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有哪些著名的中国知名文学刊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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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对第一手史料的解读
  《暗夜中的潜行者――对“新时期文学起源”的一种探讨》(梁艳著,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的贡献有两点不能忽视:一是详细完整地“还原”了《今天》()杂志的历史面貌,二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人们对新时期文学起源问题的一些认识。而两个方面成绩的取得都完全建立在作者对第一手历史资料的解读之上。
  在文学史上有两个《今天》,一个是存在于年的民间文学刊物《今天》,一个是1990年在挪威奥斯陆复刊的《今天》。作为这部著作研究对象的《今天》()在新时期文学的起源问题上有独特的意义。就像陈思和先生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它有自己的一个发展轨迹,自成体系,与这三十年的主流文学史若即若离保持着张力。”但是由于缺少《今天》刊物的完整原始资料,相关的研究一直停留在人云亦云的阶段而无法深入推进。作者的所有结论基本上都建立在对《今天》完整原始资料充分掌握的基础上。为了研究的深入准确,作者不仅掌握了近几年披露的相关文学史料,影印了日本中国文艺研究会1997年整理的《今天》()原件,而且还采访了《今天》的相关作家和诗人,接触到了《今天》杂志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我们经常说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现历史、解释历史,“发现”之所以能够实现,“解释”之所以能够有效,则必须有第一手历史资料作为支撑。相比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当代文学史研究对历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显得相对比较薄弱,很多文学史的“结论”基本上还停留在对文学批评的简单借用上。要想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对当代文学作家作品有一个更加准确公平的历史定位,就需要依据第一手历史资料“回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
  《暗夜中的潜行者》呈现了民间文学刊物《今天》从创刊到停刊的完整历史面貌,包括这个刊物是如何筹办起来的,它的具体内容如何,后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它在爬梳考析《今天》所牵涉的复杂人事关系和具体历史细节的基础上,以回到现场、情景再现的方式,为我们重新描画了“文革”后最初几年的文学场景,并在这样的历史场景中从产生背景、编辑发行、文学创作、被迫停刊以及被主流文学逐步接纳等几个方面完整再现了《今天》的历史面貌。
  由于当代文学史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历史化”,所以,当代文学史对《今天》的评价基本上还停留在新时期之初文学批评为我们呈现的“结论”上面。《暗夜中的潜行者》通过对《今天》的扎实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我们对新时期文学起源问题的认识。由于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新时期之初的主流文学批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纳了《今天》的部分作家作品,但是,这种接纳也有意无意地将《今天》真正的思想艺术追求淹没了,包括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和对思想解放的真诚向往。在进行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时候,如果不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状况及其原因就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梁艳的这部著作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对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和文献分析也是应该予以重视的一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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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杂志电子版
  刊  名:北京文学& 刊  期:月刊
  主办单位: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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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出版:《北京文学》月刊社& 主  编:刘 恒
  社  长:章德宁& 执行主编:杨晓升
  副 主 编:孟亚辉& 副 社 长:吴双明
  社长助理:王 童& 办公室主任:仲维萍
  总编室主任:朱吉余& 行政部主任:应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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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文艺》创刊于日,是由北京市文联主办的、新中国成立后创刊较早的一份文艺月刊。第一任主编为老舍,汪曾祺是那时的编辑部主任,又称编辑部总集稿人。《说说唱唱》创刊于1950年1月,主编有赵树理。1951年1月,根据中国文联常委会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北京文艺》停刊了,其编辑人员与《说说唱唱》编辑部合并,老舍任主编;直至1954年,北京市第二次文代会做出决议,《说说唱唱》于1955年3月终刊,其内容扩展,恢复《北京文艺》的刊名,于1955年4月重新创刊,主编仍为老舍,并一直担任到&文革&中不幸罹难为止。
  1966年&文革&开始后,《北京文艺》一度停刊。1971年复刊为《北京新文艺》,共试刊5期,成为&文革&中全国复刊最早的文学刊物。1973年,改回《北京文艺》的刊名。
  1980年10月,《北京文艺》正式更名为《北京文学》。著名作家杨沫、王蒙、林斤澜、李陀、浩然、赵金九、刘恒先后担任刊物的正、副主编;1971年《北京文艺》复刊后一直到1981年的十年间,未任命过主编,而称&主要负责人&,著名作家张志民和职业编辑谭谊、李清泉、苏辛群都当过《北京文学》(《北京文艺》)的&主要负责人&。20世纪80年代后的几十年间,实行的是编辑部主任负责制;1993年开始,实行社长兼执行副主编负责制、社长负责制;陆续主持过《北京文学》工作的有周雁如、陈世崇、蓝春荣、傅用霖、章德宁。
  现任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
  【光辉历程】
  《北京文学》月刊自1950年创刊至今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
  20世纪50年代,《北京文学》因发表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新时期之后,《北京文学》更是佳作迭出: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邓友梅的《那五》、陈建功的《丹凤眼》和《飘逝的花头巾》、余华的《现实一种》、刘震云的《单位》、刘恒的《伏羲伏羲》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等名家名篇,更是使《北京文学》领新时期文学之风骚。
  20世纪90年代末,由《北京文学》刊发起的&忧思中国语文教育&等一组文章,则引发了中国文学界、文化界乃至教育界的长时间热烈讨论。
  进入新世纪以来,《北京文学》及时把握市场经济时代的脉搏和读者阅读需求的变化,锐意改革,使刊物的内容更多地面向大众,突出了作品的时代感、现实感、大众性和可读性,全面刷新版面、更新内容,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和广大读者的欢迎。
  为适应文学期刊市场的激烈竞争,2003年创办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与此同时,原创版《北京文学》也改为《北京文学》(精彩阅读)。现有的两本杂志均为月刊,每月初出版原创版《北京文学》(精彩阅读),每月中旬出版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
  【办刊宗旨】
  原创版《北京文学》(精彩阅读):刊发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随笔、诗歌和文学评论。主打好看小说,聚焦报告文学,追求清新感,现实感,大众性和可读性。
  品牌栏目:&现实中国&&好看小说&&作家人气榜&&新人自荐&&文化观察& &真情写作&&天下中文&&作家热线&&纸上交流&
  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第一时间精选全国文学刊物刊发的优秀中篇小说,同时开设&文本典藏&,邀请著名作家评论家对经典的文学名篇进行点评。撷千种书刊精华,创独家选刊气象,追求好看、权威、典藏。
 《北京文学》往刊回顾
2013年第06期
2013年第03期
2012年第05期
2012年第02期
2011年第12期
2011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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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刊杂志赏析网 2015一份刊物,一部新文学简史
第18版:人文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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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刊物,一部新文学简史
&&&&当年刊物上刊发的绝对信号
&&&&《十月》创刊号目录
&&&&根据古华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改编的同名电影的海报。
&&&&1978年创刊的《十月》,至今整整走过了35年。&&&&《十月》这个刊名,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它蕴含了一目了然又丰富无比的时代信息。在一个金色的季节,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学一起告别了过去,迎接一个与这个季节一样辉煌的新时代。因此,“十月”是庄严和正大、是浪漫和激情、是鲜花和泪水,是飘扬的文学旗帜和火炬。它在北京的金秋迎风招展,吸引的却是全国文学家和读者的目光。就这样,《十月》不仅成了一个时代文学的见证者、推动者,重要的它更是一个参与者和建造者。因此,《十月》的35年,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新时期文学的缩影。&&&&1978,文学的重建&&&&2003年,《十月》创刊20周年之际,当时的主编王占君先生囑我组织一个编委会,编选“《十月》典藏丛书”,我请谢冕先生担任主编。丛书出版时,谢先生写下了受到广泛赞誉的《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一文。谢先生说:&&&&《十月》创刊的时候,文学圈中正是满目疮痍,一派萧瑟的景象。人们面对的是一片精神废墟。从昨日的阴影走出来,人们已不习惯满眼明媚的阳光,长久的精神囚禁,人们仿佛是久居笼中的鸟,已不习惯自由地飞翔。文学的重新起步是艰难的,它要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戒律与艺术戒律,它们的跋涉需要跨越冰冷的教条所设置的重重障碍。也许更为严重的事实是,因为长久的荒芜和禁锢在读者和批评者中所形成的欣赏与批评的惰性,文学每前进一步,都要穿越那严阵以待的左倾思维的弹雨和雷阵,都要面对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的欣赏惰性的自我折磨。&&&&这是那个年代文学的基本处境。因此,1978年创刊的《十月》和中国文学一样,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重建我们的文学。我们发现,《十月》初创时期的编者们是非常有眼光的。在创刊号上,他们专门设立了一个栏目“学习与借鉴”。刊出了鲁迅的《药》、茅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和都德的《最后一课》,并有赏析文章一并刊出。这些传统的经典作品,在那个时代远离作家和读者已久。编者的良苦用心就是要修复文学与中国现代传统和西方经典的关系。同时,创刊号刊出了刘心武轰动一时的《爱情的位置》等标示新时代文学气象和症候的作品,和其他刊物发表的同类作品一起吹响了文学新时代起航的号角。&&&&在文学重建初期,《十月》在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也勇于承担了社会批判的职责。创刊不久的1979年,反特权、反官僚主义的文学作品从一个方面体现了那一时代活跃、自由的文学环境和作家的责任意识及使命感。但是,文学试图参与社会批判,必然要受到另一方面的干预。就在这一年,发生了围绕着《苦恋》、《在社会档案里》、《调动》、《女贼》、《假如我是真的》、《飞天》、《将军,不能这样做》等作品的讨论及评价,并引发了1980年“剧本座谈会”的召开。这些备受争议的作品中,有两部发表在《十月》上,这就是刘克的中篇小说《飞天》和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这一情况表明,在新时期文学重建初期,《十月》就处在风口浪尖上,它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两部手抄本,上了文学刊物&&&&靳凡的《公开的情书》和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文革”中曾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中广泛流传,它们的作者都是“文革”中的老红卫兵,经历了狂热和幻灭的精神历程之后,他们在更深广的意义上省察了这一历程。他们都生活于中心都市北京,在幻灭的日子里他们阅读了许多经典性作品,从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恩格斯以及许多西方文学名著。这一情况在丁东的《黄皮书&灰皮书》一文有过更详尽的介绍。黄皮书为文艺,灰皮书为政治。据介绍,这些书有美国小说《在路上》,苏联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爱伦堡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剧本《愤怒的回顾》,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托洛斯基的《斯大林评传》以及《格瓦拉日记》等。作者认为:“黄皮书和灰皮书影响了一代人。”他们从这些书中获得了有别于流行思想的营养,并使自己初步获得了自我反省和思考的能力。&&&&《公开的情书》成书于1972年3月,定稿于1979年9月。小说通过四个主人公:真真、老久、老嘎、老邪门半年时间的43封书信,反映了“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人不同的生活道路和命运,抒发了那代青年对理想、事业、爱情和祖国命运的思考。作者选择了主人公“流浪”于路上的形式,在青春想象中营建了向往的浪漫情调,他们谈论艺术和爱情,真诚向友人宣泄失意的苦恼和迷惘的困惑,相当真实准确地揭示了那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态。&&&&《晚霞消失的时候》则更多地限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反省。这是一部文字优美、有鲜明抒情风格和浪漫气息的作品,小说创作于1976年,此后四年四易其稿,最后定稿于1980年。&&&&这是以人物和故事作为小说基本结构的小说。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清晨,主人公李淮平和南珊在树林晨读中不期邂逅,他们都是十六七岁的中学生,南珊“聪明而清秀”,而李淮平则出语粗俗、野蛮霸道,流露出干部子弟常见的优越感和顽劣之气。一场恶作剧之后,他们却讨论了一场远非是他们有能力把握的“文明与野蛮”关系的问题。不久“文明与野蛮的冲突”终于发生,李淮平带领红卫兵抄了国民党起义军官楚轩吾的家,原来南珊竟是楚轩吾的外孙女。在对楚轩吾的审讯中,李淮平又得知了楚轩吾原来是自己父亲李聚兴手下的降将。此后,李淮平成了海军军官,南珊则由一名知青而后当了翻译。十几年过后,世风大变,李淮平依然如故,虽心存苦痛但仍自信无比;南珊则历尽沧桑,不再有“坦率的谈吐和响亮的笑声”。一场动乱改变了南珊的命运,使她原本可以预知的未来变得千疮百孔,心灵犹如千年古潭;那位“淳厚正直”的原国民党将领楚轩吾,曾深深忏悔过个人的人生选择,而动乱又将他的痛苦雪上加霜;李淮平虽然是历史的宠儿,但他却同样因此付出了代价。&&&&现代主义的文学裂变&&&&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也是中国文学观念发生大裂变的时代。潜伏已久的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在这时浮出历史地表。各种文体在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鼓动下汹涌澎湃。王蒙的中篇小说《蝴蝶》、谭甫成的小说《高原》以及高行健的戏剧《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等,都发表在《十月》上。这些作品同其他具有现代主义文学倾向的作品一起构成了百年中国文学地震学的最大震级。应该说“文革”的历史是中国现代主义倾向文学产生的现实基础,千奇百怪的非正常性事件导致了一代青年的怀疑和反抗意识,他们精神的春天正是在现实的严冬中孕育的;另一方面,非主流的文化接受使他们找到了相应的表达形式。塞林格的《麦田的守望者》、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等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已在部分青年中流行,这一文化传播改变了他们的思考形式,它如同催化剂,迅速地调动了他们的现实感受,东方化的现代主义文学正是在这样的现实和文化处境中发生的。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二次崛起,是一次极富悲剧意味的文学运动,它冒着“叛逆”的指责和失去读者的双重危险,担负起社会批判的使命,并与人道主义一起重新构建了人的神话。那一时代的许多作家几乎都经历了现代主义文学的沐浴,并以切实的文学实践显示了它不凡的实绩。但在中国,传统的巨大影响使其仍然成为百年梦幻的一部分,是近代以降现代性追求在20世纪80年代的变奏。&&&&现代主义文学虽然也无可避免地落潮了,却以自己悲壮的努力争取了文学的自由。可以说,没有这一努力,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的文学环境大概要延缓许多年。今天我们才有可能看到,是否受过现代主义文学的洗礼,对一个作家而言是非常不同的。应该说,现代主义文学极大地提高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文学性。&&&&汪曾祺与张承志&&&&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汪曾祺重新以小说家身份面世时,他那股清新飘逸、隽永空灵之风,并非突如其来。不同的是,与现实关系习惯性紧张的心态,才对这种风格因无以表达而保持了短暂的缄默。80年代最初两年,汪曾祺连续写作了《黄油烙饼》、《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天鹅之死》、《大淖记事》、《七里茶坊》、《鸡毛》、《故里杂记》、《徙》、《皮凤之楦房子》等小说。这些故事连同它的叙事态度,仿佛是一位鹤发童颜的天外来客,他并不参与人们对“当下”问题不依不饶的纠缠,而是兴致盎然地独自叙说起他的日常生活往事。《十月》发表了汪曾祺的《岁寒三友》、《晚饭花》、《露水》、《兽医》等小说,参与推动了中国抒情小说的发展。&&&&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小说。它的人物相对单纯,只有王木通、盘青青、李幸福三人,他们分别被赋予暴力、美和文明三种不同的表意内涵。因此,这貌似与世隔绝的环境,它的诗性和风情仍不能掩埋现实的人性冲突。于是,这个“爬满青藤的木屋”就不再是个孤立的存在,它所发生的一切冲突,都相当完整地表达了山外的整个世界。作家对启蒙话语的被压抑和知识分子的地位深怀同情,但它在现实中的地位已无可挽回,它从另一侧面表述了知识分子话语的无力和无奈。&&&&张承志在“新时期”文学中,既在文学前沿,同时又在任何文学潮流之外。他桀骜不驯和自视甚高的个性使他很难认同流行的潮流。因此,即便是在“知青小说”的范畴内来谈论他也显得相当勉强。他在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集《老桥》的“后记”中,流露过自己真实的心态和写作的原则:“无论我们曾有过怎样触目惊心的创伤,怎样被打乱了生活的步伐和秩序,怎样不得不时至今日还感叹青春;我仍然认为,我们是得天独厚的一代,我们是幸福的人。在逆境里,在劳动中,在穷乡僻壤和社会底层,在思索、痛苦、比较和扬弃的过程中,在历史推移的启示里,我们也找到过真知灼见;找到过至今仍感动着、甚至温柔着自己的东西。”在这样认识的支配下,他确定了自己“为人民”写作的原则。在他看来,“这根本不是一种空洞的概念或说教。这更不是一条将汲即干的枯水的浅河。它背后闪烁着那么多生动的脸孔和眼神,注释着那么丰满的感受和真实的人情……”《十月》发表了他最重要的两部中篇小说《黑骏马》和《北方的河》。后来他的《金牧场》、《黄泥小屋》、《心灵史》、《神示的诗篇》,其精神向度虽然有重要的变化,但理想主义始终是他固守的气质。他的这些作品与“新潮”无缘,但又“超越了许多同时代人”。&&&&张贤亮是他那代作家中最有才华的一个。《十月》发表的《绿化树》,是张贤亮最重要的作品甚至是代表作。主人公章永璘的观念正确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通过人物的忏悔、自省等内心活动的描写,对饥饿、性饥渴和精神世界的困顿等问题进行的思考,生动展现了那一年代知识分子的“苦难的历程”。小说塑造的马缨花,是那一年代最有文学成就的人物之一。&&&&中篇与面向未来的文学新干线&&&&从创刊至今,《十月》对中篇小说发展做出的贡献尤其值得提及。刊物创办人之一的资深老编辑、散文家张守仁说:“当时那些月刊一期就十几万字,所以发一个中篇就了不得了,而我们一期就发三四个。从‘五四’以来,还从来没有刊物这样做。可以说,《十月》引发了中篇小说的第一个高潮。同时,我们抓紧时机,召开了一个中篇小说座谈会,把很多作家都请来参加,推动中篇小说这个体裁的发展。”事实的确如此。可以说,在中篇小说领域,能够与《十月》杂志抗衡的刊物几乎没有。《十月》的中篇小说获得的全国性奖项(“鲁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有17部之多。更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这些作品的巨大影响力。比如王蒙的《蝴蝶》,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宗璞的《三生石》,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永远有多远》,张贤亮的《绿化树》,贾平凹的《腊月·正月》,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叶广芩的《梦也何曾到谢桥》,方方的《断琴口》等,都是三十多年来中篇小说最重要的作品。&&&&《十月》造就或举荐了许多功成名就的著名作家,同时仍在培养当下年轻的作家。1999年《十月》设立了一个新的栏目“小说新干线”,这个栏目已经推出近80多位年轻作家,充分显示了刊物良好的传统和纯正的文学抱负。&&&&当然,80年代的文学辉煌已经成为往事,它只可想象而难再经验。但是,通过刊物发表的作品和刊物主政者的表达,我们看到的是《十月》的传统在文学举步维艰的今天,他们仍然坚守在文学的精神高地。35年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在当下中国处在现代性的不确定性过程中的时候,一份文学刊物能够在波峰潮涌中巍然屹立,既能够引领文学潮流,又保有自己独特的文学风貌,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相信也祝愿《十月》在今后的岁月里,青春永驻,为中国当代文学推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培养更多更好的文学新人。&&&&补白&&&&微博上的&&&&《十月》记忆&&&&@《十月》&刘心武《爱情的位置》发表于《十月》创刊号,据说在创刊号征稿召开座谈会时,作家严文井看到篇名时,高兴地说:“啊,好呀,爱情有位置了!”小说发表后,作者收到大量读者来信。&&&&@慢走的马_马叙:&1988年,当时买了这本《十月》,读到了组诗《农耕之眼》,其中《明天醒来你会在哪只鞋子里》、《我请求,雨》印象很深刻。读过海子其他的诗,我以为都没有超过这一组。这是那个时代的青春,那个时代的诗。也是一个时代的诗之记忆。&&&&@《十月》&三十五年前,在北京市东兴隆街的一幢木楼里,北京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们创办了《十月》杂志。当时的原因很简单,编辑室收到很多中短篇小说来稿,作品质量很高,但因篇幅较短,难以单独出版。当时编辑们敏锐的感觉和果断的决策,成就了一本杂志的辉煌。&&&&@诗人蓝野&下了公共汽车,找了一个稍微安静的角落,站在路边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最后几页读完,禁不住泪流满面!文学就该有这样的担当,当媒体和人们都被时代施了魔法,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梦,人生共同出彩……之时,文学在讲述中国的痛,描写时代中的“个人悲伤”。&&&&@饺子会代表&机缘巧合,今天蓦然看到小学时候偷翻妈妈的文学杂志《十月》,一读为之惊艳心心念念这么多年仍依稀记得情节的小说,原来是严歌苓的《白蛇》。回忆起年幼时把一切书本当成精神食粮的饥渴岁月,再想起已经对纸质书籍疏懒麻木的如今,不禁唏嘘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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