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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中国地质力学的奠基人李四光》（人教版选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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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创自己理论、走自己路的地质学家
　　作者:朱新轩
　　李四光（），中国地质学家。出身于湖北黄冈一个教师家庭。1902年入武昌高等小学。1904年东渡日本，先入宏文学院，后进大阪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学造船。1910年回
国，曾在武昌工业学校任教。1912年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同年留学英国，入伯明翰大学学习地质，1919年回国。1920年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1927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1934年赴英国讲学，1936年回国。1948年赴英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1950年回国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职。被选为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代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
　　李四光创立了“地质力学”，为研究地壳运动和矿产分布规律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并在古无脊椎动物化石蜒科的研究、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和地震地质方面作出了贡献。主要著作有《中国地质学》、《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等。
不相信中国没有石油
　　1959年的冬天好像来得特别早。寒风凛冽，大雪纷飞，严冬笼罩着中国大地。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那时在中国主要城市的街道和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背着一个个大沼气包，给当时的困难更增加了一份阴暗的色彩。满地跑的汽车为什么不烧汽油，却要烧沼气呢？是我国缺少石油吗？难道解放近10年了，我们还要回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依靠石油进口、用“洋油”的时代？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从本世纪早些年关于中国是不是“贫油国”的一场大辩论谈起。
　　1964年，毛泽东亲切会见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半封建、半殖民的中国土地上，帝国主义势力猖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掠夺中国的矿产资源，派遣了一批批专家学者来中国勘察和了解矿产的蕴藏情况。1914年美国的克拉普率领的一支打井队，在他们认为最有希望找到石油的陕北到处打井找油，结果一连打了七口井却一无所获。1938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的经理富勒等人又来到中国，到处钻探打井，结果也是徒劳而返。还有其他一些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转悠了一圈后，同样两手空空。于是，他们得出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为了使人们相信他们这一结论的正确，还搬出了坚信不疑的唯海相地层生油的理论，认为中国大地多为陆相地层，从岩石的种类和生成年代来看，不存在具有商业价值的石油矿藏的可能性。从此，中国贫油的论调甚嚣尘上，鼓噪中华大地。然而就在这时，一些有独立见解的中国学者唱出了“不协和”的声音，李四光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1934年到1935年他在欧洲讲学的时候，曾多次提到在我国新华夏系的沉积带中“含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即石油。当然，李四光的这一论断在当时认为“月亮也是外国的圆”的时代，不仅没有得到人们的承认，相反还引来一股反对的小风潮。
　　一声巨雷震天响。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经过3年的恢复，很快就转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发展工业，振兴经济，没有石油怎么行。但是，解放前的那场争论，确实影响深远，它直接关系到我国石油工业如何发展这个根本问题。一天傍晚，在中南海的绿茵草地上，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正在运筹帷幄，商讨国家大事。突然车灯一闪，一辆黑色小轿车停在一旁，李四光应邀来到这里。一阵亲切的问候后，大家纷纷入座。毛主席对坐在自己身旁的李四光说：“下面我们来研究一下我国的石油问题。”周总理首先分析了我国石油生产的形势。我国除在玉门开采的少量石油外，为了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得不用不太宽裕的外汇进口石油。说到这里，毛主席插话说：“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一切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如果我们确确实实缺少天然石油，就需要考虑走发展人造石油或从油母页岩中提取石油的道路。”
　　李四光听到这里，思绪万千，再也坐不住了。不等主席、总理请他发表意见，就马上发言：“主席、总理，我认为我国天然石油的前景是很好的。”接着他陈述了唯海相地层生油理论的片面性，认为某一地层是否含有丰富油藏的关键不在于是陆相地层还是海相地层，而在于当时是否具有生油的环境。陆相地层虽然没有遭到海水淹没，但却存在着面积辽阔的低洼地区，其中有的长期被湖水所淹没。这种被湖水淹没的低洼区及其周围地区，如果气候温暖湿润，就有利于各种低等生物的大量滋生繁殖，为石油的生成准备了物质条件。经过漫长的地质时代，陆地上的大量泥沙冲积到这些低洼地区，很快就把那些滋生在低洼区的低等生物埋藏起来，不让它腐烂成气体向空中扩散。年长日久，这些混杂在泥沙中的生物体和其他有机物便分解为石油、天然气而深埋在地层之中。我国陆相地层广泛分布，但从其沉积环境来看，是具备生油条件的。
“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呀！”
　　“中国这片国土上有没有石油？”对这一问题，李四光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结合石油生成的客观规律，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是，偌大的中国，天南海北，石油到底埋藏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到底应该到哪里去找石油呢？这一非常现实的问题，还有待于作出正确的回答。李四光通过多年的潜心研究，根据自己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认为，生油是一个方面，储油又是一个方面。有生油条件的地方，未必都能找到可供开采的油田。因为石油生成之初，是点点滴滴混杂在泥沙中的。只有经过各种地质变动，才能把原来分散的点滴石油集中起来，汇集成可供开采的油田。他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比喻：一条湿毛巾如果平整地铺开，它所含的水分是均匀分布的；如果我们把它折起来用手一拧，淙淙水流马上就出来了。因此，李四光的找油思想非常明确，就是先找油区，即找储油构造，然后再找油田，也就是找最有开采价值的地方。根据这一思想，李四光为中国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石油勘探和开采的蓝图。他指出，在中国的东部，包括附近海域，由东向西平行排列着两个构造带：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松辽平原―华东平原―江泽平原―北部湾。这两个构造带在地质史上都是沉降带。它们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沉降，周围隆起的地区则不断提供泥沙在这里沉积下来，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大量低等生物被泥沙埋藏起来，使这里具备了很好的生油条件。与此同时，由于地壳运动，使含有石油的地层发生扭动，这样石油就聚集在某些地方，成为有开采价值的油田。
　　李四光作为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质部部长，他的找油思想那么明确和坚定，无疑为中国的石油战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依据。于是在1956年中央根据李四光的意见，找油工作进行了战略转移，由原来仅局限于西北―隅开始向东部转移，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石油大会战。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和科技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冰天雪地的东北大草原。经过几年奋战，终于拿下了大庆油田。而后又在华北取得了勘探的胜利，东营（即现在的胜利油田）形势看好，大有希望。捷报传来，李四光心里感到由衷的喜悦。他在给地质部党组的一封信中，在肯定了东北、华北石油勘探的成绩之后，又展现了南方石油勘探的前景。他认为继松辽之后华北几处又见油沙，这不是孤立的现象，它进一步表明整个新华夏系有光明的远景。在新华夏系的江汉平原应加强力量，如有余力，越过南岭到广东西南部的北部湾，也应开展工作。看，李四光的眼光是何等的犀利、深邃！好像透过厚厚的地层，他已看到了深埋在中国国土下面的丰富石油宝藏。其实这时的李四光已不仅仅局限于陆地，他已面向茫茫的大海。1961年秋季他曾登上“金星号”考察船不顾汹涌的波涛驶向大海。他深信辽阔的海洋有着丰富的宝藏，等待着人们去开发、利用，造福人类。
　　中国东部地区石油勘探取得重大突破，打出了可供工业开采的油井，这是坚持毛主席提倡的“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识路线的胜利。同时也宣告了外国学者囿于一隅之见而得出的“中国贫油论”的破产。喜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更是无比欢快。从此，我国可以结束依赖“洋油”的时代，用我们自己生产的石油实现工业化了。此时此刻，人们决不会忘记对我国找油作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李四光。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李四光作为人民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特意接见了李四光，赞扬他对我国石油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一见面主席就幽默地对李四光说：“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呀！”就在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李四光的找油思想和理论。他说：“‘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
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日凌晨，我国河北邢台发生了7级以上的地震。当时地动山摇，房倒屋塌，还在睡梦中的不少群众一下子被埋在了瓦砾之中，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了巨大损失。震区人民的灾难牵动着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李四光作为一名地质工作者，心里也很不平静。晚上，李四光家的电话铃突然响起。李四光拿起电话，是总理办公室来电，让他马上到中南海去一次。李四光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就匆匆驱车赶到了中南海。这时，总理办公室里已聚集了不少人，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凌晨发生的地震。李四光的到来，一下子使沸沸扬扬的办公室静了下来。周总理连忙招手，让李四光坐到自己的身旁。周总理召集这次会议，是专门邀请大家来讨论地震是不是可以预报这一问题的。当周总理简要明确地说明了会议的目的后，就静静地听大家发表意见。
　　地震可以预报，这谁也没听说过。这个怪物来去匆匆，看不见，摸不着，意大利、日本这些多地震的国家研究了上百年，也没有解决预报这个难题。我国自古至今，地震虽多次发生，但也只有地震记录，无预报的先例。地震预报这一问题突然摆在众人面前，与会者都不知该说什么是好。这时，周总理微微偏过身来，面朝着身边的李四光说道：“李老，请您谈谈您的看法吧。”
　　李四光的思绪一下回到了1962年3月广东新丰江水库发生地震后，周总理委派地质部组建地震地质大队，专门从事地震的调查研究，解决地震预报问题。从那时起，在李四光的脑海里，地震预报一直在转悠。不仅如此，他还与广东地震局多次联系，并派人到新丰江进行现场调查，听取汇报，并翻阅了大量野外工作资料，时刻关注着地震预报这一工作。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会议虽然有点突然，但李四光还是有充分准备的。他轻轻地探了一下身子，慢慢地说了起来。
　　地震是一种自然现象，同其他自然现象一样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具有一定的规律，因此人们是可以认识它的。有关资料表明，全世界每年发生地震约500万次，其中95％是浅震，一般发生在地下5至20公里上下。但是，从历史记录来看，破坏性大的地震并不是在地球上平均分布的，而主要集中在某些构造带，特别是一些断裂带上。因此，只要我们注意对断裂带的研究，特别是摸清断裂带中哪些地方和地段至今还有活动，并设置必要的观测网，对断裂带的活动进行监测；另外再参考我国历史文献中丰富的历史地震资料，是可以对地震作出预报的。问题是我们对这项工作抓得太晚了。
　　会后，李四光赶回地质力学所，立即和有关人员讨论如何开展地震研究和预报工作，并指派自己的秘书赶赴邢台地震灾区，观察震情，随时向他汇报。4月20日，李四光不顾76岁高龄在周总理两次视察震区之后，亲自踏上邢台的土地进行考察。在考察过程中，他还和邢台地委的领导和在震区开展工作的同志讨论了地震预报的方法，分析了地震今后可能发展的趋势。李四光的这次震区考察，对从事地震研究工作的同志是很大的鼓舞，更进一步增强了他们进行地震预报的信心。
　　“周围闹，当中跳。”这是地震工作者根据许多地方地震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总结出来的一种认识。邢台地震之后，在邻近地区又接连不断地发生了频繁的小震，它们密密麻麻地分布在从河北到北京周围的8个郊县。这时，有人担心北京附近会不会发生一次比较大的地震，如果这样的话，将直接威胁到首都的安全。一时间传闻四起，人心惶惶。
　　一天下午，李四光又一次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来到国务院会议室。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早已坐在那里等候。李四光一到，总理就马上宣布开会。当有关同志介绍了最近北京周围地区新的地震情况之后，关于以后地震发展的趋势如何，没有任何人敢轻易发表意见。总理的目光再一次落到李四光的脸上，请他谈谈自己的看法。李四光从容地摊开临来前准备的资料和图表，非常自信地说：“我对用地应力测定预报地震是有信心的。虽然现在的地应力测定还不太准确，但尧山地应力最近的变化情况，还是可以参考的。”说到这里，他指着地应力变化的曲线图请大家看，应力值的曲线连日来没有比较明显的变化。这是一种情况。接着他又说道：“邢台地区已经发生了两次强烈的地震和万余次小地震，岩石中出现了大量断裂。这些断裂了的岩层必然在重力场的作用下调整自己的位置，以求均衡，所以就发生了一系列小的余震。这种余震与当初岩层断裂引起的地震性质是不一样的。再说由于大量断裂的存在，即使有地应力的重新积累，大部分都通过裂隙释放了能量。所以，我认为这一地区近期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极小。”听了他的发言，大家心上的石头落了地，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脸上露出了笑容。根据李四光的分析和判断，决定不向公众发出震情预报。这样就使北京人民免受了一次惊恐以及为躲避地震而带来的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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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在东北寻找石油的是不是李四光？
核心提示：&先知先觉&的地质学家还有一位。1949年8月，谢家荣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到东北参观时就撰文认为：从区域方面来讲，我国将来的测勘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因为&北满&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处女地&&&中生代煤田炭分特低和沥青的产生，可能预示着有发现油田的希望。这是我国地质学家第一次明确指出并阐述&北满&找油的希望。而这个&北满&就是现今的大庆油田所在地区。
上世纪50年代，我国掀起了轰轰烈烈、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取得了许多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大庆油田的发现在其中占有非常特殊的位置。
大庆油田是怎样发现的？多少年来争论不休。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研究员张立生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为我们还原了历史真相。他认为：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提出对大庆油田的发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史实证明，阮维周、翁文波、谢家荣、黄汲清、孙健初、袁复礼、潘钟详、王家荫、李四光等地质学家和以特拉菲穆克为首的原苏联专家组关于松辽平原含油远景的论述是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得以提出的理论依据。可以这样说，没有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就没有大庆油田的发现，而谢家荣和黄汲清是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的直接提出者。
1954年3月，李四光根据构造体系控油理论，指出新华夏构造体系的主要坳陷带对储存石油具有比较好的条件。这是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提出的理论基础。李四光同时强调：&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南两湖地区可做工作，应先从新华夏式的旁边摸起，同时覆盖其他地区着手摸底。物探、钻探也都可以上。&
&先知先觉&的地质学家还有一位。1949年8月，谢家荣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成员到东北参观时就撰文认为：从区域方面来讲，我国将来的测勘工作，要特别注意&北满&，因为&北满&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处女地&&&中生代煤田炭分特低和沥青的产生，可能预示着有发现油田的希望。这是我国地质学家第一次明确指出并阐述&北满&找油的希望。而这个&北满&就是现今的大庆油田所在地区。
此后，在1952年至1953年间，地球物理学家翁文波根据中国沉积盆地地图编制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时，因为地质资料不足，就请教谢家荣等地质界老前辈，最后得到了这些人的帮助和热情支持。翁文波回忆说，当时，中国地质图留有大片空白，特别是东北部分资料很少。在谢家荣等老地质工作者的帮助下，翁老得出几点重要认识：一是在原有沉积盆地地图上，&东北&这个地理名词是用来表示含油气沉积盆地，这不够妥当。二是日本地质学家常用的&北满&和&南满&等分区名词，既不适当，也难于被新中国所接受。三是无论是北面的松花江流域还是南部的辽河流域都有很广阔的含油气远景，因此可将此盆地命名为&松辽盆地&。
在1955年1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石油勘探会议上，经过清绘的1：300万的中国含油气远景分区图首次向国内学术界公开，&松辽盆地&（也写作松辽平原）的命名立即为学术界所接受。
1954年12月至1955年1月在地质部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前夕，谢家荣和黄汲清为提出找油方向与任务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经过讨论，最后两人一致同意在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开展普查，同时应当配合相应的物探工作。
日，在地质部的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黄汲清等汇报了东北石油的有关问题。据此，地质部副部长许杰提出了《关于1955年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决定组织25个地质队在新疆吐鲁番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四川川西、川南和川中地区，柴达木盆地，六盘山地区和华北平原找油。1955年3月，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经过讨论，编制踏勘项目，最终起草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
这次会议后，地质部即组成5支队伍分别在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地区开展石油普查，同时还组织地质人员研究有关地质资料，最后认为在松辽平原、桂西地区、滇中地区有较好的石油远景，应该开展找油工作。
这年的6月11日，李四光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的名义给东北地质局下达了松辽平原踏勘任务。8月29日，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又给东北地质局下发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的工作方法》。
9月8日，由东北地质局组成的松辽平原石油普查踏勘组正式进入到松辽平原开展踏勘工作。踏勘组按照《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和《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工作方法》制定出了踏勘计划。他们通过3个多月的野外实地油气地质调查，最终推断：松辽平原具有含油远景，具备开展石油普查勘探的石油地质条件，并建议迅速开展石油普查勘探工作。
11月24日，松辽平原踏勘组向地质部普查委员会汇报工作。到了1956年的2月4日，李四光就石油问题给陈云写信，建议在年内采取措施，实地找油。同时，这个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二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了松辽平原踏勘组的报告，并认为：广阔的松辽平原的大地构造轮廓与华北平原相似，是一个晚近的下沉地带，其中堆积着很厚的新沉积。包括白垩纪地层以及第三纪和第四纪的疏松沉积，其中可能有含油岩系，应选择适当地点准备打基准井，并提出初步钻探设计。
为完成上述任务，地质部决定组成松辽平原石油普查大队，下设地质三队，浅钻一队，重磁力一队，电测深二队。到这时，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才正式启动。
1959年，松辽平原石油普查项目圈出了整个大庆长垣的范围，完成了大庆长垣及其附近9个构造共2000平方千米的地震普查和详查工作。同年9月24日，石油工业部在松基三井获得工业油流。9月26日，扶27井也获得工业油流。至此，大庆油田宣告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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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凡君
编辑：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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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光的资料
很久以前看过这部影片，当时还在读中学，感到很受鼓舞。影片寓意深刻，李四光刚正不阿、热忱如火、不屈不挠地献身于科学事业的精神，令我们至今难以忘怀。《李四光》是一部优秀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很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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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贯地：湖北省黄冈（今团风）县回龙山香炉湾 家人：父亲李卓侯，姐姐李希贤，夫人许淑彬，女儿李林（中国科学院院士）身份：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
李四光（)，蒙古族，字仲拱，原名李仲揆，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带有汉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思想影响，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己任。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探索地质运动与矿产分布规律，新华夏构造体系的特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说明中国的陆地一定有石油。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毛泽东、周恩来在认真听取了汇报后，支持了他的观点，并根据他的建议，在松辽平原、华北平原开始了大规模的石油普查。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很短时间里，先后发现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从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勘探部门相继找到了大庆油田、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华北油田等大油田，在国家建设急需能源的时候，使滚滚石油冒了出来。这样，不仅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也使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得到了最有力的证明。 “科学救国”
李四光在农村生活了近14个年头。从五六岁起，他就在父亲教书的私塾里读书，还要帮着母亲打柴、舂米、推磨、提水……，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刻苦奋斗的精神和倔强的性格。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之后，洋务派兴起，湖北办起了许多新学堂，以讲新学而标新立异。李四光被深深地吸引，他只身前去投考，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新学堂里，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由于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被省里选作官费留学生，送到日本学造船。
李四光在日本度过了7年，在那里，他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
李四光回国后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加了汉口的保卫战，作为新被任命的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他亲自组织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运军火、上前线。随后，他被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部长。正当李四光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之时，辛亥革命失败了。他发愤专心于科学技术的研究，走“科学救国”之路。他去英国留学，先是学采矿，以后转到地质。他祈盼着有一天，得见政治清明之世，为祖国贡献自己的青春和热血。
留学生活并不轻松。为了维持不断上涨的学费，李四光假期到矿山去做工。在伯明翰大学的6年里，他不仅专业学习成绩优秀，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先后获得了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婉言拒绝了一家矿山的高薪聘请，接受了蔡元培先生的邀请，回到祖国，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担任教授。第四纪冰川的发现
李四光到北大地质系后，主讲岩石学和高等岩石学两门课程，他以严谨的冶学作风赢得了学生的尊重。他经常带学生到野外进行实地教学，边看边讲。一个山头、一个沟谷、一堆石子、一排裂缝，他都不放过。学校经费不足，他带领学生白手起家搞建设，将学习环境收拾得十分雅静。
在教学的同时，他对研究工作也不放松，他一生中在地质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如古生物蜒科的鉴定方法、中国第四纪冰川的发现和地质力学的创立，都是在这期间开始的。在研究过程中，他从不为已有的观点和学说所束缚，而是按照自然规律，去寻找尚未被人们认识和掌握的真理。因此，他能不断提出创造性的见解，并敢于向一些旧观点提出挑战。
例如，从19世纪以来，就不断有德国、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到中国来勘探矿产，考察地质。但是，他们都没有在中国发现过冰川现象。因此，在地质学界，“中国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已经成为一个定论。可是，李四光在研究蜒科化石期间，就在太行山东麓发现了一些很像冰川条痕石的石头。他继续在大同盆地进行考察，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于是，他在中国地质学会第三次全体会员大会上大胆地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看法。到会的农商部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轻蔑地一笑，予以否定。
为了让人们能接受这一事实，他继续寻找更多的冰川遗迹。10年以后，他不仅得出庐山有大量冰川遗迹的结论，而且认为中国第四纪冰川主要是山谷冰川，并且可划为三次冰期。
当李四光的这个学术观点再次在全国地质学会上发表以后，引起了1934年著名的庐山辩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科学家低人一等，外国学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带着民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情绪到中国来的。因此，尽管大量事实摆在眼前，几位外国学者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
1936年，李四光又到黄山考察，写了“安徽黄山之第四纪冰川现象”的论文，此文和几幅冰川现象的照片，引起了一些中外学者的注意，德国地质学教授费斯曼到黄山看罢回来赞叹道：“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发现。”李四光十多年的艰苦努力，第一次得到外国科学家的公开承认。可是，他知道，这还远远不够，他干脆把家搬到庐山上，又在庐山脚下建立了一个冰川陈列馆，起名叫“白石陈列馆”（后被国民党海军炸毁）更深入细致地进行冰川研究。
李四光关于冰川的多年研究，在1937年完稿的《冰期之庐山》中得到全面阐述。可惜由于抗战爆发，这部书10年后才得以出版。回国找油田1927年，李四光应蔡元培的约请，离开北京南下，主持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担任所长。搞地质研究常常要餐风饮露，条件十分艰苦。况且刚刚成立的研究所经费少，设备缺，甚至没有固定的所址。八年抗战期间，李四光和他的研究所受尽奔波辗转之苦。那时，他抽的是用草纸做的烟，穿的是土布衣服，生活十分清苦，但是，他和同事们始终没有放弃地质研究。由于生活的艰辛和工作的劳累，他患了心绞痛和肺结核。
1948年2月初，李四光从上海启程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他的夫人许淑彬也一同前往。会后，他们在英伦三岛上又住了一年，一面养病，一面观察国内外时局的发展。李四光虽远在欧洲讲学考察，但仍关注着祖国的命运。1949年初，他数次给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许杰（地质学家、解放后曾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等人写信，支持他们坚守南京，反对搬迁广州，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保留了一支队伍及设备。
1949年4月初，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赴布拉格出席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出国前，郭沫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给李四光带了一封信，请他早日回国。看了这封由郭沫若领头签名的信，李四光非常激动。新中国就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自己的本领可以施展，抱负可以实现了。他积极奔走起来，准备尽快返国。可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从英国到远东的客轮船票要一年前预订，归期只得拖延。他一面调养身体，一面把科研方面遗留的事情办完。
李四光焦急地等待着起程的日期。一天，伦敦的一个朋友给李四光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接到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拒绝接受人民政协给他的全国委员的任命，否则就有被扣留的危险。
事情紧急，李四光当机立断。他拿起一只小皮包，迅速前往普利茅斯港，准备从那里渡过英伦海峡，先到法国去。普利茅斯港海面宽阔且多风浪，是偏僻的货运航道，一般人通常都不会从这里渡海，因而能避开国民党特工人员的追踪。临行前，他提笔给驻英大使写了一封信，让许淑彬两天后寄出。第二天，国民党驻英大使馆果然派人来找李四光，许淑彬机警地对来人说，李四光外出考察去了。
两天以后，许淑彬寄出了李四光留下的信，信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我多少年来日思夜想的理想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是我竭诚拥护的政府。我能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我认为是莫大的光荣。我已经起程返国就职。他还规劝这位大使脱离祸国殃民的国民党政府，早日回到光明祖国的怀抱……
两星期后，许淑彬收到李四光的来信，得知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便立即前去会合。
日，李四光终于到了北京。这一年他60岁，但是他觉得，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崭新的一章。他提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和科联主席。
他认真学习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努力用辩证唯物主义指导工作和科研；他注重理论学习，也注意自己的思想改造，“决心扔掉那些旧日留下来的包袱，……达到忘我的境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祖国的地质事业中去，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在他的具体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958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早在年，美孚石油公司的一个钻井队，在陕北肤施一带，打了7口探井，花了300万美元，因收获不大就走掉了。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到中国调查地质，写了 《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下了“中国贫油”的结论。从此，“中国贫油论”就流传开来。但是，李四光根据自己对地质构造的研究，在1928年就提出了：“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以后他在《中国地质学》一书中，又一次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有“可能揭露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个沉积物讲的就是石油。
因此，李四光乐观地回答了国家领导人的提问：“我们地下的石油储量是很大的。从东北平原起，通过渤海湾，到华北平原，再往南到两湖地区，可以做工作……”。
1955年，普查队伍开往第一线。在几年里，就找到了几百个可能的储油构造。1958年6月，喜讯传来：规模大、产量高的大庆油田被探明。地质部立即把队伍转移到渤海湾和黄河下游的冲积平原。以后，大港油田、胜利油田，其他油田相继建成。地质部又转移到其他的平原、盆地和浅海海域继续作战。
1964年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大庆油田，是根据我国地质专家独创的石油地质理论进行勘探而发现的。”李四光的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 李四光故居与“李四光小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中央民族大学南侧，有一条又长又窄的小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生前总喜欢在这儿休息散步、思考问题，人们习惯地称它为“李四光小道”。
今天的魏公村已成为繁华的市区，而在解放初，这里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户居民的小村落。“李四光小道”这条小路已被加宽变得热闹起来。
说到魏公村，这一名称的来历是和古代畏兀儿人（即今维吾尔族的前身）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官修《顺天府志》也提到“大慧寺，在畏吾村。”到明朝万历年间，这里除了称作畏吾村外，又称作“苇孤村”。万历二十一年刊刻的《宛署杂记》有如下记载： (宛平)县之西北，出西直门一里曰高良桥，又五里曰篱笆房，曰苇孤村，又二十里曰鞑子营。又十里曰北海店，其旁曰小南庄、曰八里沟、曰牛栏庄……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畏吾村的异名，也说明畏吾村的具体位置与今天的魏公村是一致的。直到清光绪七年(1881年)，这里仍称作畏吾村。
“辛亥革命”胜利后，随着民国的建立以及人们思想的转变，北京市的许多旧地名被纷纷代之以新的称谓。“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称“为公村”，至今魏公村附近的一座立交桥仍称作“为公桥”。所有这些都是依照语音，略作改动。而建国以后，李四光居住到这里，为魏公村这个地区增添了文化色彩。李四光走得多了，便成了“李四光小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央民族大学正门南侧是一片小树林，树林带和民族学院南墙之间，有一条东西向的小路。这条路向西走到多半截向南一转，就通向李四光家及其所在的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
当年这几家单位所处的具体辖区，是北京市四季青公社万寿寺大队法华寺生产队。显然，当年这里应该属于城乡结合部。这条小路就是有名的“李四光小道”，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
十几米宽的土路，中间隔着一个村子，附近的菜园子里、肥沃的黑土上，茂密地长满了杂草和绿藤，就像传说中的金银岛。据说，那曾是乱坟岗子。
小孩子每天下学，都会跟几个小哥们拿个树枝，把运动服绑在腰上，红领巾扎在脑门上，玩探险游戏。穿过高高的围墙、沙土堆、脚手架，从乱坟岗子、水塔、烟囱到民院深深的防空洞……
许多如今在北京早已销声匿迹的动物，冬眠的水蛇、像小脸盆一样大的蟾蜍、从眼前飞一般穿过、不留一丝痕迹的黄鼠狼、缩成团儿的大刺猬和小刺猬，甚至还有狐狸。
其实这条路本没有名，当时之所以叫“李四光小道”，不是因为这条路是给李四光家修的，也不是因为这是一条李四光出来进去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刻，李四光每天傍晚准时来这条路上散步。李四光走得多了，便也成了“李四光小道”。起点是家门口的银杏树下，终点是白石桥路，通常走一个来回，有时边走边和随员讨论工作，有时带着马扎儿，坐在门前的银杏树下思考问题。
当年周围都是菜地，“李四光小道”也是一条田间小路，起初是周围农民慢慢叫起来的，后来越传越远，据说还一度上了北京市的交通图并在邮局备案。如今那片小树林早已不存在，“李四光小道”一改再改，现在叫“民族大学南路”，这条路上也多了北京舞蹈学院等单位。
李四光晚年的两部重要著作《地质力学概论》和《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以及十多篇学术文章，就是在这条路上和银杏树下构思完成的。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
在寻访李四光纪念馆的著名的“李四光小道”上，路上除了很多人对我的打听的茫然，没有更多的人清楚它的位置。
早春，在第37个世界地球日——4月22日来临的时候，我敲开那扇耳闻已久的宅门。而当公众涌向地质博物馆的时候，李四光纪念馆却很少有人前往。纪念馆前大门紧闭，和地质博物馆那边形成反比。
我扣响了大铁门，寻问……李四光纪念馆的负责人白先生，领我走进这个我憧憬已久的世界。
李四光的最后十年（1962年至1971年）是在国家为他专门建造的宅院里度过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院子还在，并于李四光诞辰一百周年（1989）时辟为李四光纪念馆，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题写了馆名。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1平方米，有院墙环绕，院门朝北（以前朝南），楼门朝西。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环衬。
看到了李四光用过的电视机、收音机、照相机、小提琴……他的办公桌、他的书柜、他喜欢的千万种石头……像跨越时空，与一位前辈聊天。
李四光解放后回国，搬过几次家，曾落脚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上世纪60年代，因备战需要而迁居。有关方面请他去看过李济深在城内东单的一处住宅，李四光感到那处房子过于豪华，与自己一贯的生活志趣相左，便放弃了。
此后，他亲自选址、设计，并由国家建造了这栋小楼。如今院子里很多已成材的大树，都是当年李夫人许淑彬带着大家栽的，李四光也亲手种植了其中的几株。
李四光自1962年迁居于此后，一直住到1971年去世。他在这里生活、工作、做学问。一些由他主持或他参加的小型会议，常在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景范等原地质部负责人也常来家中汇报事情，因而一进大门右手那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实际兼具会议室的功能，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一张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现在，靠窗一侧陈列着许多第四季冰川沉积物的地质标本，多为当年李四光野外考察的收获。
其他家具则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一个质感陈旧的皮沙发的扶手已经开裂，露出里面的棉絮。这几个沙发，还是李四光1950年回国时，在旧货市场上买的便宜货，看来年头更为久远。客厅的隔壁是办公室，尚未恢复原样，但一张大写字台是李四光用过的。
办公室一端墙上有一块玻璃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作业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他常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借这块黑板给科技人员讲授地质力学，这大概是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值得一提的是，黑板上写着“斗私批修”四个粉笔大字。
李四光有着很深的国学基础，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写的一首小提琴曲《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李回国后曾请音乐家萧友梅过目提意见。这首提琴曲写于1920年，在近八十年之后的北大百年校庆的晚会上，第一次得到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现在这首曲谱和李四光在国外常拉的小提琴，都陈列在纪念馆里。
晚年的李四光，生活很简单，衣着也很不讲究，得过且过，甚至补丁摞补丁。李四光去世后，工作人员想找几样遗物留下来，找来找去也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值得保存的东西。
李四光夫妇在世时，这幢小楼只他们两人居住。他们去世后，女儿李林一家搬了过来。李林三年前过世，丈夫邹承鲁也患病在身。一门三院士，已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前，李四光家的小楼，李家南门外那棵有上千年历史的银杏树，以及明朝大太监刘瑾等历史人物的墓碑，都是周围颇为扎眼的标志。如今高楼林立，李四光故居被夹在当中，小楼因年久失修，多少显得有些残旧。 李四光名言· 我是炎黄子孙，理所当然地要把学到的知识全部奉献给我亲爱的祖国。——李四光 ·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要从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出来的。真正的科学成果，是要经得起事实考验的。有了这样双重的保障，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不会自掘妄自尊大的陷阱。——李四光 · 科学尊重事实，不能胡乱编造理由来附会一部学说。——李四光 ·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李四光 · 不怀疑不能见真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取怀疑态度，不要为已成的学说所压倒。——李四光 ·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光辉变得暗淡。——李四光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它要靠许许多多人民的劳动和智慧积累起来。 ——李四光历史镜头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少年有志,为了要造出&第一流兵舰& ,扬我国威,15岁东渡日本,学习造船专业。但是，当时中国没有钢铁不能造船，李四光又转赴英国，学习采矿。可他觉得采矿离不开找矿、勘探，还需要掌握地质学的专门知识，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地质专业。后来李四光为我国的地质学特别是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1904年，李四光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他在日本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赞赏李四光的志向：“你年纪这样小就要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给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 1910年，李四光从日本学成回国。武昌起义后，他被委任为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袁世凯上台后，革命党人受到排挤，李四光再次离开祖国，到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1918年，获得硕士学位的李四光决意回国效力。途中，为了解十月革命后的俄国，还特地取道莫斯科。 从1920年起，李四光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又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他带领学生和研究人员常年奔波野外，跋山涉水，足迹遍布祖国的山川。他先后数次赴欧美讲学、参加学术会议和考察地质构造。 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李四光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得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做好了回国准备。这时，伦敦的一位朋友打来电话，告诉他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已接到密令，要他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李四光当机立断，只身离开伦敦来到法国。两星期之后，李夫人许淑彬接到李四光来信，说他已到了瑞士与德国交界的巴塞尔。夫妇二人在巴塞尔买了从意大利开往香港的船票，于1949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 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李四光被委以重任，先后担任了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他虽然年事已高，仍奋战在科学研究和国家建设的第一线，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58年，李四光由何长工、张劲夫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成为共产主义战士。60年代以后，李四光因过度劳累身体越来越差，还是以巨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地震预测、预报以及地热的利用等工作中去。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四光，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者和领导人。他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的研究和教育事业，成就卓著，蜚声海内外，是我国冰川学研究的奠基人。他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为我国的地质、石油勘探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一个贫寒人家。他自幼就读于其父李卓侯执教的私塾，14岁那年告别父母，独自一人来到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灵机一动将“十”改成“李”，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便以“李四光”传名于世。
李四光，原名仲揆，日出生，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大地构造学家、第四纪冰川学家、地质学家。蒙古族。湖北黄冈人。1919年和1927年分别获英国伯明翰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留学日本和英国。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日，尚是漂泊国外之时，他已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归国后，他长期担任着政府地质部部长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李四光历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他是中国地质学的先驱之一，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为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年对蜓科化石及其地层分层意义有精湛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的存在。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运动及其与矿产分布的规律，建立了新的边缘学科“地质力学”和“构造体系”概念。毕生倡导以力学观点研究地质构造的发生、发展及组合的规律，认为各种构造形迹是地应力活动的结果，建立了“构造体系”的概念，创建了地质力学学派。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三个沉降带有广阔找油远景的认识并为大庆、胜利等油田的发现所证实。开创了活动构造研究与地应力观测相结合的预报地震途径。晚年发表的“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对我国学科大交叉的倡导产生深刻影响。对中国地质教育、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著有《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中国北训之 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地质力学概论》及文集《天文、地质、古生物》等。日，李四光因病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童年随父亲入村塾读“四书”、“五经”，学写诗文。他勤奋好学，爱好劳动。由于常听父亲讲甲午中日海战，中国惨败，清政府腐朽无能、丧权辱国的故事，他从小就萌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他暗下决心，长大后一定要为中国争气，学会造船，打败帝国主义的侵略。1902年，两湖开办新学堂，李四光离开家园，到了省城武昌，考入西路高等小学堂。由于他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因此学习未满两年，没有毕业就被湖北省选派官费留日深造。1904年7月，到达东京，入宏文书院习日语。 1905年8月，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第一批会员中年龄最小的会员。孙中山见其年轻，勉励他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从此李四光更加坚定了刻苦学习，报效中华的决心。1907年7月，考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初步实现了他为祖国学习造船的心愿。1910年7月，毕业归国，任武昌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兼工场场长。第二年秋夏之交，参加清廷举行的留学生回国第六次廷试，成绩优等，获“工科进士”称号。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推翻了清政府，武昌成立了鄂军都督府，李四光先任都督府理财部参事，后被选为湖北省实业部部长，1912年改为实业司司长。不久，袁世凯窃权，篡夺了革命果实，辛亥革命失败。李四光怀着郁闷的心情，愤然辞去了实业司司长的职务。计算自己年龄还不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1913年7月，获临时稽勋局通知，官费保送留英学习，入伯明翰大学。考虑到为祖国造船，不能没有钢铁，要钢铁就得先搞冶炼，因此先学了采矿一年，又感到采矿离不开地质，再又决定转到理科地质系，开始专攻地质学。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 李四光在英学习期间，在导师W.S.包尔顿（Boulton）教授的指导下，他一面博览群书，一面实地调查，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日深，而且在文字语言上提高也很快。英、日、德、法各国文字，均可运用。他视野辽阔，信息敏捷，基础知识深广。1918年6月，在伯明翰大学通过了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的答辩，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毕业后，他婉谢了国外的高薪聘请，1919年考察欧陆地质后，接受了国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的聘书，于1920年5月，回到了北京，出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他一面为祖国精心培育人才，一面积极参与北京大学一些重要的校务活动。在不少重要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取得了创造性的成就。他声誉日著，很快成为当时北京大学的名教授之一。1927年冬，应蔡元培邀请，南下到上海，参加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928年1月，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成立，李四光任所长，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为止。抗日战争爆发前，仍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主任和教授。 年，根据中英两国交换教授讲学的协议，应邀赴英讲学，在伦敦、剑桥、牛津、都柏林、伯明翰等8所大学，讲授中国地质学。讲稿整理后在伦敦正式出版《中国地质学》，此书除英文版外，还有俄文译本和摘要汉译本。学术界给予很高的评价。英国李约瑟（Joseph Neebham）博士称作者为“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1936年回国途中过美国，在他的学生朱森协助下，对美国地质做了一次由东到西的实地考察。回国后住在庐山做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第二年“七七”事变，全国燃起了抗日烽火。李四光率领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同仁，辗转内迁。 年夏，基本上以桂林良丰为基地，依靠广西地方当局的支持，开展了广西地质的调查研究，填制了广西地质图。并多次长途跋涉考察南岭东段地质，考察川东、鄂西、湘西、桂北和贵州高原等地的第四纪冰川遗迹。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其间还创办了桂林科学实验馆，亲任馆长，为战时研制必要的科研实验器材和仪器。1944年11月，日军入侵，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再度搬迁重庆。由于旅途过度疲劳，李四光病倒在沙坪坝，幸医疗及时，愈后健康显著减弱。月间，应重庆大学、中央大学联合邀请，向两校地质系师生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的学术报告。这是他20多年来研究地质力学的第一次总结。日，日军宣布投降，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但是，不久出现了内战阴霾，李四光为此忧心忡仲，焦虑不安。 1946年秋，离开重庆东下直抵上海养病，未去南京，此时他有祖国虽大，似乎难觅容身之地的感触。待到1948年2月，借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偕夫人许淑彬乘船再度赴英，并经挪威接受奥斯陆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日，李四光在英伦海峡之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特别兴奋。立即准备起程回国，为了摆脱国民党驻英大使馆的阻挠，独自化名先行，经巴黎至巴塞尔，等候夫人一道至意大利登轮，在海上漂泊数月，日经叶剑英派人接应，由香港到达广州，终于回到了祖国。5月6日到北京，及时地会见了中央领导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李四光回到新中国后，除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外，还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在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9月，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李四光任主任委员。1952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成立，李四光任部长，直到1970年地质部改为计委地质局时才离职。1958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成立，李四光被选为主席。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70年8月，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和国务院科教组组长。日逝世，享年82岁。 李四光一生，经历了祖国几次伟大的社会变革。他由一个朴素的爱国主义者，参加了民主主义革命，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最终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毕生为繁荣中国近代科学事业，提高地质科学水平，发展地质工作，做出了光辉的业绩。他留下了数百万言的科学论著和丰硕的科研成果，以及他创造性的治学精神、治学方法和奉献精神，都是祖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后人应当继续发扬光大之。 李四光早年为悼念一个好学生曾写过此诗，亦为其毕生从事地质科学研究的光辉写照。 崎岖五岭路，嗟君从我游。 峰峦隐复见，环绕湘水头。 风云忽变色，瘴疠蒙金瓯。 山兮复何在，石迹耿千秋。 附李四光简历 日 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下张家湾村。
年留学日本，入东京宏文学院普通科学习。 1905年8月 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7年—1910年7月 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舶用机关科学习造船机械。毕业归国后任湖北中等工业学堂教师。 1911年10月—1912年8月 先后任湖北军政府理财部参事，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湖北省同盟会支部书记。 1913年10月—1918年6月 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后学地质学。毕业时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 1920年 归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1928年1月 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 1931年 英国伯明翰大学授予自然科学博士学位。 1934年—1936年4月 在英讲学，接受挪威奥斯陆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37年11月 率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迁广西桂林。 1948年8月 赴英出席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大会。 1950年5月 回到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员会主任，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 1951年4月 当选为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执行委员会副主席。 1952年9月 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部长。 1956年2月 成立地质力学研究室，兼室主任，1958年室改成所，兼任所长。 1958年6月 被苏联科学院授予国外院士。8月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委员会主任。9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9年4月 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0年8月 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 日 逝世于北京。
呵呵,李四光的雕像就在我们 校园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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