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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解放周末?文化讲坛
第51届文化讲坛实录（演讲篇）
& 16：16－解放周末?文化讲坛 &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 &
　　世道人心是文化之本著名作家&王树增&&&&张泽群：昨天,我在机场才真正见到了“3D版”的王树增先生。&（全场笑）&&&&今年是王树增先生的本命年，他是“龙子”。文化讲坛在龙年的第一届请到王树增先生，而且作为今天的第一位演讲嘉宾，可谓巧合。今天王树增先生将从本源来阐述文化，讲讲中国人崇尚的世道人心。&（全场鼓掌）&&&&一个社会的精神如果出了问题，那就是一个民族在某种历史阶段集体性的价值迷失&&&&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刚才主持人提到了，除了人类历史上创造的物质成果之外，我们总在说学知识，学文化，这里的“文化”是人类文明史上对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积累，一般是指教科书式的知识，包括我们现在所有能够认知世界的方法和规律性的认识。还有一种说法，当我们指责一个人不怎么样、不顺眼的时候，常常会说“这个人没有文化”，恐怕这里的“文化”内涵就复杂很多。我们绝不是说这个人不识字、没有学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似乎是在指责这个人的道德水准、做人的标准或者是价值观。我们今天在这里谈文化，以及文化这个词之所以在当代中国成为一个热门名词，原因也是如此。&&&&实际上，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折射。一个民族在发展史上所赖以支撑的不仅仅是物质力量，更重要的还是精神的支撑，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文化是人的精神，人的精神出了问题，那么这个人还真出大问题了。中国有一句话叫“世道人心”，我们在批评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时，基本都会说“这是什么世道”。世道不好，归根到底是人心出了问题。人心为什么出问题？是人的精神出了问题。&&&&什么叫世道？世道就是社会的精神状态和道德状态。什么是人心？就是人的价值追求或者是一个社会的集体价值意识。当一个人的心出了问题，我认为他这一生就“交代”了，想获得成功，恐怕概率就比较低了。一个社会的精神如果出了问题，那就是一个民族在某种历史阶段集体性的价值迷失。这种集体性的迷失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它会严重阻碍一个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一个简单的道理：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如何，关乎到民族的兴衰成败。一个社会崇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是一种世道人心；崇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是一种世道人心。这两种世道人心，或者换句话说，这两种不同的文化取向，背后肯定有各自支撑其合理性的理由。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讲，毫无疑问的是，崇尚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爱国主义等等这些价值观，是一个民族得以发展、繁荣的根本动因。否则，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没法解释。&&&&难道我们的民族不需要一本精神图谱吗？我们急切地需要知道，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从何处来，要到哪里去，我们继承的是什么&&&&我是一名军人，作家只不过是我从事的一个行当而已。我以前是写虚构类文学的，近十几年来，我一直在写非虚构类文学，主要写当代史。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其实，我是经过内心的纠结之后才写的。因为近代以来，我们民族所受的屈辱在我们当代人心中始终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只要想起来，心中屈辱的感觉就升腾起来了。&&&&辛亥革命以来，在我们民族的英雄谱上，可以看到一代代的仁人志士、爱国者为了这个民族能够在屈辱中站起来，为了这个民族能够挺直腰杆，甘愿付出自己的一切。他们把民族崛起的梦想，视作比自己的生命、物质享受要高得多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当我们回忆起那些前辈，站在为他们树立的纪念碑前，会肃然起敬的原因。我想，肃然起敬的原因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思考。说句题外话，在我们这块国土上，高楼大厦太多了，纪念碑太少了。&&&&我们前辈的精神中散发着的民族精神的理性、知性和血性的光芒，今天依旧令我们仰望。&&&&我写过一本书叫《解放战争》，写作之前很多人劝我，写这个干吗？我曾经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写这本书。我现在渐渐明白了，其实我是在写一种文化，我是想建立一本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图谱。&（下转第15版）（上接第14版）我们不识字的父母当儿女回家的时候，可以从房梁上拿一卷纸，告诉你这是我们家的家谱，你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从哪里来的，从而让我们活得更踏实一些。难道我们的民族不需要一本精神图谱吗？我们急切地需要知道，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从何处来，要到哪里去，我们继承的是什么。我想，这本精神图谱在许多人心里，包括在我的心里，还是模糊的，线索还不是很清晰。&&&&我们生存的底气就在于民心，老百姓用心托着我们&&&&我在写作的时候，长久地为一个细节所动容，这个细节说起来关乎当今中国的现状，让我心里百感交集。&&&&解放战争时，我们部队的一位高级将领南下，行军走到了黄河以南。有一天，天蒙蒙亮时，突然有一个士兵拦住了他的马说：“报告首长，前面路边站了一位老太太，她说她在等儿子，她儿子的名字跟您的一模一样，怎么办？”这位将领下了马才发现，部队已经走到了湖北。他是湖北人，自从14岁参加红军，就再也没有回过家。黎明时分，他向前走，看到路边确实站了一个老太太，白发苍苍，衣衫褴褛，是一个要饭的。人家告诉他，这个老太太在这里站了好几天了。老太太手里捧着一盒烟。后来我调查了一下，当地有一个习俗，如果自己的儿子离家很久，长大成人回来后，母亲要为他准备一盒烟。一个要饭的老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攒够买一盒烟的钱？&&&&这位将领围着老人家转了好几个圈，才认出这确实是他的母亲。上级批准他回家看看，自从14岁离开家后，他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回到老家，他除了看到一串坟头以外，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亲人，只有他那个到处流浪的母亲。村里人见他成了共产党的高级将领，都对他母亲说：“老太太，你总算熬出来了！你没白受苦。你儿子当大官了，你可以买土地，可以盖个大房子，你会有绫罗绸缎、山珍海味，出门坐轿子，你赶紧跟着儿子享福去吧！”这位将领跟警卫员说：“给我娘留一点值钱的东西吧。&”警卫员没动，他说：“我跟你这么多年了，我们有什么东西你还不知道吗？我做你警卫员的头一天，你找我谈话，跟我说，我们参加的是共产党，参加共产党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什么时候自己这一百多斤‘光荣’了，就算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了。你说我们加入共产党可不是为了发财致富。”警卫员告诉他，唯一值钱的东西只有南下时候发的一顶蚊帐。这蚊帐只有高级干部有，那是为了防止到南方作战的时候被蚊子叮了得疟疾。那位将领就把蚊帐给他母亲留下了。临走的时候，他跪在地上给母亲磕头说：“娘，我要走了，我要解放全中国去了。儿子只求娘一件事情，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在我回来之前，娘您千万别饿死。&”&&&&我穷尽我的脚步去查找这位老人家的下落，结果没查到，但是我能查到这位将领的人生线索，他一直打到海南岛，活了下来，但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再回到家乡，见没见到他的母亲，估计他可能永远见不到了。&&&&这是什么样的世道人心？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解放战争共产党能夺取胜利。从军事上讲，战争双方的力量悬殊，没有人相信共产党能打败国民党，但是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国民党政权就垮台了，几百万装备精良的部队被打败，这是用一般的军事攻势解决不了的，只有用一种方式――世道人心。&&&&随着我们南下大军行走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老百姓，推车挑担的都是最穷苦的农民，那时我们部队所有的供应几乎都是老百姓从嘴里省出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直到建国以后抗美援朝的第二战役时才有了后勤部，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不需要后勤部，我们的后勤部就是老百姓，或者说得抽象一点，我们生存的底气就在于民心，老百姓用心托着我们，所以我们才能打胜仗。这些穷苦的百姓自带干粮，风餐露宿，部队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我采访过一位老人，他是当年的“支前模范”，他说：“部队给我戴过红花。”我问他：“你走了几百公里推着个小车上战场，你推的是什么？”他说：“是两发炮弹。我推了540多公里，卸到炮兵阵地上后，我坐在地上不想走，我最大的愿望是看看这两发炮弹是怎么发出去的。”在我们贫苦农民的心目中，他们倾心的是能够为他们带来生存希望的政党，虽然他们并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回答美国记者的一句话很有代表性。记者问他，就凭你们这么点人这么点武器，怎么夺取政权？毛泽东说，那就看我们的土地改革能不能成功，土地改革成功了，我们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我想，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土地法大纲》的意义等同于林肯的《解放黑奴宣言》。什么是旧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土地。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我们的基座是农民，当我们为最广大的贫苦农民的利益去奋斗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纲领。共产党的纲领就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这就是我们的精神状态，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虫”！&&&&有了这样的精神状态，我们的那段历史因而辉煌，那是世道人心支撑的历史，我们把它叫做“激情燃烧的岁月”。&&&&如果一个社会仅仅把追求物质丰富放在主流意识的第一位，那么繁荣也是虚幻的&&&&人类历史前行永远是在两个轮子上滚动，一个是物质的轮子，一个是精神的轮子。就像一辆车，不但不能缺少一个轮子，而且两个轮子必须同步滚动才能前进，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在我们当代的中国历史上，两个轮子常常是不同步的。&&&&我也向大家表白一下我的心境，在历史上的某一个时刻，或者在我人生的某个时刻，我也曾陷入一种不知所措的彷徨之中。我们回顾往事、回顾民族精神往事的热情以及前瞻我们民族伟大前程的热情，似乎日渐衰微了，我们被现实的利益纠缠，弄得疲惫不堪。应该占据社会精神主流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精神似乎被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所替代。&&&&我们常常把偏离崇高当作一种时髦，把灵魂当作一种商品。&（下转第16版）（上接第15版）我们常常把偏离崇高当作一种时髦，把灵魂当作一种商品。&&&&特别要指出的是，我在多种场合也说过，不要埋怨我们的孩子，责任在我们。我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情，有孩子向我提问：“王老师，听说黄继光的事迹是假的，你做何评论？&”当时我心情非常不好，我问他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他说，网上都是这么说的。我说，黄继光的事迹是真的，有两个理由：第一，40多年前我还是个少年的时候，穿上军装，有幸是黄继光所在部队的一员。在军中，他是我的前辈，我至今以有这样的军中前辈而感到骄傲。现在我所在部队的“黄继光连”，每天早上点名的时候依然会叫黄继光的名字，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二，我为了写《朝鲜战争》这本书，尽可能多地采访了关于他的事情，包括他的上级下级，以及当时把黄继光几近破碎的遗体从阵地上背下来的女卫生员。&&&&孩子听了我的理由之后说：“王老师，您别生气，我们说着玩呢。&”我说：“孩子，我不反对娱乐，很多东西都可以拿来娱乐，但英雄不能娱乐，那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在我心目中，如果一个社会仅仅把追求物质丰富放在主流意识的第一位的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把GDP有多高、经济总量占世界第几位放第一位的话，那么这种繁荣是虚幻的。人类的文明史已经明明白白地证明了这个规律，这种繁荣到了一定程度，是要衰败的，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我们现在有句时髦的话叫&“追求我们的民族富强”，我有一个观点，“富”和“强”是两个概念，富而不强的例子很多，从一个人，到一个民族，都是如此。从个人来讲，有俩钱就是男子汉了？不见得吧，到关键时刻，他的人格可能比谁都卑劣。而在我们的民族史上，那些倒下的、今天依然令我们敬仰的英雄好汉们，无一不是精神的强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物质上并不富有。一个民族也是如此，我们需要经济发展，当然希望每个人的腰包都是鼓鼓的，但是不要忘了，什么叫真正的强大，拼到最后还是拼民族精神，拼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我们总说，现在世界上谁强大，实际上最终比的也是文化。&&&&我心中理解的真正强大的民族文化应该是这样的：第一，坚持对外开放，对世界有责任心。第二，对内有巨大的凝聚力，就是全民性，就是人民性，精神上的人民性就是世道人心。&&&&当文化这个话题已经到了如此热门的时候，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思考这样的问题。在此我和各位共勉，共同为了我们民族真正的伟大复兴而努力。请各位原谅我耽误了大家20分钟的时间，谢谢大家！&（全场鼓掌）&&&&张泽群：感谢树增先生充满深情也饱含军人激情、军人理想主义气概的演讲。给您的演讲时间还差5分钟没用上呢。&（全场笑）&&&&不知道大家去过故宫没有，去故宫一般都会去看三大殿，太和殿里的龙椅后面有一个牌匾，上面有四个字，有谁记得是什么？对，就是“正大光明”。我想，正大光明可能就是要求匾额前的人做到实实在在地履行和体现世道人心。&&&&树增先生刚才给我们讲的两个细节，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是苦等了三天手里拿着一包烟的老母亲，守的是一个规矩，传的是一个道统，体现的是一份民心。还有推了500多公里板车的老农，期待自己推来的两颗炮弹能发射出去，不仅是想看一个场景，恐怕想看的还是一个念想，是希望民心得到实现的愿景。但是，如今有些最传统、最根本的东西在我们一天天匆忙的赶路中渐行渐远，被我们慢慢淡忘了。&&&&树增先生的书，善于在重大战争、重大事件、重大历史时刻当中，通过鲜活具体的生命去呈现人性的深刻，去绽放人性的光辉。而且他有一个特点，非常善用细节。昨天一起吃饭，树增先生讲他的《朝鲜战争》这本书也是从细节开始。他的描述开端于1950年6月的某一天，在“三八线”以南，从一名刚刚入伍的大学生的动态写起。这个细节中既有让人关注的吸引力，也有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魅力。历史一拿细节来说话，就生动具体起来。谢谢他！&（全场鼓掌）回首宋代，看到什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邓小南&&&&张泽群：在介绍下一位嘉宾出场之前，我想借用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可以用不同的时间点串起来。第一个时间点是整整一百年前的一月份，在历经2133年封建王朝统治之后，中国的封建帝制落幕了，但最后一个皇帝溥仪依然安居在宫中。直到1925年，被冯玉祥的部队不客气地请出皇宫之后，他才去天津做了寓公。&1945年在沈阳机场，他被苏联红军抓获。抓获他时，他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有一张图，一张至今流传了800多年的图。这张图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上，被作为中国馆的镇馆之宝，它就是《清明上河图》。那是在800多年前，我的老乡，我叫张泽群，他叫张择端，（全场笑）是他绘下的一幅图。作为当年北宋画院画师，他绘出了东京汴&的繁华。那时候的东京有150多万人，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多，还有人算出来当时人均GDP达到了450美元，（全场笑）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繁华程度。这张图引起了我们对宋朝的无限想象。&&&&我们看过很多有关明清、秦汉历史的影视作品，但遗憾的是，除了小时候看到舞台上呈现的《杨家将》，听到评书里讲述的《岳飞传》，我在其他文艺形式中很少看到历经三百多年统治的赵宋王朝。从公元前221年嬴政登基，到1912年宣统退位，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宋朝正好处在时间的对折线上。如果没算错的话，赵英宗那儿正好是一个中间点，此后很快就开始了变革，就是王安石变法。宋代从北到南十八代帝王，都在励精图治，最终又以悲剧结束。那么，宋代给我们创造了什么？除了四大发明中有三大发明诞生在宋代，在文化和精神上，宋代又能给我们传承什么？接下来，有请邓小南教授演讲。&（全场鼓掌）&&&&说到宋代，通常我们会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我想在“‘文化强国’的历史视野”这一主题下，选择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做一个简单的解析。和刚才王老师高屋建瓴的讲演可能不太一样，我讲的内容是比较具体的。&&&&回首宋代，我们能够看到什么？首先，要对宋代历史有一个基本认识。我觉得宋代是一个生于忧患之中的年代，这个时期在历史上有很多它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也是我们值得回顾的。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如果我们把2000多年的帝制时期做一个对折，那么宋代差不多正好是在它的中段。&&&&说到宋代，通常我们会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这是一个创新与复古兼济并行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建设、科技文化应该说都处于当时世界的领先地位；但是与此同时，宋代也是一个受到周边其他民族政权强烈挤压、内政因循求稳的时期，而且碰到了很多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对这个时期，很多国学大师都有精当的论述。史学家黄仁宇在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宋代的特点尤为突出。在上一个世纪的前期，启蒙学者严复在致熊纯如的信中写道：“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钱穆先生从中国古代社会变迁的角度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唐代的疆域是很广阔的，但是随着安史之乱后唐代西北部军队的内撤，原本属于中原王朝西边的大片土地基本上就不再归其所有了，只有中原的农耕地区才是唐代真正统治到的区域。到了唐末，这个区域分裂成了五代十国，那是一个彻底分裂割据的时期。宋代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开始了它的建国历程，所以它的疆域和汉唐时期的旧疆远远不能相比。在这个时期里，它碰到了很多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周边的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相对来说都比较成熟，而且它们的实力都可以和中原王朝相抗衡。在这种情形下，宋朝要怎样找出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宋代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充满活力，同时社会又比较稳定的阶段&&&&我们在讲盛唐时期的时候通常会讲到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但是宋代建国时期并非如此。竺可桢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讲近千年来中国的气候变迁，文中说到，从11世纪初到12世纪末，当时气候转寒、温暖期逐渐缩短，而且12世纪是中国近一千年历史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时期。&（下转第15版）（上接第14版）当时气候转寒、温暖期逐渐缩短，12世纪是中国近一千年以来最寒冷的一个时期。我们知道，北方很多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所以生态气候的变化对他们的生活条件、生产条件造成很大的影响。在气候变寒、变旱的影响之下，他们就会向南谋求更广阔的生活空间，这就会对中原王朝造成很大的压力。所以宋代当时就面临着来自于契丹、女真、蒙古的种种压力。&&&&从国内的生产发展来看，宋代是农业国家，黄河流域是重要的农业发展地区。从东汉到唐代，黄河曾经有八百年的安流，也就是没有发生大的泛滥。但这种情况到了宋代就有了很大的变化。隋唐以后，大规模的土地开发使得黄河中游的土地流失非常严重，所以黄河又开始频繁决口。有人统计过，在宋代，黄河平均每2.4年决口一次，当年甚至从北边夺海河入海口入海，北宋晚期又曾经南下夺淮河的入海口入海。这给当时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因此，从社会政治条件、自然条件来说，宋代都不是在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可以看到，经济的发展充满了活力。英国学者Mark&Elvin（伊懋可）有“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这样的提法。我国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此有过研究，比如有的从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角度来讲这段时间的&“绿色革命”，有的从面向大众的商业网络的形成来讲商业和贸易革命，有的从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出现来讲“货币革命”，有的从都市面貌的改观来讲“城市革命”。&&&&当然，所谓“革命”，我们不一定要把它说得这么绝对，但至少宋代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实质性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再如，我们特别熟悉的四大发明里，有三大发明――印刷术、指南针、火药技术的完善和对外传播都是在宋代。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它们是“预告资产阶级到来的三大发明”，对于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都形成了牵动的作用。&&&&与此同时，宋代的整个内政也相当稳定。宋代是一个内乱相对较少的时期，虽然疆域的范围跟汉唐时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在其统治范围之内，对地方的整合程度要比前朝成功得多。我们可以看到，汉唐盛世虽然疆域广袤，但是各个地区的整合程度并不一致，所以到后来都难逃割裂的格局，并且都被自己扶植起来的地方军阀、封疆大吏取而代之。而到了宋代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因为它的内部整合相对来说是比较成功的，那种纵深的统治层面是前朝所难以比拟的。&&&&所以我觉得，宋代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充满活力，同时社会又比较稳定的阶段。&&&&如果我们给这个时期社会演进的整体走向做一个概括，陈来教授有过一个简洁的表述，说这是一个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时代。所谓“化”，其实说的就是一种演进、一种过程、一种趋势。&&&&当时人们的一种心理和共识，认为天下就是道理最大&&&&下面我们来讲讲宋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生态。&&&&宋代的朝政应该说是中国历代王朝里面相比之下最为开明的。沈括在北宋中期时写过《梦溪笔谈》和《续笔谈》，里面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赵匡胤是军人出身，是大老粗，他问的问题实际上是很质朴的――天底下什么东西最大？赵普回答，什么事情再大也大不过道理。这个故事到了北宋中期才见于记载，是不是确有其事，现在也很难考定，但它流传下来并且被宋人反复引用，就证明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心理和共识，认为天下就是道理最大，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理性化的时代。&&&&另外，宋代的“祖宗之法”中有一条是不杀大臣、言官，就是一定不能用诛杀的办法去对付持不同观点的士大夫。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现在也有一些研究者说，那个阶段是读书人的一个&“黄金时期”。&&&&从历史记载来看，当时的社会流动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频繁的。当然，我想社会流动的原始推动力还是来自于经济。宋代著名词人辛稼轩曾经写过“千年田换八百主”，虽然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土地流转、贫富更替，当时人的社会身份的转换，是相当频繁的。而和经济上的形式相应，在那个时候社会群体，读书人、文化人、做官的人，身份也有流动，士农工商之间界限不再那么明显。宋代的科举制度相当完善，考试相对来说比较公平公正。当然这也需要一些技术手段来保证。比如，过去的试卷，名字都是写在上面的，到了宋代就把考生的名字粘起来，有点像我们今天的高考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官官相护，使得平民子弟能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到科举成功的行列中来。&&&&北宋时有人说“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到了南宋，更有人把它概括为“取士不问家世”。这种考试制度的公道，也就是刚才王老师说到的“世道人心”了。一个人的家庭背景相对来说越来越淡化了，出身寒门的人自己报名就可以参加考试，可以有机会脱颖而出，所以我说是通过制度的严密化使得上升的通道向更多的社会阶层开放。&&&&（转向大屏幕）这里有一张图是《宝v四年登科录》，第一甲第一名就是文天祥。每一个考中的人都要登录三代，曾祖父、祖父、父亲是谁，如果三代里面有人是当官的，就要注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天祥是从三代无官的家庭里出来的。这一榜一共录取了进士601人，其中官僚出身是184人，平民出身417人，差不多三分之二来自于平民。&&&&宋代的社会流动，使得有一批当时被称为“寒俊”的人物能够崛起，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新型的士人群体。像范仲淹，年轻的时候在山寺里面读书，带去的米不够煮米饭，只够煮粥，这个粥凝结以后要切成几块分几顿吃。像欧阳修，家里没钱买纸笔，他母亲教他写字是拿着芦苇秆在沙地上划的。这些人到后来不仅是一流的学者，也是出色的政治家。比如范仲淹推“庆历新政”，是政治家，但我们最开始接触他可能是读《岳阳楼记》，他首先是作为一位文学家被我们所认识的。还有欧阳修，一方面被称为“文坛宗主”，另外一方面，他直接参与撰写了《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他又是史学家，后来又做过副宰相，也可以说是一位活跃的政治家。另外，范仲淹和欧阳修都有经学方面的著述。还有我们熟悉的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我们能列举出很多名字，当时真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可以说他们都是视野比较开阔的复合型人才。&（下转第16版）&&&&（上接第15版）&&&&这些人通过自己的奋斗脱颖而出，他们对于自身的认识以及一个群体的自觉意识已经比较成熟了。比如，他们对天下都有责任感。我们都知道“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我觉得这绝不是范仲淹一个人的情操，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感，是一代人的共识与追求。这些读书人不仅仅把自己看成是文化的主体、道德的主体，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治主体，当时这个国家的参政议政，也有这些人的身影积极地活跃其中。&&&&回首一千年前的这样一个时期，就是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历史中理解历史的中国&&&&说到宋代，大家还会想到“新儒学”在宋代的大放异彩。新儒学也是宋代的时代精神，只有在开放的态势下才会有学术的真正成就和演进。有一个例子，张载当年在开封给学生讲《周易》，“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横渠乃归陕西。”后来他就回关中了，成了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些学者彼此之间是有切磋琢磨的。正是在这种互相碰撞的氛围下，由“开放”孕育出“开创”。&&&&在宋代，教育开始相对普及。北宋中期，一个宰相曾经在朝堂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些挑担子的人，他们是社会上最底层的百姓，一天也就是挣个半斤八两粮食回去养家，但就是这些人，每天都会攒一两个铜板，干什么呢？将来让他们的儿子上学，学几个字。这表明，当时对于文化、识字的要求是遍及民间的。那么，什么人能去教他们？我们知道，宋代的科举制度吸引了大批人，但是科举的录取率不到1%，那些科举落第者就回到乡里去，或聚徒讲学，或者开一些私塾来教书，成为乡里文化的普及者和乡里事务的组织者。&&&&教育的普及不仅仅是认字的问题，当时儒家的一些思想、一些理念就是通过这些蒙学逐渐渗透到大众中去的。陆游有一首诗就说到：“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著面看人。”农家平常都是比较忙的，只有在农闲的时候才会让子弟入学，入学都在冬天了，所以这些学校都叫冬学，学的是《杂字》、《百家姓》这些“村书”。我们看到百家姓就是宋代的时候开始有的，对于当时儒家理念的传播也是有着非常普遍的意义。&&&&另外，说到当时的通俗文化，我们知道唐代主要是宫廷文化，在宋代这种文化已经变成在街头的，或在勾栏瓦舍这种临时性的娱乐场所里的各种各样的演出。（转向大屏幕）这两张是从《清明上河图》上截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十字街头有杂耍的人，周围一群人在围观；也有说书的人，支一个摊儿说“三分”，讲三国的故事。当时也有一些民间艺人的形象，比如丁都赛，他被刻成砖雕，这种砖雕在很多地方都有发现，就跟现在的明星海报一样，很多人喜欢收藏，说明当时的社会也有流行性的大众明星。&&&&如果我们把宋代的一些艺术形式和前代做一个比较，我们以人物绘画来做一个例子，也许大家就可以更形象地看出来。&（转向大屏幕）这里面是唐代的一些人物形象，大家看，唐代的人物形象反映出来的都是比较雍容的，而且比较闲适、自在，你看这个女人非常自在，自如，志得意满。到了宋代不是说这种形象没有了，仍然是有的，但我们看到大量绘画、雕塑里面出现了辛勤劳作的形象。以前有学生就问，说是不是宋代人特别辛苦，人家唐代的人看上去生活都没有那么紧张。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另一个方面来理解，就是当时的艺术家他们认为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值得呈现的。每一个时期都有社会的上层，也都有辛劳的下层和大众，但是在宋代，就会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值得呈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代整个的文化，它的气氛是逐渐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这样一个脉络。&&&&回首宋代，我们当然会看到很多的问题，一方面宋代本身面临着很多问题、挑战，所以它并不是中国古代史上国事强劲的一个时期，但是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确实有突出的成就，这些突出的成就也使得它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就宋代和今天的关联而言，我们很难说后来的元明清都是直接继承宋代的，特别是政治领域、制度领域，在蒙古王朝统一了中国以后，宋代的很多路就中断了。但从近代人心政俗来看，确实还都留着宋代所带来的深切的印痕。这样一份政治遗产、文化遗产，需要我们后来者认真面对。我们现在说要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说我们要做“历史性的选择”,“历史性的选择”一定是要植根于历史之中的，我们今天讲到宋代，回首一千年前的这样一个时期，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历史中理解历史的中国。谢谢！&（全场鼓掌）&&&&张泽群：谢谢邓教授。通过刚才的回顾，我们触摸到一个具体鲜活的宋朝。刚才邓教授说，宋朝在封建王朝的发展过程之中是登峰造极的。造极之说，源于陈寅恪；登峰之说，源于邓广铭。邓广铭就是邓小南教授的父亲，是中国史学大家、宋史专家。&&&&刚才邓教授讲了一句话，叫“爱恨交加”。恨，也真的是咬牙切肤之恨，锥心之痛。因为我们都知道，宋朝似乎永远在征战和耻辱之中，留下的是一段难以启齿的历史。但是宋代真的需要我们仔细研究，不仅是因为它的历史、它的文化，更是因为它的文明。&&&&刚才我们说，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词，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尽管对文化已经有定义，但不少人仍然容易把文化与文艺搞混，浅薄地以为文艺演出之类就等同于文化建设，至于文化和文明更是常常被搞混。&&&&文明和文化到底有什么差异，如果那个概念真的可以作为文化的定义的话，那么我认为文明应该是人类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的阶段性表现。与文化相比，文明可能是集成和阶段性的呈现。&&&&城市文明是我们人类经历的第三种文明状态。在第一种文明形态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通过杀戮来决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只要能杀就能获取生存的资源。第二种文明形态，我们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因为我们和土地发生了关系，所以人类的第二种文明是农耕文明。但是中国到了宋代，以东京汴梁为主阵地，拉开了城市文明的序幕。那时候汴梁不仅是150多万人口，而且在中国的历朝历代中，率先开街破户，允许老百姓自由经商，有了浓厚的商业氛围。有了商业氛围，才有了更多的经济活力。也是在宋代，中国第一次非农经济收入超过了农业。&&&&但是宋代为什么灭亡？通过研究发现，我认为，人类社会的矛盾究其根本是文化差异，人类世界的冲突究其根本是文明的冲突。在宋太祖的时候，就力图通过征战想跟辽获得话语权，但是他发现，与其打仗还不如拿钱去摆平辽国。于是，那时候就定了政策，给供奉以换取太平，这维系了宋一百多年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稳定，也奠定了宋朝对内对外的政策。这是生活方式的差异，是思维的差异，是文明的差异。但是一直到后来，宋一直坚持重内轻外，以武养文，崇农重商，一直让它的文明太先进、太发达，直到被辽、金打败，最后葬送在元的手里，是因为它的文明太超前了。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其他三大文明古国都消失了，就是因为其他三大文明古国的文明成果太过于集中在城市里，一场灾难就可以让庞贝城消失，火灾、地震、瘟疫，都可能彻底摧毁城市的文明。&&&&还有就是生产力的支撑。在宋朝，人类还没有进入工业化，没有蒸汽机，没有大动力，尽管文明先进，但是生产力毕竟不能支撑那些“饿狼”每年不断地索要。支撑文明的是什么？支撑文明的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一个发达的文明一定要有繁荣的经济、开明的政治，还有就是比较流动的社会，宋朝都曾经实现了，但宋的文明还是被摧毁了，我们也要居安思危。经济是不是足以继续繁荣，社会能不能保持和谐，在今天我们可以借助宋代繁荣兴衰的历史做进一步的研究、进一步的借鉴。&&&&我们探讨文化、共论文明，最终还是为了建设我们的文化强国。建设文化强国，需要我们实实在在的奉献，也需要具体的力量来支撑。&（全场鼓掌）文化怎样才能成为软实力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张泽群：接下来这位“高人”将带来高屋建瓴的演讲。他研究历史地理，擅长在地理的记忆中去梳理历史，去解开人与自然的纠结。这位“高人”还是图书馆馆长，图书馆馆长是什么人呢？是老子，是胡适，是李大钊。&（全场笑）有请葛剑雄教授。&（全场鼓掌）&&&&软实力的关键在于“实力”,任何软实力必须要有“硬实力”作为前提、基础和保障&&&&听了前面王树增先生以及邓教授的演讲，我觉得我有好多话不用再说了。他们说得比我精彩，比我透彻，但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我在接下来的演讲中的信心，因为我们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是暗合的。特别是邓教授讲到的宋代，我很高兴她把我们历史地理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都用上了。这不是简单地看历史，而是全方位地看历史，从这个角度来看宋代的文化，为我下面要讲的看法铺垫了很多依据。&&&&我要讲的是软实力。这些年我们很重视软实力，报纸上、杂志上都能看到，我们也几乎每天都能听到，而且大家对于软实力非常感兴趣。但是不可避免地还存在不少误解，甚至以为软实力成本最低，说它是不要钱的，反正是“软”的，用处也最大，什么都能说成软实力。（全场笑）但是我要提醒各位，无论是软的还是硬的，还是不软不硬的，软实力的关键在于“实力”。怎么样使“软”这样一种形式、一种方法、一种途径跟“实力”结合在一起？我认为要靠文化。离开了文化，怎么能做得到呢？&&&&首先，我们要弄明白，软实力能不能起作用，最后还是在于实力。我们一般讲软实力，就是用文化的方式或者文明的方式，更多地用精神，通过一种合适的途径、恰当的表达方式来达到你的目的，但是要做到这些，离不开相应的基本实力。&&&&任何软实力必须要有“硬实力”的保障，或者说有“硬实力”作为前提和基础。我这里班门弄斧一下，讲一件宋朝的事。刚才邓教授提到宋朝的沈括写的《梦溪笔谈》，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英国已故的李约瑟博士专门研究过沈括，还高度评价他是“中国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沈括曾经出使辽国，跟辽国谈判。谈判中，他使用了一个“软实力”――地图。（全场笑）一开始他就把地图拿出来，对辽国人说，从地图上看，你们辽国占领了我们的地方，你们得退出。辽后来真的退兵了。但是，地图真的这么灵吗？那“靖康之乱”后，金朝包围了开封，宋朝难道没有历史证据说明“开封自古以来就是宋朝的领土”吗？有，但是没用，人家睬都不睬你。但为什么当沈括拿出这张地图来的时候，辽国愿意妥协呢？我们承认，地图是一个“软实力”，但要是没有当时宋朝有利的军事态势作为后盾，如果是在“澶渊之盟”之后拿出地图，这个地图会起作用吗？&&&&所以，地图的背后还是实力，是军事、经济、政治的实力。当时总体上，宋与辽实力上是相对平衡的。这时恰当地运用地图，就能够取得有限的胜利。这张地图当时确实起到了作用，如果没有这张地图，没有沈括这样具有丰富知识的人以及运用恰当的方法，也许要实现这个目标得付出更大的代价，甚至也许实现不了。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的，不能分割的。&&&&我们讲“软”和“硬”，最后还是要跟实力结合起来，要真的把它转化为实力才有用&&&&讲到地图还有一些例子。直到今天，国内的大比例地图还保密，说是有军事机密，规定普通地图上不能画等高线。为什么把地图看得这么重？因为地图在中国有特殊的地位。但是由于我们定位没有定准，本来这是个很丰富的“软实力”，最后却没有发挥作用。&&&&在清朝康熙年间，征用了一批传教士测绘地图，画成了《皇舆全图》。后来在这个基础上，乾隆年间又画出了范围更广、覆盖到中亚的地图，李约瑟称之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范围地图”，比西方的都先进。而且为了突出清朝的重要性，地图上把零度子午线定在了北京，应该说这体现了当时中国一种很强的“软实力”。可惜这些地图都被放在宫殿里，一般老百姓是看不到的。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有一位叫齐召南的学者看到了它，把它记下来，根据河流的走向、源流，写了一本《水道提纲》，非常令人佩服。要是当时向水利学家、各地的地方官公开这张图，会产生多大的效益啊！但可惜没有公开。结果，法国的传教士拿了这张地图，回去呈给法国国王，国王下令把它印出来，马上就在欧洲出版了。日本人看到这套地图非常高兴，拿了这套地图再加上他们自己调查的材料，后来就绘成了日本参谋本部的军用地图。（下转第15版）（上接第14版）当日本侵略中国时，在淞沪抗战期间，日本军队用的就是这套地图。这个“软实力”，在我们中国没有转化为“实力”，但却被日本转化成它的“软实力”了。&&&&另外，信息、情报，也可以说是软实力。&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清朝铁路南满洲支线长春以南的路权。1906年日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发动情报人员在中国各地进行调查，才有了保存到现在好几千万字的满铁资料。这个调查非常详细，到现在为止，凡是要研究中国近代史，无论哪个方面，这都是必需的参考资料。这样详细、职业化、具有学术规范的资料，中国没有，全世界也找不到第二部。这是日本人做出来的，但这本来应该是中国人自己去做的。&&&&还有地方志。我们的地方志有八千多种，但却不晓得怎么去利用。&&&&诸如上述这些信息成了谁的“软实力”呢？所以，我的第一个看法是，我们讲“软”和“硬”，最后还是要跟“实力”结合起来，要真的把它转化为实力才有用。&&&&文化只有培养造就了人，提高了人的整体素质，才能转化为软实力&&&&第二，软实力一定要用文化来教育人，来提高人的素质。文化只有培养造就了人，或者提高了人的整体素质，才能转化为软实力。&&&&再举日本的例子。日本是一个地震多发的国家，灾害频繁。全世界人都承认，在“3?11”大地震面前，日本这个民族表现出异常的镇静，甚至有点冷漠。同样的灾害如果发生在美国，美国的工业发展水平不比日本差，物质条件不在日本之下，但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很可能会出现抢劫、杀人这样的案例吧，但是日本没有。我前几天碰到几位日本朋友，他们说从去年大地震到现在，没有发生什么重大恶性犯罪。这就是软实力。在同样的灾害面前，他们可以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我想这不只是靠先进的机械设备，真正起作用的是国民长期的训练、长期的演习，养成了这样一种民族精神。&&&&在汶川地震中，很多学校都倒塌了，但是有一所学校没有塌，没有死一个人。因为学校的校长坚持把校舍做到抗震的标准，亲自安排日常的防灾训练，最后这个奇迹出现了，这就是软实力。这位校长依凭这样的一种文化态度、这样一种精神，他所减少的损失，远远超过修建这所学校的投入。&&&&正如刚才树增先生和邓教授所说，我们国家有多少先贤、多少英雄模范、多少革命烈士，他们是在中华文化的环境中造就出来的，他们是我们世世代代的精神财富。如果没有这些人，我们只是抽象地讲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尊老爱幼、爱好和平、勤劳勇敢，中华文化多么博大精深，这能起到软实力的作用吗？也许只能起到学术研究的作用。或许人类在多少年后达到高度文明的时候，可以认识这些抽象的概念。但是，在这之前，在我们以往几千年的历史中，我们更需要通过这些人来认识、来体现我们的中华文化。&&&&今天，无论用什么形式的文化活动，是唱歌跳舞，还是开学术会议，或是学习外国的先进文化，最后要看的都是人的素质是不是提高了。有了这么一批有素质的人，才能使文化转化成为软实力。&&&&如果文化能够跟商品结合，增加商品的文化含量，那么中国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可以转换成响当当的真金白银，变成我们的“硬实力”&&&&另外，我们的文化要变成产品，变成商品，才能够转化成为实力。&&&&以前有些朋友不赞成我这个观点，但我觉得文化当然可以变成商品。现在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向我们进口大片，因为他们很自信这是很挣钱的文化产品。一个片子要抵得上多少从中国用集装箱运到美国去的鞋子、衣服？而现在中国的文化，往往是花钱买吆喝。我看到一些文化活动，无非是走到国外，包包饺子，请大家吃一吃，跳舞给人看，但是为什么不能转化成文化商品？我们中国为什么不能拍出像《阿凡达》这样的电影？如果拍这个技术要求太高的话，那么拍一部像《花木兰》这样的动画片，总拍得出来吧？但是我们还是拍不出来。（全场笑）当时我们曾花很大的精力拍《宝莲灯》，最后有没有《花木兰》这样的效果呢？结果是不能比的。人家可以拍《功夫熊猫》，我们是不是可以拍一部《文化熊猫》呢？要人家接受你的文化，最好的办法是让别人感到这是可以买到的文化商品，或者是可以得到的文化服务。&&&&实际上，随着世界的进步，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要解决基本的衣食住行问题已经变简单了。今后人类大量的时间、精力是要解决精神的需求。而在解决精神需求的过程中，文化、文明起的作用就占了很大的比例。同样一件衣服，如果仅仅是面料的改革或者是制作工艺的提高，对它价值的提升作用是很有限的，但是如果加上文化的含量，那么它的价格可能不止翻几倍，甚至是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为什么现在西方的奢侈品，比如像路易?威登，有消息说其一平方米的面料只要二三十欧元，有的可能更便宜，当这个消息发出来以后，其发言人就说了，我们卖的不是简单的面料，我们卖的是品牌，是文化。而我们中国现在有的产品根本没有文化含量，有的文化含量很低，以至于我们的很多产品不得不用外国的品牌。就像我们的出版物也是，数量在提高，但是真正能够在世界上行销的品种却非常有限。&&&&我们曾经以陶瓷为豪，以丝绸为荣，但今天世界上最值钱的丝绸是意大利产的，而我们的陶瓷产品在国外，往往是低档的进不了超市，人家说它含铅，经不起洗碗机洗，高档的也成不了艺术品。我们的文化如果能够跟商品结合，增加商品的文化含量，更不要说还有相对无限的商品文化服务，那么中国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可以转换成响当当的真金白银，（下转第16版）（上接第15版）变成对我们国家非常有利的“硬实力”。&&&&民族的只有走向世界，才能成为世界的。世界的也不一定是先进的&&&&最后我还要花点时间谈几个观念。&&&&第一，是我们要正确理解“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大家知道，宋代也好，近代也好，我们的发展基本是在以华夏为中心的空间范围里，说我们先进，说我们落后，不需要比较，中国领先了，就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里面天下第一了。但今天我们身处一个开放的世界，民族的只有走向世界，才能成为世界的。就像我们的一些少数民族，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尽管它的文化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但如果不让世界知道，不让世界认识，那怎么能叫世界的？现在我们倡导这句话，不是让我们继续闭关自守，而是要使我们认识到走向世界的意义。&&&&第二，世界的不一定是先进的。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独一无二的，都是世界的，比如女人缠小脚。&（全场笑）它先进吗？为什么清朝进关以后就下了死命令，满族妇女不得缠脚，因为知道缠脚对妇女不好，是畸形的审美，或是为了把妇女束缚在家里面。你也不能说这不是民族的。单从文化的价值来看，也许对缠小脚还可以有所保存，否则，我们的后代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曾经有这样一种畸形的文化长期存在，它的基础是什么。世界上有的专家学者也可能会对此感兴趣。但是你说它有什么先进性？是不是我们今后还要学来试试?当然，也许有些怪人会去学，现在好多人这里挖个洞，那里打个孔，（全场笑）但这毕竟不是主流，只是个别的。&&&&还有一个问题是，应该怎样看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现在有人觉得我们走向世界走得太慢，而且一提到走向世界，马上想到的就是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当然，我赞成刚才树增先生讲的，从本质上讲一个民族如果一直闭关自守、封锁起来，是不行的，需要开放；而开放自己、表达自己，最能够使人家接受的还是软实力。&&&&今天我们讲走向世界，首先要走向我们中国自己，要先走向基层，走到农村，走到民众中间去，要让我们13亿中国人广泛地享受到文化服务，提高文化素质。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适当地走向外界，第一就要让人家了解我们，消除不必要的误解。其实很多外国人对中国并不了解，美国人里知道上海的，并不多，可能知道扬州、苏州的就更少了。中国在世界上最有名的不是孔子，而是Bruce&Lee，李小龙。所以，第一步就要消除误解，让人了解我们，说明中国自己。第二点就是要学习世界。我们走出去，不要说我们今天来做传教士，一方面要说明我们，另一方面还要学习人家。最先进的文化哪里来呢？就是古今中外，这个“外”是需要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通过把文化变成商品去传播，去推销，把我们的观念展示以后，用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人家了解、接受我们，靠文化本身的魅力赢得人家对我们文化的尊重。&&&&可惜，我们中国文化有点“生不逢时”，如果是三百年以前，我们依靠武力可以去征服人家，可以推广我们的文化。（全场笑）各位不要笑，我对人类的文化传播有过研究，世界上的文化传播一般都是伴随着武力和经济实力的强大，才造成今天的格局。英文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文字，它能够成为世界性的语言，就是靠大英帝国的实力。为什么非洲有些国家说法语，有些说英语，那就是谁殖民就用谁的语言。我们的邻国菲律宾原来使用几十种方言，但美国人占领以后，就派了300个英语教师，现在结果呢，菲律宾的官方语言就是英语。你说这是文化，是软实力吗？就是先征服，再推广。包括历史上的宗教战争，很多是靠征服。佛教因为不靠暴力，首先在自己的发祥地衰落，传到中国后就是靠着本土化。我们今天绝不能期望像当初那些文化一样，哪怕将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到了世界第一，我们也只能以谦卑的心态去展示我们的文化，因为靠武力靠暴力去强制人家来学自身文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费孝通先生曾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想，这应该是我们中国软实力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能够在世界文化中繁荣昌盛、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一种美好前景。&（全场鼓掌）&&&&张泽群：果然，当图书馆馆长的都是高人。有文化不仅仅是有知识，而是一种境界，一种高度。&&&&我认识葛先生很多年，他的话语风趣幽默，既有信息又有观点，讲起来就像上海清口，（全场笑）他坚持用上海普通话，发千年之声，发未来之声，发民众之声。多年前，我邀请葛先生做大学生辩论会策划的时候，他还年轻，今天见他依然年轻，腰还不弯，不仅是身体的腰不弯，更重要的是精神的腰不弯，有这样的全国政协常委，是人民之幸。（全场热烈鼓掌，葛剑雄起立向观众鞠躬）我们希望葛先生不仅管好图书，管好过去的知识，也参与管好当今和未来的文化，用自己的观点去影响更多人。&（全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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