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嘉利来：一个企业公民的“非正常死亡”-搜狐财经
香港嘉利来：一个企业公民的“非正常死亡”
来源：[ 公益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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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6日上午，在京城闹得沸沸扬扬的嘉利来事件主要当事方代表――香港嘉利来责任法人代表穆军先生应邀来到《公益时报》编辑部，首次代表香港嘉利来方面主动对媒体介绍了嘉利来事件的详细过程，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当一个企业法人受到行政暴力致‘死’之时，这个社会该进行全民反腐了！”
　　嘉利来被人为“蒸发”
　　据穆军介绍，整个事件的缘起，始于1995年。那一年，经北京市外经贸委批准，香港嘉利来与北京市二商集团、北京恒业房地产公司组建中外合作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共同开发位于亮马河商圈的嘉利来世贸中心项目。合作公司的投资总额为3000万美元，注册资本为1200万美元。香港嘉利来负责缴纳全部注册资本及潜合作公司筹措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差额部分的资金，拥有合作公司60％的权益；二商集团和恒业公司则负责建设用地拆迁工作及办理项目报批手续，拥有合作公司40％的权益。北京市工商局于日依法向合作公司核发了营业执照。此后，嘉利来超额投入了注册资本，并另外从韩国大宇为合作公司筹措资金3500万美元，累计投资及融资达4．3亿元人民币。这些款项都已投入项目开发建设，其中向北京市政府足额缴纳土地出让金人民币2．6亿元，二商集团获补偿费、拆迁费、土地出让金返还费共计约人民币1．6亿元。在此基础上，合作公司取得了土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开工证以及外销预售许可证，达到了“五证齐全”，并相继完成了规划、设计和部分拆迁工作，以及部分地下工程的施工。
　　1998年至1999年的两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不景气，北京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嘉利来世贸中心项目开发建设被迫停工。
　　香港嘉利来公司认真分析了停工原因，并积极寻求各种途径，以解决合作公司和项目遇到的困境。但香港嘉利来表现出来的良好愿望和真诚的态度，没有得到二商集团任何回应。相反，二商集团受个别项目负责人的操纵，罔顾在开发过程中其实际已经获取了约1．6亿元人民币的收益而香港嘉利来和恒业公司分文未得的事实，对于香港嘉利来不厌其烦向其作出的关于经济形势变化对项目开发策略产生的影响、外债管制加强使项目使用境外资金凸显的困难、合作公司增资带来的结构调整等一系列尊重客观事实、符合经济规律的解释和建议置之不理，无端指责香港嘉利来和恒业公司。随后，二商集团一方面佯装转让其股权从而无理哄抬其股权价格，破坏合作公司统一的融资策略；另一方面私下寻找新合作伙伴，与香港嘉利来公司为敌。
　　2000年，度过了经济低迷期的合作公司，终于看见了一线曙光：随着全球经济的渐渐复苏，北京房地产市场也节节走高，而一度被迫停工的嘉利来世贸中心项目的价值更是不断攀升，当时的估价即超过了10亿元人民币。大股东香港嘉利来自然拥有其中大部分的权益。穆军说，这引起了二商集团个别项目负责人的垂涎，他们勾结社会恶商，买通北京市工商局以及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个别公务人员，组成合谋团伙，利用手中掌控的行政权利，大肆践踏法律，野蛮违法行政：不顾香港嘉利来公司出资早已于1995年到位、合作公司连续5年通过政府联合年检的基本事实，竟然于时隔6年之后，由二商集团恶意指责香港嘉利来出资违约；由北京市工商局利用合作公司在1995年办理验资、申领营业执照时出现的小的瑕疵，诬称香港嘉利来未履行出资义务；由北京市外经贸委将香港嘉利来拥有的合作公司的股权“批送”给合谋团伙成员，再由其在香港炒卖这份抢来的股权，由合谋团伙背后分享获利。
　　穆军认为，日，受合谋团伙的操纵，北京市外经贸委以京经贸资2001627号《关于北京嘉利来房地产有限公司更换合作方的批复》，批准二商集团个别人勾结的社会恶商即所谓二商集团新伙伴，全面侵占香港嘉利来公司的权益，新合作公司的名称为北京美邦亚联房地产有限公司。
　　日，北京市外经贸委向已经更名且更换了股东的新合作公司核发了新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至此，香港嘉利来彻底失去了在合作公司中的股东地位和自己依法在公司中享有的所有权益。
　　两种力量的较量
　　日，香港嘉利来依法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即现在的商务部）提起行政复议，要求依法撤销北京市外经贸委的627号《批复》。
　　日，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以外经贸法函20026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撤销了原北京市外经贸委的京经贸资字2001627号批复。
　　“决定书”中，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认定原北京市外经贸委作出627号《批复》，“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正确”。对于二商局、工商局和外经贸委抓住不放的出资和出资币种不符约定的问题，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则如此认定：“……会计师事务所于1995年和1996年正式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具有法律证明效力。合作企业也已给申请人（即香港嘉利来公司）签发了出资证明书并作了公证……该合作企业已将该部分资金用于公司的开发运营……出资的部分币种不符合合同的约定，属履约瑕疵，不应导致被取消股东资格的后果……”
　　穆军介绍，日，二商集团起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并掩护炒卖股权的进行。7月29日，合谋团伙完成签署《股份和债权转让合约》，按合同总额计算，共非法获利人民币约6000万元。
　　日，主管外经贸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也曾在《人民日报》的内参报道上作出批示，指示国务院法制办对此事作出调查。国务院法制办经过调查认为，商务部的决定是正确的。
　　经国务院领导同意，国务院办公厅在日致函商务部和北京市政府国办函200351号，要求商务部和北京市政府依照行政复议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指导督促北京市外经贸委和有关方面，限期依法做好行政复议决定的执行工作。
　　日，商务部向北京市商务局下发特急的《责令履行通知书》商法函200332号，要求北京市商务局在9月15日前将履行结果书面报告国家商务部。北京市商务局承诺在日前无条件执行行政复议决定，但到期仍未执行。商务部于日再次向北京市商务局下发《再次责令履行通知书》，并要求其在12月25日前执行。
　　日，面临着中纪委查处和行政不作为的压力，作商务部规定的最后期限3天之前，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一审判决，支持原告北京市二商集团的诉讼请求，彻底推翻了原国家外经贸部对于出资和出资币种不符约定等问题的解释和认定，并以第151号《行政判决书》，当庭宣判撤销原国家外经贸部行政复议决定。国家商务部一审败诉。
　　当然，在一审中败诉的并非只是国家商务部，因为随着国家商务部的败诉，香港嘉利来公司的权益进一步“合法”“丢失”了。也因此，不愿意默默忍受的香港嘉利来，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在商务部之后，也选择了上诉。
　　嘉利来：希望自己是最后一个行政暴力受害者
　　穆军的如约到来有点令我们吃惊。“为何要选择《公益时报》来作为表达声音的阵地？”面对我们的疑问，穆军先解释了他的心路历程。他说，作为这个案件的主要受害者，香港嘉利来公司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选择了企业维权。第二阶段，当他们看到北京三个部门拒不执行中央政府部门的决定时，他们又选择了反腐反贪，主要是通过向上级部门检举揭发北京二商集团等部门有关人员的腐败行为。现在，当法院一审判决之后，香港嘉利来案件已不是个别的经济纠纷和腐败问题，而成了一个带有典型性的部门团伙腐败案件。当一个企业作为法人遭遇行政暴力“死亡”时，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个国家和全社会的问题，上升到了公权利的运用和公众利益问题。《公益时报》关注社会公众利益和企业公民建设，这就是一个企业公民的典型不平等待遇案例。因此，他选择在《公益时报》上发表他的声音。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采访中，穆军始终强调这一点，香港嘉利来案件，表面上看，只是商务部败诉，香港嘉利来公司的利益受损，但从深层看，“个别人和个别部门为了掩盖住某些事情，不惜恶意伤害中央政府的权威及法律的尊严。情况已经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长此以后，国将不国！”
　　穆军最后说：“我们的态度，就是通过媒体呼吁和全社会的关注，希望香港嘉利来是这类行政暴力的最后一个受害者。希望从此以后，不再有其他企业公民还会像我们一样遭遇到这种行政暴力。”
　　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本报将继续关注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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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一氧化碳致5男孩“闷死”垃圾箱 谁为五个孩子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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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一氧化碳致5男孩“闷死”垃圾箱
谁为五个孩子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网友上传的事发地点图片。目击者描述，垃圾箱绿底白盖，旁边是一个拆迁工地。
　　■ “五流浪男孩‘闷死’垃圾箱”追踪
　　新京报讯 (记者刘刚)5男孩被发现死于贵州毕节一垃圾箱内，日前警方尸检结果显示，5人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截至昨夜发稿，死者身份仍在调查之中。
　　新京报昨日报道，11月16日清晨，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环东路一垃圾箱内，发现5名男孩死亡，年龄均在10岁左右。
　　毕节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接到相关情况报告后，贵州省委省政府和毕节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毕节市立即成立了工作组展开调查。
　　经初步调查和勘验，5名男孩已排除外伤性致死和机械性窒息死亡，尸检结果显示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据介绍，在发现小孩死亡的垃圾箱内有木炭生火取暖的痕迹，公安部门目前已基本确定3名小孩身份，均为七星关区人，另外2名小孩身份尚在调查中。
　　据目击者此前描述，事发垃圾箱绿底白盖，近一人高、长约1.5米、宽约1.3米，盖可封闭。垃圾箱旁是一个拆迁工地，“孩子们在拆迁工地围墙里面，用一些写有广告语的塑料篷布、水泥砖和三合板围起来，并在里面住了好几天”。
　　有附近居民曾见几个孩子在垃圾箱里捡到一个破旧的皮球，在围墙里玩耍。据了解，在发现5男孩死亡的前一天，毕节最低气温6℃，夜里曾下“毛毛雨”。
　　目前，相关检验鉴定和善后工作正在进行中。
　　男孩“闷死”事件信息
　　事发地点
　　贵州毕节七星关区流仓桥办事处环东路一垃圾箱
　　事发天气
　　在发现5男孩死亡的前一天，毕节最低气温6℃，夜里曾下“毛毛雨”
　　男孩年龄
　　5男孩均在10岁左右
　　男孩身份
　　基本确定3名小孩为七星关区人，另2名尚在调查
　　男孩死因
　　警方尸检结果显示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垃圾箱内有木炭生火取暖痕迹
谁为五个孩子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至少在他们流浪于此的时间里，他们意味着一种无人过问的生存。
　　16日清晨，5名身份不详的男童，被发现死于贵州毕节市城区一处垃圾箱内。据分析，5个小孩可能是躲进垃圾箱避寒窒息“闷死”，尸检结果显示为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其死亡垃圾箱内有木炭生火取暖痕迹。
　　“路有冻死骨”，网上的人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句话。那该是怎样的情形呢？沉痛地想：在寒冷的雨夜，那5名孩子怎样蜷缩在那个“近一人高、长约1.5米、宽约1.3米”的垃圾箱里，尽可能使身姿显得不那么难受，并且相互取暖。而当那一个密闭的、狭窄的空间渐渐变得空气稀薄，5个孩子开始渐渐失去意识之时，他们是否也与卖火柴的小女孩有过相近的梦。但愿在天堂里，他们能够像孩子那样无忧无虑。
　　身份不详的孩子，面容模糊的孩子。直到他们离开人世，人世却对他们的姓氏，以及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以及他们的身份，何以出现在垃圾箱内等信息茫然无知。无论如何，这是一种人世的失聪，以及一种社会的失灵。至少在他们流浪于此的时间里，他们意味着一种无人过问的生存。没有感同身受，没有社区互助，没有人际关切，只有自生自灭。5个孤单的孩子，死于城市或社区的冷漠之中。
　　社区功能或人际关系的冷漠或许是无法诘问的现实，但对于5名孩子之死，仍不乏可以追问的对象，这包括当地的民政、公安、教育乃至相关社会保障机构。不知道这些相关部门，对流浪儿童现象是否早已见惯不怪，也因此觉得可以不承担应有之责任。但我们知道，每一个公民身上，原本都与生俱来地附着有关生命、生存的一系列政府责任，这并不因他是一个流浪者而有所减少。而且这样的政府责任，在流浪的儿童身上原本应当体现得更加充分。他们尚未具备自立能力，因此需要得到监护；他们应当接受教育，因此需要被时刻关切；他们心智尚未成熟，所以需要得到特殊的保护与照料。在5名孩子流连于拆迁工地、盘桓于社区垃圾箱的数日间，他们有没有得到来自家庭和当地政府部门任何形式的过问？
　　去年八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工作意见》，要求确保流浪未成年人得到及时救助保护、教育矫治、回归家庭和妥善安置，最大限度减少未成年人流浪现象。同时，要建立和完善工作责任追究机制，对工作不力、未成年人流浪现象严重的地区，追究该地区相关领导的责任。我们不禁要问，谁该为五个孩子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杨耕身（媒体人）
中共毕节市委领导下流浪男童垃圾箱取暖致死实属人祸啊！
　　因为家庭、社会和有关部门未能及时出手，为他们生起温暖之火，这才掐灭了流浪男童生的希望。只有全面查究个中细节，才可能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本报特约评论员 魏英杰
　　16日清晨，贵州省毕节市发生一起不该发生的悲剧，5名10岁左右的男童被发现死于城区一处垃圾箱内。经初步调查，5名男童是因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
　　孩子们为避寒而躲进垃圾箱，没想到这却成了他们最后的归宿。在这个年纪，他们本该在家享受父母细心呵护，无忧无虑地生活，可他们却流落街头，蜷缩在城市角落，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在这个年纪，他们本该进入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可他们非但不是在校学生，而且均已离家多时，直至悲剧发生警方才联系上个别家长。这群本不该被人遗忘事实上却被抛弃了的孩子，他们的悲剧性死亡究竟谁该负责？
　　事发当夜，当地最低气温为7℃左右。在这个并不算非常寒冷的天气里，却发生这样的悲剧，实属人祸而非天灾。有目击者称，孩子们曾在边上拆迁工地滞留，住在用塑料篷布、水泥砖和三合板简单围起来的窝棚里。如果当地警方或救助站能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悲剧当能避免。又或者，有路人多留个心，或当地有公益组织从事相关救助，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然而，这种种能够挽救他们命运的假设最终都未能变成事实，由此导致了悲剧发生。
　　这起悲剧暴露出不少问题，值得引起反思与追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保护未成年人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劝阻、制止或检举控告。但从实际情况看，“共同责任”俨然变成了“共同缺失”，进而埋下了隐患。这中间，无论是父母未尽监护之责，或者是相关部门未履行职责，都表明全面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仍有漫长的路要走。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以来，这部应时而生的部门规章已经走过近十个年头。这部法规一举改变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和其他公民的权利遭受随意侵犯的状况，赢得了公众广泛认同。但在实际运作中，仍然存在流浪人员不愿去救助站、救助站主动实施救助力度不够大，以及法规若干条款本身存在缺漏等问题。这起悲剧的发生，表明要为流浪少年儿童打造温暖的港湾，还需要加快完善法规，加大社会救助力度。
　　社会的正常有序运作，还离不开民间公益组织的积极参与。特别是在对弱势人群救助方面，民间组织的参与可弥补政府反应缓慢、程序复杂等诸多不足。每年冬天，许多城市都有爱心组织和人士为流浪人员送棉被、冬衣等生活必需品。这类公益活动完全应得到政府部门的肯定与支持。政府部门还应规定，开通暖气的公共场所应对流浪人员开放，帮助他们躲避寒冷天气。如有民间组织关心这群流浪少年，劝说他们回家或给予照顾，悲剧也可能不会发生。
　　这些男童本不必躲进垃圾箱内取暖，但因为家庭、社会和有关部门未能及时出手，为他们生起温暖之火，这才掐灭了他们生的希望。这一起偶然发生的悲剧性事件，却由许多不该发生的情节组成。只有全面查究个中细节，才可能避免悲剧的再次发生。
　　相关报道见今天A20版& (原标题：流浪男童取暖致死实属人祸)
[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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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摘自柳叶刀《向记忆道歉：关于死亡的回忆》 新星出版社 2007年2月出版
一九七一年冬，九一三事件后，后勤说要到基层去招女兵，别老是盯着城市兵和干部子弟。所里通知我和护士长跟着于医生参加军区的接兵组，一块到江西去接新兵。
我刚服役期满，有这样的出差机会，全体女兵都眼馋了。
所长说：“让这家伙去接兵，是因为她能喝酒。”
喝酒是因为司务长得了皮肤病，他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了一个方子，用高梁当引子。一大碗。大夏天的，太渴。我到伙房找水，看到了那只碗。我喝了，觉得水的味道不正，有点辣。没什么其它的感觉。司务长回来看到碗空了，大骂：“哪个免崽子，喝了老子的高梁。”别人告诉他看到我喝了一碗水。他冲到生产组。我正同肖班长他们一起翻地瓜藤，一通臭骂。
“你找死啊你！那是我泡药的高梁！”
所长知道了。高兴。“八一节”就带着我同别人干杯。百战百胜。敌军基本上就是没正面冲突就垮了。
接兵就得同当地的人武干部拼酒，才能把自己看中的兵带走。这跟老规定似的。于医生不会喝，护士长只能来一点。接兵的组长说，你们得弄一个会喝的，还得是女兵。整死他个狗娘养的。
到了江西。那地方出四特酒，我一个人十八杯，(半两一杯)。县武装部长和政委被喝翻了。一个躺在桌子下头，一个被两人架着哭泣走了。晚上我的肚子疼得不行，拉血。护士长把我送到县医院，酒精过敏引起的肠粘膜剥离，差点穿孔。小命差点丢在江西老区了。从此与酒无缘。
于医生告诉我，人武部同意我们带走中央五七干校的两个女孩子当兵。但是得带一个公社干部的女孩子。公社人武部长赶来了。说：“我们公社的干部子弟就是莲最好了。莲的妈妈是妇女主任。”
我们才知道，莲在的那个生产大队，红军的时候扩红走的人最多，基本上都死在长征路了。解放后，送的兵越来越少，兵源不合格，因为近亲结婚的人很多。
我看到了莲。她是惟一推荐的女兵人选。漂亮。尖尖的下巴。眼睛大得可以看到天空的倒影。人武部长告诉我们：她姐姐是县里采茶剧团的主角，演李铁梅。
新兵来得太少。组成一个新兵班。我带她们。
莲老是跟不上趟。早操最晚一个到，总是集合完了听到她在外头喊：“报告。”
生产组劳动挑水浇地。她不会挑担子。五七干校的那两个兵行。扁担不离肩，左边桶下了水池一晃，提上来一桶。右边一晃，又是一桶。站直了身子，小碎步迈着，扎实。
莲对我说：“我从来不挑水的。我家里有三个哥哥挑水。我们公社的干部子弟都不干活的。”
五七干校来的那两个新兵就笑。
莲不高兴了：“她们笑什么？她们都是走资派的子女。我要同他们划清界线。”
我们那个时候，父亲是红军的、长征的，将军的，漫山遍野。谁都得给我好好表现。表现不好照样走人，退伍。不稀罕。碰上莲这样的高干子弟，所长都不能说什么。“天真。”所长说：“好好培养，贫下中农的后代。”
生产组在海边，风大。我们都吹得像渔民，黑得自己都讨厌自己了。莲吹不黑。小脸吹得又红又白。让人眼红。她老是对着水田照镜子：“班长，什么时候让我到镇里照张相啊。”
莲到了镇里照相馆照了一张一寸照片。很灿烂。一星期后，女兵们在照相馆的大橱窗里看到了莲的照片。放大的。足足有解放军画报那么大。莲去了小镇照相馆讨，人家说：“拿五块钱来。”我看了。对照相馆的人说：“你等着。”
　　我和莲到了政治处打了一张证明：XXX同志系我部野战二所内科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XXX野战医院政治处。
我们拿回了照片。莲把照片挂在墙上。照片上了颜色了。军装涂成了鸡尿黄，脸蛋抹得红红的。嘴也是。
女兵们都笑。特别是那些大城市来的兵。莲问我：“她们为什么笑我？”我说：“你把照片收起来了。我就告诉你。”
莲把照片抱在怀里。
“她们都是从北京上海来的。好照片见得多了。笑你不是很正常吗？”
“她们没有我好看。”
我说：“那肯定的。你最好看了。”
莲戴军帽总是往后扣在后脑勺上，前面留着厚厚的刘海。两只小辫子按内务条令不过肩。我们几个老兵戴帽子就扣在头上，不留刘海。特别是我，老远看男女不分。
关键词：女兵 卫生员 司务长 所长 照相馆 文革时一个女兵的非正常死亡编辑: 温网编辑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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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10日两天，19个市直单位的“一把手”通过温州网向网民征集发展建议……|16:31:34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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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场所首提安全文明要求
在我国，被监管的人有人权吗?他们享有怎样的人权?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年)》。这是中国政府制定的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其第二部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保障”提出了“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与人道待遇”的具体措施。
“保障被监管人员的合法权益，不仅是保障被监管人员的饮食、起居等条件，确保其生命、健康权不受侵犯，还要保障被监管人员能行使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赵春光郑重地说，这是公安监管系统对社会的承诺!
今年冬季，甲型流感在我国发病呈上升势头，在杭州市拘留所里，每位在押人员每天除了健康的饮食之外，还能免费服用一粒维生素C，以增强身体免疫力，预防甲流。这个细节传递出全国公安监管系统保障人权的信息。
“在几十年监管实践中，我国公安机关根据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关于公安监管的一系列政策要求，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安监管制度。”赵春光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安监管制度虽然是首次提出，但其根植的土壤非常肥沃，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监管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保障被监管人员合法权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监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级公安部门与财政部门共同重新核定了看守所在押人员伙食金额标准，看守所月人均在押人员伙食金额标准平均提高了25元。此举可以更好地解决被监管人员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吃足定量，摄入人体健康所需营养。
而这得益于2009年6月，财政部与公安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看守所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这个通知规定，由财政负担在押人员的伙食费、医药费、衣被费，对看守所公务费等其他费用也提出了足额列入预算予以保障的要求。这使13年前两部委共同制定的标准得以提升。
赵春光表示，他们正在加强与卫生部的沟通协调，推进符合公安监所实际的卫生医疗工作保障机制的建立。
据透露，辽宁省公安监管系统已全部实现地市级以上城市根据女性在押人员的数量设置女性在押人员的看守所或者监区，女性在押人员的监管工作完全由女民警管理。
“这种女性在押人员集中管理制度体现了我国公安监管工作的进步，现在这种尝试正在有条件的省市逐步推广，计划到2011年底公安监管系统实行地市级以上城市女性在押人员集中关押，这样做有利于女性在押人员的心理健康和教育感化。”赵春光说，这只是公安监管场所“文明”的内涵之一。
赵春光阐释说，这也是公安监管场所首次提出了“安全文明”的要求，而以往只有“安全”的要求。现在提倡既安全又文明，实质上是对在押人员人权的一种尊重，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监管制度的时代特色。
深挖犯罪背后是执法理念之变
今年6月3日，曾经在广东省佛山市制造1998年特大枪杀案，涉嫌杀害多名警察、群众，致伤多人的公安部A级通缉犯成瑞龙被押送佛山市禅城区看守所。经过公安监管民警的谈话教育，从成瑞龙身上又“挖”出两宗抢劫杀人命案，涉及4死1伤。
这种深挖犯罪的做法在公安监管场所已初见成效。数字显示，公安监管场所在加强对被监管人员教育转化工作的同时，深挖犯罪破获案件占同期公安机关破案总数10%，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命案、大案。
是什么使公安监管场所深挖犯罪的战绩显著?“执法理念的转变”，赵春光这样简要概括。
“过去几十年，公安监管工作存在‘一看二守三送走’的模式，公安监管民警把在押人员看得住，送出去，就完成任务了。有的民警调侃，在押人员是‘有期’，而民警每天面对的都是触犯法律的在押人员，民警的工作却是‘无期’。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安监管民警对职业的认同感和积极性。”赵春光说，面对这种情况，民警执法理念的转化尤为重要，要使公安监管民警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教育、感化、挽救人灵魂的工作，是一项崇高的事业!
全国公安监管有数万民警，每年监管数百万人，涉及数百万个家庭。怎样把这些在押人员变成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这就对公安监管工作和监管民警提出了新要求。
“公安监管民警要熟悉政策法律，善于敏锐洞察被监管人员细微言行下隐藏的内心秘密，能够以个人威望魅力赢得被监管人员信任，运用法律、政策、道德、心理知识，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帮之以难，使被监管人员认同并接受教育转化。”赵春光进一步说，被监管人员在心灵的忏悔和感动下，积极交代余罪和其他犯罪线索，经依法查证破获案件，这就是深挖犯罪。
赵春光表示，交代余罪检举他人违法犯罪，这样既使被监管人员因有立功受奖行为得以兑现法律对其宽大处理，保障了其合法诉讼权利的实现，又使通过公安监管工作深挖犯罪破获案件，更加维护了法制尊严，打击惩处了犯罪，保护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
推进“阳光监所”提高透明度
有数字显示，全国看守所事故发生率由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万分之六点五下降至现在的万分之零点二四。另有统计显示，近年来，公安监管系统涌现出“我最喜爱的十大人民警察”王晶、李跃进、刘汉忠和辽宁省丹东市看守所、湖北省武汉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在看守所事故发生率下降、公安监管系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的同时，当“躲猫猫”事件发生后，老百姓对公安监管工作仍然一片“声讨”，为什么?
“由于受传统思维惯性和公安监管场所相对封闭的客观因素影响，部分公众对监管场所还停留在旧有的阴森、黑暗印象上，对公安监管场所存在偏见和误解。”赵春光认为，只有封闭的监墙，没有封闭的监管工作。提高公安监管工作的透明度，是大势所趋。
今年，公安部首次确定了10个看守所作为首批开展向社会开放看守所，今后将全面推进“阳光监所”建设，稳步推进公安监管场所对社会开放，提高公安监管工作透明度，扩大公众对公安监管工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调查结果表明，从试点工作的效果看，社会各界对公安监管场所对外开放是欢迎和支持的，在对参观采访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对开放工作满意以上的占95.6%，基本满意的占4.4%。
从今年2月至今，赵春光已经走访了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监所管理部门，有些重点省份已去过两三次。同时积极与有关部委职能部门进行合作、会谈。“我确实有点马不停蹄的感觉。”赵春光笑着说，公安监管工作涉及面广，仅靠公安监管部门单打独斗难以开拓新局面。
今年以来，公安部监所管理局积极争取有关领导机关的领导、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的协调力度，赢得了各个方面对公安监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中央综治委决定从明年起将看守所执法安全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实行“一票否决”考核;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就更加主动有效地接受检察监督研究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将公安监管场所监控和相关信息与驻所检察室联网，接受驻所检察室的实时监控;与最高人民法院就实行死刑犯远程视频提讯，缩短死刑犯羁押时间研究了工作措施等。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推进，人民群众法律意识、维权意识普遍增强，对公安监管执法管理的要求越来越高。”赵春光最后表示，全国各级公安监管部门要把公安监管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和公安工作全局中来思考，把公安监管工作提升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来谋划，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形势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安监管事业的新路子。
编辑：何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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