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隆吉（たなか りゅうきち、日 - 日）：日本中将、特务，陆军省兵务局长，二战战犯。此书是他于日-24日，用20天的间所写成的一本回忆录。转录者所见到的中文译本是1948年再版本，初版时间未详，译者为赵南柔。
　　田中隆吉原序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宣言。所谓“大东亚战争”，就此以悲惨的败北而告了终。直到这无条件投降的一瞬间为止，始终被蒙在最后胜利的欺骗宣传中，而且始终相信必胜的日本国民，至此却茫然若失，哑然不知所措了。而且现在，无论谁者在异口同声地说“为什么原因？”探询着败北的原因。　　我是军人的落伍者，不过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九月这四年，大部分的岁月，我在陆军省担任着兵务课长和兵务局长。因为这种职务在政治、外交、经济的圈子以外之故，所以和这此事情并没有什么因缘，可是正因如此，却能够站在陆军的中枢，对于中期以后的“中国事变”和初期的“大东亚战争”的推移，作极其冷静而仔细的观察。所以本人虽不肖，对于七千万国民一齐抱着的“为什么原因”这个谜，却相信自己是一个有资格解答的人。　　我从战败以后到今天，在报纸上或广播中，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企图解答这谜的种种意见。但是这些意见，不是断片的，就是微温的，都没有触及败因的真实及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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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来日本人认为“祸从口出”，以不言为美德。但我认为事情已到现在这步田地，仍要以“非美德”为理由，对于国民所愿知道的缄默为说，则从多难的今后的日本着想，这事表面虽像是美德，而实际则反而不是美德；所以不顾自己的简陋，从九月四日起稿，在“揭发败因”的书名下，写成这本拙劣的书。
　　让我在这里毫无忌惮地说一句：战败的各种因素，在战争爆发之前即已萌芽了。所以我在起草本书时，把第一篇定为“战争爆发的前夜”；第二篇定为“战争的爆发及其后一年”，把我周遭所发生的事件和我所见闻的事实，照实叙述；在第三篇中把我所认为的战争的败因，加以阐明；在第四篇中，把被免军职以后我的所信及行动的概要，写成“去职”以后。在本书中所引用的人们的话，只要我的记忆没有错误，则既没有夸张，也不会有虚伪的。这些在“大东亚战争”的期间，虽是绝对不许泻漏的，可是到了今日，我觉得已没有这种必要，所以我对说这些话的人们并不征求同意，而僭越地公开发表了。
　　所以如果有人认为这事不应该而发怒时，我想请他为了明日的日本建设着想，以宽容的态度加以宥恕！再者，也许有人对于我的意见，认为过于独断；也许有人要把本书认为自我宣传，而加以非难。但是我写本书的目的，要尽量说出我的信念与真实，聊供预备奋起建设新日本的人们的精神食粮，除此以外没有他意。所以我是甘受这种讥讽与非难的。
　　成为败战直接原因的原子弹的出现，我确信是对人类战争打下的终止符。如果这一判断不错，则将来日本及日本人应走的道路，自然就明白了。对于这点，我也是抱有一种意见的，不过在这里没有写述的余暇。他日如果有机会，想再呵秃笔以问世。　　写完本书以后，我衷心觉得痛惜不置的，是在第一线上亡故的“至诚尽忠的勇士”，和在炸弹下牺牲其宝贵生命的许多无辜的国民。谨合掌以致哀悼的虔诚。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田中隆吉
　　第一篇
战争爆发的前夜　　建国二千六百年的典礼——忧郁的回忆　　“禹城干戈尚未收，太平洋上暗云流。休论战阵功多少，正是邦家兴废秋！”这是我于昭和十五年（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日建国二千六百年典礼举行后，在中国山西省的太原作的诗。　　建国二千六百年典礼，是在宫城前的大广场，在一亿国民衷心的庆祝中，极严肃地举行的。当时我担任第一军参谋长，在山西省的太原。我奉司令官的命令，派在军司令部；所以那天在山西大学的运动场上，如今了司令部的全体职员，举行遥拜式。“君代”（日本国歌）吹奏既毕，即传来近卫总理的具有特征的微弱的声音。这天，在华北也是罕见的晴天。天空一点云也没有，太阳灿然照耀，和这个典礼真是相配。但是我的心却极其忧郁，因为我从那时起，对于中日事变的前途已抱着深刻的绝望。这事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从这年的春天起在山西省内进行的晋南作战，晋南的反攻作战，以及对共产军百团的作战，我在这些战争中亲自指挥的结果，对日军的素质与训练发生疑惑了。
　　第二个原因，自日本进入山西以来，到那时已过了三年了，虽然拥有三个师团和四个混成旅，可是一点出没有发生维持治安的效果。一方面，日军军纪的废驰，宣抚班及日侨的毫无反省的优越感和无止境的功利的行为，不但一点也不能把握人心，反而使他们日甚一日地走向离反之途。第三个原因，我对当时在南京树立的汪精卫“新政权”的实力，抱着深刻的疑惑。因此，觉得中日事变照这样情形下去，毕竟没有解决的希望，其必然的结果，一定会使倾全力支持着重庆政府的英美二国与日本之间，发生冲突。而且日本对英美的战争，鉴于国家总力战的近代战争的本质，其结果是很明显的。换言之，日本差不多已倾注全部国力和中国交战着，在这样的现状之下，如果再有日本对英美的战争爆发，无异是使日本灭亡。简单一句，我的忧郁的发生，是因为：觉得如果不迅速解决事变，则日本的将来唯有灭亡。我在心里在默念着：“今后再过一百年，即二千七百年的纪念典礼，究竟能在我们子孙的手里，这样盛大地举行吗？”并且痛切地想起：宇垣大奖所说的“‘满州’的建设未成而又发生中日事变，等于逐二兔而终不得其一”的话；以及自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年暮至十三年（一九三八）春，为了企图和平解决中日纠纷而曾努力的友人，真是无限感慨。
　　不错啊。
　　支持。继续。
　　写的挺中肯。
　　典礼完了之后，司令部的功绩调查班长立即携带了军队的功绩调查文件向东京出发了。　　自从这年春天以来，军司令部内，忙于中日事迹中生存者的功绩调查，因为这将于翌年即昭和十六年度（1941）起发表的。我自从“满洲事变”以来，对于义务兵的行赏，不惜表示由衷的赞意，可是对于生存的将校及下级士官的行赏，我是绝对反对的。并且在中日事变前途将日趋纠纷的战争中途行赏，徒是以煽动将士的功名心，而益发陷事变的前途于混乱，所以不胜慨叹。　　我在接受班长的申告时，不禁在前面这一首拙劣的诗中，吐露了我的感想。
　　经由XX氏的和平工作　　——解决“事变”的一个途径　　我从中日事变爆发时起，即认为中日纷争纵属势不能免，也应迅速予以解决，否则对日本的将来，将发生不测的祸患。所以在中日事变爆发前夕，我担任联络参谋而滞留天津的时候，遇见正在旅行华北的樱内幸雄，他问我关于事变前途的观测时，我就对他说：“这次纷争必定会引起武力冲突，所以从现在起，日本应当以断然的决意，实行全军总动员，以最初的一击对中国军给与予彻底的打击，以求中国方面的反省，然后迅速撤兵，谋中日永远的和平，才是得计。”樱内氏也同意这话。我担任参谋长而到山西去就职时，在心里这样想：“在山西，有十多年来的好友苏XX在做省长，又有多年的知交XX担任着军事。尤其苏XX,他是我保护过他的生命的人，而且会作X氏股肱的人。假使先向苏氏倾吐肝胆，共同策划，以劝动X氏，然后劝动XXX氏，这样可视条件的如何，说不定对于书面的打开，可有相当程度的贡献。这个工作，保不定要被人家攻击与非难，但是除了我之外，谁能担任？纵令有许多的困难，也得挺身一试！”
　　昭和十五年（1940）三月到山西就任之后，立刻和苏氏商量这事。他非常愉快地表示同意。我派XXX的侄子XXX，至当时驻在陕西省东部的黄河河畔的XXX那里，以谋与他取得联络。一方面，我向板垣参谋长也发寄了“亲展”的私信，诉说我的意思。板垣对这事表示满腔的同意，并且善恶了寄给他的旧知X氏的信。在第二次的联络中，X氏接到板垣的信以后，送来了他对当时来视察战线的南洋华侨发表的谈话要旨，里面说，“中日事变的打开，可视中日双方的决意如何，不一定是困难的事。”
　　这项工作，以双方战斗的期间内也仍继续进行着。几次的交涉，都在极秘密之中举行的。到了十一月下旬，终于到了这步田地：即我与X氏的副司令官，同时也是他的心腹赵XX相会见。
　　当时恰好杉木和畑两位大将，相继来山西视察。并且告诉我，十二月初旬我即将调任兵务局长，回陆军省服务。当时我觉得不知所措了。并且暗地里想：我在赴任参谋长之前，即担任兵务课长时发生的浅原事件，由于东条陆相的全场，东条对所谓“满洲派”（以板垣、多田两大将及石原中将为中心的同志的结合，而并非派阀）加以压迫，以致内部再度混乱，而发生了统制的困难。同时，我对X氏的工作，无论如何想继续进行的，所以和当时在南京的板垣商量。板垣对我说了这样的激励的话：“对X氏的工作只进行至半途，你就回到日本去，这是很遗憾的。但是为了陆军的统制起见，请你还是努力。”既这样，我就决定对其他一切者放弃，可是和赵XX会见的一事，必须赶快实行，以决定和平的根本条件。我和赵氏的会见，决定于十二月七日实行。但是到了十二月一日，东条陆相发来了电报：“既调任兵务局长，希不必待后任，即行归国！”我只得怏怏地动身回国。在火车中同车的将校，对于将我，大多不行敬礼，我看到这点，就想到日军的军纪已和中国军一样了，这样要解决事变，前途不能不说愈益辽远，因此不禁发生了忧郁之感。
　　和赵XX的会见，由后任参谋长实行。但是，依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保持社会秩序，这是中国人的普通心理，这样因为我已经回国，所以这次会见一点也没有获得进展。
　　翌年即昭和十六年五月，奉参谋西部的训令，即以局长的身份赴山西，和X氏重行交涉。关于这事，在军务局及华北派遣军方面，相当起了反对；可是七月上旬，X氏的秘书刘XX和我之间，已谈到了根本条件的妥协，十三日我就回到东京。
　　这次会谈的结果，在“大东亚战争”爆发的翌年二月，X氏和当时任日本第一军司令官的岩松中将，两人举行了会见。可是据中国方面说，因为日本方面的态度过于强横不逊，极度伤了X氏的感情，终于使以后没有什么进展。当然根本原因，还在日本在中途岛大败，使中国方面开始对日本胜利发生了疑问之故。我就深感没有正义与实力，即没有外交。
　　陆军内部的暗流　　——浅原事件及其复燃　　十二月十日回到了东京，立即访阿南次官于官邸，他是从大正十四年（1925）以来和我有亲密的关系，同时也是我最敬畏的前辈之一。我对次官说：“为什么这样早就把我调任了兵务局长？”次官说：“我也想到你会不快的，所以曾向大臣（指东条）说过时期过早，可是大臣却独断地决定了。陆军内部，现在为了石原中将的问题，以及进驻越南北部时的擅自越境问题，相当混乱着。实际上，大臣对你是警戒着而并不信任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却用得着你所具的力量。大臣是极其感情用事的，所以你得多多地注意。我自己也不想再干了，预备在最近辞了次官到前线去。”
　　回想我在昭和十三年十二月底就任兵务课长的时候，内部正值主张不惜对苏联与英美两面作战，以解决中国事变的东条次官，和主张若不高潮迅速解决中国事变认为日本的将来非常危险的多田参谋次长，两人的意见相异，终于成为两者的感情冲突，而同时从陆军中枢部出走之后。所以当时内部的情势很为，而且过去的左翼健将浅原健三，也正在这时候被东京宪兵队拘捕起来在侦查中。浅原和石原中将最要好，和多田中将及板垣陆相交情也很深。在林铣十郎内阁成立之际，他是在内面相当活跃的人。当时的东京宪兵队长加藤泊次郎大段，是东条的真系人物。内部的空气，对东条的主张共鸣的人较多，对多田交长表示同感的人比较少。据从各方面调查的结果，当时板垣陆相所取的“吵架者一律处罚”的措置，的确是一种极大的英断，可是因为争强是军人的常事，所以多田参谋次长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因此，占有中枢部的多数要职的属于所谓“统制派”的人们，其中有些人对于把东条次官司调出的一事抱有极大的不平，并且决定了这样干：即今后对板垣陆相不再敬礼，因为他与多田次长主张相同之故。
　　关于浅原的侦查，到四月完事。其结果说是，多田次长尤其石原中将，被共产主义者浅原健三所利用，企图实行共产革命。多田、板垣、石原，这三人是多年的深交。石原是最彻底地主张由中国立即撤兵的人。大呼凭武力击灭重庆政府的，日本陆军中枢部的中坚将校，不欢喜石原的这种意见。所以他们有很多人以浅原事件为理由，希望对石原实行严厉的处罚。我任兵务课长这个监督全军风纪的职务，当然我是处在必须处置这事的立场，可是我故意避免干预，而把它搁置了起来。原来我的担任兵务课长，是由于东条次官的建议，其目的，想把浅原事件，对东条作有利的解决；再者，浅原的被检举，是东条在次官时代特别命令加藤大佐实行的；并且他调任了航空总监以后，还是执拗地向我要求处罚石原中将。在这个要求中，我看出了他因被板垣罢免了次官，而想藉此作报复，具有这样的私人感情在内。
　　这事件由宪兵的直接监督者，即防卫课长渡边大佐处理。渡边大佐是最了解石原中将的。侦查的结果，下了这样的断定，即认为大部分都是出于 虚构。但是陆军内部的情势，还是与石原中将不利，到了七月，诺蒙罕事件渐渐重大化以后，浅原事件好像稍微被遗忘了。我认为时机不可失，立即和兵务局长中村明人中将慎重商议，而达到这样的结论：“纵令浅原事件是虚构的，但是石原中将身为军人，其言行稍涉不慎，却是事实。所以应作最轻的处分，以解决这事件，使不致贻祸于将来，这样比较稳当。”这样，就决定由我向板垣陆相提出这个意见，因为我在公私方面都与陆相有密切关系。于是我跑到大臣官邸，率直地陈述了这个意见。大臣（板垣）却改变了面色，把我一顿叱责：“说的什么话!他们这种阴谋断不容许！作这种阴谋的一批人，不管他是航空总监，是宪兵队长，断然要他滚蛋！”我说：“假始现在不作这种轻微的处分，这问题将来要死灰复燃的。”这样缕陈了我的理由之后，就退出出来。第二天，我又被召到大臣室。大臣由衷地这样说：“我知道你说的意见最好，但是在‘满洲事变’中共过生死的石原，由我加以处分，这点是办不到的。”听了他的话，我不禁流下了眼泪。
　　石原中将在板垣陆相辞职的前一天，即九月一日，由鹤舞要塞司令官升任了京都的师团长。可是问题却在此后。石原是稀有的天才，他的私生活，宛然有禅僧之感。但是感情激越起来时，却会毫不客气的把人骂倒。终于东条这人的劣点，在石原的辛辣的舌锋下，完全给曝露了。这个内容，对于公职人员的东条，是一种致使的打击，不过这里不愿写出。这事东条当然不会不听到，因此，感情极度强烈的东条，和石原的关系，愈趋恶化，也是当然的事。
　　第二次近卫内阁一成立，东条即以陆相登场。正如我所预想的那么，浅原问题死灰复燃了。在我访问阿南次官之后，立即向陆军大臣报到。同时向他说：“大臣对板垣大将抱有恶感，这事是不妥当的。板垣大将曾激励我，叫我极力辅佐大臣，以确立军的统制。”大臣绝不提到板垣，只说“在议会以前，叫石原候用。”并且希望我：“你干兵务局长须好好注意，不要使内部发生纷扰。”　　我说：“石原中将以现役军人而干‘东亚联盟’，这是不适当的事，我也承认。但是要叫他在议会开会以前候用，这是什么意思？石原的候用和议会，其间不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东条说：“因为假使议会开起来，就难应付。”我就这样说，而极力反对：“议会干涉军部的人事，这绝对不会有。即使干涉，也不成问题。如果要候用，还是等到明年三月的定期异动时较好。”
　　在山西，有十多年来的好友苏XX在做省长，又有多年的知交XX担任着军事。尤其苏XX,他是我保护过他的生命的人，而且会作X氏股肱的人。假使先向苏氏倾吐肝胆，共同策划，以劝动X氏，然后劝动XXX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些“XXX”怎么回事，这些人的后人现在位高权重，楼主不敢得罪？
　　@张海祥 24楼
17:29:34　　在山西，有十多年来的好友苏XX在做省长，又有多年的知交XX担任着军事。尤其苏XX,他是我保护过他的生命的人，而且会作X氏股肱的人。假使先向苏氏倾吐肝胆，共同策划，以劝动X氏，然后劝动XXX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些“XXX”怎么回事，这些人的后人现在位高权重，楼主不敢得罪？　　-----------------------------　　这些XXX均为原文，并非楼主所改。因目前只是照发原文，没有考证，所以不敢擅自揣测。
　　我从东条的话中已看到，他对于曾经署名他次官的板垣大奖，和对华意见相异的多田大奖以及石原中将，仍有不能释然之处，尤其对石原中将，憎恶的感情极其尖锐化。不过石原中将在议会前另候任用一事，并未实现。其后，阿南次官、野田人事局长、以及我，都爱惜石原的才干，屡次向东条进言，陈说这事的不可。可是大臣坚执不从，终于在一月底，他把石原中将候用一事内奏了。当时我就想：“如果把石原中将的候用出于东条陆相的独断行为这消息泻漏出去，事情可不得了；所以对外只能说，担任军纪风纪监督之职的兵务局，以石原中将不服从军的统制为理由，向大臣陈述了意见，大臣根据这个意见才取这样的措置，这样在陆军内部因为都知道我和石原并无恶感，所以事情大概会圆满解决的。”
　　三月里正式发表了石原中将候用。我就大声宣传：“石原中将的候用由于兵务局的意见。”因此，陆军内部及外部对石原中将有好感的人们，对我作种种的恶骂；以石原中将唯一的股肱自任的牛岛辰熊，甚至说要打死我。但是，陆军内部总算没有起大的波澜就完事了。
　　石原中将这样就退出了现役。多田大将也于同年八月列入了预备役。板垣大将也于同时被排斥到了朝鲜的京城。这样，我觉得东条陆相大概在就任之时，即已决意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并且为了这事，他大概在当时即已作强硬的决心，不惜对苏联及英美作战的。因为对于此种决心的实行，最抱有相反意见的，即系多田、石原二人之故。假使真是这样，则如果是一个年轻而易受感情驱使的军人可不论，可是在处于一国的指导地位的东条这样干，却不能不说是对于世界大势过于愚昧无知，而且过于刚愎自负了。
　　越南北部的擅自越境问题　　——轻率的东条陆相　　我就任局长的时候，陆军内部成为大问题的，是在第五师团进驻越南北部时，该师团有擅自越境的嫌疑之故，对于应负责的安藤军司令官以下许多人究应如何处置的问题。第五师团的进驻越南北部，被认为在与朝南当局交涉成立以前，即擅自越境的行为，所以军司令官及师团长被召归日本，旅团长及联队和大队长，则被命令停职，暂留当地，这些人都将被交军法会议处置。
　　大约是十二月二十日左右的事。阿南次官叫我去，对我说：“大臣对本问题的处置态度，极其轻率。因为第五师团擅自越境的消息，是由海军方面上奏的，并且天皇曾询问究竟有没有这个事实。这样，作大臣的，理应答以详细调查后再行呈复，应在慎重调查之后方可处置，可是他一退出王宫，即拍发急电召归军司令官及师团长等，并且处罚了旅团长以下的人。真可说是万分轻率。当时我即曾向大臣说，假使调查的结果，发现事实并不和海军方面所说的一样，则是大臣权限的滥用，不仅有误辅弼的征途，且足以挫丧军队的士气，可是大臣坚执不听。所以这事，希望兵务局善为处置。”我立即唤兵务课长及主任课员，以当地的地图作基础，进行慎重的研究。可是当地的地图极不完全，依此种极不完全的地图，遽断第五师团各部队的行动为擅自越境，这是不合理的事。我相信，以这种极其暧昧不明的事实为根据，而对于前线部队滥施处罚，是开极大的恶例，足以阻害军队所需要的积极果敢的士气，所以和军法会议的主管者法务局长一起到大臣室，陈述了这个意见。这事件，并没有等举行军法会议即告解决。大臣对于后任国局的此项决定，起先表示极不满的态度，可是对于我所提的以明显的证据为基础的主张，终于不能不接受了。我觉得从这件事可以证明，东条陆相所自负的所谓闪电式的事务处理，并不是具有当时博得世间所喝彩的那种实际本领。和上述的事件类似的，东条的轻率的处理事务，据我所知，其他还有二三个例子。他屡次把闪电式的事务处理与轻率的事务处置，混为一谈。只因他是大臣，所以没有受他人的责备而已。
　　因进驻越南北部而起的纠纷，这样总算解决了。乘着纳粹德国初期的胜利而实行的这次进驻，有如后文所述，不久即变成进驻越南南部，而成为招致日本命运上重大危机的基因。
　　大政翼赞会　　——军部成为纳粹式
　　支持！请继续
　　@wuwei1027 33楼
18:06:18　　支持！请继续　　-----------------------------　　感谢朋友
　　我并不是那么有能力的人，有如我在就任局长时阿南次官所说的那么。但是我自从担任了关东军的参谋以没，已获到了一个明确的信念。这信念就是军人干预政治经济，足以导国家入于灭亡之途。昭和十二年四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大将，把“满洲国”内的日本军队及特务机关的有关指导政治经济的一切权限，都移交了“满洲国”的官厅，而使特务机关专任其本来的任务，即情报的蒐集。这是值得佩服的英断。因此，向来往往丑声狼籍的军队及特务机关的军纪及风纪，即有了显著的改善，治安也日渐变成良好，我从这时起就抱了下面这样的牢固的信念：“军人不论其在本国或国外，如果干预政治经济，不但会招致军队自身的堕落，而且终将陷国家于破灭。”
　　今天到此，总觉得煮酒的帖子中，能提供一些相对不为人知的原始史料的帖子不多，希望以此贴抛砖引玉。
　　煮酒的帖子里，骂大街的居多，真正有价值的原始史料的帖子不多，希望这样的帖子能多一些。
　　@对影斋 36楼
18:17:54　　今天到此，总觉得煮酒的帖子中，能提供一些相对不为人知的原始史料的帖子不多，希望以此贴抛砖引玉。　　-----------------------------　　很好！了解“敌人”或者“对手”的真实情况和想法，才能够提升自己，汲取教训，以便战胜“敌人”或者“对手”！　　自吹自擂、自我陶醉，最终只会害了自己！“便宜”了“敌人”或者“对手”！
　　楼主辛苦了，谢谢　　
　　能不能大段大段贴啊，这一点点的跟剂牙膏似的
　　@安彦良和 40楼
00:31:51　　能不能大段大段贴啊，这一点点的跟剂牙膏似的　　-----------------------------　　因系手打，故较慢，还望体谅
　　了解了一些，　　
　　昭和十三年六月，板垣大将就任陆相时，我在朝鲜的罗南担任着山炮联队长。我自从士官候补生的时候起，经过的各阶级中，无不受板垣的薰陶；而且我和他同样担任过对华关系的工作。因此，我认为板垣的就任陆相，是解决中日事变的难得的好机会；我就在七月中旬，告了三个星期的假，回到东京，经由当时的兵务局长今村均中将的联络，在某日的深夜面谒陆相，向他陈述中日事变迅速解决的必要，并且说，迅速解决事变的重大障碍，即为东条担任次官，因为他是从担任关东军参谋长以来，一迳主张凭武力解决事变的。听了我的话，板垣说：“‘中国事变’，如果可能的话，应当就在今天，或者就在此刻予以解决。但是要做到这点，必须使军人从政治经济撒手。如果军人还是干预政治，事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我担任陆相的第一现代战争愿望，就是要迅速叫军部离开政治经济，回复其本来的姿态，必须使国民视军部如仰富士山一样崇高。”板垣的这一席话，益发加强了我的信念。
　　（这时板垣对东条担任次官的一点，虽然默不作答，可是我所抱的忧虑终于表面化了，不到几天，就惹起了东条次官与多田参谋长的正面冲突，十一月初两人都离开了中枢部。）　　使军部与政治经治绝缘，这事我称之为肃军。板垣的这个愿望，因为在职期间太短，不幸而并未发生什么可观的成效。我在就凭兵务局长的一瞬，即决心竭尽绵力，替国家断行肃军。因为兵务局的职责，与政治、外交、经济毫无关系，掌的是全军的军纪、风纪、教育、军事警察，所以对于肃军的断行是最方便的。
　　我到任的第二天，到陆军省所属的各局长那里去拜会，武藤军务局长对我说：“在今年的议会中，由宪兵包围会场，把恶质的议员捉起来行不行？”我在心里想，开玩笑也得有个限度，就对他说：“议员做了什么坏事吗？如果有什么坏事，交给警视厅或司法省去办，不是就行了吗？”说了之后，就辞出。
　　其后大约二星期，和各方面的人会见，打听国内的情形。知道当时最成为问题的是大政翼赞会的议员。且对于这事，大部分的议员是反对的。因此，我就知道武藤的话，是指逮捕反对大政翼赞会的议员。那末，所谓大政翼赞会是什么？组织这个的，既不是近卫公，也不是其他的政治家。其中心人物是陆军省的武藤军务局长。其幕僚为少数亲近军部的议员，观念论的官僚，而从中操纵的是矢次一夫。其企图，是在举国一致的美名之下，解散一切的政党，结集于大政翼赞会之下，藉此向国民发号施令，以整顿国内的体制。换言之，完全以一国一党为目的，是德国的纳粹的模仿。而最感觉奇怪的，是陆海军的军务局长担任着翼赞会的职员。虽然在当时，它还不像政党，也不像精神动员的团体，可是据军务局的少壮军人的扬言看来，则可以窥知他们决心要使翼赞会成为政党的。我就在心里想，这是军部的纳粹化。假使把他们的这种企图放任不管，不但足以破坏建军的本意，并且足以使军部成为介于天皇与国民间的特权集团，而对国民号令，足以破坏国休。换言之，这样做去，陆军将完全变成纳粹的存在。
　　已故的民政党老俵孙一，虽有“空俵”的绰号，却是诚实而清廉洁白之士，他曾以无限感慨的神情向我说：“政党的解散和单一政党的出现，足以抹杀国民正常的批判力。既没有批判力，腐败必随之发生。照这样情形，则军人、官吏、政治家、实业家，全体都只有走向腐败。”
　　同样是当时的反对的急先锋，国会议员原口初太郎，他是唯一的陆军中将议员，一迳担任反对议员会的主席，而继续奋斗着，因此触了东条相之忌，东条曾发怒说过“非把原口免职不可”，我和阿南次官极力加以阻止。再有，这是以后的话，当我向原口谈起当时的事，他说：“当时倒是被免职了的好，因为这么一来，就可以此为导火线，而不使东条及武藤那批人的势力增长了。”
　　昭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我和某某二人一起，访问近卫总理于官邸的日本式会客室，从晚上十一点谈到上午一点钟。我曾这样彻底的说：“像大政翼赞会这样的愚蠢的组织，东西古今都找不出例子。假使说它稍有可取的地方，只有实践臣道的这个标语。大政翼政会，不就是德国纳粹的模仿吗？德国民族和日本民族，其民族性根本不同。德国民族对于命令是服从的，可是遇到情商拜托时，却会说自己没有遵办的义务而要加以拒绝的。就是说，依命令而被统治着，这是他们的特征。日本民族，对于命令是要起反抗的，可是遇到情商拜托时，则即使为了一宿一饭之恩，也会舍身以赴，是这样的民族。在我们日本，可以命令国民的，只限天皇一人。这是一君万民的姿态。日本的政治家，必须以国民的公仆自任而行事，低头向国民请托，这样才行。这才是日本的政治。如果以军为背景而组织一国一党，置之于国民的批判圈外，而要向国民号令，这是太足以破坏国体了。”近卫总理是有善于取他人意见的定评的，所以默然不加可否。
　　我决心把等于军部纳粹化的翼赞会，置于政治圈外，以防止军部的政治活动。并且和当时的山崎警视总监、桥本警保局长等，秘密联系，在一月中旬叫宪兵检举了陆军省内一个有企图破坏国体之嫌的将校，立即交给警视厅办理。由这事上获得了端倪的警视厅，就伸手至翼赞会的内部，加以严重的侦查。这样，大政翼赞会就被平沼内相断为公事结社，而剥夺了它的政治力（关于这事的内容，现在还不能发表。）
　　它是无知的，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就是被苏联设圈套引入对中国的全面战争，而不是与德国在战略上配合先夹击消灭苏联再说。
　　关于这个恶质将校的检举，由武藤军务局长提出了相当严重的抗议。并且关于引渡给警视厅一事，陆军内部的一部分人起了纷纷的非难。说是把陆军内部的事，弄得大家知道，有污陆军名誉。我对于此种非难，答以：“以上等兵出身的宪兵，关于思想的事件是不懂的。警视厅和司法省，才是思想问题的权威者。”于前几时自杀的，当时的宪兵司令官田中静壹大将，毕竟是明理的人，所以马上答应我的要求，而引渡给警视厅了。
　　恰恰是日本军部没有纳粹化，才让日本军队变蠢而战败，田中隆吉就是愚蠢的日本人。
　　策划西安事变的犹太苏联才是真正最高明最狡猾的，陈诚，蒋百里，毛泽东都是傻瓜，斯大林把本来要肯定流向苏联的日本陆军战争祸水引开，引向了中国，引给了中国人，让中国人替苏联人当了替死诡，本来死伤的应该是千百万苏联人，而不是千百万中国人。本来死伤的应该是几百万名苏联军队官兵，而不是几百万国军官兵。什么空间换时间，什么工业国与农业国，什么其它，都是扯淡，还不如斯大林的祸水引向中国战略最狡猾，让中国损失惨重，而苏联没什么损失，并且让苏联逃过了二线作战危机，避免了苏联在当时灭亡，斯大林把日本陆军祸水引向中国，不但救了苏联，还救了斯大林它自己。
　　板垣在担任陆相时曾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使军部离开政治，最好的办法是政党政治。但是现在的政党却腐败之极，其无力与无节操，为国民所一齐指责着。所以真是为难。”这话很对。像大政翼赞会这种愚劣透顶的团体的出现，一方面因由于军部的横暴；可是一方面，慑于军刀的声响，遂致忘记本分，而专以阿谀奉迎为务的政治家的罪恶，也真是太大了。　　那年春天的议会中，我因为要促干预政治的军人，以及从中操纵的观念论的官僚，和一部分右翼的人们的反省，所以在国防保安法的委员会中陈述了这样的意见：　　“如果说共产主义与民主主义不适于我们的国体，那末法西斯与纳粹也不适于我们的国体，在这点上是一样的。那末，在政治上不是变成没有一种主义了吗？也许有人要发生这样的疑问。但是我认为在日本是不需要主义的。在日本，有着比主义更好的东西，这也话最近已有很多人把它忘记了，它就是明治天皇所分布的教育勅语。”
　　我从中日事变爆发时起，即认为中日纷争纵属势不能免，也应迅速予以解决，否则对日本的将来，将发生不测的祸患。所以在中日事变爆发前夕，我担任联络参谋而滞留天津的时候，遇见正在旅行华北的樱内幸雄，他问我关于事变前途的观测时，我就对他说：“这次纷争必定会引起武力冲突，所以从现在起，日本应当以断然的决意，实行全军总动员，以最初的一击对中国军给与予彻底的打击，以求中国方面的反省，然后迅速撤兵，谋中日永远的和平，才是得计。”　　——————————————————————————————　　这段话就是蠢货的话，全军总动员，只能扩大中日战争，把日本的军事潜力从优先对付苏联与美国变成在次要敌人中华民国身上大量浪费军事资源的拙劣战略，最后陷入中国战场，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一起当傻瓜，苏联美国英国犹太人中共得利。
　　大政翼赞会变成了公事结社。我在担任局长的二年间，曾在两次的师团长会议及三次的参谋长会议中，以局长的资格发表演说，特别强调下面的三点：　　一、军部不是国家的指导者，而是无言的推进力。　　二、军部不应干预政治经济。　　三、有力者不应忘记谦虚的美德，只有谦虚，才能获得国民的依赖。
　　想撤兵那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拍了蒋委员长的不雅照，正逼着他不依不饶缠住日本。日本只有在保护本国侨民的前提下不增派军队，不扩大战事，稍微重创国军以后见好就收，储备军力以备在战略上配合德国一起先灭掉苏联，然后再收拾美国，这才是最妥当的。
　　斯大林让犹太人斯诺到陕北，给中共送了一台电影机，还教会了周恩来如果使用这个拍被绑架以后的蒋委员长全身被脱光被鸡的不雅片，威胁蒋委员长，就是把你放回南京，如果你不肯对日本全面开战，就把这个公开，让你当不成领导人。对威胁一般男人来说，这个是没用的，但对于威胁政客来说，还是有用的。
　　斯大林让犹太人斯诺到陕北，给中共送了一台电影机，还教会了周恩来如何使用这个拍被绑架以后的蒋委员长全身被脱光被鸡的不雅片，威胁蒋委员长，就是把你放回南京，如果你不肯对日本全面开战，不肯信守诚诺，就把这个公开，让你当不成领导人。这个拙劣下流的办法，对威胁一般男人来说，这个是没用的，但对于威胁政客来说，还是有用的。
　　而且日本一些傻军官在军中的日共等左翼分子的煽动下，一旦在中国战场上有了可供自己手中指挥的大量军队，它们也不会见好就收，而是继续扩大对中国的战争。比如第10军登陆以后，就扩大战争，向南京进军。友军见了，不甘落后，也只好一起进军南京。
　　但是结果还是徒然。军部的政治势力，对于上述诸点毫不介意地侵入了国内各机构的每个角落。原因在哪里？我不能不断定，这个责任的大半在东条陆相的无定见。东条对于军人的干预政治，好像认为当然，又好像认为不当然。他始终取着这样的暧昧态度。他一方面承认兵务局的主张，即严禁军人的不顾本份的干预政治；可是一方面，对于军务局长及军务局课的干预政治，却又以极宽容的态度支持着。当我在议会中说：“军人作战权以外的干预政治，必须禁止。”的时候，他却答说：“这要看职责的如何而定，也有不妨干预政治的，例如军务局长这样，便是如此。”陆军大臣是文官，次官也是文官。可是军务局长是现役的武官，宪法上断不容许其干预政治，是很明白的事实。
　　犹太人，国际犹太势力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犹太人建立的苏联奸笑中国人与日本人都是一对蠢货。
　　以安藤辉三、栗原安秀、野中四郎、香田清贞为首的年轻军官团，纠集了约1483名陆军青年官兵发动事件，当中以即将调往中国东北的第1师团步兵第1联队、第3联队为主，而近卫师团步兵第3联队等部队也参与了事件。　　日凌晨5时，叛军首先是占领了东京赤阪的山王饭店，控制了饭店并作为叛军指挥部，接着占领了位于霞关的东京警视厅、首相府等重要机关建筑，以“昭和维新，尊皇讨奸。”为口号，并且袭击、杀害了一些重要的官员：　　冈田启介：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兼海军预备役大将，在首相官邸遇袭，侥幸脱逃。　　松尾传蔵：首相秘书官、陆军预备役大佐，为冈田启介的义弟，在首相官邸被误认为是冈田启介，遇袭身亡。　　斋藤实：内大臣、前首相、海军预备役大将，在私宅内遇袭身亡。　　高桥是清：大藏大臣、原首相，在私宅内遇袭身亡。　　渡边锭太郎：陆军大将、军事参议官兼教育总监，在私宅内遇袭身亡。　　铃木贯太郎：侍从长兼枢密顾问官、海军预备役大将，在侍从长官邸内遇袭，身受重伤。　　牧野伸显：原内大臣、原外务大臣，在别墅内遇袭，侥幸脱逃。　　后藤文夫：内务大臣、原农林大臣，官邸遭到袭击，后藤文夫恰巧外出，未遇袭击。　　接着，叛军按照预定计划占领了首相官邸、陆相官邸、陆军省，切断了永田町一带的交通，进入战斗状况。　　二二六事变震撼日本全国　　平叛司令部决定于2月29日准备真压叛乱，参予真压叛军的部队有近卫师团和第一师团各7000人，并从仙台和宇都宫调来了第2师团、第14师团所属部队6000人，总数近24000人。　　2月29日上午，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两位陆军大将为免叛乱部队被武力真压，前往平叛司令部进行交涉，但遭到拒绝，平叛部队参谋石原莞尔将两名大将赶出了司令部。　　在东京街头布防的坦克车装上高音喇叭，不停广播由平叛司令部经由日本放送协会发出的《告军官士兵书》，平叛司令部的声明表示：现在归复原队，仍为时不晚。抵抗者全部是逆贼，格杀勿论。　　同时，飞机在叛乱部队上空盘旋撒下《告军官士兵书》的传单，劝诱叛乱部队回归营房。 政界、商界、海军军部都不支持叛乱，民众也逐渐了解事件的真相，亦没有支持叛乱。　　叛乱部队在严冬中坚持了三日，由于多数士兵并未接到叛乱部队接管东京的命令，所以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而且逐渐疲惫不堪，变得士气消沉。在听到广播、拾到传单后，不少士兵返回了原部队，发动叛乱的军官见大势已去，也未加以阻拦。　　随后，发动并参与叛乱的军官被拘捕，集中关押在陆军省大院内，叛乱只持续了四日就被平息下来。冈村宁次预想并期待叛乱的军官自尽，并让第一卫戍医院的护士兵准备了消毒药水、脱脂棉等，但兵变的军官拒绝自尽，想要揭露军阀的阴谋。　　经过审理后，同年7月5日作出判决，叛乱的策划、组织者安藤辉三、栗原安秀、香田清贞等17人被处死，野中四郎则自尽，而被认为是思想指导者的西田税、北一辉也被处死，即使没有在东京也没有参与叛乱的菅波三郎、大藏荣一、末松太平也被判刑。　　二二六事件让日本深刻地感受到了苏联威胁　　2003年的日本电影《间谍佐尔格》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叛乱的原因，那就是苏联对日本输出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日本军官造成的影响。所以二二六兵变根本就不是什么日本军队的少壮派与元老派之间的矛盾，也不是皇道派与统制派的矛盾，更不是北进与南下的矛盾，而是犹太苏联向日本输出拱产主义等左翼邪恶思想影响的结果。因为叛军的思想与拱产主义很接近。拱产党的教科书一直在掩盖日本二二六兵变的真相。　　俄国沙皇和西班牙是前车之鉴！　　在十月革命中，俄国沙皇全家被犹太人残杀，俄国皇室很多成员沦落到中国哈尔滨上海，贵族妇女沦为妓女，前沙俄将军沦为看大门的。　　此时西班牙内战尚未结束，西班牙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皇室被斯大林支持的工菜当推翻，国际犹太势力也帮助这个左翼伪政权，但西班牙在希特勒等国的帮助下，西班牙才避免了沦为赤色国家。　　日本拱产党成立于1922年，目标也是颠覆天皇政权。二二六事件让日本深刻地感受到了苏联输出革命的威胁，所以日本也很快像德国靠拢，希望借力希特勒一起对付国际性的犹太工菜当。　　日的《德日防共协定》　　鉴于二二六兵变的教训，日本深刻地感受到了苏联输出革命的威胁，所以日本也很快寻求与德国合作一起对付国际性的工菜主义。在9个月以后，日本与德国达成共同对付苏联的军事协定。　　不应该向中国派出一兵一卒！　　根据这些历史事件，可以判断，在没有解除苏联威胁之前，日本不可能有全面进攻中国的军事计划。　　日本自身的安危，是日本的核心利益，而对中国方向的扩张，则是日本的非核心利益。　　日本战略家石原莞尔（关东军参谋长）就认定，再没解决苏联之前，不应该向中国派出一兵一卒！这句话在今天的日本是家喻户晓。　　在1937年，中国方面如果不向日军挑衅的话，中日暂时不会爆发全面战争。中国与德国合作的60个德械师的建军计划就可以有时间完成。中国也不会沦为犹太势力的炮灰，成为武装保卫苏联的工具。没有西安事变把蒋拖下水，就算刘少奇等人在卢沟桥搞手脚，蒋也不会向日本全面开战，正是因为蒋的把柄也握在斯大林的手里，所以也跟着顺坡下驴，顺势对日开战。所以中国的头号秘密大汉奸大卖国贼是委员长与周恩来，所以害中国的并不是某个国家，而是国际犹太势力，在苏联背后的是犹太人，使中日在1937年全面开战的还是犹太人的手在操弄。
　　日本陆军如果不民族社会主义化，那么就会被误导，军中的受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那些左翼分子也会搞诡。
　　即使假定其可以干预，那也只能作为文官的陆军大臣的幕僚，把意思向大臣陈述，经由大臣去干预的。而且在那里实际上可以容许干预的只有大臣，而不是军务局长。寺内陆相在二 二六事件发生后的议会中，曾明白说过：“军人而能干预政治的，只有大臣一个人。”因为当时有政务次官，所以即使是文官的陆军省次官，也不容许干预政治的。我因为在东条陆相时代并无政务次官设置之故，所以坚持着能够干预政治的，只有大臣与文官职的次官的这个原则。但是东条的这个答辩，却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即公然容许军务局以及派在内阁各省的军人干预政治。因此，虽然在企图使大政翼赞会成为政党一事上失败，可是军部的政治势力却深深浸透国内各部门及各机构了。而且等到东条内阁一成立，军部的纳粹的地位，就完全确立了。
　　二二六事变，其实是日本镇压日本军队中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左翼叛乱分子，日本军队的一些人在当时也受苏联的拱产主义革命输出的，犹太人病毒意识形态思想影响，而成为出卖日本本国的左翼分子。
　　田中隆吉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最大敌人，岂不蠢货？
　　小林商相事件　　——宪兵政治的一端　　这是我就凭局长几天之后 的事。阿南次官叫我去，对我说：“对大臣（东条）真没有办法。他对宪兵，自己直接发命令，而且滥用宪兵。前几时，侦查过大竹贯一和小林商相。因为大竹曾说过大政翼赞会是反宪法，而小林商相则骂过企划院的统制经济是赤化的缘故。今次则天皇问过他，关于在上海的军人有巨额存款的风说：可是他并不按照系统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进行调查，却直接从本国派宪兵到上海去调查。因此，板垣参谋长现在寄给我一封非常愤慨的信。今后我希望兵务局长好好辅佐大臣，务必使他不再有这类愚蠢的事发生。”
　　我向来相信宪兵应绝对避免干预军人军属以外的人的犯罪。因为如果在政治性的事件上，使用武力的警察权力，将造成宪兵的恐怖政治之故。这点，只要想起东条内阁末期出现的，因宪兵干预政治而起的国内的专横情形，谁都能一目了然的。　　我听了次官的话之后，立即与有关各方面协议，确立了下面的原则：　　一、行政及司法警察事宜，一切由内务省担任。　　二、宪兵应专任其本来的任务即军事警察。　　三、宪兵干预行政及司法警察，仅限于内务省或司法省有此项要求时。
　　但是要把这些原则顺利移之实行，必须与警保局，警视厅，检事局，宪兵司令部作不断的联络，取得他们的协力。因此我想到了这样的办法，即以警保局，警视厅，检事局，宪兵司令部的干部组织一个每月举行的集会。第一次的集会，在竹内贺久治的斡旋之下举行了；其后，虽然人事有更迭，但直到我辞职为止，是继续举行的。这集会，对于防止宪兵干预政治，很有效果。宪兵是因此而自肃了，而且过去心里大家不快的警官与宪兵之间，也是从这时起重行互行敬礼的。因此，民间对宪兵的非难，立即像浮云一样消散了。
　　我的好友高桥喜藏曾问过我：“东条的缺点怎样？”当时我曾回答：“他的作为政治家的最大缺点，即在欢喜用宪兵的一点。他是在满洲的时候，尝到宪兵的味道的。可是宪兵，要看怎样用法，可以成为良药，也可以成为毒药。所以很危险。”昭和十七年夏天，海军在中途岛战败的时候起，民间就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对东条起了非难的声音。东条大怒，说：“老早说过国家亡掉也不要紧，必须干下去，可是现在稍为有点失败就要向我非难，那是无耻！”立即亲自叫中村宪兵司令官来，命令他去搜查。我对中村司令官说：“尽管是大臣的命令，但是宪兵毕竟不能对军人军属以外的人使用警察力。”叫他停止搜查，而把这事交给警视厅去办。并且我这样对他说，唤起他的注意：“这样的事，有惹起宪兵的恐怖政治的危险，也能造国内分裂的结果端。以后遇到大臣有直接命令的时候，在实行之前，希望你把命令的内容通报一声给事务当局的兵务局。”幸亏在我任职期间，民间对宪兵的非难很少。但是等到战局的趋势渐见不利，国内到处对东条内阁起诅咒的声浪，其势有如燎原之火，澎湃全国；到了这时，东条就实行其得意的宪兵政治即恐怖政治了。可是诅咒的声浪，毫没有绝迹。这样，东条内阁虽拼命挣扎，终于凄惨地倒塌了。有人说：“东条内阁以宪兵兴，以宪兵亡。”这是实话。
　　关于宪兵侦查小林商相一事，在座谈会中将成为问题了。这次的侦查，是昭和十五年十月由武藤军务局长与星野企划院总裁向东条陆相建议，而由东条陆相直接命令当时的宪兵司令官田中静壹中将实行的。这事的经过是这样，企划院撰写的经济新体制（是后来的动员法的基础），被某学者非难为纯粹的共产主义，而且这个非难的文书已流布在民间，于是武藤军务局长与星野企划院总裁向东条陆相进言，而由宪兵实行搜查，结果，这个学者说，非难的对象即企划院的经济新体制案是从小林商相处拿到的，这样小林商相终于遭到了宪兵的侦查；可是侦查的结果，知道这个学者所引用的经济新体制案，是故意把企划院的草案歪曲了的，因此，小林只受了泻漏阁议秘密的责备，问题已经解决了。
　　但是这个侦查的内容，在我到任之前，由宪兵交给了军务局的牧少佐。这类文件，不得兵务局许可，而由宪兵直接交给军务局的一个课员手里，已经是违法了；何况又把这个文件，再交给议员小山亮的手。在议会开会中的某一天，武藤军务局长说这事是大臣的命令，而向政府的委员的我，这样说：“因为小山亮议员，关于小林商工大臣受宪兵侦查的事实，将提出质问，所以你必须把小山所述的话加以肯定。因为小林是自由主义的货币，所以预备因这件事叫他辞职。”我因为觉得奇怪，所以当夜托阿南次官向大臣询问，武藤说是大臣的命令，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大臣答说，不会发过这样的命令。于是我就当了次官的面，质问武藤军务局长，武藤却默不作答。温厚的阿坝次官对我说：“明天就要在议会中答辩的，如果你不肯担任，就要暴露陆军的无信用，所以还是希望你能把双方的颜面都顾到，圆满地答辩一下。”因此，我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了。我在第二天向小山这样答辩：“小林商相是不是会受到宪兵侦察，以及万一是受侦查的，其内容怎样，这种事是不应答辩的。”问题总算平安地过去了，但是小林却因此在议会后辞职了。
　　东条陆相不经警视厅的手，就叫宪兵侦查小林商相，这是十足违反宪法的事。这是宪兵政治。军务局的一个课员，把这种军事秘密的调查文件交给小山议员，这事又和军机保护法抵触的。企图把这事在议会中曝露于白日之下，十足是丑恶的政治阴谋。即使在政党出风头的时代，我也没有听见过把官厅的秘密文书供作政争的工具的。即从这事来看，也可以明瞭：陆军军政的中枢，并且是战略培养的泉源的军务局，不把国情膏血所成的庞大预算善为运用，不致力于编制配备的研究，以及其他军政中绝对重要的部门，却在倾其全力玩弄着政治。　　下面的事是真是假，可不知道。所说那时东京赤坂的高级妓院，在军务局担任政治幕僚的将校，和包围这批将校的所谓亲军议员，观念论的官僚，以及俗称“军人屋”（靠着捧军人吃饭的）的冒牌实业家和浪人等，迅速地在那里作豪华的宴游。恐怕谁也禁不住要喊出：“陆军危险呀！”
　　进驻越南南部　　——英美的对日经济绝交　　日本陆军的进驻越南南部，是招致日本今日悲剧的根本原因。我在七月十三日和XXX决定了和平的根本原则后，第二天即十四日，英美两国突然向日本通告绝交了。我向曾任外务次官的大桥忠一询问这事的内容，他是我们同在满洲时候以来的挚友。
　　大桥说：“在外务省对越南当局交涉进驻越南南部之前，我曾向参谋本部问过：日本如果进驻越南南部，从今日为止的英美方面的口气看来，很明显地，他们是要实行经济绝交的，在经济绝交之后，接着而来的就是战争，那么，关于这事是不是已有觉悟？准备是不是已完成了？参谋本部对这事的判断是：英美现在正在全力应付对德战争，所以大概不至于实行经济绝交，顶多不过增强荷印与新加坡的军务罢了。我极力说这是过分乐观的看法，他们都不肯听，因此只得与越南当局开始交涉，结果成功是成功了，可是我也就把这一交涉的成功，作 为最后的礼物而辞去了次官。”
　　结果，果如大桥所判断的那么，在日军进入仰光的一天——即七月十四日，英美对就对日通告经济绝交了。　　日军进驻越南北部的目的，在切断由河内通至云南的铁道。至于进驻越南南部，则与这事完全不同，其攻击的方向是在远隔大洋的新加坡、荷印、菲律宾。这事对于正和德国战争的英国，以及以英国的兵工厂自任的美国，这两国的重要的战争资源橡皮、锡、石油、奎宁，是一种威胁。英美出之经济绝交的举动，乃是当然的事。　　如果大桥所说的话是真的，并且如果当时的参谋本部并没有和英美一战的觉悟与准备，便贸然出此，则不能不说日本的参谋本部是犯下了重大的错误。　　我在开关说日本陆军的进驻越南南部，是招致今日日本悲运的第一步，这话便是指惹起这经济绝交一事而说的。这是逐鹿的猎人不见山，是自负者或无反省者所干下的重大的错误。
　　对苏作战的准备　　——搭车不要脱了班　　这年七月，德国无视德苏不侵犯条约而突然对苏开战了。德国方面的宣传，非常活跃，说：“在德国猛攻之下，苏联被击得落花流水。苏联在三个月以内即将崩溃。”在战事发生的当初，德军的迅速无比的进击，成了全世界惊叹的对象，事实也的确是显著的胜利。
　　当时日本的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将校，差不多异口同声地喊出：“德军不出三个月，定将席卷苏联的欧洲领土，而到达乌拉尔山脉。假使日本要打苏联，现在是约好的机会。”并且说：“搭车决不要脱班。”士官学校的干事向士官候补生训示“苏联必定败亡。你们将来的敌人是德国。”也正是这个时候。　　日本陆军从七月中旬起，即动员强大的兵力，送往满洲。这个动员与军运，正和进驻越南南部的时期是差不多一致的。
　　东条内阁以宪兵兴，以宪兵亡
　　进驻越南南部既是惹起对英美战争的因素，则这增兵满洲，即包藏了对苏战争爆发的危机。东条在担任陆军次官的时候，当时板垣陆相把他更调的最大理由，即因他于昭和十四年八月军人会馆中举行的在乡军人集会席上，曾说为了解决中国事变，不惜对苏英美两面作战，而且这事已普遍流传于社会之故。
　　在东条陆相手担任参谋总长要职的杉山大将，在东条陆相的面前，完全像驯猫一样地无力。所以参谋本部，完全照东条陆相的意思行动着。这样，事情就发展到了三年前东条所夸说的地步了。这时东条的得意，是可想而知的。
　　可是这时第二次近卫内阁突然总辞职，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了。这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的原因，是要排斥三国同盟条约的缔结的责任者松岗外相，以丰田海军大将为外相，企图与美国妥协。　　由防共协定进而成为同盟的这三国同盟的目的，其条约的明文姑置不论，据我所知，这个同盟的事实上的发动者日本陆军，其真意所在，是要和德国共同对付苏联。因进驻越南南部陷入于引起战争危险的日本，现在决定要倾全力以谋对美妥协，这是当然的事。
　　松岗前任外相于昭和十九年年底，曾向我说过：“德国的对苏宣战，是违反三国同盟的。”我因为没有见过三国同盟的全文，所以不知道这话的真假。但是那里既已订有日苏中立条约，则如果松岗的话是真的，而且有伟大的政治家能看透世界的大势，那么在苏联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的一瞬间，即应废弃三国同盟；并且同时与美国妥协，以迅速解决中国事变。
　　当时我从太原归来以后，即曾召集问下各课长训话：“苏联决不会给德国打败，即使被打败，也得像中国建新，需要过好几年。‘车子’还没有到开动的时候，‘搭车’就是迟一点也没有关系。”对部下戒轻举妄动。在八月初，板垣大奖为了准备赴朝鲜新作，而来到东京。他特为跑到局长室来看，是要排斥三国同盟条约的缔结的责任者松岗外相，以丰田海军大将为外相，企图与美国妥协。
　　上面那段话有点问题，重发　　当时我从太原归来以后，即曾召集问下各课长训话：“苏联决不会给德国打败，即使被打败，也得像中国建新，需要过好几年。‘车子’还没有到开动的时候，‘搭车’就是迟一点也没有关系。”对部下戒轻举妄动。在八月初，板垣大奖为了准备赴朝鲜新作，而来到东京。他特为跑到局长室来看我，向我作这样恳切的希望：“增兵满洲，这事所说须要到九月底为止才毕事。可是依据诺蒙罕事件的经验，到了十月以后，因为天气严寒，作战是困难的。据我的观察，德国的对苏作战，究竟能不能像德国的预想那样顺利进展，还是疑问，所以我希望凭你的力量，制止作战行动的开始。”我是兵务局长，不是大本营的职员，所以对于用兵作战毫无关系，同时也没有发言权。所以我把板垣大将的意思，告知当时的军事课长真田穰一郎大佐（板垣任陆相时的秘密官），并且参加了我的一点意见，希望他对于作战行动的开始必须作慎重的考虑。真田也很谅解这种意思。
　　到了九月里，德国的作战比起最初的时候来，其进展的程度竟意外地迟钝，要在三个月以内席卷苏联的欧洲领土这事，毕竟已很明显地是不可能了。两个月以前，日本陆军内部像传染病那样蔓延着的“搭车不要脱班”的口号，也在不知不觉间烟消云散了。可是另外的一个口号，即“控制巽他（SUNDA）者控制世界”却代而起了。所谓巽他，是指巽他海峡一带的南洋群岛。这个口号的意思：只要把南洋的丰富资源收入掌中，即能成为世界最强的国家。　　参谋本部的南方作战班长辻政信中佐，九月中旬到总力战研究所来，召集了所员，痛骂努力于对美妥协工作的近卫总理为卑怯者。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则参谋本部在这时，已经正式在进行着对南方作战的准备了。
　　我在发生张鼓峰事件的時候，担任野山炮兵联队长，指挥野山砲重炮合计三十六门，和一百数十门的苏联炮兵对战，因極度的炮弹缺乏而感着苦悶，就親身體驗到了這样旳結论：在丰富的物质的面前 ，任何旺盛的精神力都是難以爲力的。而且從日俄戰爭以來，我是以具有近代配備的炮兵爲敵而作戰的第一個砲兵聯隊長。這次戰役以後，我即曾向上司陳述意见，以日本的生產力耍實行近代戰爭，畢竟是不可能的事；可是他們對我的意見，却不屑一顧。張鼓峰之戰，儘管当時日本的宣傳說得如何如何，但實際上，决不是日本方面的勝利。祗因当時的外相宇垣大將处置得当，並沒有暴露醜態而就結 束了戰事。這點只耍看了当時的師圑長尾高中將向宇垣外相所說滿腔感謝的話，即「託你的福，兵圑才免於潰減！」也就可以證明了。　　其翌年即昭和十四年夏秋之际，在霍倫貝尔原野作戰的諾蒙罕事件，也是同様情形，即日本军雖然奋勇作戰，可是到了最後的階段，小松原兵圑遭受近於全灭的損失，以悲慘的敗北終局的。歸根结底，是因爲過分相信自己的精神力，無砚物質，對自己的配备不作愼重的撿討，即向具有優秀配备與费富物质的敵人挑戰，結果一敗塗地。　　在陸軍將校的修養書《偕行社記事》九月號上，我曾以“雲涯生”這個變名發表文字，諷示對蘇 對英美作戰的不容易，以促將校們的反省。現在把其中一節揭在下面：　　“在日俄戰役中被日軍打得大敗的帝俄的克洛巴特金將軍，曾這样論述其败因：‘俄軍自俄土兩国戰爭以來，沒有對外國的精銳軍隊作戰過。祗以中亞細亞的土匪军爲敵，毫不費力地經常獲得勝利。因此，轻视对精锐的外国军作战，在对日军的作战准备，尤其在统帅与训练方面，缺点极多。所以虽拥有优势的兵力，优秀的配备，而结果是屡战屡北。’”
　　这识别软件可真是够别扭的。
　　日軍的主力，自「滿洲事變」以來，是以中國軍為對手而戰斗着的。中國軍在兵力上雖佔優勢， 可是其建軍的基礎是募兵制度，配備也比起列强來，不免要列入第三第四流。前后四年許多次的戰斗中，类似近代戰争的，只有上海附近的戰斗。除了上海戰争之外，都好像克洛巴特金將軍所说的讨伐土匪軍一样，戰無不胜，(也許说得太失礼，請原諒。）這是因為中國軍很少大炮的缘故。而且因為沒有坦克車，步兵的重兵器的配備也不完全，至於飛機則少得不足道，離近代軍隊的面目差得太遠之故。
　　其后在和近代化的苏联或南洋的军队作战时，以根据对中国军作战中得到的教育及经验而训练的军队去应付，能获得预期的战果吗?一身对敌军阵地的攻击，是对于没有炮兵而仅以迫击炮防御的阵地的攻击，要拿这种攻击，来应付具有机械化的优势炮兵与坦克车的敌军，那样的训练能够说已经充分吗？以劣等的砲兵，来對付具有優勢的砲兵的敵軍，而且仍用在對中國軍作戰時获得勝利的步兵砲的砲兵用法來應付，能够對步兵的戰斗發揮充分的協助嗎?誰能保证不會遭受慘酷的损害?殷鉴不远，在甲午戰役中只須一天即佔　　领了的旅順，在日俄戰役中却需要六個月的長時間和十萬人的犧牲。孫子就：“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如果上述的話，結果只是杞忧，實屬‘皇軍’的万幸。”
　　這篇論文發表後，祇获得兩三個人的贊同，到了九月底，陆军內部的將校的對英美關戰論，达到了最高潮.，同時民聞輿論，也日益激化了。大聲不入于俚耳，沒有再比這事遗憾的了。
　　@张海祥 24楼
17:29:34　　在山西，有十多年来的好友苏XX在做省长，又有多年的知交XX担任着军事。尤其苏XX,他是我保护过他的生命的人，而且会作X氏股肱的人。假使先向苏氏倾吐肝胆，共同策划，以劝动X氏，然后劝动XXX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这些“XXX”怎么回事，这些人的后人现在位高权重，楼主不敢得罪？　　-----------------------------　　应该是苏体仁
　　对美国民间的借款交涉——企图打消战意　　这里我来介绍一个事实，道是全部日本人都曾觉得出乎意料的事。　　道是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一月，我就任兵务谋长后没有多时的事。大川周明说是马土要和我会儿一次，我走到约定的地方满铁调查局时，大坂的西州末吉和参谋本郡的棚桥少佐已先在那里了。其后以来了贵族院议员濑川弥右卫门。大川向我说：“『想起日本的前途，觉得解决‘中国事变’是燃眉之急，但是在陆军现在这样自负的态度之下，要解决毕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时候，如果可能的话，最好向美国行巨额借款，藉此使中国方面放弃抗战的念头，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西川君是从前在日本不景气的时代，曾以横滨存丝输美为条件，向美国交涉成功了三亿美命的借款的。所以在对美借款工作上，他是有过经验的人。西川君的对手，是洛司安琪的名人张特勒氏。方法是，先由日美民间出资，组织太平洋航海公司，以吸收美国的民间资金，从日本输出生丝及中国的锡等，从美国输入石油、铁等日本必需的东西。问题是在美国方面的民间投资。如果还种投资是世大的数额，而能把多量的石油及铁等运到日本来，即中国一定会终于放弃抗战的。如果中国放弃了抗战的念头，则陆军无论怎样态度强硬，也决不会再有定要继续作战的傻子了。”
　　西川说：“道个计划原是出于张特勒的意见。在现在美国的情势之下， 要对日本行现金贷款，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才采取了与美国法律没有抵触的这种迂迴的方法。张特勒曾说，假使不能用遣个方法以追成　　日美间的融洽，则因中国问题而起日美卫突，是必然会到来的事。”大川接下去对我说：“因为你和板垣很好，所成请你和板垣联络，对这个工作从旁协助。这个工作本来是根据小野寺长治郎的意见而来的，现在小野寺长治郎已于几天前亡故，今后由我离承故人的遗志，决心乐破任何障碍，努力使其实现。”我因为很知道板垣陆相是由衷地希望中日事变迅速解决的，所以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决定和濑川一同向板垣交涉，因第他和板垣是同乡，而且有深切的交情。此外，大川扭任和内阁的联络工作，棚侨少佐则为了鼓励美国大使馆随从武官起儿，曾在参谋本部，从内部加以协力。
　　上文有错字，重发。　　西川说：“这个计划原是出于张特勒的意见。在现在美国的情势之下， 要对日本行现金贷款，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才采取了与美国法律没有抵触的这种迂回的方法。张特勒曾说，假使不能用这个方法以造成日美间的融洽，则因中国问题而起日美冲突，是必然会到来的事。”大川接下去对我说：“因为你和板垣很好，所成请你和板垣联络，对这个工作从旁协助。这个工作本来是根据小野寺长治郎的意见而来的，现在小野寺长治郎已于几天前亡故，今后由我继承故人的遗志，决心乐破任何障碍，努力使其实现。”我因为很知道板垣陆相是由衷地希望中日事变迅速解决的，所以很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决定和濑川一同向板垣交涉，因为他和板垣是同乡，而且有深切的交情。此外，大川扭任和内阁的联络工作，棚侨少佐则为了鼓励美国大使馆随从武官起见，留在参谋本部，从内部加以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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