解人才中的个性互补律。无论在哪一个人才结构里，人才因素之间都存在着个性差异，每个因素的气质、性格都各有不同。例如，有的脾气急，有的脾气缓；有的做事细致、耐心；有的办事麻利、迅速。这些不同的个性特征，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工作产生积极作用。如果每个人才因素都是一种性格、一种气质，工作反而无法做好。例如，全是急性格的人在一起，就容易发生争吵、纠纷。这和物理学上的“同性相斥”现象极为相似。然而，个性互补，有利于把工作做好，中国女排的崛起就是鲜明的例子。原女排教练袁伟民是这样总结的：“一个队十几个队员应该有各自的个性，这个队打起比赛来才有声有色。如果把他们的棱角都磨光了，那这个队也就没有希望了。”这话讲得非常有道理。一般而论，人才都有着鲜明的个性特征，如果抹煞了他们的个性特征，就等于抹煞了人才，只有把他们组织在一个具有互补作用的人才结构中，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巨大作用。
　　同样，企业的领导者用人不要忘了年龄互补定律，老年人有老年人的特长和短处，青年人有青年人的特长和短处，中年人有中年人的特长和短处。这不管从人的生理特点还是从成才因素来讲，大都如此。因此，一个好的人才结构，需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人才年龄结构，从而使得这个人才结构保持创造性活力。显然，明太祖朱元璋“老少参用”的用人方针就是从执政人才的连续性、后继有人的问题出发的。其实，它还有更高一层的理论意义，老少互补对做好工作，包括开拓思路、处事稳妥、提高效率等都意义深远。
　　人才结构建设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而人才互补、量才而用是人才结构建设的核心。一个卓越的团队建设，必然遵循“1+1＞2”的互补定律，即是在人才的结构中，每个人才因素之间最好形成相互补充的关系，包括知识互补、性格互补、才能互补、年龄互补和综合互补。这样团队，还需要“通才”领导，使人才各得其位，各展其能，从而实现人才群体效能最优化。
　　一硬一柔：1968年，摩尔和罗伯特?诺伊斯开始创建英特尔公司，他们撇开了很多专业人才，邀请了从来没有制造业经验的格罗夫加盟。摩尔头脑灵活，善于决策，诺伊斯声望高、公关好善于长远规划，格罗夫严以律己做事雷厉风行。
　　重视纪律的格罗夫在英特尔是严格管理的代表，他有着风格鲜明的管理风格，无论是在制造还是工程筹划以及财务处理，甚至销售，每一个环节都有明晰的规范。甚至连公司留言都分为“背景资料”和“重要资料”等不同等级，人人都依此标准而行。
　　格罗夫扮演强硬派的角色，是因为诺伊斯是很善良很温和的领导者，这就要求公司有一个人去鞭策和训斥后进员工。不是让你的管理者变得完美，而是让团队变得完美，管理需要强硬派，也需要温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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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6月24日审议了网络安全法草案。草案共七章六十八条，从保障网络产品和服务安全，保障网络运行安全，保障网络数据安全，保障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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