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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决策元功，精忠全德:追封为申王，赠谥曰“忠献”。
关于秦桧评价的几个问题
　在秦桧身后，对于他的评价问题，有宋一代，官方就几经变化。绍兴二十五年十一月，高宗为褒其主和之功，题其神道碑额曰：“决策元功，精忠全德”。追封为申王，赠谥曰“忠献”。太常博士曹冠撰谥议说：
　 故太师赠中王秦桧，光弼圣主，绍开中兴。安宗社于阽危之中，恢太平于板荡之后；道德光天地，勋业冠古今，虽备道全美，不可主一善名一功，而崇报之典，严于定谥。尤当先其报国之大节，传道之效焉。谨按谥法：虑国忘家曰忠，文贤有成曰献。宜赐谥曰：“忠献”。［１］
　 事过五十一年，宁宗开禧二年四月，以外戚入主大政的韩腚凶急感耸Ρ狈ィ估癫渴汤衫畋谧啾崆罔恚嗍杷担
　 秦桧首倡和议，使父兄百世之仇，不复开于臣子之口，宜亟贬秦桧以示天下。
于是削夺秦桧王爵，改谥号为“谬丑”。制词说：“兵于五材，谁不能去之，首弛边疆之备；臣无二心，天之道也，忍忘君父之仇。”“一日纵敌，遂贻数世之忧；百年为墟，谁任诸人之责。”［２］评价全部翻了个个，制词成为当时传诵之作。
　结果，开禧北伐失败，韩肫腚谐晌舯说淖锟鍪住Ｊ比卫癫渴汤傻氖访衷断准浦锷焙腚校腚兄紫蚪鹑似蚝汀Ｎ颂趾媒鹑耍够指戳饲罔淼耐蹙簦僭在趾拧！缎菲缆鬯担“当时用事者，亟欲反腚兄还斯槿绱恕”［３］其实，上述种种，无论是褒是贬，都是当权者根据政治需要来确定的，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不足以作为评价秦桧的依凭。秦桧作为一代权奸，在他身后的官、私史籍中，大体上最具代表性都持否定的态度，元代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华，对儒家所讲的“严华夷之辨”多所避忌，然修《宋史》仍将秦桧列入《奸臣传》。但是，历来的史家也不无异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三点：（一）秦桧力主和议，乃“保全东南”之举；（二）南宋向金人屈膝投降，高宗作为最高统治者，应负主要责任；（三）秦桧所以得政、专国，是因为他的主张迎合了高宗的愿望。现就这三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看法。
一、南宋在绍兴初年是否非向金人乞和不可
　 和、战问题，是两军对垒中经常发生的事，其共同目的，是取决于是否有利保存自己，和争取时间发展自己。这就必须审时度势，知己知彼，作出正确的抉择。南宋绍兴初情势如何呢？是不是非向金人乞和不可呢？清人赵翼说：“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以不和议而亡。”“澶渊盟，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元昊跳梁，虽韩（琦）范（仲淹）名臣，犹不能制，亦终以岁币饵之，而中国始安枕。当北宋强盛时已如是，况南渡乎？”［４］近人陈登元先生把赵翼这个观点具体化，以为“秦桧在偷安半壁，中原残破之时，其所以力主和议，实不得已中之不得已也。”其主要理由：（一）国家经济困难，支持不了庞大的军费开支；（二）军事力量不强，至收溃卒群盗，以充王旅，将骄卒惰，军纪废弛，不足以战；（三）文武不和，不可与图大业。“因此可知秦桧议和，有人以为保全东南者，非无以也。”［５］应当承认，陈登元先生列举的这些现象，在南宋初年都是存在的，因而建炎间屡屡败给金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秦桧再相时期，情况已大有改善，以此作为向金人乞和的理由，显然是不妥的。
　从经济实力看，由于南方自然条件优越，自然资源丰富，生产者的素质较高，其生产力水平远远高于北方，在北宋时期，支撑政权的财税收入主要来自南方。南渡以后，版籍失去三分之一，而财税基础失去甚少。战争之初，生产遭到破坏最大的是江淮、江汉和秦陇，江南虽有破坏，但只局限于江东、浙东、浙西一带，而且时间不长（建炎三年，完颜宗弼由扬州渡江，追击高宗，兵至明州，次年北撤，此后再没有渡过大江）。在建炎、绍兴间，南宋朝廷为了巩固政权，也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如安集流民，蠲免租税，奖励垦荒等等，特别是实行军、民两种屯营田制，对恢复生产，解决军费开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当时的军事长官，几乎都兼任营田大使，一面训练军队，指挥作战，一面措置屯营田，筹集军需。绍兴六年，张浚在江淮措置营田，颇具成效。这一年州郡营田收入，单是官府提取的约有七十四万石；绍兴七年，川陕宣抚司在兴元府洋州等处的营田收入“近二十万硕”；绍兴十年二月，有司奏称：“荆州之赋，仰给于营田，岁省县官之半”［６］；此外，军队还进行其他经营，收入也相当可观。绍兴十一年，岳飞被解除兵柄之后，派右司员外郎鲍琚去清理财物，据奏：“岳飞军中利源，鄂州并公使激赏备边回易十四库，岁收息钱一百十六万五千余缗；鄂州关引曲库房钱、营田杂收广、襄阳府酒库房钱、博易场，共收四十一万五千缗；营田稻谷十八万余石。”［７］相比之下，金人虽然占有广袤的版籍，由于生产方式落后，生产力低下，经济实力远远不如南宋。当然，就南宋本身来说，与承平时相比，支出增多，收入减少，国家财力拮据，这是肯定的。但面临民族危亡的非常时期，打一场正义战争，并非在经济上就无力支持。而且，和议之后，军费并未减少，每年还要向金人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岁时遣使，费用不赀。其经济负担孰轻孰重，不言自明。
从军事实力上看，由于北宋时期所造成的“军无常帅，帅无常师”的格局，再加上经过伐辽和靖康两次战争，到南宋初年，军队基本是七零八落的，有些将领又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节制，所以屡吃败仗。但在建炎四年以后，便逐渐改观。在战争的实践中，涌现了一批起自卒伍，有谋略，有威望的将领，和他们带出的勇敢善战的军队；特别是广大中原人民不满女真人的残暴统治，纷纷组成义军，奋起抗战，如王彦的“八字军”，太行的“忠义军”等，后来都集结于南宋“抗金恢复”的旗帜下，大大地加强了南宋的军事实力。绍兴二年十一月，吕颐浩上书请求北伐，即称张俊有兵三万，韩世忠有兵四万，岳飞有兵二万三千，王ｘｉè＠①有兵一万三千，刘光世有兵四万，杨沂中、巨师古各有兵万人，崔增、姚端、张守忠各有兵二万，共有二十余万，即使有一些老弱和空额，也不下十余万人；加上川陕吴d所部，数量相当可观。由于军事力量的不断加强，在建炎四年以后，金人每年的秋季攻势，再没有一次渡过大江。相反，绍兴四年，挫败了金人、刘豫的合兵南侵；绍兴六年，又粉碎了刘豫十余万军队的进犯。后因张浚用人不当，委派不知军旅的吕祉代刘光世治军，致使郦琼率部叛逃，但也没大伤元气。绍兴八年，秦桧向金人乞和，是在形势有利于南宋的情况下进行的。绍兴十年，金人背盟，宗弼兴兵南侵，开头是在宋军无备的情况下得利，后来宋军奋起抗击，东自两淮，西至川陕，全线取得胜利。特别是刘W在顺昌、岳飞在郾城，基本上摧垮了宗弼最精锐的部队；朱仙镇一战之后，岳飞军队距汴京只有四十五里，宗弼准备北渡黄河，放弃汴京，金燕京行台紧急转移珍宝，准备放弃河北。若非秦桧从中破坏，恢复中原是有很大可能的。
从金人内部来说，熙宗完颜继位之后，女真贵族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日趋激烈。开始完颜宗翰、完颜宗干、完颜希尹以拥立有功，把持朝政。熙宗为了摆脱控制，先以脏罪诛杀宗翰的亲信高庆裔，宗翰忧愤而死，希尹也被贬斥，大权又落到完颜宗磐、完颜昌手中。天眷二年（宋绍兴九年）完颜宗弼、完颜宗干、完颜希尹又以私通宋朝和“谋反罪诛杀完颜宗磐、完颜昌等人。完颜宗磐、完颜昌久握重兵，被诛之后，其部属“悉为亡命，保聚山谷”，久不能制。且金人法苛赋重，连年饥馑，民不聊生，特别是中原、两河百姓，不满金人残暴统治，纷纷举行起义。燕京以南，金人号令不行。兼之连年征伐，军队的厌战情绪也相当严重。所以，天眷三年（宋绍兴十年）宗弼兴兵南侵，实则以战争作为政治赌注的冒险行为。他无非是借以转移国人的注意力，缓解内部重重矛盾；如果战争能侥幸获胜，则可坐实完颜昌与宋和议，是私通宋室的叛卖行为，以此压倒政敌。结果，被宋军打得大败，郾城一战，最精锐的一万五千“拐子马”被岳家军摧垮，自己几乎被杨再兴生擒，他不得不大放悲声地哀叹：“自海上起兵，皆以此马胜，今已矣！”尤其是绍兴十一年秋冬，南宋已解除诸将兵权，撤去边境守备，讳言兵事，专意于和，宗弼再度兴兵，在川陕，仍被胡世将、吴U打得大败，号称“百战百胜”的罕札和勇谋兼备的希卜苏被困于腊家城，若非秦桧以金字牌急令班师，金兵五万之众将被全歼；在两淮，张俊恪守秦桧主和之说，只以轻兵在扬州、盱眙之间“徐观动静”，宗弼将军队驻扎在楚州一带，却不敢轻进一步，与萧毅密谋，以“大言檄书于宋”，采取讹诈手段胁迫宋廷就范。据李大谅《征蒙记》说，当时辎重皆尽，至“相兼为食，杀奴婢为食”，“饥口嗷嗷，忘失昼夜”，根本没有一点战斗力。宗弼自己后来说，当时宋军如果渡江，金军不攻自溃，将“无一人一骑得回”。所以，大将韩常慨叹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所幸南方未知耳。”
要说文武不和，不足与图大事，也不能一概而论。在宋一代，是以文臣治军，文武之间的矛盾是经常发生的。但在民族危亡关头，这种矛盾也逐步趋于淡化。凡是主张抗金图存的文臣，一般都得到武臣的尊重，如李纲、张浚、吕颐浩、赵鼎、王庶、胡世将等文臣，在军队中都享有很高威信，因而在他们主政或治军期间，都打过不少胜仗。只有象秦桧这样一心主和的人，才遭到武臣们的反对。其实质是和战之争，并非文武之争。绍兴十年，岳飞大捷于郾城，兵进
朱仙镇，宗弼准备北渡黄河，放弃汴京，一个太学生拦住宗弼的马头，劝阻说“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不幸被这位太学生所言中。这纯属蓄谋破坏抗金，岂一个“文武不和”所能了得！试想，如果是李纲诸人中任何一个主政，都不可能有此类事情发生，也不会造成向金人乞和的局面。
总之，无论从那方面讲，南宋都不是非向金人乞和不可。
二、南宋向金人乞和，谁是主要责任者［８］
明代苏州名士文征明，有一首题杭州岳庙的《满江红》词，其下阕说：
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彼区区一桧何能为，逢其欲。
这意思非常明确，说岳飞所以被杀，南宋所以乞和，是因为高宗担心中原恢复，徽钦归南、他的皇帝就做不成了。秦桧杀岳飞，主和议，只不过迎合了高宗的愿望，干了高宗想干的事。否则，秦桧作为一个臣子，能有何作为。换言之，高宗是杀岳飞的元凶，乞和的罪魁。这个结论，是从一般君臣关系中推绎出来的，未必符合实际。古来挟持君上，为患朝政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单纯从君臣关系上论是非，是很难说清问题的。
《宋史·秦桧传》说：“始，朝廷虽数遣使，但且守且和，而专与金人解仇议和，实自桧始。”这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从高宗即位到绍兴八年秦桧再相，历时十一年，南宋朝廷大体上做了四件事：（一）养练士卒，形成一支可与金人抗衡的军事力量；（二）安集流民，恢复生产，涵养支撑政权的财力；（三）统一内部，平定靖康以后群雄割据的混乱局面（包括镇压农民起义），形成一个比较稳固的后方；（四）建立各种典章制度，使遭受战争破坏的社会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这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正因为如此，才保住相当于北宋时期三分之二的版图。
就高宗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是经常动摇于和、战之间的。靖康以后，群雄割据，义军蜂起，如果高宗专意求和、乞降，谁愿意投到他的麾下去当陪臣？事实上，当时四分五裂的局面，很快能统一起来，各种政治势力很快能聚合起来，说明高宗还没有把“抗金恢复”的旗帜丢掉，还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建炎年间，南宋政权立足未稳，金人必欲消灭而后已，高宗有心乞和而不可得。建炎三年，高宗被金人从扬州一直追到明州，追到海上。建炎四年，金军从江南退出，高宗从温州回到越州，再回到杭州，南宋政权才逐渐立住脚跟，先后出任宰相的吕颐浩、赵鼎、张浚等人，都是立足于守与战的。虽多次遣使通和，大体上都是从策略上考虑的（秦桧除外），按照吕颐浩的说法是“贻书以骄之”，“示弱以给之”，“出其不意，乘时北伐”。绍兴二年，吕颐浩请求兴师北伐，绍兴四年赵鼎请求御驾亲征，绍兴七年张浚请求高宗驻跸建康，高宗虽然不十分坚定，毕竟还是同意了。
高宗专意乞和，则是绍兴八年秦桧再相以后的事。朱熹在《戊午谠议序》中说：
呜呼，秦桧之罪，所以上通于天，万死而不足以赎者，正以其始则唱邪谋以误国，中则挟虏势以要君，使人伦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遗君后亲，至于如此之极也。［９］
朱熹说秦桧“始唱邪谋”，这应该从他代徽宗上书完颜宗翰算起，在那封书中明确表示“世世臣属，年年进贡”，因而深得宗翰的赏识，宗翰把他推荐给金太宗，金太宗又把他赐给完颜昌。南归以后，初见高宗，即首建“南自南，北自北”之议，进呈了代拟的乞和“国书”，这份“国书”后来改用刘光世名义发出，高宗因之许以“朴忠过人”。但这时南宋的军事力量正在逐步加强，主战派在朝中还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金廷掌权的宗翰一派，还不愿放弃消灭南宋的主张，高宗也还动摇在和战之间，所以，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较长。直到完颜宗翰死后，完颜宗磐、完颜昌掌握了金国的大权，对南宋采取了诱降政策，秦桧东山再起，主战派在自相倾轧中内外受挫，高宗才逐步转向专意乞和。据《三朝北盟会编》记载：
（绍兴八年）金人有许和之意，上与宰相议之，赵鼎坚执不可讲和之说，秦桧意欲讲和。一日朝殿，宰执奏事退，桧独留身奏讲和之说，且曰：“臣以为讲和便。”上曰：“然”。桧曰：“讲和之议，臣僚之说皆不同，各持两端，畏首畏尾，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欲讲和，乞陛下英断，独与臣议其事，不许群臣干与，则其事乃可成。不然，无益也。”上曰：“朕独与卿议。”桧曰：“臣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思虑三日，然后别具奏禀。”上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如初，知上意欲和甚坚，犹以为未也，乃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虑三日，容臣别奏。”上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坚确不移，方出文字乞决和议，不许群臣干与。上欣纳。鼎之议不协，遂罢宰相，出知绍兴府。［１０］
这次秦桧与高宗长达一旬的会谈，最后作出决定：秦桧独主和议之事，“不许群臣干与”。会谈还可能包括赵鼎罢相之后，不再任命新的宰相，由秦桧一人主政的内容，此后秦桧专国十有八年的事实，即可证明这一点。自此，朝廷一切重大举措，都取决于秦桧，高宗几乎不可能独立作出任何决定。这就进入了朱熹所说的“挟虏势以要君”的阶段。
向金人乞和，出卖民族利益，毫无疑问阻力是相当大的。从绍兴八年开始，到绍兴十一年底和议告成，中间反反复复，秦桧费尽心机，不遗余力，不择手段地排除各种阻力。（一）排击反对派。绍兴八年初次与金人和议，大小朝臣反对者很多，秦桧接受勾龙如渊的建议，操纵台谏，把反对派全部赶下台。胡铨上书请斩秦桧、王伦、孙近以谢天下，在朝野引起很大震动，高宗一时不知所措，说自己本来就没有做皇帝的野心，只不过想奉养老母。秦桧就以辞职相要挟，不仅把胡铨流之远方，还逼着高宗下了一道诏书，戒喻中外，不准效尤。以此，与金人达成了一次没能实现的和议。（二）破坏抗战。绍兴十年，金人背盟，复取河南、陕西，南宋军民奋起抗击，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秦桧则千方百计从中破坏。刘W顺昌大捷，打算乘胜前进，秦桧奏请下诏令刘W“择利班师”；岳飞郾城大捷，力请深入敌境，收复旧疆，高宗也受到鼓舞，令岳飞与杨沂中、刘W共同相度，约期前进。秦桧则釜底抽薪，急令韩世忠、杨沂中、刘W从两淮撤军，以孤军不可深入奏请下诏令岳飞班师，一天连下十二道金字牌，致使功败垂成，一个好端端的抗战局面被断送了。（三）夺诸将兵权，诬杀岳飞父子及张宪，使军无统帅，士无战心。这样一来，不但和议的阻力排除了，而且造成了非和不可的局面，高宗即使想反悔也不可能，在和议中想提出对等的条件也不可能。事实说明，南宋向金乞和，秦桧是主要的责任者。
至于高宗担心钦宗回南的想法是存在的。但这只不过是秦桧和金人挟持高宗就范的筹码，并不足以认定高宗就是乞和的主要责任者。如果不是秦桧造成了上述非和议不可的局面，和议不成，高宗即使有不愿钦宗回南的想法，又有何实际意义呢？实事求是地说，高宗这种想法，是绍兴十一年和成以后形成，作为不见誓书的附加条款提出的，为此他付出高昂的代价。很显然，金人当时接受这一条款，会把和议价码提得很高。其实，高宗是失算了，钦宗不回南比回南的麻烦更多。韦太后回南时，钦宗哀求：“幸语丞相归我，处我一郡足矣！”钦宗即使回南，一个失国之君，还有可能再登皇位吗？留在北方，反而成为金人可居的奇货。宗弼临死遗嘱部下说：南宋如果背叛金国，“向与国朝计议，择用智臣为辅，遣天水郡王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如尚悖心，可辅天水郡王拼力破敌，如此可安中原人心，亦未深为国朝祸害。”这条毒计，也未尝不是秦桧与金人的合谋。
三、秦桧为什么能够得政、专国
秦桧何以能够得政、专国？一般的回答是，因为秦桧提出的和议主张，投合了高宗苟安江左的需要，所以得到了高宗的支持和信任。这样回答，当然不能算错，但事实的本身要比这复杂得多。
秦桧南归之初，高宗对他确实很赏识。这赏识中除了对他的“南自南、北自北”的建议表示认同，还包含着靖康间他上书“请存赵氏”留下的好印象，所以有“朴忠过人”的赞许。但在任命官职时，还持有保留态度。宰相范宗尹说秦桧曾进为资政殿学士，建议以经筵留之，高宗不同意，只给一个事简的礼部尚书；后来虽然很快进至右相，但也只干了一年就被罢去。高宗在批示中给予严厉申斥，指责他结党营私，阳奉阴违，并下令立榜朝堂，永不叙用。这不能说，高宗是迫于某种压力，作出违心的决定；或者是一时冲动，作出非理性的决定。试想，如果当时能造成一种政治环境，不给秦桧以东山再起的机会（包括不给秦桧一类掌权的机会），难道南宋就注定要向金人乞和，称臣！历史有可能是另一种面貌。可惜的是，在秦桧罢相之后，主战派党争纷起，互不相容，给秦桧和他的追随者们提供了可乘之机。植党连群，是封建社会政治的伴生物。一些士大夫总是或明或暗地利用它来对付政敌，巩固自己的权势。一些封建帝王也喜欢利用它驾驭臣下，制衡各种政治力量。北宋时期，被称为一代明主的宋真宗就曾对寇准说过：“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历代王朝一方
面冠冕堂皇地强调“惟和惟一”，“同德比义”，一方面又或隐或显地制造一些事端，使臣下们保持适度的对立。因此，朋党之争，从来也没有断绝过，只是其危害程度有轻有重而已。
朋党之争，是以维护小集团的利益为存在依据的，具有很大破坏性。任何重大、严肃问题的争论，一旦同党争联系起来，就会改变颜色，改变性质，把事情弄得很复杂，很混乱。北宋后期王安石变法失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南宋面对的是民族存亡问题，政治斗争主要是围绕和战问题展开的。但在和战之争的背后，又悄悄地进行着朋党之争，而这种朋党之争，不仅在和、战两派之间进行着，在主战派内部也同样进行着，把矛盾搞得错综复杂。绍兴十年，金人背盟，主持和议的秦桧出现了政治危机，王次翁对高宗说：“前日国是初无主，议事而小变，则更用他相，盖后来者未必贤于人，而排黜异党，收召亲故，纷纷非累月不能定，于国事初无补也。”王次翁的目的是保秦桧过关，但他所说的一相新任，“排黜异党，收召亲故，纷纷非累月不能定”的问题，也确实存在着。
秦桧第一次入相，即培植私党，援引一些知名人士以为己助。绍兴二年，吕颐浩反秦桧，是以朋党反朋党，他把秦桧赶下台的同时，就进行了一次大清洗。凡是支持过秦桧，说过秦桧好话的人，都被赶出朝；特别是把胡安国这样一些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学者视为“党魁、党徒”进行排斥，颇不受社会舆论的同情，后来这些人都成为秦桧东山再起的支持者。吕颐浩是主战的，却容不下早期主战派的领袖人物李纲。李光推荐李纲，称赞李纲“凛凛有大节，四裔畏服。”他担心李纲再度入相，便肆意指斥李纲“与其侪类，结成党与”，连同李光、向子等人一起加以排斥。所以吕颐浩从把秦桧赶下台起，就给自己的下台和秦桧的复出种下了祸根。
赵鼎这人是有志抗金的，但与吕颐浩也不能相容。建炎四年，韩世忠大败金兵于黄天荡，宰相吕颐浩奏请高宗下诏亲征。这本是激励士气，乘胜前进的好建议，而身任御史中丞的赵鼎认为是轻举妄动，坚持反对。吕颐浩把他改任为吏部尚书，他便卧家不起，“疏颐浩过失凡千言”，硬是劾罢了吕颐浩。绍兴四年，赵鼎继朱胜非为相，凡是被吕颐浩视为秦桧同党加以排斥的人，他大都起用了，客观上为秦桧复出作了铺垫。
绍兴五年，赵鼎、张浚同为左右相，开头一段，两人合作得很好，张浚行边治军，赵鼎居中总理政务，表里相应，翕然有中兴之望。可是，时隔不久，两人出现了分歧。绍兴六年六月，张浚奏请高宗于秋冬进驻建康，赵鼎作为首相，可能认为计非己出，便不予支持；八月，张浚返临安再请，朝议仍持否定态度；后来听说岳飞打了胜仗，刘豫有南窥之意，赵鼎才勉强同意高宗进幸平江。九月间，刘豫兵分三路南犯，张浚指挥作战。在战事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赵鼎竟然支持刘光世撤离合肥，并奏请高宗下旨，令张浚退保大江。在张浚据理力争下，才没有从此下策，后来粉碎了刘豫的进攻，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赵鼎觉得难以自处，辞去了相位，从此两人结怨。张浚独相，又惑于左右的揄扬，乐秦桧之奉己，竟然推荐秦桧出任了枢密使。
绍兴七年二月，罢去刘光世的淮西宣抚使，张浚刚愎自用，不纳忠言，委派不谙军旅的吕祉去主持淮西军务，吕祉“简倨自处，将士之情不达”，导致大将郦琼率部叛变。张浚在赵鼎的支持者们（其中有些人也支持秦桧）的攻击下，罢去宰相。高宗想用秦桧取代，征求张浚的意见，张浚说：“近与共事，始知其暗。”表示不赞成，高宗又决定再用赵鼎。秦桧觊觎相位未能得逞，知赵、张有隙，便从中挑拨，说张浚稽留赵鼎复相的圣旨，加深了二人的隔阂。赵鼎复相之初，高宗对他说：“现任执政，去留惟卿。”赵鼎本来对秦桧的看法不好，曾对张浚说过：“此人得志，吾人无所措足矣！”这时却一反常态，留下了秦桧，把主战的张守、陈与义等人罢去，清洗了一大批张浚的支持者。张浚先以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江州太平观，可能担心张浚复用，台谏再三论列，必欲置之死地。赵鼎一面出面救解，一面又对人言：“鼎不负德远，德还负鼎。”又焉知赵鼎是否在背后做了手脚！最后，张浚以责授左朝大夫、秘书少监分司南京，永州居住而告一段落。张浚罢相之初，最担心赵鼎坚执己见，鼓动高宗再回临安，赵鼎偏偏意气用事，竟这样做了，为秦桧的退避乞和打下了
基础。绍兴八年三月，高宗与赵鼎讨论秦桧再任右相的问题。问赵鼎：“秦桧久在枢府，得怨望否？”赵鼎打保票说：“桧大臣，必不尔。然用之在陛下尔，况自有阙。”于是秦桧再进为右相，主持与金人和议。在和议问题上，赵鼎首鼠两端，一再退让，退无可退了，不得不于这年十月罢相。自此，秦桧得以专国十有八年。
事实表明，南宋向金人乞和，秦桧是罪魁祸首，而高宗作为最高统治者，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宋史》说他“其始惑于汪、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１１］然而，主战派们就无可指责了吗？历史曾经给他们提供了成功的机会，他们却在朋党之争中把这个机会丧失了；他们曾经在艰难中奋起，创造过无数的辉煌，却又不自主地创造着走向失败的条件。老诗人陆游晚年慨叹：“诸公可叹善谋身，误国当时岂一秦！”从一定意义上说，主战派的兖兖诸公，对南宋走向屈膝投降的道路，难道不也应该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吗！
［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
［2］《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百五十七
［3］《续资治通鉴》宋纪卷一百五十八
［4］《二十二史札记》卷二十六
［5］《金陵学报》第一卷第一期
［6］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之二、三
［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四
［8］本节参考了邓广铭《岳飞传》第二十章《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
［9］《朱子大全》文七十五
［10］《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八十四
［11］《宋史》卷三十二《高宗纪》九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王加燮
来源：《江淮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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