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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荒谬……专制政府不给国民选择已经很无耻了……那些御用走狗竟然还睁眼说瞎话忽悠民众……让国民选择一次看看……看看国民到底选择专制，还是拥抱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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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号 京公网安备14号.高梁：两种根本不同的经济改革观--论“中国道路”与新自由主义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的改革，是要完善社会主义，而不是取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不可低估。一些外国政要、国际组织及国内某些人极力推介无限期无底线的“市场化改革”，甚至明确提出要全盘“私有化、去政府化”，居心叵测。对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中国道路”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歧是原则性的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地针对“华盛顿共识”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恶果如跨国资本垄断、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金融投机势力的掠夺等，进行广泛了的反思，形成了批判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潮流。但是在中国国内，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并没有得到很大反响。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济改革就是通过引入市场竞争、破除旧的一整套行政性计划体制、放开私人经济、实行多种经济成分进行的，和当时西方经济政策自由化趋势有共通之处。我国在引进西方经济学在丰富和更新了经济分析工具的同时，也引进了新自由主义极度崇拜市场和私有制的意识形态。这种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形成由来已久，要厘清其错误影响非一日之功。另一方面，过去30多年来，市场化改革破除了旧体制束缚，激发了社会经济活力，确实是我国经济高速成长的重要因素。为此，社会上普遍存在“改革开放是经济建设成就的唯一因素”的印象。这一印象被深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学者们的渲染放大，形成了“计划经济一无是处、近30年发展成就仅归功于市场化改革、和政府作用无关”“经济成就都来自市场化，出现的问题的原因都是政府干预、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等等片面化、绝对化的论调。长期以来，关于经济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国有经济地位、市场作用和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等问题，经济理论界争议很大，号称的“主流”学者多带有自由化倾向，甚至有意无意地淡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些根本性原则，而有意无意地代之以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目标诉求，甚至有人对“中国道路”、“中国特色”持根本否定态度。概括地说，“中国道路”的意见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政府管理和市场机制都是为经济发展战略服务的工具，坚持共同富裕理想，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实行平等互利的对外经济政策。而“自由派”学者则要求无条件地、不断地“推进民营化、市场化、去行政化”，推进“国内市场和国际接轨”。在他们那里，市场已成为意识形态（市场原教旨主义）。两种思想路线分歧的本质，是两条道路之争、大是大非之争。必须承认，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倾向对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不小。我们必须清楚地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革思路，对“唯市场、唯私有产权”的绝对化的思想和政策诉求给予明确的拒绝。慎对新自由主义使中国避开了东欧陷阱只要对中国百年来经济发展，特别是新中国前后30年的发展历史稍有研究，就不会轻率得到“前30年一无是处、市场是唯一灵丹妙药”的结论。我国改革开放得以成功的前提有三个，一是我国在20世纪的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取得与西方平等相处的政治地位；二是通过计划经济的动员体制、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初步建成独立自主的工业、科教、基础设施体系，全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从而有条件在开放引进中基本保持民族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家调控能力；三是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凝聚了全社会，政府社会管理及社会动员能力空前提高，从而形成了多数发展中国家无法相比的政治优势。党和政府在领导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始终保持了清醒思考和独立决策，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针，在推进改革中兼顾维护稳定和促进发展两大目标，没有听从国内外不负责任的“一步到位”转型的劝诱，从而避开了拉美和东欧的陷阱。看不到这些因素，就无法理解同样实行“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许多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绩效的差别如此之大，就会陷入认识论的片面性和绝对化。这些因素，其实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在那些坚持自由主义的学者那里，他们宁愿装聋作哑。他们看到的或相信的，只是符合自己口味的事实。研究比较国外案例，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对深入认识经济制度、运行机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开阔眼界、破除迷信（目前主要是市场原教旨迷信）。私人所有和市场制度，广泛存在于各民族的历史中。而不同历史时期的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发展情况千差万别。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资源禀赋、社会政治条件、国际环境、人民素质、国家发展目标、经济制度及体制、具体政策，都是影响经济运行效能（竞争力）的因素。制度因素（市场机制或政府干预程度）只是决定经济运行绩效诸多因素之一。只有放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进行分析，这一因素的作用才能说清楚。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界对国外经济的研究，偏重介绍市场经济的正面效果。如西德1948年放开经济统制（来自竞争的繁荣）、亚洲四小龙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以及东欧改革的经验。而对那些因听信西方劝诱实行“去国有化、去行政监管化”（如南美）导致失败的教训则讳莫如深。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贸易、投资自由程度空前提高。一方面是中国及“金砖五国”的经济崛起；另一方面，美欧经济“产业空心化”和“泡沫化”，为数众多的国家发展停滞甚至出现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成绩单》列举了拉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和东欧休克疗法等案例，由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造成经济减速或衰退、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经济主权削弱、失业增加、工会权利受限、劳工地位下降、全球范围的结构失衡和金融泡沫膨胀等恶果。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拉美20年来经济的停滞和频频出现的危机，说明当今的全球市场是极度不平等的市场，不论在金融业还是实体产业都是由发达国的跨国公司主导或垄断的市场。现实的“市场”是弱肉强食的竞争场。在不对等的市场环境中，自由贸易、自由投资总是有利于强者。面对这样的竞争条件，后进国家的市场是否要开放或开放到什么程度，对本国幼稚产业是否应该或在什么程度上加以支持或保护，属于发展中国家头等重要的经济战略选择。以一国的某个很短的历史时期的经验来支持无条件、无底线开放或“融入”全球化的论调，是十足的理论浅薄。看拉美某些国家，非理智地接受WB或IMF的全面开放和市场化（将国有大银行和基础行业等命脉性企业以私有化为名卖给外资、金融高度自由化），这种毫无设防的“融入”政策，正好给跨国公司掠夺本国人民的财富开了方便之门。20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学界十分关注东欧经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当时有位波兰学者建议实行“一揽子”改革，同时极力反对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思路，理由是“市场经济是一个整体的系统”。这一主张最后以“休克疗法”的名义在解体后的俄罗斯和东欧诸国得以实施。其灾难性的后果，今天已经无可争辩了。但为什么同样引进市场竞争，东欧和西欧、和中国都不一样呢？国内看到的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如下。“东欧转型之初，苏联单方面解散华沙条约和经互会条约，片面对西方开放，立即打碎东欧原有的分工协作，企业的零部件供应普遍中断。东欧国家间约一半以上的贸易在社会主义国家间进行。市场自由化的西方标准，要求一切外贸以西方的硬通货结算，社会主义国家间原来通行的物物交换或以卢布结算的分工体系立即瓦解。贸易自由化系东欧片面对西方开放，而西方并没有同时对东欧开放市场。这导致西方低端的日用品连手纸也大量涌入东欧，而东欧原来有价格优势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因为不熟悉西方的营销网络和质量标准而被挡在门外，导致东欧企业大批倒闭。私有化过程中东欧普遍缺乏货币资本，东欧的私有化进程使西方跨国公司得以廉价，甚至被东欧政府补贴，来收购东欧的核心企业。”“相比之下，中国开放之初的高关税保护了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选择性的特区开放又使国有和民营企业逐步学会和外国企业竞争，所以技术和人才远比东欧落后的中国企业，在转型过程中能快速成长，民族企业逐步学会和跨国公司竞争。”（《陈平：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了吗？—评科尔奈&警惕近在眼前的威胁&》，摘自观察者网）当年俄国的丘拜斯、盖达尔等“改革智囊”因设计和推进“激进转型”，而博得西方一片喝彩。后人看这段历史，一个曾令全世界敬畏的工业科技大国，因人为的政策失误而急剧衰落。这班缺乏经济实感、仅靠从西方书本抄来的教条就敢搞事关国运的“顶层设计”的“智囊”，只能列入“书生误国”、“民族罪人”一类。从今天世界市场竞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纯“学理”出发，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以鼓吹后进国家对外全面撤除防护屏障、对内撤除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拆除国家支柱企业、放纵私人资本的新自由主义诉求，是不折不扣地为资本特别是为西方大资本剥夺后进国家人民血汗鸣锣开道的工具。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其对我国改革事业的误导、清算其对我政策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任务。对此，需要进行充分理论探讨和中外经验的研究。应克服新组织的负面影响30多年来，市场化激励了经济的大发展，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社会分化明显化、贫富差距急剧扩大，官民关系紧张，医疗、教育市场化加重人民负担，住房市场化催生金融泡沫，等等。一些人不遗余力地宣扬这些问题的根源是“政府管的太多、国企拉大差距”，主张“改革中的问题还要靠深化改革解决”，其实背后的诉求是用“彻底市场化”来抹平劳资收入差距、来解决“唯利是图”的市场逻辑和公共服务的社会福利性质的矛盾，纯属强词夺理，越来越没有听众。就经济发展本身来说，在自由主义倾向的影响下，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政策，也有不少值得检讨之处。——理论界盛行对“市场化、自由化”教条的迷信和为改革而改革（将市场看作目标本身）的倾向。不少人固守30年前的老经验，将国企产权改革、反垄断、鼓励非公经济、减少政府干预等诉求绝对化，缺乏工业和技术的基本知识，对我国工业面临的国际竞争、自身状态、前进方向（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目标）若明若暗。——改革的着眼点，仅限于推进国内的市场化，无视全球化的环境和强势外资的挑战，开放缺乏分寸感和“度”的把握。过于相信“自由贸易”教条、迷信“外资=中国企业”，单方面对外资实行普遍优惠，放任外资扩张渗透。面对跨国公司的系统竞争优势（规模、组织、技术、国际营销等），缺乏应对思路和相应政策。——经济发展战略长期受“唯GDP、比较优势论”影响。“引进消化吸收——促进产业技术进步”的基本方针一度被淡化，组织重大技术和装备的国产化政策执行不力。有人将以国企为主体的工业核心部门斥为“错误的赶超战略”的产物，主张任其在国际竞争中自生自灭。片面宣扬“融入全球化”、“承接西方产业转移”，各地竞相招商引资、抓GDP，忽视培植自主技术能力和产业体系、忽视自主开拓国际市场，经济发展主导权部分旁落。——淡忘“以我为主”的科技——工业现代化战略，过分依赖“市场换技术”，耽于“引进外资=引进技术、买技术成果＝获得技术能力”幻觉，弱化政府协调的科技攻关机制，分头引进外资或技术，对西方技术封锁被动应付。自主创新的意志和能力受到压制。笔者认为，以上所列恰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中最需要转变的内容。经济发展方针要坚持以我为主，要让经济发展的收益惠及多数群众。要以自主科技创新增强产业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要坚持和加强国家对基础性、支柱性、命脉性行业的控制力。只有明确以上基本目标，才能明确多种经济成分中国有经济的最低限度规模，才能根据实际的发展需要明确资源配置和经济管理等领域中政府职能和“市场决定”的边界，而不是仅仅以某个外国书本为依据。中共十八大报告中说，我们不能走封闭保守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要特别注意清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警惕内外勾结、诱骗我们改旗易帜的图谋。荣剑：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
　　&&思想聚会之四
　　近二十年来，中国自由主义一直处在一种尴尬境地。在许多新左派人士看来，中国当下的主要制度性问题均是因为引进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而致。经济学领域的那些&非主流派&，这些年来始终在抱怨新自由主义的话语霸权基本垄断了大学教程、公共舆论和国家政策，对于所谓&国退民进&的经济发展趋势始终抱有深深的敌意，对于恢复或重建社会公平和公正的秩序有着强烈的诉求。按照这样的视角观察，自由主义被看作是权贵们的天然盟友，前者基于个人自由和权利的诉求恰好为后者的权力寻租开辟了最佳途径，在市场化导向的机制下&&这是自由主义的主要制度安排，权贵集团通过一系列看起来完全合法的市场组织，比如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和各种要素市场，迅速完成了财富向少数人的集中，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制造了世界上最庞大的亿万富翁群体。造成这种贫富差距极大的状况，显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不满，在权力不能被充分批评的前提下，中国自由主义因为它的西方渊源和学理角色，而被新左派单独拖了出来，置于道德审判台上，要求它为市场化的制度原罪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自由主义的尴尬就在于，它在被新左派塑造成一个权贵的同谋者和利益相关者时，现行的制度安排其实并未给予自由主义以应有的思想地位，更不用说给予其必要的经济支持或补偿。它在扮演着一个代人受过的角色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主要批判对象；尤其是那些在哲学、政治、法律、历史和文化领域内的自由主义学者，他们的话语和言说遭遇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有代表性的人物甚至被迫禁言。这种状况表明，中国的学术生态远未像新左派所描述的那样，由自由主义独霸天下，这是新左派刻意制造出来的政治幻象。但是，从公共话语领域来看，包括由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各类意见市场，自由主义所倡导的主要价值观&&自由权利、人身安全、法治秩序和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已经深入人心，不可阻挡。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确已经形成了丰厚的土壤。这就是说，自由主义在理论上的窘境和在实践中的繁荣，构成了中国一个特有的二律背反现象。
　　令人困惑的是，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各类自由主义学者，似乎普遍默认了现行制度加诸于他们身上的种种限制，坦然以&消极自由&的方式去面对现实社会中的问题和来自新左派的挑战，一种我谓之&精神上不合作和话语上不抵抗&的态度，构成了他们和现行制度相处的基本立场。在社会盛行的犬儒主义风气中，独善其身，自我拯救，或许就是一种抵抗，但是，这和自由主义价值观在现实层面的运行毕竟存在着太大的距离，自由主义的失语和离场究竟是怎么回事？正是这个问题，激发出我的一个理论关注点：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即将到来的高潮时刻，已具百年历史的中国自由主义的薪火传承者，是如何理论自觉和反省的？
　　以自由主义为主题举行一个思想聚会，是我在参加一个评论萧功秦新著的座谈会后向高全喜教授建议的，我和他直截了当地说，自由主义已经被边缘化了，理论建构能力不足，影响力几近衰竭，应当重整旗鼓。这番话没有招致老高的不快，他反而欣然接受。这样，就有了9月22日的第一次聚会，由他和我共同邀请了刘军宁、秋风、任剑涛、刘苏里、李伟东、王海光、马国川等人，在紫玉山庄银树楼会所先喝茶聊天再喝酒吃饭，畅所欲言约六个小时。这次聚会之后，我忙于事务一直未来得及整理聚会的叙事结构，同时也感觉到还需要补充点什么。11月初，上海许纪霖来京开会，高全喜短信告我，可小范围再聚一次。于是，在11月4日老高约了顾昕、周濂、马国川，我约了尚红科，和许纪霖一起，在紫玉山庄再聊自由主义这个话题。两次聚会前后相连，思想资源显然丰富了许多，至少开阔了我的视界。和前几次聚会一样，事后我都是按照我的问题意识，对与会者即兴发言中的思想精华进行提炼和整理，试图为读者呈现出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和富有启示的文本。
　　一、自由主义从&第一波&到&第二波&
　　中国自晚清以来的制度变迁，一开始就伴随着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和冲突。儒学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地位，随着清政权的崩溃而一去不返，其正当性首先遭到了来自于西方自由主义理念的挑战。严复和梁启超，借助于西方的思想资源，开辟了中国最早的自由主义源头，其后经蔡元培、胡适、张君劢等人的传承和光大，成为中国现代思潮中的主要一脉。在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自由主义一直同时处在和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主义的竞争性甚至对抗性的关系之中，它们都试图以各自的思想和理念主导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和方式。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中国的胜利，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的共同胜利。在1949年以后的时间里，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几近绝响，传统主义则只能苟延残喘，马克思主义成为执政党最强大的思想武器，统治着广大的思想领域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先是来源于执政党的思想解放，以&真理标准&讨论为契机，全面启动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自我反思。一些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包括后来被看作是&左王&的那几个人，都程度不同地参与到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之中，不仅清算文革的极左思想，而且在更大的范围内批判封建专制遗毒。正是在执政党解放思想的氛围中，社会迅速进入到&解冻&状态，原来长期蛰伏于文化专制体制下的民间独立思考，先是以诗歌、小说、美术等文学艺术的形式进入到公众视野，随之而来的就是哲学、政治、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全面反思，这些反思必然会重新涉及到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领域。因此，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次崛起，已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现象，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的是一个新的制度转型的开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以前意味的是革命，是一个高度专制的&斯大林模式&，那么，自由主义将意味着什么呢？
　　事实上，在自由主义话语再次以各种曲折的隐晦的形式而崛起时，执政党和民间都意识到了这些话语的转化将会导致何种结果。邓小平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对自由主义所设置的一道最后防火墙，后来又公开进行&清污&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事件表明，在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范围内，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是难以和马克思主义相兼容的，更不用说以前者来取代后者。从1983年周扬宣讲&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遭致批判之后，知识阶层的&自由化&运动实际上已经脱离了执政党的既定轨道，它不再借助于执政党改革初期所确立的思想解放的资源，而是直接诉诸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世界与中国》丛书，可谓当时思想转向的主要标志，出的书上百种，核心关键词是：启蒙、自由、民主和科学。
　　高全喜教授在聚会中首先谈到了中国自由主义&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区分，这是一个新颖的说法，能否以此确切划分思想史，另当别论。我的理解是，他的&第一波&概念并未涵盖八十年代这段历史。八十年代的特殊性在于：几乎整个知识阶层都可以看作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整体，自由主义如同普照之光完全覆盖了它自身内部的不同光谱，现在的那些新左派领袖，包括部分古典主义、传统主义的代表人物，均是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并肩作战。他们共同站立在执政党的对面，采取着既合作又对抗的策略。但是，这个脆弱的整体随后是被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摧毁成四分五裂。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分化，不能说是山头林立，分化出几个不同的思想派别应是事实，其中最主要的思想分歧是由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两个对立的思想阵营制造出来的。
　　按高全喜的看法，自由主义&第一波&的代表人物，就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或者说，他们延续了八十年代新启蒙的传统，继续高擎自由这面大旗。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北京有李慎之、徐友渔、刘军宁、秦晖、汪丁丁等，上海有王元化、朱学勤、许纪霖等，广东有袁伟时等。这批学者充分保持着八十年代的启蒙风格，以自由主义宏大叙事方式，展现出自由的理念及其传统、对革命和民主的反思、对激进主义的审视以及对现行制度弊端的全面批判。在思想资源上，他们广泛地引用了哈耶克、罗尔斯、哈贝马斯和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大家的观点，同时，对于中国本土以蔡元培、胡适为主体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进行了创造性的阐释。顾准思想的&发现&，也是这个时期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话题，因为顾准难能可贵的在自由主义传统基本绝续的毛时代，展开了他对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思考。在一些自由主义学者看来，顾准象征着中国自由主义的薪火传承。
　　滥觞于九十年代的自由主义&第一波&，究竟止于何时，这大概很难在学术上给出一个确切的界限，高全喜主要是从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的拓展和深化上，提出了他的&第二波&概念。在他看来，&第一波&的那批学者，主要的理论功夫还是用在思想理论的启蒙上，侧重于自由主义基本概念、原则、思想和代表性著作的诠释与宣传；而&第二波&的学者则从自由主义的历史、宪政、法理、建国主张以及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上，展开了对自由主义的专门化研究。这一波的研究大致是从本世纪开始，由一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者领衔，其代表人物有高全喜、任剑涛、秋风、许章润、刘苏里、韦森等，而贺卫方、崔卫平、张千帆等人作为&第二波&中更具公共性的学者，在践行自由主义理念时依旧保持着&第一波&的批判性传统。这表明，自由主义从&第一波&到&第二波&，并非是两个截然分明的阶段，它们的内在联系是清晰可见的。
　　自由主义&第一波&天然地具有强烈的政治关怀，以致它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在九十年代后期遭遇各种限制，甚至被禁言；相比之下，&第二波&显得更学术化或更学理化，其研究成果可以公开发表，其言论可以在学术领域和公共领域被正常讨论。自由主义的这两个不同际遇，并不意味着&第二波&的社会作用会更弱些。在基本完成了社会启蒙和社会批判的使命之后，自由主义的确面临着建构性的工作，这不仅是指理论建构，而且还应当包括国家建构、社会建构、民族建构和国际关系建构等一系列程序或方案设计。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自由主义&第二波&显然尚未完成其应有的使命。所谓边缘之忧，应属合理想象。
　　二、自由主义的现实进展和理论困境
　　中国自由主义的边缘化，是我这个局外人的一个观察。高全喜所概括的自由主义从&第一波&到&第二波&的发展，看上去像是个流传有序的进程，但是它的实际影响究竟如何，是需要综合各种因素来加以判断。我所看到的，很可能仅限于学者们的著书立说，因为在近二十年里，可以直观感受到的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并未取得重要进展。汪晖写的四卷本《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许多自由主义学者不以为然，很可能拒绝阅读，而在我看来，汪晖是通过这本著作，极大地提升了新左派的理论能力，尽管这本著作存在着学理和写作上的诸多问题。因此，如何看待和评价自由主义的现实境遇，是一个重要的话题。
　　刘苏里和刘军宁的发言，都不认可自由主义边缘化这个看法，他们都是从公共舆论演变来观察自由主义的基本生态。按刘苏里的看法，现在的主要言论出口，比如大众媒体、网络媒体、一些著名的周刊，其实发出的都是自由主义的声音，虽然这些声音是分散的，体现着自由主义的惯有特点：君子不党。这和左派有很大的区别，左派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就强得多。最近的钓鱼岛事件，在刘苏里看来，也反映出自由主义的理念已经渗透到了群众之中。尽管在那些明显有人操纵的游行示威活动中出现了许多不理性的和暴力的行为，但这些行为很快就被群众中自发形成的理性力量压制住了。从这次&钓鱼岛事件&和以前&家乐福事件&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大众理性有了明显的进步。刘苏里把这种进步归结于自由主义的传播。在他看来，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去年的&7&23动车事故&激发了整个中产阶级对以&高铁奇迹&为标志的中国发展模式的反思，自那以后，那些发展的故事，企业家的故事，就显得很庸俗了。和大众理性进步相比，自由主义在理论言说上的确存在着短板，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问题上，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不知道怎么说话，相反，汪晖针对西藏问题却能写出一本书来。刘苏里显然是想通过这个事例，说明自由主义目前的言说现状。
　　刘军宁作为自由主义&第一波&的学者，在九十年代后期即被禁言，他根本享受不到汪晖那样的言论自由。他专门提到这个情况，或许就是为了回应所谓&边缘化&的质疑。的确，一个学者被剥夺了研究和发表的权利，谈何理论建构？但是，刘军宁并不由此认为自由主义被边缘化了，他把当下和九十年代做了对比，认为自由主义在九十年代呈现的是&阳性反应&，现在则是&阴性反应&；自由主义在九十年代是闯入者，现在则是守卫者；新左派的崛起是为了挑战自由主义所确立的思想秩序和社会构成，因为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了社会的&默认值&了，如果没有人出来挑战，自由主义就是社会的预设立场。刘军宁谈到，每一个自由主义者按其行为来说都是个人主义者，但是从这次钓鱼岛事件来看，网络上已经广泛地表达出理性的爱国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自由主义已经转化为普通民众的思想和呼声了。
　　自由主义的现实进展，让刘军宁排除了自由主义边缘化的疑问，但是，他承认，自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中国思想界一直缺乏自主的思想建构，自由主义是外来的，基督教是外来的，天赋人权是外来，这些思想如何融入中国的内在结构，如何成为中国的&默认值&，一直是个问题。新左派所倡导的那些根据，如何证成，也是个问题。现在只剩下从经济学上、从效用上来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了。在这方面，中国的周边国家或地区就和中国不同，比如日本，它的传统价值观可以直接嫁接到美国宪法上去，台湾的三民主义也是和宪政直接打通的，包括香港也不存在制度障碍。在刘军宁看来，惟有在中国，价值观如何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一直是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他把思想的开放看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途径，因为中国的传统就是一个开放的传统，不管是儒家的思想还是老子的思想，它们彼此都是开放的。中国的前途就在于能否内在地建立起一个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
　　针对刘军宁所谈到的这些问题，高全喜发表了他的看法，他是从两个方面来展开论述。首先，从现实层面来看，他同意刘军宁的判断：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了社会的&默认值&，自由主义在中国经过三十年的运行，对于培养社会民众的心理结构、价值生成和制度支撑，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次，从理论层面来看，自由主义从&第一波&起，一直未能建构起一个宏大的理论框架，没有像欧洲启蒙时期的那些思想家那样，写出几本经典著作来，思想的宣传和启蒙主要还是依赖于西方思想的翻译与引进。到&第二波&时，虽然研究的领域有所扩大，研究的主题有所深化，涉及到了中国的现实问题，比如建国宪政以及中国传统再开发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依旧存在着各种局限。而更年轻的学者，现实关怀明显不足，知识储备也不够。作为整体的自由主义的这些局限性，显然难以充分应对即将到来的中国社会的大变革。高全喜的看法是，现在亟需建立起自由主义的建国意识，这种建国意识不能简单地依靠西方思想资源，而是要植根于本土文化和经验，不仅需要正当性的证明，而且还需要一系列制度设计和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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