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传》披露与杨振宁恩怨始末
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杨振宁和李政道近照 资料图
李政道（左）和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资料图
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曾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舒泰峰 | 北京报道
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与杨振宁的分裂，是华人物理学界一段著名的公案。
两位曾经最亲密的合作者，最终却冷眼相向，内情究竟如何？即将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诺贝尔奖中华风云---李政道传》首次详细披露了二人恩怨的始末。
“这是这桩学术界的豪门恩冤首次系统展示。”出版社编辑对本刊记者说。
书的作者身份同样值得一提，他是国学大师之子季承。季承长期从事科研管理工作，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二人有长达30年的紧密合作。
尽管李、杨分裂已长达半个世纪，如今他们已分别83岁和87岁高龄，但是时间并没有消弭他们之间的恩怨。读《李政道传》，二人的恩怨贯穿其间，其详尽的细节直击人性深处。
40年代，李政道正在西南联大读二年级。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觉得原子弹很重要，也要造原子弹。他找到西南联大的物理教授吴大猷、化学教授曾昭抡和数学教授华罗庚，对他们说，给你们十万美元，一个大礼堂作为工作场所，请你们造原子弹。
吴大猷他们说，造原子弹要先培养人才，建议选拔一些人去美国学习。
李政道被选中，于1946年来到美国。但由于美国并不开放原子弹制造技术，考察小组只能解散。据指示，他们可以用领取到的经费在美国深造。于是李政道就去芝加哥大学师从费米学起了理论物理。
那时杨振宁已在芝加哥大学当助教，他接到吴大猷的通知，给李政道他们在大学国际公寓预定了房间。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校友，但比李政道高两个年级。这是李杨的初次谋面。
同在一所学校，交往自然开始。二人开始联名发表论文，在生活上也成了亲密的朋友。
李政道入学后不久，由于他有双份奖学金，经济上比较宽裕，就买了一辆二手小轿车。1947年夏天，他和杨振宁、凌宁开着这辆车去西部旅行。除了在大峡谷遇险的故事外，书中披露，李政道还说起一个有趣的细节：出发前，杨振宁提议三人按比例出钱，把那部车子买下来，回来后再由李政道一人出钱买下车子。杨振宁的这个提议究竟意味着什么，后来李政道才琢磨过味来。他对杨振宁的精于算计颇有感触。
博士毕业后，1950年，李政道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工作，担任物理系助教。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加州地方反华气焰嚣张，因而李政道在加州并不愉快。
此前，1949年秋，杨振宁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访问成员。他知道李政道在加州的情况，于是两人商量，李政道也来普林斯顿，可以一起作研究。
书中写道，杨振宁去找了院长奥本海默(美国“原子弹之父”)，请他给李政道发出邀请信。于是，1951年9月，李政道偕夫人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李杨两家比邻而居，两家人来往密切。杨振宁正在进行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研究，他希望李政道加入。“这是他们合作的真正开始。”季承写道。
1951年秋，他们写了两篇统计力学论文，首次给出了不同热力学函数的严格定义。在此基础上他们发现不同的热力学函数在有相变的情况下是不可解析延拓的---这个发现揭开了统计力学研究新的一页。
两位年轻中国学者的论文引起了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重视。1952年的一天，二人受邀与爱因斯坦见面。谈话时间很长，爱因斯坦问得很多，很细。最后，他站起来同李政道握手，恳切地对他说：“祝你未来在物理上成功。”
两位年轻人在普林斯顿的合作及其卓越成果，以及他们个人和两个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一时传为佳话。奥本海默曾说，李政道和杨振宁坐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草地上讨论问题，是一道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致。
第一次分手
李政道在普林斯顿工作，既有成就又很愉快。但此时纠纷却发生了，由头是他们合写的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问题。
这两篇论文的总标题是《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第一篇《凝聚理论》署名是杨振宁和李政道，第二篇《格气和伊辛模型》署名是李政道和杨振宁。
季承写道，在第一篇论文完成后，按惯例合作者的署名应按姓氏英文首字母的顺序排列，应该是“李政道和杨振宁”。但是，杨振宁提出，如果李政道不介意的话，他希望排在前面，因为他比李政道大四岁。李政道对这一要求很吃惊，勉强同意。
在第二篇论文署名时，李政道说服杨振宁按国际惯例改了过来。
署名问题给二人带来裂隙，李政道决定不再和杨振宁合作。之后，虽然他在普林斯顿又工作了一年半时间，但是他们没有再合著论文。
论文署名的事情使李政道耿耿于心。那时，他并不知道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长女）也参与其间。据杨振宁回忆，上述两篇论文的署名次序，杨振宁本想把李政道放在前面，因为李毕业后科学事业一直不顺利，要帮助他，可是杜致礼根据“女人的第六感”出面阻止，说李政道这个人不值得他这样信任。
李政道决定离开普林斯顿，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三年后，1956年，他29岁时，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共获诺贝尔奖
李政道离开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本来就是想和杨振宁拉开距离。一件偶然的事情，却使二人恢复了合作。
1953年，杨振宁曾去布鲁克黑文国家实验室工作一年，和米尔斯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其中提出了后来十分有名的杨－米尔斯规范场方程。
但是，当时李政道对这篇论文的出发点是否正确持严重怀疑。一次，杨振宁到哥伦比亚大学来看李政道，李把他的看法告诉了杨。经过激烈的讨论，杨同意了李的意见，还共同署名，李前杨后，发表了论文《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这件事使他们重拾合作，这也是他们物理生涯中富有浪漫和神奇色彩的一段。李政道在他的文章《破缺的宇称》中有如下描述：“从1956年到1962年，杨和我共同写了32篇论文，范围从粒子物理到统计力学⋯⋯合作紧密而富有成果，有竞争也有协调。我们在一起工作，发挥出我们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合作的成果大大多于每个人单独工作可能取得的成果。”
他们共获诺贝尔奖的合作成果，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被誉为20世纪物理学中的革命。根据《李政道传》所写，这一发现是由李政道先找到突破口的：
1956年大约是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上午，杨振宁开车从长岛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看李政道，在李的办公室里进行了讨论。不久，杨振宁要移动他停在街上的汽车，他们就走到街上。把车停好后，由于饭馆都还没开门，他们就近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白玫瑰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讨论。李政道把最近的工作以及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想法，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地反对李政道所说的一切。但经过反复的讨论，他逐渐被说服。午饭后，他们回到李政道的办公室，杨已经完全被说服，并表示愿意与李合作。他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建议，就是劝李不要急忙发表上述那篇论文。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更加完整，有更大的意义。
李政道觉得十分有道理，同时觉得如有杨振宁的参加，会使整个事情做的更好。
两人开始了友好的竞赛。他们在大约两周内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这需要进行大量计算。两人在计算能力上不相上下，都做出了贡献。
一个月后他们完成了对这些过程的分析，写出了论文。这篇论文是由李政道执笔，署名也是李政道在前。这就是轰动一时后来获得1957年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
1957年10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当年的物理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
11月，李政道要为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做准备。他们都要写发言稿和讲演稿。那时，在诺贝尔奖委员会通知以及所有媒体的报道中，两个名字的次序都与获奖论文的署名一样，李政道在先，杨振宁在后。
“没有想到”，书中写道，当他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杨振宁忽然提出，授奖时他希望能按年龄顺序在李政道之前受奖，而他夫人杜致礼则想在出席晚宴时让国王作陪，也就是说，在进入晚宴会场时她要走在最前面，杨振宁次之排在第二名，由皇后作陪。
李政道对此大为惊讶，不同意这么做。但是，杨振宁又去求李政道夫人秦惠。秦惠对李政道说，假如为这件事闹出笑话，让外国人看不起，太丢脸。这样李才勉强地同意。
这是一个插曲，李政道虽心有不快，但很快被诺奖的荣耀冲淡。而不久后的一篇文章却让他们走向分裂---日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上刊登了伯恩斯坦写的《宇称问题侧记》，记述李杨合作发现宇称不守恒的故事。
风波由此而起。
当时，李政道已经回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四月他收到伯恩斯坦文章的校样，没作什么修改。可是杨振宁却提出了许多意见。他说，文章里有“某些令人痛苦的地方”, 要和李政道讨论。
杨振宁提出，文章中的某些地方，他希望名字写在李政道之前，另外，他夫人杜致礼的名字也要放在秦惠之前，因为杜致礼年长一岁。第二天，杨振宁到李政道家里提出，凡是文章里提到“李和杨写了⋯⋯”的地方都要加一个注，说明是出于字母排序的习惯。
对杨振宁的这些要求，李政道觉得太无聊。当天晚上，杨又打来电话，说那些注或许可以不加，但文章里都要写成“杨和李”。
李政道感到失望，只好建议他们今后不再合作。书中说，杨振宁随即变得十分激动，开始哭起来，说他是非常愿意继续合作的。但李政道感到无可奈何。最后他们都同意暂停合作。
当年11 月，李政道向奥本海默递交了辞职书。奥本海默对此感到非常遗憾，他尖锐地说，李政道应该不要再做高能物理，而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
当然这只是李政道一方的表述，在《李政道传》中，作者季承也尽量引入杨振宁的表述，以求平衡。
杨振宁写于1982年，于1983年出版的《文集》里，在《初识李政道》一文里写道：“他才华出众，刻苦用功。我们相处得颇投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费米做了他的学位论文导师，但他总是转而向我寻求指导。因此，在芝加哥的岁月里，事实上我倒成了他的物理老师。”
在《和李政道的最后的合作》一文的后记里，杨振宁对两人的合作做了总结：“我对他就像一位兄长。在粒子物理和统计力学领域里，我在1950年代初就已经成了名。我们的合作关系中，我是资深的一方。敏锐地警觉到不应该挡住他的道，我便有意识地往后靠，尽量在事业上扶持他，同时，在公开场合对我们合作关系的实质严格地保持缄默⋯⋯”
在写于1982年的《获诺贝尔奖的论文产生经过》一文后记里，杨振宁的版本与李政道截然不同：“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无解的谜局
李杨之间的恩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个人范畴，延伸到了日后中国基础学科的发展。
1972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先后回国访问，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科学事业。季承写道， 围绕着高能物理的发展，过去在中国素来就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自从李杨这两位华裔诺贝尔奖得主自天外归来、陆续回国访问并介入其间，这一分歧就带有了浓厚的个人意气的色彩，成了李杨不和的易地之战。
例子很多：李政道主张建高能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李政道创立特殊的考试办法帮助中国学子赴美留学，杨振宁就说是“丧权辱国”，等等。
“他对中国高能物理发展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甚至主张冻结基础研究的经费，说这是全民族的利益，主张科学院要以发展性研究为主，从而‘生产第一，生产第一，生产第一’。”书中这样对杨振宁的态度作总结。
季承写道：“推而广之，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杨振宁的个人意气远超出了高能物理领域。意气的来源完全在杨振宁。相反，李政道却没有表示出对杨振宁回国后所作所为的个人意气。人们看不到‘只要杨振宁主张，李政道就反对’这种现象。”
季承对本刊记者表示：“我写他们的恩怨，是抱着客观的态度历述事实，不偏不倚，不做结论。”
“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结论，这恐怕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出的。”季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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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前任妻子是国民党抗日名将杜聿明的女儿
杨振宁婚恋史揭秘：前任妻子是杜聿明的女儿(组图)
　日期: 14:15:39　阅读:
4244　来源:中国经济网
左起：翁帆、杨振宁、杜致礼（杨振宁前妻，原国民党著名将领杜聿明的女儿）
日摄于纽约的婚礼
1966年杨振宁与杜致礼摄于普林斯顿住宅院中
编者按：4年前，82岁的华人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与28岁的硕士生翁帆结婚的消息，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和关注。译林出版社2005年出版了叶中敏所著《人情物理杨振宁》一书，从他的父母亲说起，详述杨振宁的成长、求学、研究及得奖经过。除获诺贝尔奖外，也谈及他在科学界的其他成就，和他对中国的科学研究及教育之发展的贡献。他一些鲜为人知的生活趣事也有披露，增加了本书的趣味性。
热恋让他把恩师忠告抛到脑后
1950年初的某一天中午，杨振宁与同事如常到普林斯顿惟一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忽然间，他看到了邻桌上一张似曾相识的、清秀漂亮的女孩子面孔，而对方似乎也认出他来了，但又有点不好意思主动打招呼，于是他离座走了过去，对方也礼貌地站起来自我介绍，这一下，他清楚地想起来了，这不就是在昆明西南联大附中教课时中五班的女学生杜致礼吗？
杜致礼的父亲叫杜聿明，因为父亲的关系，她经常有机会接近蒋介石和宋美龄，宋美龄对致礼这个女孩子从小就很喜欢。
1947年底，年仅十八岁的杜致礼决定到美国留学。她自小就喜爱音乐、艺术、文学，英文学得很好，赴美前，宋美龄亲自为她安排，让致礼入读她当年在美的母校、有名的卫斯理学院。
杨振宁在普林斯顿的中国餐馆中看到杜致礼时，她来美已两年多了。振宁与致礼师生异地重逢，一位是聪明俊朗、热情自信，一位是秀外慧中、出尘脱俗，感情的种子很快就在两人中间萌芽、开花，杨振宁对杜致礼展开了热烈的追求，每个周末都要从普林斯顿赶到纽约去和杜致礼约会。
早在到普林斯顿以前，杨振宁的老师费米教授曾经忠告他，就是普林斯顿名副其实是一座“象牙之塔”，与世隔绝，在那里面呆得太久，对思想、学术的发展并不是一件好事，他劝杨振宁在那里研究一两年后就转换到更开放、活跃的学术环境里去继续发展。可是，这时已陷入热恋中的杨振宁，为了方便和杜致礼见面，已经把恩师的这番“忠告”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不多久，日，杨振宁和杜致礼在纽约举行婚礼。
翌年，杨振宁和杜致礼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杨振宁按照中国人传统，写信给父亲，请爷爷给孙子取个名字。杨武之老怀大慰之余，给这位杨家的“长子嫡孙”取名光诺。
在为孙儿取名“光诺”的时候，杨武之的的确确没有想到：就在数年之后，杨振宁果然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成为首次获得这项殊荣的中国人。
杨、李的合作关系好得令人妒忌
1950年与杜致礼结婚后，杨振宁继续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1952年被所长奥本海默聘为永久研究员。当时在这个一百多人的研究所里，只有二十位永久研究员，属于物理学的仅有五位，杨振宁是其中之一。
1950年，李政道以一篇关于白矮星的天文物理论文也完成了博士课程，随即应聘去了加州柏克莱大学任教。一年后，李政道也来到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与杨振宁再度相聚。自此，两个人在学术上开始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多次发表联名文章，在学术界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些外国同事甚至开玩笑地说，杨、李的合作关系好得令人感到妒忌。
1956年的夏天，准确地说应该是1956年的6月22日，一项石破天惊的理论被提出来了，杨振宁和李政道在一篇联名发表的文章《在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问题》中首次提出：θ和τ在衰变过程中出现不相等的宇称，是因为在弱相互作用中，左和右其实是并不对称的。整个物理学界一下子都震动了，一些人大呼了不起，但更多的反应却是怀疑以至否定。
理论的提出，需要通过实验的证明才能确认。这时，又一位杰出的华裔物理学家出现了。她是吴健雄女士。
吴健雄，是中国最早期的留美女学生之一。50年代起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和李政道是同事，和杨振宁也是好朋友。
吴健雄在美国和华裔学者袁家骝结了婚。袁家骝的祖父，是民国时期“大总统”袁世凯，其父袁克文，是袁世凯的长子。
在杨振宁、李政道文章发表的时候，吴健雄、袁家骝夫妇本已安排好一起到瑞士日内瓦度假及讲学，但看见两位好朋友提出了如此重要的理论，其他实验物理学家仍按兵不动，热情爽朗的吴健雄二话不说，马上取消外游计划，让丈夫一个人出发，自己留下来进行实验。
如此经过数月的反复验证，大量数据有力地证明：宇称守恒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中并不存在。杨振宁、李政道的假设是完全正确的！
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宇称守恒这一基本定律被推翻。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这段新闻。
1973年毛泽东主席接见杨振宁
杨振宁携手妻子翁帆 图片来源：四川在线
获诺奖成家喻户晓科学明星
1957年10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评选委员会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杨振宁和李政道二人共同获得。
这一公布，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头一次有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成了各大报章的头条新闻，杨振宁、李政道两人的照片登在报刊的封面上。一时间，杨振宁、李政道成了家喻户晓的科学明星。
颁奖典礼于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音乐院大礼堂举行，诺贝尔奖章终于头一次落到了中国科学家的手上。
在晚宴上，各获奖者都需要发表一篇简短的演说，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对杨振宁来说，这是一个不寻常的场合，更是一个不寻常的历史时刻，一般礼节性的致谢又怎能反映他此刻的激动心情？在短短的几分钟内，杨振宁怀着复杂的心情，作了一篇充满历史感的、震撼人心的演说，其中他强调：“今天站在这里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我沉重地体会到一个事实，就是我在不只一种意义上，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的共同产物。我一方面为我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自豪，一方面将奉献我的工作给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它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
杨振宁这一篇讲话，应该被形容为是一位中国科学家的良心宣言。在西方世界给予的巨大的物质奖励和荣誉成就面前，杨振宁并没有忘记他的祖国，更没有忘记中华民族在西方列强侵略下受过的苦难。他毫不犹疑地说：“我为我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自豪。”
一般来说，讲这样一番话，需要有真正的良知和很大的勇气。而以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为荣这一点，在杨振宁的一生中从没有动摇和改变过。
周总理特许约见邓稼先
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杨振宁。当负责接待他的科协负责人征询他有什么事情需要协助的时候，杨振宁拿出了一份名单，上面都是他希望见到的人。
名单上的人大多数是知名的科学家、教授，要安排见面不难；惟独是排在名单第一位的名字，倒把接待人员难倒了。
这个名字是：邓稼先，中国的两弹元勋，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杨振宁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1950年，邓稼先在美国普度大学取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那时，新中国刚告成立，邓稼先一毕业就立即乘船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协助建立物理研究所的工作。这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杨振宁和邓稼先之间失去了联络。直到有一天，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爆”出来了——1964年10月，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美国等西方大国则目瞪口呆。
仅仅事隔三年，1967年6月，中国又再试爆氢弹成功，西方大国的核威胁与核讹诈被打破。
如同美国当年试制原子弹一样，中国从事这一秘密行动的科学家和研究基地所在地都是绝密的。但过不多久，美国情报部门已经搜集到及披露一些资料，在中国制造两弹的主要负责人名单中，邓稼先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其中。美国方面相信，邓稼先是其中一个在技术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人物。
事实是，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5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已决定，中国要制造自己的原子弹。那时，中国连铀原料也还未找到，更不要说其他技术条件了，中国的原子弹事业是从找铀矿开始的。
在这之后的十年时间中，邓稼先担任理论部主任，在北京西郊核武器研究所和青海省罗布泊沙漠实验基地，从零开始，领导进行有关原子弹、氢弹的理论设计工作，包括力学结构、材料状态、实验装置和爆炸过程……终于，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试爆成功，紧接着就是氢弹的研制。
但是，就在氢弹设计即将完成的关键时刻，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陷入大分化、大动乱之中。邓稼先在北京家中的夫人许鹿希被批斗，两个女儿被下放农村……这时的邓稼先，完全不考虑个人的安危，而是提出了“提前完成氢弹试验，向文化大革命献礼”的口号，晓以革命大义，果然正在准备武斗的两派群众都安静下来，放下武器，回到工作岗位上去继续工作。结果，中国氢弹在“文革”高潮中的1967年6月试制成功
结果，名单急呈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总理亲自指示煛鞍才偶。”
杨振宁：怀念前妻珍惜翁帆
日，郑州书市最亮的明星杨振宁教授在郑州一家五星级酒店举行了一场小规模的讲座。在名为“我的生平”的讲座上，杨振宁教授用大量优美的诗歌和感性的语言讲述起了自己的人生以及情感，他还首次披露了和妻子翁帆从相识到相知的细节。
惊喜：杨振宁不讲物理讲人生
昨日10点半，杨振宁准时出现，他穿着一件蓝色的衬衣，气色很好，虽然昨日的讲座是三联书店专为宣传其新书《曙光集》而做，但这本书的编译者翁帆却并未现身。既便如此，杨振宁也在讲述中不断地说出那句著名的口头禅“翁帆和我……”听众之前一直以为是一场物理学学术讲座，哪知杨振宁却自报讲座题目为“我的生平”，“我这一生参加过上千次讲座，但今天我不讲物理讲人生，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杨振宁的讲座也颇为时尚化，他制作了大量的幻灯照片，以珍贵的图片一次次提起听众的兴趣。
浪漫：诗词歌赋频挂嘴边
在整个讲座中，穿插了许多杨振宁喜欢的中外诗歌，显示了这位科学家血液里的浪漫情怀。当谈到自己小时候在厦门度过的童年时，杨振宁称他在厦门第一次看到香蕉和菠萝，第一次知道如何使用马桶，“那段岁月让我想起了一句诗——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在谈到自己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求学生涯时，杨振宁又在现场背诵了西南联大的校歌，“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我现在希望把它改成，千秋耻、既正雪、中兴业、需人杰”。在总结自己的人生时，杨振宁引用了莎士比亚的《ASYOULIKEIT》，并用英文朗诵了其中的片段，赢得满堂喝彩。杨振宁讲座的语言也极其感性和诗意，回顾自己最初的物理研究，他甚至用了“当年艰苦的生活决定了我对物理学所有的爱与憎”这样文学化的语言。
沉重：对前妻充满怀念
讲座的高潮，是杨振宁主动讲述自己的情感生活。此时，他背后的荧幕上出现了一张身着旗袍的大家闺秀的照片。大家纷纷猜测，这位美女究竟是谁呢？杨振宁平静地开始讲述，“我有个学生叫杜致礼，她那一个班的学生，后来还有写《红岩》的罗广斌、作家宗璞等。1949年，我在一家酒店碰到了杜致礼。1950年8月我们就结婚了。但是在她75岁时，她得了一场很长的病，最后去世了。”虽然语言平静，但是杨振宁的表情还是出现了少有的沉重，会场里也因为他的沉重变得鸦雀无声。“我和杜致礼生了三个子女，”杨振宁继续开始讲述，此时，荧幕上出现了一个中国小男孩和爱因斯坦的照片。杨振宁的脸上有了光亮：“这个小男孩就是我的大儿子，我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也在那里。有一天在院子里碰到爱因斯坦，就留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温情：披露和翁帆交往细节
在谈到自己1982年之后在香港的人生时，杨振宁说，1999年对他的人生来说，是特别的一年。“那一年，我和杜致礼去汕头大学考察，当时学校派了一个叫翁帆的小女孩来给我们当向导，我和杜致礼都觉得这个小女孩十分可爱。”此时，荧幕上出现了一张当年翁帆陪同杨振宁、杜致礼夫妇考察后的合影，照片上的翁帆化着浓妆，一脸稚气。“回去后，我们有了一些断断续续的联系，主要是圣诞节大家邮寄卡片之类的。2004年初的元旦，我当时已经在香港了，我收到了翁帆寄过来的一张贺年卡。于是，我给她打了一个电话，后来，她到香港来看我。再后来，我们就结婚了。”杨振宁用平静地语气叙述着，但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披露和翁帆交往的细节。此时，荧幕上出现了一张翁帆站在海边的照片，杨振宁的语气里充满了温情：“这张照片是2004年，我在香港第一次看到翁帆时给她拍摄的。”而随后，杨振宁还在现场播放了他和翁帆的婚纱照以及两人的旅游照片。
总结：我的人生就是一个圆
在讲座的最后，杨振宁说他很喜欢莎士比亚的《ASYOULIKEIT》的第七幕，“返回童年、返回茫然、无牙齿、无眼睛、无味觉。幸运的是，我现在还是有牙齿、有眼睛、有味觉……”杨振宁幽默的谈吐引来现场一片笑声。随后，杨振宁用他最喜欢的诗人T.S.ELIOT的一句诗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只见杨振宁用英文念道“Inmybegin-ningis my end，Inmy end ismybe-ginning……”杨振宁再用中文念道“我们将不断寻索，寻索会让我们回到终点，以此第一次认识我们自己的所在”。杨振宁语音刚落，他手指轻轻一点，背后的荧幕上出现了一个挥洒出来的圆圈，他指着这个圆圈说：“这就是我的人生，我的人生走到现在，已经画了一个圆。”(胡晓)
谈前妻：58年前的师生恋
杨振宁昨天在展示同李政道的合影时开玩笑说，他那个时候很瘦，大概只有100磅，体重增加是结婚以后的事情。
而这一切都与杨振宁的第一任妻子杜致礼有关。
杨振宁和杜致礼是标准的师生恋，杜致礼是杨振宁1940年代在西南联大教书时的学生。不过据杨振宁讲，杜致礼在当时他教的30个学生中，并不是特别出色的，他甚至没有太在意这个学生，更谈不上产生爱意。突变发生在1949年的一次重逢之后。那是在美国一家中国餐馆的聚会上，师生两人相遇了。离西南联大一别已经好几年，杜致礼那清新的气息给了杨振宁极大的好感，“套用香港话说，我们很快就&拍拖&了。1950年8月我们就结婚了。”从相恋到结婚，时间快得让人眼花缭乱。
杜致礼为杨振宁生了3个孩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她陪伴了我53年，直到2003年她75岁的时候因一种很难治疗的疾病去世。”不过，杜致礼却见过丈夫的第二任妻子翁帆，并对翁帆表示满意。
谈翁帆：遇见她是历史性事件
杜致礼见到翁帆那次，也是杨振宁第一次和翁帆见面。“那是1999年在汕头大学的学术会议上，学校派了一批一年级的同学来作客人的向导，这里面就有翁帆。这是历史性的事件。”杨振宁昨天强调，那次见面，“我和杜致礼都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好。”而事实上，因为有杜致礼，杨振宁5年后才会下定决心和翁帆结婚。
汕头一别后，翁帆和杨振宁一家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年都会寄来圣诞卡片，而2004年初翁帆的一张贺年片，彻底感动了还处于失去杜致礼寂寞之中的杨振宁。“我收到贺年片之后，马上给她打电话，让她来香港看我。”几个月后，“杨振宁与翁帆结婚”的消息就已经路人皆知了。
他握着翁帆的手还是那么有力
3年多来，科学家杨振宁似乎成了一个娱乐人物，因为他娶了比他小56岁的翁帆。而杨振宁呢，也真的给了许多媒体做新闻的机会，这3年来，他在每一次公共场合现身，都会带着翁帆，两人十指紧扣，脉脉对视，媒体称之为“秀恩爱”。在长篇累牍的“秀恩爱”的报道之后，杨振宁依然显示着他对翁帆的爱，他总是很认真地谈到翁帆，谈到他们的爱情，也谈到当他“不在”后对翁帆的安排。3年了，杨振宁的认真没有丝毫改变，在全国书市上，他握住翁帆的那只手，还是那么有力，他看翁帆的眼神，还是那么含情。
于是，杨振宁的“秀恩爱”就比许多明星多了不少真性情。对于一个86岁的老人，一个将人生看得很透彻的老人来说，这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炫耀，没有任何的名利，甚至于可以说没有任何的目的。在众多“老夫少妻”的八卦调侃中，杨振宁无疑被曲解了。但是这个被曲解了的杨振宁，却执拗地要表达他的心情。在前天他牵着翁帆走进全国书市展馆的那一刻，笔者亲眼看到了他浑身散发着的真性情。他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人们，他和翁帆结婚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记者郦亮
老杨纳个小的不是什么大事。不足为怪，中国古代那个男的没有三妻四妾的，何况老杨就是那个时候的人，只是活到现在而已，有钱，死了钱房都给小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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