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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保护”志愿者迈出第一步
更新时间： 13:30:15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姜燕 点击数：200
图片说明:志愿者在云南漾濞县漾江镇双涧九年制学校试讲“女童保护”第一课 黄兴能 摄
儿童遭性侵事件频发，百名女记者发起少儿防性侵培训 “女童保护”志愿者迈出第一步
今天上午，河南南阳市桐柏县性侵案在南阳中院开庭。该县黄岗镇一村级小学教师任教期间先后猥亵20多名7-11岁女生，涉嫌多次强奸3名女生。
今年8月24日，云南昭通市大关县一官员强奸4岁幼女。昨天有消息称，被强奸的幼女常做噩梦。5月8日至27日，全国更是有8起儿童被性侵案连续曝光。
今年，“儿童被性侵”问题引起官方和民间的重视。国庆节前，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共同发布了“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民间力量也在行动，百余名女记者发起的公益行动“女童保护”已在云南试讲第一课，并努力在各地发展志愿者。
百名记者发起行动
孙雪梅，是北京新京报的记者，也是“女童保护”的发起人之一。她介绍，今年5月8日，海南万宁发生“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以后，几个人气较旺的记者QQ群和微信群里就炸开了锅，大家怒不可遏，觉得应该尽快行动起来，用业余时间为女童保护出点力。
“六一儿童节那天就正式发起了这个行动，发起人是全国各地100多名女记者。”孙雪梅说，这当中，除了北京核心团队的20多名记者外，上海、南京、四川、河北等地都有记者加入。
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为偏远地区的女童做防性侵培训。如此专业的辅导必须有专家指导，她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专家帮忙出教案。一直从事性与性别研究的性教育专家、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义务承担起了这一工作。“女童保护”的另一发起人、北京劳动午报女记者汤瑜主要制作了教案，她和几名女记者还到国外网站上搜集了防性侵知识，充实到教案当中。
“我们想从常识的角度告诉她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孙雪梅说。
行动屡遭拒绝质疑
并不是每一个学校都愿意接受这样“敏感”的培训。汤瑜说，公办学校顾虑较多，基本上不予考虑。她们原计划去曾经发生过女童被性侵案的湖北某地开课，但联络后被政府有关部门严辞拒绝。与南京市下属一个教育局联系时，也被对方以“没接到上级通知”婉言谢绝。这样的困难，国内其他一些做预防女童性侵害的公益组织也曾经遇到过。
孙雪梅本来也是公益活动“免费午餐”的发起人之一，于是她联系了合作关系较好的云南漾濞县漾江镇双涧九年制学校、苍山西镇光明完小两所学校，开讲“女童保护”第一课。
“起初我们也担心那里的观念能不能接受这样的课程。”孙雪梅说，所以她们事先联系了县委宣传部和教育局，并将教案和宣传手册发给老师，看能不能给孩子们上这样的课。“老师反馈说可以，我们才去讲。”
想法是好的，但操办起来后，才发现很多事情处理起来必须慎重。比如，由并不专业的女记者去授课，怎样避免授课时对儿童造成负面影响，怎样才能让孩子们更好地接受。事实上，也确实有网友对记者去讲课专业性如何保证提出质疑。
男生女生同堂受训
“开课的时候，我们先告诉孩子们，马上要讲一个爱护我们身体的课，先预热一下。”孙雪梅和汤瑜是承担授课任务的老师，一主一辅，现场还有其他记者旁听。培训的时间不长，只有一课时。第一天上课的学生有40人，20名男生20名女生，从3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都有，年龄是9-13岁。3天一共有150名学生受训。
“男女同堂授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男童也有被性侵的可能，二是要告诉男孩子，让他们不要成为施害的主体。”孙雪梅说。
刚开始，孩子们还有点害羞。尤其是老师在黑板上画出人体，教他们认识自己的身体，告诉他们身体上哪几个地方是隐私部位时，孩子们都低着头，红着脸笑。“从孩子们的表现看来，虽然可能没有人特别告诉过他们，但他们知道那个地方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是不能说的。”孙雪梅说。
慢慢地，互动活动开始，气氛就轻松了许多。有些活动需要孩子们上台演示，如假如有异性在公共场合有意触碰他们，就要大声讲出来，以此锻炼他们的勇气。
课程经过专家指点
在学生对性侵行为有所认识后，两名女记者才讲了几个性侵案例。这是心理学家给出的意见，如果一开始就讲，很可能给孩子们造成心理负担。她们用的例子很具有贴近性，是云南当地记者采访过的实际案例，几个女生进宿舍后没关好门，被老师性侵了。显然孩子们从未听到过类似的事情，都非常惊讶。
“我们去之前，请方刚老师专程做过培训，他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如不要让孩子们听了课，就对男性产生敌视和恐惧；还有在公共场合，如果有人触碰你的身体让你感到不舒服，要勇敢拒绝，但千万要强调生命最重要的观念，如在偏僻环境下发生这样的事，大喊大叫会要你的命，与生命相比，性侵还是次要的，等等。”孙雪梅说。
短期内很难评估活动的效果，但从现场反应来看，孩子们至少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前来听课的校长说，以前从来没给孩子们这么讲过。学校的老师们说，看到外地儿童被性侵案件报道，也很担心，想和孩子们讲，但不知道怎么开口。
孙雪梅介绍，由于团队成员都是靠业余时间做，所以非常需要人手，现在正在微博上招募志愿者，还特别期待有志愿者在各地发展团队。
保护儿童，还需建立国家制度
●童小军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研究，长期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担任项目顾问
对女记者们发起的“女童保护”行动，我一直持肯定态度，也帮助她们修改教案。这是民间自发提供保护儿童服务的开始，未来如果能够推动政府采取行动，两者结合起来，儿童保护网络也就建成了。
据我所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前些年已经在社区里尝试儿童保护项目，主要是依托社区的力量为家长和孩子提供亲子教育，宣传常见的性侵行为，只不过保护的概念并不十分清晰。但那时候中国人觉得这事离我们挺远的。女童保护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但我认为第一步迈出后，应该有专业人士介入，从专业角度告诉公众更为全面的知识。
女童保护意味着从女性的角色来看我们应该做什么，现在讲性侵时，也往往把它放在最明显的位置，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性侵对象也包括男童，只是报道里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案例，公众对这方面的资讯很缺乏；另外，目前我们看到的性侵案例，大都发生在校园里，但从全世界统计的数据来看，发生在家庭范围内的更多。这些都需要让公众全面了解。
保护儿童，民间力量很重要，但远远不够，还需要建立国家制度。它包括几个层面，一是立法，从法律上威慑有可能这样做的人。如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就是强奸，要从重处理，从事与儿童相关职业的人员如老师犯了这种罪，应比一般人处罚更重；第二，光有法律不行，还要有一套制度，让孩子们知道怎么保护自己，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用通俗易懂的教材告诉孩子怎么自我保护，告诉父母和老师怎么在日常生活中引导孩子，察觉孩子有没有受到性侵，并且知道事情发生后对孩子怎么做，对施暴者怎么做，而不只是报告。国外在社区设有专门的儿童保护社工，在学校里就与学校社工对接，他们受过专门的训练，懂得教育、宣传、发现与评估。法律是社工开展工作的依据，但首先要有社工这个岗位。目前我们国家在这方面还很欠缺。最后要强调的是，国家制度一定要建起来，否则民间再怎么做都是白搭。
原文链接:/xmwb/html//content_5_1.htm
责任编辑：admin如何完善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机制-光明日报-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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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版:理论·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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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完善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机制
文丰安 曹兴华
&&&&当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根据2013年发布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数量约为6102.55万。现实中，由于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机制不完善，近年来，留守儿童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现象时有发生。为加强对留守儿童权益的保护，促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需要探索完善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机制的路径。&&&&完善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法律制度。目前，我国有关儿童的立法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但总体而言，目前针对留守儿童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比较滞后，没有专门立法，且缺乏可操作性。因此，应完善针对留守儿童的立法建设，为完善留守儿童权益保护机制提供法律依据。在法律法规的制定、修订中，要特别关注留守儿童受教育权、人身权与财产权，确立留守儿童法律援助制度，当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在留守儿童无监护人照看或其监护人确已无能为力之时，应积极为他们提供无偿法律援助。要厘清监护人的法律责任，明确家长、学校等的责任划分，用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哪些法定监护职责不得委托他人行使，防止相互推诿现象的发生。要建立监护人监督法律制度，对监护人的失职行为或滥用监护权的行为采取制裁措施。&&&&加大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经济支持。做好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工作要有法律依据、有机制平台，同时也要有人力、有场地、有活动，而这些都需要经济支持。由于没有充足的资金经费作为保障，许多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要多方面加大对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经济支持。设置留守儿童权益保护专项资金。建议由中央财政设置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工作专项资金，每年由国家根据各地留守儿童数量、贫困程度等科学确定资金规模，统筹拨给各级财政一定数量的专款，专门用于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工作，以解决经费缺口问题。设立困难留守儿童补助救助金。政府可以设立困难留守儿童补助救助金，定期发放到困难家庭留守儿童手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截留、挪用、延期或改变发放标准。加大农村留守儿童公共服务产品的投入。采取政府财政支持、吸收社会资助等方式，广泛筹措资金，不断加大农村留守儿童公共服务产品的投入，逐步增加留守儿童需要的服务功能和项目。成立留守儿童权益保障专项基金，充分利用基金平台凝聚多方力量，并进一步健全社会化、项目化、品牌化的运作模式，使得留守儿童权益保障专项基金可持续化发展。&&&&优化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监管机制。良好的监管和管理机制是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重要保障，在完善有关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立法建设和加大经济支持的同时，还要加强行政管理与引导，优化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监管机制。建立基层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工作网络。留守儿童所在社区、村（镇）基层组织应当采取具体措施，建立长效的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工作制度，切实关心、保护和监督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工作的落实状况，定期开展普查，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建立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宣传教育机制。与媒体进行合作，充分利用媒体力量，建立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宣传教育机制，在运用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微博、微信、QQ等网络新媒体的力量，向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监护人等普及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常识，提高他们的维权意识和能力，降低留守儿童权益被侵犯的风险。建立留守儿童动态监测数据库。建立全国联网的留守儿童监测数据库，对留守儿童的信息资料予以备案登记，对留守儿童群体的整体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对问题儿童进行跟踪管理，全面掌握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建立留守儿童“专门机构代管”制度。由国家在各个地区统一设立专业化、职业化的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赋予其在特殊情形下的监管权力，由专业人员对没有合适监护人的儿童实行代管，这样便能够真正肩负起对留守儿童的教育与管理职能，保证留守儿童健康成长。&&&&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关注留守儿童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还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要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关注留守儿童问题，调动其做好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进各种社会组织、协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形成齐抓共管、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营造留守儿童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和氛围。鼓励发展适合留守儿童的农村民办服务机构。鼓励民间资金和社会力量兴办中小学校、托幼、文娱等适合留守儿童特点的服务机构，并逐步推进民办服务机构向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方向发展，不断满足留守儿童的需要。动员社会组织参与留守儿童工作。组织动员各类公益组织、农村各类协会、民间社团等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和服务工作，提高农村群众互帮互助的自助意识，增强农村社区（村落）的自我维护与服务能力。进一步扩大志愿者队伍。广泛吸收品行端正、无不良记录，并且掌握一些专门的知识和能力的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到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的志愿者队伍中，壮大志愿者队伍。规范社会力量对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工作的参与。在鼓励社会力量介入留守儿童权益保护工作的同时，还要规范管理社会组织、协会、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的行为，加强组织管理，避免留守儿童受到来自社会力量的“二次伤害”。&&&&（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中共重庆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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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童保护”项目：以常识阻挡性暴力
　　2014年首个国家宪法日，“女童保护”公益项目获得了央视2014年度法治人物“年度最具网络人气奖”。这缘于过去一年中，该项目的志愿者“开展儿童防性侵课程，普及儿童安全教育知识，力求完善立法，形成保护儿童的长效机制”。“希望每个儿童上一堂安全课”，这是“女童保护”项目负责人孙雪梅在发起公益时的愿景，也是上百名志愿者用一年多的时间致力普及常识的落点。
　　由百名女记者联合发起的“女童保护”发端于媒体从业者深度介入公益已经常态化的土壤，自2009年开始，公益记者逐渐成为慈善领域内的独特群体。他们将职业天性中的社会责任感延伸到更广阔的行动层面，对社会观念和政府治理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广泛的公益专业化、社会化形成之前，他们仍将是修补社会系统疏漏、弥合法治罅隙的一支力量。作为公益记者群体的一个“小分队”，“女童保护”以普及安全课的方式，试图用常识的力量阻挡暴力侵害。
　　如同大多数民间公益源起于个案曝光后触发的情绪冲击一样，“女童保护”项目也是因为一起女童遭遇性侵案的公之于众。日，海南省万宁市后郎小学6名六年级小学生被该校校长陈在鹏及万宁市房管局职员冯小松携带到宾馆开房被性侵犯的刑事案件曝光，引发了各界对于保护未成年人的担忧。“愤怒”、“觉得是个案”，孙雪梅说她当时的反应与大多数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接下来不断发生的同类案件让她改变了看法，20天之内，被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事件达到了8起。
　　其中一个细节是，湖南省祁阳县梅溪镇中心小学12岁的留守女童遭到性侵生下女婴，而女童的父亲最初知道这件事之后的反应，竟然是先动手打了孩子一巴掌。当孙雪梅看到这个细节的时候，已经不仅仅是“愤怒”了。近10年前发生于她贵州老家的儿童被性侵的事件、童年时曾亲眼目睹的小女孩被诱骗伤害的场景，都重新浮现。她开始相信，这样的事情应该每天都在发生。
　　彼时，孙雪梅是“免费午餐”公益项目的一名志愿者，她所在的微信群里，开始讨论密集曝出的案件。“免费午餐”的发起人邓飞喊话：“你们女记者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了？”这和孙雪梅的想法不谋而合，她也就成了“女童保护”的牵头人。日，设立在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儿童安全基金下的“女童保护”项目由全国各地百名女记者正式联合发起。以“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宗旨，致力于保护儿童，远离性侵害。项目的核心团队中以“85后”的女记者居多，她们中的一些人是“免费午餐”的志愿者。民间公益发端之初的参与经历、“志愿精神”的价值确立以及所在群体的前期铺路和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让她们很快能够行动起来。从正式发起到项目运作，仅仅用了3个月的时间。
　　　　　
　　追求专业
　　日，“女童保护”的第一堂安全课设在云南省漾濞县的3所乡村小学，由于性侵案件多发生于留守儿童之中，她们优先到乡村学校开展防性侵教育课程。
　　在结合国内外儿童防性侵经验、成员多地试讲的基础上，经过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全国律协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张雪梅、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等20多名一线专家数轮修订后，修改40多次，历时半年多最终形成了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儿童防性侵教案小学版”。2014年全国“两会”上，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此提出了议案或提案。
　　截至日，“女童保护”已在北京、山东、浙江、江苏、吉林、湖北、贵州、云南、甘肃等20多个省份相继开课，直接受益的学生超过10万人。与地方妇联、教育局等部门的合作，使得儿童防性侵教育覆盖面大大拓宽，发放防性侵手册总数已超过12万份，培训教师志愿者千人。
　　与此同时，教案也在不断更新。每发生一个案件，团队都会分析它的特点和手段，研究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补充到教案当中。尽管一开始时讲授的内容并不完美，产生的社会效果也不能够以量化的标准进行评判，但她们以专业的态度在进行细节上的完善，许多人的观念和境遇或许因此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她们的声音和行动促使地方政府对“保护女童”这一原本边缘性的公共议题改变态度，并且推进立法完善。
　　与政府互动
　　与政府的合作比孙雪梅和她的团队成员想象中的要顺利许多。很多人问她，是不是遇到很多障碍，是不是“谈性色变”。“还真不是这样。”孙雪梅说道，尽管有些偏远地区仍然难以突破固有观念，有些地方原本答应让她们去但因恰好发生了性侵案件而取消活动，但总体上并不是那么难以推进。
　　联系老家贵州习水县的教育部门时，孙雪梅曾经很担心当地不会欢迎她们去，没想到对方很快就答应，而且几个学校的校长都很积极地邀请讲课。“农村的情况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一位老师说，学生们可能不知道，但是老师们看到新闻报道的时候特别忧心，想在课堂上讲一讲，但又不知道怎么讲。”孙雪梅说，他们实际上很渴望这种知识，多数人还是愿意保护孩子。
　　不断被曝出的女童被性侵案给社会大众带来了安全失守的警醒，她们的遭遇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性教育”意识的启蒙，代价过于沉重。
　　当然，地方政府更多的觉醒，并非来自“观念”，而是“任务”。2013年，教育部、公安部、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四部委联合出台《关于做好预防少年儿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见》，要求各地教育部门通过课堂教学、编发手册等形式开展防性侵教育。当他们试图做点什么的时候，发现缺少自上而下的权威教案和标准，使得地方试图推进《意见》落实却无从着手。多个地方政府开始主动联系“女童保护”项目。
　　“有一个省原本想做讲课的教案，但是发现太难了，看到我们已经有成型的教案，就主动跟我们联系了。”孙雪梅说，只要政府的观念转变，就不难跟他们合作，而且政府会发现做预防成本很低，主动性便会增强一下。
　　目前，福州、青岛、淄博、淮安等多个城市的妇联已经跟“女童保护”联系，希望她们能去讲课。北京市妇联向20多个非政府组织购买社会服务，其中就包括开展35场女童保护讲座。“留守儿童多的地方现在跟我们主动联系的比较少，实际上那里更加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现在最大的挑战就是尽快落点到留守儿童多的地方。“孙雪梅说。
　　从201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开始，政府与民间组织的互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过在政府与社会关系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合力的形成并非易事。相比之下，“女童保护”项目更容易与政府找到共识，不需要占用太大的公共支出、与地方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并没有多少关联性、女童遭遇性侵案件在官方思维中敏感程度的降低，都使得地方政府多少愿意改变原来的忽视态度。
　　不过，在立法层面的推进上，道路依然漫长。去年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妇联在废除嫖宿幼女罪上达成共识，并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但是《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嫖宿幼女罪并没有并入强奸罪。孙雪梅说：“我相信化学变化是会发生的。”
　　谈到“女童保护”项目现在最大的问题，孙雪梅说，能够讲课的志愿者非常缺乏。从公益的角度来说，“女童保护”或许并没有太多创新的模式，也没有像“免费午餐”那样撬动了庞大的政府资源，但她们始终以温柔的力量传播常识，在安全失守的社会秩序中，关怀羸弱、抚慰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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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保护志愿者走访多地 教授学生防止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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