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文彬消失的母校厕拍反应了当时社会不好的现象

莫须有的好学校
莫须有的好学校 &
暑期即将结束,女儿即将升入小学。亲朋邻里无不很是关心地询问:要去哪所小学就读?所谓幼升小、小升初这类在我看来极为寻常的事情,在国人尤其是北京人的眼里,似乎简直就是天大的事情。所以,当我回答说就近入学,并不考虑择校时,他们无不感到愕然。或是以为我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或是以为我没把孩子的前途当回事。
其实,我也许是太把自己的孩子当回事了,故而才会做出这种不加选择的选择。在我看来,哪里有什么好学校一说,有的只是好老师罢了,而有了好老师,就必然会有好学生。但是,首当其冲的好老师可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家庭;如果父母做不了孩子的好老师,仅仅指望学校能有好老师,那可实在是异想天开的撞大运之举。家庭教育永远胜过学校教育,因此,一直让我深感压力的,从来都不是学校和老师,而只是为人父母的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组建的家庭关系。实际上,那些所谓的好学校最依赖的还不是好生源?好生源哪里来?还不是要从良好的家庭教育当中来。
现代学校之所以很难培养出天才,就是因为它所能够提供的仅仅是平庸的共性教育,在老师们的眼里,所有的孩子全都是一样的;而只有在父母的眼中,他们的孩子才会是独一无二的。天才的个性来自于个性的家庭,但共性的学校则往往只知道去打压此种个性。不然,爱因斯坦也就会是一个优秀的小学生了;这样,爱因斯坦也就注定成为不了爱因斯坦了。梁启超的子女们个个优秀,可这与其说要归功于他们所就读的学校,还毋如说应该感谢身为父亲的梁启超所能给予子女们充满智慧的家庭教育。
从历史上看,学校总是最让天才们感到压抑的地方。可耐人寻味的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好学生在学校里却个个如鱼得水。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话,是这代好学生的共同特点,但他们注定永远不清楚自己是否有话要说。父母与学校合谋,早早地就扼杀了孩子的个性可能。当然,这些父母也不是不敢奢望自己的孩子可能成为天才,他们只不过是更加的世故和更加的功利而已,明白只有积极迎合学校的一切体制规定,才可能让孩子顺顺当当地在社会这架巨大机器身上谋得一个牢靠的螺丝钉的位置。在他们看来,如果社会是一个大粪堆,那便只能将自己的孩子往苍蝇那个形象上谋划了,这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这时,他们一点儿也不羡慕蜜蜂,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花丛的想象力。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他们宁可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苍蝇而不是蜜蜂,毕竟,此时做苍蝇要比做蜜蜂来得安全且又省力。想象力的贫瘠使得这些父母从来想象不到创造花丛的幸福,因而他们也就理解不了成为蜜蜂的幸福。我们的社会肯定是更需要蜜蜂而非苍蝇,怎奈家庭和学校皆不鼓励孩子去勇敢地成为蜜蜂。然而,要改变这样的现状,首先取决于的却又只能是家庭教育的力量。
居里夫人不仅是个科学创造的天才,同样也是一个家庭教育的天才,身为天才的她比谁都更懂得一个天才所需要的教育成长环境。所以,对于学校,她向来不够放心,虽然那么繁忙,还是念念不忘着要和同行们组成一个团队,在家里教育他们自己的孩子。后来,居里夫人的女儿伊雷娜同其夫君一道摘得了1935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我相信,倘若没有居里夫人与众不同的家庭教育,无论多么著名的大学也不可能让她的女儿取得这样非凡的成就。不是吗?
居里夫人是个好母亲,也是个好老师,这中间没有什么令人感到惊奇的成分,好父母就应当是好老师,好老师也应当是好父母。我们如今的所谓好老师之所以一概显得不那么真实,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算不上是什么好父母。故此,当有人说好学校里好老师的概率毕竟会大些时,其实,他们是既不知道何谓好学校,也不知道何谓好老师。兼顾学习成绩和素质培养,这并非就是好学校抑或好老师了。要知道,如果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没有享受到爱与自由的情感,领会不了创造的激情和喜悦,而一味只是为了用生硬的知识和素质武装自己以击败他人,那么,学校自然也就沦为了残酷的角斗场,老师自然也都只配被称为可恶的教唆犯了。如此堕落的教育,又奢谈什么好学校和好老师呢?岂不无知得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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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文彬 《 中华读书报
》( 日 04 版)
十年前,来到离别已久的中学母校,若不经人指点,恐怕连找到校门都要费些工夫。进了校园,更是全然的陌生。往昔的一砖一瓦,甚至是一草一木均已不复存在。第一感觉便是母校的确阔了,暴发的气派咄咄逼人。于是,我不敢承认这还是我的母校,因为已然没有任何特征符合我的记忆。短暂的逗留之后,我选择了匆匆离开。就在走出校门的那一刹那,我知道,这所曾经属于我的母校永远地消失了,或者说,它已然永恒在了我的记忆里。
然而,失落的我并不甘心,怀旧的灵魂更加渴望抚慰。我只好又驱车寻找到小学时代的母校。还好,除了多数建筑的墙壁换了颜色之外,我的这所小学母校几乎保持了原样。熟悉的院墙,熟悉的教室,熟悉的操场,让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不过,那难掩的衰败之势终究还是让我的欣慰打了几分折扣。我的这所小学母校属于一家曾经十分辉煌的企业,如今这家企业正深陷困境;无疑,学校原貌的保持想必就是出于财政拮据的无奈吧。如果它所属的企业辉煌依旧,我的母校是否也该是另一番飞黄腾达的模样呢?那么,我应该感谢母校的贫穷吗?
数年后再度回到这座城市,我还想去看看我的小学母校。但是,这个念头刚一冒出便随即被我主动打消。因为,那家曾经十分辉煌的企业此时又东山再起了;办公区和家属区到处都是一片大兴土木的繁忙景象。可以想见,我的母校也一定不会错过这次旧貌换新颜的难得机遇的。它还可能给我留下些什么呢?
从中学和小学母校的命运自然不难推断大学母校的命运,所以多年之后,当我的大学老师邀请我回母校看看时,我丝毫没有犹豫便婉言谢绝了。老师说,你的大学已经今非昔比啦,新增了一个校区,面积是本部的两倍多;你们住过的那些筒子楼也都全部拆除,一律建成了电梯公寓。对此津津乐道的老师或许还不明白,母校令我牵挂的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些。我希望看到的绝不是它的现在,而是它的历史;因为唯有这历史方能赠予我所需要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历史让我学会的永远是珍惜和热爱,校园那陌生的美丽和排场与我又有何干?
可惜,我们似乎始终就没能懂得历史正是这样一笔无以复得的财富;我们总是企图通过求新求变才可确证一种成功的实现。为了突显自己,我们宁愿遮蔽无数他人的努力。可是,不懂尊重他人的人,又如何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呢?因此,所有那些日新月异的校园不论显示出的是多么巨大的成就,独独显示不出的就是它们一向所缺少的这种尊重。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大学依然无意遏制继续清洗历史的冲动。就拿我所任教的这所大学来说吧,十几年的时间里,校名改了两次,院名改了三次,系名的更换更是频繁。至于硬件设施,同样也是不在话下。而实际上,这一次次可有可无的更新往往就是历史的一次次彻底清洗。但令人费解的是,中国大陆的大学却又无一例外地热衷于频频举办校庆活动。当校领导们面对着师生和校友谈起学校那悠久的历史时,我总感觉这就像是一场骗局。一个连基本传统都没能奠定下来的学校,还配称得上拥有历史吗?
曾经读过欧洲一所著名学府的校史,其中一任校长的话让我沉思良久。他说:我能为这所古老学府尽到的起码责任,就是不让它减少一片砖瓦,也不为它增添一片砖瓦;将其原样交接给我的继任者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这固然不是什么豪言壮语,但它又胜过多少中国大学校长们的那些豪言壮语呢?把尊重历史当成一种责任和使命,这也许算不上伟大,但却切实体现出了大学理应坚持的一种人文情怀。相反,我们的大学校长所在乎的,常常只是自己做了什么而非坚持了什么;由于历史感的匮缺,坚持在他们心目当中所呈示的从来就不是一种价值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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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的母校
十年前,来到离别已久的中学母校,若不经人指点,恐怕连找到校门都要费些工夫。进了校园,更是全然的陌生。往昔的一砖一瓦,甚至是一草一木均已不复存在。第一感觉便是母校的确阔了,暴发的气派咄咄逼人。于是,我不敢承认这还是我的母校,因为已然没有任何特征符合我的记忆。短暂的逗留之后,我选择了匆匆离开。就在走出校门的那一刹那,我知道,我将再也不会回来。这所曾经属于我的母校永远地消失了,或者说,它已然永恒在了我的记忆里。
然而,失落的我并不甘心,怀旧的灵魂更加渴望抚慰。我只好又驱车寻找到小学时代的母校。还好,除了多数建筑的墙壁换了颜色之外,我的这所小学母校几乎保持了原样。熟悉的院墙,熟悉的教室,熟悉的操场,让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不过,那难掩的衰败之势终究还是让我的欣慰打了几分折扣。我的这所小学母校属于一家曾经十分辉煌的企业,如今这家企业正深陷困境;无疑,学校原貌的保持想必就是出于财政拮据的无奈吧。如果它所属的企业辉煌依旧,我的母校是否也该是另一番飞黄腾达的模样呢?那么,我应该感谢母校的贫穷吗?
数年后再度回到这座城市,我还想去看看我的小学母校。但是,这个念头刚一冒出便随即被我主动打消。因为,那家曾经十分辉煌的企业此时又东山再起了;办公区和家属区到处都是一片大兴土木的繁忙景象。可以想见,我的母校也一定不会错过这次旧貌换新颜的难得机遇的。它还可能给我留下些什么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中学和小学母校的命运让我自然不难推断大学母校的命运,所以多年之后,当我的大学老师邀请我回母校看看时,我丝毫没有犹豫便婉言谢绝了。老师说,你的大学已经今非昔比啦,新增了一个校区,面积是本部的两倍多;你们住过的那些筒子楼也都全部拆除,一律建成了电梯公寓。对此津津乐道的老师或许还不明白,母校令我牵挂的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些。我希望看到的绝不是它的现在,而是它的历史;因为唯有这历史方能赠予我所需要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历史让我学会的永远是珍惜和热爱,校园那陌生的美丽和排场与我又有何干?
可惜,我们似乎始终就没能懂得历史正是这样一笔无以复得的财富;我们总是企图通过求新求变才可确证一种成功的实现。为了突显自己,我们宁愿遮蔽无数他人的努力。可是,不懂尊重他人的人,又如何能够赢得他人的尊重呢?因此,所有那些日新月异的校园不论显示出的是多么巨大的成就,独独显示不出的就是它们一向所缺少的这种尊重。
前不久,一位朋友的孩子填报高考志愿请我给个建议,而我尤其想建议他的就是最好不要报考中国大陆的学府。他问为什么?我说就为了你能在多年之后还愿意重返母校去看一看。接着,我便给他讲述了自己母校的遭遇。当然,我不敢确定历史在这个年轻人的心里到底会有大多的分量。不过,我想总有一天,他会越发理解我的建议的。
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大学依然无意遏制继续清洗历史的冲动。就拿我所任教的这所大学来说吧,十几年的时间里,校名改了两次,院名改了三次,系名的更换更是频繁。至于硬件设施,同样也是不在话下。而实际上,这一次次可有可无的更新往往就是历史的一次次彻底清洗。但令人费解的是,中国大陆的大学却又无一例外地热衷于频频举办校庆活动。当校领导们面对着师生和校友吹嘘起学校那悠久的历史时,我总感觉这就像是一场厚颜无耻的骗局。一个连基本传统都没能奠定下来的学校,还配称得上拥有历史吗?
曾经读过欧洲一所著名学府的校史,其中一任校长的话让我沉思良久。他说:我能为这所古老学府尽到的起码责任,就是不让它减少一片砖瓦,也不为它增添一片砖瓦;将其原样交接给我的继任者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这固然不是什么豪言壮语,但它又胜过多少中国大学校长们的那些豪言壮语呢?把尊重历史当成一种责任和使命,这也许算不上伟大,但却切实体现出了大学理应坚持的一种人文情怀。相反,我们的大学校长所在乎的,常常只是自己做了什么而非坚持了什么;由于历史感的匮缺,坚持在他们心目当中所呈示的从来就不是一种价值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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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8.1 威海孙家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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