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与中国史学的发展_江左大怒士：治污神兵斫乱贼_天涯博客
元气斫伤，则人贱如豕。国学、武学、玄思。本版宗旨：兼收并蓄无垂不缩。冷眼观察剔骨析髓。幽兰绿水耿琴音，叹息先生枉用心。世上几时曾好古，人前何必独沾襟。凡本版转载之文绝无侵权之意，如有异议敬请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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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史与中国史学的发展　　
最近，“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在扬州大学举行。会议的召开，几乎经历了千呼万唤。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人为此奔波，但迟迟难以奏效，这是因为口述史在史学界处于弱势，甚至被视为另类。这种偏见并不在于学者本身，而是以文本资料为主体的治学观念导致对文本资料的绝对化，从而产生轻视非文本资料的倾向。所以要提升口述史的价值，不仅要强调抢救资料的作用，还要走出局限在现代史范围的眼界，进一步认识口述史对中国历史学发展的意义。　　
口述史本是史学的源头，传说就是口述史的最初形式，这在中外都一样。西方史学史是从《荷马史诗》开始，其中的人物是半人半神，故事也属半真半假，但却毫无疑义地被尊为西方史学的滥觞。在没有发明文字以前，口耳相传的历史是人类唯一的记忆形式，因此口述的《荷马史诗》被认为是一个英雄时代的反映。在中国有燧人氏、有巢氏、伏牺氏、神农氏、炎黄二帝的诸多传说，也被后人尊为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开始，因为钻木取火、驯养家畜、播种农作物等重大发明和氏族会盟、黄帝被推为共主，如实地反映了华夏族生存、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中国从有文字记载以后，就有了信史。作为信史，起初并不排斥传说、口述的史料，《史记·五帝本纪》就把五帝的传说正式载入史册，这可视为中国第一部口述史。《项羽本纪》生动地描绘了鸿门宴中人物的声容笑貌，各种人物的言谈举止，栩栩如生，可是鸿门宴并未留下现场记录，这是司马迁根据传闻和历史记载写下的历史。2000多年来，谁也不怀疑这件事的存在，因为他描述的人物风貌、事件的发展，入情入理，符合历史的逻辑，并非枉自猜测。不言而喻，口述史不仅被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所确认，而且在正史中做出吸收传说的表率。　　
唐代设立国史馆，确立当朝为前代修史的任务，史书成为官书，有严格的程式，引用口述的情况大为减少，史官只是记录员和保管员，一切都以前朝的文本为依据，非此很难进入史册。治史的人才讲究的是义理、词章和考据的功夫，无需调查访问，纵有史家主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也作为个人的修养，从来没有作为研究的方法，进入史学的领地。　　
这种情况从新史学兴起后有了很大的改变。王国维运用地下文物，验证文字记载，证实了商代纪年的可靠性。陈寅恪以诗证史，将佛经典籍、变文故事与民俗小说相互参照，发掘敦煌佚文《韦庄秦妇吟校笺》的价值，写出了“当日人民避难之惨状”，是反映民众疾苦的重要资料。　　
顾颉刚提出以民俗求证历史的见解，运用古代文献、诗词歌赋、乐府变文、地理学、音韵学和现代民俗学对孟姜女传说的来龙去脉进行系统的梳理。他认为，孟姜女的原型是出于《左传》，在齐莒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杞梁妻在奔丧途中接受齐庄公吊唁的故事。在后世逐步渲染成燕人杞良在长城服苦役，被官吏杀害，尸身被筑入城墙内，其妻到城边哀哀痛哭，哭倒了城墙，由此导引出孟姜女的故事。这对促进新史学的研究下移到民间文化的视角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顾颉刚先生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中所说：“孟姜女的故事，论其年代已经流传了2500年，按其地域几乎传遍了中国本部，实在是一个极有力的故事。可惜一班学者只注意于朝章国故而绝不注意于民间传说，以至失去了许多好的材料。但材料虽失去了许多，至于古今传说的系统却尚未泯灭，我们还可以在断编残简中把它的系统搜寻出来。”这部著作也成为民俗史研究的经典之作。　　
孟姜女故事是一则民间传说，当然不能作为正史看待，但这一故事在中国流传2000多年，具有广泛的人民性，表现了古代民众对暴君和虐政的揭露和愤恨。尽管秦始皇统一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但在他身边永远地立着一个孟姜女，这就把对秦始皇的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永远置于相生相制、两律背反的境地。这是一个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思想命题，也是迄今未能解决的思想难点。毫无疑问，对孟姜女传说的由来、演变和传播的研究，为从理论上解析这一问题提供了具体详实的标本。　　
建国后，沈从文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以图像与文献记载互证，纠正了文献中的多种错讹。不论是以物证史，以诗证史，以图证史还是以民俗证史，都超越传统的历史文献，扩展了史学研究的视野。虽然不论是图、是诗都是文本，却是非经非史的资料，这在以经史为本的传统治史者看来，是不入流的。试想连笔记、野史都视为稗史，这一“稗”字，就被打入另册，不言而喻，史书也因此丢失许多资料。这充分证明非文本资料的发掘和运用，有助于求得历史的真相和理解，这是求真、求实的历史精神的体现。　　
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田野调查引起史学研究者的关注；二是口述史的兴起。这两者标志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世纪的重要倾向。对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来说，无异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运用民俗传说对照文献记载，在史学研究上取得成效，已卓然可观。如对南方宗族的研究，有的以古籍文献和现场调查、老人的口述相互印证，写出有分量的文章，这是古人难以做到的。有一篇《姑嫂坟》的文章，从口头传说、民间祭祀和家谱记载中的矛盾，以文献、民风、传说相互训诂，证实古代广东地区妇女不同于中原，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明代由于理学的影响，才用男尊女卑的思想重修族谱，将主坟改为男性家长，姑嫂坟降为辅坟，但在民俗中仍然认同姑嫂坟，而作为主坟的男性墓却早已湮没无闻了，这是以民俗和口述史纠正文字记载不实之词的有力例证。　　
所以，口述史不仅是现代史用以抢救资料的措施，也是一种研究方法；不仅对断代史研究有好处，对民俗史和社会文化史来说，更是一个重要的方法，应该得到史学界的充分重视。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本网发布时间： 　　中国口述史的理论民实践　　 　　作者：周新国 主编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X　　尺寸：大32开　　印张：9.625　　印次：1　　　　纸张：胶版纸 出版日期： 　　页数：297　　　　字数：247000　　印刷时间：　　版次：1　　 　　定价：23元
当当价：19.5元　　折扣：85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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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现代口述史学，而在我国口述史学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新兴学科。　　本次高级论坛还分别举行了学术演讲会和学术讨论会。在学术演讲会上，虞和平、步平、王合忠、周新国、谭继和、姚力等进行了学术演讲。张宪文、崔之清、朱汉国、朱元石、庄建平等对中国大陆口述史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并交流了开展口述历史研究的工作经验；讨论了有关口述史的基本概念问题和开展口述史的工作规范、标准、原则；论坛还对口述史学的学科分类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作为中国文化史学会的一个二级学会，通过了“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章程”，选举产生有关领导机构及其工作班子，它必须有力推动中国大陆口述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发展及其学科建设。 　　
　　 　　目录： 　　前言　　祝辞篇　　中国社会科学院祝辞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祝辞　　中共扬州市委、市政府祝辞　　扬州大学祝辞　　中国史学会贺信　　回顾展望篇　　中国口述史学回顾与前瞻　　口述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的研究现状　　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　　近20年来国内口述史研究述评　　理论研究篇　　谈谈口述史的若干问题　　关于口述史问题的一些研讨　　关于口述史的思考　　关于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概念界定　　口述史研究的规范化问题　　口述史的特点、功能与局限性　　实践探索篇　　略议口述史　　搜集整理近代口述资料的几点体会　　红军长征口述史研究（提纲）　　口述回忆与史事求真 　　对口述历史实践的一些体会　　以群体口述形式展现历史画卷　　关于口述史工作有几点认识　　口述史：历史事实与历史记忆　　学科建设篇　　重视口述历史研究 繁荣和发展历史科学　　浅议做口述史学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　　建立中国佛教口述史的合法性与紧迫性　　口碑史料与地方党史编研　　建立口述档案 传承文明历史　　首届中华口述史高级论坛暨学科建设会议综述　　附录 　　　　　　口述史的价值　　作者：熊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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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是什么东西？”，“口述史不就是回忆录吗！”“让研究员、副研究员去做口述史，那不是大材小用吗！”　　
尽管口述史在国际上已成一门专门学问，尽管口述史在国内已有一批可观的成果，尽管上海口述史的项目已启动一年多，但是，我们还是时常会听到对口述史不明、不解的诘问，感受到对口述史不屑一顾的鄙夷。　　
口述史到底有什么用？　　
按照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1]　　
通过访谈、口述搜集历史资料，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均古已有之。三千多年前，周朝就设有专门为史官搜集人们言谈内容的书记，所谓“动则左使书之，言则右使书之”。这些书记主要是记载君王的言行举止，而不是普通社会的历史，但到汉代，确实已运用访谈、口述的方法来搜集史料。司马迁在撰写《史记》之前，曾四出访问，请年长者述其见闻。在《刺客列传》中他便明言，有关荆轲刺秦王的资料，是他从公孙季功、董生那里听得来的，公孙季功、董生则是从秦始皇的私人医生夏无且那里听来的。《李斯列传》开头一段关于老鼠的议论和绘声绘色的描写，估计也是得自传闻。其后，通过访谈、口述搜集资料，代不乏人。顾炎武《日知录》中许多资料，皆得自访谈。西方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是众所周知的口述史书，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是口述作品，《李秀成自述》、斯诺的《西行漫记》、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也都是口述历史。所以，唐德刚曾对芮文斯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口述历史是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2]。　　
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即把口述历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是从1940年代开始的。
1948年，由新闻工作者转行的历史学者亚伦· 芮文斯( Allen Nevins)，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他推动的关于福特汽车公司的历史访问，上自老板，下至普通员工，访谈记录达26000多页，成为研究该公司最为丰富、生动的资料。　　此后，口述历史在全世界蓬勃发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是世界公认的口述历史重镇。该校两位研究中国历史的教授，韦慕庭(C. Martin Wilbur)与何廉(Franklin L. Ho)，从1958年开始，有计划地对留寓美国的中国军政要人进行访谈，唐德刚、夏连廕(Julie How)等学者后来也参加进去，访谈对象包括李宗仁、胡适、蒋廷黻、李汉魂、李璜、左舜生、顾维钧、孔祥熙、陈光甫、陈立夫、张发奎、吴国桢、黄郛夫人等。单从这一长串闪光的名字，我们就已能感觉到其成果的份量。1953年，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成立了类似的口述历史档案馆。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成立，会员遍布全美，并在各地设有专属机构。1980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提出一套评介口述历史的标准，除了制定工作原则和标准，厘清口述历史的专业伦理，说明从业者应有的操守外，规定了口述历史工作者对受访者以及社会公众应尽的义务，还对口述历史赞助机构和档案机构的义务作了规定。[3]在美国各州，收藏口述历史资料的博物馆、图书馆随处可见。在美国联邦政府里，口述史工作者收集的资料有：外交运作、军事战略、情报活动、太空飞行、历史遗迹、社会保险与福利计划等。　　
美国之外，欧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专事口述史工作。英国、加拿大、法国、德国，都有全国性的口述历史组织，出版了形形色色的口述历史杂志和书籍。[4]1973年，英国口述史学会成立；1974年，加拿大口述史协会成立。1987年，国际口述历史协会在英国牛津成立，以后定期在欧洲各地集会。　　
在亚洲，新加坡在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独立以后，因其历史短，特别重视口述历史工作。1979年，新加坡政府设立口述历史组，有系统地收集近代新加坡的史料。1985年，口述历史组升格为档案与口述历史馆，组织专门人员从事口述历史工作。其访谈范围包括新加坡先驱人物、日本占领时期的新加坡、新加坡的政治发展、新加坡的多元种族社会、新加坡华人社会、消逝中的行业、新加坡劳工运动等，另有一项特别计划，即有系统地收录知名人士和小市民的自传。开头10年中，该馆已访问各界人士一千多人，做了五千多小时的录音，有录音带一万多盒[5]。香港博物馆自1980年代开始从事口述历史工作，以“香港人及其生活”为主题，聘请香港大学等单位学者参加，比较集中的话题是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的香港市民生活，包括家居生活、饮食习惯、工作娱乐、交通、居住习惯、社交圈子、团体生活、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及价值观念等方面。[6]日本学者在口述历史方面的情况，成就也相当可观，单是日本的上海史研究会，对于1945年以前日本在沪居留民历史的研究方面，便在上海和日本有关城市作了大量访谈工作，搜集了许多口述资料。　　
我国台湾史学界对口述历史起步甚早，成果相当丰硕。1955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筹备之初即已注意到口述历史的重要性，并于1959年10月由沈云龙等开始了访谈工作。1960年，近代史所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合作。此后的14年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共成稿66份，达480万言。后来由于经费的限制，一度中断。1984年重新恢复，并成立了口述历史小组，有条不紊地推进口述历史计划。迄今为止，近代史所已访谈了七百多人，成稿一千多万字，整理出版了《口述历史丛书》70余种，定期出版《口述历史》期刊，举办“口述历史研习营”，推广、培训口述历史工作者。台湾近史所早期的口述历史主要集中在军人、政治家和外省籍人士，包括凌鸿勋、白崇禧、郭廷以等；1984年以后，不再局限于重要的历史人物，出现了“由下而上”的趋势，耆宿、望族、妇女、原住民、民俗节庆、生活习惯等开始进入口述历史的视野。为了推动口述历史研究，1991年近史所主办了第一届口述历史工作会议。近史所之外，台湾民族学研究所、台湾史研究所筹备处、台湾大学历史系、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国史馆、台湾省文献会等，也在不同程度上投入了口述历史的研究。近些年来，台湾史学界在口述历史方面已蔚成风气。　　
此外，在南美洲、非洲、大洋洲，口述历史都有组织和活动。保尔·汤普逊在他的名著《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具体而有分析地介绍了口述历史在世界各地的发展情况。[7]　　诚如有的学者所说：“半个世纪之前，口述历史从现代历史科学内部分离出来，初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大，涉猎范围之广，就连国际史学界圈内人士也始料未及”。[8]美国著名口述史家唐诺·里齐说：如今世界上已找不到有那个地方的人不在进行口述历史的。自从世上第一套录音设备出现，由蜡盘滚筒逐渐发展到磁盘、有线录音机、卡式录音匣和卡式录音带，口述史家便开始使用这些设备进行各式各样的访谈，对象包括政治家、示威抗议者、原住民和移民、艺术家和工匠、士兵和平民、圣职人士和俗人。他们不仅录制了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幸存者、二次大战受监禁的日裔美国人和苏联思想劳改营的受刑人等的回忆录；也掌握了包括城市、郊区卫星城镇和偏僻乡村内家庭与社区的日常生活经验。当历史学家体认到大部分的历史书籍遗漏了妇女和少数民族时，口述史家便为妇女和少数民族做录音，以便建构起更多元而精确的历史画面。[9]　　
我国大陆学术界早在1950年代，已采用社会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收集重要政治事件和人物的资料。50～60年代，全国各地对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的“实地调查”，搜集口碑资料，使用的就是口述历史的方法。60年代兴起编写“新四史”活动，即家史、厂史、社史、村史，广泛搜集来自基层的口述资料。影响广泛的革命回忆录《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两套丛书，近千万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口述资料。1959年，周恩来总理号召60岁以上的政协委员，记下自己的经历、见闻、掌故。从此，全国各地政协设立文史资料馆，多方搜集史料，整理出版各种各样的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文史资料选辑出版了一百多辑，二千多万字，其中大部分是口述资料。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实地调查”、“新四史”和文史资料过分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突出新旧对比，忽略了许多社会生活的内容；尽管当时还极少使用录音工具，但是，毕竟搜集、保留了大量有价值的、生动的历史资料。兹举一例，笔者曾看到上海市卢湾区的一份《流氓称霸里弄》的口述资料，其中记述王兰英被流氓欺侮的事，具体而生动，对于了解1949年以前当地社会生活很有价值：　　
一口痰吐了出去，错碰到过路人的鞋子上，这是无意识的小事情，按理来说，打一个招呼就无啥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在旧社会里，而正好这口痰落到流氓脚上的鞋子上，这就会引起一场大祸。王兰英大姊吐了一可痰，落到过路人的脚上，当她抬头一看，不是别人，而正是落到流氓头子杜小毛的脚上，赶忙想要打招呼，去替杜小毛脚上的痰沫揩擦，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拍、拍两记耳光已经落到她的脸上。打了之后还不算，流氓杜小毛一把抓住王兰英大姊的胸口，大吼一声“曲死，限你今天买一双鞋赔我”。有什么办法呢？任凭家里没有一分钱，这双鞋子得一定要在当天赔给他，不然就难以过门。就这样去借了五块印子钱，买了一双鞋子送到杜小毛家里。　　
王兰英大姊是不是只有被杜小毛打了两记耳光呢？不是，说起来还有更惨的事情。她被大康里另一个流氓头子崔忠德打过两次，那时她刚怀孕四月，被崔忠德打了之后，身受重伤，四个月的婴孩死在肚子里。[10]　　唐德刚曾写文章，说明大陆文史资料的价值。他说，民国时期有许多事情，如国民党政要之间的争斗，著名的“盗楚王墓”案件，自己本来懵里懵懂，不甚了然，经当事人一口述，文史资料一披露，“读之恍然大悟”，“这些文史资料真把我这个学历史的读得如醉如痴”[11]。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1956年创建之初，就已注意到口述资料的重要性。为了推动中共党史和工人运动史的研究，历史所与上海市工人运动资料委员会长期合作，组织科研人员分赴上海各大工厂和商店调查、访问，举行座谈会，并做详细的记录，积累了丰富的口述资料。这些调查、访问、座谈笔录，大多已经过系统的整理，并出版过大量的内部书籍，未出版的资料也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整理，总字数在1000万字以上。国内外许多研究上海工人运动、工人生活历史的学者，都曾利用过这些资料。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口述历史日益引起大陆史学界和出版界的关注。北京大学出版社适时地推出了“口述自传丛书”，颇受书界好评。这套丛书选取了一些重要的文化人物，试图以他们的口述经历提供一个反映历史的视角。已经出版的有《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带翅膀的摄影机：侯波、徐肖兵口述回忆录》等。据悉，北京大学出版社有意扩大口述者的范围，除文化名人外，还准备把普通老百姓纳入采访调查的范围。复旦大学历史系师生在1990年代曾作过“日伪时期的跑单帮”、“日伪时期的上海文化界”等访谈工作。北京大学历史系杨立文在1996年已开设“口述史学研究”课程[12]，吉林大学历史系的杨祥银在因特网上开设了口述史的网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前几年做过“上海移民史”的访谈工作，目前正在进行以“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为中心的访谈工作。　　
尽管口述历史在我国学术界已有一定成果，发展趋势也不错，但是，从总体上说，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体现在重点课题规划、科研经费拨发、杂志创办、学会组织等方面，口述历史都还没有自己恰当的地位。　　
口述历史近些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广泛和高度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口述历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　　
人类对历史的记录，在语言出现以前，只能是物传，从遗物看历史。语言发明以后，增加了言传，从口耳相传中获得历史知识。文字发明以后，增加了文传，以文字记载历史。录音、录影器具发明以后，记载历史的工具又增加了音传、像传资料。由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人类记载历史的手段不断演进。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是在录音器具发明以后，运用音传、进而运用像传手段记述历史的方法。就复原历史的功能而言，纵使千言万语的文字记录，有时也抵不上简单的一刻钟录音，短短的一小段录像。今人可以确切地了解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的音容笑貌，但是，对刘邦、朱元璋、洪秀全却不能，其关键因素，就在于有无录音、摄像资料。因此，从工具运用角度而言，口述历史的出现，由记文到录音、摄像，是历史学领域的一大飞跃。　　
从历史记录的广度而言，口述历史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空间。人类活动无比繁富，即使再详细的文献、档案，也只能记录下其中极为微小的一部分。人们生活中所历、所见、所闻、所传闻的种种活动、认知，不一定都能载之史册。以往的档案、文献，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的活动，偏重于社会精英的活动，偏重于政治方面的活动，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对经济活动、社会生活、妇女生活则记录较少，有之，亦多为枯燥的统计数据，缺少有血有肉的个案记录。口述历史可以在这方面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在普通民众史、社会生活史、妇女史、少数民族史、城市史、社区史、灾难史等日益受重视的今天，口述历史可以驰骋的空间很大，它可以给那些原来在历史上没有声音的普通人留下记录，可以给那些在传统史学中没有位置的事件开拓空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传统史学主要是统治阶级、精英人物的领地，口述历史则向民众敞开了大门。前几年，我们在进行“上海移民史”访谈时，便以普通民众作为访谈对象，接触了四千多户人家。访谈内容的要素有：迁移上海的时间、路线、原因，交通工具，来沪以后的住处及其变化，住处的环境，寻找工作的途径，工资收入和经济来源，家庭人口变动情况，与同乡组织的联系，与其他籍贯移民的关系，风俗习惯的变化，闲暇生活，宗教生活，喜欢去的饭店、戏院，所看过印象最深的戏剧、电影的名称，与迁出地的关系。这四千多户人家，如果不是因为口述历史的访谈，他们是不会有个人回忆录、家族发达史问世的，传统的史书上不可能留下他们的声音。　　
相当丰富的来自平民家庭的访谈材料，大大地丰富了上海移民历史的内涵，深化了对许多历史问题的理解。比如，重视学习外语，特别是英语，是上海在1949年以前一百多年间的老传统。常识告诉我们，在这传统背后，一定有其深刻经济原因和社会原因。我们在访谈中，注意询问这方面的问题。结果，获得了相当有价值的资料。在1949年以前的上海，懂不懂英文，收入大不一样。不会英文，做普通工人，在三十年代，月工资大概在12～15元，会英文，则在30～40元，甚至更高。会英文，晋升、出国的机会也多。正因为如此，上海那时的英文夜校、补习班长盛不衰。与学英文有关的是，洋行职员、买办的社会地位如何，普通民众如何看待他们？我们访问过一些年长的洋行职员，也访问过没进过洋行的老年市民，他们的说法是，洋行职员就是今天所谓的外资企业的员工，买办就是外资企业的代理，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均令人羡慕。那时，人们过年贺喜，也会说“祝愿您家二少爷明年当上买办！”这些受访人在1949年以后都没有读过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的近代史教科书。他们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949年以前普通市民的社会心理。　　
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进展。受访人有丰富的经历，有许多值得挖掘的资料，但他不一定是历史学家。在其讲述的时候，可能受记忆因素、情绪因素、选择因素的影响，讲了一些，也漏了一些，甚至讲了枝节的，漏了关键的，讲了感兴趣的，避了不堪回首的；讲对了一些，也讲错了一些。张冠李戴、前后倒置，以及片面主观、情绪化等问题的存在是完全可能的。在此情况下，访问人可以凭借自己的学术素养，通过提问、讨论、串联、整理，使访谈按照既定的路向前进，使访谈资料得到补充和完善，使访谈质量得以提高。　　
几乎所有做过访谈工作的人，对此都会有所感受。唐德刚所作李宗仁口述历史，是典型的访问人与受访人双向进展。唐氏生动地记述李、唐合作的情形：　　
我替胡适之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找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不明白的还要回头和他再商讨。而他是大司令官出身，他讲的话习惯上就是命令，有疑问反问他时，他都说“没错！没错！”我说：“大概有点错吧！”他立刻又说：“没错！没错！”我想我以前在他部下当兵也只是个少尉，而他是上将，以一个少尉来指挥上将是很难的，所以我只好慢慢地想法子说服他，把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反复问他，结果他说：“有书为证，没问题！没问题！”于是拿了一大堆书给我看，结果都是“稗官野史”一类的书，我说：“你们做司令官的，如果情报不正确的话，像台儿庄战役就没法打仗了；我们稿历史写文章的也一样，如果情报不正确也会闹出笑话来，您刚才说的这些情报虽然有书为证，却也有可能是假情报”。他说：“有点道理！有点道理。”费了不少工夫，才慢慢地进入状况。不过李宗仁的口述历史，统计起来，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所以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13]　　
试想，假如只是李说唐记，有闻必录，没有唐的加工，那结果必然是语不成文，颠三倒四，讹谬百出。有丰富口述历史工作经验的陈三井先生曾说：　　
最麻烦的是事后整理访问稿的工作。这并不是受访人一边讲，访问人一边听写记录就行了。通常讲话是凌乱没有系统的，往往前后不连贯，甚至互有出入的。访问人必须花费很大的力气加以重组、归纳和编排，以去芜存菁；遇有人名、地名、年代或事物方面的疑问，还必须翻阅各种工具书去查证补充，最后再做文字的整理和修饰工作，可见过程繁复，耗时费力，并不轻松！总之，从事口述历史的访问工作，根据笔者多年的经验，真是一项精神压力大、苦多于甘、不足为外人道哉的辛苦差事！[14]　　
所以，口述历史的成果，是受访人与访问人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是访、谈双方智慧的结晶。　　口述历史与回忆录之类的自传作品的主要区别也在这里。个人回忆录是自说自话[15]，口述历史是主客对话。回忆录的内容选择是单向的，口述史的内容选择则是双向的。写回忆录固然也不能天马行空，毫无限制，但那种限制主要来自文章的形式逻辑，比如不能自我矛盾、时间倒置，但写什么不写什么完全自出机杼。口述史则不一样。由于学术兴趣和素养的不同，关注的重点不同，受访人感兴趣的、记忆深刻的、自认为重要的东西，却未必是访问人感兴趣的、重要的东西。在访问人的作用下，受访人可以循着访问人的思路前行。我们在访问陆久之先生过程中，就感受颇深。　　
陆久之1902年出生于常州官宦之家，经历极富传奇性。他是蒋介石的女婿[16]，为共产党做过情报工作，在日本留过学，与日本一些政要稔熟，1940年代在上海开过舞厅，现在享受离休局级干部的待遇。这样复杂的经历，在1949年以后所走的曲折道路不问可知。他在此前也发表过一些回忆录之类的东西，那风格与我们通常所见的回忆录并无二致，主要描述自己的革命经历。我们选择他作为访谈对象，主要想请他谈1949年以前上海城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诸如白领阶层的生活，舞女的生活，舞厅的管理，娱乐业与黑社会的关系，等等。谁知，他说着说着，就转移到自己如何掩护共产党干部、如何为革命作贡献方面，痛说革命历史。老人如此说，自有其心理上的原因。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以前的经历所吃的苦头太多太大，所受刺激太深，为了证明自己有功而不是有罪，对那些革命经历自然记忆犹新，如数家珍。他所说的革命历史当然重要，已经写过了，我们也知道了。在此情况下，我们便设法让他讲些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内容。于是，我们便从他的健身之道说起，问您老为何在98岁高龄，仍然耳不聋，眼不花，脑不乱？青少年时吃些什么，穿的什么，住在何处，钱从何处来？与谁交往，怎么从常州来到上海的？作为蒋介石的女婿，您与国民党的一些要员有何交往，对他们有何印象？“驸马爷”这样的社会地位，对您在上海的活动有何作用？这样，引起他谈话的兴趣。于是，话匣子打开，汩汩滔滔，一些在他本来看成是日常琐事、无甚价值、对我们来说则极有价值的资料，奔泻而出。　　
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光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　　
自然，就像文献、档案也有其局限一样，口述历史也有其局限。问谁、谁问、问什么、怎么问、什么时候问，受访人的年龄、记忆力、理解力、兴趣、情绪，受访人与访问人的关系，访谈环境，都会影响访谈的质量。但是，世界上不存在没有局限性的东西。　　
汤普逊说，历史学家正在逐渐发现“口述史”的价值，并且不止是一次发现，而且是一次复兴，“它赋予历史学一个不再与书面文献的文化意义相联系的未来。它也将历史学家自己技艺中最古老的技巧交回到他们手中”。[17]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述历史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工作者所认可、重视，口述历史之花必然会在中国史学园地里盛开！　　　　　（原载《史林》，2000年第1期）　　--------------------------------------------------------------------------------　　[1] 参见唐诺·里齐：《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王芝芝译，远流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34页。　　[2] 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载《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3] 唐诺·里齐著、王芝芝译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附有这些规则的中译本，见该书第416～419页。　　[4] 唐诺·里齐著、王芝芝译的《大家来做口述历史》，保尔·汤普逊著、覃方明等译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附有这些杂志和重要书籍的名称。　　[5] 参见林孝胜：《新加坡口述历史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第一期（1989年），第231～234页。陈三井：《口述历史的理论及其应用》，载黄全土主编《讲义汇编》，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发行，1991年版，第817页。　　[6] 丁新豹：《香港博物馆口述历史计划简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第一期（1989年），第235～240页。　　[7] 见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章。　　[8] 闻伍：《历史之音――口述史学的叙述性质片论》，《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2页。　　[9] 唐诺·里齐：《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23～24页。　　[10] 《流氓称霸里弄》，卢湾区地方史专家许洪新提供。　　[11] 唐德刚：《“以一人而敌一国”――为刘绍唐先生创办〈传记文学〉二十年而作》，载《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　　[12] 杨祥银：《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3期。　　[13] 唐德刚：《文学与口述历史》，载《史学与文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14] 陈三井：《口述历史的理论及其应用》，载黄全土主编《讲义汇编》，台湾史迹源流研究会发行，1991年版，第814页。　　[15] 回忆录与口述历史的界限并不是绝对的。回忆录的形成过程并不完全相同，有完全出自回忆者一人之手的，也有由回忆者与写作班子共同完成的，前者纯粹是回忆者脑力劳动的结果，后者则经过写作班子的提问、加工，也有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过程，因此，实际上正是口述历史的成果。　　[16] 陆久之的太太是蒋介石如夫人陈洁如的养女，陆因此被称为蒋介石的女婿。　　[17] 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国内“口述史”研究倡导者 　　 　　作者：陈远
文章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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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 　　　　 　　　　　　丁东1951年生于黄浦江畔，幼时随父母迁居北京，就读于北京第一实验小学和师大一附中。"上山下乡"的大潮中被卷到了太行山区漳河畔的一个小山村，种了三年地，1972年进省城当机关干部，1977年参加高考，次年春入山西大学历史系。当时钟情于文学，以后到山西社会科学院从事文学理论的编辑和写作。上世纪90年代，兴趣回到历史，尤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半个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 　　　　　　主编有《口述历史》，著有《冬夜长考》、《尊严无价》、《反思历史不宜迟》、《午夜翻书》、《思想操练》(合著)等书。 　　　　 　　　　　　"上山下乡"逼人思考 　　　　 　　　　　　与很多学者相比，丁东童年对于"文革"的回忆对于他的学术思路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对于他的学术道路产生影响的，倒是在"上山下乡"开始之后。 　　　　 　　　　　　我的父亲是民主党派的机关干部，母亲是教师。从"反右"一直到"文革"，我的父亲既没有整过人，也没有挨过批斗，按照当时"红五类"和"黑五类"的划分标准，我们家算是中间，也不红也不黑。我的小学和中学，在北京都是重点学校。 　　　　 　　　　　　这种背景，注定了我当时只能是一个主流思想的接受者。我开始思考一些问题，是从"文革"的"上山下乡"开始的。 　　　　 　　　　　　1968年底，我到山西庆县下乡。当时下乡的知青都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梦想着到农村的广阔天地中去"大有作为"。但是到了那里，才发现现实很残酷，根本不能大有作为。我下乡的时间并不长，在那里劳动了三年。在那里，劳动强度很大，农民干什么活我们知青就干什么。村里的干部好大喜功，晚上还经常加班加点修"大寨田"。 　　　　 　　　　　　村里一个月分给知青的粮食是四十多斤原粮，磨成米面只有三十多斤。平均到每天只有一斤三两，根本不够吃。当地的农民倒能吃饱，他们寅吃卯粮惯了。现在想起当时的感受一个是饿，还有就是困。 　　　　 　　　　　　那时候，我还经常写点东西。因为这个县里的通讯组让我做他们的通讯员。有时候我写的东西还能在《山西日报》等报刊上登出来，在县里也算是不容易的事。后来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到我们那里选干事，县里就推荐了我。我在那里领了12年工资，干了8年。 　　　　 　　　　　　上了山西省委里的"十一人名单" 　　　　 　　　　　　当时的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许多人，都是后来在学术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活跃的思想，以及丁东自己切身经历的事情，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在那八年的时间里，我对中国的政治运动的认识不光是从书本上得来的知识，而是加入了感性认识。1976年到1977年那段时期，我在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经历了清查"四人帮"运动，当时的政策研究室主任是吴象先生，他现在在北京，退休之前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在中国农业改革过程中是万里的主要助手之一，吴先生开明，水平也高。政策研究室人不多，但是都是一时之选：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所长刘树成、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所长刘梦溪，当时都是那里的干事。 　　　　 　　　　　　清查时吴象被列入了"四人帮"之列。事实上，吴象不但不拥护"四人帮"，而且对江青等人很反感。当时上面把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打成了"裴多菲俱乐部"，派入了工作组。当时我跌了几句二话(山西话，说实话鸣不平的意思)。后来省委批下条子，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必须解散，有十一个人必须赶出山西省委。在那个十一个人的名单上，吴象是第一名，我是第十一名。那时我已经在政策研究室工作了六年，我跟上面要求参加高考，然后就带着工资进了山西大学历史系。 　　　　 　　　　　　1977年我选择高考其实是为了避难，否则我就要被下放到公社去。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当时的山西省委办公厅又把我找回去，说过去的批示不算，我毕业之后还欢迎我回去。 　　　　 　　　　　　为《老照片》和"口述史"出谋划策 　　　　 　　　　　　毕业之后，丁东又回到了山西省委政策研究室，但是昔日的气象已经不复存在。两年之后，丁东调到了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在那里，他与高增德、谢泳、智效民等学者经常在一起聚会，加上大家的研究领域比较相近，都是知识分子研究。 　　　　 　　　　　　在外界看来，俨然是一个"知识分子研究群体"。丁东选择知识分子问题，可以说是"自动归位"：他在山西大学学的就是历史。在这之前丁东的工作似乎跟他的专业没有太大的联系，但是丁东的"自动归位"，与其说是专业的回归，倒不如说是对自身命运的思考。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在山西受到了一些压力，基本上是被打入另册。年底单位为职工评职，打合格就算是照顾我了。那种滋味甘苦自知，有些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后，从此绝了学术研究的想法，干脆去下海经商。但我却开始了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思考。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民间的几代思想者，他们的经历中必然是有某种劫难，这种劫难往往又成为他们思考的动力。所谓思想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想。只有感受了自身经历的磨难，才产生了追求真理的冲动。 　　　　 　　　　　　上世纪90年代，丁东来到了北京。一个人选择适合自己的道路，还要看周围的环境。山西和北京对于丁东来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最重要的一点是，地域的改变让丁东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北京，丁东介入了许多杂志和学术活动，结识了许多一流的学者。虽然丁东的著作并不多，但是他的学术活动却很丰富。 　　　　 　　　　　　我介入到杂志中，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文化追求，最初的原因主要是介入杂志对我的经济条件不无小补。原来我所在的山西省工资水平本来就低，社科院更是一个清水衙门，我开始在北京漂着的时候，一些报纸和杂志(最初是中国摄影报)就希望我能够在他们那里做兼职的编辑，帮着他们组组稿子，搞搞策划。 　　　　 　　　　　　我从他们那里挣一点小钱，我则给他们贡献出我的智力资源和人脉资源。 　　　　 　　　　　　我真正介入到杂志中是从《老照片》开始。我成为《老照片》的特约编辑是在2000年，当时《老照片》已经出版到了第十四辑。《老照片》严格意义上讲不算是杂志，但定期出版，跟杂志差不多。我介入《老照片》已经不单单是为稻粱谋了。《老照片》的文化理念跟我的文化追求十分一致，但是他们地处济南，我在北京，地势上比较有利。我的介入，既体现了我的追求，也弥补了《老照片》的地势缺陷。 　　　　 　　　　　　后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出版了《舒芜口述自传》之后，反响不错，他们想扩大规模。出版社的郭沂纹找到我，想让我跟他们一起做一套口述自传丛书。我跟郭沂纹说了我的想法：那就是不单单做口述自传丛书，而是要立体化。我当时提出了四个品种：口述自传、专题口述史、口述史的理论丛书、还有就是《口述历史》系列。郭沂纹说："好啊。"思路定下来之后，按照计划就开始操作《口述历史》，本来计划是三个月一本，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到现在只出了两本，第三本还没有出来，这距离《口述历史》创办已经过去三年了。 　　　　 　　　　　　让有价值的思想与大众见面 　　　　 　　　　　　丁东曾经写过一篇《其人其事》，叙述他和学术界一些老人的交往，我当然要跟他聊这个话题，我希望从我们的交谈中挖掘出更多的细节。但是丁东并不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他对于这些老人的讲述极为简单，但却透露了他在文章中没有写到的信息。与这个话题相比，他更喜欢谈知识分子，我觉得，在他对知识分子的体认中，包含了丁东的夫子自道。 　　　　 　　　　　　我交往的人面比较广，从年龄上讲，文化界老中青三代我都有来往。交往的人不同，受到的影响也不一样，有的老人给我思想上的影响，有的给我人格上的影响，有的则是学理上的。在思想方面，给我启发比较大的有朱厚泽、王元化、袁伟时等人，我在这些人的身上感受到了思想家的气质。这些人除了袁伟时之外，大都在体制之内担任过比较高的职务。我觉得中国当今的思想家，考虑的是政治思想。我最近看徐友渔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李泽厚曾经说当今哲学最热的是政治哲学，正好可以跟我上面说的形成一个对照。 　　　　 　　　　　　对于一个有从政经历的人来说，思考问题跟学院里的人角度有很大的不同，在他们的身上，学理和现实是打通的。跟这些老人的交往也跟这几年我的学术研究方向相关。我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主要是发掘和整理民间思想。我想把毛泽东时代民间思想者的思想遗产打捞出来，给予应有的定位。如果说大家认可我，我想也是因为我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 　　　　 　　　　　　要说我的特点，我觉得我在退休之后干的事情反倒更多了。跟一般学院里的学者比较起来，我经常在思想、学术和市场几个层面兼顾的缝隙中做一些事情。对于知识分子的有机性，我有很深的体会，社会应该有这样的人：他能够发现有价值的思想，然后为这种思想寻找适当的载体，使之与大家见面。 　　　　 　　　　　　应该说，现在并不缺乏思想者和敢言之士。但是既有思想，又能做一点事情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文章录入：arts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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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杨 洁　　日至8日,由陕西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和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联合举办的"妇女口述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召开.这次会议是"20世纪妇女口述史"研究项目自1992年启动以来的第三次专题会议,经过六年坚持不懈的研究和探索,项目组成员与德国口述史专家济济一堂,本着对历史负责的严肃态度,就口述史研究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认真交流和探讨.　　　　一,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　　　　口述是本世纪下半期史学界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它打破了单纯以文献资料为资源,以史学家为代言人的传统史学规范,将历史还原到个人,将生命体验融入史学,不仅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校正历史认识偏差,扩大史学研究范围,而且有可能使历史展现出有血有肉的"人"的个性特征.这一新兴史学方法自80年代中期在我国已有介绍,很快便与正在中国勃兴的妇女研究相结合,"20世纪妇女口述史"项目即是这一结合的产物.　　作为一种新兴史学,口述史的定义与界定成为与会学者关注的热点.项目主持人李小江教授指出,口述史是一种将记录,发掘和认识历史相结合的史学形式,通过调查访问,用录音设备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李小江从三个方面对口述史进行了界定和解释:首先,口述史是通过口述完成的,但口述资料并不同于口述史,口述资料是否具有史学价值及价值的大小,主要取决于课题的选择和把握这些资料的史学家的素养.具有史料价值的口述资料大致有两类:一类具有档案资料性质,可供研究者广泛查阅;一类具有直接入史的价值,可在一定专题研究下编撰成书.其次,口述是史学研究中可以普遍使用的方法,但仅仅是引用口述材料做专论的史书还不能看做是口述史,它只是将口述方法纳入传统史学,史学家仍然是撰写历史的主体,历史的代言人.而典型的口述史应是史学家退于"幕后",让事件的参与者本人直接进入历史(文本)前台,扩大史学研究的话语空间.让普通人进入历史,在文本形式上也应呈现其"历史的主体"的特点.口述史应是一个体现口述特点的完整过程,研究者在采访,收集,整理,编辑成书过程中,应将口述人或口述所反映的事实放在重要位置.　　对于如何处理历史学家与口述人在口述史中的位置,吕美颐教授(郑州大学历史系)认为,在口述史研究中,口述人具有双重身份,相对历史学家而言是客体,相对历史活动和历史本身来说又是主体.其口述资料往往是口述者的亲身经验,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它可以补充或修正文献资料的不足和谬误,校正对既往历史的认识,使之逐渐趋于完善.然而口述人在口述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反映出其对历史的价值认识,这些认识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主观偏差.因而,为了保证口述史的成功,就要求史学工作者具有深厚的口述史学的理论修养,重视发挥自身在历史研究中的主体意识.每一个史学家都有其特殊的主体意识结构,然而不同的主体意识结构中有其共同因素:其一,哲学因素,历史没有哲学是盲目的.其二,政治立场是历史学家的社会属性,它给主体的认识活动以很深影响.其三,知识基础,大体包括史学工作者的知识水平,知识结构,及以此为基础所获得的思维方式,认识能力等.其四是生活经验,整个理论认识的发展是"立足于经验基础的",人们的生活经验有助于沟通对历史上生活经验的理解,经验认识往往成为历史认识的突破口.其五,情感,它是主体意识中的非理性因素,是一种潜在的认识因素,我们应当将其置于理智基础之上.其六,性格气质是显示人的主体意识个别差异的生理因素,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的认识活动,主体意识的诸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包容,在人的认识活动中共同发挥作用.正是因为主体意识诸因素有其合理性,必要性,能动性,它有助于人们的认识活动从机械反映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趋于完整,客观.口述史工作者应有意识地提高自身理论修养,能动地发挥主体意识的合理性,指导自己的口述史研究.　　随着口述史研究的开展,项目组成员开始关注妇女口述史与正史的关系问题.秦燕(西北工业大学社科系副教授)指出:口述史与正史不是对立的两种史学,而是从不同的视角对历史进行研究.为了解决二者的关系,妇女口述史研究应注意两点:(一)在历史研究的每一阶段,我们对所研究的妇女问题应有哪些新的理解 (二)通过对妇女问题的研究,我们对特定的社会又有什么新的理解 若要妇女口述史与正史接轨,便不能就妇女讲妇女,而应将妇女纳入整个历史长河,纳入整个人类社会去研究.　　经过长期实践,妇女口述史工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会者相互交流,取得以下共识:　　(一)口述史研究并不排斥历史文献资料,它是以广泛占有文献资料为前提的.口述课题的选择,访谈问题的提出,访谈对象的确定,口述过程的引导,口述材料的取舍,分析鉴别,无一不与掌握广博的知识和"穷尽"文献资料相联系.访谈前对文献史料掌握得越充分,访谈者就越主动,越容易与口述者沟通,对口述内容就越容易理解,对口述史料的把握就越准确,越接近真实.　　(二)口述对象的选择应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以往的历史多半是帝王将相的历史,英雄的历史,普通百姓的事迹多被认为不值一提;以往的历史通常也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妇女被置于历史主体之外.将普通人载入历史,为妇女重建历史,不仅是史学真实完整的需要,更是女人找回自我,确立自主,自信人生基础的必要基石.口述对象的选择还应具典型性,口述史虽为个人体验或小部分人的经历,但它是从个人角度深入历史事件,以个人的命运折射历史的发展,通过对口述者的研究来研究社会,研究社会历史与个人的相互关系."20世纪妇女口述史"课题正是以普遍性和典型性为原则确定研究内容和采访对象.　　(三)以挖掘事实为原则,采取灵活的访谈办法.口述史研究的主客体皆为活体,二者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由于口述者的生活经历,文化层次和个性特点各有不同,所以采访交谈的方式也不可一律;而史学家的知识结构,专业特点和兴趣爱好不同,所采取的访谈方式也会不同.DorotheeWierling博士(德国北威州科学研究中心文化科学研究所)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谈到她在口述研究中采用的三个步骤.第一,先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请被访者自由口述;由于一些被访者可能被多次采访,其答案已成定型,故采取第二步,将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提出来或根据其讲述提出问题,请其回答,打破其固有叙述模式;第三步,针对口述者在讲述过程中表达不清,漏讲,或自相矛盾之处,进行补充提问,让口述者做进一步讲述.InaMerkel博士(德国洪堡大学)则根据自身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介绍了她用心理分析法进行口述史研究的经验.　　(四)本着客观的态度整理口述资料.口述资料是以记忆为依据的,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和记忆的偏差,口述资料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但研究者在整理第一手口述资料之时,切忌主观删改,应保持资料原貌,同时加以注释论证.若口述资料与文字资料相抵触,难辨真伪之时,应使两种观点在资料中并存,以待进一步考证.史学家不可依据自己主观的价值制定标准来决定原始口述资料的取舍.对于带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口语,史学家也不可任意删除或更换词汇.保持口述资料的原始性,既是对口述者及其口述资料的尊重,也是对口述者口述自身经历及感受这一历史活动的尊重;同时也给日后的资料使用者留出一个可供"继续被阐释"的开放空间.　　(五)注重把握访谈人与被访谈人之间的关系.口述过程是在访谈人与被访人通过语言交流达到心理沟通的前提下得以完成的.准确合理地把握与被访人的关系,是访谈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有的项目组成员提出,应以真诚,坦率的态度来取得被访者的信任和支持.也有人认为,访谈者不应居高临下,而应努力做被访者的朋友.王国红(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讲师)提出,访谈人应避免与被访者心理距离过近,失去自己的角色意识,而不自觉地在访谈中加以价值判断,影响真实材料的获得.InaMerkel博士认为,不论被访者是令人接受的还是被人排斥的,访谈者出于职业道德,必须与之建立近距离感.那么如何把握采访者与被访者关系远,近的"度"的问题呢 Merkel认为这个"度"在实践中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也不可能制定出统一的标准.但可以掌握一点:在采访中,尽量拉近距离,使访谈在坦诚,信任的气氛中顺利进行;而在资料分析中则要尽量拉开距离,以确保做出客观冷静的理性判断.　　　　二,"20世纪妇女口述史"课题报告　　　　20世纪是全世界妇女(包括中国妇女)境遇普遍得到改善,全面参与社会的世纪.长期以来,妇女的历史和她们的经验同其它非主流文化一样,未受关注.今天,在市场经济和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女性文化与历史面临着重新被淹没,永远消失的危险.抢救历史,特别是抢救妇女的历史,是妇女研究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文献资料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妇女研究工作者及时运用口述史方法,将妇女研究与口述史方法结合,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次开拓性的尝试.　　"20世纪妇女口述史"项目自1992年立项以来,国内外参与者逾千人,已整理成册的"访问个案"有500余份.至今,基本成熟和独立立项的选题有30余个.　　中国妇女在20世纪的经历以1949年为界发生了重大变化.1949年以前妇女与战争的关系及1949年以后妇女与政治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妇女在20世纪的历史全过程的两个主题.由于文化的历史延续性,文化课题自成体系,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多元色彩,该项目还辟出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专题.尽管"20世纪妇女口述史"项目涉及广泛,但基本包容在上述四个方面,成为四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板块.　　此次会议,各选题承担人向会议汇报了项目的进展情况和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和基本切入点.　　林颂华(江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承担江西苏区红军家属命运研究课题,课题名称为"十送红军之后".两位课题承担人曾从事"中央苏区妇女与土地革命战争"研究.1993年2月—3月间,她们到江西的南昌,瑞金,兴国等原中央苏区所在地采访了76岁—86岁之间的8位老人,其中有苏维埃高级领导干部,有县,区,乡的干部,有女革命者,有普通平民百姓,代表苏区不同层次的妇女.已整理出录音资料8万字.她们的研究课题分三个部分:(一)革命战争给苏区妇女带来的解放和新生;(二)苏区妇女对革命的奉献和牺牲;(三)红军转移后妇女的人生命运,以及几十年过去后她们对战争的认识.　　"汇集在宝塔山下"课题的承担人岳珑(西北大学社科系副教授)和秦燕介绍了她们的课题情况.通过分析历史资料,她们将陕甘宁边区妇女分成三部分,一为"九一八"后进入陕甘宁边区的外地妇女,二为进入陕甘宁边区的西安妇女,三为本地婆姨.利用口述方法逐类进行采访,她们已获得了18万字的文字资料.通过这些口述资料来反映陕甘宁边区革命对妇女的影响和妇女对革命的参与.同时,她们还收集到大量当地的女性文化民俗资料,拟做进一步深入的社会史研究.　　赵爱素(河北省妇女干部学校副教授)承担的课题是"拉锯战中的'堡垒'",该课题以抗日战争中的冀中为背景,研究中国妇女参战的特殊方式.　　赵宇共(西安市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承担的课题是"三访'剪花娘子'库淑兰".他从地域文化,历史发展和妇女心理等角度对库淑兰艺术现象进行了剖析.　　河南"妇女口述史项目组"负责人梁军副教授介绍了她所组织承担的若干选题,如"天足的命运",打破了从文献资料中做缠足研究的惯例,以缠足女人为主体进行采访和研究,记录了大量难能可贵的民俗资料和妇女心理感受.又如"旧俗"课题,通过采访近百位70岁以上普通妇女,记录了旧社会被弃女婴,童养媳,妾,奴婢,妓女等的人生体验,采集了大量诸如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方面丰富的民俗历史资料.　　"少数民族妇女"是"20世纪妇女口述史"项目中重要的单列课题,具体课题的研究尽量选择本民族人士主持或协助采访.云南"口述史项目组"负责人刘夏虹(云南工青妇干部学校妇联教研室主任)介绍了她所负责组织的若干个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课题.她认为对研究没有自身文字的民族和不懂汉话的少数民族妇女来讲,口述方法尤其重要,它几乎就是记录该民族历史和妇女生活的惟一方法.针对各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特色,他们除采访不同类型的妇女之外,还采访了当地民族文化人,基层干部和宗教人士(多为男性),以加深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解,力图通过不同年龄段妇女的经历,全面展示该民族妇女的历史变迁.　　《嘎曼——苗族女人》课题的承担者是苗族知识女性张晓(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她选择了外婆的家乡——贵州省雷山县西江苗寨(世界上最大的苗寨)作为自己的研究区域,以文化人类学的参与性观察访谈为方法,通过对妇女生命史的研究来展示苗族的发展史.她先后访问了50多位苗族妇女,从苗寨这一特定区域特有文化的历史动态发展中去研究妇女,展示文化是如何限制和塑造妇女而妇女又是如何创造文化的双向运动过程.在利用口述方法进行研究过程中,张晓不仅访问苗族妇女,也访问了一些苗族男性知识分子,以此作为苗族妇女口述史资料的补充.　　80年代以来,卖淫女的出现成为社会的热点现象.卖淫女出现的原因和卖淫女的命运已经引起了妇女工作者的思索.王金玲(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先后采访了49位卖淫女,收集了大量口述资料,以社会变动为大背景,从历史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了研究.　　除上述课题之外,项目组主持人还介绍了一些其他选题的进展情况.如"火柴女的兴衰",由广西梧州某火柴厂兴衰看早年女工生活;"第一次解放",研究1950年"新婚姻法"颁布对妇女生活的影响;"大田野上"展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村妇女的生活变迁和感受;"准'右派分子'",记录"右派"妻子及其家属的命运,从一个侧面探究政治运动对妇女的影响;"风雨计划生育20年"力图全方位地展现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计划生育运动;"生生不息"研究汉民族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传承与变迁;"女书的发现"记录湖南江永"女书"的发现和研究过程;"江村女人"研究近代至今苏南民间纺织业的发展与女人生产生活的关系;"世代链条"通过若干家庭三代或四代直系亲属女性的命运追踪,反映妇女在时代变迁中的生活变化与感受;"自梳——超脱婚姻"意欲对两广一带自梳风俗及自梳女命运进行研究;"先锋女学与女生"旨在探讨二三十年代江浙一带知识女性开办女子教育的情况.　　德国学者介绍了她们运用口述史方法研究德国妇女历史的情况.　　　　三,妇女口述史研究中的经验与问题　　　　妇女口述史工作者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遇到了许多问题,也获得了一系列的经验,与会者讨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　　(一)妇女口述史的功用林颂华认为:口述史多为被访人口述亲身经历,使口述史料更真实可信:口述史料不仅包含客观史实,而且反映了当事人的亲身感情体验,口述资料往往更生动,更具可读性.口述史可弥补文字资料的不足,有助于研究的深入和具体.岳珑从六个方面阐述了妇女口述史的功用:1.口述史使历史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广泛性,将历史记载从英雄推及普通人,将历史的解释权从男子推及妇女.2.口述史为当事人谈及历史事件的发生经过,并包容当事人的心理感受,使历史事件更具真实性.3.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以往档案欠缺太多,口述资料的补充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4.通过被访者的回忆和感受来反映历史,使历史更为立体和生动.5.客观反映口述材料,为读史者提供判断空间,使口述历史具有开放性.6.获取第一手口述资料的工作甚为艰苦,口述史研究为访谈者提供着极好的锻炼机会.与会者普遍认为,妇女口述史的贡献主要有两条:妇女近乎无史,将妇女载入史册即是其价值体现;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识.　　(二)口述史与一般口述资料的区别李小江编撰的《"20世纪妇女口述史"操作手册》对此做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解释.1.口述史与自述的区别:(1)口述史的访谈因有"他人"参与,可以打破个人封闭的思维空间和话语空间;(2)研究者的访谈提问可以帮助被采访人追踪和挖掘已经淡忘或丢失的记忆;(3)访谈和对话可以增加"反省"的角度.2.口述史与新闻采访的区别:其操作方式相同,但是新闻采访的特点是:(1)是即时的,没有预设前提,没有研究"史"的目的;(2)不必文献资料的鉴别和补充;(3)要求即时观感和事实,没有"记忆"参与.3.口述史与纪实文学的区别:纪实文学的特点是:(1)不必核实口述人所说是否是"真";(2)允许当事人和编者合理想象和虚构;(3)可以与"时代背景"相对分离;(4)访问对象可以"个性化",而不必是"典型".4.口述史与人类学口述材料的区别:与口述史不同,人类学口述材料可以是片面的,局部的,零碎的,自在的,重在"自圆其说",不一定要求与外部社会或"历史"发生关系,它特别要求"原始"资料的真实性,尽可能避免"他质"因素的介入.5.口述史与社会学口述方法之间的区别:研究目的制约着研究的方法和手段.社会学访谈不怕材料重复,重复(量的积累)即为它的目的之一;口述史则不同,其材料避免量的重复,它所使用的材料必须在时间段上完成从一个质到另一个质的跳跃,以此展示出历史的演进过程. 　　(三)口述资料的真实性长久以来,人们对口述史的真实程度多持怀疑态度,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口述资料的原始,质朴,难免不够严谨;时间的推移和口述人记忆的偏差也可能使口述资料与事实相出入.但口述资料为历史当事人对所见所闻所感的亲口叙述,与史学家记载的历史相比,无疑更具体,更生动.对于口述资料的真实性,王国红认为,从史学角度来说,真实表现为客观真实和主观真实两个方面.史学家有必要鉴别史料是否客观真实,若口述资料与客观事实相左,就必须分析口述人为什么会提供错误资料.一般来讲,可能性有三:口述者的记忆偏差;口述者有意作伪;口述人主观认为是历史事实.王国红强调,即使口述人提供的主观资料在客观上并非真实,这一现象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历史的影响,值得分析研究.与会者一致强调,对口述资料的真实性应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严肃,认真地加以鉴别.　　(四)口述研究中的语言特殊性语言是社会交流的工具,而语言又带有强烈的社会色彩.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社会人群,其语言范畴会出现极大差异,某一语言范畴中反映历史事实的词汇很难用另一语言范畴的词汇去完全替代或准确地解释.在地域性课题研究中,对陕甘宁边区和江西苏区妇女的研究,对卖淫女及自梳女研究,语言特殊性都是重要的问题.对此,与会者提出两个建议和意见,一是采访者应尽快地接受并融入被访人的语言体系,以表现采访人的诚恳和对被访者的尊重,尽可能地与被访者达到心灵的沟通.二是保持语言的特殊性,在采访中或整理口述资料时,不可随意删除或更换语言,只需从旁作读音和意义注释.语言的特殊性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以致汉族口述史工作者对少数民族妇女的研究很难深入.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着力培养少数民族口述史工作者成为"20世纪妇女口述史"项目的一项重要任务. 　　(五)妇女口述史资料使用权妇女口述史研究是在征得主述人同意并积极配合下得以完成的.对主述人口述资料的记录,录音和拍摄,皆以主述人同意为前提.当口述资料的录音和文字整理完成以后,被访人要通过书面方式或录音方式,对口述史资料的使用表示意见,即,同意收藏,引用或发表与否.如何对待和处理口述人不愿意公开的历史事实和个人隐私 张晓的经验可供借鉴:1.将不愿公开的口述资料保存起来,以备将来之用;2.在征得主述人同意的情况下,更换人名或地点(须加注释),保持基本史实不变.在口述资料的使用上,充分尊重主述人意见,访谈者不得擅自使用,更不得同意他人随意使用,这是口述史工作者的基本职业道德.　　(六)被访者的非工具性在口述采访过程中,采访人与被访者之间产生"互动",这一互动关系对被访者往往产生重大影响.访谈的过程实质上成为主述人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顾和反思.这一反思往往使那些历经磨难的口述者产生激烈的情感动荡.一些访谈可能给接受访谈的妇女带来精神痛苦.项目组成员认为,被访谈者绝不是"被利用"的工具,口述资料的获得并不表明访谈任务已经完成以及与被访者的关系到此为止,应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被访谈者医治心灵的创伤.妇女口述史工作者对待被访人的职业态度,得到了中外与会者的首肯和赞扬.　　(七)在访谈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在国内外口述史学家充分交流的基础上,李小江专门针对妇女的访谈中一些属于细节但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发表了她的意见.1.交谈时,要求女性与女性做"一对一"的访谈,尽可能避免男性或家人介入,以保证被访人在"无人代言"和"无人监听"的环境中畅所欲言.2.注意两种相关的叙事偏差,一是按宏大叙事和社会价值评判,而认为自己一生平淡,"无话可说";一是由于"历史感"的淡漠,过多叙述个人经历,与社会大背景脱节.3.事先充分准备,访谈时需在历史细节上多做文章.4.避免套话或意识形态性语言,同时避免访谈成为被访人的"感情宣泄"过程. 　　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