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降薪冲击五大行：“你降了吗”成高管间最关注话题|农行|民生银行_凤凰财经
央企降薪冲击五大行：“你降了吗”成高管间最关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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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按照年报中的高管薪酬数据，如果削减后年薪不能超过60万元的规定属实，五大行高管的年薪基本都难逃“腰斩”的命运。
如果削减后年薪不能超过60万元的规定属实，五大行高管的年薪基本都难逃&腰斩&的命运。 央企高管降薪风声渐起，作为业里最&高大上&的国有五大行（、、、、）或将最先受到冲击。 &你降了吗？&某国有大行中层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是银行同业高管间私下最为关注的话题。最近一段时间，降薪传言带来的紧张情绪已经在行内高管和中层间迅速蔓延。 &金融业央企高管降薪最先受到波及的可能就是五大行了，现在人心惶惶，大家都在私下讨论。&该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尽管目前他们还没有收到任何文件通知，不过同为五大行的另外一家已经传出了降薪方案。 五大行领&降&？ 前日，在农行的半年业绩发布会上，行长张云就公开表示，目前中央确实在对包括金融企业在内的央企降薪一事进行研究，&农行会坚决拥护、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个决定&。 昨日有消息传出，建行总行或将推行减薪方案，行领导减半，部门老总减三成，处长减两成，员工减一成。不过，昨日本报记者并未联系到建行确认此事。 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中央管理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下称《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完善制度、调整结构、加强监管、调节水平、规范待遇&五方面内容。 有媒体称，该方案一个主要建议是，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年薪不能超过60万元。 本报统计发现，2013年上市金融企业高管人均薪酬为122.51万元（已剔除未在上市公司内领取报酬的高管），这一人均薪酬水平继续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 而具体看银行业，2013年，16家上市银行高管年度薪酬总计4.8亿元。其中，2013年五大行总体年度薪酬8798万元，五大行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为1989.45万元。 根据相关规定，商业银行主要负责人绩效薪酬不得超过其基本薪酬的3倍，且高管绩效薪酬的40％以上应采取延期支付的方式，期限不少于3年。&所以银行年报中的银行高管薪酬，并非真实的薪酬水平，是打了折扣的。&一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仅按照年报中的高管薪酬数据，如果削减后年薪不能超过60万元的规定属实，五大行高管的年薪基本都难逃&腰斩&的命运。 以农行为例，根据农行2013年年报，董事长蒋超良2013年税前薪酬合计113.36万元，副董事长、行长张云税前薪酬105.91万元，副行长郭浩达税前薪酬92.96万元，副行长楼文龙税前薪酬92.96万元。 据上述股份制银行人士介绍，央企高管的薪酬包括基薪、绩效薪金、中长期激励三个部分，具体的影响还要看如何降。银行高管薪酬中绩效薪酬占的比例较大，如果&降薪&仅降低基本薪酬，对五大行高管影响应该不大，如果包含绩效薪酬的话，确实影响会比较大。 实际上近年来银行高管薪酬就已出现缩水。2013年，五大行前三名高管薪酬就较2012年下降920.75万元，除了建行略升之外，中行、工行、农行前三名高管薪酬总额下降均超过200万元。 大行喊冤 公开资料显示，广义的央企包括三大类：一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如军工、电信、石油；二是由国务院其他部门或群众团体管理的企业，包括烟草、黄金、铁路客货运、港口、机场、广播、电视、文化、出版等行业；三是由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管理的国有中央企业，属于金融行业，如国有五大银行及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以此分类来看，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等均不受降薪的影响。 对于降薪的问题，昨日也回复《第一财经日报》称，此次央企高管降薪主要针对央企，中信银行是股份制银行，不直接归国资委管，所以并没有见到相关文件。 然而也有多位股份制银行人士对此表示担忧，国有企业可能均会受到相关政策的波及，&虽然现在还没有接到相关降薪文件，不过明年的薪酬有可能还是会受到影响&。 某国有大行中层人士告诉记者，在银行业里，国有大行高管的薪酬并不算高，事实上，由于受到严格的薪酬考核及股东分红等因素影响，大行高管薪酬相比股份行甚至城商行普遍偏低。 面对可能降临的降薪潮，五大行人士频频喊冤不无道理。 根据上市银行2013年年报，以7539.54万元的年度薪酬总额居行业首位，其次是和，分别为6543万元、4146.8万元，居行业第二、第三，而五大行的高管年度薪酬总额排名普遍靠后。 而《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整理了2013年前10位上市银行高管薪酬排行，基本被平安银行和民生银行包揽，五大行高管仅一位进榜。其中，平安银行新任行长邵平更是以833.26万元的薪酬夺魁。平安银行四位副行长孙先朗、赵继臣、蔡丽凤、胡跃飞则包揽了第二至五名。 另外，民生银行的前董事长董文标、行长洪崎、副董事长梁玉堂，分别以530.63万元、500.63万元及462.95万元，排在七八九位。排在第十位的平安银行副行长叶望春，薪酬总额444.44万元。 五大行中唯一上榜的高管并非五大行的行长、董事长，而是中国银行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他是中行2007年4月通过全球招聘引进的人才，2013年以574.04万元位居上市银行高管薪酬榜第六位。 限薪不会一刀切 &现在人心惶惶，如果真的降薪可能会导致大行不少人才流失。&上述国有大行中层人士认为，本来相对于股份行、城商行，国有大行的高管受到的制约就更多一些，如果进一步降薪，大行对他们的吸引力就更弱了。 另一个国有大行总行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其所在行降薪范围包括总行高层以及分行行长，分行副行长是否会被降薪尚不清楚。不过，已经有不少管理层的同事在讨论下一步的打算，股份行、外资行都可能是下一个去处。 一位参与新一轮央企薪酬改革方案设计的人士曾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限薪并不会一刀切。对部分央企负责人限薪只是此次央企薪酬改革方案的一小部分内容，限薪的对象主要是国有公益、垄断以及行政任命类的央企负责人，对于竞争性行业的央企职业经理人仍然要随行就市，实行市场化的薪酬。 某国有大行战略研究部人士表示，一直以来银行高管薪酬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此次调整是为了让薪酬水平更合理化。银行高管薪酬是市场参与主体的重要方面，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现在银行高管具有政府主体和市场参与者双重身份，既有官员红利又享受国企高薪。为此，在银行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明确市场主体身份。股权激励就是一种市场化方式，能对高管实行有效激励。&该人士称。 但他也表示，仅通过行政手段降低国有银行高管收入，会造成其收入与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等金融机构的悬殊，可能会引发人才的流动，所以未来应全面深化改革，各方市场主体都属于改革的部分，对国有银行高管身份明确界定关系。 （本报记者张菲菲、李德尚玉、杜卿卿、杨柳晗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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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降薪 “好事”难做？
　　邀 请 嘉 宾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 苏海南
　　管理咨询合伙人、高管薪酬研究中心主任 吴胜涛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包明华
　　　背景
　　　受经济大环境影响，国内多家央企2012年利润有所下滑，尤其是航运、钢铁企业亏损严重。在这种环境下，央企高管高薪酬问题似乎更易引人关注。
　　　近日，国务院副主任在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工作会议上讲话时透露，为落实保增长责任，中船集团主要负责人带头降薪30%，领导降薪幅度大于中层干部，干部降薪幅度大于一般员工。央企负责人带头降薪，为央企开源节流、降本增效开了个好头。
　　　然而，中船集团集体降薪之后，并非掌声一片，反而涌现诸多质疑，直指“面子工程”、“作秀”。应该如何理性看待央企高管降薪？如何走出“做好事挨骂”的困境？《国企》杂志邀请相关专家一起探讨。
　　高管降薪态度可嘉
　　《国企》：中船高管降薪引来诸多质疑，对此您如何看待？
　　吴胜涛：总体来说，高管降薪具有正面意义。之前央企业绩不佳，高管却涨薪，饱受市场批评。这次业绩不好高管降薪，受到国资委表扬，总体看是一个积极的做法。但是，此次降薪还有几个不足之处。
　　第一，从操作的角度来看，中船集团利润下滑，薪酬与业绩挂钩，薪酬下降本属应当。高管主动降薪，却不是内在机制使然，说明其薪酬与业绩并没有直接挂钩的机制，具有一定主观意识和行政色彩。可以说这次降薪更多的是一种主动的积极姿态。
　　第二，从薪酬结构来看，并没有说清到底是降固定薪酬或者绩效薪酬，还是降奖金或者福利。如果降低固定工资30%，就不是很合适，尤其要求中层干部和员工都降。企业亏损主要责任承担者是出资人和经营管理层，而非普通员工。业绩不佳，减少当年奖金是比较市场化的做法，国外高管放弃奖金更加普遍。
　　第三，此次降薪很多信息并不透明。在降薪之余，是否有一揽子措施，比如降低行政经费、三公消费等？这些措施的降本效果可能会胜于降薪，而且把这些信息都公之于众，才能取信于民，减少质疑。
　　：这是好事。政策规定，国企高管薪酬水平应随企业效益完成的好差及其个人履行职责情况上下浮动。国企高管的绩效年薪是与企业效益相挂钩的，根据完成情况分设几个档次，比如全面完成绩效指标得满分可拿相当于三份基本年薪的绩效年薪，没有完成按相关分数分别只能拿2倍、1.5倍、1倍、0等几个档次的绩效年薪。按此方法计算，在未完成年度绩效指标情况下降30%是很可能的。企业高管根据企业效益下降相应降薪是一种机制，经营不善，国企高管应当承担责任，而且他们大都是党员，应率先垂范。但是，的担心是，有政策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到位，这在历史上也确实发生过。
　　包明华：船舶行业和钢铁行业一样处于寒冬期，全行业利润下滑，作为企业主管领导带头降薪表示与企业共渡难关的决心，值得称赞。但是作为主管领导，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有所作为把企业从亏损中拉出来，而不是仅仅降薪。同时，领导降薪不能强制普通员工也降薪，这需要严格按照制度来执行。而且，对于一些亏损的央企，也不能强制要求高管降薪。每个企业情况不同，只要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来执行就没有问题。
　　《国企》：有评论质疑高管降薪30%太低，那么30%的降薪幅度是否合理？
　　苏海南：不能片面根据下降幅度来判断是否合理。我们的目的不是把企业高管的薪酬全扣光，而是要健全并执行这种企业高管薪酬随企业经济效益好差上下浮动的机制。首先我们要根据高管付出的劳动和创造的价值来评定。同时，我们也要考虑企业经营利润下滑的具体原因来综合考虑薪酬下降幅度。如果全是客观原因，且利润下降幅度比较小，为顺应形势薪酬可微降，不可大降，以免影响高管积极性。如果是个人决策原因，下调幅度就要加大，以使高管承担相应的责任。2009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已经把如何计算的办法规定清楚了，根据规定计算该降多少就降多少。
　　吴胜涛：这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规定，通过分清楚经营责任，按照完成经营目标的比例、亏损的程度等综合配比来确定降多少。但是降薪30%究竟合不合适大众也不清楚，企业并未向外界传达信息，只会给人随意的感觉，平添很多质疑。跨国公司中，如果有高管出现重大的经营决策问题，导致公司损失，直接免职也是常见的。如果有完善的制度，其他一些亏损国企也会根据经营状况适时调节薪酬，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大众对高管薪酬的一系列质疑。
　　包明华：降薪30%是本来按制度应该降的呢，还是说在此之外又自愿降的呢？如果后者我们更表示欢迎。说降多少合适，不是随口说的，更不是靠领导自愿来决定。国企是全民的，国家代表人民管理，委托高管经营，不是他们自己的私人企业。因此必须有严密的制度来规范，随着制度规定浮动自己的薪酬，降多少按制度规定执行，而且同时保证央企领导不会这边降薪，那边通过其他方式暗地里涨薪。同时，大众也不要以过多的伦理道德要求企业。主动降薪固然值得称赞，但只要在、法规的框架下合法运行，哪怕不降薪也不要有情绪化的指责。
　　《国企》：本是件好事，却备受质疑，这是为什么？
　　吴胜涛：有两个原因。
　　首先，央企的负面事件和新闻比较多，大众对央企的信赖度不高。比如业绩降薪酬不降、天价吊灯、天价(,)等事情让大众愤愤不平，部分央企高管的高薪酬、职务消费、灰色收入和福利等等，让大众以为央企高管工资只是其经济收入的一小部分。所以，限制职务消费，将福利、津贴等收入纳入监管是当务之急。
　　其次，媒体的报道引导大众对国企的认知比较不冷静。凡事要一分为二看待，并非所有国企都那么负面。国企应该多些正面的宣传，多些对媒体质疑的回应。
　　苏海南：首先，从大环境来说，社会上信任度普遍比较差，不仅对国企，大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偏低。其次，有些国企在管理某些方面做得不好令人诟病，使人们对国企批评为主，难免大众会对国企做好事都质疑。面对质疑，一方面国企应该好好反思，继续深化国企的各项改革，在各方面带头做好事；另一方面媒体也要正面引导，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消除误解，让人们逐步相信国企做的好事。
　　包明华：国企是全民资产，任何问题受到关注都是正常的。加上国企高管高工资也是大众一直所诟病的问题，高管降薪引起质疑实属必然。对于外界质疑，作为国企应该主动接受外界监督，将具体政策和薪酬信息主动披露，增加透明度，加强与外界的沟通。
　　制度建设仍需努力
　　 《国企》：国资委一直以来都有与经营业绩相关联的薪酬制度。但是事实上很多企业亏损时，并未见企业高管薪酬下调，因此，此次中船集团高管降薪才会引发众多争议。您觉得目前国企高管薪酬与业绩关联性弱的原因有哪些？
　　吴胜涛：国资委虽然规定央企高管有基本薪酬和绩效薪酬，绩效薪酬与业绩挂钩，还会延期发放等，但是真正执行的效果不好。比如从五大国有银行去年披露的高管薪酬数据来看，大概都在160万-190万元。他们无论是规模还是营利水平都相差很大，职务高低也有区别，但是高管薪酬差距很小。
　　关联性机制不能有效建立起来主要有五个原因。第一，高管任免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比如很多央企高管是由组织部任命的，他们的工资由国资委核定一个数字。金融央企高管任命的管理权在。这些高管都不是由公司董事会根据业绩来制定薪酬，而是由上级行政主管单位确定的。另外央企领导不管经营好坏，可以企业间轮换，甚至可以去政府流动。这样也会导致高管对本企业业绩关注度下降，薪酬也不积极与本单位业绩挂钩。第二，存在很多不可控因素。比如央企履行了很多政府职能和社会责任，有些企业甚至亏损也要保证供应，他们在一定意义上并不是为了盈利而存在。如果单纯与业绩挂钩，也会影响他们的管理积极性。第三，比较市场化的央企中，虽然有一些发展非常好，但是也存在一些国企对市场变化不如民企、外企更敏感，因而会受环境影响更大，与业绩挂钩的积极性也不大。第四，很多央企董事会治理并不完善，薪酬委员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大多数薪酬委员会的董事和独立董事，都不是高管薪酬研究方面的专家。第五，为保留人才，保证企业竞争力，再加上通货膨胀，经济环境不好等不利因素，最后业绩下降可能并未降薪，甚至可能会涨，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苏海南：国资委成立以来，建立了制度相对规范的薪酬调控机制，企业负责人实行以业绩为导向的薪酬制度。国企高管薪酬是年薪制，分为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基本年薪根据国有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结合企业经济规模和收入状况等因素综合确定。绩效薪金与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挂钩，最高相当于基本年薪的三倍，如果完成不好，再加上一些否定指标，绩效年薪可能为零。
　　高管薪酬与业绩关联性弱主要是贯彻执行不到位。首先，有些监管者和部分国企高管规范薪酬管理的理念比较薄弱，直接影响机制的贯彻执行。其次，国企经营状况的好坏确实存在主观和客观原因，而且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有时候确实不能清晰区分。比如经济低迷，船运市场萎靡，影响中船集团效益，甚至有些行业全行业亏损，这时候不能将责任全归结于高管层。当然，就算企业亏损全部由客观原因造成，也不能全由国家买单。高管层应该与企业共渡难关，工资奖金也应该一定程度下调。
　　包明华：首先，关联性差恰恰说明了这个企业薪酬的约束和激励管理机制存在问题。其次，可能企业存在违规行为，没有按照制度做，或者考核不准确。有些国企确实仍存在自定薪酬的状况。
　　《国企》：如何建立与业绩关联性强的央企高管薪酬制度？如何贯彻落实？
　　苏海南：首先，门、国资委要继续大力宣传高管薪酬与业绩挂钩的理念，高中层干部包括员工也要逐步形成这样的认识。其次，对已有的制度要加大贯彻执行力度。最后，现有制度中不完善的方面要继续完善。比如主客观原因的量化和考核，具体应该怎样界定降多少幅度最合理，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吴胜涛：国资委不可能给每个企业设置如何与企业经营绩效挂钩的具体机制，所以每个央企董事会要去推进。这就需要国资委在顶层设计上给予更多的规范，同时加强考核和监督，一旦发现违规就要严肃处理。事实上，央企高管薪酬可以实行分类管理。根据央企业务性质可分为独家垄断、寡头垄断竞争、相对市场化企业三类。第一类企业兼顾更多的社会责任，高管薪酬比照政府、事业单位；第二类企业应该设置比较高的固定薪酬，经营好的话给予额外的奖励，也就是浮动的绩效薪酬；第三类企业参照使用市场化的薪酬。分类管理后，国资委对央企薪酬的管控才能更有针对性，也能避免对央企高管薪酬的非议。
　　包明华：建立完善科学的薪酬管理体系是解决与业绩关联性问题的当务之急。
　　首先，大型央企中有一部分处于垄断行业，企业管理者的薪资不一定全部来自劳动贡献，有一部分来自资源垄断。因此，企业高管的高绩效薪酬是非常不合理的，需要进一步研究明确利润来源，以确定高管绩效薪酬。
　　其次，薪酬管理机制中要引入相对标杆法，要与同类企业相比，形成企业家管理好企业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强制力。如果这个企业的亏损不是由经营管理者失误或者能力不足造成，像钢铁、航运企业等全行业亏损，就不能全部归咎于央企高管。相反，如果与同类企业相比是最好的，或者其他企业亏损而自己没有亏损，就应该受到奖励。
　　　最后，引入股权激励。绩效薪酬在整个薪酬体系中比例越大，激励效果越好，所以实践中可以鼓励管理层持有公司股权。股权激励的成本是由市场支付，又能充分激发管理层，并不是坏事。像联想鼓励管理层收购，所有权和管理权合而为一，减少了委托代理成本，激励效果最大化。但是国资委实施股权激励比较谨慎和缓慢。虽然当年MBO（管理层收购）过程中造成国资流失，但那是因为操作不规范，而非MBO本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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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斑竹：
“央企高管降薪”，是好事还是坏事？
11:09 发表
连日以来，中央连续发动多个政策，央企高管降薪似乎已成定局。央企高管薪酬过高，这是民众一直以来的普遍印象。如几大国有银行中，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2013年年薪是199.56万元；交通银行董事长牛锡明年薪179.22万元；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年薪135.82万元；农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年薪113.36万元；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年薪112.9万元。且不说个人其他方面收入，单从明面上一两百万的工资，对于这种规模的央企一把手，算高吗？
对于普遍基层民众而言，央企是全民所有制，特别是几大银行，都是国有垄断行业，“躺着”就能数钱，就算是一把手，凭什么赚的比普通员工高出这么多？高层与基层收入的悬殊，是引发人们不满，认为央企高管应当降薪的主要原因。在各种新闻媒体的报道当中，“高管干一天，柜员干仨月”，“高管薪酬超基层员工几十上百倍”的说法层出不穷，这也引起了广大民众深深的不满。
从广义上来讲，央企高管坐拥高薪，对整个社会都造成了不良影响。因为这些高管会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反正又不是靠能力提拔的，而是官做得好才当上央企高管，从而坐拥高薪。许多央企或者国企高管根本就是政府官员卸任后去养老捞钱的，如据中央第四巡视组通报，吉林省有多位副省级领导干部违规担任金融机构董事长，其中受贿1919万元已被判无期徒刑的吉林省原副省长田学仁，退休后便选择任吉林银行董事长“发挥余热”。青海银行、浙商银行、齐鲁银行等一批地方国资持股银行高管，也调任自政府官员，部分官员“跨业”前并无企业经营经历。而且，这些高管不管把企业经营得怎样，还往往旱涝保收。例如，成都银行年报显示，其行长、副行长等管理层平均薪酬多年上百万元，水平频频赶超五大行。然而，2012年其净利润增速从48%缩水至5.74%，同比放缓近九成，成为业绩最差的排队上市银行。某银行上海分行去年因坏账核销，利润从50亿元骤降至2亿元，降幅超过九成，高管薪酬却未受影响。这样一种现象，就给民众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样的印象甚至会伤害到社会风气。
要解决央企高管的薪酬难题，我想还是要结合实际，从合理的角度出发，让薪酬回归市场，毕竟市场定价是最为科学的手段。我相信，央企高管降薪，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一环，理论上当然是为人民考虑，缩小贫富差距的好事，但如果只为了降薪而降薪，那么好事也可能成为坏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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