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几篇好文章！
百岁老人的临终一票
　　美国大选期间，我从广播里听到一则报道，说的是某县选举委员会怎样处理老人院里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的投票问题。众所周知，美国正在走向老龄化社会，很多美国老人生活在养老院里。虽然老人们不再活跃在社会活动舞台上，现在七、八十岁的老人却曾经经历过二战，被称为最伟大的一代。统计表明，投票率最高的是60岁左右的老人，最低的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所以，老人投票一向为政治家们所重视。可是，如果老人很老了，生活不能自理了，他们怎么投票呢？
　　通常，这些老人受优待，不必亲自去投票站，而是通过邮局把选票寄来，老人们填写了再寄回去。可是，有些老人连做到这些都困难了，比如这则报道里说的，老人院里身患“埃兹海默症”，即通常所说的老年痴呆症的老人，该怎么办呢？
　　根据法律，他们依然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依然有投票权，保障他们的投票权是政府的责任。该县选举委员会特地组成工作小组，前往老人院，一个老人一个老人地面谈，确定他今年是否有行使投票权的意愿，如果有的话，帮助他们完成填写选票的艰辛过程。为了防止工作人员有偏向地启发老人，选举委员会的小组必须跨党组成，并且规定不能单独为老人服务。
　　后来，在报纸上读到一条新闻。有一位一百岁不到的男士，卧病多年，全靠生命支持设备存活。在大选前一些日子，终于说服全家，决定撤除维持生命的医疗设备，安逸离开这个世界。我可以说，这位老先生其实是生活得最积极，最热爱生命，热爱这个世界，热爱他的国家的人，因为，他竟然决定，他还要投好最后一次票。县选举委员会特地派员把他的选票送到病床边，随后退至室外，以保障老人秘密投票的权利。不过这位老人并不讳言自己的投票，他事后说，他既没有投布什，也没有投克里，他投了一位本州小党的候选人一票。他说，应该支持地方政治家。
　　读这新闻的时候，我想到，这位老先生能这样做，一定和他的生命观有关系。我以为这条新闻是今年大选之最了，后来发现，还不是。
　　据报道，今年大选，投出有效票的最年长的公民是芝加哥一位106岁的女士。老太太出生于1898年。1920年，她22岁那年，第一次参加大选投票。那一年大选是宪法第19修正案确定妇女有平等选举权后的第一次大选。这位老太太竟然是参加过第一次妇女投票的人。从那以后，至今举行了20多次大选，老太太不好意思地回忆说，她漏了一两次，没有投票。老太太亲自经历的大选，是美国建国两百多年来大选的近半数，美国的43任总统，这老太太亲眼看到的有20任。
　　这老太太对自己历次投票选谁还记得很清楚。她说她年轻时候是投共和党票的，但是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改变为投民主党。她说她不怎么在意候选人的党派，她是看候选人心里有什么来决定自己投票。她最得意的两次投票是，72年前她投了罗斯福一票，44年前投了肯尼迪一票。今年，她投民主党候选人克里。报道说，别人问道，你对年轻人投票有什么忠告？老太太的回答让我佩服之至。老太太说：“不要抱太多的希望，否则你会失望的。”
　　这可真是亲身经历了100年风雨的老人经验之谈。民主并不保证风调雨顺，并不承诺国强民富，并不减轻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民主只不过是给了社会试错纠错的机会，如果选上去的人犯错误，下次选民就有机会把他选下去，纠正错误。错得少，纠正得快，天长日久，生活渐渐就好起来，国家慢慢就强起来了。但是，可不要把希望都放在一次投票上面。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5期
病房里的感动
作者:张燕梅
　　晚上９时，医院外科３号病房里新来了一位小病人。小病人是个四五岁的女孩。女孩的胫骨、排骨骨折，在当地做了简单的固定包扎后被连夜送到了市医院，留下来陪着她的是她的母亲。
　　大概因为是夜里，医院又没有空床，孩子就躺在担架上放在病房冰冷的地板上。孩子的小脸煞白，那位母亲一直用自己的大手握着孩子的小手，跪在孩子的身边，眼睛一眨也不眨的盯着孩子的脸。
　　“妈妈，给我包扎的叔叔说过几天就好了，是不是？”
　　“是！”母亲的脸上竟然挂着慈爱的笑，好象很轻松的样子。
　　“妈妈，那要过几天？”孩子的声音很小。
　　“用不了几天，孩子。”
　　孩子没有说话，闭上眼睛，眼泪流了出来。
　　过了一会儿，孩子说：“妈妈，我疼！”
　　母亲弯下身子，把自己的脸贴在孩子的小脸上，用自己的脸擦干孩子的泪水。当她抬起头的时候脸上依然挂着那种轻松的慈爱的笑：“妈妈给你讲故事好吗？”孩子点点头，眼泪还是不停的流下来。
　　母亲讲的故事很简单：大森林里的动物们都来给大象过生日。它们各自都送给大象珍贵的礼物，只有贫穷的小山羊羞怯的讲了一个笑话给大象，大象却说，小山羊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它的礼物是最值得珍惜的。
　　不知道母亲为什么选了这样一个故事。孩子的眼睛亮起来，她一边用手抹眼泪，一边用快活的声音说：“妈妈，它们有蛋糕吗？我过生日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给我买最大的蛋糕？”
　　“当然要买蛋糕，等你好了，出院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去买蛋糕。”母亲的声音那样轻快，孩子也笑了。
　　“妈妈，再讲一遍。”于是，母亲就一遍一遍的讲下去，她的手一直握着孩子的小手，脸上挂着轻松的慈爱的笑。
　　女孩终于忍不住了，眼泪再次流下来：“妈妈，我很疼！”并轻声哼起来。母亲一边给孩子擦眼泪一边问：“你想大声哭吗？”孩子点点头。病房却是出奇的安静，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睡了。那时已经是夜里１１点多了。
　　“让妈妈陪你一起疼好吗？”孩子点点头又摇摇头。母亲把自己的手放在女孩的唇边说：“疼，你就咬***手。”孩子咬住了***手，可是眼泪还是不停的流。
　　后来，孩子终于闭上眼睛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泪水，母亲这时却是泪流满面。
　　凌晨３点的时候，孩子就从梦中疼醒了，她叫了一声“妈妈”就轻轻的抽泣起来。母亲忽然没了语言，他不知所措了，嘴里只是轻轻的叫着：“我的孩子！”
　　“孩子要哭，你就让她大声的哭吧。”一个声音在房间里响起。“孩子你哭吧。”房间里的人一齐说。他们竟然都是醒着的。
　　母亲看着孩子的脸，说：“想哭就哭吧，好孩子。”
　　“妈妈，叔叔、阿姨不睡了吗？”孩子哽咽着问，眼泪浸湿了她的头发。她的小脸像个天使。
　　屋子里能走动的人都来到了孩子的跟前，一名４０岁左右的妇女拿起一个橘子，一边剥皮一边说：“吃个橘子吧，小宝贝，吃了橘子，你就不疼了。”说着眼泪滚落在孩子的脸上。孩子吃惊的看着她，然后伸出自己的小手去擦阿姨脸上的泪。那女人更止不住的哭泣起来：“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懂事的孩子……”
　　那一夜，大家都没有再睡，大家都被感动着，被那孩子感动着，被孩子的母亲感动着。有一个称职的母亲才会有这样优秀的孩子。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9期
病态生活的印记
作者：曾颖
　　我的老前辈杨伯，某一天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一位和他同龄的老人在街头发病被送往医院，但因老人身上只有几十元钱，且又联系不到他的儿孙，医院不敢贸然施救，结果死在病床上。从那天起，他老人家就长期将两个存折和3000元现金带在身上。带这么多钱在身上又怕小偷光顾，于是就缝了一个有口袋的大内裤，走起路来一叉一叉的，很搞笑。此习惯一经养成，风雨不改。晚辈们都视之为病态。
　　无独有偶，我的外婆，今年82岁了，双目失明，行动不便，但多年来养成的屯积粮食的习性却一点都没有改变。她像《四世同堂》中的祁老太爷一样，喜欢把米、油、花生、面条等放在自己卧室里，从床上一伸手便可以触到，那种富足和踏实的感觉，令人发噱。最喜剧的是老太太虽然双目失明了，却胸怀全球，无论是索马里闹饥荒美国打伊拉克还是印度洋大海啸，都能使她联想到油价粮价快涨了，赶紧买几百斤回来备着。她的焦虑、担心和溢于言表的恐慌，都让晚辈们感到不可理喻。但联想起“粮食关”那年，她拖着六七个儿女，大年初一家中只剩一把猪都不愿意吃的干苕藤时的情景，我们实在不忍心指责她的“变态”，只是悄悄地将她那些略有些发霉的粮食偷偷换掉，搞些道具粮食让她老人家一劳永逸地快乐下去。
　　像老外婆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家对门一家凉菜店的男主人曾伯也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最大毛病，是不喜欢他的妻子与别人说话。他是怕妻子“吃政治亏”，因为妻子经常与买凉菜的顾客聊时事，哪里又抓了腐败分子哪里的铁路又出了轨哪些人又要涨工资了。这对于一个讲人气的小买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曾伯看来，此事却万分危险，他时常在妻子讲得正高兴时，又是挤眉又是眨眼，有时甚至干脆骂开了，说：“有什么好说的？干你的活！”随后还会小声附到妻子耳边说：文革你又不是没有经历过！
　　曾伯在“文革”中见过太多的人祸从口出，因此，他不惜以得罪买主和惹得家庭不和的代价，也要坚持让妻子少说话。
　　在生活中，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有的新闻工作者，一遇到写领导排名就噤若寒蝉，如履薄冰。有的摊贩，不管有证无证，一想起城管就条件反射式的发抖；有的股民，一听到电视的股评就喊换台；有的民工，三天没有看见包工头就吓得失去了方寸，以为对方又卷款潜逃了……
　　对于很多正常人来说，都会嗤笑以上的种种行为的病态。但每个人的历史，也许就像树的年轮一样，记录着他所经历过的所有灾难和教训，而且永远无法抹去。让昨天的经历来指挥今天的行为，有时确实显得滑稽可笑。但基于当前的某些社会现状和背景，谁又敢把这些行为仅仅当成笑料呢？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4期
窗子外和窗子里
作者：朱德庸
　　小时候上幼儿园，老师必须把我的坐位单独排在窗口。因为如果不能一直凝视着窗外，我就会哭闹不休，搞得别的小孩无法上课。于是从四岁到六岁，我是对着窗外度过我人生最早的学校生涯的。
　　世界，就在窗户的外面。
　　幼小的我不会这么想，却执拗地只愿意面对窗外那个有人走过，有云和树叶飘过的光影变幻的世界，而不愿意回头接受窗子里这种被规定，被限制的小小人生。令人头痛的是，长大之后的我竟然也是这样。
　　我没办法接受人生里许多小小的规矩。进小学，我读不会课本，做不了功课，念中学，我被好几所学校踢来踢去，上大学，我是自己关着门读了几个月书奇迹般考上的，等退伍有一份好工作后，我却跑去做当时还没有人认同的专职漫画家。就像小时候一样，别人上班，上课，我却只想一直看着，或接触窗户外面那个流动的世界。
　　我曾经花了几年时间到国外旅行，坐着地铁跑来跑去，在每一座城市从早到晚散步，为的只是去看街头各式各样的人群。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事都会发生。
　　世界是如此荒谬而又有趣，每一天都不会真正的重复。因为什么事都会发生，世界才能真实地存在下去。否则，一个什么都合理化的世界，不就像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那样阻断了人的一切想像和生命力吗？当年的我这么想。
　　什么事都在发生，是这个世界持续下去的原因，而我是个旁观者。然后，我结婚，有孩子，有一点钱，经历了人生里许多重要的事。有一天，我终于了解到，窗户里面也是什么事都在发生，而且发生在自己身上。
　　人生，终究不容许你只做一个旁观者。
　　这么简单的事，我竟然花了几十年才搞清楚。
　　其实，人生不过是一场墨菲定律。你需要的东西总是在你寻找时消失不见，在你不需要时又重出现。而人们又总是不断有着各种需要。
　　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选择自己不该爱的人，选择自己不该结的婚，选择自己做不来的职位，选择自己达不到的梦想，从而选择了人生的各种困境。
　　神秘的是，人生的困境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月亮从西边落下，不会因为人做了哪种选择而改变。不同的选择，只带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已。我们惟一能做的，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窗子外面的，或者窗子里面的。
　　我常回忆起某些艰难的日子里，情绪如浪潮般涌来，我和妻子在街道上走着，为了作某些决定而彷徨。人们的脸擦肩而过，带着各自的忧愁或快乐。一段时光过去，那些问题解决了，我们又重新面对不一样的决定，不一样的街道，不一样的人群。可能这就是人生吧。像拼图游戏，每一小块图片都不会重复，你必须一块一块不怕麻烦地拼起来，最后才看得到整幅风景。
　　我们是一群坐上了人生旋转木马的人，游戏还没有结束，我们大家都不能下马，只能随着音乐不断旋转。人生像一个撒满珠宝的荒原，大家都在寻找闪烁的宝石，但大部分时间，你只看得到荒原上的孤烟蔓草。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20期
作者：奥莱加里奥·拉索·巴埃萨　☆伊承东 译
　　一个小老头下巴蓄着又白又长的胡须，上唇的小胡子被尼古丁熏成了红色。他披着一件大红斗篷，脚登高跟皮鞋，头戴一顶龙舌兰编的草帽，胳膊上挎着一个小篮子，来到兵营的门口，走过去，倒回来，走过去，倒回来，反反复复，显得十分胆怯。他想向哨兵打听什么，但哨兵没等他开口就高声喊道：
　　“警卫班长！”
　　一个尉官从门后跳了出来，仿佛是埋伏在那儿的。
　　尉官仰起头用询问的目光打量着陌生的老头儿，老头儿于是说道：
　　“我儿子在吗？”
　　班长笑了起来，哨兵则面无表情，如同一尊盐塑雕像似的冷漠。
　　“警卫团有三百个儿子，不知您儿子叫什么名字？”班长说。
　　“他叫曼努埃尔……叫曼努才又尔·萨巴塔，先生。”
　　班长皱皱眉头，一边捉摸着一边重复道：
　　　　“曼努埃尔·萨巴塔……曼努埃尔·萨巴塔……”
　　　　顷刻，他以肯定的语气说：
　　　　“我不知道有哪个士兵叫这个名字。”
　　　　乡下人在厚高跟皮鞋上骄傲地直起身子讥讽地笑了：
　　　　“可是，我儿子不是士兵，他是军官，是正儿八经的军官……”
　　　　警卫团的号手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凑过来用胳膊捣了捣班长，低声告诉他：
　　　　“是新来的，刚从学校来的……”
　　　　“见鬼！一头多嘴的驴……”
　　　　班长把那农夫打量了一番，看到他是个穷人，没敢请他去军官俱乐部，而是叫他去了警卫团。
　　　　老头儿坐在一条木凳上，把篮子放在伸手可及的身边。士兵们一下子围拢过来，他们以好奇的目光看着那农民，对那个篮子很感兴趣。篮子不大，用一片口袋布盖着。那帆布下面先是听到啄食声，接着便有一只红冠老母鸡露出头来，由于闷热，它的嘴张开着，不停地喘着气。
　　　　看到那老母鸡，士兵们一边鼓掌一边像孩子似的高声叫道：
　　　　“炖鸡吃！炖鸡吃！”
　　　　农夫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面对那么多持枪的士兵又十分紧张，不禁傻乎乎地笑起来，思想也乱了：
　　　　“哈，哈，哈……对，“炖鸡吃，炖了鸡给我儿子吃。”
　　　　说罢，老人却是一阵心酸，脸上立刻蒙上了一层阴影，接着又说道：
　　　　“我都5年没见他了！”
　　　　忽然他又高兴起来，一边挠着耳后的部位一边说道：
　　　　“他不愿意回村里去。我的东家强迫他当了兵。哈，哈，哈……”
　　　　一个膀大腰圆、身上披着武、腰间扎着宽皮带……挎着大刀的卫兵去叫中尉。
　　　　中尉正在驯马场上跟一伙军官在一起。他个子矮小，长得黑不溜秋，躯干粗得像个木桶，面容俗气。
　　　　卫兵打了个立正，两脚并拢时靴子底掀起一股尘土，报告道：
　　　　“有人找您……我的中尉。”
　　　　不知怎么回事，中尉的脑海里一下就闪出了他父亲那干瘪矮小的身影。
　　　　他仰起头，为了让他的同事们听到，以鄙夷不屑的语调大声说道：
　　　　“在这个镇子上，我谁都不认识……”
　　　　卫兵又主动解释说：
　　　　“是个满脸皱纹的小老头，披着斗篷……他从很远的地方来，提着一个篮子……”
　　　　虚荣心顿时把中尉闹了个大红脸，他把手举到帽檐上说：
　　　　“行啦……您走吧！”
　　　　军官们的脸上露出诡秘的神色，他们不约而同地朝萨巴塔扫了一眼。那么多道询问的目光令中尉实在难以承受，他垂下头，咳嗽了一声，点上一支香烟，开始用刀鞘包头在地上胡乱划起来。　　
　　　　过了五分钟，又来了一个卫兵。这卫兵刚刚入伍，什么都不熟练，打立正的姿势万分滑稽可笑。离中尉还有四步远的时候，他就像鸡扇动翅膀一样上下挥舞着手臂喊道：
　　　　“有人找您，我的中尉！是一个乡下老头子……他说是您的父亲……”
　　　　中尉没有纠正卫兵的话，他把香烟扔到地上，怒冲冲地一脚踩灭，喊道：
　　　　“滚吧！我就来。”
　　　　为了不做任何解释，中尉一头钻进了马厩。
　　　　老人坚持要见儿子，卫兵班长每五分钟向上司报告一次，上司军官被弄烦了，就去找萨巴塔。
　　　　与此同时，那个变得像孩童似的可怜的老父亲越来越心神不宁。他竖起耳朵听动静，只要听到一点儿声响他就伸长脖子往外看。那脖子又红又皱巴，跟火鸡脖子一样。听到脚步声他就激动得浑身发抖，以为是自己的儿子来拥抱他崃给他讲述他的新生活，让他看他的武器、马具和马匹来了。
　　　　警卫团军官佯装检查马厩找到了萨巴塔。他开门见山、干巴巴地对他说：
　　　　“有人找您……说是您的父亲。”
　　　　萨巴塔移开目光，没有回答。
　　　　“他在警卫团……一定要见到您才走。”
　　　　萨巴塔狠狠地往地上跺了一脚，恼怒地咬了咬嘴唇去了那儿。
　　　　他一进警卫团，有个士兵就喊道：
　　　　“立——正！”
　　　　听到喊声，士兵们立刻如弹簧一般霍地站了起来，团部里响起一阵大刀声、脚步移动声和鞋跟撞击声。
　　　　士兵们对儿子的尊敬弄得老头儿晕头转向，他忘掉了篮子，也忘掉了老母鸡，张开胳膊向儿子迎过去。他那像老树皮一般的面庞上绽出了欢欣的笑容，兴奋得浑身颤抖着高声叫道：
　　　　“我亲爱的曼努埃尔！我的小曼努埃尔……”
　　　　尉官只冷冷地向他打了招呼。
　　　　农夫的双臂落了下来，脸上的肌肉抖动不止。
　　　　中尉偷偷地把他拉出军营，到了街上，悄悄地对他说：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干吗到这儿来看我！我军务在身……不能出去。”
　　　　说罢，转身走进了军营。
　　　　乡下老汉又回到警卫团，浑身哆哆嗦嗦，茫然不知所措。他狠狠心把鸡从篮子里掏出来给了警卫班长。
　　　　“给你们吧，就你们吃。”
　　　　他向士兵们告了别，失望之下，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离开了。走到门口时，他又转过身来两眼含泪地补充了一句：
　　　　“我儿子特别喜欢吃鸡脯，你们给他一块……”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8期
作者：方冠晴
　　一个乡下老汉，他的儿子因为与人口角，被人打了。儿子的伤势很重，被送到医院后，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这可是他唯一的儿子啊，老汉寸步不离地守在儿子的身边，终日以泪洗面，心急如焚。他恨不得将凶手抓到面前来，生生撕了。
　　三天三夜的紧张抢救之后，儿子总算悠悠醒来。但就在这时，派出所传来消息，凶手逃跑了，没能抓住。
　　想想儿子险些丧生，再看看儿子浑身触目惊心的伤痕，老汉愤怒了。他说，凶手就是逃到天边，他也要把他抓回来，让他服法。
　　老汉开始追寻凶手，他四处打听，百般奔波，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半个月后，他打听到了凶手藏匿的地方。于是通知了派出所，与警察一起去抓。
　　但凶手实在是太机敏了，居然从警察的包围之中逃脱了。这时，警察一路追赶凶手，老汉留了个心眼，他一个人抄近路到前面去拦截。
　　在一条宽阔的河边，老汉终于拦住了凶手。凶手见只有老汉一个人，就一拳砸倒老汉，向河对岸跑去。
　　此时正是隆冬季节，河面上的冰层厚可逾尺，足以任人在上面奔跑。但惊慌失措的凶手忽视了致命的一点，那就是喜钓者在冰上凿了好些窟窿，用以钓鱼。慌不择路的凶手在奔跑中，一头扎进了冰窟窿，瞬间便无影无踪。
　　看到这一情景，老汉显然也被吓呆了，但他略一迟疑，还是跳下冰窟窿，去救那个凶手。
　　警察赶到时，老汉刚将那个凶手拖出冰面，而老汉浑身湿透，冻得嘴唇发紫，瑟瑟发抖。
　　经过这一冻，老汉病倒了，整整卧床一个月。
　　一时间，这件事在当地传开，人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这老汉刚烈；有的说，这老汉善良。而说得最多的，是这老汉糊涂。你拼命抓凶手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儿子报仇吗？凶手掉进冰窟窿淹死才好呢，你居然冒着生命危险去救？救自己的仇人，值得吗？这不是糊涂蛋又是什么？
　　当地的电视台也听说了这件事，于是派了个采访组去采访他。镜头里的老汉斜躺在病床上，满脸病容。记者问他：“是什么力量促使你一连奔波半个月，誓死也要抓住凶手呢？”
　　老汉说：“我是父亲啊。”
　　记者又问：“那为什么凶手落水后，你又要救他？难道你不恨他吗？”
　　老汉还是说：“我是父亲啊。”
　　所有人都以为老汉出了毛病，因为，他答非所问。
　　记者也不懂了，一时间，有了空白的间歇。然后，记者费尽口舌，不断提问，想弄清楚老汉真实的想法。
　　老汉的想法十分简单，他说：“我儿子差点就没了，在他三天三夜没有苏醒的那段时间里，你能体会得到，一个父亲心中是怎样的滋味吗？凶手也是人呀，也是爹妈生父母养的，他犯的也不是死罪呀，他要是死了，他的父母心中，又是什么滋味？
　　简短的话，将看到这个节目的人都感动了，人们也才真正理解了这个老汉的所作所为。他抓凶手，是因为他是父亲，他爱他的儿子，他要让害他儿子的人受法律制裁；他救凶手，也是因为他是父亲，他懂得，失去儿子对父亲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
　　生命是宝贵的，哪怕是一个罪犯的生命，也值得珍惜。爱，是能够互通的。真正富有爱心的人，自己尝过的痛苦，就不忍心再让别人去尝。这与法与理无关，关乎的是父亲的称谓和父亲的柔情。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2期
父亲的“外遇”
作者：谷云华
　　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现在没有了，那是两个月前的一天傍晚，我从公司下班回家，和同事苗苗一路走着一路笑着，一切都那么美好，突然，苗苗停住了脚步，眼睛盯着前方对我说：“小莉，你看，那好像是你爸爸。”我一看，果真是爸爸，在医院门口，他拦下一辆出租车，拥着一位年轻女子上了车，那神态完全是在拥着一位热恋中的情人，我呆住了，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地地道道地书呆子父亲身上会发生风花南月的故事，我怔怔地站在那里，望着远去的出租车，苗苗的一声喊，才把我从沉思中惊过过来。
　　那一夜，我失眠了，我感到震惊，但细想想似乎也有现由：妈妈是一个初中未读完的村姑，爸爸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俩人在一块儿看似和睦、恩爱，但我明显看出俩人志不同、道不合，他们之间的共同语言太少，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就是我们家小莉真漂亮，我们家小莉真好看，我们家小莉真懂事。。。。。很少再有别的什么了，我有时问爸爸妈妈：“你们文化差距那么大，是怎么走到一块儿的？”他俩只是回答同样的一句话：你爸（妈）人好呗。有时我开玩笑说：“我性格怎么不像你们那样文静，一天到晚嘻嘻哈哈，我是不是你们从路边捡来的？”爸爸会说：“你智商高像爸爸，上了大学，面孔像妈妈，漂亮美丽，这不正说明你是我们爱情的结晶吗？”
　　我暗暗想，爸爸这样做也许是应了书上，电视上所说的，人到中年，婚姻进入疲倦期，需要注入新的激情，何况爸爸又是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男人呢。
　　再一次碰到爸爸和那个女子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独自一有走逛商场，在商场女装柜，一对熟悉的身影突然映入我的眼帘，只见爸爸正把一件很高档的大衣穿在女子的身上，那女子跟我年龄相仿，二十二三岁，长得很美，气质也很好。那时我真想冲上前去，扯下那女子身上的大衣，但看看周围那么多人，我忍住了，我一路含着泪水，直奔家去，我要扑在妈妈的怀里痛哭一场，把一切告诉她，但回到家时，只见她正一颗一颗剥着桂圆、莲子、为爸爸煨营养汤，多少年来，妈妈一直这样，不管爸爸工作到多晚，她都把夜宵准备好，静静地在客厅里织毛衣或看闲书，等待着和爸爸一同入睡，看到这情景，我忍住了。我不忍心让这残酷的现实刺痛妈妈那颗善良、纯洁的心，我怕她承爱不了这样的打击。
　　我决定单独行动，我要阻止爸爸的危险游戏，我要拯救这个家。
　　那也是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在自己房间里看书，听见爸爸对妈妈说他要出去。我从窗口呈看，只见爸爸拎着一个公文包出门去了。我也急忙穿戴好，对妈妈说去同学家借书，远远尾随爸爸而去，到了路边，只见爸爸拦下一辆出租车，我也立马拦下一辆，让司机跟住前面的那辆车，过了两条马路后，爸爸的那辆车在大地宾馆门口偏下了，于是我也下了车，来到大堂，问值班小姐，刚才那位戴眼镜、拎公文包的中年男子去哪个房间了。小姐告诉了我，于是，我就来到6楼205房间，站在门外听了一会儿，听到了父亲和那女子的说话声，但具体说什么听不清楚，过了一会儿，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直接推门进去，看那女子的头伏在爸爸的腿上抽泣着，桌子上放着一沓百元人民币，显然是爸爸刚从包里拿出来的，一见我闯了进来，俩人都呆住了，我眼里充满了仇恨和愤怒，直盯着那女子，爸爸见状，嗫嚅道：“小莉，你听我说。。。”我什么也没听到，指着那女孩，咬牙切齿地说：“妖精。。。。”这时，只见爸爸的脸一下变得惨白，扬起了巴掌，对准我的脸就是狠狠地一耳光，我被打呆了，这是二十多年来爸爸第一次打我，打得这样重，这样狠，打过了后爸爸也呆住了，好像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这时我发疯似的一声尖叫，混蛋，哭着冲出门去。
　　我一路上哭着狂奔回家，到了家中，一头扑进妈妈的怀里号啕大哭，妈妈呆住了，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把事情原原本本告诉了妈妈，谁知妈妈听后却出奇地平静，对我说：“这些事我都知道，小莉，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听吧！”
　　22年前的一个夏天，在陕西的一个村子里发生了一桩家族纠纷，矛盾激化了，生产队长的一个远房侄儿身上挂着民兵训练时偷下的两颗手榴弹，绑架了队长的刚刚大学毕业的儿子，解救任务落到县武警部队身上，武警部队的一位排长为避免伤害人质，赤手空拳走进生产队长的家，与歹徒周旋，谈判，最终谈判无果，因为歹徒什么都不要，只同生产队长一家同归于尽，最后在他拉响手榴弹的一瞬间，排长扑倒在那位大学生身上，排长临终时前对痛不欲生的大学生说：“你是大学生，对国家用处大。。。”双从衣袋里拿出一张婴儿照片，递给大学生，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有时间，去我家苏北看看我未见过面的女儿。。。”。
　　事情过后，大学生怀揣着1000元钱和那张照片，来到苏北农村排长的老家看望那可怜的孤儿寡母。可当他走进那个家门的时候，却再也走不出去了，排长妻子孤立无助，目光近乎呆带，那嗷嗷待哺的孩子，那一贫如水的家，如一条沉重的锁链锁住了大学生的双脚，经过整整一天一夜的思考，大学生下决心走进这个家庭，他想，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受人的何止是滴水之恩呀，他决定和恩人和妻子履行了手续再告诉家人和大学的恋人，他知道如果事先征求意见将会一事无成。
　　就这样，在排长妻子反复拒绝无效的情况下，他们在苏北农村举行了婚礼，事后，当他把这事告诉父母和恋人时，父母在信上只说了寥寥几句：“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有什么好说的呢？没有她男人也就没有你”，恋人在信中用血写了三个字：恨！恨！恨！
　　说完，妈妈从箱子底下翻出那张血染的婴儿照片，对我说：“这照片上的孩子就是你，大学生就是你现在的爸爸”。
　　至此，我们母女已泣不成声。
　　平静了一会儿，妈妈又慢慢讲道：“为了不让你知道真相，我们婚后半年就来到这个城市安家落户，你爸爸就进了这家研究所工作，直到今天，还有，自从你爸爸走进我们这个家后，他大学的那位恋人好像一下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你爸爸找了她好几次都没有一点消息，直到5年前，你爸爸才隐隐约约知道了她一点消息：她现在在南京一所中学教书，丈夫因车祸去世了，身边有一个和你差不多的女儿，再后来，你爸爸终于知道了真相，原来就在你爸爸大学毕业前，和他的恋人有了一次性接触，而就那一次，她怀孕了，她知道你爸爸走进我们这个家的消息，当时就昏了过去，她想把孩子打掉，但实在于心不忍，就跑到了个边远的山区当了一名教师，生下了女儿，十多年后才带着女儿回到南京老家，这个女儿就是你这段时间见过几次的那个女孩，她有一个可怜的名字——芽子，今年也刚刚大学毕业，她母亲刚刚对她讲清楚她的身世，你爸爸去年曾到南京想和亲生女儿相见，但芽子的妈妈拒绝见到你爸爸，近年来芽子到我们这里来了几次，是因为她母亲患了慢性白血病，暂时不会有生命危险，但需要大笔的钱，而你爸爸想得更深，我也清楚他内心的想法，我前两天对你爸爸谈到：‘她不仅需要钱，更需要一个精神支柱，你在我们家已完成了使命，没有你，小莉不会有今天，她父亲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推导欣慰的，这么多年委屈你了，你过去吧，回到她身边，你原本就是属于她的，这样你们兴许能白头到老’。。。”
　　这时，我听见一阵急促脚步声，抬头一看，爸爸和芽子跑进来了，我见状，一头扑进爸爸怀里，大声哭叫：“爸爸，爸爸，你永远是你的好爸爸。。。。。”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8期
父亲的一封信
　　去年11月1日，南京大学一公告栏上不知何时被贴了一封署名为“辛酸父亲”给上大学儿子的信。
　　亲爱的儿子：
　　虽然，自从你考上大学，成为我们家几代里出的惟一一个大学生后，心里已分不清咱俩谁是谁的儿子：扛着行李陪你去大学报到，挂蚊帐铺被子买饭菜票甚至教你挤牙膏，这一切，在你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你甚至感觉你这个不争气的老爸给你这位争气的大学生儿子服务，是一件特沾光特荣耀的事。
　　在你读大学的第一学期，我们收到过你的3封信，加起来比一封电报长不了多少，言简意赅，主题鲜明，通篇字迹潦草，只一个"钱"字特别工整而且清晰；大二以后，从你一封接一封的催款信上我们能感受到，言辞之急迫、语调之恳切，让人感觉你今后毕业大可以去当个优秀的讨债人。
　　当时，正值你妈下岗，而你爸微薄的工资，显然不够你出入卡拉OK、酒吧、餐厅。在这样的状况下，你不仅没有半句安慰，居然破天荒来了一封长信，大谈特谈别人的老爸老妈如何大方。你给我和你妈心上戳了重重一刀，还撒了一把盐。最令我伤心的是，今年暑假，你居然偷改入学收费通知，虚报学费，这之前，我在报纸上面已看到这样的事情。没想到你也同时看到这则新闻，竟也运用这招，来对付生你养你爱你疼你的父亲母亲。虽然得知真相以后我没发作，但从开学到今天，两个月里，我一想到这事就痛苦，就失眠。这已经成为一种心病，病根就是你——我亲手抚养大却又倍感陌生的大学生儿子。不知在大学里，你除了增加文化知识和社会阅历之外，还能否长一丁点善良的心？
　　一位辛酸的父亲
　　美国费城纳尔逊中学门口有两尊雕塑，左边是一只苍鹰，右边是一匹奔马。雕塑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鹏程万里和马到成功，而是代表一只被饿死的鹰和一匹被剥了皮的马。那只苍鹰，为了实现飞遍世界的伟大理想，练就了各种高超的飞行本领，结果忘了学习觅食，只飞了4天就活活饿死了。那匹奔马嫌第一位主人——磨坊老板给的活多，就乞求上帝把它换到农夫家；然后又嫌农夫给的饲料少，最后到了皮匠家，不干活，饲料又多。然而没过几天，它的皮就被剥下来做了皮料。一个缺乏起码的独立生存能力的人，无论他有多大的能力和才华，都不是一个健全的人，都是一个有生命缺憾的人。但愿“父亲”的一封信能给“你”敲响警钟。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4期
父亲越来越小
作者:袁利霞
　　父亲理发回来，我们望着他的新发型都笑了—后脑勺上的头发齐刷刷地剪下来，没有一点层次，粗糙，玩劣如孩童。　　　
　　父亲50岁了，越来越像个孩子，走路从不抬腿，脚蹭着地，嚓嚓嚓地响，从屋里听，分不清是他在走路，还是我那8岁的侄儿在走路。有时候，饭菜不可口，他执拗着不吃；天凉了，让他加件衣服，得哄好半天。
　　父亲很有点“人来疯”。家里来个客人，父亲会故意粗声大气地跟母亲说话，还非要和客人争着吃头锅的饺子———他明知道家里有客人，母亲不会和他吵架。客人一走，父亲马上又会低声下气地给母亲赔小心。
　　每次父亲从外边回来，第一句话一定是：你妈呢？如果母亲在家，父亲便不再言语，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母亲不在家，父亲便折回头骑上自行车到处找，千辛万苦把母亲找回来了，又没有什么事。有一次，父亲晨练回来，母亲说：出去之前也不照镜子，脸都没洗干净，眼屎还沾在上面。父亲不相信：我出去逛一圈了，别人怎么没发现，就你发现了？母亲觉得好笑：别人发现也不好意思告诉你呀，都这么大的人了。
　　家里有一点破铜烂铁、废旧报纸或塑料瓶什么的，父亲都会高高兴兴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卖得的三五元钱，不再上缴母亲，装进自己的腰包作“私房钱”，用于购买零食。
　　父亲以前生活节俭，从不肯到外边吃饭，也不吃任何零食。现在儿成女就，没什么大的开支，他也就大方了，经常跑去买零食吃。父亲最喜欢吃板肉夹烧饼。有一次父亲很委屈地在我面前告母亲的状：我每次都夹一块钱的肉，只一次烧饼有点大，我夹了两块钱的肉，你妈就嫌我浪费。我心里觉得好笑极了，这哪是印象中严肃古板、不苟言笑的父亲啊，分明是一个馋嘴的孩子。我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给他，让他专门用来买板肉夹烧饼，并叮嘱他，不准告诉母亲。父亲高高兴兴的收下钱出去了。第二天，我从厨房经过，听见父亲向母亲炫耀道：女儿给我10块钱，让我买板肉夹烧饼，还是闺女对我好！
　　我心里忽然一阵酸楚———我们越来越大了，父亲却越来越小，那种感觉就像一个叫云亮的诗人写的诗-—《想给父亲做一会父亲》：父亲老了／站在那里／像一小截地基倾斜的土墙／……父亲对我的态度越来越像个孩子／我和父亲说话/父亲总是一个劲地点头/一时领会不出我的意思/便咧开嘴冲我傻笑......有一刻/我突然想给父亲做一回父亲/给他买最好的玩具/天天做好饭好菜叫他吃/供他上学，一直念到国外/如果有人欺负他/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非撸起袖子/揍钩日的一顿不可......
　　本文摘自《读者》2005年第1期
作者：余华
　　我对我儿子最早的惩罚是提高自己的声音，那时他还不满两岁，当他意识到我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喊叫时，他就明白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了，于是睁大了惊恐的眼睛，仔细观察着我进一步的行为。当他过了两岁以后，我的喊叫渐渐失去了作用，他最多只是吓一跳，随即就若无其事了。我开始增加惩罚的筹码，将他抱进了卫生间，狭小的空间使他害怕，他会在卫生间里“哇哇”大哭，然后就是不断地认错。这样的惩罚没有持续多久，他就习惯卫生间的环境了，他不再哭叫，而是在里面唱起了歌，他卖力地向我传达这样的信号——我在这里很快乐。接下去我只能将他抱到了屋外，当门一下子被关上后，他发现自己面对的空间不是太小，而是太大时，他重新唤醒了自己的惊恐，他的反应就像是刚进卫生间时那样，嚎陶大哭。可是随着抱他到屋外次数的增加，他的哭声也消失了，他学会了如何让自己安安静静地坐在楼梯上，这样反而让我惊恐不安。他的无声无息使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我开始担心他会出事，于是我只能立刻终止自己的惩罚，开门请他回来。当我儿子接近四岁的时候，他知道反抗了。有几次我刚把他抱到门外，他下地之后以难以置信的速度跑回了屋内，并且关上了门。他把我关到了屋外。现在，他已经五岁了，而我对他的惩罚黔驴技穷以后，只能启动最原始的程序，动手揍他了。就在昨天，当他意识到我可能要惩罚他时，他像一个小无赖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高声说着：“爸爸，我等着你来揍我！”
　　我注意到我儿子现在对付我的手段，很像我小时候对付自己的父亲。儿子总是不断地学会如何更有效地去对付父亲，让父亲越来越感到自己无可奈何；让父亲意识到自己的胜利其实是短暂的，而失败才是持久的；儿子瓦解父亲惩罚的过程，其实也在瓦解着父亲的权威。人生就像是战争，即便父子之间也同样如此。当儿子长大成人时，父子之战才有可能结束。不过另一场战争开始了，当上了父亲的儿子将会去品尝作为父亲的不断失败，而且是漫长的失败。
　　我不知道自己五岁以前是如何与父亲作战的，我的记忆省略了那时候的所有战役。我记得最早的成功例子是装病，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之间的美妙关系，也就是说父亲是我的亲人，即便我伤天害理，他也不会置我于死地。我最早的装病是从一个愚蠢的想法开始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装病，我所能记得的是自己假装发烧了，而且这样去告诉父亲，父亲听完我对自己疾病的陈述后，第一个反应——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反应就是将他的手伸过来，贴在了我的额头上。那时我才想起来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竟然忘记了父亲是医生，我心想完蛋了，我不仅逃脱不了前面的惩罚，还将面对新的惩罚。幸运的是我竟然蒙混过关了，当我父亲明察秋毫的手意识到我什么病都没有的时候，他没有去想我是否在欺骗他，而是对我整天不活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怒气冲冲地训斥我，警告我不能整天在家里坐着或者躺着，应该到外面去跑一跑，哪怕是晒一晒太阳也好。接下去他明确告诉我，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病是我不爱活动，然后他让我出门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两个小时以后再回来。我父亲的怒气因为对我身体的关心一下子转移了方向，使他忘记了我刚才的过错和他正在进行的惩罚，突然给予了我一个无罪释放的最终决定。我立刻逃之夭夭，然后在一个很远的安全之处站住脚，满头大汗地思索着刚才的阴差阳错，思索的结果是以后不管出现什么危急的情况，我也不能假装发烧了。
　　于是，我有关疾病的表演深入到了身体内部。在那么一两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假装肚子疼，确实起到了作用。由于我小时候对食物过于挑剔，所以我经常便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我的肚子疼找到了借口。每当我做错了什么事，我意识到父亲的脸正在沉下来的时候，我的肚子就会疼起来。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体会到自己是在装疼，后来竟然变成了条件反射，只要父亲一生气，我的肚子立刻会疼，连我自己都分不清是真是假。不过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父亲的反应，那时候我父亲的生气总会一下子转移到我对食物的选择上来，警告我如果继续这样什么都不爱吃的话，我面临的不仅仅是便秘了，而是身体和大脑的成长都会深受其害。又是对我身体的关心使他忘记了应该对我做出的惩罚，尽管他显得更加气愤，可是这类气愤由于性质的改变，我能够十分轻松地去承受。
　　我装病的伎俩逐渐变本加厉，到后来不再是为了逃脱父亲的惩罚，而是开始为摆脱扫地或者拖地板这样的家务活了。有一次我弄巧成拙了，当我声称自己肚子疼的时候，我父亲的手摸到了我的右下腹，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连连点头，然后父亲又问我是不是胸口先疼，我仍然点头，接下去父亲完全是按照阑尾炎的病状询问我，而我一律点头。其实那时候我自己也弄不清是真疼还是假疼了，只是觉得父亲有力的手压到哪里，哪里就疼。然后，在这一天的晚上，我躺到了医院的手术台上，两个护士将我的手脚绑在了手术台上。当时我心里充满了迷惘，父亲坚定的神态使我觉得自己可能是阑尾炎发作了，可是我又想到自己最开始只是假装疼痛而已，尽管后来父亲的手压上来的时候真的有点疼痛。我的脑子转来转去，不知道如何去应付接下去将要发生的事，我记得自己十分软弱地说了一声：我现在不疼了。我希望他们会放弃已经准备就绪的手术，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理睬我。那时候我母亲是手术室的护士长，我记得她将一块布盖在了我的脸上，在我嘴的地方有一个口子，然后发苦的粉末倒进了我的嘴里，没多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睡在家里的床上了。我感到哥哥的头钻进了我的被窝，又立刻缩了出去，连声喊叫着：“他放屁啦，臭死啦。”然后我看到父母站在床前，他们因为我哥哥刚才的喊叫而笑了起来。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而且当我还没有从麻醉里醒来时，我就已经放屁了，这意味着手术很成功，我很快就会康复。很多年以后，我曾经询问过父亲，他打开我的肚子后看到的阑尾是不是应该切掉。我父亲告诉我应该切掉，因为我当时的阑尾有点红肿。我心想“有点红肿”是什么意思，尽管父亲承认吃药也能够治好这“有点红肿”，可他坚持认为手术是最为正确的方案。因为对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来说，不仅是“有点红肿”的阑尾应该切掉，就是完全健康的阑尾也不应该保留。我的看法和父亲不一样，我认为这是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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