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苏联解体的大概过程及原因、以及对中国的影响_百度知道
求苏联解体的大概过程及原因、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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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时期，发达的重工业和长期军备竞赛虽然拉动了国内生产总值，掩盖了人民生活水平一直欠佳的现象，但这不符合人民的利益，也导致苏联人民不满。其次，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缺乏民主，干部阶层不可避免日益官僚主义化，号称代表人民利益的党的干部群体逐渐蜕变为与人民对立的特权阶层。当群众日益感受到特权阶层与自身利益的根本背道而驰时，这种政治体制的衰败和瓦解也就不可避免。此外，苏联从1922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改革，并强调更加发扬党内民主。然而自1926年斯大林当权以来，形成了高度集中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虽然在这种体制下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但到了1950年代，弊端日益暴露，阻碍了苏联的发展。随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先后进行了改革，但他们只是对原有体制进行小修补，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改变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最明显的就是苏联内部的特供商店，特供商店里充满了外国名贵以及苏联国内极缺的商品，专供苏联的特权阶级享用。相较之下，大部分苏联人民必须忍受劣质、陈旧且无人想买的东西。此种体制倾向于牺牲下层人民的利益来解决上层权贵的问题，从1989年开始，苏联由于改革失利与严重的通货膨胀，开始对下层人民实行进一步的紧缩政策，在煤矿矿区造成了严重的消费品短缺，导致长期受压迫的煤矿工人进行大罢工。另外，俄罗斯在历史上一再对外扩张。俄国十月革命后，一度承认各民族有自决权，但苏维埃俄罗斯及其后来成立的苏联仍采取对外扩张的路线，从1919年至1944年，先后驶入了独立的希瓦汗国、布哈拉汗国、乌克兰、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图瓦人民共和国等国家，并对外侵略和武力兼并了包括罗马尼亚与芬兰等民族的大片聚居地。苏联时期推行俄罗斯化政策，民族主义被视为苏维埃和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而受到打压，各民族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精英多被处决，民族语言文化和民族意识遭到摧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时和战后，苏联还对境内的波兰人、芬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和远东朝鲜人等少数民族实行了残酷的种族清洗和种族迁移。苏联还对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犯下了诸多罪行，如农业集体化时期对“富农”阶级的流放和屠杀，大清洗时期对党员、知识分子、军人和其他无辜者的屠杀，集体处决波兰军官的“卡廷事件”等。这些罪行随着“公开化”的进程被逐步公诸于世，对苏联人民造成了极大的思想冲击，并加深了各民族的不满情绪。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试图从根本上重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彻底摈弃斯大林主义留下的政治体制遗产，建立人道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叶利钦极力促成了苏联解体。这是百科的。个人观点就是苏联工业体系偏科严重，重工业比例过大轻工业产量不足，导致人民生活水平没有相应提高，生活用品长期依赖进口财政压力巨大。阿富汗战争、美苏争霸等因素导致军费剧增加重了苏联财政负担。戈尔巴乔夫改制过于急切，急功近利外加脱离实际。再者苏联老人政治时代戈尔巴乔夫权利受到很大限制，所以他扶植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来制衡老派别，直接导致最后苏联解体。对中国影响是各方面的，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从美苏对抗中获取利益的时代结束。美国开始封锁中国，导致中国国际局势迅速恶化。国内的话也因为美国和平演变和苏联解体导致长期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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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是进行社会主义试验最长的国家，曾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就。按西方的统计还表明，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大大快于西方国家。当然这不等于说，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问题。　　从1975年到1989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慢，这是相对于前几十年而言，并没有崩溃。第一次出现绝对下降，是1990年夏开始的，其原因并不是由苏联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引起的。1990年3月，叶利钦当选为当时苏联范围内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议会议员，同年6月，他通过一次惊人的选举，当选为俄罗斯的主要行政长官。这时，叶和他的助手们开始采取一系列政治手段，破坏国家的计划经济，导致国家经济出现明显下降，约为2%左右。1991年，叶领导的俄罗斯又在更大范围内破坏中央计划，他把俄罗斯税收的绝大部分截留下来而不上交中央财政。当年，苏联经济下降13%。可见，90年代初苏联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体制内部，而是人为破坏的结果。　　对西方主流观点的第二方面我们怎么看?据我了解，1990年前后，为研究苏联改革的走向，包括美国民意测验机构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想取消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　　下面是我从历史事实出发得出的研究结论。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我这里指的是为数十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正是这个精英集团企图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我把书名定为《自上而下的革命》。我并不认这个精英集团的每个人都赞成资本主义，比如雷日科夫就与大多数党的干部不同。我在1992年与他进行了一次交谈，发现他是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为社会主义改革最终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感到无比的痛苦。但在苏联精英集团内部，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太少了。他们中的多数人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并且与城市中那些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强大的联盟。　　　　关于苏联解体事件，还有许多诱发因素。如1989年至1991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叶利钦和他的盟友们巧妙而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斗争。再就是党和政府的媒体控制权落入了企图实行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手中，以及民族矛盾和围绕议会选举展开的各种斗争。但从根本上说，是精英集团自身的问题。　　下面我想说明的是，为什么一个由党的精英集团和城市知识分子组成的联盟竟能不顾广大苏联人民的反对而推行资本主义道路呢?我认为，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广大人民确实在生活上得到了很多好处，但在政治上是比较被动的，缺乏政治权利。当精英联盟要搞资本主义时，他们不能采取有效的抵制措施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当然，在叶利钦掌权初期，也还是顾忌到人民对制度的选择，他在各种公开讲话中尽量掩盖其真实观点，不暴露准备建立资本主义的企图，而是说要通过改革引入市场经济，逐步消灭政治精英的特权，这与一些公开讲要在苏联进行一场资本主义革命的人比，无疑是一种最廉价的欺骗。　　　　1985年，迫于苏联社会十年来日渐增长的社会经济危机，苏联领导人着手开始改革。六年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土崩瓦解，在此废墟上分解成俄罗斯和其它国家，并加紧建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从危机到改革，从改革到崩溃，一步紧似一步。这是一个还相当年轻的社会制度，直到不久前看起来还很稳定，现在竟已面目全非。这在历史上是非同寻常的。在正常情况下，一种社会制度只要在若干大国站稳了脚跟，除非暴力摧毁或者战败，从来没有突然垮台的先例。美国在三十年代所经历的大萧条显然比七十年代中期开始的苏联危机要严重得多，但是并没有导致政治经济崩溃。世界资本主义虽然在大萧条中受了沉重打击，但是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设法生存了下来，接受了改革，但并不触动基本制度。　　为什么年的苏联危机以及随后的改革尝试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局?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于全世界的左派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你是否承认前苏联的社会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很多左派都承认，其中有社会主义的基本成分：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领域的计划调节，保证充分就业，以及向工人提供一定范围的社会经济权利的福利。但是，高度集权的国家和经济制度使社会畸形发展，没有真正的公民自由，也不存在民主程序。这些畸形发展可以看作是非社会主义关系的存在引起的，有些来自资本主义，有些则是封建主义。　　要解释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的解体，就要分析1985年以后在苏联及其最大的继承国俄罗斯改革的演变过程。改革所释放的力量摧毁了社会主义制度，并且企图通过目前的“休克疗法”一举建成资本主义。　　改革是怎样开始的？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消极因素，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形成以后至七十年代中期，仍然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它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形成了一代高度教育程度的人口，工人享受高度的社会保障。有必要指出，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制度仍然能够进一步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差距，苏联及其盟国已无可争辩地成为美国及其盟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势均力敌的对手，在包括科学技术和体育在内的许多领域显示了巨大的成就。在1975年谁要是说未来属于社会主义，那是颇为言之有据的。　　但是，七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发生了转折。从此以后，社会陷入了危机，经济增长率下降，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东西方之间的生活水平还有很大差距，社会崩溃的迹象与日俱增(犯罪特别是青少年犯罪，酗酒，腐败)，国内的政治抗议活动在增长。在随后的十年中，所有这些危机的征兆都更加严重了。因此，正是迫于日益深化的危机，戈尔巴乔夫才在1985年勉强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他并不隐瞒自己雄心勃勃的改革计划，他能够战胜比较保守的竞争对手，这表明最高领导层意识到只有尝试某种新的出路才可能摆脱正在加深的危机。　　1987年，戈尔巴乔夫写了《改革与新思维》，阐述了他对危机的分析及其解决方案。在这本书中，他罗列了苏联经济的各种弊病，诸如原材料浪费，效率低下，技术陈旧和集权管理和僵化。戈尔巴乔夫指出，危机不仅资本主义有，“历史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保证……不发生重大社会政治危机”。他指出，苏联危机的根源在于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特殊形式所包含的缺陷，特别是“管理方面的过度集中，忽视人的利益的丰富的多样性，低估人民在公共生活中的积极作用……”。戈尔巴乔夫认为，这种制度的根本缺陷是缺乏民主;出路就在于“社会一切领域的广泛的民主化”。他强调，改革的结果是“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用另一种制度来代替它”。　　如果分析一下戈尔巴乔夫的主张的具体的经济改革措施，就会发现他并没有一套前后一贯的方案，而是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之间犹豫不决。一个方向，是实行经济制度民主化。包括企业的民主化和计划制度的民主化。另一个方向是在经济中引进更多的市场因素。　　所有现实世界中的现代经济都是市场与计划相结合的经济。没有哪个制度只有市场或者只有计划。至少在表面上，最初的改革计划意在建设一种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计划和民主的企业居于主导地位，市场只起次要作用。在这个最初的计划中当然不会有鼓励私有化的内容。事实上，戈尔巴乔夫写道：“社会主义及其公有制基础，为经济进步提供了本质上无限的可能性。”但是，让社会主义与市场相调和是不那么容易的，随着改革的发展，改革计划中的市场化因素日渐膨胀，越来越有影响，直至主宰了改革本身，于是，坚持公有制的初衷被放弃了，代之以推行“私有化”。不是改革社会主义和使之民主化，改革变成了以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过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改革变质的阶级原因　　苏联解体及其转变为资本主义乍看起来可以归因于外部压力，在社会主义者看来尤其如此。来自世界资本主义的压力在整个苏联社会的历史上都存在。但是，恰恰是在苏联及其盟国最终实现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军事均势、彻底打破了西方以武力征服灭亡社会主义的迷梦以后，这些国家走向了崩溃。无法想象，中央情报局连在美国大门口的菲德尔·卡斯特罗都消灭不了，竟有能力策划把苏联这样的超级大国搞垮。　　外部压力始终是事态进程中的一个因素，但是起主要作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因。本文的基本论点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尝试导致了一个倾向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社会集团和阶级联盟的形成。正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非民主性质，这个亲资本主义联盟才得以羽翼丰满，利用改革引起的愈益混乱的政治经济形势，亲资本主义联盟夺取了政权，现在正企图贯彻自己的意志。　　改革一开始，最高领导层就面临一个问题，怎样使一个从未按民主方式运行过的制度民主化，又怎样自上而下地实现民主化。第一步是实行公开性，也就是舆论自由，包括官方传播媒介在内。公开性的目的是为预期的经济改革创造条件。要发挥人民的主动性，要实现经济制度民主化，要使人民投身于经济改革之中，就有必要公开讨论社会问题及其解决方案。公开性造成了大鸣大放的局面。　　公开性的发动者始料未及的是，公开性导致“市民社会”在苏联开始形成，五花八门的政治观点纷纷在传播媒介上亮相，政见各异的松散组织初步形成。民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亲资本主义的观点，与其他观点一样，公开亮相。谁能用最刻薄的方式批评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谁就能博得许多人的同情。　　1989年，当局着手进行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在全国以半自由的方式选举了新的人民代表大会、一部分市政府和州政府，反对派在选举中的胜利让共产党丢了脸，反对派公开批评共产党，其中一些人公开批评社会主义，对于好几代人来说，“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统治下的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反社会主义观点风靡一时，尽管绝大多数群众所坚持的仍旧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苏联社会中的三个主要的社会集团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一个，也是最弱小的一个，是新兴企业家阶级，经济改革的起步给小型私人企业，主要是商业、服务业和农业企业，带来了机遇。在苏联社会中原已存在着一个非法和半合法的商人阶级，其中一些人非常富有。这个阶级现在日渐壮大，并且有了一个比较合法的地位。他们开始组织起来，在公共事务方面积极争取自身权益，他们的自身利益要求扩大私人企业的活动范围并增加其行动自由。然而，直到当时他们还仍然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利益集团。　　第二个积极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集团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苏联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相当软弱，它的绝大多数对当局俯首贴耳，只有极少数人站在反对派立场上，公开性和民主化才使知识分子成了一个非常有影响的集团。记者和电视评论员突然有了报道他们想报道的内容的广泛自由。作家、艺术家、演员和学者在新的条件下有机会向公众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知识分子为数不多，但极富煽动力，在公开选举中很多知识分子竞选成功。　　令人惊奇的是，有这么多俄罗斯知识分子真诚地信仰资本主义。其中很多人，迷信那种理想的、充满了十九世纪色彩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那是一个经济自由和一切人机会均等的社会，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可能比在纽约和波士顿有更多的支持者。这部分地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与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很多知识分子走向了另一极端。如果官方传播媒介过去没有完全讲真话，真话也许就是他们过去所听到的反面。　　但是，在这背后还有着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由于对外开放，知识分子们发现，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他们的同行在差不多所有的方面都享受高得多的生活水平。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西方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比较而言更有特权，这种看法一般来讲是正确的，尽管经常有所夸张。莫斯科的知识分子经常向西方同行抱怨自己的物质生活只比蓝领工人好一点或差不多或一样，以此作为社会不公正的证据。　　但是，如果只有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拥护资本主义，他们永远也夺取不了政权。第三个主要的拥护资本主义的社会集团，是一部分、很可能是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特权阶层，主要的中央政治经济管理部委中的领导集团的绝大部分都倾向于资本主义，这或许让人惊讶。但正是这个集团才使亲资本主义联盟有了如此强有力的社会政治实力。　　除了圣彼得堡市长安托莱·索布恰克以外，所有主要的资本主义拥护者过去都是前政治经济特权集团中的高级官员。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他是俄罗斯议会民主俄罗斯阵线党团的领袖，这个阵线是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在议会中的主要支柱，阿法纳西耶夫从前是高级党校校长，还是《共产党人》杂志的主编，《共产党人》是苏共理论刊物。叶利钦同样出身特权阶层，还有他最亲密的顾问、著名的“自由市场”派的莫斯科市长加夫里尔·K·波波夫，也来自前特权阶层。　　1991年7月至8月间，在一次去莫斯科的旅途上，我得到了一份关于在勃列日涅夫的孙女的别墅举行的周末宴会的第一手报道。这份报道说明了苏联共产党的主要头目的家庭是如何蜕变的，这集中表现在那次宴会上。根据这份报道，所有参加宴会的人过去都是旧制度下的高级官员，现在都是企业家。过去苏共的首席理论家苏斯洛夫的孙子，现在是一个银行家，他所在的银行正从国有制转变为合资股份制;勃列日涅夫的孙女成了一个女企业家;有趣的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的儿子也出席了宴会，他也当上了企业家;其他出席者都来自合资企业或者贸易公司。他们的豪华拉达小汽车已经换成了梅塞德斯-奔驰，他们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现在比过去辛苦一些。　　为什么有这么多旧特权集团的成员倒向了资本主义呢?很多研究者发现，在最近的几十年，特权集团的绝大部分早已不再相信他们统治的制度是什么工人国家，他们看破红尘，一味追求权力和特权，在他们升官发财以后，他们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所享受的这点物质特权，要是与资本主义西方社会的统治者比起来，就太可怜了。西方传播媒介详细报道了已经公开的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元首昂纳克的度假别墅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苏联集团中最富的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所拥有的度假别墅，也比不上一个小有发迹的美国牙医所拥有的同类别墅。　　特权集团的很多成员显然已经不再相信官方的意识形态，从他们自己的利益出发，一旦这个社会面临何去何从的紧要关头，他们便倒向资本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使他们不仅能管理生产资料，而且能拥有生产资料，并且可以公开积聚巨额个人财富。除了大大提高他们绝对的和相对的物质生活水平以外，他们还可以把自己的地位直接传给后代，不必像在旧制度中那样还要靠个人关系网。　　不仅旧特权集团的个人成员，甚至旧制度的一些组织机构，也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心向往之。1991年，《读者文摘》打算在莫斯科发行俄文版。他们没有选择前持不同政见者或者新资本家做业务伙伴，而是选中了进步出版社、国际书店和第一模范印刷厂(当时是共产党的一个机构)。所有这些伙伴都是当局的支持者。在《读者文摘》俄文版的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美国无家可归者的十个神话”的文章，企图抹杀无家可归者是美国的一个严重问题。　　以上事实说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有着重要的区别。当资本主义面临大萧条的危机时，作为统治阶级的资本家倾注全力拯救这个制度，因为另一种制度与他们不共戴天，社会主义意味着他们永不再能作威作福。像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国家也有一个统治集团，它统治着社会并在其中占有特权地位。但是，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统治集团不拥有生产资料。而且，根据官方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集团在管理经济和政府时要无私地服务于劳动人民的利益。由于这个制度是不民主的和集权主义的，工人在名义上是社会的主人，实际上根本不能像法律所规定的那样作为统治阶级发挥作用。俄国革命的领袖们为他们创造了一个工人国家;在他们离开人世以后，意识形态和传统使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时间以后仍然保留了很多社会主义特征。　　但是，这个统治集团并不想在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棵树上吊死，更不用说什么传统。社会的彻底民主化很可能把统治集团的绝大多数从他们的高位上赶下来，还会减少领导岗位所拥有的特权，工人阶级必定能从社会主义民主化中得益。但是工人阶级不掌握支配事态发展的权力。工人阶级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在统治集团的不同派别中选择其一，叶利钦一伙凭着反对旧制度和许诺支持社会民主化，一度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夺取了政权。但是，在叶利钦当选总统以后，他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正是旧特权集团中那些把资本主义看作自己最好出路的人的领袖。　　各种各样的偶然事件和主要人物的个性都在事态发展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其中根本的结构性因素是，社会主义没有能形成一个与之利害共存的统治阶级，这样的统治阶级应能保卫自己所统治的社会。一旦社会陷入略微严重一些的社会经济危机，统治集团的绝大部分马上抛弃旧制度，倒向资本主义。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这就说明为什么这样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稳定的和比较成功的社会经济制度竟然如此迅速和如此平缓地垮台了。　　经济问题、外部压力和民意　　拥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社会集团联盟直到1991年仍没有取得统治地位。 1990年3月的选举使亲资本主义分子掌握了各共和国的立法机关，当上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市长。这一年7月，叶利钦退出了共产党，抗议经济改革踟躇不前。经济改革的主调还是社会主义改革，但是正在改革方向。1991年，经济“市场化”和企业“私有化”突然成了主要口号。　　在俄罗斯，“私有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意义模糊的口号。对于一个西方人来说，私有化显然意味着把国有企业变为股份制或个人所有的私人企业，较好的译法是“非国有化”，因为“私有化”这个词在俄罗斯不过是意味着使企业脱离中央政府的管辖，但是并没有决定新的所制形式是怎样的。很多人支持私有化是希望国有企业转变为雇员所有、雇员管理的企业。俄罗斯的大部分左派支持这条道路，其中一些人认为这最终将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蓝图。雇员所有制的拥护者实力强大，导致俄罗斯议会在1991年夏季通过私有化法令时加进了鼓励雇员所有制的条款。但是，叶利钦集团反对这种私有化，而渴望按照通常的资本主义的意义实现工业私有化。　　经济形势对于从社会主义改革到照搬资本主义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必须注意到目前在苏联各继承国的经济绝境仅仅是不久以前才开始的，当时社会主义的关键制度已经解体。在改革的头五年，苏联的经济还在增长，尽管是缓慢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1985年是0.9%，1986年是4.1%，1987年是1.3%，1988年是2.1%，1989年是1.5%，只是在1990年国内生产总值才出现负增长，是-3.7%，1991年，据估计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3.0%。　　1990年经济初步萎缩，很可能是在改革方向上越来越僵持不下的结果。 1990年2月，苏共中央决议放弃宪法保障的党对权力的垄断。同年7月，以叶高尔·利加乔夫为首的老近卫军与戈尔巴乔夫公开决裂，同月叶利钦退出共产党。尽管政治形势日益动荡，1990年苏联取得了历史上最好的农业收成，但是由于囤积大增，一些食品出现短缺。　　1991年亲资本主义联盟有了足够的力量，迫使中央控制生产和分配的旧制度瓦解，经济开始崩溃。日，取消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物资部，国家订货和经济计划制度宣告终结。但是，他们还没有力量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于是，旧的经济联系被破坏，新的经济联系尚未到位，在生产和分配系统中出现了越来越大的混乱，中央计划不再协调经济，但是市场力量尚未发育成熟。　　经济走向崩溃，加上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各共和国离心离德，联盟解体的阴影笼罩着苏联。1991年夏天充满了危机的气氛。8月政变就是这种种气氛的产物。政变失败使叶利钦一伙在苏联摇摇欲坠之际夺取了统治权，先是清洗了共产党，然后排挤了戈尔巴乔夫。一旦大权在握，叶利钦就可以无所顾忌地施展他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纲领了。(1991年秋天联盟的最后瓦解很大程度上是由叶利钦的权力欲决定的，各共和国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使各共和国很想留在联盟以内，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说服了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签定一项新的联盟条约。但是，在政变失败以后，叶利钦在俄罗斯掌权，然而在俄罗斯以外他并不具备替代戈尔巴乔夫在联盟内地位的支持基础。因此，叶利钦宣布联盟不复存在，为了肯定这一点，他匆忙与另外两个斯拉夫共和国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组织了“独联体”，联盟最后寿终正寝。)　　从社会主义改革转变为向资本主义过渡主要是内因起作用，但是外部压力也在火上浇油，这种外部压力来自西方各大国政府和他们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有他们周围的经济顾问，如综合顾问杰弗里·萨赫斯。这些外部势力要求苏联及其继承国迅速取消计划制度、公有制、社会福利、生活必需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补贴和就业保障。他们要求立刻放开价格、国有企业迅速私有化、取消政府信贷和给企业的补贴、大大减少政府的社会开支、自由贸易、外国资本自由进入和可兑换卢布，叶利钦和他的经济灵魂、第一副总理盖达尔全部接受了上述方案。　　支持这些建议的是如下许诺，如果接受了这些建议，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援助：债务重新安排或者豁免，低成本信货，直接给予硬通货和商品，以及西方和私人投资。在前苏联的经济形势逐步恶化以后，巨额外援的诱惑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在围绕经济改革的方向展开的国内政治斗争中，如果某一方能切实保证一旦走上了它所主张的道路就可以得到几十亿美元的外部财政支持，这肯定使它在政治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相反另一种计划，如果要在某种程度上保留社会主义，就把西方援助拦在大门外了。　　有人可能认为，从社会主义改革转变为向资本主义过渡不仅是自由选举政府的结果，人民欢迎资本主义，新当选的领导人体现了人民的愿望。但是，这种解释与有关人民对经济的看法的证据相矛盾。1991年5月，一家美国民意测验机构在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几个国家中做了广泛的民意调查。俄罗斯人在回答他们希望什么样的社会时，在回答者当中，12%选择“一个沿着我们过去走过的道路的社会主义社会”，42%选择“一种更民主的社会主义”。所以，54%的大多数选择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另外27%选择“一种改良资本主义，例如瑞典”，只有 19%选择“一种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例如美国或者德国”。但是，亲资本主义的领导集团显然正走向最后一个方向，仅仅得到少数俄罗斯人的支持。　　这次调查还发现，俄罗斯人民强烈支持政府所有制。在回答哪一类活动由国家经营，或者由私人公司经营，或者两者并存时，绝大多数赞成银行(52%)，重工业(79%)和广播电视(79%)完全由国家经营。大多数赞成消费品制造业或者完全由国家经营(25%)或者将国家和私人经营结合起来(53%)，唯一大多数人赞成完全由私人经营的经济活动是农业(75%)，甚至饮食业也只有 42%的人赞成完全由私人经营。　　显然，走向资本主义并不是人民愿望的反映，倒不如说是不顾人民的反对。一名俄罗斯议员，原来是叶利钦的支持者，在1991年11月告诉笔者，大约70%的议员都反对叶利钦政权的经济计划。这位议员说，议会以多数票通过叶利钦的计划，是违背议员们的本意的，是叶利钦威迫的结果，他仗着俄罗斯民选总统的地位为所欲为。
分析苏联解体的历史原因后知道，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想走前苏联的老路，必须要在外交、经济、金融和文化等几个方面做大的调整，否则，神仙也难以挽救。
问题发轫于斯大林和他的模式，长期积累的矛盾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激发和加剧，在外国和平演变策略的媒孽下，终至解体。对中国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1，军事力量和地缘政治上，东西方失去平衡，导致北约东扩，美国和我领土与统一的争端扩大。2，意识形态方面，我们的国际话语权变弱或失去，导致西方长期拿人权教训我们，美国到现在还每年发表针对我们的人权报告【虽然为了增强欺骗性，亦拿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说事，做些陪衬性批评】，继而又扩大到拼命宣传我们不民主，是独裁政权，言论不自由，管制网络，甚至官方怎样利用网络攻击美国。。。总之，斗嘴的地方越来越多，小问题逐渐向永恒争吵的伤感情的方向演变。另一方面，宣传上的妖魔化，演变成即使奥运会的火炬这样加强感情的活动，也变成了西方的无礼，导致感情反而恶化，因之，他们又攻击我们发展之后，会怎样让他们恐惧，发展到在经济，军事，技术上等越来越多的遏制和封锁我们。。。=================感觉每个人粘贴的别人的东西都说的很好，可是最后一两句其本人卒章显志的话，就值得商榷了：不是用意不明，就是小题大做【什么迅速恶化长期动荡，话说的好严重】。。。
我一直对一件事感到很疑惑，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共产主义最后会取代资本主义，但是为什么我们要跳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如今还是共产主义？亦或是换了个马甲的贵族政治？
历史书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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