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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微省农业补贴什么时候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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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中国渔民生存状态调查——————————▲640《深度中国》中国新闻周刊2012
　　导语：[]近日，中国渔民站在了舆论浪尖。先是50多名渔民联合举报“新中国最大的海霸案”，接着又发生中国渔船在俄罗斯被扣押的新闻。两个事件背后，让我们关注起“渔民”这个古老的行业正在面临着的新风险：对内有资源枯竭、“海霸”等问题缠绕，在外还面临着被抓、被炮击的危险。浪尖上的渔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1·他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两年前的“造假骗赔事件”。为了取证，张大洲连续一周每天去找参与这件事的渔民，渔民们最初劝张大洲，“王军华后台很硬告不倒的”，“犯不上搭上性命”，但最终都耐不住张大洲的软磨硬泡便答应了他。“主要还是因为弟弟的死，我们这些老乡每天混在一起，都成了真兄弟。”张大洲说。... [
]“海霸”落网后，珠海南水高栏港的渔民终于回到平静的打渔生活中。摄影/王荣原题：渔夫的抗争被“海霸”王军华欺行霸市，珠海小镇南水的渔民们经历了黑暗的十年，但50多名渔民联合起来，进行了一场“蜉蝣撼树”的抗争，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取得了成功，有报道称，这是1949年以来破获金额最大的“海霸”案本刊记者/王臣 (发自广东珠海)（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在张大洲的印象中，这是南水镇——位于珠海市西南部的海边小镇——近十年来最热闹的端午节，鞭炮声响彻整个高栏港大浪湾码头;镇的另一头，林新兴和其他养殖户，也在享受这个期盼已久的舒心时刻。6月13日，珠海警方向媒体发布一则通报称，在相关部门的配合下，警方成功将以王军华兄弟为首、藏身于高栏港的犯罪团伙摧毁，破获一起长期欺压过往渔船、养殖户、非法盗沙的特大欺行霸市案。30名涉黑人员落网，多名官员接受调查，两人被逮捕，警方还查扣涉案赃款5000多万元，查封王军华的涉案房产多处、车辆多台，涉案总值上亿元。有媒体称，这是1949年以来破获金额最大的“海霸”案。这起特大“海霸”案的核心举报人正是张大洲和林新兴。一个是在南水镇打工近20年的渔民，一个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养殖户。半年前，他们只是见面会打个招呼的同村人，并无更多接触，但从今年年初开始，张大洲和林新兴一起，先后收集了57名举报人的材料，数次到珠海市、广东省、中央相关部门实名举报王军华，最终导致王军华团伙落网。渔民打捞上来的沙白。摄影/王臣“拥有海域面积最大的中国公司”南水属珠海市管辖，离珠海市区有两三小时的车程，依托着南水、高栏半岛和十余个岛屿，全镇5万余人口，世世代代靠海为生。今年43岁的张大洲是半个“南水人”。19年前，他带着全家从老家广西柳州来到这里，花1万多块钱买了条木船，打捞高栏港海域的沙白(一种贝类)再卖到市场去，赶上运气好，一天几百斤沙白，能有两三百元的收入，“比在老家种田收益好得多”。在高栏港大浪湾码头，像张大洲一样的有100多位广西老乡，涨潮出海，落潮回港，海滩上的一排木屋，就是他们的家，“老乡”在这里成了“手足”。自由自在、自给自足的打渔生活没过多久。2003年，张大洲和渔民们经常捕捞沙白的这片海被一个叫王军华的湖北商人承包了。那一年，珠海市金湾区农业部门在高栏港区域招商引资，王军华的军安集团公司通过公开招投标，以每年50万元的租金拿下高栏港区76平方公里的海域，从此自诩为“拥有海域面积最大的中国公司”。张大洲和老乡们捕捞沙白的海域也在其中。军安公司承包这片海域后规定，凡在此从事捕捞的渔船，每条要交2000元押金;在这里捞到的沙白，只能卖给公司，但公司的收购价还不到市场价的四分之一，并且，渔民只能按照公司规定的时间捕捞作业。有人不满，几次找到军安公司要求协商，但都被“这是公司规定”“你们要服从公司管理”几句话打发了;曾有一次，渔民们决定集体抗议，要求抬高沙白收购价，非但没得到谈判的机会，反而被军安公司以“不服从安排”为由，收购渔民们捕捞的沙白时每条船扣掉1000元;渔民们也想过以不出海为条件跟公司谈判，但他们耗不起，这是他们唯一的谋生手段，而在整个高栏港，只有这一片海域的沙白最优质，久而久之，渔民们也就被迫接受了这样的“公司管理”。举报人之一林新兴。摄影/王臣“他好像可以只手通天”这个欺压在渔民身上的大山，给张大洲的第一印象却是“亲切”“爱笑”。2003年，张大洲第一次见到王军华，是在军安公司总部——珠海市区的一幢写字楼里。张大洲对他印象并不差，“四五十岁、胖乎乎、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那天，带渔民们去公司的是王军华的一个手下赵春来，他不断告诉渔民，“我们领导认识很多人，没什么事儿是搞不定的。”公司里的“管理层”也总把王军华的背景挂在嘴边，“部队出身，是做过大官的”。或许由于这个原因，高栏港区的“生产基地”也实行“军事化管理”：门口挂着“闲人免进”的标识，公司“中高层”都身着迷彩服。王军华的弟弟王森每周到“基地”来开会，主要内容就是讲述公司的背景，“王军华和政府领导很熟……”“在公安局、检察院也有很多朋友……”“接受了很多媒体采访……”“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没见过世面，真的相信王军华是部队里的大官来的。”张大洲说。在他们看来，这个高高在上，一年只能见上一两次的董事长，“好像可以只手通天，出什么事都能解决”。那时，王军华在珠海也小有名气，2010年12月，王军华以中国时代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当上珠海市湖北商会的会长。在广东省湖北商会网站上，王军华的身份信息为：工商管理硕士，武汉大学特聘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广东省社会组织总会常务副会长，深圳市企业联合会功勋会长、深圳市企业家协会功勋会长，广东楚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时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澜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等。案发之后，珠海警方确认，王军华曾经当过兵，但绝不是传言中“做过大官的”。“谁敢说出去就放火烧掉他的船”为军安公司干了3年，张大洲没赚到钱，算上成本的话还亏了不少，他决定辞职。好在他还有门手艺，在港口附近开了家修船店，之前抵押在军安公司的2000元钱，协商了几次都没要回来，他就放弃了，“一是觉得公司不会给，二是也想赶紧把店开起来，修船的收益可是捕捞的好几倍”。其他老乡就没有张大洲这么好运气。如果想改行，改装渔船就有一大笔花销;如果离开海边，十几年来，他们只会捕捞沙白;更何况，换个地方就会好吗?在王军华的军安公司承包这里之前，也曾有其他承包商人打压渔民的事情发生，于是，多数人用“再怎么差也比去工厂打工好”来安慰自己。但渐渐地，军安公司不只满足于低价收购沙白的利润，他们做“生意”的手段渐渐多样化了。比如，从1998年就一直在当地做饲料运输生意的黄华，自从王军华承包海域之后，每次出海每包饲料要交5元钱“保护费”。一条船平均一天要拖500包饲料，黄华有四条船，一天就要交1万元。5年时间，黄华交了500万元保护费。2004年时，黄华有几名新工人不知道王军华的规矩，经过王军华承包的海域时，没停下来让军安公司的人上船核算饲料的包数收费，军安公司十几个壮汉驾着快艇一路急追，硬闯上船大扇工人们耳光，黄华上前说和，也被打翻在地。长期经营运沙船的曹毅一直在南水水域从事建材生意，军安公司来了以后，他便要额外上交“资源费”“过路费”和“搁浅费”，不交，军安公司就打人扣船，他算了算账，十年来，他已经被强征2124万元。受害者还有运沙船船主姚伟。起初他不交，军安公司就派几十个人围攻，大打出手不说，还扬言有更厉害的手段，不得已，姚伟只好屈服，几年间共交了1700多万元。老板有背景，员工有手段，军安公司很快成为这一带海域的霸主。虽然在2002年军安公司与金湾区海洋渔业局签订的《金湾区南水浅海滩涂生态环境保护贝类增养殖投资开发合同》中，这片海域的承包目的是“从事以适应该海域自然条件的沙白、白蚬、翡翠贻贝三个贝类品种的养殖”，但多位渔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军安公司10年间没有养殖过任何海鲜产品。时间一久，是否在承包海域通过也不重要了，只要被军安公司的人看到，就要交钱。一次，军安公司十几个人乘快艇冲上台山渔民张瑞的渔船，硬说他的船侵占了军安公司养殖场，把船拖走了。张瑞交了6万元才赎回自己的船。这些被张大洲看在眼里，也被另外一个村民林新兴记了下来。林新兴是本地人，初中没读完就开始收购海鲜出去卖，到2003年，他已经开了自己的养殖厂养殖生蚝。那也是林新兴开始和王军华打交道的时间。养殖厂所在地也在王军华承包的海域内，林新兴便一直向王军华租用海域。林新兴对王军华的最初印象与张大洲一样，是个笑容可掬的生意人，但除了交纳租金外，林新兴和王军华没什么别的交集。2007年，由于高栏港区建设需要，林新兴租用的海域滩涂被征用，林新兴和其他15名养殖户都面临搬迁，按照补偿原则，谁养殖谁受益，但总计160多万元的补偿款，包括林新兴在内，养殖户们一分也没拿到。林新兴不满，去当地政府举报王军华“欺行霸市”，没有结果;他想劝说镇上受欺压的渔民一起举报，别人都不敢。“他可是有背景的。”渔民都这么对他说。林新兴没放弃，所有的证据收集都秘密进行。他每天到港口跟“鱼栏”——为海鲜买卖双方介绍交易的中间商——打听军安公司又欺负哪位渔民了，之后默默等待机会。2010年4月的一天，高栏港渔民李家祖和刘一水吃完午饭，开始把军安公司从渔民手里收购来的沙白搬上船，每条船装了500多斤，一共装了5条船。正准备运出去时，军安公司经理彭立新走过来，要求他们把船开到杧尾(高栏附近一片海域)，把沙白放在拖船拖斗里，再把拖斗放到海里，等着公司来人“有事儿”。他还警告他们，不许告诉任何人，“谁说出去就烧掉他的船”。李家祖和刘一水心里虽然纳闷儿，还是照办了。下午两点时，彭立新和王军华弟弟王森开着快艇赶到，快艇上还有另外四个人，彭立新和王森说，这四位是某评估单位的评估人员。彭立新要求李家祖把拖斗拖上来，沙白于是又被满满地装进了船舱，那四个评估人员便拿出照相机，不停地拍照，在警告渔民们“绝对不许说出去”之后，快艇又载着评估员们离开了。这天晚上，刘一水去张大洲店里吃饭，就把心里的疑惑和张大洲说了：这一带的人都知道，杧尾海水太浅，海底全是烂泥和礁石，从不长沙白，军安公司这么做是为什么呢?讨论了半天，张大洲恍然大悟：“王军华是在造假骗国家补偿款!”渔民们早就听说，高栏港围海造地工程已启动，许多海域即将被征用，确定为养殖区域的海域将获得更高补偿。几年后，珠海警方也证实了这一点：“军安公司在政府征用其承包海域时，通过串通评估人员，贿赂政府工作人员，采取对根本不存在养殖沙白或只有少量养殖沙白的被征用海域临时大量倾倒沙白的方式，虚高评估价格，索要赔偿款”“警方逮捕两名收受贿赂、玩忽职守导致国家重大损失的工作人员”。但那时的几位渔民尚没有勇气直接对抗王军华，毕竟，这与他们的利益没有冲突，他们也相信军安公司的警告不是说着玩儿的，他们只是气得连连摇头，“真没想到会被他利用做这种事儿。”“咱们一起举报他”最终，是张大洲弟弟张大忠的死亡改变了渔民们的想法。张大忠是军安公司雇佣的船工。日这天，风很大，还下着雨，本不适合出海，但公司依然要求出海。下午3点时，有工友发现张大忠的船一直在漂，没有任何作业的迹象，就立刻报告了经理彭立新。快艇赶过去时，发现张大忠被船机绳索缠住上身及颈部卡在转动轮下，已经昏迷，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最终死亡。第二天，张大洲和家人一起找公司商讨后续事件，公司却回答：死者跟公司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公司没有责任。这些长年生活在一起的老乡们一起来到高栏港区政府，请领导出面，要求军安公司赔偿30万元。经过几次反复，军安公司决定给予张大洲家23万元“人道主义赔偿费”，前提是，家属保证以后不再追究。这件事成了张大洲和当地渔民们心里的结，“弟弟给王军华干了8年工，公司每年几千万的收入却不顾一条人命，黑心的公司无法无天……”此事也很快在当地传开了。几个月后，林新兴敲响了张大洲的门，把自己几年间记录的有关王军华的罪行一一告诉张大洲。“你对军安公司内部了解，我来劝说那些被王军华欺压过的船主和养殖户，咱们一起举报他!”林新兴对张大洲说。想到弟弟的死，张大洲答应了。他想起的第一件事，就是两年前的“造假骗赔事件”。为了取证，张大洲连续一周每天去找参与这件事的渔民，渔民们最初劝张大洲，“王军华后台很硬告不倒的”，“犯不上搭上性命”，但最终都耐不住张大洲的软磨硬泡便答应了他。“主要还是因为弟弟的死，我们这些老乡每天混在一起，都成了真兄弟。”张大洲说。林新兴则按照自己的记录，寻找曾被欺压过的渔民、养殖户与船主，逐一求证，形成书面记录后还劝说对方签名作为证据。最终，57人签名的举报材料，厚厚一叠，装订在了一起。从2012年起，林新兴养殖厂歇业，张大洲的修船店关门，俩人共同专心举报。三个月时间里，他们去了将近十次珠海市纪检委、广东省纪检委，后来，林新兴又先后两次到北京，向中央纪检委、国家海洋局和农业部实名举报。举报和调查同时进行，由于材料翔实，给调查工作带来了很大便利，5月10日，王军华及其他涉案人员被抓捕。珠海市和广东省公安机关先后给相关举报人15万元现金奖励，林新兴和张大洲与57个渔民共同分享了这笔奖金。但大家都在高兴地算着另外一笔账：养殖户可以在海上撒更多的海鲜苗，今年的收益可能会翻番;渔民则不用再受军安公司的盘剥;运输船也不用再交数不清的“过海费”“资源费”或“搁浅费”了……小小的渔港恢复了平静。渔民们期待，这种平静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中除林新兴外的其他渔民均为化名)&& (《中国新闻周刊》572期特稿)2·在谈及如何打击矮围、电捕鱼、打螺蛳、迷魂阵“四大害业”时，张中于说主要是查哪些党员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参股承包、为渔霸当保护伞、或是直接充当渔霸。张中于说，“凡是渔霸没有一个不结交当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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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漂在洞庭湖上的渔民最多时超过一万人，这些“被忽视的群体”大多祖孙几代都生活在洞庭湖上，跟岸上的交流仅限于采购一些日常用品，“卖完鱼就回到船上。”《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周范才 | 湖南岳阳报道“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这是宋庆历四年春，政治家范仲淹笔下的洞庭胜状。一千年过去，今天的洞庭湖如同羸弱的老人。洞庭八百里，按今天的度量换算应是6000平方公里左右。1949年，洞庭湖湖泊面积尚有4350平方公里，今天已是3000平方公里不到。如今乘船行驶在洞庭湖发现，整个湖区已被区隔成了东、西、南三个洞庭湖。即便在丰水季节，彼此之间也较难连片。“在历史上，洞庭湖主要是水多了，防汛是主要矛盾。”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会长颜永盛对本刊记者表示，在三峡建成后，洞庭湖水患问题大大缓解，但“如今缺水的问题又凸显出来”。“洞庭湖就是一个病人。”曾在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担任副局长的蒋勇，与洞庭湖相伴多年。2010年，他开始出任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长沙项目办主任，希望换一个角度来继续为这个“病人”做些工作。湖南日报社岳阳记者站站长徐亚平在洞庭湖畔工作了20多年。“长江水域存在着六大危机。”他忧心忡忡地向本刊记者掰着手指，“水、鱼、鸟、江豚、渔民、渔政管理，危机重重。”渔民“水上漂”“我1972年就到洞庭湖了，现在是岳阳县麻塘镇人。”此前，渔民周介文的老家在南洞庭湖畔的湖南沅江。5月8日中午，岳阳当地渔民何大明的铁驳船载着本刊记者在洞庭湖中穿梭了近3个小时后，到了周介文的“家”---一艘比铁驳船体型略大的渔船。“这是条旧船，去年刚花了三四万买的。”周介文站在船帮上，将何大明扔过来的牵引绳弯腰绑紧。这里是洞庭湖腹地。在如今的禁渔期，周介文的“家”就这样停在洞庭湖中，很少开动。船上局促而破旧，但家用设施俱全。有厨房，烧着液化气，也有电视机，靠太阳能发电，还有厕所。在船头的一侧，周介文用几块木板隔出一块密闭的空间，底板是空的，下面就是涌动的洞庭湖水，上厕所时大小便直接排到湖水之中去。从厕所出来穿过四五平米见方的厨房，周介文的妻子蹲在船帮上正从洞庭湖中打水洗碗。“干净!”周介文看出了记者的诧异，“现在湖水可以直接喝，煮饭也没问题。”这是近年洞庭湖整治后的结果。周介文指着船头顶棚上的一只塑料(,0.84%)圆桶介绍，前两年渔民用水只能先打上来澄清，然后放入明矾沉淀消毒才可饮用，不然“脑壳发晕”。中午开饭前，周介文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住在附近湖面的孙考兵驾着一艘小木船过来了，他给周介文带了一碗酸菜。现在处于禁渔期，渔民大多无所事事，补网之余在湖中串门就成了大伙的一大消遣。何大明也曾是渔民，只不过早几年他就上岸了，在岳阳南岳坡老街开了一家名为“打渔佬”的餐厅。就在十年前，何大明还是一个没有身份的“水上漂”，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因他对洞庭湖江豚极为熟悉，2003年中央电视台曾让他上京接受采访，坐车、住宿都成问题，“市里才特批给我办了身份证。”何大明兄弟姐妹5个，他是老大。至今，他的两个弟弟都没有户口。弟弟何意如1979年出生，前些年结婚时好在媳妇是本地人，由村里开了证明才办下了结婚证。今年初，广州一朋友邀何意如过去打工，介绍说一个月3000块。“他很动心，但没有身份证，现在火车都坐不了。”何大明说。目前，仍漂在洞庭湖上的渔民最多时有一万人。徐亚平向本刊记者介绍，他们大多祖孙几代都生活在洞庭湖上，跟岸上的交流仅限于采购一些日常用品，“卖完鱼就回到船上。”岳阳县渔政局长李天怀向本刊记者介绍，政府一直在加大渔民的培训力度，包括经商、驾驶、学电脑等等，“往年是200个指标，今年要翻番。”“路牌都不认识，我开什么车、学什么电脑?学了有何用场?”打了一辈子鱼、今年53岁的孙考兵显然对政府的类似培训不感兴趣。周介文也是，他一家7个兄弟姐妹都在洞庭湖上，在岸上认识的人非常有限。他透露，一年打鱼能收入四五万左右，“在洞庭湖，我这条件算好的。”周介文在岸上也有房子，但基本上只有过年才会上岸去住，“我喜欢打鱼，喜欢住在船上。”采砂船、造纸厂和江豚GDP洞庭湖养育了周介文等人，但显然他们都不是洞庭湖真正的主人。周介文的铁驳船不过一吨，相对于动辄3500吨的运沙船来说，真不值一提。对于几十年来自己赖以生存的渔船，他熟悉每一寸甲板，但对于采砂作业的船只，那是一个他们无法触及的世界。这是洞庭湖渔民的宿命。作为新华社驻湖南的记者，石涛曾在过去十多年中持续关注洞庭湖，发表过近十万字的报道。在他眼里，东洞庭湖的渔民始终是一个“被忽视的群体”。上世纪80年代以后，洞庭湖上广袤的芦苇，养活了洞庭湖边难以数计的造纸厂。公开资料显示，2005年洞庭湖畔的造纸厂有230家。当时的洞庭湖视线可及，是各种白色泡沫、黑水、恶臭，蒋勇向本刊记者回忆。这一状况经由媒体披露后，曾引发广泛关注，中央领导还专门就此作出批示。随后，一场环保风暴迅速启动，湖南省委、省政府将岳阳、益阳、常德三地环洞庭湖区的234家造纸企业全部进行了“关、停、并、转”，洞庭湖的污染状况才得到极大改善。在这一过程中，渔民并没有什么发言权，但却是后果的承受者。据石涛介绍，即便到了90年代，洞庭湖渔民的生存状况依旧艰难。1994年，他曾写过一组报道披露洞庭湖区西湖农场的赤贫状况。一家住在早年农垦部队留下的低矮猪栏中、老少几代人睡在一张大床上、20年前被送走的“瘟神”血吸虫病又开始危害着渔民的健康，“那是触目惊心的。”石涛说。颜永盛也认为，目前洞庭湖最突出的问题依然是生态保护，其突出表现就是工业污染、农业污染、生活污染、水面和湿地缩减、物种减少、环境破坏。至于江豚，只不过是近些年才在羸弱的洞庭湖的系列状况中显得突出罢了。“江豚生存状况如何?”今年4月的一天，岳阳市委书记黄兰香特意把徐亚平约到办公室，请他介绍江豚保护的情况。黄兰香听后极为震动，还为此特意将徐亚平请到岳阳市委常委会上，为所有常委介绍江豚保护。在今年2月岳阳县的一个千人干部会上，徐亚平表达了一个独特的观点：“江豚是最好的GDP”。“渔霸没有一个不结交当官的”除了鱼，周介文等人接触最多的就是洞庭湖上的渔政干部。2000年，岳阳市将东洞庭湖委托给岳阳县统一管理。岳阳县设有渔政局，下辖4个渔政执法机构。1994年，东洞庭湖成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保护区管理局。在岳阳市，畜牧水产局下设渔政管理站。“渔民非法捕捞只要被抓到，就被渔政罚款一千、两千不等。”渔政部门将之统称为“资源费”。“洞庭湖上的渔民没有不被罚过的，”周介文说，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月被罚了两万五。罚款完后往往并不没收渔具，甚至在开湖打鱼后，渔政部门连非法捕捞上来的渔获都顾不上没收。“渔民就只会疯狂报复洞庭湖。”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副会长彭祥林介绍，“你罚一万块钱，渔民就会狂捕两万块钱的鱼。”这正是岳阳渔政饱受诟病的“以罚代法”工作方式。据一份2009年度岳阳市渔政机构收支表显示，岳阳全市渔政机构的全年财政拨款为239万元，而全年所征收的“资源费”就有295万元。2009年2月，湖南出台《关于解决洞庭湖区捕捞渔民生产生活困难的意见》，明确要求禁止向渔民征收码头费、水面承包费等，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免征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根据国家统一规定，渔民还可获得柴油补贴，每年数千不等，在禁渔期按户每月发放数百元作为“春禁补贴”。而据知情人士介绍，“以罚代法”的做法却并未根本改变。岳阳县渔政局向下设的4个渔政执法机构都下达过创收任务。就在日，他们统一向其所辖的数千户渔民每家罚款500元，直接从中央下拨的油补资金中扣除。岳阳县渔政局长李天怀向本刊记者证实，针对渔民反响强烈的渔政干部，今年2月岳阳县纪委已经一次性“双规”了6名渔政干部，这其中包括岳阳县渔政局副局长陈大友。今年2月，岳阳县县长张中于也在接受湖南日报记者徐亚平采访时坦承，“真正难搞的问题出在‘前三排’”。在谈及如何打击矮围、电捕鱼、打螺蛳、迷魂阵“四大害业”时，张中于说主要是查哪些党员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参股承包、为渔霸当保护伞、或是直接充当渔霸。张中于说，“凡是渔霸没有一个不结交当官的”。呼吁“顶层设计”洞庭湖也曾是白鳍豚的故乡。据中科院水生所党委书记王丁研究员介绍，白鳍豚的学名Lipotes vexillifer就是来自1914年在洞庭湖采到的模式标本。“淇淇”就来自洞庭湖。1980年，白鳍豚“淇淇”在洞庭湖畔搁浅，被发现时已是遍体鳞伤。随后，它被转送到位于武汉的中科院水生所，后来住进了专门为它兴建的“白鳍豚馆”。在这里孤独生活了23年后，“淇淇”于2002年去世。这之后至今的10年中，人类几乎再也没有在长江上看到过白鳍豚，白鳍豚被宣布了“功能性灭绝”。如今，疑问投向江豚。早在1986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中国专家就曾呼吁应未雨绸缪开始对江豚的保护。15年后，农业部制定《长江豚类保护行动计划》，要求建立7个豚类自然保护区。如今，位于长江中下游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的6个江豚自然保护区已先后建立，唯有洞庭湖的保护区迄今未能建成。用关注环保的摄影家彭祥林的话说，洞庭湖的江豚保护区一直是“建在纸上”，“一无保护区域图、二无招牌、三无界碑、四无标志、五无标本。”而据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05年，农业部就拨出专款350万元要求岳阳建立“东洞庭湖长江江豚自然保护区”。为此，今年2月，一篇《“建”在纸上的“江豚保护区”》的文章在媒体上披露。岳阳市随后竖起了几块“东洞庭湖江豚自然保护区界碑”。这已是过去6年中，保护区建设最新的一项进展了。岳阳市畜牧水产局渔政管理站党支部书记卢益卫承认，国家下拨的专款早已到位，已经用来“购买了执法船只、车辆、办公设备”，盖好了办公楼，只是因为地方政府配套资金未能及时到位，致使保护区没有真正运作，也始终未能通过农业部验收。“批而不建，建而不管。”据知情人士介绍，目前对洞庭湖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多达数个，但互相掣肘，抢着管或者谁也不管的情况比较突出。“渔政部门管捕捞、环保部门管水质、海事部门管航运、林业部门管湿地生态、水利部门管防汛抗旱，结果是谁也没管好洞庭湖生态，谁也保护不了江豚。”除此之外，洞庭湖400多万亩水域还分属常德、益阳、岳阳等不同地市进行管理。就岳阳市所辖265万亩水域，又分属5个县市区的不同政府部门。“地方只要GDP，我只管本地。”作为岳阳县渔政局长，李天怀也认为“提高行政管理级别，沿湖水面统一管理”极为必要。据蒋勇介绍，以往的情况是“岳阳洞庭湖的鱼死了，常德人很高兴”。他呼吁，江豚保护、洞庭湖治理必须提到“顶层设计”的高度，以重新擘画洞庭湖管理思路。　　(本刊记者傅天明对本文亦有贡献)3·近海渔业资源日益枯竭、油价上升等捕捞成本不断增加，让渔民的生活陷入困境，是弃船上岸还是另寻生存出路?对于山东沿海数十万渔民来说，成为关系生计的大问题。... [
]齐鲁网6月30日讯 据山东卫视《山东新闻联播》报道，近海渔业资源日益枯竭、油价上升等捕捞成本不断增加，让渔民的生活陷入困境，是弃船上岸还是另寻生存出路?对于山东沿海数十万渔民来说，成为关系生计的大问题。在烟台开发区大季家街道办事处山后初家村，十几岁就跟船出海打鱼的初乃仁如今当船长也有20多个年头了。他有两艘动力为270马力的捕捞船，雇着十多个人，常年在海上作业。初乃仁告诉记者，这几年最大的感受，是海里的资源越来越少了。烟台渔民初乃仁称，过去一网都拉好几千斤，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哎，过去怎么说啊，保本儿还能挣点儿。七八十年代好些鱼现在都没有了，根本都绝种了。由于海洋资源匮乏，加上不断上涨的人工费与柴油费等支出，不少渔船出一趟海，打上来的鱼还不够填补油费的。烟台渔民初乃仁说，上半年干这几天，包括下半年，最少得一百吨柴油，这一百吨得多少钱?60多万元。伙计工钱四五十万元，幸亏国家还给一块儿补贴，没有油补更毁了。山东是传统的渔业大省，渤海湾以盛产对虾、螃蟹等海产品闻名。山东又是全国机动渔船最多、专业捕捞渔民数量最大的省份，捕捞强度大大超过了渔业资源的承受能力。正当捕捞者为猎物无处可逃而暗自得意时，海底世界却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渤海海域的传统特产梭鱼、带鱼、野生牙鲆鱼等几乎绝迹，偏口鱼、大头宝等品种越来越少。严重污染、过度捕捞，使山东正遭受渔业资源衰退、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威胁。海洋越来越穷，渔民不得不摸索新的出路。在即墨市田横镇、丰城镇等渔村，海参养殖的高额利润吸引大部分渔民上岸，发展起了海参养殖。如今在即墨，从事海参养殖的渔民超过千人。即墨渔民李学庆称，养海参这一块儿吧，虽然风险很大，但收入也比较可观。一年能挣的钱，比打渔强多了。面对海上渔业资源日益衰退的困境，山东沿海一些地方还组织渔民依靠龙头企业抱团发展，形成龙头带动的集群效应。近年来，荣成市靖海集团就先后吸纳周边上千名渔民就业，从事近远洋海上捕捞、水产品精深加工、海水养殖等产业，成为全国闻名的鱿鱼、金枪鱼加工基地。靖海集团副总裁郭俊岭称，这样能把海上有限的资源合理地利用，特别是也能让渔民在陆地上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能够减少单一捕捞业的风险。沿海渔民的生存困境引起山东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从2002年至2010年，山东累计投入7400多万元扶持渔民转产转业，安排近1.5万户渔民转产。到2015年，山东将初步建立新型渔民培训体系，每年培训渔民10万人次。并将重点扶持水产养殖业、加工流通业、休闲渔业等产业项目，带动渔民转产转业。我们从省、到市、到县，应该树立这样一个理念：科学地、合理地利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资源，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海洋资源走向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他们是蓝色国土的耕作者，大海是他们的谋生之源;他们奔波于中国海洋领土的最前沿，出海捕鱼，客观上也是在身体力行地保护着祖国的海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隐忍或承受各种争议，然后继续在周边国家的围堵中游走。... [
]他们是蓝色国土的耕作者，大海是他们的谋生之源;他们奔波于中国海洋领土的最前沿，出海捕鱼，客观上也是在身体力行地保护着祖国的海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隐忍或承受各种争议，然后继续在周边国家的围堵中游走。随着最近因捕鱼遭遇海盗绑架和外交风波频率的增多，他们忽然之间就仿佛成为周边外交的燃爆点之一。当对方执法人员越来越情绪化，越来越粗暴野蛮处理事态的时候，中国渔民，他们还能在这片蔚蓝色的海域上行走多远?漩涡中的中国渔民在海洋资源有限和其他复杂的背景下，远洋捕捞正越来越频繁地成为周边外交的燃爆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亚君 实习记者邬郦发自北京仿佛应了开渔季节的时令，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一周年之后，中国渔民的“多事之秋”又一次到来。11月6日，日本长崎海岸警卫办公室称，一艘舷号为“浙岱渔04188”(排水量135吨)的中国渔船在长崎附近海域涉嫌非法捕鱼，中国渔民随即被扣押。3天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被扣的中方人员在缴纳罚金后，已被释放并直接返航。就在此前半个月，韩国海洋警察署同样以“非法捕捞作业”为名扣押了3艘中国渔船和31名船员。虽然这两起渔事案件如今相继画上句号，但背后所折射的，乃是中国渔民在生存之困与海外作业安全之痛中的真实写照。掠夺式发展造成近海无鱼我国大陆海岸线绵延18000公里，《洪湖水浪打浪》中的歌词“清早船儿去呀去撒网，晚上回来鱼满舱……”，曾被认为生动描述了中国老一辈渔民的生活景象。然而如今，从辽宁到山东，再到两广，沿海各地却纷纷出现“近海无鱼可打”的尴尬。今年8月31日零时渤海休渔期结束后，有数百艘渔船驶入渤海，但等待他们的却是渔获量较往年减半的残酷现实。由于年中康菲石油公司溢油事故的影响，渤海的境况似在外界意料之中。即使11月初，离事发时已过去5个月之久，但在渤海湾附近的沙滩上，油污留下的痕迹仍清晰可见。据当地渔民介绍，7月中旬时，渤海还曾出现长约2海里的巨大赤潮带。这对渤海中各类鱼虾的生存，无疑是一场灾难。其实早在康菲漏油事故之前，已有学者对石化产业密集排列的渤海发出“渤海变死海”的警告，但海洋开发的步伐无法因当地对就业与税收的需求而减弱，渔民——成为人为破坏海洋生态环境后的直接牺牲品。眼下，渤海一带的渔民有的干脆歇业，有的则开始考虑转战其他渔场。不过，与渤海渔场齐名的近海其他三大渔场：舟山渔场、南海沿岸渔场、北部湾渔场，情形亦不乐观。在舟山，渔民捕捞愈走愈远，传统渔场已难以形成渔汛;在海南，近海渔类资源几近枯竭，当地渔民甚至用“守株待鱼”来形容生存的艰难;在广西，已从北部湾传统渔场撤回的渔船高达5000多艘，直接影响到了广西全区4.67万渔民的生计……来自国内媒体的一份调查显示，近海环境“沦陷”是中国近岸开发普遍过度的“苦果”。其中，仅重工业化布局而言，从大西南出海口北部湾一直往北，“大码头、大化工、大钢铁、大电能”到处点火。广东、江苏、上海等地莫不在向石化工业区的目标大步迈进。此外，在地方短期利益驱动下，正在形成对岸线盲目抢占、低值利用的局面，沿海港口发展和临港工业基本都是靠围填海形成。多重掠夺式发展，令渔民“失海”问题日益严重。面对近海生存空间萎缩，中国渔民赴远洋捕捞成为突破的方向之一。以山东威海市为例，当地也鼓励有条件的国营和民营捕捞企业到国外建立综合性远洋渔业基地。随着企业的发展，中国渔民的足迹逐渐深入到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等地。争议海域的围追堵截然而与此同时，周边诸国的渔民也将目光投向了远海。在争抢有限海洋资源的背景下，远洋捕捞因此不时成为周边外交的燃爆点。这种情形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议海域，尤为显著。今年10月，中国渔船在南海遭到菲律宾军方舰艇撞击。事后，中国要求菲律宾无条件归还渔民小艇，但菲律宾明确拒绝，其外长甚至对媒体宣称，事发“菲海域”，菲律宾政府无需就此向中国道歉，也不曾道歉。同月，菲律宾媒体还刊发了题为“南沙中国渔民如惊弓之鸟”的社论，对中国渔民见到菲军舰的恐慌大加嘲讽。菲律宾的傲慢态度引发了中国网友的愤怒，也使两国关系一度因中国渔船被撞一事蒙上阴影。类似的事件也经常在中国渔民和越南军警间发生。媒体曾经披露的视频显示，中国渔民曾遭遇越南船舰追赶，甚至对方用机枪疯狂扫射中国渔船，有时逼得渔民们在船上下跪几十个小时。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介绍，中国渔民在争议海域受到他国非法侵扰时，对方执法人员往往用对“主权”问题“情绪化”的方式表达不满。不仅在菲律宾、越南，去年发生的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也是日方表达“情绪”的后果。对方执法人员的粗暴和蛮横，已成为威胁中国渔民人身安全的原因之一。东海黄海上渔业纠纷频发相形之下，中国渔民在东、黄海专属经济区制度下与韩日产生的涉外渔业事件，多涉及渔民的经济利益。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一国可对距其海岸线200海里(约370公里)的海域拥有经济专属权。中韩等国照此《公约》进行谈判之后，和别国以海域中间线划定了渔业线。然而，中国渔民也由此丧失了韩国近岸和朝鲜海峡等地的传统渔区。在“近海无鱼”的生存危机下，有渔民不时跑到已划属韩国和朝鲜海域的渔场盗捕，使得普通的渔业纠纷事件有时也成为国民之间的“口水仗”。就在10月下旬韩国释放扣押的中国渔民后，韩国媒体仍大肆炒作“应强硬对待中国渔民越境捕鱼”，并称中国在处理“中国渔民被日韩扣押时有分别”，“对韩国强硬对日本谨慎”。巨大的舆论压力下，韩国海警厅厅长已于11月13日声称，未来要强力打击在韩专属经济区内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事实上，长期以来，由于韩国警察扣押中国渔船的事件屡见不鲜，韩媒一致用“海盗”来形容中国渔民，即使每年被韩国扣押的上百艘中国渔船中，大部分渔船拥有韩国有关部门颁发的许可证。自我安全保护的盲点中国渔业互保协会有关人士曾向《国际先驱导报》介绍，目前在韩日专属经济区产生的渔业纠纷，偶有非法无许可证捕捞的案件，大多数情况下是“技术违规”。“技术违规”一般包括，捕鱼用的网眼，或者鱼捞日志不符合规定等等。中国海洋大学教授杨林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中国渔民在进行作业时往往自我保护意识不够。“他们大多处于一种‘无知’的状态，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作业时比较被动、比较盲目。”“被动”和“盲目”特别体现在被外国执法人员发现于专属经济区“非法”作业时。2008年9月，据韩媒报道，韩国海洋警察署一艘舰艇在盘查“非法捕捞”的中国渔船时，该舰艇4名海警遭到中国船员监禁，并被殴打致伤，最后以“交换人质”方式获释。另在前不久日本先扣押后释放中国渔船一案中，据称当时日方用中文指令要求渔船停下，但渔船未听从，巡逻船追逐了约4个半小时，双方在一处岛屿西部发生碰撞，最后中国渔船才不得不停船。“越抗拒，对方使用的方式可能越粗暴。从另一个方面，也显示出中国渔民法律意识的淡薄。”一位从事多年渔政事业研究的教授表示。据曾被外国海警扣押的中国渔民介绍，发生冲突后，他们往往被要求在自己看不懂的法律文件上签字，“都看不懂，更别说保护自己权益了”。目前，中国沿海多个省份已经开展对渔民进行法律法规的知识培训。在舟山等地，渔民远洋捕捞之前需要参加当地组织的关于外国法规的考试。不过，在有些村镇，由于渔民流动性较大，参加知识培训的村民往往不是出海捕捞的渔民，这使得仍有不少渔民处在自我安全保护的盲点上。南海渔民：外国军舰追逐下的冒险和外国军舰“交手”的结果，常常意味着一个渔民家庭从小康瞬间掉入赤贫《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叶苹、夏冠男发自潭门11月初的海南略有寒意，为了在农历新年前能满载而归，陈则波紧赶慢赶地给他的渔船“琼海03026”号准备渔具、柴油，以及食物和淡水。一切准备好，他便要带领20多名渔民兄弟，开拔驶向蔚蓝色的大海——潭门人的“祖宗地”南沙。面色黝黑的陈则波正值壮年，但在潭门镇，45岁的他算得上是一位“老”渔民了：13岁随父兄出海捕鱼，22岁成为船长，曾多次前往黄岩岛附近海域捕鱼。在30多年的出海生涯中，他风雨无阻，外国舰船、军警……在海上遇到多少次危险自己也记不得了。但无论风险多大，他始终坚持一年4个航次到南沙捕鱼。有人称陈则波他们为“耕海人”，意指这些渔民出海犹如农夫耕田，悉心呵护着，绝不荒废一寸土地。两次被抓作为土生土长的潭门人，陈则波的祖业就是到南沙捕鱼，“没有人能比我们更了解南海，这里的渔民从小就出远海。”陈则波说，祖辈们留下了丰富的航海经验，教会他们如何驾驭、躲避狂风巨浪，但有一种风险是祖辈们从没遇到过的，这就是因捕捞与周边国家发生摩擦。潭门渔民一般都比较爱抓星斑、石斑、苏眉、龙虾等鱼虾，数量多质量也好，市场上能卖到上百元一斤，有时候一个航次就能挣上几十万元。但这些珍贵品种只有礁盘的泻湖里才能抓到，而南沙45个岛礁被周边国家侵占，于是生产风险大大增加。陈则波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捕鱼，他说，“菲律宾的军舰是从1990年开始在黄岩岛附近出没的，他们一旦发现中国渔船，就实施抢劫，上来就把我们赶到船头，然后抢东西，谁反抗就打谁，潭门很多渔民都被外国舰船驱赶、抓扣、拘押过。”“我出过两次国，都是被抓去的。”第一次被抓，是1997年在黄岩岛北面海域，当时和他一起被抓的共4条船，60多人，“全部被带到了菲律宾，关了5个多月。前两个月在监狱里，老是有人生病，后来就把我们看管在自己的船上。等到释放时，我们船上价值十几万的打鱼工具、导航系统全都不见了。”又过了一年多，1999年，仍然在这个海域，陈则波的渔船再次被菲律宾军舰发现。一想到在菲律宾蹲监狱的日子，陈则波掉头就跑，不过时速只有“七八节(海里)”的小渔船哪里是对方军舰的对手?很快，他就被追上，铁甲军舰冲上来，把陈则波60吨的渔船撞沉，一船人全掉进海里，被菲律宾海军捞上来后又抓去关了几个月。无论是船被抓扣还是被撞沉，渔船上的家当都“在劫难逃”。所以，和外国军舰“交手”的结果，常常意味着一个渔民家庭从小康瞬间掉入赤贫。不能失去“祖宗地”中国渔民在南海捕鱼付出的巨大代价，从数字上看会更直观。据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不完全统计，1989年至2010年，周边国家在南沙海域袭击、抢劫、抓扣、枪杀我渔船渔民事件达380多宗，涉及渔船750多艘、渔民11300人。其中，25名渔民被打死或失踪，24名渔民被打伤，800多名渔民被抓扣判刑。即使这样，陈则波们闯海的劲头也丝毫没有消减。“不管他们抓我几次，只要放我回来，我还是会去的。”陈则波坚定地说。潭门渔民中威望最高、年逾7旬的渔民协会会长麦邦奋说，潭门的渔民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接受一种观念：渔民去南沙出海捕鱼，是最基本的保护祖国海域的办法。他诙谐地描述潭门渔民：“他们性格倔，一个个都好像会说话的牛，拉不回来。南沙就是潭门人的‘祖宗地’，谁都不想断送在自己手里。”中国政府也是从90年代开始给予渔民补贴，按照每艘船出海时间和马力大小，补助一定的费用，包括柴油费和出海费，算总账，基本能占到总成本的1/4。2009年以来，农业部南海区渔政局派出中国渔政311、303船开赴南沙海域为南沙渔船护渔。截至今年9月底，已派出10多艘次渔政船开赴南沙西南部渔场开展“贴身式”伴航护渔，并先后与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22艘次武装舰艇正面较量和对峙，7次现场解救被周边国家抓扣的我国渔船12艘、渔民100多人，掩护500多艘次渔船安全生产。虽然在浩瀚的南沙海面，渔政船能覆盖的海域仅5万平方公里。但对陈则波们来说，出海的底气更足了。黄渤海渔民：“黄金渔场”划归韩国之后“韩方现在的执法检查越来越严格，对网具网目的尺寸规定、渔获量记载数目、作业日志填写等的检查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罚款是常有的事情”《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邓卫华发自威海眼下，正是黄渤海区渔民出海捕鱼的黄金季节。从6月初到9月1日中午的禁渔季一过，黄渤海重新开渔，憋了三个月的渔船千帆竞发，景象蔚为壮观。但对于老韩来说，壮观景象的背后亦充满了艰辛。捕鱼指标“比考公务员还难”威海渔民老韩有五艘渔船，两艘小马力的渔船通常在国内近海作业，三艘大马力的渔船除了在近海作业之外，每年还参与赴韩国专属经济区捕鱼的资格竞标。2000年8月，《中韩渔业协定》签署，并于次年8月正式生效。根据协定，威海渔民部分传统作业渔场列入协定水域管理，目前已过渡为韩国专属经济区——这里曾经是威海渔民作业的“黄金渔场”。老韩说，协定是人为的东西，鱼儿可不认协定。黄渤海禁渔的季节里，大批鱿鱼在黄渤海水域成长活动，等到了秋天开渔的时候，这些鱼儿就往东游走了。在《中韩渔业协定》签署之前，威海的渔船可以自由出入这些水域，“游走就游走，无非是多耗几个油钱”。可如今，进入这片渔场捕鱼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前些年，国内资源好的时候，政府要做工作才有渔船申请赴韩入渔资格，可这几年，国内近海资源不理想，威海几乎所有的大马力渔船都提出赴韩入渔申请，平均10艘船能申请到1个指标。到自己的传统渔场去捕鱼，比孩子考国家公务员还难。”难归难，老韩这几年每年都会参与竞标。他的运气也比较好，这两年都申请到了入渔资格。“罚款是常有的事”一去作业，老韩前后待的时间大约要半年，分别是黄渤海开渔后的10月15日至12月31日，以及次年的1月15日至4月15日。他感慨说，由于在韩国专属经济区的渔船越来越多，韩方准予中国渔船进入的船只数和渔获配额越来越少，所以在这里捕鱼，远不如10年前那么自由自在。“韩方现在的执法检查越来越严格，对网具网目的尺寸规定、渔获量记载数目、作业日志填写等的检查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罚款是常有的事情。”他说。韩国专属经济区并不是老韩涉外捕鱼的唯一目标。2004年，为了给更多的大马力渔船找到生计和出路，朝鲜东部海域项目“应运而生”。现如今，朝鲜东部海域已经成为威海市远洋渔业中渔船最集中、产量和产值最高的渔场。“相比西南大西洋鱿鱼钓、东南太平洋鱿鱼钓等远洋捕捞项目，朝鲜东部海域项目的优势十分明显。”老韩介绍道，一方面，这里距离国内近，渔船两天即可达到作业海域，渔船为国内近海双拖网渔船，无需投入大量资金，项目实施相对简便;另一方面，朝鲜东部海域鱿鱼资源比较丰富，渔船多数情况下可以获得较好的效益。不过有时天不遂人愿。 “今年朝鲜东部海域的鱼汛就远不如去年。”老韩遗憾地说。转产之路上的期待相比老韩，老丛就没有这么幸运。“这两年我一直没有渔船中标赴韩入渔资格。说句心里话，过去常常去的渔场，现在成了韩国专属经济区，想去去不了，心里憋得慌。”眼下，已经在海上飘了20多年的老丛正在考虑转产，从捕捞转到养殖上来，离港上岸。“我希望国家在引导渔民转产上加大力度，现在种粮有粮补，海水养殖却没有补贴。”老丛说，“建议国家尽快将养殖机械和海水养殖良种纳入农机购置和良种补贴名单，这样，渔民的转产之路会走得更顺一些，对传统黄金渔场的依赖也会减少许多。”(注：应被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为化名)中国不仅是传统的大陆国家，也应当被视为海洋大国，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黄褐色国土之外，尚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蔚蓝色国土。当中国的舰队驶往索马里海域护航的时候，有评论说一个大国终于开始向浩瀚无边的蔚蓝进发。其实，海洋意识更应是一种自觉内省的结果，当海洋权益已经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我们再也无法以大陆之国的传统心态来漠视蓝色疆土上的一切。绝大部分人对于渔民的生活并不熟悉，如果说农民是在耕作褐色国土，那么渔民就是不折不扣的共和国蓝色国土的耕作者。他们不仅向全社会出产和输送各种海产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蓝色疆域的见证者。可惜，我们对他们并不熟悉，并不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有时候他们会成为新闻的主角，比如因为跨界捕鱼的纠纷被邻国处罚。尽管如此，对于大多数同胞而言，我们仍然不明就里。更不用说，沿海渔民的“失海”困境，远洋渔民的担惊受怕。作为一个大国，已经是时候来关注这些蓝色国土上的国民了。制度管理需要改革大国当为渔民谋，在梯子的第一个台阶上，应该是为沿海渔民谋生存的问题。沿海渔民的生存危机，是中国经济社会格局重大变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沿海渔业资源的掠夺式捕捞，对沿海水域的污染，使粗放式发展不可持续的结局更早地呈现出来。开辟航线、修建海港、通讯运输管道建设等海洋开发如火如荼，但是渔民在这一过程中一直作为被动的避让者，而没有获得足够公平的补偿。资源的萎缩使得渔民的退出与转岗成为无奈的选择，但是由于渔业的特殊性，渔民上岸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农民进城的难度。以上种种乱象的治理，需要国家和政府层面的发力，尤其是在制度供给方面。与土地承包权、林权等改革比起来，海域使用权的概念要陌生得多。但是，对于保护沿海渔民的利益而言，产权的确立与保护是更为根本性质的措施。渔民对于海域使用权的拥有，意味着海洋开发需要从他们手中获得产权的转让。如此一来，海洋开发的成果才有可能顺理成章地让渔民分享。与沿海污染的触目惊心相比，渔民损失的可诉性基本上停留在无法可依无例可循的状态。以康菲在渤海制造的溢油事故为例，目前最乐观的说法也仅仅是沿海的养殖户要求赔偿，毕竟他们的损失有据可查。然而，靠捕捞为生的渔民怎么办?他们的损失又有谁来过问?民事诉讼法修改已将公益诉讼制度加入其中，但是海洋污染事件中如何保证对渔民的补偿仍需更细致的界定。整合力量提供服务大国当为渔民谋，在第二个台阶上，应当是为近海渔民谋利益。在东海、黄海、南海，中国渔民的捕捞海域近年来不断被压缩。这其中固然有一些是渔业线划定方面的原因，但是在南海等区域更多的却是邻国为着某些图谋不断骚扰我渔民正常作业的事实。如此看来，我国渔民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有的是经济纠纷，有的却包含了领土利益等更为复杂的成分。对待正常的渔业纠纷，我国政府职能部门应当及时介入，确保纠纷依照双方均认同的原则尽快解决，使我国渔民的经济利益、人身权益不受侵犯。同时，可以加强对在近海从事捕捞作业的渔民的培训，使他们具备自我保护的法律知识和相关技能。对于我国渔民正常作业遭受骚扰的情况，相关职能部门应当整合力量，避免“九龙治海”各自为政的弊端，组建能够快速反应和提供有效保障的护渔专门队伍，确保中国渔民能够自由地在属于自己的蓝色国土上劳动和收获。从某种程度上说，渔民在海洋疆土上的存在与活动，是证明领土权属的最有力象征，国家有理由为自己的渔民提供足够的保障。给中国渔民一个安全的港湾大国当为渔民谋，第三个台阶应当放眼世界，为远洋渔民谋安全。既然是海洋大国，就必须要有走出去的勇气，这份勇气背后的底气，只能来自一份厚重的国家承诺。国家的责任之一，是要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安全。当中国渔民远涉重洋在风浪中承担了一个大国的海洋梦想时，这份安全的保障不应缺位。无论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包括中国渔民在内的中国公民，只要遭受到不法侵害，国家都应当运用外交的、法律的，直至像索马里护航那样的军事手段，对侵犯者给予棒喝。应该让所有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划定一个禁区，“侵害中国公民者，虽远必究。”国家对于渔民群体的呵护与救济，由近及远，形如波浪，这样一个权利的确认过程，同时也是海洋意识的复苏过程。大地丰饶，海洋广袤，我们的国度应当拥有万世所未有的宏大气象与博大胸怀。关心我们的蔚蓝疆土，不妨就从关注这疆土上长久未得到足够关注的渔民开始。远洋捕捞者：为生计，想造船走更远由于风险高，自身渔船远洋能力有限，邱谷儒们不像海南一些专门从事远洋捕捞的企业，能一口气跑到南太平洋《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在海南出生长大的渔民邱谷儒，1986年起开始出海打渔，至今已在海上漂泊了20多个年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年经历了海上的风风雨雨，“什么事没见过?!”上世纪80年代时，邱谷儒经常和同伴去南沙远洋捕捞，“随便出一次海就是几百斤鱼，也没有人骚扰我们”。唯一令大家担心的，就是天气。在南沙，经常遇上台风，邱谷儒们的渔船大多装备落后，容易被台风打翻。“我们的渔船吨位都在50吨以下，抗风能力低于12级。当时又没有天然避风港，所以一旦遇到大的台风，渔船就得赶回家，但这也最少需要两天时间。”邱谷儒已经不记得有多少次遇到台风的经历，他曾经亲眼看过有渔民被打落在大海里。进行远洋捕鱼，邱谷儒最担心的就是生病，“我们得向渔政部门或海军求救，然后用渔政船或就近租用渔船，转运到西沙的水警区医院或海南岛治疗。以前最起码要两天两夜才能将病人送回海南岛，等到岛上人早就没了，现在条件要好一些，渔业部门也正在建设西沙渔业综合补给基地。”对邱谷儒这些“老”渔民来说，捕鱼方式有多种，其中最常见的是放网捕捞、钓鱼，还有一种是潜水作业，其中以最后一种风险最大。潜水捕鱼简单地说就是戴着一副潜水镜和呼吸管，潜到水下十几米或者30多米的礁石上，把吸附在礁石上的龙虾、螃蟹等海产品抓上来。由于水的压力变化，人浮上水面后，原来溶解于人体液中的氮气会变为气泡，容易引起眼球出血、耳膜破裂;如果空气进入血管形成气泡阻塞了脑血管，就会引起中风，甚至导致死亡。邱谷儒和同伴们没有氧气瓶，没有潜水服，更没有减压仓，有时甚至没有潜水手表，不知道自己已经下潜多深。“为了抓一只鲍鱼，可能一辈子都得躺在床上。在我的家乡，现在还躺在床上不能下地的，就有两三个渔民。”邱谷儒说。由于风险高，自身渔船远洋能力有限，邱谷儒们不像海南一些专门从事远洋捕捞的企业，能一口气跑到南太平洋。他观察了周围进行远洋作业的渔民，“能赚点钱的只有30%左右，40%的人会亏损。”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造新船、造大船，以便可以行驶到更远的海域，谋得更多的生计。“但这至少需要100多万元，我们自己是造不起的，从银行贷款又很困难。”邱谷儒边想边说，他还在等待政府能出台一些政策，圆他的造船梦。不同海域渔民的“烦恼”黄渤海：环境污染引起的水域渔业功能退化，海洋工程作业冲击海水养殖业;东海、黄海专属经济区：传统作业渔场缩减，国家之间存在管理制度和执法措施上的差异，以及传统作业习惯的影响;个别渔民冒险在日本、韩国管辖水域内违规生产，造成涉外渔业事件;钓鱼岛周边海域：日本方面非法干预;南海：菲律宾、越南等国非法干预。此外，台风等自然灾害影响较大。（日 《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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