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百色高位截瘫边防民警冯乃立回忆随笔发布时间： 09:46:35【】【字号&&
】【】　　求学成长篇
　　1970年11月，我出生在广西百色市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兄弟姐妹共8个（含我），哥哥姐姐各2个，1个弟弟2个妹妹。因为家乡土地贫瘠、家庭人口众多，因此童年时代的我几乎都是在“半饥饿”中成长的。
　　1983年秋季我开始初中阶段学习。同年，我二哥也高中毕业考上中专，大哥开始当山村民办教师（他也是高中毕业）。家里的劳动主要由2个姐姐和父母亲承担。当时未婚、在屯里小学当民办教师的五叔也和我们生活在一起。虽然生活相当艰苦，但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很乐观……
　　初二年级开始，我的学习成绩排在班里前5名，也当上了班干部，加之我为人老实，奋斗精神十足，人缘比较“旺”，也深得学校领导的“喜欢”，初三阶段被安排和另一名同学一起住在学校广播室负责学校早晚的广播。
　　因为1986年开始有大批历届初中毕业的补习班生参加中考，因此当年尽管我的中考成绩也还是班里的前3名，但我们班最终只有一名插班（留级）生的成绩上录取线。我自然不得不重新回到原来的学校补习一年，1987年9月才考入百色市第一中学读高中。
　　从高中二年级开始，我开始加入班干部“行列”，并在高三阶段被指定为“年级考核小组组长”。因为表现“可以”，1990年我有幸成为百色市一中唯一被评为“百色地区优秀学生干部”的学生，并享受高考加分。
　　高中阶段学习方面，因为偏科，我的语文考试几乎没有及格过，作文更是一塌糊涂，因此尽管我的英语和政治这两科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我还是不得不选修理科——我的数理化不错。然致命的是，我的生物科比语文还糟糕，总分70分的生物科我似乎每一次都考33分……高三第一学期我曾经尝试加倍努力，学习总成绩曾一度名列前茅，并在期末学校总结表彰时破天荒地由以往的“优秀学生干部”转为“三好学生”。
　　说实在的，从当时的高校录取比例情况看，高二开始，我认为自己考个大专院校没问题，可自从上了高中之后，我就开始喜欢上了警察和军人这两个充满“正义感”的职业。而当时警察类的院校除了本科就是中专，没有大专的，军事院校大专几乎从部队的现役军人中招录。这些令我很是矛盾，身为应届高中生，当时我只得偏向于考取警察院校。我是外向型的性格，当时的百色市一中校长相当喜欢我，知道我对自己至少可以考上警校充满信心，从高二开始，校长经常戏称我为“冯警官”。
　　记得高三第一学期开始后不久，我发现自己的学习成绩或许可以去“拼”本科院校后，很自信地向中国刑警学院索要了招生简章，令同学们颇为“目瞪口呆”。然而，因为家庭贫困，令我读高中都很艰辛。因此，从1989年底开始，我放弃了考本科的念头，甚至想跑去体检当兵……
　　我当时对自己参加高考后能够考取广西人民警察学校公安专业（我喜欢侦查破案，因此当时我不考虑交警专业）的自信简直到了“放肆”的程度，记得1990年初我看到某教育报刊登广西人民警察学校公安专业当年定向招百色地区考生28名的简介后，我竟然在班上说：“今年广西警校公安专业招百色地区考生27名。”后来有同学问：“明明写28名，你干吗只说27名？”我竟“大言不惭”地回答：“对别人来说当然是27呀！因为有一个名额我要定了……”
　　高考复习冲刺阶段我的内心也是比较轻松的，就是等着时间的到来而已。为了打发时间，我竟然参加为期3天的体育类院校招生的体能特长考试呢！结果因为是没有体育特长项目，而且是临时参考，最终体育成绩差上线分3分……
　　也许是冥冥中注定我必须读广西人民警察学校的缘故，1990年高考分数出来后，我的英语成绩竟然莫名其妙的比原先估分少40分左右，连我的英语教师也说：“按你平时的情况，你就是不考后面的40分，你的英语成绩也随便拿46分呀！” 然其中真实原因至今仍是个迷。无奈也是万幸，我没有被大专录取，而是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广西人民警察学校公安专业。
　　高中阶段，我得到校长、英语老师和政治老师的特别关爱，英语老师和政治老师都把各自的办公室钥匙给我，让我平时可以在他们的办公室借光看书复习。他们的恩情我永远铭记在心。
　　警校2年时间是短暂的。期间，我没有任什么班干部，只是个宿舍舍长，可因为各方面表现还可以，几乎每一次开校会，同学们都会听到学校领导表扬我的声音；我加入学校散打队，散打技术还不错。呵呵！
　　尽管在警校期间我经常要借同学的菜票周转度日，但我还是有2次比较典型的拾金不昧记录的，其中有一次是我一个人自己跑到武警南宁三支队做体能训练时，在周围没有一个人的情况下，我在草坪边捡到一沓相当厚的10元面额的人民币，而那天我正为该借谁的菜票应付生活费“脱节”的日子呢，可当时我根本没有任何杂念，连数都不数钱数就将捡到的钱拿去交给在附近带队训练新兵的一个警官，请他帮找失主……
　　1992年初寒假期间，我在家乡百色市有过2次算是警察分内事（当时我只是学生警察）的见义勇为“事迹”。第一次是放寒假从南宁回到百色的当天傍晚，我和一名初中阶段同学各骑一辆自行车从百色电影公司这头往汽车站方向行驶，途经公路局路段时，我发现有4名小青年分骑2辆自行车在尾随1名骑自行车的少女，便悄悄跟在他们后面。当到达车站附近路面时，那4名小青年突然拦住那名少女，被那名少女骂了一句后，他们迅速丢下自行车，各自掏出1把匕首冲向少女。说时迟，那时快，我大吼一声“住手!”同时冲上前去将自行车拦停在4名小青年的面前，并趁他们还不明所以而发呆时，迅速从上衣口袋掏出红色的警校学生证在他们眼前一晃，厉声喝道：“光天化日行凶闹事，你们想进里面（意为进监牢）去过春节吗？”那4名小青年似乎被我突如其来的“一吼”惊呆了，每个人手里的匕首还停在半空中一动不动。而当时我是着制式警察便装（上衣是白色衬衣的那款式）的，我更不明白他们想对那少女行凶的动机是什么，自己也只是个手无寸铁的学生而已，而我也注意到，那名少女在我拦住那些小青年后，趁机骑自行车“溜走”了，我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冒险去抓他们4人或收缴他们的匕首。便又对他们“骂”道：“还不赶快把刀收起来？给我滚蛋。”那4名小青年见我这么一说后，先是面面相觑，继而迅速把各自手中的匕首收藏起来，然后骑着自行车迅速离去。
　　第二次“见义勇为”是那年的农历正月初二晚上。当晚约9点多，我家所在的屯里有一户人家发现有2个“黑影”打开他们家的牛圈，便高呼“抓小偷啊！”那2个“黑影”见势不妙，急忙往野外逃匿。乡亲们听说有小偷，当然就“热闹”起来了，然“小偷”具体往哪里跑谁都不知道。我经过一番思考分析后，认为“小偷”应该不是本村人，而且他们应该还没有跑远，一定正躲在屯外某个地方等待村民“平静”下来后才伺机逃离。于是我便叫多数村民回家睡觉，只留下几名儿时的玩伴陪我“抓小偷”。根据地形和时间分析，我断定“小偷”应该躲在水库附近的杂木丛里，于是叫伙伴们待在村头静候，由我一个人单独进入目标地段搜寻。果然，我刚进入目标地段，便听到树丛里有异常的声响，我循声搜寻过去时，果然发现一处树丛里躲着2个成年男子。我便厉声道：“你们已经被包围了，而我是这个村庄里正在读警校的那个人，你们应该听说过吧，我的拳脚可不一般，你们最好老实点。”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我还用手电筒照着自己的警裤“红裤边”给他们看。很快，那2名“小偷”被我全部捆了起来。经查，那2个被抓的人是我们乡某村人，鉴于他们没有“作案成功”，而且大过年的，当时村里也还没有通公路，更没有电话，我们无法与警方取得联系，我更担心乡亲们将那2人打死。于是将他们的基本情况做了记录后，把他们放回家……
　　穿上警服后我第一次负伤是在我警校毕业前到百色市向阳派出所实习期间。一天夜里，我们例行巡逻经过新兴路原县级百色市招待所附近时，见2名青年男子在招待所大门外的大排档“打架”，我们就跑上去示警并实施“制止”，结果当我们把其中一名持械“负隅顽抗”、自称是某处级领导干部侄子的青年男子制服后，我发现自己的右脸颊有粘乎乎的血，便问是谁受了伤，结果别人都没有受伤，反而一致确认是我头部在流血，这时我才开始感觉到头痛……经医生检查，我的头部右侧受到钝器创伤。医生给我缝了8针。而当天夜里案发现场灯光微暗，现场比较混乱，我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情况下“挂彩”的，只记得自己当时冲在前头，期间还做了一个比较危险的动作——“疑犯”从招待所的小铁门由外向里跑时，我飞身穿过铁门将他扑到在地，在赶上的同事配合下将其制服。当然，那点小伤根本不影响我第二天照常去派出所正常上班。
　　上警校后不久，我得知广西公安边防总队每年都要从广西警校特招一批毕业生充实到一线的边防派出所，便决定警校毕业后自己也要加入这支既是公安又是武警的特殊部队。于是，当毕业前一个学期广西边防总队领导到警校做动员报告后，我第一个向学校递交了毕业后要到边防派出所工作的申请书。因为1991年夏天我曾经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那坡县平孟边防派出所官兵先进事迹的报道，被该所官兵忠于祖国、坚守国门的故事所感动。而边防总队领导承诺，我们这届公安警校毕业生，如果愿意去边防工作，那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因此我在写申请书时，就指名要到条件艰苦但治安环境复杂的平孟边防派出所。
　　1992年春季开学后不久，先后有2拨自治区公安厅部门领导到警校来找我单独谈话，了解我的特长等基本情况，得知我的特点是散打技术不错、能吃苦后，问我假如组织上有意不给我去边防，或者让我进其他现役公安队伍我会怎样选择。我当时回答说：“我很想到艰苦的地方锻炼；假如组织需要，我会服从组织的分配……”得知我“婉谢”领导让我“留南宁工作”，坚持要到平孟边防派出所工作后，我的许多同学都说我笨、“做傻事”。有一个同宿舍的同学甚至骂道：“你真的好蠢！别人花钱都买不来这样的好机会，你却拒绝，你想去边防就要求去沿海行不？干吗非回百色这样的艰苦地方，今后你会后悔的……”
　　毕业分配当晚，我的学生队队长告诉我：“因为你在学校期间的表现比较特殊，学校特别把你的事迹上报了公安厅，想把你至少留在南宁工作，以树立一个典型，好教育今后的师弟师妹，但你去边防的意愿强烈，公安厅主要领导为此专门做出了尊重你个人选择的批示……”
　　1992年8月在广西公安边防总队教导大队集训结束前，总队政治部领导说给我们这些入警的院校毕业生再做一次选择单位的机会，说我们想去哪个基层单位，总队都会满足我们的要求。我当然还是选择了平孟边防派出所……
　　1992年8月底，我到那坡县平孟边防派出所报到，并于9月1日开始，根据大队领导的安排到派出所北斗工作点协助大队在那里临时设立的二线缉私检查站工作。
　　上岗执勤第一天遭遇“行贿”
　　1992年９月１日是我警校毕业后上岗执勤的第一天。当天在北斗临时二线检查站的一次“遭遇”，让我至今难忘。
　　傍晚，从边境一线驶来一辆笨重的加长型大货车，当车快要驶近哨卡时，我把路杆缓缓放下。车停了，我礼貌地跟司机说明要对车上的货物进行例行检查。这时，从车上下来一名操广东口音的中年男子，他用极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红牌（武警学员警衔）大佬，这车上的货物是我的，有什么事跟我说啦！天黑了我们要赶路。”我解释说：“老板，我们这是例行检查，如果你车上货物确实没什么问题，你们很快就可以走的。“广东音”见可能再多说什么也无济于事，便极不情愿地叫司机打开汽车货仓门。当我爬上车开始对货物进行检查时，“广东音”立刻跟着爬了上来并迅速把货仓门关上，然后神秘兮兮地从皮包里掏出一沓５０元面额的人民币凑到我跟前轻声对我说：“大佬，拿去买点烟抽！我这车货物都是药材，没有什么问题，快放我们走吧！”我顿时有一种被人污辱的感觉，职业的敏感性让我感到这车货物有问题，于是我立即义正词严地告诉“广东音”：“你这是干什么，快下车！这车货物我们要开包仔细检查。”随后，我立即叫来另外两名同事一起对这车可疑货物进行仔细的检查。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仔细检查之后，我们始终没有发现这车货物中藏有违禁品或走私品。这让我感到极为纳闷：车上没有违禁品，“广东音”为什么要向我行贿呢？为了探明其中缘由，我把“广东音”叫到跟前正色道：“你为什么要向我行贿？”“广东音”战战兢兢地说：“大佬，你误会我啦！我这车货确实没什么问题，只是我在来做边贸生意前，有朋友对我说，在边境地区做生意碰到边防部门检查时要交买路钱。我是第一次来这里做边贸生意，见你们把我的车拦下，以为你们要收买路钱。”我疑窦顿开，便正告“广东音”：“你回去告诉你的那些朋友，我们边防武警设卡检查是履行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如果你们是守法商人，我们会为你们无偿保驾护航，但如果你们抱着侥幸心理想通过歪门邪道来边境地区走私贩私，在我们边防武警这里，即使用金山银山来买路也行不通。”
　　临行前，“广东音”紧紧握着我的手激动地对我说：“你们确实是好样的，回去后我一定把今天的情况告诉我的那些朋友，有你们这些廉洁的边防武警战士为我们保驾护航，今后我们就可以大胆地来这里搞边贸生意啦！”
　　我向“广东音”行了一个军礼，并祝他们一路顺风。
　　在北斗工作点，派出所除了我还有另外一名“老同志”，我们除了协助大队搞缉私工作，还负责辖区北斗村和那万村的治安管理，因此我们经常得加班加点，每天夜里还得多次起来开卡让汽车和拖拉机通行，相当辛苦。因我表现“还可以”，轮流下来跟我们一起站岗执勤的10几名大队参谋干事也乐于把我的“良好”表现报告给大队领导，因此我也经常得到大队领导的赞扬。
　　1993年1月，因工作需要，我离开北斗工作点，回到平孟边防派出所“总部”上班。
　　在北斗工作点工作的那几个月里，我除了全部拒绝所谓的“过路费”和“好处费”之外，还“谢绝”群众的“报案费”。记得我刚上班不久时，辖区那万村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一名老人被当地“村霸”用木头砸伤致小腿骨折，受害人的儿子报案后，我立刻跟他前往调查了解。不想半路上他竟然要给我30元钱的“报案费”，我断然拒绝后问他：“你为什么要给我报案费，难道平时其他民警收了钱才办案吗？你跟我说清楚。”后来那人道出了原委：伤他父亲的疑犯很狡猾，经常欺负别人，群众对他几乎敢怒不敢言，更很少有敢报案的；他这次想给我“报案费”是因为听说我是从公安警校毕业的，而且办案“蛮厉害”，许多坏人害怕我，因此希望我能替群众“收拾”那个欺凌乡亲并打伤他父亲的“坏蛋”。弄明原因后，我告诉他：“公安机关办案是职责所在，不能收取报案费之类的费用，就是有民警违纪向群众索要钱物，群众也应该拒绝并有义务向纪检部门或上一级公安机关举报。”听完我的话后，“报案人”脸红了……
　　1993年初，驻平孟镇的另外2个边防派出所之一——原弄汤边防派出所合拼到平孟边防派出所后，那年春夏之交我被安排和另一名同事到弄汤看守营房并负责那里的治安工作，时间长达1个多月。期间，我得知弄汤村弄获完小毕业班学生中有一名学习成绩挺好的女生，因交不起几元钱的报考费而想放弃参加升初中的考试，便主动找到她并给她20元钱，鼓励她去报名参加初考，以证明自己的能力。小女孩拿了我的钱后，第二天就从家里给我们送来一把刚从地里拔来的半成熟“黄豆树”，让我们拨要嫩黄豆做菜吃。我知道那是纯朴善良的群众不想平白无故地接受我的关爱……
　　1993年7月开始，为期三年的西南边境地区缉枪缉毒战役打响，身为边防派出所业务骨干、熟悉当地方言的我，自然成了单位缉枪缉毒特别行动小组的重要成员。自此，边境丛山峻岭、重峦叠嶂的密林里就经常出现了我们潜伏的身影，忍饥挨饿，忍受虫蚊叮咬，长途跋涉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司空见惯、家常便饭。我的胃窦炎病根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落下的。1993年初秋曾经有一天，我和2名战友一起挤在一处便道边10几平米的半潮湿草丛里“趴”了10个小时，为避免山蚂蟥叮咬，我们还得把雨衣“穿”得严严实实的，为此我的脸都还起泡脱皮了呢。
　　下面是我曾经参与侦破10几起边境贩抢贩毒案中的其中几起案件的“简介”，与大家共享：
　　第一次参加缉毒
　　我第一次参加边境缉毒行动就有幸亲手将一名跨国毒贩抓获，很感荣幸。
　　那件事发生在月间，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当天上午10点20分，我们得到举报，涉嫌多次向我边境运输毒品的境外一名毒贩有一批毒品急于出售，正潜入我方边境小镇联系买主……
　　我们立即行动起来。经过巧妙布置后，中午12点，我们的“内地老板”和那名境外毒贩接上头并取得对方的信任，双方约定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在我方边境小镇上L旅馆的308号客房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根据预定方案，下午1点30分，所长带领我和干警小黄担负抓捕任务秘密进入L旅馆307号客房内潜伏。这是我第一次实现自己期盼以久的边境缉毒行动，因此那天我从始至终都极为兴奋。当天，骄阳似火，酷暑难耐。进入307号客房后，为了隐蔽起见，我们连门窗和电风扇都不打开，在闷热的房间里刚呆上十几分钟个个都已汗流浃背。可想到我们将要面对的是境外狡猾而且凶残的毒贩，我们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紧握钢枪轮流趴在门后睁大眼睛从门洞盯着过道上的每一个行人，旅馆里偶尔发出的每一个声响都会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和兴奋。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下午3点已过很长时间，我们还迟迟不见那名境外毒贩的踪影。可根据情报我们了解到该毒贩也是个“瘾君子”，经分析，我们断定他一定不会放弃这次将毒品出售获取利润供自己吸毒的“绝好”机会， 于是决定坚持耐心地“恭候”他。果然，下午5点35分，观察组干警通过对讲机给我们传来信息：“目标（指那名境外毒贩）将一辆两轮摩托车停放在关口外的某号界碑附近，之后提着一只鼓鼓的布袋急匆匆地从小河边的便道上入境……”。此时，我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握紧拳头只等毒贩的到来。下午5点45分，当那名境外毒贩携带毒品进入L旅馆308号客房后，我们抓捕组3人猛虎般从307号客房内飞奔而出，我一马当先踹开308号客房门冲进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境外毒贩摁倒在地并死死地压住，在所长和小黄的协助下迅速给毒贩戴上手铐。最后，我们从毒贩的布袋中缴获毒品鸦片3000克。
　　将毒贩押回时，我感觉周围的空气异常的清爽。
　　界碑下的枪声
　　每当回想起１９９３年１０月某日下午跟战友们一起在边境上与境外毒贩展开肉搏的那个场景，我都会为当天的经历捏一把汗。那是我参加边境缉枪缉毒工作期间遇到的最具“抵抗力”的一名毒贩。
　　当天中午，我们得到可靠情报，境外一名毒贩准备于下午携带一批毒品从中越边境１１５号界碑附近的便道上入境。情报里还提到，这个毒贩牛高马大，学过功夫而且心狠手辣。当所领导将这一情报通报给我们全所官兵时，我们都非常兴奋，个个磨拳擦掌，跃跃欲试，表示哪怕毒贩有三头六臂，也保证让他有来无回。
　　下午２时，我们一行１０人全副武装进入预定的潜伏区。天公不作美，我们刚按预定方案潜伏好，就下起了倾盘大雨。还好，大雨只持续约半个小时后就停止了。尽管被雨淋得全身湿漉漉的甚为难受，但我们每个官兵都纹丝不动地趴在草丛中，一双双犀利的眼睛紧盯着边境线上那条惟一的便道，四周静得连身边战友心跳的声音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下午４时４０分，伴随着一阵唰唰、唰唰的声响过后，一个身材高大、满脸横肉的青年男子提着一只鼓鼓的塑料编织袋出现在边境线附近的越方一侧，他东张西望一阵后，故意咳嗽了几声，见没有任何动静后便越过边境线进入我方境内，朝我们的潜伏圈一步一步地走来，此时我们每一位官兵无不兴奋得暗暗握紧拳头。近了，更近了……伴随着指挥员“抓住他”的命令声传来，距离毒贩最近的警官李增乐猛虎般从草丛中一跃而起冲向毒贩，见势不妙的毒贩想来个“金蝉脱壳”——只见他将那只编织袋掷向李增乐后拼命向一处山脚下逃窜，李增乐为防毒贩的编织袋中藏有爆炸物，没有去接那只编织袋，而是就地一滚躲过那只编织袋后继续奋力向毒贩追去，我也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紧追在后，刚追出几十米，就见李增乐与那名境外毒贩扭打在山沟里，于是飞奔过去和李增乐一起合力将那毒贩打倒在地，并骑在毒贩的身上。当我们想要给那毒贩戴上手铐时，毒贩仗着自己身强力壮拼命反抗，他吼叫着对我们既踢又蹬，大有想来个鱼死网破之势。突然，从界碑的那一边传来一声枪响，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了尽快将毒贩制服，我就用手枪托敲他的头部，见他还在拼命反抗，便举起枪准备砸其致命要害部位。这时，我听到所长的声音在提醒我：“小冯，抓活的！”而此时其他官兵也先后赶到，我们就齐心协力将毒贩的双手反剪到背后并给他戴上手铐。但那毒贩还不甘心被捕，不时用外语向边境线另一侧呼叫求援，这时我们才知道，那一声枪响，很可能是从界碑的那一边打来的。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连拖带拉地成功将其押回来。
　　那次，我们从该毒贩携带过境的编织袋中缴获毒品鸦片３１００克。
　　事后，我听说在我们对那名毒贩进行抓捕的过程中，边境线另一侧曾出现过那名毒贩的同伙，而且还带有武器，我们的指导员鸣枪警告后他们才逃走。好险啊！
　　边境潜伏历险
　　１９９３年秋的一天下午，我们根据情报到中越边境１１７号界碑附近设伏抓捕一名跨国境外毒贩子。进入指定潜伏区后，我们都屏心静气地等待毒贩子的出现。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距境外毒贩子入境时间（情报反映为下午５点３０分左右）越来越近了。大约５点１０分，我突然感觉到自己头顶上方的蔓藤中好像有东西在移动，当我慢慢抬起头看究竟时，眼前的情景吓得我冒出一身冷汗。只见一条有我手拇指头般大的青蛇在距我头顶上约两尺高的树枝和蔓藤之间慢慢地蠕动，还不时地吐出血红色的信子，样子让人不寒而栗。当时我不敢轻举妄动，深怕触动周围的树枝和藤条而惊动到那条可怕的毒蛇。心里在不停地说：”朋友，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快点走开，别影响我的工作……”那条青蛇好像知道我的心思，在我的头顶上方盘旋约５分钟后就乖乖地钻到别处去了。可那５分钟对于当时的我来说简直就像经过了５个世纪。又过了十几分钟之后，当境外的毒贩子进入我们潜伏圈时，我们不费一枪一弹就将其擒获。
　　虽然这件小事过去多年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我仍止不住一阵头皮发麻。
　　建军节缉枪
　　日那一天，我所在的边防派出所“收到”一份特别的建军节“贺礼”——破获一起跨国贩枪案，抓获两名境外枪贩，缴获一支军用半自动步枪。
　　那天上午，我在本所附近的小溪边参加手枪射击比赛，10时40分，一名特情朋友急匆匆赶来向我汇报：“两名境外枪贩携带一支军用半自动步枪从山上便道潜入我方M屯寻找买主，无论是否卖出枪支，今天下午北京时间16时30分以前他们都要从原路返回。”我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向所领导汇报，接着我们缉枪缉毒领导小组紧急召开一个简短的案情分析会，大家一致认为，从境外来到M屯要经过我方两个边境村庄，两名境外枪贩竟敢在白天明目张胆地携带一支军用步枪到M屯寻找买主，说明他们胆大妄为，而且极有可能是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为避免惊动更多边民并防止在抓捕过程中枪贩狗急跳墙伤及无辜，我们制定两套抓捕枪贩的方案：第一套，设法将枪贩诱到M屯后山坳口（此处也是M屯通往境外的必经之路）上再行抓捕；第二套……
　　中午11时30分，我所十几名干警到达预定潜伏区设伏，张网以待。与此同时，我所指导员也以“内地赵老板”的身份在M屯某边民家跟枪贩接上头，并很快“验”上了“货”，“赵老板”对枪贩那支半自动步枪“非常中意”，决定“买下”，谈好价钱后，“为防中国公安‘耳目’”，双方约定“下午北京时间16时整在M屯后山坳口交易”。为使枪贩感到塌实，“赵老板”还特意留在边民家跟枪贩一起吃了中午饭，然后于下午13时20分以“赶回镇上旅馆取钱”为由离开M屯。
　　当“赵老板”从边民家中走出来时，一直奉命隐蔽在附近配合他行动的我见“赵老板”一边走一边多次抓挠自己的右边耳朵，即刻明白他是在告诉我“鱼儿已上钩，按第一套方案进行”。于是当即直奔M屯后山坳口。
　　当我将“鱼儿已上钩”的喜讯告诉在坳口潜伏的战友们时，战友们都极为兴奋，尽管早已口干舌燥，但大家还是聚精会神、纹丝不动地趴在路边的草丛中，一双双睿智的眼睛紧紧注视着前方……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下午15时40分，一高一矮两名枪贩终于出现在我们所处山坳的山脚下，正朝坳口方向走上来，其中矮个子枪贩扛着准备出售的那支军用半自动步枪。我立即兴奋地叫战友们作好战斗准备，同时紧盯着观察枪贩的行进情况，等待时机向战友们发出抓捕枪贩的指令。随着枪贩一步步走近我们的潜伏圈，我的兴奋也达到了极点。
　　15时50分，当那两名境外枪贩“如约”进入我们的潜伏圈时，随着我“上”的一声大吼，我和战友们几乎同时从路边草丛中纷纷腾跃而出， 饿虎扑食般扑向他们，面对似神兵天降而且威武神勇的我中国边防公安，两名境外枪贩还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就被捆绑个结结实实。
　　将枪贩押回途中，我禁不住哼起我们经常唱的那首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枪贩在我身下翻白眼
　　每当忆起１９９５年８月８日侦破的那起特大跨国贩枪案，我就特别的兴奋。更为自己身为一名国门卫士而自豪。
　　那天凌晨４时５０分，连日的大雨还在哗哗地下，此时驻地边境小镇上的人们还沉浸在甜蜜的梦乡里。但我们得出发了，因为我们得到可靠情报——我们布控多日的枪贩子将于今天上午从境外贩运一批军用枪支从边境Ｗ号界碑附近的便道上入境，我们得赶在天亮之前到达指定位置设伏抓捕。
　　在泥泞的边境便道上冒雨跋涉近一个多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指定的潜伏区域——一处几十米高的山崖附近（距边境线１００多米），按预定方案设伏好后，天已蒙蒙亮了。
　　当天正好是我方边境小镇上的圩日，从便道上入境赶集的境外边民比较多，这给我们设伏抓捕枪贩子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雨还在下，“热情”的山蚂蝗也不失时机地爬到我们的脚上，但为确保我们的潜伏不暴露，我们都静静地蹲在便道边的草丛中，任由那些可恶的蚂蝗“亲吻”我们的肌肤。而偏偏在这个时候我的胃病发作了，疼痛难忍，总是反胃，想呕吐，我只好用力咬住衣领强忍着……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上午９时，我们“恭候”多时的那名枪贩子提着一只沉甸甸的口袋向国境线走来。５０米、３０米、１０米……随着对讲机里指挥员的命令声传来，我们各个潜伏组官兵如猛虎下山，从路边的草丛中腾跃而出，对枪贩子实施抓捕。枪贩子见势不妙丢掉手中的编织袋，慌不择路地拼命朝我的方向逃窜，我奋力向枪贩子扑去，抓腕、锁喉、侧倒几个连贯的擒拿动作飞快地将他按倒在地。而那几十米深的山崖此时距我和枪贩子仅0.33米远，我深知要是给枪贩子有继续顽抗的机会，我们都很有可能滚下山崖，于是用尽全力将枪贩子死死地压住。那枪贩子翻着白眼在我身下拼命挣扎，满脸涨红，青筋暴突，样子让人觉得有点好笑。我厉声对他说：“小子，别再费劲了，就凭你也想从我身子底下挣脱出去，先好好看我是谁再说吧！”那家伙听我这么一说，回过神来喘息未定地看着我，突然全身瘫软，面如白纸，绝望地说：“这下完了，我自以为这一次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最终还是栽在你们边防武警手里，运６支军用手枪和１４０发子弹要被判多少年刑呢？”……
　　当我们押着枪贩子回到驻地小镇上时，雨停了，小镇上一片热闹和谐的景象。
　　枪贩即将走出潜伏圈
　　那件事发生在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３日。
　　凌晨４时许，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迅速翻身下床，开门一看，是所长。
　　所长严肃地对我说：“刚刚得到可靠情报，境外不法分子将于今天下午５时左右从Ｙ号界碑附近的便道运一批枪支进入我境内，你立即带领学员小周天亮之前赶到Ｙ号界碑附近选定设伏区，选好一处便于观察了望的位置隐蔽下来，我和梁副所长随后赶到。”
　　经过１个多小时的跋涉之后，我和小周终于到达预定区域。这时天已蒙蒙亮了，我迅速带领小周进入先前我已侦察过的一处位置隐蔽起来。为避免暴露埋伏，我们只好屏心静气地趴在冰冷潮湿的草丛中，紧盯着异国一侧山上唯一一条通向我方的便道……
　　中午１时５０分，所长和梁副等７名官兵秘密进入我为他们选好的潜伏圈埋伏，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目标出现了……
　　下午４时１０分，我通过望远镜观察发现异国一侧远处一座山的山腰便道上有两名中年男子正朝我们的方向走来，他们一个挑着一担货物，另一个扛着一块木头。根据情报和以往斗争经验，我断定，这两人一定就是我们“恭候”多时的目标，于是立即通知抓捕组作好战斗准备……
　　约３０分钟后，境外那两名男子终于出现在国界线附近的异国一侧，到达国界线附近后，他们隐蔽在一棵大树下交头接耳，不时向我方一侧东张西望，并对那担货物进行了一番整理，又过了１０分钟，我听到他们中的“矮个子”用当地土语对“高个子”说：“你先把‘货’挑过去吧，我随后就来……”
　　紧接着，“高个子”挑着那担货物沿着便道向我方一侧走来，“矮个子”则躲在异国一侧一棵大树后面观看“高个子”的行进情况。他们的这些举动都被我通过对讲机及时告知了１００多米外的抓捕组。
　　很快，“高个子”进入了抓捕组的潜伏圈，而“矮个子”还迟迟不入境，为防夜长梦多，在“高个子”即将走出潜伏圈的一刹那，抓捕组官兵果断出击。见势不妙的“高个子”立即丢下肩上的担子，并将手伸向担子一头的货物，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冲在前面的官兵奋力跃起将他扑倒在地并死死压住。“矮个子”见势不妙转身往回怆惶逃窜，很快消失在异国一侧茂密的树林中。
　　此战，我们从“高个子”的那担货物中查获军用手枪７支、子弹５５发和鸦片１２００克。
　　米袋里的秘密
　　那是我在边境一线参加侦破的最大一起（也是最后一起）跨国贩枪案。如今每每忆起它我就会兴奋不已。
　　日下午，得到“境外一名枪贩准备利用29日我方边境小镇圩日之机，于上午将十几支军用手枪隐藏在货物中从W号界碑附近的山上便道运入我境内。”的可靠情报之后，我们全所官兵群情激昂，大家立即行动起来，齐心协力投入到实施缉捕那名境外枪贩的工作中，决心将其“人赃俱获”。
　　当天傍晚，我们冒雨进入W号界碑附近地区进行一番侦察活动，最后将这次抓捕境外枪贩的潜伏圈选定在距国界线400多米外我方一侧的一片树林里。
　　上级领导对案情十分重视，县边防大队教导员连夜驱车赶来坐阵指挥。
　　29日凌晨5时许，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进入预定设伏区后，我们每位官兵都纹丝不动地趴在各自的潜伏位置上，一双双警惕的眼睛紧盯着便道上过往的每一个行人，全然不顾每每有风吹起时从树上掉下打在身上那冰冷的一串串水滴。
　　天亮之后，境外边民开始陆续从便道上入境前往我方小镇赶集。上午9时许，肩负观察了望任务隐蔽在国界线附近的我发现境外一名青年男子，挑着一担用白色编织袋装着的货物，沿着通往我境内唯一的那条便道越过国界线进入我方一侧后朝我们抓捕组的潜伏圈走去，只见他那担子两头还各有一只鸡笼，分别装着一只鸡和一只猫，他走走停停，东张西望。当确认他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之后，我立即拿起对讲机向在几百米外带领抓捕组潜伏的大队教导员报告：“目标挑着一担货物正朝你们方向走去，请作好出击准备。”……
　　十几分钟后，我手中的对讲机传来大队教导员兴奋的声音：“小冯，目标已被我们成功拿下，从他那两袋大米里查获军用手枪15支，你可以撤回来了。”
　　原来，当那名“挑担人”进入我们抓捕组的潜伏圈时，抓捕组官兵迅速从路边冲出将其拦下并牢牢控制住，声明要对他的货物开包例行检查。“挑担人”故作镇定地说：“我这是两袋大米，有什么可看的，打开给雨淋湿了我卖不出去谁负责。”但当我们官兵执意要检查他那两袋“大米”时，“挑担人”却突然瘫软在地并喃喃地说：“完了，这下彻底完了，我苦思冥想地对这批‘货’进行了一番伪装，以为一定能够蒙混过关的，没想到最终还是栽在你们中国边防警察的手里……”
　　其实，从参加工作到因公致残之前，我在边防派出所还是以执法为民为主的，期间，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我担任辖区治安情况最复杂的平孟警区警长；1995年还兼任派出所情报组长和案件查破组组长。当时我就戏称：“领导真高明，所里10几名干部，就连所长都不配位，而我这个少尉除了不做司务长发工资的工作和不做内勤管户口的工作，其它都要我负责了。”呵呵！当然，从某种角度说那是领导对我的器重与信任。这不？1995年间，我被安排到百色地区公安干校参加为期3个月的岗前培训和到桂林参加大队级以上单位的秘书、边管内勤培训。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春天，我在百色公安干校学习一个多月后，有一天正在上课时，那坡县公安局打电话到学校找我，称给我所报3个送劳动教养人员的名单，所里不知道报哪几个人好，要“问冯乃立才知道”。这从另外一个例子可以得到佐证，1998年夏末我从医院回到单位后，所里司机单独来看望我时，对我说：“冯干事过去在位时真不错，刚转业的梁所长经常夸到你，说咱们所要是有你在，需要一个领导和另外2个干警就够了，另外2个干警他说是用来报账发工资和给群众办户口的……”
　　在边防派出所工作那几年，因为“出头办事”的机会多，我各方面都有相当的进步，得到不少人的肯定与信赖，同时应该也得罪了不少的人。就像后来有人对我家属说的：“人们既爱他也怕他甚至有人恨他，爱他是因为人们需要他，怕他甚至恨他是因为别人犯事时免不了要挨他依法处理。”1998年秋我刚从医院回到单位后不久，因为生活不能自理，我的小妹得跟在身边照顾我，有一天一位朋友找到我对我说：“冯乃立你知道吗？这里街上那些烂仔过去给你起外号叫‘犯罪克星’，现在你不能动了，你妹妹在这里照顾你，我很担心他们会对你妹妹不利啊……”
　　1994年一天下午，我正在宿舍楼3楼午睡时，听到所长在跟别人大声对话：“小冯在休息，你有什么神秘的事不可以对我这个当所长的说吗？为什么非得找小冯？”“我就找小冯怎么了，找他可以办事。我们小老百姓就找直接给我们办事的人。”我出来看究竟时，发现和所长“吵”的是辖区孟达村的中年男子郎某，因为不久前我侦破了他家耕牛被盗案，为他们挽回了经济损失，他这次来找我，是想偷偷给我50元钱的“感恩费”。当然也被我谢绝了。然而此后不久，他儿子伙同他人偷捕别人鱼塘里的鱼后，我带人去传唤他儿子时，他又对我骂骂咧咧的。
　　1992年至1996年，我一共参与缴获军用枪支36支，查获毒品8000多克 ，缴获军用子弹400余发，手榴弹、地雷、手雷等大概50余枚；组织、参与侦破刑事案件50多起，查处治安案件大概80多起，抓获处理违法犯罪嫌疑人200余人。因缉枪缉毒工作成绩突出，3次荣立个人三等功，5次受到部队各级嘉奖。1995年11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对我个人的情况，从部分各界人士的点滴言语中可以看出一些些：
　　1994年初，时任那坡边防大队的黄副大队长有一天中午在那坡县汽车站附近遇到已买好车票准备回单位的我后，硬要我留下陪他一起接待平孟边境检查站某位领导吃饭。他告诉我：“这两天开党委会时，我提名要考核你当派出所副职领导，可其它党委成员说尽管你表现很好，但毕竟刚提干不久（我们公安警校毕业入伍后有一年的学员期，加上时间因素，我1993年11月才挂少尉警衔），而且还没有立过功，不宜破格提拔，先照顾没有功劳有苦劳的老同志……”
　　1994年中，平孟边境检查站检查科长对我说：“小冯，你还是来我们站吧！我们立马给你挂中尉。”
　　1994年底，平孟边境检查站甘副站长当着我的面“质问”我们所长：“你们那坡大队怎么回事？小冯这样的人才那么久还是少尉干事？如果你们不想用人说就清楚啊！别耽误了人才发展……”
　　还是1994年底，那坡县武装部政工科黄科长在一天晚上遇见我时对我说：“小冯你真的让我感到有点可惜，你要是在我们这边，给你当个科长一点问题都没有。”
　　1995年夏天，那坡县公安局农局长在一次和我一起下平孟“拿人”途中对我说:“我到那坡任职不久，但有关你的情况我也听说不少，如果你是公安这边，给你任个所长或科队长都不为过，相信你能胜任。”
　　1995年间，那坡县缉毒大队一覃姓侦查员对我说：“小冯你现在应该有点委屈，但你要坚持下去，相信再过2年平孟这边就是你的天下了。”
　　还有那坡县公安局一些老同志也说：“小冯这样的性格和素质，来那坡这小地方而且待在派出所确实是大材小用，应该把你放在要害部门或有破不完的大案要案的城市刑侦部门才合适。”
　　1997年间，我还在右江医学院附院治疗时，有一天一个靖西县籍的农姓骨科中医师到病房看我，对我说：“我是你们李支队长的好朋友，他说你很勇（方言：很棒、很得力、优秀的意思），如果不是意外受伤，你早就当领导了；叫我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你一些；阿李（人们爱称李支队长为阿李）说‘别看阿立现在伤成那样，要是有机会给他回到岗位，他照样还勇’……”
　　1997年间，我二哥到百色边防支队办事，时任支队政委对他说：“冯乃立让人感到可惜，组织上马上就要任用他了，他偏偏遇到这种倒霉事，他真是没有‘当官’的命。”
　　我所北斗片区一名每每作案后外逃的男子在被抓获后对我说：“你刚来时在北斗工作点上班，你不认识我，因此我有机会观察你，我对别人说假如有一天公安机关抓到我，那抓住我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你。”——1995年夏天一个大雨滂沱的深夜，我带领4名官兵包围他家房子后，用当地土话骗他开门，他刚把房门打开，面对的就是我手中黑洞洞的枪口。我对他喝道：“XX,你没想到吧？”他很无奈地说：“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
　　我因公受伤致残详细经过
　　日下午1时许，我刚从辖区北斗街办案回到位于平孟街上的单位宿舍楼自己房间吃午餐（吃快餐面）。本所干警老李就拿着一包用纸包好的东西找到我并对我说：“今天下午5点钟以后总队双缉（缉枪缉毒）检查组到大队检查工作，梁副所长要你在总队检查组到达大队之前将这2只枪送到大队交给我们所周指导员”。我经确认老李交给我的是2只军用手枪后当即接受了任务。
　　下午2时许，我把那2只手枪装进自己1995年6月到桂林学习时部队发的黑色皮质小挂包里，把挂包挂在胸前，提着1只装有一套西服（那天我着马裤呢制式警服）的纸质袋，搭上从平孟开往那坡县城的班车，坐在司机后面的1号座位。为了便于护送枪支，上车后，我很快把自己装西服的纸袋子交给在0号座位的一位热心大姐帮保管。
　　当班车行驶到距平孟街约2公里外的我们平孟边防派出所主营区门口时，我见本所干警小张、小梁和学员小林也搭上了我搭乘的这趟班车。小张和小梁坐在车的中部左侧，小林则坐到车厢的后排座位。因为元旦刚过，乘车的人很多，班车驶离平孟镇不久就已超载，车厢里显得很拥挤，致使我一路上都没有机会与3位战友说上话，而我此次执行送枪任务是临时受命的，因此当时3位战友是否知道我有重任在身我不得而知。（以往类似任务领导一般都只安排我一个人执行）
　　由于当年元旦前后，我没日没夜地忙于办案和开展安全防范工作，很少得到休息（就在日，我和战友们经过多日的侦查布控后，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跨国贩枪案，缴获军用手枪15只。1996年元旦前后，辖区连续发生2起吸贩毒案件、1起打砸滋事案和1起故意伤害案，身为警长的我一直在组织查处。其中，日晚，平孟街青年陈某酒后多次冲进商人陈某某的店铺进行打砸滋事一案，影响极坏——平孟镇党政一把手为了避免事态扩大，连夜坐镇对现场进行维护，安抚受害人，我也忙到4日凌晨1点多才休息。而4日早上6点多，我就起床带领干警周福汉对该案进行调查取证。忙到上午9点多，我们刚要完2份笔录，又遇到嫌疑人陈某的家人来派出所滋扰办案。幸好仅几分钟，陈某的家人就被我们严词劝退了。而陈某的家人刚离去，我就接到平孟街修钟表的吴某从16公里外的北斗街打来电话报警称他在北斗被人砍了1刀，伤势比较严重，请求我们出警处理。所领导立刻指派我和另外两名民警前往北斗查处该案。下午近1时我们才回到平孟.接着我就执行送枪任务导致遭遇不幸），因此上车后不久，受车辆震动的“催眠作用”，我很快困乏了。但想到自己身上的3只手枪（其中1只是我的佩枪），我不敢放松警惕，强迫自己以考虑问题的方式来消除疲劳与困乏（身兼当时平孟边防派出所缉枪缉毒战斗行动小组重要成员、情报调研组组长、案件侦破组组长及平孟警务区警长的我，元旦前后得到许多有重要价值的破案线索，我在考虑此次县城之行回来后的工作计划。我是个事业型的人，“谋划”工作我就会精神振奋的）。
　　当班车行驶到离那坡县城约10公里左右的德隆（地名）坡顶时，有人喊要下车，但我发现车并没有停下来，反而沿公路加速往下“溜坡”。我便有意识地观察司机的反应。当看见司机手忙脚乱时我意识到班车失控了，第一反应就是站起来对车上其他乘客说：“车失控了，大家要注意。”紧接着，我迅速别稳腰间枪套里的佩枪，抓起装着2只手枪的挂包，打开车窗准备跳车逃生。可就在我即将跳车的那一刻，我听见我的战友小梁和小张提示司机说把车靠公路内侧撞山。我见路边石头很多，也担心在我跳车的瞬间车刚好靠边撞山压到自己，便立刻打消跳车逃生的念头。然而我也意识到，我坐在1号座位一旦车辆撞山，很容易被变形压进来的车体压死，于是我就把挂包带又挂回脖子上，用左手紧紧地把挂包抱在胸腹部，右手则紧抓头顶上方的护扶钢管......没想到当班车冲下100多米深的山沟撞入沟底后，我便不省人事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隐约听见我的战友小梁和小张的声音在呼唤我：“小冯!小冯！醒醒……”后来我又听见他们俩请求到场的当地群众协助把我背到公路边拦到一辆过路车，准备把我送往县人民医院。当他们把我台上车后，我又听见小梁对小张说：“对了，还有小林呢？”接着，小张返回事故现场找学员小林，小梁独自跟车护送我去医院。当车开动不久后，我就能睁开眼睛，见自己是趟在一辆卡车上的，小梁扶抱着我的上半身。当时映入我眼里的大地朦朦胧胧的，而我也不时出现呼吸困难。从我左手前臂摆放的姿势看，我也意识到我的左手要么断了，要么骨折了，而我的衣服也沾满了血渍（头部创伤大量流血——缝合14针），但我的全身根本就没有感觉到丝毫的疼痛，我的躯干好像不是我自己的(躯干与大脑失去联系了。事后确诊是因颈椎骨折导致高位截瘫)。
　　一路上，小梁不时地对我说：“小冯，很快就到县医院了，你要坚持住啊，千万别睡觉……”当时我说不出话，只好不时地眨眼以示我还醒着。可当车开进县人民医院后，我又休克过去了。
　　当又一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医务人员在剪我的头发及衣服，他们在着手救治我。很快，我就又不省人事了。再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小梁在床边看护着我。见我苏醒过来后，小梁显得很高兴，上前对我说：“小冯你放心，你的佩枪和衣服（指我原先穿在身上的马裤呢）我都拿住了”。见小梁那样说，我的意识突然苏醒，知道我护送的2只手枪他们很可能没有拿到。我立马对小梁说：“我还有2只军用手枪，装在我去桂林学习时发得的那只黑色小挂包里，领导叫我带上来送交大队的。”小梁听我这么说后，立马往病房外跑，一边对我说：“我去帮你拿回那2支枪。”（事后我了解到，小梁等3位战友当天确实不知道我在执行送枪任务。车祸发生后，小梁在第一时间从我腰间拿走我的佩枪保管起来，之后只顾救人，完全没有顾及到我携带的其它物品。幸好，我装枪的小挂包被及时到达现场的县政府农县长等人发现并作重点保护……）
　　因为我伤情危重，当天晚上大队农教导员及我所周指导员等同志都围在我的病床边，医务人员在忙着给我诊伤。因为我的血压好几次显示为0.医生又对我做穿腹检查等。当时我吸着氧气，但还是觉得呼吸相当困难，我便对医生说我的左手好像断了。在场的医生说没有断。我说在来医院的路上我看见我的左手上臂往外摆的角度不对劲，一定是骨折或者断了。后来医生经仔细检查，发现我的左手肱骨确实骨折了（事后确诊是粉碎性骨折），便顺手脱下他的手术帽帮我把骨折部位做简易包扎（不奇怪，当天仅我坐的那趟班车受伤住院人数就达27人，还有4人死亡的不算呢，一个县医院能应付就不错了）。当天晚上在我的病床边，大队农教导员对医生说：“这个伤员（指我）是我们武警大队的一名得力干将，是一位很好的同志，我们正在整理材料给他立二等功呢！请你们务必尽一切努力抢救他……”
　受伤致残后体现人生价值篇
　　我受重伤住进那坡县人民医院后，从战友们着急而沉重的表情上我知道自己一定伤得很重，而且有生命危险。
　　在我还没有脱离生命危险，暂留在县人民医院抢救的那段时间里，大队领导和战友们都在为设法抢救我而连日不辞辛劳地奔忙着。同时分组分班轮流守侯在我身边小心地侍侯着我，我没有力气嚼咽东西，他们就先将大米打磨成粉末，然后熬成米浆一口一口地喂我，我口舌干燥，他们就用棉签蘸温开水一滴一滴不厌其烦地抹润我干裂的唇舌……
　　由于我的伤势太重，而县医院设备有限，医务人员采取一切办法都没能对我的伤情作出确诊，最后在我脱离生命危险后，大队领导立即设法跟南宁的大医院联系让我转院治疗。
　　在我转院到南宁治疗的头３个多月时间里，虽然部队的工作非常繁忙，但我的单位领导还是长期派出２名干警到医院和我的亲人一起护理我。在我后来长达２年多的住院治疗期间，部队各级领导和战友们也经常到医院看望慰问我，鼓励我坚强地与伤痛作斗争，争取早日康复。
　　那坡县领导和平孟镇领导对我也尤为关心，经常向我的单位领导询问我的治疗进展情况。1996年春节前，当时的那坡县人民政府农县长还利用到南宁出差的机会到病房看望慰问我，把我出车祸那天他第一时间带人赶到事故现场，并亲手捡到我装有2支手枪的皮挂包后让身边工作人员重点妥善保管的情况告诉了我。让我的心情得以释然。
　　领导和战友们一如既往的关心和帮助，让我充分体会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这也是我虽然严重高位截瘫、一切生活不能自理，但一直以来始终保持乐观心态，坦然面对伤残和困难的精神支柱。
　　医院综合检查显示，车祸发生那天我的头部被撞伤大出血，缝合14针，颈椎3-5压缩性骨折导致脊髓挫裂伤，0—7颈椎相应脊髓内出血，一节胸椎软组织损伤，第4腰椎崩裂出一小块骨头（自然愈合后形成突出），左手肱骨粉碎性骨折。经全力抢救治疗，我得以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由于颈椎骨折和脊髓严重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每天几乎都以床为伴，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要依靠别人照顾。而且由于伤势严重，治疗过程中骶部形成大褥疮，导致至今仍留下一处面积14cm×18cm，深达骶骨的大疤痕，造成日常中不能长时间仰卧和长时间坐轮椅等诸多不便。并且日常中需要服用通便药物或使用开塞露灌肠才能排便……
　　当我知道自己可能将永远无法重新站立起来行走时，情绪曾一度非常低落，脾气极为暴躁，总觉得老天爷对自己不公平，特别是跟我交往四年的女友离我而去后，我更是非常惆怅，不知道今后的生活将会是怎么样。因此，自暴自弃，经常无端地向身边的亲人发脾气，甚至拒绝治疗。但当我看到战友们为我着急和亲人们为我奔波劳累时，我的心灵受到震撼并深深自责。我觉得如果我不尽快重新振作起来，将无颜面对含辛茹苦把我养育成人的父母，对不起关心我的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也对不起对我寄予厚望的部队领导和战友们，更对不起我自己从小的志向和多年的努力。为此，我决心面对现实，勇敢地与伤痛作斗争。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 ，并加强功能锻炼，乐观地面对生活。住院治疗期间，我还经常应医生和其他病人家属的要求去给那些悲观失望的病人作开导工作，鼓励他们坚强地与病魔作斗争。
　　1998年7月中旬，在我的伤病情基本稳定后，我终结医院治疗回到原单位。1999年8月，我被评定为特等因公伤残军人（之后套换为一级因公残疾军人）。
　　回到单位后，尽管战友们几乎都换了新面孔，但他们对我亲切有加令我很感温暖和欣慰。
　　回到单位后不久，为了方便与外界联系，我请人帮我在床头安了一部电话，还让战友们帮我征订了报刊杂志。我还从自己微薄的工资当中节省下钱来逐一买回了彩电、影碟机和音响。平时没事的时候，我看看电视，听听音乐，读读报刊杂志，偶尔也听一下收音机。不时还来一下“卡拉OK”，每天过得也还挺充实。
　　出院后头2年，抱着一丝丝希望，我自筹数万元经费先后请多名民间医生用中草药为我治疗，但伤病情似乎也没有什么起色……我特别感谢在我极其困难时给我施以援手的我公安警校同学和高中同学，他们分别给我捐款元和近3000元。
　　2000年1月，我现在的妻子开始走进了我的生活，真诚的和我妹妹一起照顾我。期间她让我妹妹安心回百色找事做并着手解决个人婚姻大事。2001年3月我和妻子登记结婚后，我妹妹得以“全身而退”，解除部分忧虑的我精神状态也日趋好了起来……
　　走出身体残疾阴影，调整好心态后，我决心充分发挥自己的公安业务专长和智慧，继续为部队和社会贡献力量。此后，我经常关心单位和辖区发生的每一起大小事件（案件），为战友们出谋划策，协助战友侦破案件。
　　日晚，湖南籍一对商人夫妇辛辛苦苦花12000余元从市面上收购回来存放在平孟镇北斗粮站自己租房内的24公斤长头发，被人撬坏房间窗口钢枝入室盗走。这是2003年度在那坡县境内发生的最大一起盗窃案。案发后，平孟边防派出所和那坡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立即成立专案组对此案展开侦查，但由于现场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线索，加之民警们经过近两个月的调查和布控后仍未取得任何进展，案件侦破工作曾一度陷入僵局。面对社会上的种种猜疑与不信任，专案组民警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这时，一直关心案件侦破工作的我“坐”不住了，主动找来专案组干警谈心，和他们一起分析案情，并充分发挥自己的破案专长，积极协助专案组开展侦破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11月底的某天下午，我终于获取一条令专案组兴奋的重要线索：平时游手好闲、从不做头发生意的平孟镇北斗村青年马某某和那万村的农某某在“8·29”案发后不久曾携带几十斤长头发到外地低价销售。专案组立即根据这一线索对马某某和农某某进行外围调查，在掌握了大量的确凿证据之后，将他们抓获归案。2名犯罪嫌疑人很快对实施“8·29”重大入室盗窃案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我一向比较注重对失足青少年的帮教工作，认为失足青少年的帮教工作，是公安工作的重要部分，失足青少年没有改好，社会治安状况就难以好转。2002年间，我得知辖区平孟街有一名青年黄某，已有多年的吸毒史，公安机关曾多次强制他戒毒，但他的毒瘾始终未能戒掉，长期吸毒使原本体格健壮的他变得骨瘦如柴，走起路来气喘吁吁，身体健康受到极大影响；昂贵的吸毒费用也使他负债累累，为此家庭纠纷不断。经所领导同意后，我经常主动打电话找黄某聊天，与他谈人生、谈家庭和毒品的危害，劝他下决心戒掉毒瘾，耐心地对他进行帮教。看到我高位截瘫生活不能自理，出门靠人推轮椅，还这样笑看人生，黄某心灵受到深深的震憾，发誓要坚决戒掉毒瘾，重新做人。我便又与黄某的爱人联系，叫她积极配合黄某戒毒。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黄某终于成功戒掉了毒瘾……
　　2002年至2004年间，我先后多次应邀给驻地学校上法制教育课。
　　尽管自己生活比较困难，但我还是喜欢力所能及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2002年初自治区妇联到平孟镇看望我妻子时给了她1000元的慰问金，妇联领导刚离开，我就建议妻子通过广西边防总队将那1000元钱捐给友谊关边检站一位科长患重症的儿子。2003年5月，在战友们的帮助下，我将当年参加百色市妇联举办的庆三八妇女节文艺晚会时社会各界捐给我买药用的3000多元钱，全部拿来买书，以我妻子的名义赠送给平孟镇西马小学。2004年5月，我将自己所得的一笔200元稿费捐给辖区平孟镇孟达村一户贫困家庭，帮助他们及时买回急需种植的八角苗和支付小孩上学必需的生活费。2004年秋天，在我准备离开平孟镇之前，得知辖区平孟街有5户居民粮食紧张，便出钱请战友们帮忙买来几百斤大米，以每户50—100斤不等的重量分送给那几户人家。2002年至2008年，我和妻子一起帮助平孟镇2名贫困学生完成小学到初中的学业，并通过媒体呼吁更多的好心人一起来关心、帮助其中一名学习成绩较好的贫困女生，使该名女生得以顺利升入高中继续学习……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除了积极参加部队统一向灾区捐款之外，还让妻子帮我匿名给灾区捐款1000元，并鼓励儿子给灾区小朋友赠送图书。日，我将自己当年4月获赠的1台新轮椅，转增给百色市田林县的一名贫困截瘫残疾人，用特别的方式表达对贫困残疾人的关爱。不完全统计，2002年以来，我们一家用于参加公益活动的经费不少于15000元。
　　2002年3月，广西边防总队为我配置一台电脑后，我认真钻研新闻写作技巧，努力提高新闻写作水平，主动承担派出所的新闻报道工作，经常用自己唯一稍微能动的右手拇指，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一键一键艰难地摁电脑键盘，将自己平时跟战友们交谈获得的新闻素材编写成新闻稿件，积极向新闻单位投搞。2004年9月我搬到百色城后，百色边防支队领导鼓励我不要只局限于写平孟边防派出所的新闻，而可以写整个支队的新闻，并让我影响、带动一批官兵积极参与宣传报道工作。自那时候起，我其实已经成为百色边防支队的宣传报道工作“专职人员”，只是没有“享受”相关“待遇”而已。呵呵！因为活动不方便，打字慢，为了及时将新闻稿写成发出，我经常强忍身体疼痛和不适，在轮椅上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我的臀部和骶部也因此经常被擦伤溃烂，形成褥疮。2005年7月公安边防部队开始开展“三访四见”活动以来，为了及时将部队的好人好事写成新闻，我更是经常用防褥疮轮圈垫好臀部后，加班加点到次日凌晨3、4点钟才休息。有时为了完成一篇新闻稿件，我还不厌其烦地多次通过打电话对战友们进行采访，而电话费自然由我个人自己负担。
　　2002年至今，我采写的新闻稿件已大概有900篇被各级新闻媒体采用，我个人也因此多次被上级评为“优秀报道员”。
　　曾经有人问我：“这么多年来你一如既往地服务部队、贡献社会，但你似乎什么都没有得到，连晋衔晋职都没有你的份，你是怎么想的？”我这样回答“部队是按照条令条例办事的，我离开平孟边防派出所很久了，算是离岗，而且生活不能自理，算是病休，因此没有晋衔晋职很正常；我现在能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也只是借助现代先进通信工具才能完成的，算不了什么，只是我在努力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已。”
　　有人问我:“你都伤成这样了，还显得那样乐观、坚强，是不是你装出来的还是你脑子有毛病？”我回答：“我脑部确实受过撞伤，医生也说我的智力轻微缺损，如果说我脑子有毛病才导致我乐观、坚强，那我倒是挺乐意自己的脑子有这样的毛病；如果说乐观、坚强是可以长期装出来，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那样去‘装’……”（作者：广西百色市公安边防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