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的阶级属性和共产党掌权后极易变修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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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钰堆 　　
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的定义是：“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具有共同的政治纲领和理论主张，采取共同行动，为参与、取得和维护政权而组成的政治组织。”；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文中亦阐明：“政党是阶级先锋队。….
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些代表少数剥削阶级的政治野心家和现代修正主义者根本不敢承认政党的阶级属性，而是编造“全民党”，或编造什么“全民族的先锋队”来欺骗广大老百姓！　　
自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之后，各国先后建立的共产党都必须遵循《共产党宣言》下列两个最基本的原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1）“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而共产党人并不是要废除一般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实施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消灭私有制”；2）“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他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而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已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无产者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这段话明确表明，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和劳动大众通过革命暴力夺取国家政权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已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共产党在夺取国家政权后，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后，决不能让官僚把国有经济变为官有经济，把国有经济改制为新的“私有”，而让官商勾结的资本变成新的官僚资本家，新的“民营”资本家！所以《共产党宣言》特别强调“通过革命使自已成为统治阶级，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劳动者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上述引号内皆引自《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认为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后，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实施生产资料社会公有制只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必要条件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要让劳动者联合起来，砸烂旧有国家政权体制，建立新型的劳动者联合体的政权管理形式，才不致于产生新的官僚特权阶级而使共产党内部转变阶级属性，变成实质是资产阶级掌权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假共党，最终必然改旗易帜，背叛无产阶级利益，推行资产阶级专政。为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全面总结巴黎公社经验后，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最严格的铁的纪律，将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负有责任的、可以随时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工人薪金的‘监工和会计’，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的薪金。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所有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完全可以把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同时也就会成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只有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的措施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由此可见，公社政权形式是本质上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是人类社会较完美的大众民主！列宁进一步阐述说：“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像邮政一样，使技术人员、监工、会计以及所有公职人员所领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资’，使他们受武装无产阶级的监督与领导，这样做才能使劳动阶级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与剥削。按照马列主义学说，政党负有三大功能：1）争取和影响群众，群众是政党生存的基础；2）集中阶级意志，政党是实现政治统治的工具；3）政党的目的就是要掌握政权，行使国家权力。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文中特别强调：“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这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国家（对无产阶级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西安市新城区法院对赵东民一案的枉法判决充分显示，西安市新城区公检法已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对真正违反国家宪法的犯罪行为不予追究，反而对维护宪法、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正义人士滥施枉法判决，这是走资派向全国民众大施资产阶级专政淫威的一场丧尽民心的大演习！）。　　
用马列主义关于政党、阶级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学说来对照共产党夺取国家政权后一系列表现就不难发现：至今世界上所有已经建立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已消亡的苏联）尚没有一个国家真正遵照马列主义创导的模式去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权模式。尽管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实施过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有经济，但最根本的缺失是：没有遵照马列主义关于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劳动者联合体管理体制去取代旧有的国家机器，导致共产党掌权后，把国有经济变成官有经济，滋生一大批官僚既得利益阶层，使政党、国家逐步变质腐败！苏共夺取国家政权后，斯大林没有遵照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让工人阶级参照巴黎公社模式创立劳动者管理国家政权体制，而是错误地推行一长制的管理模式，以第一把手的专制独裁代替劳动者的大众民主，实施名目繁多的官员特权（特供权、特殊官员住宅权、特教权、特支权，高干病房权…等多种特权。），这样就在苏联共产党内部，迅速培养出一大批新生资产阶级的“官僚者阶级”，成为苏共党内最坚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苏共是世界上最典型培养自已当家人来埋葬自已的政党！　　
中共在建国后，也存在盲目学习苏联的政权与企业管理模式的错误，导致党内出现一股官僚腐败势力力图走资本主义道路，毛主席想通过推广《鞍钢宪法》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扭转这股倒退逆流，但收效不大，所以毛主席会在一份社教工作汇报材料批示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建国十多年后党内许多当权派已成了官僚既得利益获得者，形成势力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正如毛主席所说：“有些人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人民日报报道）。当年毛主席要通过党内民主方式扭转全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错误路线已不可能，因在此重大问题上，他在中央处于少数派，党内多数当权派已是官僚利益集团的官僚者阶级。逼得他不得不依靠人民群众，期待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方式来斗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来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并让广大工、农劳动阶级得以联合起来参与国家与企业的管理，以确保党和国家不变色，推进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文化大革命后所建立的各级革委会政权形式是毛主席遵照马列主义学说，吸收劳动者联合体参与国家政权管理的伟大创举，也是杜绝共产党执政后党内滋生大批官僚者阶级的有效途径！革委会时期政府的行政费用最低廉，最节约（从年每年政府行政费用开支只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8~4.73%），最能有效接待广大工农群众上访和密切联系群众。而今政府的行政开支三十多年来增长两百倍，行政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的30%以上，成为全世界最铺张浪费的政府，如今的政府变得很害怕群众上访！如何让广大工、农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能参与国家政权管理这才是当前应认真思考的政治改革的大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没有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与教训，而是全盘否定防止共产党变修、国家变色的革命大方向，导致改革开放以来，党内一批走资派没有从文革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在改革中违背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初衷，总是千方百计为更好掠夺国有资产与民财而到处呼风唤雨，严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所不惜，疯狂推行违宪的国企私有化改制，为了推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铲除他们掠夺国有资产的障碍，竟不顾违宪而让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尤其是近二十多年来党内各级当权者已出现一大批有千万以上资产的资产阶级（包括房地产和子女资产），已形成比文革前势力强大得多的官僚特殊利益集团，这就是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不按照马列主义学说，让工人阶级联合其他劳动者组成联合体，实施有效管理国家政权与企业，必然导致多数官员为自身利益所驱而向往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这就是没有实施完整的社会主义政权体制（让劳动者联合体参与国家政权管理），共产党一党制掌权后导致阶级成分变动而极易变修的总根源！为此要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有效制止党内走资派的路线错误，光靠高层的民主决策已经行不通，必须从整顿党内当权派的阶级属性做起，才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先锋队：1）凡是家庭（包括子女）已是超级大富翁的当权派不得再担任党政各级领导；当今党内新兴的资产阶层为了保护自身利益
，不执行毛主席坚决捍卫国家根本利益的外交方针，对外软弱无能，完全违背广大民意，已引起广大民众不满，务必尽速调整；2）实行党群一体化整顿党组织，定期下基层，广泛调查、了解民意；3）大力发展工、农阶级党员、多提拔工、农党员充实各级领导。4）以当年文革后期的革委会政权形式作参考，深入研究，让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知识分子组成劳动者联合体去管理国家政权与企业。取消三公消费，取消官僚特权，从根基上杜绝党内官僚特殊利益阶层产生的土壤，才能及时有效制止当前共产党变修、陷入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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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失误的原因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失误的原因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失误的原因
【内容摘要】知识分子历来都不是独立的阶级,只能依附一定的阶级。因此,正确判断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就成为认识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关键。毛泽东晚年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范畴,这是一个原则性的失误,并成了他后来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关键因素。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失误的原因是复杂而多种多样的。总的说来有两个方面:对知识分子整体思想政治状况估计失误、匈牙利事件与反右斗争的影响,是导致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失误的现实原因;而他在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上的一系列矛盾与困惑,则是在这一问题上出现失误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毛泽东　知识分子　阶级属性　判断　　　　 【中图法分类号】K27 　　知识分子历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具有各类专门技术的脑力劳动者阶层,只能依附于一定的阶级。因此,正确判断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就成了认识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关键。在1956年1月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这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的基本原理,对我国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正确判断和表述。然而,时隔一年,在1957年3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却这样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2从此,把在事实上已经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错误地划入资产阶级行列,在私有制已经消灭的社会主义中国,人为地制造出一支为数不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并据此夸大了资产阶级力量和政治思想影响,过高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导致了一次又一次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严重错误。 历史证明,毛泽东晚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的失误,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并直接导致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恶果。那么,他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失误的原因是什么?本文拟对此进行初步的探讨。 我们认为,探讨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失误的原因,首先应该从当时的社会存在中寻找答案,即考察其认识出现错误的客观现实因素。就客观现实原因来说,首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在整体上的估量出现了偏差。建国初期,新中国从旧社会接收了大约200万的各类知识分子。由于他们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其中大多数人又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基本上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等原因,因而就世界观和立场而言,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状况与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正由于此,解放初期,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我国知识界开展了一场规模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通过这场改造运动,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面貌在整体上较前有了很大的改观,并为广大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的转变创造了重要条件。在1956年1月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对过去六年中知识分子在政治思想方面取得的成就予以肯定和高度评价,还对当时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作出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3这一分析是符合当时知识分子政治思想状况的实际的。1957年3月,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也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与一年前周恩来的分析基本一致的结论。他说:“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不那么高兴的。他们对社会主义还有怀疑,但是在帝国主义面前,他们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4就是说,从政治态度和立场看,不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还是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到底应该怎样判断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呢?毛泽东不是从他们的政治态度而是依据其是否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他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5虽然这也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但问题在于,无视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而以熟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程度作为衡量知识分子世界观的依据,不但是不科学的,而且是错误的。世界观毕竟是意识的东西,衡量的标准只能是客观实际。一个人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主要是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正如邓小平所说:“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6照此标准,应该说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经过思想改造以后,已经基本上具备了无产阶级世界观。但是,毛泽东主要用是否掌握马克思主义衡量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必然会认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在整体上是资产阶级的(按此标准,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熟悉马克思主义的也是极少数,但决不能因此把工农阶级大多数划入资产阶级)。所以,他依然强调要对知识分子继续长期不懈地进行改造(知识分子确实仍需改造,但改造在以后则成了整人的代名词),并说:“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7到反右斗争时,毛泽东竟然说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最容易翘尾巴,但决定大局的是劳动者和无产阶级,从而把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对立起来。 其次,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这是他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失误的又一现实原因。 从民主革命时期到建国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是有所认识并予以肯定的。1939年底,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就指出,革命如果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可能胜利的。在1956年的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毛泽东讲话说: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单靠老粗是不行的8。尽管这样,但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缺乏深刻、系统的认识,且存在着认识上的不稳定性。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对知识分子心存或多或少的不信任感。50年代初,在思想文化领域相继展开的“批电影《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批胡风反革命集团”及“批梁漱溟反动思想”运动就是有力证明。如果说50年代初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只是开始有所怀疑和不信任的话,那么,匈牙利事件后这种不信任感明显增强。导致他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毛泽东看到了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菲俱乐部”的知识分子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二是受匈牙利事件和国际风波的影响,当时国内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潮。主要表现是,全国发生了万名学生罢课事件,在一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中出现了各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不要党的领导,要求实行西方资本主义“大民主”的错误言论,毛泽东称其为“怪议论”。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及党中央十分注意知识分子的动向”9,尤其“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怪议论颇为警觉”10,认为知识分子中有些人想搞复辟。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要搞“大民主”就是要学西方资产阶级那一套;同时批评大学教授说:“你要搞资产阶级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改造。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批评你,每个学校设一关卡,你要过关,通过才算了事。”11在这里,毛泽东把大学教授列入了资产阶级范围,列入了批判和改造的对象。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则把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和资本家混为一谈,说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并认为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中出现的怪议论,跟共产党、社会主义和人民是对立的,也就是说,他开始把知识分子视为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认识急剧“左”倾,越来越偏离实际。日,毛泽东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说:全国知识分子大约500万,从他们的出身来说,从他们受的来说,从他们过去的服务方面来说,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2。 总之,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感有所增强,而这种不信任感是他把知识分子重新划归资产阶级的重要原因。对此,胡乔木也有论述:“毛泽东同志对当代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知识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应有的信任,以至在长时间内对他们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和政策,错误地把他们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13 第三,与反右派斗争有关。 反右派斗争是从1957年6月初正式开始的。而如前所述,毛泽东在反右之前的3月份,从世界观上已经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入了资产阶级之中,并直接导致了两个多月以后反右斗争错误的开展。但是,反右前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认识与反右斗争的发生决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互有影响,互为因果。一方面,由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认识的失误,导致毛泽东把1957年的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作出了发动反右派运动的错误决策乃至把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但在另一方面,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实践,使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理论和认识更“左”。其中的原因是:整风运动中出现的“右派”言论,绝大多数是从知识分子中间鸣放出来的,如章伯钧提出了成立“政治设计院”的主张、罗隆基提出成立平反委员会、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等;当时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右派绝大多数也是知识分子,如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储安平、王造时、陆冶、陈仁炳、彭应文、孙大雨、吴茵、浦熙修等;反右斗争全国共划右派55万多人,其中绝大多数还是知识分子。总之,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的这“三个大多数”,使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较前有急剧发展。反右前,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只是怀疑和不信任;反右后,对他们则产生了反感和鄙视的心理。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反右前,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大多数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故知识分子的改造重点是思想方面的;反右后,由于把右派定性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并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14,故知识分子被视为异己,不断地遭到政治上的排挤打击。总而言之,在反右运动前后,虽然毛泽东都把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但认识的程度是有差异的。即反右之前,只是把知识分子一般地划入资产阶级,看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者;而反右以后,由于把右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派,因而知识分子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较量的重要而唯一的力量。为什么呢?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15。在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影响下,“当时出现一种理论,认为老的资产阶级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财产被剥夺,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力量了。现在能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有知识,而知识是在头脑中剥夺不了的。所以他们有本钱,能够同我们争夺领导权。对知识分子属性的错误判断,显然也是从反右派斗争错误实践中概括出来的。”16 除了上述几点客观方面的原因外,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判断失误的深层次原因,是长期以来他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上存在着一系列矛盾与困惑,这主要表现在下面几点: 一是在划分知识分子属性标准上存在着二重性标准,因而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则呈现出二重性认识。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只能以经济为标准的观点,总体上成功地划分了中国各个阶级的范畴,唯独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陷入困惑。一方面,他以知识分子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依据,把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划归劳动人民的范畴。如他在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时,于1933年为民主中央政府起草的《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的文件中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故该文件指出:“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171948年他又说:“所谓劳动人民,是指一切体力劳动者(如工人、农民、手工业者等)以及和体力劳动者相近的、不剥削人而又受人剥削的脑力劳动者。”18另一方面,毛泽东又依据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及所依附的阶级,把知识分子划归不同的阶级,主要是剥削阶级阵营。譬如,还是在他为民主中央政府起草的决定中,又提出“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其所属的阶级决定,如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富农,中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中农”19。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是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在论及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时却这样说:“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20显然,在这两处时间里,毛泽东把知识分子个人的成分――“阶级属性”和知识分子的家庭成分――“阶级出身”两个概念混为一谈。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妨碍民主革命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因为那时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主要的是依据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来制定的,而且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发动和依靠工农两大阶级取得的,因而,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的二重性认识,并没有在他领导革命的实践中带来多大的消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在划分知识分子属性的标准问题上,基本上沿用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二重性标准,且更多的是用家庭出身、所受性质及政治思想等来判断知识分子的属性。在1957年3月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重点讲了知识分子问题,认为“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21显然,这里是按经济的标准而把知识分子划归劳动人民的范畴的。但更多的时候,毛泽东总是把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等与他们的阶级属性相联系,甚至相混淆,即从非经济的方面考察知识分子的属性。1953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和著名爱国人士、哲学家和家梁漱溟先生,在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在批判梁先生的“九天九地”说时讲道:“中国现在有两种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农民阶级的联盟,一种是工人阶级跟资本家、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起义将军、宗教首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盟。”22毛泽东在此将大学教授、高级技术人员这些知识分子与资本家等并列,显然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政治思想等考虑的。再譬如,在日举行的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多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23这里毛泽东也是从家庭出身、政治思想等来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正是受他的观点的影响,八大政治报告不但没有重申同年1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而且把除新培养的劳动人民出身以外的知识分子,仍然列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畴。总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毛泽东在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上存在着矛盾的二重性,那么,其结果一方面把知识分子划入劳动人民行列,另一方面又划入剥削阶级行列。 二是把阶级既看作是经济范畴,又认为是政治思想范畴。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差别的基本标志,就是它们在社会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因而也就是它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24划分阶级只能以经济为依据。然而晚年毛泽东却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1958年11月,毛泽东这样说: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按苏联的说法是1936年宣布的,16年消灭,我国16年也许可能。今年9年,还有7年。但不要说死。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经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25。“这就提出了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背离的,所谓除了有‘经济剥削的阶级’之外,还有‘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的错误观点”26。而把阶级看作是一个政治思想范畴,“这就在事实上提出了一种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从政治思想上划分阶级的新方法。”27这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按此方法判断知识分子属性,必然从他们的世界观和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错误前提出发,得出知识分子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错误结论。 三是一方面承认搞建设离开知识分子不行,另一方面又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缺乏充分的认识。 如果说革命主要的依靠工人、农民就可以取得胜利,那么搞建设离开了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要建设、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依赖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文化知识的载体――知识分子。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和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知识分子是生产力发展、社会获得进步的决定因素。因此,知识分子在国家建设中始终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此,毛泽东是有所认识的。他说过,搞建设没有知识分子,单靠老粗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他的这种认识又是很不牢固的。由于中国革命主要是依靠工农两大阶级,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式取得胜利的,这一事实使毛泽东在较大程度上认为,建设同样可以依靠工农阶级和战争年代里政治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一认识的产物),加之他对知识分子的恐惧感、不信任感,使毛泽东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始终缺乏充分的认识。尤其是经过反右派运动,毛泽东对广大知识分子普遍产生了一种反感和鄙视的心理,认为没有知识分子照样可以建设社会主义。甚至进一步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无知识的,并说:知识分子“谁给他饭吃?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劳动者请的先生,你给他们的子弟教书,又不听主人的话,你要教你那一套,要教八股文,教孔夫子,或者教资本主义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阶级是不干的,就要辞退你。”28“这种评估实际上把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的关系,说成了主人同雇员、老板同打工仔的关系,而不是平等的、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29而且更重要的是把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的工人、农民公然对立起来。因此,知识分子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也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综上所述,由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估计失误及匈牙利事件和反右斗争等客观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他本人在知识分子问题理论上的一系列矛盾与困惑,导致了毛泽东晚年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出现了严重的错误。这个原则性的失误带来了两个极其严重的后果:一是极大地挫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创造性和积极性,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二是导致了毛泽东本人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看法,并成为1957年后20年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之始。这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应永远铭记在心!13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163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22328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9、404、405―406、338、326、456、484、406、113―114、302、45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6　《邓小平文选》()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24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910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00―10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121727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87、85、9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3　《胡乔木文集》第2卷第49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1626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10―11、第11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18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8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9　转引自《关于建国初期知识分子社会归属问题的思考》,《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1期。20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4　《列宁全集》第6卷第233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25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日)。29　金春明《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反思》,《教学与研究》1997年第12期。　　作者　孙继虎　西北师范大学马列教学部讲师　兰州　730070(责任编辑　　胡小鹏/校对　　古跃　贺平)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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