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大陆五十年代散文创作
第二节　中国大陆五十年代散文创作&
一、注重特写纪实的主流与延续传统的“二周”随笔
共和国初期的散文，是在继承“延安散文”指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以“颂歌”为基调来表现“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的散文。
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表现“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物”要求文学具有“颂歌”的基调。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斯大林给杰米扬·别德内依同志的信》的中文译文，斯大林直截了当地给作家艺术家规定的任务是充当“先进阶级的歌手”。散文因为短小灵活，在配合政治任务，表现新人新事，讴歌英雄模范方面，更是发挥了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所不能代替的作用。汪曾祺在《当代散文大系总序》中指出，五十年代的散文，“不管什么题目，最后都要结到歌颂祖国，歌颂社会主义，卒章显其志，有点像封建时代的试帖诗，最后一句总要颂圣”特殊时代有特殊需要，时代造就了这样的散文
。而且，这一时期的散文基本上还保持着“通讯”、“报告”、“特写”的格局，纪实性散文多，狭义的抒情散文，或曰“美文”、“艺术散文”少。于是最被认可的散文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通讯报告的色彩，五十年代初最著名的散文就是魏巍的朝鲜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此外如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菡子的《从上甘岭来》、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李若冰的《在柴达木盆地》、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曹禺的《半日的“旅行”》、杨朔的《滇池边上的报春花》等等，都是以客观的纪实或叙事为主。当时权威的散文选本也大都冠“散文特写”的名称这或许是现实主义文艺观影响的继续。
，如1956年中国作协编选的第二次文代会以来（55.2）优秀作品选集《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特写选（1956年）》；1959年严文井主编的《开国十年文学创作选·散文特写》（中国青年出版社），《新观察》编辑部编选的《散文特写选（1958年）》（作家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四川十年散文特写选（）》；1960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山西散文特写选（）》，敦煌文艺出版社的《甘肃散文特写选（）》，东风文艺出版社的《散文特写选》（延河文学丛书）；1963年周立波选编的《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的《黑龙江散文特写选》，四川人民出版社的《四川散文特写选》；196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的《萌芽散文特写选》；以至于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在选编建国三十年来散文作品选时，还是取名《1949——1979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人们在评价五十年代初期的散文创作时，一般都认为这一时期的散文家“忽视了散文体式的文学化特征，并且过于将散文混同于一般的通讯报告，降低了散文的美学品味”其实，写实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写实也需要美。
。其实这只是看到主流话语和权力话语下的散文创作情况，而在文坛边缘，一些曾经有过“不光彩历史”的人如“汉奸文人”周作人（），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教授、系主任、编辑等职。1945年抗战结束后，以汉奸罪名被逮捕审判，1949年出狱，定居北平，专心翻译和写作。走出汉奸阴影中的周作人，随笔散文写得依然那么有意思有意义。
、“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等人的“民间创作”，却长期以来为文学史所忽视。这不仅仅是一种“疏漏”，更反映出长期以来在知识话语的霸权中所形成的散文观对“民间散文”的漠视。
周作人从日开始至日止，
以申寿、鹤生、十山、荣纪、持光、木寿、祝由、木仙、龙山等笔名，在上海的小报《亦报》副刊“隔日谈”和“饭后随笔”栏中，发表了908篇随笔小品一般是在非常简短的篇幅内容纳丰富的社会文化，举凡天文地理，花鸟虫鱼，三教九流，衣食住行等皆可涉笔成趣的文章。
，另外从日至3月27日，还在另一份小报《大报》上发表了43篇随笔小品。其中除一部分是回忆鲁迅及其创作的文章，曾结集为《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出版外，其余大部分文章当时均未结集出版。由于《亦报》、《大报》在文艺界、学术界影响不大，因而长期以来这些文章被埋没了。直到1988年1
月岳麓书社出版《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一书，才使这些散文重见天日。但令人不解的是，此后出版的几本当代散文史论著如《中国当代散文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中国
当代散文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5月版）、《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版）和《中国当代散文之审美建构》（海天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等，均无一字涉及到周作人的这些散文作品。
周作人在《亦报》、《大报》上写的这些随笔小品都非常短，每篇大约五六百字。他自定两个标准：“一是有意思，二是有意义，换句话说也即是有趣与有用。”周作人丝毫不鄙薄这些短文的写作，他说：“从前杂志和报章上，有设杂感录这一栏的，长的可以有一二千字，短的几百到几十字，却很有力量，《新青年》上这与通信都很着重，对于旧势力的战斗往往在那里展开来，比长篇大文更为得力。我们现在写的小文，统系上可以说从那里来的，就是战斗性渐减少了，篇幅的短本来合格，……”他的这些随笔小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天文地理，花鸟虫鱼，三教九流，衣食住行，无所不谈。“梅兰竹菊”到“龙凤龟麟”，从《艳史丛编》到《聊斋志异》，从“日本民谣”到“苏北小调”，从“南北的点心”到“男女的装扮”，从“活无常与女吊”到“汤婆子与脚炉”，从“街坊上的悲喜剧”到“打油诗的文字狱”，从“俗谚的背景”到“师爷的笔法”，从“夜读的境界”到“文章的包袱”，周作人在广义的文化和文化史这个大范围内，随手拈来都是题目，也都是文章
周作人具有良好学养，能够从凡事中见解则是智慧。
。钟叔河认为：“这类文字，不谈大道理，只是随手记下一点见识或者感受，娓娓道来，情理自见。它们继承了中国历代笔记文的传统，同时又吸取了欧洲18世纪随笔文（essay）的特色，
……和启蒙时期报章杂说的某种风格是一脉相承。”周作人自己也说他的这些随笔“原以识小为职，固然有时也不妨大发议论，但其主要的还是在记述个人的见闻，不怕琐屑，只要真实，不人云亦云，他的价值就有了”。
周作人的“亦报随笔周作人发表在《亦报》上具有朴实风格的散文随笔。
”朴实自然，语言俗白、纯净而有韵味，没有了三四十年代《夜读抄》、《书房一角》“掉书袋”的沉闷。而且，这些数以百计的随笔小品，没有固定的程序，没有令人生厌的“讲台气”，总是开门见山，深入浅出，“表现个人的感情思想”，“如日记尺牍那么诚实”，一副“家常面孔”，因此，读来使人倍感亲切周作人的随笔保持了散文自由、灵活、随意的风格。
如《磨墨》：
写字磨墨是小事情，虽然古人有句云，非人磨墨墨磨人，天天磨墨，十年中用不到多少块，人却要老得多了。这是事实，但也是诗人感慨之谈，若说磨墨是小事，那还是的确的。话虽如此，尽管是小事情，却也颇有讲究，记得袁子才有两句诗云，印贪三面刻，墨爱两头磨，说的是文人常态，我却很有点讨厌，并不是附和心正则笔正的迂论，只觉得这是太乱来，有如纸写反面，信封倒用，歪戴帽，不系纽扣，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总之这是做事不认真的表示。我有两个朋友都是书家，他们用墨很是用心，磨的平正不必说了，甲君写屏对往往自己磨上半天磨，不假手于人，乙君磨了之后用纸将湿墨拭去，省得堆积胶着，
这未必于书法有何益处，
但那种整洁的作法总是可取的。书房里的学生习惯不好，常把墨磨得成尖角，或是两面侧着磨，结果是剑口似的，这些小事情也于蒙养有关，应当及早纠正，因为袁子才的那种做法就是从这里出来的。
在这篇短短不到400字的文章里,周作人写得从容自如，没有受篇幅限制而产生逼仄感和拘束感，若非大手笔是很难做到的。更为难得的是，周作人写得风趣盎然，字里行间闪烁着幽默的火花，大大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当然，周作人的 “亦报随笔”
也有不足之处。由于写作频繁，《亦报》起初隔一天一篇，后来每天一篇，有时甚至一天两篇，周作人深感捉襟见肘，每每抱“文思枯窘”，“抓不到题目”，“苦于缺乏题材”文章不免越写越难。再加上经济目的成了周作人此一时期随笔写作的主要动因，
用他自己的话说，
写这类文章是“以工代赈”。因此，他的不少随笔小品尽管不乏知识性和趣味性，文字也仍有过去的流风余韵，可是读起来总觉得缺少一种内在的神采这说明艺术需要沉淀，不可急就章来做。
，甚至于“不是乏味便多生凑”，不及“五四”时期他的那些“美文”绚丽多彩。周作人的散文艺术才能，实际上远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
周瘦鹃()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盆景艺术家。原名周国贤。苏州人。中学时代即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亡国奴日记》、《祖国之徽》、《南京之围》、《卖国奴日记》、《亡国奴家里的燕子》等，散文集《行云集》、《花花草草》、《花前琐记》、《花前续记》等。
建国后长期以大量精力从事园艺工作，是江南著名的园艺家。他在亲手培植花木水石盆景之余，写有大量治艺小札和风物小记，小巧玲珑，清新婉约，高雅闲适，别具一格周瘦鹃的文风如园林艺术般玲珑。
。五十年代周瘦鹃出版了散文集《花前琐记》、《花前续记》、《花花草草》等。
周瘦鹃的随笔小品并不追求什么重大题材、重大主题，他说：“除了漫谈我所喜爱的花木事而外，也谈及文学艺术名胜风俗等等，简直是无所不谈
。”他的花草随笔多不胜数，如《山茶花开春未归》、《杜鹃花发映山红》、《国色天香说牡丹》、《梅花时节话梅花》、《一生低首紫罗兰》、《一年无事为花忙》、《忽见陌头杨柳色》、《最是橙黄桔绿时》、《花雨缤纷春去了》、《柿叶满庭红颗秋》等，出之自然，挥洒而成，篇幅短小，清灵秀丽。尤其是周瘦鹃博览诗书，他在随笔小品中常常广征博引，将历史、民俗、典故与古诗词熔铸于一炉，涉笔成趣，
给人以知识的魅力和闲谈的情趣说明有深厚的艺术功底。
。如《得水能仙天与奇》一文，先介绍水仙的形貌特点、产地以及不同品种的区别，中间叙述了关于水仙的神话传说：“据说华阴人汤夷，服水仙八石为水仙，即名河伯。谢公梦一仙女赠与水仙一束，次日生一女，长而聪慧工诗。姚姥住长离桥，寒夜梦见观星落地，化作水仙一丛，又美又香，就吃了下去；醒来生下一女，稍长，聪明能文，因名观星，
观星即是天柱下的女史星，
所以水仙一名女史花，又名姚女花。”全文不到一千字，却征引了宋代刘邦直、元代陈旅、袁士元、丁鹤年、明代王谷祥、文征明和清代金逸、龚自珍等咏叹水仙花的诗赋，“雅韵欲流，足为水仙生色”。周瘦鹃的随笔小品虽然貌似山野自生的闲花野草，但是却自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愿君休薄闲花草，万国衣冠拜下风。”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散文的多本质性缺乏理解，排斥大量知识性、闲适性和趣味性的随笔小品，把它们当成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趣”而否定禁绝了
时代社会空气会改变、影响散文的格调。
。周作人和周瘦鹃等人的随笔小品被长期忽视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到了新时期，先前恶性发展到偏执狂热的“左”政治意识被广泛宽松的建设性的文化意识所取代，海阔天空、纵意而谈的文化随笔小品才日渐兴盛起来。唐弢在1982年曾指出：“有人提出所谓学者的散文，就是那种笔记式的和随笔式的散文，我以为都可以写，海阔天空，古今中外，什么都谈，有的是掌故考证，有的是生活漫谈，类似英国的所谓familiar
essay，信手拈来，娓娓而谈，使人觉得亲切，有味 ，可以有益，也可以有战斗性。
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昙花一现的散文复兴与理论探讨
五十年代中期，大陆文坛曾出现过一个“复兴散文即使散文回归五四以来自由的美文传统。
”的运动。大概鉴于建国初期“精心写作美文的传统，我们继承和发扬得似乎尚不够；散文作品中可以称得上美文的，毕竟还不算多”，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在1956年5月毛泽东正式提出“双百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
”方针后，“多次呼吁‘复兴散文’，他再三强调要继承‘五四’以来散文随笔的优秀传统，还特别指出要提倡美文”。尤其是胡乔木主管的《人民日报》一改过去生搬苏联《真理报》没有副刊的做法，于日创办了文艺副刊，并在当天刊登稿约，具体内容如下：
一、短论、杂文、有文学色彩的短篇的政论、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
二、散文，小品，速写，短篇报告，讽刺小品，有文学色彩的游记、日记、书信、回忆；
三、关于自然现象和生产劳动的小品，关于历史、地理、民俗和其他生活知识的小品；
四、短诗，民歌，寓言，故事，短篇小说，短剧；
五、读书笔记，短篇的书评、剧评、影评、美术评论、音乐评论和其他文学艺术的评论；
六、小幅美术作品。
这个在胡乔木直接过问并改定的稿约中，尤其突出散文的地位，其中第一、二、三、五条都是有关散文。而且，胡乔木还帮助《人民日报》文艺部拟定一份作者名单，除文艺圈和文化界的作者外，他还提到李锐刘祖春、张铁夫和曾彦修等党政干部；他也没忘记那些当时由于种种缘由被冷落、忽视甚至已经被遗忘的作家，如沈从文。
、刘祖春、张铁夫和曾彦修等党政干部；他也没忘记那些当时由于种种缘由被冷落、忽视甚至已经被遗忘的作家，如沈从文、张恨水徐凌霄、徐一士和周作人。于是，《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在初创到1957年“反右”前夕的近一年时间里，发表了大量老作家和新人的散文、随笔、小品和杂文，一时间异彩纷呈，大有
、徐凌霄、徐一士和周作人。于是，《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在初创到1957年“反右”前夕的近一年时间里，发表了大量老作家和新人的散文、随笔、小品和杂文，一时间异彩纷呈，大有“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形容具有特色的散文出现多得让人眼忙不过来。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的景象。佘树森认为：“《人民日报》可谓开风气之先者，其文艺副刊成为培养散文鲜花、
新苗的沃土和园地。不少传诵一时的好散文均出自这片沃土，像白桦的《洛阳灯火》，
万全的《搪瓷茶缸》，何为的《第二次考试》《第二次考试》1956年12月发表于《人民日报》。作品主要刻画了陈伊玲和苏林教授两个人物。陈伊玲是一位富有才华、品德高尚的女青年，苏林教授是一位声乐专家，又是一位慧眼识英才的“伯乐”。
，梅阡的《春夜》等等。”正是由于《人民日报》观念上的导向，使散文创作在1956年下半年明显地出现了转机，“艺术散文和杂文（小品）在建国后第一次生动地勃起。周立波的《灯》，老舍的《养花》，杨朔的《香山红叶》，秦牧的《社稷坛抒情》，葛洛的《龙店乡的喜日》，姚雪垠的《惠泉吃茶记》，魏巍的《我的老师》，丰子恺的《庐山面目》，菡子的《小牛秧子》，万全的《搪瓷茶缸》，徐迟的《归来》，徐开垒的《竞赛》等，都写在这一时期。这些散文，其思想的活泼程度、文笔的洒脱情况，在十七年间的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1956年仿佛是一座分水岭，标志着我国当代散文审美层次的第一次升华和飞跃说明政治环境对文学创作具有巨大的影响。
在这一次短暂的“复兴散文”的运动中，艺术散文方面，叶圣陶、郑振铎、许钦文、丰子恺、老舍、巴金、李广田、李霁野、方令孺等老作家生机焕发，他们的散文既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又保留着“五四”散文传统的流风余韵，对正在处于审美调整中的散文创作，无疑起到了积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而郭风、何为、菡子、柯蓝、李若冰、林遐、杨石等一批散文新人则在此散文环境的培育、熏陶下迅速崛起，奠定了他们在当代散文史上的地位。另外，与建国初期散文特写多表现国际国内大事、描绘时代风云人物相比，这一时期的艺术散文创作开始注意对个人所独有的见闻、感思的抒写，散文作者的审美观照也向周围的平凡细小事物转移，诸如灯火、茶缸、红叶、吃茶、养花之类的题目常见诸报刊，而且艺术散文逐渐由叙事体制向抒情体制转变，散文家的文体意识也有所加强散文开始能够自主地艺术化了。
。当然，鉴于五十年代中期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制约，这次“复兴散文”运动只是赢得散文美学特征的部分回归。随着1957年“反右”运动即反击所谓“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攻击的运动。
、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开展，散文创作重新陷入困境。
与艺术散文的短暂兴起相一致，杂文也在继承和发扬“五四”以来杂文传统的基础上，迎来了建国后第一次创作高潮，而且似乎杂文比艺术散文取得的成就为大。黄秋耘说：“五十年代前期，举国一致地从事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人人都丹心似火，壮思欲飞，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1956年毛泽东提出的文艺学术的“双百”方针。
’口号的提出，作为人民代言人的文学家更感到创作和言论的自由，寓意抒怀，无所顾虑，尤其是杂文的创作，更是笔气纵横，豪情洋溢，佳作纷呈，名篇迭出。”
改版后的《人民日报》同样在大胆提倡和刊登杂文这一点上，对全国报刊起了带头作用。据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杂文编辑的蓝翎统计，从日到日，不到一年时间里，《人民日报》文艺副刊共出了303期，发表杂文500多篇，作者200余人。篇目之多，作者之众，影响之大，实属空前。许多著名作家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老舍、艾青、夏衍、田汉、何其芳、巴人、徐懋庸、邓拓等都参加了杂文创作，还有一批刚学写杂文的“小字辈”如邵燕祥、唐达成、鲍昌、蓝翎、邓友梅、焦勇夫、陈泽群以及姚文元等，也加入杂文创作队伍
作家队伍的壮大反映着散文创作的兴盛。
。在《人民日报》的带动和影响下，《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报·晚刊》、《新华日报》、《长江日报》、《文艺报》、《新观察》等报刊也相继开辟杂文专栏，发表了不少精彩的杂文篇章。而且更为难得的是，许多文学刊物开始重视发表杂文作品，《人民文学》设立“短论”、“杂文”专栏，《新港》开辟“自由谈”和“无花的蔷薇”专栏，《边疆文艺》设有“评论·随笔”专栏，《辽宁文艺》设有“杂感·小品”专栏，《贵州文艺》设有“杂谈·随笔”专栏，《陕西文艺》设有“漫谈·随笔”专栏，《星火》设有“啄木鸟”专栏，《蜜蜂》
设有“百花丛里”专栏，《雨花》和《奔流》设有“杂感·随笔”专栏，《东海》设有“杂文·寓言”专栏，《山花》设有“短论·杂文”专栏，等等。可以说，杂文已经“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去”。
徐懋庸（）原名徐茂荣，笔名回春、高平，化名余致力、余扬灵等，浙江上虞人。1930年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学部，1933年夏开始写杂文并向《申报·自由谈》投稿，风格酷似鲁迅。1934年在上海加入“左联”，1938年到延安，曾任主编、副校长、副部长等职。1957年被划右派，1978年平反。主要作品有《打杂集》（杂文集）、《徐懋庸小品文选》（杂文集）、《街头文谈》（杂文集）等。
和巴人（）原名王任叔，浙江奉化人，曾担任小学教员、主编、编辑、秘书、大使等职，著有小说，翻译外国小说多部。曾与许广平、郑振铎、胡愈之等共同编辑《鲁迅全集》。主要杂文作品有《扪虱集》《窄门集》《边风录》《窍门集》、《边鼓集》、《遵命集》等。
是这一时期最为活跃的两位杂文家。徐懋庸说，建国后由于“气候的关系”，他“噤若寒蝉”，直到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在八版上又出现了杂文，我在汉口，读着读着，有一天忽然又发生了一个想头，现在的杂文，似乎我也可以写一点，于是寄了一篇去”。这就是他以“弗先”笔名所写的第一篇杂文《想到〈活捉〉》。在《人民日报》编辑的鼓励下，徐懋庸把积压胸中多年的一些感想陆续形诸笔墨。从1956年11月到1957年8月不足一年的时间里，徐懋庸以弗先、回春、徐选牲、彭鼎、王纬、万松、樊康、劳于农等笔名，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近一百篇杂文。徐懋庸这一时期的杂文，矛头主要指向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它们的根子封建主义，他对特权思想、不民主作风、不尊重科学的蛮干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猛烈的抨击敢于揭露和讽刺现实矛盾，坚持了杂文的战斗方向。
。而且徐懋庸善于运用辩证法，在杂文中抓住矛盾，从对立双方分析事物的本质，如《批评和团结》、《老实和聪明》、《简单与复杂》、《英雄的意志和感情》、《敌与友的关系》、《同与异》、《社会的爱护和自己的奋斗》、《“思”和“随”》、《不要怕民主》和《不要怕不民主》等文，都是从社会人生的一系列矛盾现象中分析出问题的实质关键，使读者不得不折服于他的哲学思辨力。徐懋庸的这些杂文“其锐利、泼辣不减当年，但更深沉、更周密、更冷静，文字也更朴实、老练。这些杂文无疑是徐懋庸最成功的作品，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杂文领域中最富有战斗力的篇章。它的意义，不仅仅限于它所揭露和讽刺的，而在于表明了一个杂文作家所应当坚持的战斗方向和杂文在新时期所应当发挥的战斗力”。
巴人被誉为“五十年代最富有战斗力的杂文家之一”这表明了其杂文具有的强大战斗力。
，他的杂文名篇《况钟的笔》巴人以《况钟的笔》为题，对社会上主观主义的领导作风进行批评，是对鲁迅风文的继承和发扬。况钟（），字伯律，号如愚，靖安人，明代清官。他
“锄豪强，植良善，民奉之若神。”
为了配合昆曲《十五贯》在北京的上演，于日刊发在《人民日报》上，在全国范围内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时有读者写信到《人民日报》编辑部称：“这是一篇出色的杂文，我曾经一连读了三遍。我希望像这样针砭时弊的文章，《人民日报》能经常刊登，希望老一辈的作家——像巴人等，今后多多使用杂文这一锐利的武器。”可以说，巴人的这篇杂文揭开了1956年下半年兴起的杂文创作高潮的序幕。在《“上得下不”》与《“多”和“拖”》两篇杂文里，巴人所批评的“公文流行”和“画圈主义”的现象，“多”和“拖”的痼疾，在四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有发人深省的作用。如果说“十年浩劫”中出现了对人的意志、权利和情感的粗暴践踏的话，那么，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某些端倪。巴人对此非常敏感，他在1957年选编杂文集《遵命集》时，在《编后记》中说：“这一年多来我的思想的变化，在这个集子里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似乎对于‘人’这个社会存在，更引起注意和关心了。”并认为“对待一切工作”，“人是相与始终的主体”。他在《论人情》、《唯动机论者》、《“敲草榔头”之类》、《略谈要爱》、《真的人的世界》等杂文中，呼唤对人的尊重，包括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感情，猛烈抨击搞无情斗争、残酷打击的粗暴方法。巴人在五十年代中期所写的杂文，是对鲁迅杂文的继承和发扬，“是当代杂文史上的珍品，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那沉重的教训和常思常新的启示”。
这一时期不仅在杂文创作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在杂文理论探讨上也卓有建树。徐懋庸不仅是五十年代中期一位成就突出的杂文作家，而且还是少数几个在杂文理论上做出贡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小品文的新危机》、《我的杂文的过去和现在》、《关于杂文的通信》等文章，都是当代杂文理论建设史上的重要篇章。尤其是《关于杂文的通信》一文，作者从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关于真理的一段论述，引申出两个论点：一是写杂文也是反映真理，杂文家必须张扬和捍“为大家所有”的真理；二是真理在杂文里，必须通过作者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而表现出来是对杂文内容和文体的本质认识。
。这篇文章对促进当代杂文创作和杂文学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他的另一篇重要的杂文理论文章《小品文的新危机》1933年，鲁迅《小品文的危机》曾指出小品文有从“挣扎和战斗”的武器转“小摆设”的危机。本文指出了小品文现在存在的七个问题引发思考与争论。认为“现在的小品文作者，必须从头学起，在探讨真理的态度和方法方面提高自己，并保存优良的传统，克服过时的积习，使自己的作品总有点儿生活，有点儿思想，还有点儿艺术，也可以有点儿科学，而且，还应当有自己的风格。”
，发表日的《人民日报》上，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杂文讨论。徐懋庸在这篇文章中认为由于许多矛盾尚未解决，小品文（杂文）正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其中心问题在于“杂文是不民主时代的产物，杂文的本身是代表民主的，因为它要代表人民利益来发表意见。现在民主了，所以有人就提出可以不要杂文了”杂文作为一种文体自然有它的发展规律，但是社会对创作的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
。《人民日报》、《黑龙江日报》、《新华日报》、《文汇报》、《南方日报》、《文艺报》、《延河》等报刊围绕徐懋庸“小品文的新危机”这一论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有三种：第一种意见认为杂文的危机不在于客观，而在于作者力量单薄，“拿不出很好的货色来”；第二种意见认为当时杂文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外来阻力，而且这种阻力“往往是自某些上面下来的；三种意见以范舟为代表，认为“从危机到消亡，这是小品文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他还讽刺徐懋庸希望小品文写得又快、又好、又省，“有点像梦拾黄金了”。不幸的是范舟的结论却得到了应验，在这场讨论的两个月后，反右的“龙卷风”自天而降，徐懋庸等一大批杂文家被打成“右派”。与此同时，日《人民日报》再度改版，第八版副刊上杂文版面明显减少，全国各地报刊的杂文专栏也大都偃旗息鼓，轰轰烈烈的杂文创作高潮趋于沉寂
第三节　中国大陆六七十年代散文创作&
一、社会风云中出现的笔谈与诗化的散文
1957年的“反右”运动，抑制了散文创作的活力；继之而来的1958年的“大跃进”，则以浮夸的社会风气直接影响散文创作，助长了“假、大、空”之风的流行，导致散文作品远离生活真实。因此，尽管这一时期散文作品满纸豪言壮语，光芒万丈，却始终掩盖不了其中苍白肤浅、浮夸空洞的实质，因而缺乏长久的艺术生命力。创作中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也引起人们的警惕。日至27日，中国作协召开文学创作工作座谈会，茅盾在《创作问题漫谈》的发言中，肯定了一年来的创作成就，同时批评了创作上题材狭隘，因为对革命浪漫主义的误解而造成的浮夸、空想以及片面理解为生产、为中心工作服务的错误倾向。老舍在《规律与干劲》的发言中，指出“文艺创作自有它本身的规律，不能专凭擦拳磨掌就写出作品来”，主张“跃进计划应当数量与质量兼顾，规律与干劲平衡，在体裁上力求百花齐放”。与此同时，《文艺报》从1959年第14期开辟了“让散文这枝花开得更绚丽”的专栏，先后发表了冰心的《关于散文》、秦牧的《散文领域——海阔天空》、柯蓝的《我谈〈早霞短笛〉》等文章。秦牧认为：“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散文，精粹警辟的、谈笑风生的、亲切感人的、玲珑剔透的，使你读时入了神、读后印象久久不会消失的，还是不多。我们有理由来关心，来呼吁：让这枝花开得更加绚丽些。”他具体指出：“除了国际、社会斗争、艺术理论、风土人物志一类的散文外，我们应该有知识小品、谈天说地、个人抒情一类的散文。”
由于“大跃进”的失误，我国国民经济不仅未能实现“跃进”，相反却造成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倒退，粮食缺乏，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加上“反右派”、“反右倾”一系列运动，伤害了不少人，文化科学界知识分子普遍感到思想压抑，心情不舒畅。为此，中共中央于1960年9月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这种情况下，胡乔木写信给《人民日报》，要“副刊有责任鼓励增强克服困难信心、发扬乐观向上的精神，帮助人们有丰富、健康、积极的精神生活，但也不要说大话、说空话”，他具体建议“可以约写一些读书笔记的稿件，提倡多读书，多读古今中外的好书，从中获得思想上的教益，也增加知识，提高文化素养”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变通，以读书随笔替换比较锐利的社会矛盾针砭，为杂文找了一条活路。
。在胡乔木的指示下，从1960年冬天开始，《人民日报》陆续开辟了一批有关读书的栏目：日至日，阿英开设了“读书札记”专栏；日，“读书随笔”专栏正式开场，作者有邓拓、廖沫沙、江曾培、臧克家等，直到日为止；日起，唐弢以“晦庵”的笔名开设“书话”专栏；日至日，
路工开设了“访书见闻录”专栏；日至日，“诗文小语”专栏开张，作者包括陈友琴、夏静岩、路工、陈贻焮、臧克家、碎石等；日至11月22日，阿英开设了“辛亥革命文谈”专栏。以上这几个有关说书谈文的专栏，在精神生活单调的年代，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份很好的精神食粮，也给单一乏味的文坛奉献了几缕清新的书香气息。
正是在散文创作开始逐步回归自身艺术规律之时，《人民日报》从日至6月5日，
开辟“笔谈散文以随笔谈话等文字形式对有关问题进行探讨的散文。
”专栏，先后发表了老舍的《散文重要》、李健吾的《竹简精神——一封公开信》、吴伯箫的《多写些散文》、师陀的《散文忌“散”》、凤子的《也谈散文》、柯灵的《散文——文学的轻骑队》、蹇先艾的《崭新的散文》、秦牧的《园林·扇画·散文》、许钦文的《两篇散文，两种心境》、萧云儒的《形散神不散》、菡子的《诗意和风格》、黄秋耘的《向“永州八记”取点经》等二十篇文章。此外，冰心、郭预衡、徐迟等人也在《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长江文艺》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论述散文的文章。这些文章从理论上推动了当时散文创作的发展，当代散文继1956年之后出现了第二次全面发展的短暂时期再次证明了政治对文学的决定性影响。
，以意境隽永、文体优美为特征“诗化”抒情散文大量涌现，如杨朔的《雪浪花》、
《茶花赋》、《荔枝蜜》，刘白羽的《灯火》、《日出》、《长江三日》，
秦牧的《土地》，吴伯箫的《歌声》、《记一辆纺车》，冰心的《一只木屐》，曹靖华的《花》、《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袁鹰的《青山翠竹》，魏钢焰的《船夫曲》，季羡林的《马缨花》，杨石的《爱竹》等篇章，都曾在读者中广为传诵，脍炙人口，1961年因此被称为“散文年”政治风气缓和下的创作发展。
。另外，在邓拓的“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作的“三家村札记是1961年9月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为“丰富刊物内容”、“活跃气氛”、“提高质量”而开辟的一个专栏。该专栏邀请邓拓、吴晗、廖沫沙合写，文章以一千字左右为限，每期刊登一篇，三人轮流写稿。共发表了60多篇文章。文章大多说古论今，也有一些篇章批评时弊。
”专栏的影响下，一时间杂文又成为报纸文艺副刊的“旗帜”，全国许多报刊纷纷重新开设杂文专栏，开始大量刊载杂文，共同推动建国后杂文创作的第二次高潮。
六十年代初期，散文界兴起“诗化”散文的创作热潮发掘出生活的诗意，多是歌颂新生活之作。
，这是对散文审美性回归的努力。杨朔最早致力于“诗化”散文的创作，他说：“我在写每篇文章时，总是拿着当诗一样写。
我向来爱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练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情感，耐人寻味，而结构的严密，选词用字的精炼，也不容忽视。我就想：写小说散文不能也这样么？于是就往这方面学，常常在寻求诗的意境。”
而且凡遇到“动情的事”，
“我就要反复思索，到后来往往形成我文章里的思想意境。动笔写时，我也不以为自己是写散文，就可以放肆笔墨，总是像写诗那样，再三剪裁材料，安排布局，推敲字句，然后写成文章”。因此，不管是“杏花春雨”，还是“铁马金戈”，杨朔都善于从中发掘出生活的诗意，在他笔下，处处洋溢着诗意的光辉。当时不仅杨朔一个人追求“诗化”散文创作，女作家菡子在《作家自述》中谈及自己的创作时也说过：“我极盼自己的小说和散文中，在有充实的政治内容的同时，有比较浓郁的抒情的调子，并带有一点革命的哲理，追求诗意的境界。”“情文并茂，充满诗意，是时代对散文提出的要求。”该是时代造就了散文的诗意。
由此可见，这是当时整个散文创作共同追求的方向。而且在“笔谈散文”中，就有两篇理论文章同时取名《散文的诗意》。刘昭明认为：“情文并茂，充满诗意，是时代对散文提出的要求。我们时代的生活是充满诗意的。劳动人民改造社会征服自然的壮举，层出不穷的激动人心的新人新事，都要求在散文——文艺的‘突击队’和‘轻骑兵’——中得到完美的反映，以鼓舞和推动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李元洛也指出：“我们虽不能把散文和诗混为一谈，无视二者的区别，但散文中的诗意，却是我们的作家应该刻意追求的。”
正是由于杨朔等人用诗的审美价值提高了抒情散文的地位，一时间，追求诗意成了六十年代初期散文创作的共同潮流一致的潮流能够说明当时的创作风尚。
。刘白羽的代表作《日出》、《灯火》、《长江三日》、《樱花漫记》、《平明小札》和《冬日草》等，都写得诗意盎然。他在回忆自己的散文创作历程时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虽然我又拾起笔写散文，但经历革命与战争的锤炼，我的散文终究失去了旧世界打上的某些烙印；我从《从黄昏到夜晚》、《绿》、《关于长城的回忆》那种缠绵悱恻中挣脱出来，就像抖落了昨天的一身灰尘，走上今天新的路程，我有了我的散文的新格调。……《日出》、《长江三日》、《平明小札》是我对新的美的探索的结果。”他这种新的审美观就是诗意与政论融合的“激流勇进之美”政治正确的诗意散文。
。秦牧的散文公认以知识性见长，但他六十年代初期的散文创作也明显受“诗化”的影响，如他的代表散文集《花城》就是向抒情散文倾斜的重要标志，创造了一个哲理和诗情交融的境界。秦牧虽然没有提出类似于杨朔的“把散文当诗一样写”的鲜明“诗化”理论主张，但他也认为散文创作应该向诗人学习。他说：“写散文比较写长篇巨著容易，这只是相对的说法罢了。如果同样以写一千字所花的精力来说，写散文就不见得比写其他体裁的作品容易了。在一篇小小的文章中，要有新意，有感情，有鲜明形象，有警辟语言，耐人看，耐人想，这就煞费作者一番心思了。但好在在这个问题上，诗人、巧匠、画师、花王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典范，大可借镜。诗人有时仅仅用一两句话，就引人入胜，把我们给攫住了。像‘三万里河东入海，八千仞岳上摩天意为中原大好河山。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三万里河东入海，八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之类的诗句，可不就是这样么!”杨朔、刘白羽和秦牧的散文创作，集中体现了本时期散文创作“诗化”的特征，并影响着当时和此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散文创作，从而成为二十七年主流权力话语下最著名的三位散文家，号称散文
“三大家20世纪60年代杨朔、刘白羽、秦牧三人成为大众效法的作家，其创作的“杨朔模式”、“刘白羽模式”和“秦牧模式”成为流行样式。
”，并形成“杨朔模式”、“刘白羽模式”和“秦牧模式”。
应该说，杨朔等人强调散文的抒情性，甚至极端地把散文当成诗来写，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有其合乎规律的一面。但是，杨朔等人在恢复、强化散文的审美价值的同时，也带来散文题材上回避尖锐矛盾，只满足于“酿造出甜美的诗意”；构思、表现方法上路子过于狭窄，写法单调且成模式化的缺陷。沈从文在1961年就看出：“散文和诗写到景物时，都不知如何着手，文字不够用似的，也一点不真实。恐怕和每年选的选本作为标准也有关系。大家都用来学习，取法，越学范围越窄，再也无希望从文字上见新风格，或性格（恐怕得想点办法了）。”
二、热闹中的冷静与清醒——燕山夜话邓拓从日至日，每星期二、四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开辟杂文专栏，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共发表了153篇杂文。《燕山夜话》以它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知识和特有的文采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他还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于1961年10月至1964年7月，
在《前线》杂志开辟。
及其作者的命运
在杂文创作方面，邓拓从日至日，每星期二、四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上开辟“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以提倡读书、丰富知识、开阔眼界、振奋精神为宗旨，共发表了153篇杂文。《燕山夜话》以它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知识和特有的文采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他还与吴晗、廖沫沙合作于1961年10月至1964年7月，
在《前线》杂志开辟“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共发表了62篇杂文。
”杂文专栏，共发表了62篇杂文。邓拓是这一时期成就最大的杂文家，他在人们司空见惯、不容置疑，甚至奉若神明、大唱赞歌的事物上，看出了一场严肃的荒唐和可笑的荒谬；在举国狂热、舆论一律的政治气氛之下，喊出了不同的声音；在人们浑浑噩噩、糊里胡涂之际，写下了一些真理性的认识邓拓敢于正视现实的勇气、深厚的文化背景、广博的知识结构是其创作的关键。
。他的杂文 《一个鸡蛋的家当》、
《废弃“庸人政治”》、《专治“健忘症”》等，都是暴露“大跃进”运动中浮夸风危害的力作。邓拓同时又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背景和广博知识结构的杂文家，在六十年代初期思想文化封闭，创作个性失落和杂文艺术趋于单调划一的情况下，他突破了杂文创作的狭窄空间，驰骋在大文化的广阔天地里。邓拓的许多杂文纵谈读书治学、人生修养、历史文物、民俗人情、草木虫鱼，作品视野开阔，气象恢宏。曾彦修称“邓拓应是新中国建立四十年来首屈一指的杰出的杂文家”，卫建民认为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当代散文史里的灿烂篇章”。
在邓拓的影响下，许多报纸开设了杂文专栏，如《人民日报》的“长短录”，《重庆日报》的“巴山漫话”，《成都晚报》的“夜谈”，山东《大众日报》的“历下漫话”，《云南日报》的“滇云漫谈”，《合肥日报》的“肥边谈屑”，《西安晚报》的“秦中随笔”，等等。由于当时五十年代中期的一大批杂文作者仍处于“摘帽右派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决定》说：凡是已经改恶从善，并且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现出确实是改好了右派分子，即摘掉他们的右派的帽子。
”的尴尬地位，他们心有余悸，噤若寒蝉，因此，这次杂文兴起创作队伍主要以党政机关相当高一级的领导干部为主。而且，与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那次锋芒毕露、直接抨击时弊、触及重大政治问题的杂文有明显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杂文主要以古论今，旁敲侧击，在向人们传播知识道理的同时，提倡科学、民主、实事求是的精神，并以此针砭时弊。遗憾的是，六十年代初期的杂文创作高潮并没有维持多久，1962年底，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燕山夜话”停笔了，“长短录”不再发稿了，全国各地曾经轰轰烈烈一阵的杂文专栏大都夭折了。
文化大革命
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上海三次与康生、江青等人谈话，点名严厉批评了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作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说他们贩卖封、资、修毒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5月8日，江青、张春桥主持的写作班子抛出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以显著位置刊在《解放军报》。同日，《光明日报》也以显著位置刊登关锋化“何明”的文章《擦亮眼晴，辨别真假》。5月10,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抛出经毛泽东审阅的
《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从此掀开了“文化大革命年十年文革，绝不仅是除四旧那样的文化革命，更是一场人祸。
”的序幕。邓拓于5月18日凌晨含冤自杀，
成为那场亘古未见的文字狱是指专制统治者对文人的一种迫害，《汉语大词典》说：“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分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文字狱之案件常是无中生有，中国历史上文字狱以明清两朝最烈，清人龚自珍诗云：“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只为稻粱谋。”文字狱的本质是以“以言治罪”、“以文治罪”，剥夺人权。“文革”中也出现了因文致祸的“文字狱”。
的第一个牺牲者。稍后，老舍投湖自沉。1967年，“寿多则辱”的周作人离开了人世。1968年，杨朔、李广田、周瘦鹃被迫害致死。日，吴晗死于狱中。日，巴人精神错乱，含冤辞世……此外，一大批散文家遭到批斗，“以言治罪”、“以文治罪”的批判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十年浩劫”中的中国成了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下的“万马齐喑”局面，这从根本上摧毁了散文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因此人们常常称这一时期是散文的“空白”期。
三、睨视时俗与鞭辟时弊——丰子恺的随笔和恽逸群的杂文
正如秦牧所说：“无声的时代，必然有地火在奔突，有风暴在酝酿。”在极“左”思潮支配了大陆整个思想界，登峰造极的文化专制主义垄断了新闻、出版，垄断了全部精神文化产品的制作的情况下，丰子恺的随笔和恽逸群的杂文有如那“地火”和“风暴”，是“一塌糊涂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曾以此语称晚唐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小品文。
丰子恺曾于1957年11月，将建国前的旧作《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车厢社会》、《率真集》以及抗战中的散文自留稿选出59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版《缘缘堂随笔》。1962年，他又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之约，将1956年至1962年间创作的32篇散文随笔编成《新缘缘堂随笔》，后因发表在1962年8月号《上海文学》上的散文《阿咪》受批判牵连，
这本散文集终未能出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丰子恺受冲击，身心备受折磨，一度曾被关进“牛棚”。1971年4月开始，丰子恺利用凌晨时分悄悄创作《往事琐忆》系列随笔（1973年修改时，改名为《续缘缘堂随笔》，最后定稿时取名为《缘缘堂续笔》），一共33篇。这些随笔作者生前未发表过，其中17篇曾收入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的《缘缘堂随笔集》，1992年6月浙江文艺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丰子恺文集》
第6卷收入了全部33篇随笔。
丰子恺创作于1971年的这些随笔，有回忆家乡的风土人情，描写自己孩提时代的所见所闻，如《牛女》、《酒令》、《癞六伯》、《菊林》、《五爹爹》、《王囡囡》、《四轩柱》、《小学同级生》等，有记述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所发生的事件，如《砒素惨案》、《三大学生惨案》、《陶刘惨案》等，也有揭露旧社会丑陋阴暗面的文章，如《算命》、
《旧上海》、
《歪鲈婆阿三》等。这些随笔依然保持他一贯的艺术风格，平易、自然、朴实、隽永，虽属怀乡忆旧之作，但笔调潇洒，语言富有情趣，风格醇正淡雅，如叙家常，娓娓动人这正是散文传统的风格。
尤其是《暂时脱离尘世》一文，颇能发人深省。全文如下：
夏目漱石的小说《旅宿》（日本名《草枕》）中有一段话：“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此中况味尝得够腻了。腻了还要在戏剧、小说中反覆体验同样的刺激，真吃不消。我所喜爱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
夏目漱石真是一个最像人的人。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机器。这架机器里装满着苦痛、愤怒、叫嚣、哭泣等力量，随时可以应用。即所谓“冰炭满怀抱”也。他们非但不觉得吃不消，并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不，做机器应当如此。
我觉得这种人非常可怜，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机器，而是人。他们也喜爱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不然，他们为什么也喜欢休息，喜欢说笑呢？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人当然不能避免。但请注意“暂时”这两个字，“暂时脱离尘世”，是快适的，是安乐的，是营养的。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家知道是虚幻的，是乌托邦，但是大家喜欢一读，就为了他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山海经》是荒唐的，然而颇有人爱读。陶渊明读后还咏了许多诗。这仿佛白日做梦，也可暂时脱离尘世。
铁工厂的技师放工回家，晚酌一杯，以慰尘劳。举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大幅《冶金图》，此人如果不是机器，一定感到刺目。军人出征回来，看见家中挂着战争的画图。此人如果不是机器，也一定感到厌烦。从前有一科技师向我索画，指定要画儿童游戏。有一律师向我索画，指定要画西湖风景。此种些微小事，也竟有人萦心注目。二十世纪的人爱看表演千百年前故事的古装戏剧，也是这种心理。人生真乃意味深长!这使我常常怀念夏目漱石。
这篇随笔为我们理解丰子恺创作《往事琐忆》提供了线索。它表明正直、率真的丰子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即使不能写直接反映现实的作品，也决不会迎合那种虚情假意的恶劣文风，更不会违心听“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摆布在险恶的生活环境里写随笔，仍然保持了诚实的灵魂。难得！
。正像徐开垒所说：“我有幸读了这些遗作，非常钦佩子恺先生能在这样严峻考验下，坚持文学创作，特别是依然能保持洒脱、朴素、幽默的文风，写出了富有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随笔，不拘一格地怀乡怀人。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些随笔小品，都发自肺腑，写在一九七二年（有误，系一九七一年——引者）这样一个帮风帮气遮天遍地的生活环境里，文章竟毫不受它的影响，心平气和，叙事议人，既像亲人谈话，又似长者叮咛”“由此，我愈益感到随笔是外衣，而诚实却是灵魂。子恺先生的随笔写得好，使人感到，因为他所叙的事是实在的，所发的议论是诚恳的。而当时他所处的环境却十分险恶，当时所流行的却是与随笔这一形式完全对立的东西：大批判文章。好的随笔要求的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娓娓道来，叫人心服；后者则阴险残忍，动辄引咎，张牙舞爪，以势压人。”确实，在“文革”十年充斥“大批判文章”的话语霸权环境里，丰子恺的随笔以冷峻深刻的思想和超脱的情趣观察事物，文章短小，感情深沉，笔调亲切生动，在从容中见功力，于细微处显幽趣真是以随笔形式，烛照现实灵魂。
。它以清新的风格，睨视当时主流权力话语的八股陈词滥调，尤为难能可贵。
恽逸群（）名钥勋，江苏常州人。担任过记者、编辑、主编、社长、系主任等职。1950年任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1952年“三反”运动中被错误地开除党籍，蒙冤入狱20多年。1982年恢复党籍，1984年平反。
建国后曾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等职，1951年在 “三反”
运动中，因将报社存款借给友人开采小煤矿事，被责令停职检讨，并于1952年3月被开除党籍。1955年受“潘汉年杨帆事件”牵连，蒙上莫须有的叛徒、汉奸罪名，被捕入狱。狱中十年，独囚一室，与世隔绝。1965年底出狱后，被贬谪到江苏阜宁县中学图书馆管理图书。不久，又逢“文革”动乱，被关进“牛棚”，惨遭迫害。他在日写给胡愈之的信中说：“弟之遭遇，非楮墨所能宣。但既未抑郁萎顿而毕命，亦未神经错乱而发狂。平生以‘不以物移，不为己忧’自律，经此二十年检验，幸未蹈虚愿。”即使身处逆境，恽逸群仍然“位卑未敢忘忧国”。他在1973年写给周恩来的信中表示：“文化大革命中怪论层出，忧心如捣，强自抑制，自念既被剥夺发言权，也就没有发言的责任，以中国之大，何待于‘罪人’之喋喋不休，终不能忍。……
逸群被逐出党已逾廿一年，戴上‘反革命’帽子已逾十八年，理合谨小慎微，依违从众，唯唯否否，以终余年，庶几邀人怜悯，复为庶民，但平生既耻为乡愿，不惯于趋向潮流，荣辱祸福，久置度外，心所谓危，不敢不言，苟于党于民有毫发之益，则摩顶放踵，亦所不吝。”恽逸群的遭遇正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不幸。
正是出于“心所谓危，不敢不言”的凛然正气，恽逸群于1973年写下了《平凡的道理——略谈个人崇拜》和《论新八股》。在前一篇杂文里，他对当时泛滥一时的个人崇拜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在社会上造成的严重恶果，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揭露了“造神运动”的本质在于：“蓄意篡夺权力的奸人，就千方百计地提倡个人崇拜，把最高领导人宣扬为几乎全知全能的超人，大树特树其绝对权威。一方面用无数面凸镜包围最高领导人，让他终日陶醉于欣赏自己的高大形象，逐渐脱离群众；一方面就利用最高领导人的信任
以封住群众（从人民到领导机构的成员）的嘴（因为“一句抵万句”，非权威的人说上一摊船管什么用）。领袖成了偶像，群众成了崇拜偶像的愚民，天下大事就不难任凭他为所欲为了。”在后一篇杂文中，恽逸群针对“四人帮”及其北门学士之流的“帮八股”，指出这种断章取义、任意歪曲革命导师言论的“新八股”比老八股的危害性要大得多，因此，他呼吁：“现在对八股化文风来一次彻底革命，应该是到时候了。”
恽逸群在日写给妻子刘寒枫的信中说：“我对于自己认为不妥的事，不论对方的地位多高，权力多大，我都要说明我的看法和意见。”正是恽逸群这样“精神界之战士”的个性，才有了杂文的精神气质，才会出现在“万马齐喑”的“十年浩劫”中出现了敢于揭露、鞭挞的杂文。
“过去我曾说过：‘我是在八卦炉中炼过的’。这句话是两个意义，一、不怕腐蚀；二、炼出了火眼金睛，能看出妖魔鬼怪，虽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但要长期瞒过我是困难的。我看人看问题并不尖刻，对非本质的事很马虎，对本质的东西一旦抓住就不放，就是要揭它的皮。”正是在“八卦炉中”炼出了“火眼金睛”，所以，恽逸群才能目光如炬，才在“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中发出隐隐的雷鸣。曾彦修称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真正的精英人物”，牧惠说他是“中国的脊梁”。在“十年浩劫”的漫漫长夜中，正是有了恽逸群这类“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才给当代杂文的再一次复兴带来希望的曙光，毕竟“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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