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学说简称，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在绝大多数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华人的主流思想基础。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学在上也多次遭受严重冲击。诸如现代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新文化运动。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後，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传统的标记。
词目：儒家
汉语拼音：rú&jiā
雅言音：Nyo&Kraa
儒家学说（the&Confucianists），或称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其学派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伦理关系。
崇奉孔子学说的重要学派
西汉以后，董仲舒提出迎合汉武帝的“皇权至上”学说，使儒家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学派。但在秦始皇“”和秦末汉初的战乱以后，直接传承自孔子的儒学已不可考。《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游文於六经之中，留意於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范文澜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一编第四章第九节：“孔子学说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学派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
2.指读书人家
唐·元稹《高允恭授侍御史知杂事制》：“允恭始以儒家子能文入官，在监察御史时，分务东台，无所顾虑。”&
宋·罗烨《醉翁谈录·金陵真氏有诗才》：“元祐中，有真氏者，本金陵儒家也，美貌又有诗才。”《初刻拍案惊奇》卷十：“家下贫穷，不敢仰攀富户，但得一样
儒家女儿，可备中馈，延子嗣足矣。”
大约从公元前七世纪起，周朝的封建统治开始没落，皇族子弟的教师，以及有些皇室成员本人，都散落在民间，以教授经书为生，有的因谙习礼仪而成为人家婚丧嫁娶、祭祀或其他礼仪的襄礼（司仪）。这些人被称为“儒”。
“儒”字，《康熙字典》解释：《唐韵》人朱切《集韵》《韵会》汝朱切，从音襦。学者之称。《扬子·法言》：通天地人曰儒。《周礼·天官》：四曰儒，以道得民。
从白话层面理解有两种意思：其一，儒即有道之士。《汉书·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说：“凡有道术者皆称儒”。其二，《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不过一般《说文解字》的后一意接受较广。“儒”是古代对学者的尊称，即今所谓“学者”，是极普泛的一种名称。《论语》，孔子对子夏说：“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可见那时只称有知识才艺者为“儒”，其中有君子，也有小人。
儒家经典主要有十三经。儒家正典化始自孔子治六经。孔子“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即《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其中诗书礼乐又称古之四教，周朝贵族的教科书。
“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兮，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君子知在位者之不能以恶服人也，是故简六艺（六艺为“礼”&“乐”&“射” “御”&“书”&“数”）以赡养之。《诗》《书》具其志，《礼》《乐》纯其养，《易》《春秋》明其知。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
荀子说：“故诗书礼乐之道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即《诗经》教言圣人之志，《尚书》教行圣人之事，《仪礼》规定圣人之行，《乐经》乃和圣人言，《春秋》乃圣人微言大义。“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
秦末，刘邦，项羽攻入咸阳，项羽火烧咸阳宫，秦火一炬，《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国学十三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
后来的《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
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注疏》是解释十三经的权威教参。注，是对经书字句十三经注疏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注、疏内容关乎经籍中文字正假、语词意义、音读正讹、语法修辞，以及名物、典制、史实等。宋人将十三经宋及宋以前之注疏合刊，“注疏”之称始流行。
孔子、孟子、荀卿、董仲舒、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代表了儒家发展的不同阶段。
儒家的派别包括：
1、思孟学派。
2、今文经学。汉初今文经学立为官学，每一经都可成为“学”，例如榖梁学、公羊学等，从中又衍生出诸如谶纬神学之类的其他学说。
3、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合称为经学，经学之下又可以按照所治之经分为诗学、礼学、易学、春秋学等等。而治经须先明义，因此诞生小学，小学之下又分为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
4、宋明理学.
6、气学。先师孔子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作《春秋》，通过复兴周朝的礼乐官学传播王道教孔子化。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孔子重视六经是因为看到了六经中蕴涵的先王之道。
诗书礼乐之道是春秋时期贵族子弟的学习科目。“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贵族教育“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
而平民教育则“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孔子认为以诗书礼乐教化，“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矣；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矣；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矣；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矣；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矣；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矣。”
孔子读《诗经·小雅》叹曰：“于《柏舟》，见匹夫执志之不可易也。于《淇奥》，见学之可以为君子也。于《考盘》，见遁世之士而不闷也。”孔子编订《尚书》以尧为起点，“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解说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圣王政治。一方面，孔子主张仁政，一方面主张明德慎罚，以刑佐教。孔子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总治焉”。六官就是《周礼》中的治国政的冢宰、管教育的司徒、&司礼（礼法、祭典）的宗伯、司兵（军政）的司马、主刑（诉讼、刑罚）的司寇、主土木的司空。此外，孔子“志在春秋”，并认为《周易》中有“古之遗言”。先秦儒学先秦儒学是指未经汉儒天人感应之说改造的原始孔孟思想。譬如，子曰：“六和之外存而不论”，子曰：“敬鬼神而远之”，说明孔子其实不讲玄幻鬼神之事。而孟子则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此处明言“善之四端”天生即在每一个人心中，不涉及外在形而上之宇宙自然规律。先秦儒学注重个人自身的努力，而非外在的条件，譬如孟子曰：“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人皆有善心，只要发扬四端，则皆能为善，若放弃为善则失之，“每个人只要有意愿则皆能为善”。恻隐之心是自然的，由内心发出，因此不需假外在条件，只需问自己是否愿意为善而已。先秦儒学与汉儒以后的儒学学说，存在着许多差异。孔门十哲“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门十哲是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孔门四科中表现出类拔萃的十位弟子。“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战国八派由于孔子的思想学说体系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孔门弟子对孔子言论和思想的理解不尽相同，难免会产生歧见。所以，孔子逝世以后，孔门弟子就开始逐步分化。到了战国的中后期，儒学在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儒家内部也形成了八个不同的派别。儒家八派之说，始见于《韩非子》的《显学》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1、子张之儒
子张姓颛孙，名师，字子张，春秋末期陈国阳城（今河南淮阳）人，生于公元前503年，卒年不详。子张是孔子张子晚年的弟子，从学后学业出众，与子夏、子游齐名。曾从孔子周游列国，
在陈、蔡之间遭到过围困。他勤学好问，经常与孔子讨论各种问题，《论语》记其向孔子问学达二十次之多。主张“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率语·子张》），明确反对“执德不弘，信道不笃”，“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论语·子张》）的人和事。子张的秉性有点偏激，孔子曾批评他“师也过”，“师也辟”&（《论语·先进》）。但他为人博爱容众，交友颇广，认为君子应该“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子张终身未仕，孔子死后，居陈国，收徒讲学。子张的弟子以后即成“子张之儒”，被列为战国儒家八派之首。
“子张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已难知其详。荀子在其《非十二子》中曾十分严厉地批评“子张之儒”，把他们称之为“贱儒”，说：“弟佗其冠，礻中礻覃其辞，禹行而舜趋，是子张氏之贱儒也。”这个批评似乎没有列出什么学术或思想上的根据，仅讲一些言行举止而已。一般以为荀子所斥可能是指战国末期依附于“子张之儒”一派门墙的人。如清儒郝懿行以为，是指那些徒似子张之貌而不似其真的人（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引）。现代学者敦沫若根据“子张之儒”具有博爱容众，严己宽人等特点，认为“子张氏的后学们似乎更和墨家接近”，并推测“墨翟受了子张的影响”（《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
2、子思之儒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关于子思之儒的学术或政治主张究竟如何，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从否定的角度略有论及：“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按大多数宋儒的观点，“子思之儒”发挥了孔子的中庸思想，把儒爱道德范畴“诚”这一精神实体提高到世界本原的地位，对儒家的心性之学有重大贡献。宋儒之说，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表示怀疑。
3、颜氏之儒
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颜的共有八人，他们是：颜无繇、颜回、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哙、颜何。“颜氏之儒”究竟是其中何人之学所传，今天已难确断，学术界一般认为是以颜回为代表的。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论语》中出现有32次，他的思想论清斋，讲坐忘，有清净归隐的倾向，类似于道家。其学派的最主要特点就是安贫乐道，重在下功夫实践孔子的仁德思想。此外，在《庄子》一书中，也提到过颜回之学的“坐忘”、“心斋”等修养理论。
4、孟氏之儒孟子
学术界一般认为，“孟氏之儒”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以及施行“仁政”、“王道”的政治理想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等。孟子曾自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则谓其“受业于子思门人”。又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则“孟氏之儒”又当与“子思之儒”为一系。敦沫若认为，“孟氏之儒”不仅与“子思之儒”为一系，而且也与“乐正氏之儒”为一系（《十批判书·传达有八派的批判》）。
5、漆雕氏之儒
综合《论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资料的记载，孔子弟子中姓漆雕的共有三人，他们是：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孔子家语·弟子解》作漆雕从），学术界一般认为“漆雕氏之儒”是以漆雕开为代表的。漆雕开，《汉书·艺文志》作漆雕启，据宋儒王应麟考证，“启”为原名，汉人避汉景帝名讳改为“开”，春秋末期鲁国（一说蔡国）人，生于公元540年，卒年不详。漆雕开是孔子弟子，孔子曾让他去做官，他说对做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表示很赞赏（参见《论语·公治长》）。漆雕开具有不屈的勇气，《韩非子·显学》中说：“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在对人性的看法上，他主张性有善有恶，《论衡·本性》中记：“宓（不齐）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之徒，亦论情性，与世子（世硕）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恶。”
根据这些资料，现代学者研究认为：“漆雕氏之儒”不愿做官，好勇任侠，属于孔门弟子中任侠的一派，这一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宓子贱、公孙尼子、世硕等都是这一派的主要成员，《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漆雕子》、《宓子》、《世子》、《公孙尼子》，说明他们当时都有著作（均已佚）。此外，《孟子·公孙丑上》称善于“养勇”的北宫黝，亦当属于“漆雕氏之儒”（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蒙文通《古学甄·漆雕之儒考》）。由此可见，漆雕氏的思想分三方面：知，得智；仁，爱民；勇，刚毅勇武。有似于侠客。
6、仲良氏之儒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就是《孟子·滕文公上》所说的陈良一派。据《孟子》记载：“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陈良的弟子有陈相、陈辛等，后来欣赏农家许行的学说，曾遭到孟子的严厉批评。据陈奇猷推测，“仲良氏之儒”或许是《礼记·檀弓上》所载的仲梁子一派仲梁子，东汉郑玄在《礼记注》中说其为鲁人。据《礼记·檀弓上》上记：“曾子曰：尸未设饰，故帷堂，小敛而彻帷。仲梁子曰：夫妇方乱，故帷堂小敛而彻帷。”又《毛诗传》中引有仲梁子语，而《毛诗》源自子夏，所以这一派可能兼有曾参、子夏二家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7、孙氏之儒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氏之儒”就是以荀子为代表的一派。荀子是战国晚期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继承了孔子的治学传统，是儒家经学的主要传播者之一。在政治思想上，他发展了孔子的“礼学”，倡言礼法兼治；哲学上主张“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孙氏之儒”中除那些传承荀子经学的弟子之外，有名者是韩非和李斯，但他们两人已经突破了其老师荀子的儒家学派的界限，而成为法家中的代表人物。
8、乐正氏之儒
战国儒家八派中这一派也不可考。据郭沫若推测，“乐正氏之儒”或即孟子弟子乐正克，因此当属“孟氏之儒”一系。据陈奇猷推测，“乐正氏之儒”或为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因此当传曾子之学（参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显学》校注）。
另有子夏之儒。子夏之学是最注重礼制的，而礼制的强化，就是所谓的法制，宏观来讲，子夏是法家的鼻祖之一。
总之，战国时期的儒家八派，是当时“百家争鸣”中传达有内部出现的派别，它们之间的观点很不相同，但都自认为是代表了孔子的正统儒家思想。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影响颇大。今古经学秦焚书坑儒之后，除易经外，儒书基本绝迹，靠儒生的记忆背诵才流传下来。汉朝时，五经通过朱熹年迈的儒者得到复原，以汉隶书写，称今文经学。但后来在孔子故居发现隐藏了一部分儒经，以孔子时代的蝌蚪文记载，刘歆做了很大整理，称古文经学。两者在流传文本和经典解读方法上均有差异，但其后经学家郑玄基本统一了今古文，今古之争渐息，儒经在文本上的争议被平息。
至宋朝，朱熹对《大学》文本作了修正，但被其后明朝的王阳明所反对，并推崇古本《大学》，于是又开始流传古本。明太祖朱元璋曾欲对《孟子》进行删节，但因遭到臣属以死要挟的强烈反对而放弃。
直至清末，时局动荡，人心思变，疑古之风日盛，今古文之争又起。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但又被其后的学者所驳斥。今天所看到的儒经，大多源自汉儒的流传，而解读上，则承袭了宋明儒的思想。谶纬神道谶纬思想形成于西汉的哀帝、平帝时期，到东汉则基本完备，被称为内学。纬书是相对于经书而言的，儒家的“六经”，加上《孝经》都有纬书，总称“七纬”，以神秘主义解释七经《诗》《书》《礼》《乐》《易》《春秋》《孝经》。经籍和纬书互配，经在轴，纬在杼。
纬书内的天文占卜和未来预言叫做“谶记”，七纬之外有《论语谶》，对孔子进行神化，附会圣人神道设教。“易曰：‘河出图，洛出书。’然则圣人之受命也，必因积德累业，丰功厚利，诚著天地，泽被生人，万物之所归往，神明之所福飨，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於河、洛，以纪易代之徵，其理幽昧，究极神道。先王恐其惑人，秘而不传。说者又云，孔子既叙六经，以明天人之道，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别立纬及谶，以遗来世。”谶纬思想认为“《易》有阴阳，《诗》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窃学《齐诗》，闻五际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蚀、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犹巢居知风，穴处知雨，亦不足多，适所习耳。”
郑董仲舒玄、马融、董仲舒、谯周是谶纬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结合公羊家和五行思想，发展出“天人感应”理论，并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董仲舒强调“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君王施政不仁，天就会有所表示，称之为“天人感应”，这意味着君权之上还有一个神权，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对君王有一定的制衡作用。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设五经博士。
建初四年（79年），汉章帝主持召开了一次全国经学讨论会，即白虎观会议，会议纪录由班固整理成《白虎通德论》，以法令形式将谶纬之学定形，和正统经书具有同等地位。晋朝泰始三年，禁星气谶纬之学。纬书原本因隋炀帝禁止而散佚。《隋书·经籍志一》：“&炀帝即位，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流传下来的纬书有：易纬《乾凿度》、书纬《考灵曜》、诗纬《含神雾》、礼纬《稽命征》、乐纬《动声仪》、春秋《元命包》、孝经《援神契》、尚书《中候握河纪》、论语《谶比考》。公羊谷梁公羊家和谷梁家都主张尊王说、内鲁说，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讲华夷之辨。“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谷梁春秋，数其祸福，传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公羊家以西汉董仲舒、眭弘和东汉何休为代表。《公羊传》的思想直承《春秋》，侧重于从《春秋》尊王攘夷思想延伸而成的“大一统”、“拨乱反正”观点。西汉初年，以尊王为主体的春秋公羊思想，成为朝野的依据。而公羊学派在公羊学被立为学官之后，更是大大的扩张了势力。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好言“天人感应”与“阴阳灾异”，由是“谶纬”之学大兴。汉宣帝时期，谷梁传成为春秋的权威解释，公羊学随之没落。唐代道统唐代韩愈提出“道统”之说，《原道》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韩愈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愈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韩愈本人则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李翱说：“孔氏去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辨之，孔道益明。”皮日休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程朱理学自汉以来至今，儒家思想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但也二程有低迷时期。魏晋时期儒学的地位被道教玄学替代。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朝时程朱理学为儒学主流，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但陆九渊与程朱理学不同，另有一套“明心见性”、“心即是理”的哲学观点，经明朝王阳明又发展为心学。
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中华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清代中期，戴震批判朱熹理学“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陆王心学中国宋明时期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南宋时，陆九渊倡言心即陆九渊理，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提出“发明本心”、“收其放心”的“简易”、“直捷”主张。他还同朱熹辩论过“无极”、“太极”等问题，成为与朱熹一派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被称为“心学”。陆九渊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杨简、袁燮等人&，杨简将“心即理”进一步发展成为“万物唯我”的唯我主义。宋代以后，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陆学影响不如朱学。
到明代中期，陈献章由朱学转向陆学。王守仁更是集心学之大成，并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是理”的命题&。在认识论上他推行“致良知”的方法，认为“良知”就是“天理”，“致良知”就是“明明德”。同时提出“知行合一”的革命性观点，反对宋儒知先行后的说法或知而不行的做法。王守仁是陆九渊以后影响最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明代后期，王学大盛，出现了众多流派，其中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和李贽等人影响较大。泰州学派内部各人思想不尽相同，但有共同的趋势，就是强调儒明朝&王守仁家的“圣”、“贤”是人人可成的，即便是“农工商贾”也可以成圣成贤，声称“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李贽还提出“是非无定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
1644年，明朝灭亡，这是以汉人为统治者的中国第二次亡国。明亡之后，以阳明学大儒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儒家学者对历史进行了反思，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宋明的哲学，或是程朱，或是陆王，表面上虽都不承认和佛家禅宗有何关系其实没有一派不曾受印度学说的影响。[10]后儒学“后儒学“把传统儒学（即前儒学）从政治制度层面和宗教化倾向下剥离出来，以“新内圣，外平等”&为儒学发展的主要取向。这里所谓的“内圣”之学，主要是继承传统儒学而又有创新的关于指导人生修养、提高精神生活、发扬道德价值、协调群己权界、整合天（自然）人关系等学说。《后儒学》作者苍山牧云，安徽省怀远县人，当代儒家，后儒学之奠基人。其思想纵横辽远，宏博深邃，究其根底，唯“美”无他。故其学，也称之为尚美之学。从构字上解释说，“美者，从羊而大。丰盈而嫩鲜，丰腴而未老，如女子成熟，男子壮年；物正丰茂，势盛有力”。其美有三德，一曰美者尊本，&二曰美者克欲，三曰君子之美。
儒家的体系主要包括：
仁、&义、&礼&、智&、信。
天命、&良知&、天理&、心性&、中庸&、诚敬。
三纲、四端、五常、五伦&、七情、六欲、八德。
忠恕、&孝悌&、廉耻&、名节。
格物致知、内圣外王、教化、和谐&。
大同道统、圣贤、君子、小人。
经权文质、礼乐。
内诸夏而外夷狄。
仁政、王道、宗法、井田。
思想和主张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史记o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o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儒家哲学,看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讲礼貌。朋友之间真诚守信用，“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善於吸取别人的长处，“，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提倡人要到达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儒家思想的特点和地位儒家思想不同其它宗教。一般的宗教，往往力图一统宇宙，把“自然”、“科学”和“人”、“社会”的问题建立在一个体系之下，而人类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呈现日渐增长的状态，因而过去宗教的设论不断地变成谬误；在当时无法理解的一些基本问题上，各种宗教则做了各种编造。儒家思想关?的并非“自然”、“科学”，而是人和社会，是人类永?的课题，在这些永?的课题上儒家思想建立起了具有永?价值的价值体系。儒家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学“儒学“内圣外王”新解” 一文提出了儒家的"内圣一贯说"与"外王一贯说"，并介绍了内圣外王的杏园修学方法。以下是该文内容：儒学“内圣外王”新解儒学“内圣外王”一贯论 一 引言“内圣外王”是儒学全部学说的总的概括。《大学》中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内圣范畴，内圣即通过修养成为圣贤的一门学问。“齐家”“治国”“平天下”属外王范畴，外王即是在内心修养的基础上通过社会活动推行王道，创造和谐社会大同社会的一门学问。“内圣外王”皆以“仁义礼智”为根本指针，其中“仁”“礼”在“内圣外王”两个层面中的根本意义相同，但在两个层面上有不同的具体解释和具体效用。二 内圣一贯学说。1、《大学》：“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阳明心学认为：格物即“格心之物”，格就是规格、条理，格物就是“使物格”，就是使外物在人的心中有规格有条理亦即有正确的位置。致知即“致良知”，“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所谓良知良能就是自然赋予人的本性。《孟子·告子上》：“测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测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就是说“仁义礼智”不是外部强加给人的赘物，而是自然赋予人的本性，是人“不学而能”的“良能”和“不虑而知”“良知”。《大学》：“物格而后知至”——就是说外物在人的内心有了正确的位置，亦即破除了外物在人内心的不正确位置（王阳明所谓“破心中贼”），使人的内心能够不接受外物的不正确或不正当的诱导和诱惑，这样人的良知就会显现。《大学》：“知至而后意诚”——就是说人的良知显现出来以后，自然就会坚定自己修学圣贤之道的决心，而不会只是做样子给别人看，自欺欺人。《大学》：“意诚而后心正”——就是说人有了坚定的决心以后，自然就会对修学圣贤之道过程中的任何困难，都可以“不”“不恐惧”“不忧患”，对任何可能导致自己放弃修学圣贤之道的东西，都“不好乐”。《大学》：“心正而后身修”——就是说人有了“不忿懥”“不恐惧”“不忧患”“不好乐”之心，不受任何干扰之后，就会自觉的将圣贤之道贯彻于自己的一切行为之中，并使自己成为圣贤一样的人，最终实现“身修”的目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属于“修心”的范畴，格物、致知是“内圣”的第一阶：即“明本性”；诚意正心是“内圣”的第二阶：即“坚道心”；修身是内圣的第三阶：即“行圣道”。其中格物、致知是内圣的基础阶段，即“破心中贼”的阶段；修身是内圣的发挥阶段，也就是将“破心中贼”的成果发挥于外在行动的阶段。诚意、正心则是联接“基础阶段”与“发挥阶段”的重要保障。2、程朱“理学”纲领：“存天理，灭人欲”的正确解释——“灭人欲”，并不是反对和消灭一切人欲，譬如理学并不反对和消灭吃饭。所以，所谓“灭人欲”其实只是要消灭违背人的“良知”的不正当的“人欲”，其本义与阳明心学“格心之物”“破心中贼”的思想是一致的。“存天理”，即保存人心固有的“仁义礼智”之天理，其本义与阳明心学“致良知”的思想也是一致的。3、魏晋“玄学”以“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的老子《道德经》“道法自然”的思想解释儒学，主张 “名教”（ 仁义礼智）出于自然。以“贵无”思想消除人内心中违背“仁义礼智”的，恢复人“仁义礼智”的自然本性。这就是魏晋玄学与阳明心学的一致之处。4、董仲舒“名教”思想，认为“仁义礼智”等“名”是“天志”即自然的表达，“圣王”根据“天志”赋予的“名”来“教化”人民，使人人“明其道”。这里的教化，即是使人人“破心中贼”，“明其道”就是使人人“致良知”。这就是董仲舒“名教”思想与阳明心学的一致之处。（注：名教思想包涵有上述“内圣”成份，但主要侧重于“外王”）5、儒学“内圣”学说以孟子的“仁义礼智”贯穿始终；以《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修学次序；以王阳明心学“格心之物”和“致良知”为修学根本。凡修学圣贤之道，求作圣贤者舍此之外别无他途。三& 外王一贯学说刘周“大众儒学倡议书”中关于儒学“外王”学说的表述：（一）大众儒学是儒学的原教旨。（二）儒学的核心是仁和礼。1、仁，就是爱人，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社会的道德秩序，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使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自身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仁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必要，礼的作用是使民无造反之意识。——人们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人们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普遍遵合自身社会地位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人民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古今中外，凡是能够使国家达到太平的统治，事实上都没有违背儒学的仁和礼两大原则。2、儒学的真谛是仁礼一体。不讲究仁，只讲究礼，人民就会反抗其统治。不讲究礼，只讲究仁，人民就会轻慢其统治——即人民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一刻也不可以分开的，这就叫作仁礼一体。人类社会是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古代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特别严重，每个人都必须依赖群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因为这个原故，所以每个人都习惯于遵守群体共同的道德规范，而认为群体共性对个性的约束非常合理。但是越到后世，人类受到自然界的威胁不断减弱。因此，反对共性约束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潮便逐步发展起来。所以，人们的道德观念也就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所以，礼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内容。拿着古代的“礼”来统治现代的社会，就会违背仁的原则。违背了仁的礼，一定会受到人民的反对和反抗。所以，礼贵在不违背仁的原则。不违背仁的原则，就必须根据不同的时代而改变礼的一些具体内容。只有根据时代变化而改变和调整礼的一些具体内容，才可以达到不违背仁的原则。这就是仁礼协调，一体不二的要点。3、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年来的旧的礼制，这是因为这个礼制中的许多内容，有违于时代发展的要求，已经违背了仁的原则。所以，辛亥革命推翻旧的礼制，本身正是体现了儒学的仁的原则。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也只有在推行仁政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新的社会道德秩序，才能得到最后稳定并实现长治久安。（三）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同时包含了法的内容。1、孔子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第十三》）。就是把法（刑罚）作为维护礼的重要手段。到了荀子提出“”的主张，就形成了儒学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2、儒学中的法，更注重法的社会意义。它把法置于礼（道德秩序）的指导之下，把法治作为德治的延伸。孔子用“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来应对叶公“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直” （《论语·子路第十三》），正反映了儒学对法的社会意义的看重。父亲包庇儿子，儿子包庇父亲，表面看来有违于法。但是这种行为体现了人们对亲情的重视。如果全社会的人们都能这样重视亲情，那么人们在产生犯罪动机的时候，就会因为不忍心连累和伤害亲人而克制自己的犯罪欲望。所以，总体上可以使全社会的犯罪减少。父亲攘羊而儿子举证，表面看来符合法度。但是这种行为同时也体现出人们对亲情的淡漠。如果全社会的人们都不重视亲情，那么人们在产生犯罪动机的时候，就不会因为害怕连累亲人而克制自己的犯罪欲望。所以反而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所以，儒学中的“法”更注重于惩前毖后，更注重于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行为。所以，对的惩罚是一种手段，而不是法的全部目的所在。（四）儒学的礼法体系是分层实现的礼法体系。宗族、地方自治与行业自律，分担了政府的管理责任。宗族、地方法规与行业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分担了政府的立法与司法责任。——这种社会分层管理体系和法律分层践行体系，一方面缩小了政府机构的规模，减轻了人民的税负；另一方面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超脱于一些具体的社会矛盾之外。——所以，这种分层体系是政府与社会仇恨之间的缓冲器。有了这个缓冲器，在社会矛盾一旦趋于激化的时候，政府就不会首先成为社会仇恨的目标。因而就会为政府及时采取化解矛盾的措施赢得时间和空间。所以，这种分层体系也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五）综上所述，仁礼一体和“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分层践行的礼法体系，构成了超越社会形态、超越阶级形态的促进社会长治久安、永久和谐的科学完善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方略。所以由上可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超越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并不是一种社会形态或一个阶级的专有品。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结论：“内圣外王”涵盖了“塑造人”的理论和“塑造人群（含人群、社会和国家、世界）”的理论两个方面，事实上也就是涵盖了整个社会学的全部领域。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有关社会学的学说，都无外乎“内圣”“外王”两个方面。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来，一切有关社会学的学说都可以用“内圣外王”予以贯通。抓住了“内圣外王”，也就抓住了一切社会学说的总纲。所以，对于一切社会学说，都应该取其有益于“内圣外王”的部分而兼容并蓄。二&& 儒学“内圣外王”修学论（一）“内圣外王”的修学次第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二）“内圣外王”的修学形式是：杏园制度。杏园制度是仿慕孔子“杏园讲学”古事而形成的。1、明洪武年钦定杏园总谱：儒学内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王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悉从名教。2、杏园植杏树为纪，设“杏坛”作为举行礼仪活动的场所，设“乡校”作为讲习学问的场所，杏坛立孔子及诸圣绘像以供瞻礼。3、乡校讲习内容为儒学经典、礼仪和诸子学说等。乡校学生称为“从学”，从学入学要在杏坛举行“入序礼”，从学又称入序弟子。由入序师依杏园总谱授予谱名。从学学成毕业举行“进学礼”，“进学礼”后称为“新知”。“新知”再经一次“进学礼”后成为“善知”， “善知”经“易服礼”后成为“贤者”。“新知”“善知”又称进学弟子，“贤者”又称易服弟子。贤者是杏园常设机构学团的成员。4、杏园除入序弟子、进学弟子、易服弟子外，还可有寄名弟子。寄名弟子不授谱名，以真名入寄杏园。寄名弟子有助益、新进、善进三种，其名称依其对杏园工作和活动的热心和助益程度而定。5、杏园常设机构学团由贤者组成，贤者人数达到三人即可成立学团。学团贤者超过十人则设学团议事会作为领导机构。祭酒或大祭酒是杏园和学团的名义领导和学术代表。学正或大学正是学团的实际领导。祭酒或大祭酒任职无限期，新祭酒由老祭酒推荐并经学团与三老会、新知会、善知会、助益会、新进会、善进会共同讨论同意后产生。学正任职每四年一届，由祭酒推荐并经学团全体讨论同意后产生。学团议事会成员由学正指定。学正和祭酒都必须是贤者。6、三老会、新知会、善知会、助益会、新进会、善进会是杏园的非常设机构。三老会是杏园和学团的咨询顾问机构，一般由当地名流和政府官员组成。其余各会则由相应名称的弟子组成。各会领导和领导机构均由各会成员公推产生。各会的宗旨都是协助学团处理杏园事务。杏园或学团的重大事务，均可与三老会或诸会共议。7、学团根据需要可设立的职位有：内府、外府、中卫或大中卫等，内府负责学团和杏园的内务，外府负责外务，中卫或大中卫负责维持秩序等保安工作。8、乡校讲习师由贤者或学正、祭酒充任，入序师由学正或祭酒充任，进学师与易服师均由原入序师充任。9、杏坛礼仪活动由祭酒或学正主持。杏坛举行的对内的礼仪活动有：祭洒升座礼、学团成立礼和换届礼、入序礼、进学礼、易服礼、寄名礼等。10、杏坛举行的对外的礼仪活动有：节日礼孔、冠礼、乡饮礼、礼等。节日礼孔：即在孔子诞辰、民俗节日或宾客自订日举行的礼孔仪式。其用意在尊崇文化，以助益文途宦海。冠礼：含现代所谓的成年礼和修字礼两个部分。成年礼用意在于使步入成年的人从此肩负起成人的责任和义务。修字礼用意在于使步入成年的人以新的面目面对社会，而社会也以新面目来看待他。乡饮礼：就是为某村或某“社区”举行的幼敬长之礼。其用意是通过年幼者向年长者敬酒（或茶）的仪式，使村子或社区内的居民皆以叔伯子侄等关系互视为亲人，从而促进村子或社区内的和谐。议谥礼：就是为已故的对社会有重要贡献的人们或一定级别的有作为的官员议定谥号的礼仪。其用意在于鼓励人们重视立德立名，从而为社会多做贡献。（三）《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这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以“孝友于兄弟”的方式，践行自己修学“内圣”的成果，影响于自己周围的人，便是“为政”。影响于家人即是“齐家”，影响于社会即是“治国”“平天下”。所以，入仕和干政只是“外王”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全部形式。杏园修学的形式，把修“内圣”讲习和影响于周围人群的“外王”结合在一起。既满足了杏园弟子个人修学的需求，又能使杏园外的人群接受儒学的影响，从而促进人群的和谐。使“内圣”之树结出“外王”之果，服务于社会的和谐，服务于世界的和谐。
明清以来，西学东渐。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面对西学的压力，清代儒家开明派提早期冲击者&李贽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张。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致使人们对中国文化作出反思，儒学内部龚自珍、魏源等，以汉学批宋学，主张改革，成为近代儒学中的异端。
之后，又有三次对儒家思想的较大冲击：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中，草根阶层对儒学的冲击。第二次是戊戌变法时代，变法派思想家对儒学的冲击。第三次是民国成立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各类激进主义新思潮对儒学的冲击。
面对冲击，儒学也作出反应。康有为陈焕章创立孔教，将儒学宗教化。而学衡派的学人对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研判，产生了新儒家。
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为东方最有价值的思想体系，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可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
道墨法释四家评儒
墨家反对儒家推崇的“亲疏尊卑之异”、“古服古言”、“滥施敌人以仁义”和“畏天命”，批评孔子的礼乐教化和繁琐礼仪，“繁饰礼乐”、“久丧伪哀”、“厚葬久丧”、不敬鬼神，认为孔子心术不正，其弟子作乱邦国。不过，墨子曾“称于孔子”，认为孔子之教也有“亦当而不可易者”。
道家以自然无为为宗旨，蔑视礼法，对于儒家的礼仪道德持否定态度。
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为孔子诗书礼乐教化与法家农战思想对立，“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国用诗书礼乐孝悌善修治者，敌至必削国，不至必贫国。”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对孔子个人颇为尊重，但他认为孔子学说不合时宜。
释氏撰经，相传孔子号儒童菩萨，或曰：“吾夫子万代斯文之祖，而童之。童之者，幼之也。幼之者，小之也。彼且幼小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又僧号比丘。丘，夫子讳也。比者，并也。僧，佛弟子，而与夫子并。彼且弟子吾师，何怪乎儒之辟佛也！”
是不然。童者，纯一无伪之称也。文殊为七佛师，而曰文殊师利童子；善财一生得无上菩提，而曰善财童子；乃至四十二位贤圣，有“童真住”，皆叹德之极，非幼小之谓也。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若夫比丘者，梵语也。梵语比丘，此云乞士，亦云破恶，亦云怖魔。比非比并之谓，丘非丘陵之谓，盖仅取音不取字也。例如梵语南无，此云归命，南不取南北之南，无不取有无之无也。噫！使夫子而生竺国，必演扬佛法以度众生；使释迦而现鲁邦，必阐明儒道以教万世。盖易地则皆然。大圣人所作为，凡情固不识也。为儒者不可毁佛，为佛者独可毁儒乎哉？
刘禹锡《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亦云：“则素王立中枢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习登正觉。至哉！乾坤定位，而圣人之道参行乎其中。亦犹水火异气，成味也同德；辕轮异象，至远也同功。然则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浸息；佛以大慈救诸苦，广起因业，故劫浊而益尊。”刘禹锡亦力主儒佛同尊，他认为儒学适用于治世，佛教适用于乱世。
对中国的影响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社会，代代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但也因此禁锢人的自由思想，导致了手工业和科技的落后。对东亚的影响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对朝鲜的影响在朝鲜半岛，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半岛。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新罗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著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半岛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朝鲜王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朝鲜王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朝鲜王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朝鲜王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科举分文、武两科。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朝鲜王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对日本的影响儒学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
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
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置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重视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
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
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
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作用。对越南的影响儒学在越南文化中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东汉末年，广西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
10世纪，越南独立以后，各王朝的典章制度大都取法于中国，政府选拔人才也采取科举制度，以诗、赋、经义等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造字方式，创制了越南民族文字，称为“字喃”。此后，中国儒家典籍大量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刊刻过不少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出现了不少明经的儒家学者。15世纪初，明成祖曾下诏，以礼敦致越南各方面人才到中国来，其中包括明经博学的儒学者。可见儒学在越南的影响之深。对欧洲的影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首次将《论语》翻译成拉丁文，1687年利玛窦译本在法国巴黎出版。以后《论语》被转译成法文、英文等。1691年，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李明从中国回到法国，出版了《中国近事报道》和《论中国礼仪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东方的儒家思想并批评西方的堕落。对现代的影响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台湾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
儒家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又称新儒家，是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的儒家学派。狭义的新儒学，是指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所提倡的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则可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
1、准备。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是新儒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儒家学者在西方文明冲击之下被动接受西方文明的一些内容以求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一阶段的代表思想。
2、萌芽。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是新儒学的萌芽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日趋成熟的托古改制的社会改良思想，即用儒学来解释改良思想。代表作有《大同书》等。
3、嬗变。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是新儒学的嬗变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孙文的籍古创制，孙文在学习西方民主经验和思考西方弊政的基础上，仿慕儒家体制创立了政权与治权分立的民权学说和五权分立的政体学说。在《建国方略》中慕仿周礼制订了非常详细的“结会”“动议”等程序和仪规；在《民族主义》讲稿中以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儒家道德，作为复兴民族的基础；在《民权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圣贤才智平庸愚劣”的观念来讲解真平等与假平等的分野；在《民生主义》讲稿中以儒家倡导的大同主义作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4、开宗明义。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是新儒学的开宗明义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梁溯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的儒学研究。新儒学开宗的政治基础是当时官方意识形态三民主义中含有儒学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新儒学的活动主要体现于思想领域；新儒学的目标是在汇通中西文化的前提下解释和发展儒学。代表作有梁溯溟的《乡村建设》、贺麟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等。主要成果是熊十力继承陆王心学构筑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和冯友兰的“新理学”。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它是在儒学遭到普遍责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阶段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探索，但是没有对社会发展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5、沉寂。从新中国建立到大陆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新儒学的沉寂阶段，这一阶段不仅中国大陆的新儒学研究归于沉寂，海外新儒学亦甚少成绩。
6、恢复发展。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是新儒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尚在进行之中。恢复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过去的一些新儒学著作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学术界开始反思和讨论新儒学的功过利弊。发展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在过去“新儒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儒学和新儒学进行彻底的和全面的去糟取精古为今用。发展阶段的新儒学是当代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7、新儒学诞生。大众儒学，是一种新的新儒学研究派别，是当代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概念和定义是刘周在“全世界都来践行大众儒学，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倡议书）”和“刘周倡议书答疑”中首次提出的。大众儒学的主要观点是：
●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都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所以儒学是一种超越社会形态和阶级形态的社会统治方略和社会管理学说。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作为我国奴隶社会某些诸侯国在某些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又是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一史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孟子
●仁和礼的关系是仁礼一体。不讲仁只讲礼，礼就不会被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就会遭到反对；不讲礼只讲仁，社会成员不受道德约束，就会由思想上的无政府状态引发现实中的无政府状态。所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社会发展会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礼的一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予以改变和调整，这种改变和调整是仁的体现。
●儒学“仁礼一体”的体系中包含了法的内容，礼和法应该很好的结合。礼的作用主要是预防犯罪，法的作用主要是惩罚犯罪。对犯罪个体的惩罚不是法的全部意义，惩罚所能产生的社会影响（即能不能从总体上减少全社会的犯罪）才是惩罚的主要目的。建立分层践行的“以礼为体，以法为用”的礼法体系，是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民贵君轻”，表明儒学不是把“君”置于学说的中心，而是把“民”（即人民大众）置于学说的中心。儒学对“舜娶而不告”和“汤武革命”的赞成，表明儒学不是片面维护居上位者的利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内涵一方面是：君守君道臣守臣道，父守父道子守子道；一方面则是：君守君道是臣守臣道的前提，父守父道是子守子道的前提。所以，在居上位者违背仁和礼的时候，居下位者是可以采取积极的或消极的手段来维护仁和礼的。所以，儒学的本质就是大众儒学，其根本精神是维护国家社会的和谐运行。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社会统治和社会管理学说，而且与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乃至民主革命学说和共产主义说都是兼容的。
●“礼之用和为贵”，表明礼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目标，就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及全社会的和谐。儒学认为，践行仁礼和维护仁礼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汤武革命”和“舜不告而娶”的目的是“复礼”而不是作乱。所以，他们不是在破坏和谐，而是在恢复被破坏了的和谐的基础。所以，“汤武革命”与“克己复礼”
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创造和谐、促进和谐的行为。儒学承认一切人（尤其是居下位者）的维护仁礼的责任和权利，可以使人们（尤其是居上位者）在违背仁
礼方面，不致走得太远。可令人们在破坏和谐基础的道路上，不致走得太远。因此，会对维护社会和谐产生积极作用。它同时也表明礼的根本精神是：不同地位的人
们之间的相互协调和相互尊重。所以，儒学文化是一种和谐的文化。
董仲舒&何邵公&文中子&孔子&孟子
邵康节周敦颐&张载&程灏&程颐&朱熹
陆九渊&吕坤&曹端&王阳明&罗钦顺
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
桂庵玄树&南村梅轩&藤原惺窝
林罗山&木下顺庵&新井白石
室鸠巢&雨森芳洲&祇园南海
石田梅岩&山下龙二&加地伸行
王仁&崔致远&薛聪&白颐正
安珦禹倬&权簿&李齐贤&李穑
郑梦周&郑道传&权近&李崇仁&吉再
徐敬德&赵光祖&李彦迪&李退溪&李栗谷
朱文安&黎括&阮廌&阮秉谦
黎贵惇&潘廷逢&张定
程顺则&向象贤&蔡温古代儒学中国儒学
经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实学
明经道&纪传道&萨南学派&海南学派&圣学&古义学&古文辞学&水户学&石门心学
退溪学派&畿湖学派
琉球儒学现代儒学学者：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贺麟、钱穆、张君劢、唐君毅、牟宗三、方东美、徐复观、蒋庆、杜维明、陈复。
学派：新儒家、孔教运动、学衡派、波士顿学派、盘古心学。详细分支程朱学派，崇仁学派，船山学派，春秋公羊严氏学派，慈湖学派，次仲学派，存斋晦静息庵学派，大夏侯氏尚书学派，大小戴礼学派，大兴二朱学派钓台学派，定川学派，东发学派，东莱学派，东林学派，东原学派，东整学派，东樵学派，端临学派，尔雅学派，二江学派，二曲学派，二万学派，范吕学派，范许学派方耕学派费氏易学派，丰芑学派，伏氏尚书学派高平学派高氏易学派萧同学派晓庵学派，功利学派古灵学派，古论语三家合一学派古论语学派古微学派古文经学派，古文尚书学派，关学，漆雕氏儒学派，漆书尚书学派，齐论语学派齐诗学派，广平定川学派，广平学派，龟山学派韩诗学派，韩氏易学派，汉上学派，汉学和靖学派河东学派鹤山学派，横浦学派，横渠学派，衡麓学派，恒斋学派，胡学，湖湘学派华阳学派，槐堂学派淮南九家易学派，晦翁学派，兼山学派，健庵学派江右王门学派，介轩学派金华学派，今文经学派荆公新学景迂学派，静明宝峰学派，静清学派，静修学派，静庵学派，敬庵学派(张伯行)，九峰学派考亭学派馀山学派葵园学派兰皋学派朗夫学派乐学派，春秋公羊胡母生学派，乐正氏儒学派，理初学派，里堂学派，礼经高堂氏学派，朴学，朴斋学派，颜李学派，颜氏儒学派齐学起庵学派钱塘二梁学派，潜邱学派，潜研学派，潜庵学派，潜庵学派(辅广)清江学派，秋农学派，邱刘学派曲园学派，容甫学派，儒家学派，三礼学派，三鲁学派，三魏学派，三原学派上蔡学派，深宁学派慎修学派，师山学派，施氏易学派，石□学派，石渠阁讲论会，实斋学派，士刘学派，授堂学派，蜀学，双池学派双峰学派，水心学派，说斋学派，思、孟儒学派，宋学苏斋学派梭山复斋学派泰山学派泰州学派陶楼学派，田氏易学派，亭林学派，宛溪学派，王学王张学派望溪学派，未谷学派，味经学派武夷学派五峰学派勿□学派西山葵氏学派西山真氏学派西庄学派，息园学派，惜抱学派夏峰学派献县学派湘乡学派，象山学派，小夏侯氏尚书学派，小夏侯氏尚书学派孝感学派，孝经学派，校口学派谢山学派，新学，啸山学派，啸山学派，砚溪学派杨园学派，阳明学派，养一学派，养知学派，姚江学派伊川学派，伊洛之学仪征学派，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用六学派，愚山学派玉山学派，豫章学派，渊如学派，元城学派，元城学派，越缦学派岳麓学派，粤闽王门学派，月亭学派，张祝学派赵张学派，浙东学派，浙中王门学派，震沧学派，震泽学派，郑堂学派郑学止修学派，止斋学派，挚甫学派，仲良氏儒学派，周官礼学派，周许学派，朱学，竹□学派，孜堂学派紫阳学派，子居学派，子夏儒学派左海学派，儆居学派，巽斋学派，荀子儒学派，茗柯学派荥阳学派，堇浦学派，蒿庵学派蕺山学派涑水学派，濂洛关闽濂溪学派濂学，婺学，桴亭学派，懋堂学派稷下学团，籀口学派，艮峰学派，艮庭学派，艮斋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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