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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传_第2章
&&&&&&&&为王国维已经有了崇文书院生员的进身之阶，父亲王乃誉还是希望他通过科举谋取功名，因为光绪二十年（公元１８９４年）是逢三年一次的乡试之年。不过，这一年实在是大清帝国的多事之秋，而“多事”则缘于一场战争――中日甲午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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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时值甲午，故与大清帝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国所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被中国历史家们称之为“甲午战争”或“甲午海战”。关于这场战争的过程，我们无须多说，但结果却不能不提，那就是号称世界海军第三强的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这个表象结果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全国上下要求变法图强的呼声日益高涨，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在士子们心中广受接纳。而对王国维父子来说，他们虽然失去了一次参加乡试的机会，但也使他们在当地成为喜谈新学的新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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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海宁的王国维，一边密切关注时局变化，一边充任几家私塾先生，以便获取微薄薪水补贴家用。是的，自从父亲王乃誉辞掉幕僚工作之后，家中除了正常日用及王国维与王国华兄弟俩读书等开销外，姐姐王蕴玉出嫁时也使王家花了一笔嫁妆钱，这不由让父亲王乃誉感到家庭经济的支绌。不过，更让父亲王乃誉感到伤神的是，儿子王国维因为热衷新学而对科举毫无兴趣，又因当时国中掀起留学热潮，使王国维一心想着自己也能像富家子弟那样到国外留学，可由于家境不济而难以如愿，遂心情郁闷不思私塾教职。对于儿子王国维的这种心境，父亲王乃誉既感到担忧又很无奈，但他并没有放弃要求儿子走科举之路的最初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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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缓解王国维的苦闷心情，父亲王乃誉决定为儿子选择一门亲事。于是，父亲王乃誉“将□熙门之产售去”，换得一千余元以作王国维结婚所用。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１１月２８日，这是王国维与同邑商户莫寅生之女莫氏的大婚之日，这年王国维年已２０，当时应该属于晚婚之龄，而如果在今天则无疑属于早婚。当然，早婚、晚婚或是否由父母安排儿女之婚姻，并不是男女婚姻幸福与否之根本，例如王国维。不过，早婚赞成者认为，早解决婚姻之事可以不妨碍发展事业；而晚婚提倡者则以为，年轻不懂爱情更不懂婚姻；至于是由父母安排还是自由恋爱结婚，同样不能保证婚姻不出问题，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可以说是古今同理。无论如何，王国维的婚姻却很幸福美满，不仅夫妻俩人婚后琴瑟和鸣，莫氏还先后为王家生育了三个儿子，这使海宁王氏子嗣不旺的现象彻底改观。其实，王国维与莫氏大婚前曾与本邑朱菊庭家联姻，只因朱家女儿未过门就去世了。这是插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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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后，王国维一边在同乡陈汝桢（字枚肃）家充任私塾先生，一边按照父亲意愿准备参加来年的乡试。这样的日子过了近一年后，王国维在父亲的催迫下于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年）９月再次来到杭州参加乡试。而随着这次乡试的不第，王国维从此便彻底断绝科举念头，转而开始了他极为辉煌但也颇为艰难的独学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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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之所以断绝科举念头，除了他从内心不喜欢科举时文这一内在原因外，还不能不提到当时国内政治局势和新学之兴起这两个外在因素的影响。当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新学兴起同样是源于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那么，当时的中国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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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当时正在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的各地举子，在广东举子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策划下，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公车上书。至于“公车上书”是否真正发生过，如今在史学界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一是广为流传的教科书上的说法，当然这种说法的起源来自于康有为自己的宣传；另一种观点是以上海学者姜鸣先生为主的否定论，即“公车上书”根本就不曾发生。对此，姜鸣先生在其著作《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有专门文章予以解析，因这一争论不关本书主旨，故在此不赘。不过，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从这时开始已经逐渐将他们希望通过改革图强来挽救民族危机的维新思想，利用各种方式方法在中华大地上广为散布宣传，使全国有识之士都表示认可和赞同。在康梁所倡导的维新变法主张中，创办报刊宣扬西学和建立新式学堂培养新学人才，是一项极有远见且极为重要的措施。当然，要想使这一措施得以顺利有效地施行，创办者和施教人才必不可少，而当时国人中多不谙西学，于是“走出去，请进来”便成为一种必然。而随着维新变法演变为全国性运动之后，这种必然更是涌动成了一股强劲的社会潮流，冲击蔓延到了中华大地的各个角落。一时间，“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一批批青少年开始走出国门，留学东洋或西洋，这使壮怀激烈的王国维更加感到坐卧不宁。确实，王国维与许多年轻人一样早就渴望能出国留学，然而由于“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这又使渴望新学的他只能“居恒怏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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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洋留学不成，科举仕途不畅，这时已经成婚的王国维理所当然还要承担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于是，王国维在辗转几家私塾任教之后，不得不奔赴上海开始他新的人生征程。虽然自此王国维的青春变得命运多舛，但学术征途却大有收获，逐渐奠定了他成为一代国学大师的基础。不过，在详细表述王国维前往上海开始他青春多舛的命运之前，实在有必要对他绝意科举转向独学作一番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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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王国维一生不仅没能通过科举入仕，也不是现今所说的科班出身，但他却成为世人景仰的一代国学大师。究其原因，不能不提及他与众不同的独学历程和笃学精神，而要明晰王国维的独学历程和笃学精神，又必须从他自然天成或自幼养成的独学方法和治学情趣开始讲起。当然，说王国维特别的独学方法是自然天成，也许有点故弄玄虚的感觉，可至今我们也不能明了他从自幼不喜欢《十三经注疏》等正统国学经典，到后来对艰深国学产生盎然兴致并保持终身不减的根源所在。如此，下面只好就王国维最初的读书兴趣和治学方向作一介绍，以便读者或王国维研究者从中能得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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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自幼不喜“时文绳墨”，一味偏好金石文史，这从光绪十八年（公元１８９２年）他参加府试后自杭州购买“前四史”便可见一斑。对此，王国维后来在《三十自序》中说：“十六岁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按说，王国维这时不仅已经读了近十年的私塾和州学，而且还连续通过了县试、州试和府试前的岁考，是闻名乡里的“海宁四才子”之首，怎么能说是他“平生读书之始”呢？对于王国维的这种自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确实不喜欢那些“时文绳墨”，他在私塾或州学所读之书皆是“应试”所逼，并非是他心中真正想读的。而如今，王国维第一次购买书籍竟是与“时文绳墨”不搭界的“前四史”，这无论如何也属于他主动读书之始或者是其读书真正兴趣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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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前四史”与“时文绳墨”不搭界，仅举一例以说明。前四史，指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这四部书，“时文绳墨”自然是前文解说过的“八股文”之类，两者之间很显然不属于同类文体。比如说《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是西汉太史令司马迁费时数年所编撰，也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１３０篇，即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该书记载了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约三千年的中华历史。该书取材颇富，作者曾广泛查阅并实地调查了大量史料和史事，而且文笔优美生动，结构严谨，被奉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典范，在中国史学和文学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作者所开创的纪传体例，成为历代著作正史者所必须遵循和取法的一种写法。这种文体自然与“八股文”相去甚远，与王国维等年轻人的阅读兴趣则极为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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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不喜“时文绳墨”而偏好“前四史”等文史，这从父子两人的日记和自述中可得明证。父亲王乃誉在日记中说：“静儿……以市秘本《汉书》，其意欣然。……静儿出观所得唐镜香细批《汉书》，又有黼之记。……朱墨灿然，可宝也。”也就是说，王国维购得“前四史”后并没有私自藏观，而是主动与父亲王乃誉共同欣赏，并在书上做了大量批注。王国维之所以能如此光明正大地将“秘本”向父亲展示，应该说他对父亲同样偏好文史的情趣是了解的，或者说王国维的这方面情趣就是父亲的遗传或影响所致。既然王国维的心思在“前四史”等秘本上，那他自然对“时文绳墨”就不会太用心攻读，这不仅使他在“八股文”的学习上“用力不专，略能形似而已”，而且还直接影响了他后来的“科考”和“乡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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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王国维从“前四史”中到底学习了什么，对他后来独学和治学又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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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窃以为，首先王国维从“前四史”中汲取了中国古典文学之精华，为他后来所进行的文学创作、鉴赏和评论打下了深厚基础；其次，引领王国维进入了无比浩瀚而又充满魅力的史学海洋，使其一生从事史学研究而不曾动摇；第三，王国维由此接触到训诂、校勘和注释等方面的考据知识，从而激发了他终生致力于考据研究的热情和兴趣，并创建了后来极为辉煌的学术成就。当然，除了以上三点外王国维还从中得到了诸多方面的学识，在此不可能一一表述清楚，但以上三点应该是最主要的方面。关于王国维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的成就，留待后面详细解说，至于考据在此也仅举一例。考据，亦称“考证”，是一门以事实为依据的求证性学问。关于考据的重要性，记得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由此可知，考证在中国学术中之重要地位。从现存史料中我们可知，王国维第一篇学术文章就是考证、批驳清代大学问家俞樾的《群经平义》。关于俞樾，关于《群经平义》，在详述之前如果点明俞樾是一代大学问家章太炎和大画家吴昌硕的老师，是中国著名红学大家俞平伯的曾祖父，也许人们会对当时年仅１８岁的王国维的这一举动大为惊诧，而正是因为王国维这种不迷信权威的卓尔不群的治学精神，才赢得了同时代及后世学人的钦佩和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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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樾，字荫甫，后来因为在苏州建造一处名为曲园的宅园而自号“曲园”。道光元年（公元１８２１年）出生在距离海宁不远的浙江德清县的俞樾，年仅３０岁便考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等官职，后因拒绝上司曹登康要求为其营私舞弊而遭诬谗罢官。性情耿直的俞樾愤而南归后，远离仕途官场，一生致力于讲学和著述立说，先后任教于苏州紫阳书院、上海求志书院和杭州诂经精舍，特别是在长达３１年的诂经精舍任教中，他培养出了章太炎和吴昌硕这样的大学问家和大画家。当然，俞樾自身经过多年的潜心修学，也成为国内文坛和学界备受推崇的一代大家。俞樾一生著述丰富，但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在苏州曲园内所完成，曾国藩因其诗中有“花落春仍在”一句而命名其书斋为“春在堂”，故俞樾曾结集出版的２５０卷著述即名为《春在堂全书》。在这套全书中，最为著名的一部就是被王国维批驳的《群经平义》，当然全书中还收录有《诸子平义》和《古书疑义举例》等名著。俞樾所著３５卷本的《群经平义》，其主旨就是对《易》、《书》、《周礼》、《仪礼》、《礼记》、《大戴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左氏传》和《论语》、《孟子》、《尔雅》及《国语》等古代经典典籍进行校正和考订。这种治学方法与王国维考证、批驳其《群经平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俞樾考订的是已经弃世的前贤先哲之典籍，而王国维批驳《群经平义》时年逾古稀的俞老先生还在杭州诂经精舍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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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王国维批驳同乡大学问家俞樾《群经平义》一事，父亲王乃誉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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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静条驳俞氏《群经平义》，太率直，既自是，又责备人。至论笔墨。若果有确见，宜含蓄谦退以书，否则，所言非是，徒自取妄；即是，亦自尊太过，必至招尤集忌。故痛戒所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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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王乃誉的这种告诫，很显然属于过来人的圆通。不过，王国维这时毕竟只有１８岁，他的这种敢于直面批驳权威的勇气实在难得，当时或现今又有几人敢为之？要知道浙江德清俞氏不仅是当地书香豪门，而且当时及后世多有学界权威之人。例如，俞樾之孙俞陛云于光绪十年（公元１８８４年）在参加县试中考中秀才第一名，第二年在杭州乡试中中举人第二名，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在京城殿试中以一甲第三名进士获探花及第，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应试经济特科名列第一，出任四川副主考。民国年间，俞陛云担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后移居北京参与编修清史。卢沟桥事变后，俞陛云保持民族气节，坚决拒绝日伪之请，闭门著述立说，以课子自娱，著有《小竹里馆吟草》、《蜀|诗记》、《诗境浅说》、《诗境浅说续编》、《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和《乐静词》等。例如，俞陛云之子、俞樾之曾孙俞平伯，更是现今国人所熟知的红学大家，其实他不仅在红学研究上有创见性建树，而且在旧体诗词、散文和新诗创作上都有着卓越成就，堪称一代学术和文学大家。像这样显赫的学术世家，王国维竟然如此“率直”地直面批驳，想来实在需要非凡的治学勇气，当然本身也确实需要拥有不同凡俗的学术见解，否则“徒自取妄”就是难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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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从王国维年仅１８岁就敢于“条驳”学术权威一事而言，他这时还处在无所忧虑的年龄段，即便两年后结婚成人时他也没有脱离过父亲的教养，直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２月北上上海谋生他才真正感受到人生百味，而其中的郁闷和烦忧竟占据了大部。这不能不使王国维对社会和人生产生新的认知。当然，促使王国维对社会和人生产生深层思考的，还有那个激荡多变时代的思想狂飙，这是王国维追求新学、探索新思想而决意到上海“谋生”的内在因素。而王国维的这种追求和探索，注定他一生都要生活在信念的炼狱里，但经过这一炼狱之后他又注定要涅再生，从而实现他短暂一生的辉煌燃烧。确实，王国维人生那短短五十个春秋里，他一直在为学术生命和信仰而积极主动地燃烧着，而点燃他学术生命烈火的，应该是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在上海创刊的《时务报》，以及担任该报主笔和旗手的另一位学术巨子――梁启超。所以，要想解析王国维璀璨的学术生命历程，不能不从他到上海《时务报》“谋生”开始，不能不从他那激扬但也多舛的青春岁月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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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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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多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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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不识愁滋味，那是因为他还未品尝到成长过程中的苦痛与责任，就如庄稼拔节生长一样。这时的王国维虽然已经成婚，但他还没有独自涉足社会的经历，所以挫折苦闷在所难免，何况他还是一位不善于世俗交际的纯粹学人呢。不过，青春多舛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不可避免，也不必避免，因为这种社会现象或规律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不论你是普通常人还是显赫权贵，包括像王国维这样的学术大师也不例外。而从另一方面来说，青春多舛有时并不是什么坏事，反而更容易使人对社会、人生和命运产生某种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从而能够选择属于自己的更有意义和价值的生活方式。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生存状态或生活情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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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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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务”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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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２月１３日，春节喜庆的气氛依然流淌在浙江海宁的街巷间，虽然气温还是江南这个季节典型而惯有的湿冷，但是王乃誉父子则打点行装要出门了。为了海宁王氏家族的希望和儿子王国维的前途，父亲王乃誉懂得应该放手让儿子到社会上去闯荡、历练，特别是他在心里认可王国维绝意科场属于明智之举后，更加明晰儿子的前程在学术而非科举的道理。不过，许多时候明白一种道理不易，而按照这种道理去行事则更难，就如父亲王乃誉之于儿子王国维北上上海追求新学一样。当然，父亲王乃誉不放心儿子独自北上上海“谋生”，主要考虑的这毕竟是王国维第一次前往大上海，第一次将独自面对社会和生活风雨，这怎能不让父亲王乃誉担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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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王国维北上上海“谋生”，并不是如今人们为了优厚薪水去谋取一份工作那样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虽然这种功利性有时会被“先就业再择业”这一托词所堂皇或模糊掉，但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根本区别的。因为王国维“谋生”在当时中国新思想的前沿阵地――《时务报》馆，这恐怕就不仅仅是为了某种生活需要或简单的生存之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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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早在光绪二十年（公元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时就开始接触并矢志追求新学的王国维，此后“每思自奋”，对新学之渴望日益迫切，“但以家贫，不能游学”。面对这种景况，王国维虽“居恒怏怏”，但并没有放弃对新学的追求，而是到处搜求新学报刊以自学自修，特别是当时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他从创刊号第一期开始几乎每期必读，有一次竟携带“四十五、六册”归家挑灯阅读。由此可见，《时务报》在王国维心中的分量及对其思想之影响。那么，王国维是因何机缘能够前往《时务报》“谋生”，《时务报》又是怎样一份报刊，他对王国维后来的人生走向到底有着怎样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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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婚之后的王国维，因为不能留洋新学以圆自己救国之梦而“居恒怏怏”，遂决意外出谋事。对此，罗振玉后来在《海宁王忠悫公传》中记述说：“公（王国维）时方冠，思有以自试，且为菽水谋，乃袱被至沪江，顾无所遇。适同学某孝廉为舍人司书记，以事返乡里，遣公为之代……”也就是说，王国维前往上海《时务报》就职，是由于一位在《时务报》任书记的同学因事返乡而得以替代的。确实，王国维自从决意外出谋事后，他许多的同学好友都积极为其谋划，终于由当时在上海《时务报》担任书记一职的同学许家惺给他带来了好消息。至于许家惺为何辞掉王国维极为艳羡的《时务报》之书记一职并推荐他就任的缘故，世间多有世故之揣测。一是许家惺因留念科举及第，遂以其参与编撰浙江地方志为由而举荐王国维代职；一是许家惺因为家中有事不能继续在《时务报》供职，遂请王国维代替自己之职务。许家惺的这一做法，对于当时急切需要人才的报馆和急于谋事的王国维两方面而言，都只不过属于堂皇借口或顺水人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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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其中缘故如何，王国维毕竟得到了一份“谋生”的差事，而且还是到他极为仰慕的《时务报》工作，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件令他无比兴奋的喜事。于是，在父亲王乃誉的陪护下，头戴瓜皮帽、身穿棉布袍、脚蹬元宝鞋的王国维，虽然穿着有点“冬烘”，但他内心则满怀憧憬地登上“王升记”号小火轮，“突突突”地从海宁硖石经平湖向大上海的自来水桥码头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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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中国南北海岸之间的大上海，原先属于河湖纵横的沼泽之地，后因吴淞江下游逐渐淤积而成为平原陆地，使上海这座城市得以孕育形成。春秋时，上海先后属于吴、越、楚等国领地，但并不是人群聚集之所，直到北宋天圣元年（公元１０２３年）才因上海浦岸设有“上海酒务”而在文献中第一次有了“上海”之记载。后经南宋和元两朝设立上海镇和上海县，才逐渐发展为“江南名邑”。不过，那时的上海依然只能算是中国封建社会里的一个小城镇而已，其真正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还应该从近代开始。特别是道光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４２年）上海开埠后，作为中国第一批对外贸易的通商口岸，西方各国开始任意在上海圈地建造房屋。于是，最先也最直观体现上海世界性的，就是那些鳞次栉比但风格迥异的近代经典建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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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被世人誉为“万国建筑博览”的大上海，几乎囊括了世界各国的建筑风格和样式，无论是西方古典主义、现代流派，还是东方传统风格、民族形式，抑或是中西合璧的折衷主义建筑，都能在上海找到其经典的代表作。如此，无论人们是极目远眺还是徜徉其间，都能感受到大上海所拥有的那种刚健、雄浑、雍容和华贵的不凡气势。不过，一般情况下人们认识上海的表象并不是什么建筑，而是这些建筑被赋予的某种实用性功能，诸如宾馆、戏院、酒店、商场等等。而当王国维第一次来到大上海时，他所见到的则是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名曰“洋场”，实则华夷混杂，行色奢靡，西装革履的洋人与脑后拖着小辫的华人随意进出于茶楼酒肆间，汽车、马车、黄包车比肩同行在繁华的街道上，就连娼寮妓院林立的红灯区内也是金发碧眼的洋姐与中土女性一同在花枝招展、搔首弄姿。当然，王国维来到上海所追求的不是什么显贵和浮华，而是当时引起国人普遍关注的时务新学。那么，当时中国处在怎样一种社会思潮当中，它对国人思想及社会变迁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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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在国内迅速兴起，但这时引入中国的只局限在西方物质文明方面。而随着洋务运动中一系列弊端的出现，一些热衷洋务但也善于思考的有识之士开始著述或译介西方先进文化和科技，并勇敢地提出要对中国封建制度进行改革。特别是中日甲午海战后，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领袖的一批维新志士，随即将维新思想准备转化为实际行动，比如世人皆知的“公车上书”。对于“公车上书”的意义，正史上早有评价说：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集会上书、抗议政府的新格局，反映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爱国、革新、奋发向上的新的思想追求，它是近代中国人民蒙受巨大灾难后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的，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领袖的维新志士，这时毫无犹豫地站在智识人们要求通过革新变法拯救国家危亡的最前沿，他们高高地举起了维新大旗，积极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吁，使积压在人们心中多年的那种爱国御辱情怀，迅速汇聚成一股气势磅礴的维新浪潮，这无疑是中国思想界第一次展现出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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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公车上书”之后，康、梁二人还深刻地认识到组织政治团体和创办宣传刊物，对于推进维新运动进程的重要性。于是，他们随即在北京创立了强学会，并以强学会为基地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维新运动宣传。诸如，集会、演讲、译介西学、创立报刊和创建新式学堂等等，从而使维新思潮在神州大地上恣意纵横。其中，由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就是宣传、鼓动维新思想的中心和最强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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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公元１８９６年）８月９日的《时务报》，是根据康有为之统筹策划，由维新干将黄遵宪和汪康年等利用强学会剩余经费和社会募捐所得，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专门宣传维新思想的旬刊。在《时务报》创刊之前，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就受命来到上海担任该报主笔，从而使《时务报》迅速成长为当时众多新学报刊之翘楚，由此也使梁启超更加声名卓著，闻名遐迩。确实，报馆设在上海四马路的《时务报》，其主旨就是开启民智、变法图强，因此当时聚集了梁启超、黄遵宪、汪康年、章太炎、麦孟华和欧榘甲等一大批维新志士和文化干将。一时间，这些维新志士和文化干将以其万丈豪情和卓越才华，密集而厚重地抛出了诸多掷地有声的惊世文章，不仅使《时务报》成为戊戌变法时期与天津《国闻报》齐名的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报刊，而且确实对开启民智、宣扬维新、抨击现实和介绍西方先进文化、科技、思想起到了难以估量的重大作用。特别是因为有了天才宣传家梁启超的加盟，他以其极具煽惑鼓动性的活泼文风、敢于直面抨击时弊的非凡勇气和深切反映民众心声的人文情怀，将《时务报》推上了极为辉煌的顶峰，成为深受读者欢迎且风靡全国的一份维新报刊，也成为推动维新变法由文化思想运动递进为全国性政治变革的一块前沿阵地。为了深入解析《时务报》这块维新前沿阵地对王国维的影响，下面不得不暂时冷落我们的主人公，转而来看一看这块阵地上的旗手兼主将梁启超的所作所为，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对王国维之所以到《时务报》馆“谋生”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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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治十二年（公元１８７３年）２月出生在广东新会县的梁启超，其实只比王国维年长四岁，但其时梁启超已经是名扬全国的文化名人和维新领袖了。确实，自幼有“神童”之美誉的梁启超，八九岁时就已经熟读诗书，并能一气呵成地写出洋洋洒洒千字文章。光绪十年（公元１８８４年）初冬，年仅１１岁的梁启超前往广州应试时考中秀才，像这种童子考中秀才的奇事，不仅在广东境内开了历史之先河，就是在中国科举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随后，梁启超以秀才资格入学当时广东的最高学府――学海堂进行深造，并成为广东五大书院中菊坡、粤秀和粤华三座书院的院外生，从而有机会更加广泛地接触和涉猎各种学术观点及古籍善本与经典著述，这种经历为他后来参加科举考试打下了极其深厚的国学和社会根基。光绪十五年（公元１８８９年）９月，年仅１６岁的梁启超在广州乡试中再一次震惊世人，以全省第八名的斐然成绩高中举人。光绪十六年（公元１８９０年），梁启超又成为康有为“万木草堂”最早弟子之一，从而开始了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政治和学术生涯。特别是光绪二十年（公元１８９４年）３月，梁启超随同康有为进京准备参加来年会试期间，因为“公车上书”一举使他成为与老师齐名的维新领袖和文化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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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年仅２３岁的梁启超因为主笔上海《时务报》，使国人“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当然，梁启超之所以声名大噪，不仅是因为那场震动全国的“公车上书”，还在于他确实拥有非同凡俗的才华和无比卓越的思想。由此，梁启超不仅赢得了清朝廷一些封疆大吏的瞩目，也成为当时追求新学后生的崇拜对象，例如王国维。不过，当王国维因为仰慕梁启超及由其主笔的《时务报》而来到上海该报馆就职时，梁启超却已离开报馆前往湖南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去了。这对于王国维和梁启超二人来说，应该是一个遗憾，可是没想到这个遗憾竟延续了二十多年，直到民国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他们同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时才算了却。从某种意义上说，《时务报》正是因为有了梁启超，梁启超也正是因为加盟《时务报》，才使双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和收益。那么，梁启超为什么会在事业辉煌时选择离开《时务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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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的个中原因，世间有着不同的解释。一是，《时务报》主办者汪康年秉承其原上司、清朝廷实力派大员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授意，对梁启超在报馆工作实施挤兑，最后迫使梁启超主动辞了职。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有文章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年）初，声名远扬的梁启超准备前往武昌拜会洋务派实际领袖张之洞，共商维新改革大计。当张之洞得知梁启超将来拜访时，心情非常激动与振奋，他命令部属不仅要破例打开武昌城中门进行迎接，还准备鸣放数声礼炮表示其对梁氏的敬重与礼遇。后来，虽然因部属提醒说梁启超只是一名举人，鸣放礼炮是迎接钦差或督抚以上官员的礼节时，张之洞这才作罢，但他还是以特殊礼节迎接了梁启超的到访。据说，梁启超拜会张之洞的那天，恰好是张之洞的女儿出嫁之日，而张之洞竟然不顾众多迎门宾客，独与梁启超在后厅畅谈“至二更乃散”。在这次会见中，张之洞还盛情邀请梁启超出任两湖书院院长，而当时梁启超因为一心扑在蒸蒸日上的《时务报》上，遂婉言谢绝了张之洞的邀请。不过，张之洞礼贤下士和热心维新的形象，就此深深地留在了梁启超的心中。而事实上，昔日热心洋务运动的张之洞，这时对康、梁的维新主张虽有肯定的一面，但也有极不赞成的一面，特别是对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所发表的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激烈言论，多有非议，只是他不便正面反驳罢了。对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张之洞虽然没有正面表示反驳，但他却暗中指使曾任自己幕僚、时为《时务报》总经理的汪康年从中作梗，遂一度使汪梁两人之关系极度恶化。后来，虽经黄遵宪从中周旋与调解，但最终梁启超还是离开《时务报》，与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到湖南创办时务学堂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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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种说法是，因为《时务报》内部出现“浙派”和“粤派”之争而使梁启超离开的。对此，有文章记述说：《时务报》创刊伊始，主要是以梁启超为首的“康氏弟子”主持实际工作，因为他们都是广东人，例如梁启超、麦孟华、欧榘甲和陈勤等，故被外界称之为“粤派”。而当时在《时务报》就职的浙江籍人员，只有汪康年和汪诒年兄弟俩，很显然“浙派”属于劣势。后来，因为有了章太炎的加入，从而使两派形成对峙状态。据说，自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年）３月才加盟《时务报》的章太炎，因其以瑰丽古奥之文笔连续写出了《论亚洲宜为唇齿》和《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丞宜保护》等文章，遂使《时务报》再次声名大振。对于当时《时务报》聚集了梁启超和章太炎等诸多学界骄子这一现象，黄遵宪和谭嗣同等维新人士都表示出极度高兴并寄予厚望。不过，对于以梁启超为首的“粤派”与以章太炎为首的“浙派”之间的分歧，外人也许难明就里。因为章太炎对“康氏弟子”一味崇拜康有为的做法极为反感，特别是对康有为宣扬的“孔教”主张，章太炎的态度简直就是不屑一顾。章太炎的这一态度，使对康有为极为崇拜的“康氏弟子”大为不满，以致最后竟发展到“康氏弟子”麦孟华与章太炎公开决斗的地步。随后，章太炎和梁启超、麦孟华等相继离开《时务报》，这不由使《时务报》一时跌进了低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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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种解释，则是将以上两种说法糅合在一起分析的。不过，无论梁启超离开《时务报》的原因是什么，最起码的一个事实就是《时务报》就此一蹶不振。而王国维也正是在这低谷时期来到《时务报》馆的，这实在是王国维的不幸。当然，王国维的不幸不仅在于他与梁启超等学者贤达失之交臂，还由于他遭遇了无能辨别也不懂欣赏他这块具有独特潜质美玉的“顾主”――汪康年。如此，我们不妨作此假想，如果王国维这时遇到的不是汪康年而是梁启超，他的人生历程一定不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样。当然，一个人的命运与历史一样是不容假设的，但现实有时比假设还要精彩，就如王国维随后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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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还是回到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元宵节前，王国维在父亲王乃誉的陪护下来到《时务报》馆报到，报馆经理汪康年和汪诒年兄弟俩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随后的几天里，父亲王乃誉将自己多年在外谋生的教益向儿子再三叮嘱后，便返回了海宁老家。从此，王国维开始了他艰辛的独学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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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到《时务报》馆“谋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奔着梁启超等学者先贤而来的，而梁启超等诸多学者先贤这时却已经离开了《时务报》馆，这多少让王国维感到有些失落。让王国维感到失落的，还有《时务报》馆让人担忧的现状。对此，王国维到报馆几天后在写给同学许家惺的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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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后次晨到硖，乘王升记轮船，午刻开行，晚抵平湖，次日巳刻始达上海，谒见穰卿（汪康年的字）、颂阁（汪诒年的字）两先生，途中平善，堪慰垂注……弟在此间，得从诸君子后与闻绪论，甚幸，甚幸。足下为我导夫先路，感何可言。云樵（欧榘甲的字）先生人极和平，惟言语不通，无从请益。恺君、敬堂二先生亦待弟甚周到，堪告慰耳。前日穰卿先生与卓如（梁启超的字）先生信，拟请郑苏庵（郑孝胥的号）为正主笔，此刻尚未定，因外人颇不满于穰卿先生著述故也。琐此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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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王国维不仅简介了他与同学许家惺自家乡分别后前往上海的旅程情况，还介绍了他对报馆当时状况的初步了解，以及报馆一些人员留给他的简单印象。特别是王国维在信中提到的云樵先生，也就是下面将介绍的“康门弟子”欧榘甲，因为随后王国维便师从于他，不仅得到其在国学方面的教益，还得到了他从理论上如何接受新学的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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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时务报》馆里，按照先前与“导夫先路”许家惺之约，王国维是替代其书记之职。而事实上，王国维不仅要做抄写、校对等书记之工作，还兼做报馆门房收发信件和接待来客等杂事。不过，仰慕《时务报》诸多学者先贤又渴望新学的王国维，虽然这时因为社会地位和学识背景之差异，还难以与上述学者先贤进行广泛直接的思想交流，但能够就近接受他们倡导新学之濡染，王国维从心里还是比较满足的。所以，倾心新学的王国维刚到报馆没几天，就向同事借阅梁启超撰写的《读西学书法》及《农务新诠》等书籍，从中学习、揣摩如何阅读外国书籍之要领及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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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期间，王国维不仅得以师从“康门弟子”欧榘甲，还有幸拜见了当时国人极为仰慕的“康圣人”――康有为。对此，父亲王乃誉在日记和家信中都有记述：“静师事欧公，示以传孔教，重民权，改制度。其所行则曰‘仁’、曰‘诚’。其书重《六经》、《公羊》、董子《春秋繁露》、《宋元学案》。欧亦南海先生（康有为）之门，其中佼佼者。……来书所谒康公抑是南海先生否？”从父亲王乃誉以上记述中，我们不难看出王国维在师从欧榘甲的短暂时间里，其指导王国维所攻读的几本书，并不是当时王国维所热切渴望的新学，依旧是国学中的经典，诸如十三经中《春秋公羊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等。至于黄宗羲所著《宋元学案》这一“清学”开山之作，有学者考证说王国维一生几乎从未提起过。虽然梁启超曾称颂《宋元学案》为中国第一部学术专著，但这也并不是王国维所看重的。确实，这时一心追求新学、渴望以新学拯救国运的王国维，对于欧榘甲灌输给他的“康圣人”之维新基础理论，他虽然不像章太炎那样公开予以直接抵制，但最起码他从心里也还没有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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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作为“康门弟子”中的佼佼者，儒雅谦和的欧榘甲不仅国学根基深厚，文章豪迈奔放，而且当时因为极力提倡尊师重教、开启民智、变法图强及创立新哲学等思想观点而深受人们称颂。特别是欧榘甲在有关论述中提出，如果当今皇帝不能自上而下地进行变法图强，那么民众就应当自觉地从下到上来实行变法，这种观点对于冲决禁锢中国人数千年的守旧思想之藩篱，起到了极有价值的重要作用。虽然欧榘甲与王国维相处的时间并不长，随后他也辞职到长沙与梁启超共同任教于时务学堂，但依然给王国维留下了良好印象。例如，欧榘甲在临离开《时务报》之前针对王国维倾向新学之心，曾善意地规劝他到《译书公会报》和《格致汇编》等专门译介西方科技的报馆去谋取新职，因为那里才是中西人才荟萃之地，对于王国维追求新学将大有裨益。对此，王国维从内心表示认可：“与欧君想甚合，劝其入翻译中西文报馆，以各高才荟萃之所，数月后或可大进，另图佳所云云。”对于王国维的这种想法，父亲王乃誉则以世俗心态写信对儿子进行了谨慎的劝阻：“初进此，未得分文，且初与交往，恐难得深信，若更他适，则荐者与家人乡友非怪太活，决使且留会，曷以空闲学之，更须常往还之，况粤浙恐成冰炭，是又非宜。”既然如此，王国维只好暂时在《时务报》馆当他的书记兼门房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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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想事未成，烦恼又相扰。自从欧榘甲前往湖南长沙就任时务学堂中文教习后，王国维失去了报馆里唯一可以倾心交流的良师益友，而这时的《时务报》馆也真可谓是人去楼空。于是，报馆一切事务都由汪氏兄弟俩亲自操办，这时报馆书记兼门房的王国维便受命搬进报馆总理房，也就是相当于今天报刊杂志社等媒体内处理事务性杂事的总编室，而王国维不仅要处理冗杂琐碎的俗务，还须为汪氏兄弟代写书信和文章。这对于倾心新学并致力于学术研究的王国维来说，实在是难以忍受的一件事，遂又产生了离开《时务报》馆的念头。对此，父亲王乃誉再次写信予以劝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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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汝此出以家累身世计为第一义，然此中明师益友相接，汝其择事之。所谓增长气识，潜浚心智，不当以些小之不适，而泮泱向意。所陈搬入总理房，人杂事冗，势所然也，特汝性不近此，正亦为念……如能勉志相习，处一二月亦能相安。唯作事时不耐此，须告总理，期于一合心者共住房办事，毕致言仍可在总理相助。似此进出自如，即在合心者房看书作信亦相得，可不拘其性也。为要。想出外无处非学，总在亟其要者。书未竟，健人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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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父亲王乃誉的教诲，随后王国维即便未能得到事务繁忙的汪氏兄弟之“合心”照顾，他还是坚持忍耐了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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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两个月后因为薪水的缘故，使王国维与报馆总理汪氏兄弟双方都产生了嫌隙，这让王国维的心里更加郁闷。关于事情的起因，应该从这年４月１３日报馆为王国维发放两个月的薪水说起。原来，按照替代同学许家惺任报馆书记一职而言，王国维认为其薪水应该与许家惺一样是每月２０元，而当帐房先生仅按每月１２元为王国维结算时，这不由让王国维感到既惊讶又气愤。于是，王国维在与帐房先生争辩无果后，便写信向“导夫先路”许家惺详细诉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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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帐房戴恺翁致送正二月薪水，除阁下还仲阁先生六元，及阁下年底赏项一元，弟支过六元外，仅洋十一元。弟不胜惊异，诘以何故？伊云，阁下确系每月二十元，弟则每月十二元。弟当时唯唯。惟念阁下与弟所办之事因属不殊，况弟系为阁下代庖，原与一人无异，何以前后多寡悬殊若此？即使弟办事或有不妥，亦应函告足下，申明当酌减之处，弟亦可以自定去留，未有追减前月薪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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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老同学许家惺也许感到报馆的这种做法确实对王国维有所不公，遂写信向汪氏兄弟予以说明。不料，汪氏兄弟不仅没有为王国维追加薪水，反而在给许家惺的回信中将王国维数落了一番，诸如王国维不善办事、待人处世不周等等。而当王国维从同学许家惺处得到这样的信息反馈后，我们能够想象到他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糟糕。不过，性格木讷、不善言辞的王国维不仅没有据理力争，反而遵照父亲以忍让为先的教诲向许家惺复信，以表达老同学对他“不督过而惠全之”的感激。这就是“老实如火腿般的”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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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王国维在《时务报》馆除了以上所得外，其最大的收获当是到东文学社学习日语一事。对此，王国维在以上给同学许家惺的同一封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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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弟学东文，势难间断，已成骑虎之势，馆中可谓计之得矣。弟所办事除删东文、校报外尚须写信，或代作文及复核书籍，现在除读东文三点钟外，几无暇晷，于学问丝毫无益，而所入不及一写字人，又奚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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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为王国维能够在困境中的坚持叫好，因为正是在其坚持下终于迎来他生活的扶助者、事业的提携者和学术研究的引路人――罗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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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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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识罗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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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一位作家说：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就意味着选择怎样的人生。王国维到《时务报》馆就职后，先是与他极为仰慕的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失之交臂，后与维新改革理论家欧榘甲短暂相交，接着就是和中国近代又一位学术大师罗振玉相识，从而开启了他生活和学术研究的新路程。值得思考的是，作为王国维的“顾主”汪康年弟兄俩，虽然在此期间与王国维朝夕相处，却未能成为他学术上的同道或生活中的朋友，这不能不说是王国维个性使然，也是汪氏兄弟不善辨识纳才之必然，更是王国维结交朋友的一种明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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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时务报》馆备感郁闷和压抑的王国维，对追求新学的热情则丝毫不减。为了实现其新学救国的梦想，王国维刚到上海“谋生”时就得知，与《时务报》馆比邻的新马路梅福里开设有一家专门教习日语的东文学社，且正在招生，开学在即。于是，倾心新学的王国维在征得汪氏兄弟同意后，得以进入东文学社“每日学三点钟”。如果说王国维在１６岁时主动购买前四史是他国学读书之始的话，那么２１岁进入《时务报》馆特别是就读东文学社则是他全面接受外来文化养分的开端。那么，东文学社是怎样一所学校，它随后给王国维带来了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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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办于光绪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３月１８日的东文学社，是罗振玉在上海成立学农社的一个附属机构，是培养日语翻译人才的一所专门学校。那么，罗振玉又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成立学农社并创办东文学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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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治五年（公元１８６６年）农历六月二十八日出生在江苏淮安的罗振玉，乳名玉麟，初名宝钰，后改振钰字式如，又改振玉字叔蕴，号雪堂，晚年号贞松老人，因其祖籍在浙江上虞永丰乡，遂自称永丰乡人。罗振玉，这位对王国维人生事业具有重大影响的东文学社创办者，其青少年经历与王国维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自幼体弱多病，１６岁以全县第七名考中秀才，但他同样不喜欢“时文绳墨”，偏对金石文史极为痴迷，乡试不第后遂绝意科举，后来也曾当过私塾先生，中日甲午海战后向心西学，渴望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农业技术来强国富民……与王国维所不同的是，罗振玉年长王国维１１岁且早在其１７岁时就因校订《金石萃编》而为时人所称道，随后又以考证精审的诸多著作受到国内学界一些巨擘的垂青，诸如他的《读碑小笺》、《存拙斋札疏》、《眼学偶得》、《五史校议》、《面城精舍集文甲乙编》等等，特别是《存拙斋札疏》不仅得到当时学界鸿儒汪士铎亲为之作跋，而且还被当年王国维“条驳”的俞樾老先生摘录其中精妙之语编入自己的《茶香室笔记》中，遂成为当时中国文坛一段趣闻佳话。当然，罗振玉与王国维在性情上也是截然不同的，诸如罗振玉善于与人交往，人际关系畅达，懂得如何借助外力来实现其远大理想，并敢于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从而才有了他自酬资金到上海创办学农社、《农学报》和东文学社等，也才有了王国维就读东文学社与其结识的这一历史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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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１８９５年），罗振玉痛感中日甲午海战所反映出中国贫弱之现状，又在康、梁“公车上书”强烈要求变法的激励下，积极联络诸多友人准备在淮安创办“淮安西学书院”，意在培养西学人才以振兴中国。后来，罗振玉这一设想因为未能得到地方当局的支持而流产，但他向心西方的志向并没有气馁或改变，而是于第二年前往上海创办了学农社。罗振玉之所以如此热衷兴办农学，是与他“念农为邦本”这一基本思想分不开的，所以他才萌生“学农之志”，并积极创办学农社以积聚热心以农兴邦的新学人才，自筹资金创办《农学报》以翻译介绍欧美等西方国家先进的农业科技，来改善中国固有传统农业的萧条状况，从而达到他以农兴邦的宏愿。在创办中国近代第一份农学杂志《农学报》的过程中，罗振玉因为报馆严重缺乏精通外文人才，遂聘请毕业于日本东京文科大学汉学科的藤田丰八（字剑峰）为译员。而罗振玉之所以聘请日本籍藤田剑峰为学农社和《农学报》馆译员，这就不能不提到日本明治维新给这个与中国比邻之岛屿国家所带来的深刻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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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不仅在于其改革态度坚决、改革手段强硬而多样，而且改革的内容也很全面、彻底，特别重要的是还在近代亚洲开启了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先河。在明治维新中，日本举国上下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有些内容还是国家以政府名义强令所施行的，比如在所有大学务必开设英文和德文课程。而正是因为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培养了大批精通外语人才的缘故，才得以组织大量人力广泛地翻译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科技书籍，从而全面有效地推动了明治维新进程，也领导了近代亚洲学习西方的风气之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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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中国，随后虽然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似乎只是一味地引进西方的物资装备，在表面上武装强大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要从根本上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更别说培养外语人才这一具体措施了。即便中日甲午海战后，经有识之士倡议在京城开设了同文馆，但这毕竟要比日本晚了许多年。于是，罗振玉创办学农社和《农学报》要译介西方先进的农业书籍或科技文章，只能从日语本中进行转译，可就连从日语本转译也因严重缺乏精通日语人才而举步维艰。所以，当罗振玉通过友人介绍得知日本人藤田剑峰不仅精通英语和德语，而且还是毕业于日本东京文科大学汉学专业的高材生时，便毫不犹豫地出高薪予以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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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藤田剑峰接受罗振玉聘请后，他也确实劳有所值，对得起那份优厚的薪水，不仅使学农社成为中国新学人才和日本学者聚集交流的中心场所，而且《农学报》也由原来的半月刊改为了旬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大为增加。不过，罗振玉非常清醒地明白他的学农社和《农学报》仅仅依靠藤田剑峰一人，是难以实现他创办集翻译、办报、出版和发行为一体的“农业托拉斯”之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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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罗振玉的这一宏愿，藤田剑峰不仅表示理解和赞赏，而且还因此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既然是同道又是朋友，藤田剑峰便向罗振玉建议自己开办一所日语学校，以便为学农社和《农学报》培养急需的日语翻译人才。其实，藤田剑峰的这一建议也正是罗振玉心中早有的想法，只是碍于学社和报馆只有藤田剑峰一名日语译员，其本身所担负的译介任务极为繁重，故一直未曾向他提起。如今，藤田剑峰自己表述了这一想法，自然马上就得到了罗振玉的认同。罗振玉对于藤田剑峰这一建议的认同，还在于他们都有中日是唇齿邻邦应该友好亲善的共识。而要实现这一共识，他们又都认为应该首先从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人才往来方面开始。然而，仅仅因为语言障碍而难以在双方之间广泛开展以上之交流活动，这就不能不率先从解决语言沟通方面入手。基于以上这些方面的考虑，罗振玉决定创办一所属于自己的日语学校，这就是东文学社诞生的时代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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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东文学社顺利地创办起来，善于借助外力的罗振玉在与学农社最初加盟者邱宪（字于藩，又字菘生，号啬庵）、蒋黼（字觐蟾淖植┑群糜鸦谐锘耐保怪鞫胪豕摹肮酥鳌薄妒蔽癖ā纷芾硗艨的晟塘亢献鳎蛭艨的甑摹妒蔽癖ā芬惨蛭枰虢槿瘴谋嗽倍怀锊徽埂Ｓ谑牵陕拚裼窈鸵陨先患敖珍嘌羧刃男卵У牡逸嵯臀迦斯餐⑵鸬亩难纾谌毡狙д咛偬锝７宓南逯拢诠庑鞫哪辏ü保福梗改辏┏跽酱窗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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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由罗振玉亲自起草的东文学社章程，人们不难发现其敏锐的目光及创办学社之宗旨。例如，罗振玉在该章程中这样写道：“立此社之主意约三端：一、因将来中东交涉之事必繁，而通东文者甚少故；二、因译书译报，动须远聘故；三、因中东人士语言不能私通，将来交接，种种不便故。”创办东文学社的这一宗旨，虽然汪康年等人都表示赞同，但因他们各有自己的事务，所以在创办东文学社过程中，几乎完全是由罗振玉一人在具体策划和操办。不过，根据创办者最初之共同约定，参与创办各方（实际上只有罗振玉的学农社和汪康年的《时务报》两方）所属人员中的贫困者可以免除学费，但学员必须为各方机构提供服务，例如王国维入学东文学社就应该为《时务报》工作。因此，王国维在幸运地进入东文学社学习日语的同时，也就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时务报》馆汪氏兄弟之苛责，从而才有了前文写给同学许家惺信中“现在弟学东文，势难间断，已成骑虎之势，馆中可谓计之得矣”一句无奈之语。关于王国维学习日语“已成骑虎之势”的缘故，留待后说。现在，我们似乎应该对王国维最初是如何进入东文学社一事向读者交代清楚，因为这关系到王国维与罗振玉到底是如何相识的这一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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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王国维与罗振玉如何相识一事，上海的陈鸿祥先生曾这样表述说：“那时，罗振玉是《时务报》馆的常客，他的书信，亦多由《时务报》馆转达，故他不但经常与汪康年兄弟往来，并且会与做着《时务报》馆门房和收发的王国维见面交谈，乃在情理之中。”在此，似乎有必要提醒读者不妨注意“乃在情理之中”一句，因为这很显然是陈鸿祥先生自己的揣测，并不能确证罗、王就是这样相识的。换言之，即便罗、王确是这样相识的，陈鸿祥先生也没有清楚地交代出王国维是否就是由此而进入东文学社的。不过，治学严谨的陈鸿祥先生随后在其著作中列举了刘鹗之孙、罗振玉之外孙刘蕙孙先生，于民国二十四年（公元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５日发表在上海《人世间》杂志上及收录在公元１９９０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的《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中的两篇回忆文章，作为其揣测之佐证。因为陈鸿祥先生在列举中还不乏自己之考证，故为了尊重其劳动成果，特引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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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言之一：刘先生回忆说，罗雪堂（振玉）在上海办农报馆，王国维同乡许某（即许家惺）荐他去《时务报》馆当校对，进馆以后许某又嫉才抑制他。一天，雪堂到报馆，听见有人在读《庄子》，音节苍凉，大奇。再一看，原来是这位校对先生，于是和先生谈了一会，先生又献其平日所为文章，雪堂先生大加赏识，静安从此遂受业罗门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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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一证言，陈鸿祥先生还补充说：“这是刘先生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写的，距王国维去世仅七八年，并说当他写此文时，‘尚有一些顾虑’，有些事没有写。于是，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他本人去世前数年（１９８７年），又补写第二个回忆。”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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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言之二：刘先生说，１９３０年夏我去旅顺罗家时，一天晚上雪堂先生和我说：他和静安先生相识，是某年正月初二，去汪穰卿（康年）的《时务报》馆拜年。进门以后，阒然无人，一直走到楼上，见一个小房间里有一个人，桌上放着一包花生，摊着一本书在自斟自酌，不觉有点奇怪，就走进房去。一看，原来读的是《文选?两都赋》，斟的是绍兴酒。益觉得奇怪，就进而问讯，其人也起身让座，才知是《时务报》的校对员海宁王静安。坐下攀谈，觉其人才华学养都不平凡。就劝王去南洋公学读书，说王有个秀才功名，可以进师范班。自己是公学监督，可以为力。静安说：奈生计何！因他每月工资才三十元。雪堂就说：“你去读书，我《农学报》馆给你挂个名，闲时给农报写点东西。每月工资四十元，则家用及本人生活都可以维持了。”静安先生就这样入了南洋公学东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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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以上两则证言，陈鸿祥先生将其中记忆不确之处一一予以订正，例如许家惺当时不在《时务报》馆并无嫉妒抑制王国维一事，又如罗振玉到《时务报》馆拜年时并不是正月初二而可能是元宵节，再如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到南洋公学是在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而不是刘蕙孙先生证言之二中提供的时间等等。不过，陈鸿祥先生基本认可刘蕙孙先生所说是罗振玉“劝王去东文学社读‘东文’”一事，当然这也是可信的事实。由此可知，王国维到东文学社学习日语并就此展露其非凡才华，确实与罗振玉过人的辨识之功分不开。在这里，我们虽没有贬低汪康年兄弟俩之意，但仅此一点也不难看出在这方面罗振玉确实要胜其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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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读东文学社学习日语的王国维，此后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因为家境不济难以出洋留学，而今却有机会就近在上海学习日语，从而为自己追求新学打开了一扇明窗，特别是随后因为得到罗振玉的格外赏识，更使他迈上了学术大师的辉煌征途。这留待下面详述，现在我们来看看王国维既然得以入读东文学社，实现了自己追求新学之梦想，他还什么可忧的或者说为什么竟“成骑虎之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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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当王国维向“顾主”汪氏兄弟提出到东文学社学习日语一事时，汪氏兄弟很爽快地答应了王国维的请求。对此，王国维后来在《三十自序》中还满怀感念地记述说：“（公元１８９８年）二月上虞罗振玉等私立之东文学社成立，请于馆主汪君康年，日以午后三小时往读焉。汪君许之。”不料，当王国维进入东文学社正式学习之后才发现，不仅拗口的日语使自己初学起来“颇觉不易”，而且汪氏兄弟也没有体谅自己边工作边学习之艰辛，反而将《时务报》馆大量事务性工作交给王国维，但薪水还是原来那样菲薄。而当时如果王国维辞掉《时务报》馆之职，他就必须交纳一年２０元不菲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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