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bject":"|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贾谊评传| 第十四章 晁错之具体政见及后","content":"发信人: yaclear (清一), 信区: People
标&&题: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贾谊评传| 第十四章 晁错之具体政见及后
发信站: 水木社区 (Wed May 17 05:55:39 2006), 站内 &&&&&&&& 第十四章 晁错之具体政见及后人对陆、晁之评论
　　陆贾现存较系统的著作《新语》讲的是为政的一些基本原则，没有对当时一些具体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晁错现存著作则不同，主要是就具体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的，其中当然也包含若干一般的政治原则。因此在介绍和分析了陆贾和晁错关于一般政治原则及哲学上的见解之后，有必要再对晁错的几项有名的政见作些介绍和分析。同时，我们还拟在这一章介绍和分析一下后人对陆贾和晁错评论的主要观点。&&&&&&&& 一 晁错的几项具体政见
　　我们在分析贾谊的思想时曾经指出，西汉前期社会存在着三大矛盾：其一是匈奴为代表的边境少数民族与汉王朝之间的矛盾；其二是地方诸侯王的割据势力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其三是广大农民和地主、大工商业者的矛盾。晁错与贾谊生活在同一个时代，面临着相同的矛盾，但由于他们的认识水平和经历的不同，以及所处环境的发展变化，所以他们在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上，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 　　（一）绝匈奴不与和亲 && 　　对于匈奴的侵扰和西汉王朝中央政府的消极的和亲政策，晁错和贾谊一样，都是不满的。不过在如何对付匈奴的问题上，两人的作法有所不同。贾谊主张用\"三表\"、\"五饵\"之法，与匈奴争其民。我在第十章曾指出，这是一种积极的诱降手段，而不能不加分析的称之为\"迂疏\"。晁错对匈奴的态度比较强硬，开始主张武力平定，此议不为文帝所接受后，他仍主张积极备战。 &&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时任太子家令的晁错给文帝上了一道《言兵事疏》。疏云：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驱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无有胜意。今兹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辑士卒，砒项其节，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大有利。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这里讲的\"今兹陇西之吏??起破伤之民以当乘胜之匈奴\"，是指这年匈奴侵陇西郡的狄道县。从晁错的叙述可以知道，这次由于守将的努力，能够团结士卒，采取以少击众的战术，杀了一个匈奴王，取得了重大胜利。晁错由此得出结论：\"故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由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这一结论从军事上来看是有道理的，但是晁错由此而认为汉王朝与匈奴之力量对比已达到\"以一击十\"的程度，因而主张主动地向匈奴出击，却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方面的力量。尽管晁错在这篇疏中对敌我力量的分析和战略战术的分析反映了较高的军事辩证法的水平，但是从西汉前期社会矛盾的全局来看，与匈奴的矛盾虽是一个重要矛盾，然而毕竟还只是一个局部，除此之外，中央政府与诸侯王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农民与地主和大工商业者的矛盾，从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制约了中央政府的手脚，使之无法也无力倾全力向匈奴主动出击。所以晁错的这个建议被文帝委婉地拒绝了，关于这一点，我在第十一章已作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 　　晁错的这篇《言兵事疏》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就是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晁错说：\"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晁错是比较注意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战术的，所以他认为从中原国家的实际出发，需要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但是光有需要还不行，如果没有可能，以夷制夷的策略还是无法实现。晁错认为，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他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义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境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横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可见，晁错并不是主张单纯地依赖蛮夷，而是企图使之与中国的军队相结合，使\"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这一思想还是有可取之处的。晁错主张主动向匈奴出击的《言兵事疏》虽未被文帝采纳，但他并未灰心，接着他又向文帝提出了积极防御的策略，这就是《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 && 　　在《守边劝农疏》中，晁错首先分析了秦王朝戍边政策的失误。他认为这种失误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秦王朝的戍边政策的性质不是自卫的，而是扩张主义的。晁错说：\"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南攻扬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非以卫边地\"，\"贪戾而欲广大\"，正是扩张主义的特征。其二，将屯戍变成\"谪戍\"，使民望而生畏。由于边境之地气候条件恶劣，胡貉之地严寒，扬粤之地酷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把戍边、屯边当成一种惩罚手段，当然无法调动戍边者的积极性，相反，只能激起人们的怨恨：\"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晁错指出，民众在战争中之所以能战死而不降，是因为盘算着这样做对自己有利。因此，战胜敌人、固守阵地的有拜受爵位的奖赏，攻克城镇、杀死敌人的可以得到掳掠的财物，使家室富裕，所以士卒们也就敢冒矢石，赴汤蹈火，视死如生。可是秦朝征发士卒戍边，却只有送死的份，而无丝毫报酬；战死之后，家里连一个人的人头税也不能减免，普天下的人都清楚地看到，大祸将要临头了。接着晁错指出：\"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晁错用秦王朝灭亡的教训告诫文帝，在戍边问题上如果政策失误，将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 　　其次，晁错分析了匈奴民族活动的特点。他指出，匈奴人吃肉食，饮奶酪，穿皮毛，没有城镇、田地和房屋作为归宿，好象飞鸟走兽在旷野一样，遇到美草甘水则停下，吃光喝干又转移。这种往来转徙，时至时去的生活，就决定了匈奴势必要侵扰中原的边境地带。对于匈奴这种侵扰，\"陛下不救，侧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人。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晁错这一分析是符合西汉前期与匈奴的斗争情况的，它说明当时尚未找到一种有效的制服匈奴的方法。 && 　　正是针对这种状况，晁错提出了\"徙民实边\"的主张。其具体办法就是，在边境地区有计划地建立一批永久居留地，先建好房屋，准备好农具，然后招募有罪的人和免去徒刑罚作劳役的人到那里定居；不够，就招募那些为了赎罪而送来的成年奴婢和为了得到爵位而送来的奴婢；还不够，就招募民众中愿意去的人。晁错认为，这些边境城镇要建立在要害的地方，在平川的道路上，每个城镇不少于一千户人家。至于城镇的建设，要根据当地情况，建筑高城，挖掘深沟，准备好雷石，布置下铁蒺藜，在城内再修建一座城，两城之间相距一百五十步，而在城镇四周还要设置防护篱笆。晁错指出，徙民是否能行得通，关键是政策上是否有优惠条件。为此，他主张对移民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如对移民都赐给较高的爵位；免除家人的赋税；给予冬夏的衣服和粮食，直到他们能够自给为止；郡县的民众可以买爵位，甚至可以买到相当于卿这一级；移居边地的人没有妻子或丈夫的，官府可以买来给予婚配；能够阻止或夺回被匈奴掳去的人口和牲畜者，把其中的一半奖给他，再由官府用钱将人口赎回。晁错认为，徙民实边的好处是，一方面不需要再调东方之戍卒，\"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况且这种远戍之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效果也很不好；另一方面，由于徙边的人居住在一起，既熟悉地势，又了解敌情，一旦有事，\"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因此它\"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晁错的\"徙民实边\"的主张，与其在《言兵事疏）中主张主动出击的意见相比，的确是退了一步，但还是属于一种积极的防御，比较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所以被文帝所采纳：\"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汉书·晁错传》）对此晁错当然十分兴奋，于是接着又上了篇《募民实塞疏）。疏云：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慕而劝往矣。这就是说，皇帝决定募民实边，这是一件使屯垦戍边更省事、减少运输费用的大好事。现在的关键就要看下属官吏能否认真贯彻陛下旨意，把这件事办好。为了使募民徙边的工作做得更好，晁错在这篇疏中又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十分具体的措施，其中包括要根据气候、水土、自然环境，确定边境城镇建设的地址；要划分住宅范围，规定耕地的界限；要修建一堂两屋的住宅，准备好生活和生产的器械，这样就可以使民\"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同时，还要派医生和巫祝去，以治疗疾病，祭把祖先。要使男女成婚，生老病死互相照顾，坟墓相连，种植树木，饲养牲畜，住房完备，这样就可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 && 　　其二，要学习古代的方法，将移民按军事建制严格地组\"织起来。具体来说，使五家为一伍，伍有伍长；十伍为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为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为一邑，邑有假候。这些官吏都要选择有才能、有保护能力、熟悉地形、了解民心的人担任。居住时让民众练习射箭的技术，出外时教民众如何应付敌人。在内有一支训练成熟的队伍，在外就能凭军威镇定局势。训练成熟后，不要让他们再迁徙。这样，边民\"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晁错对募民徙边的措施，考虑是比较具体和细致的。后人对晁错的这一主张评价也颇高。例如，王夫之指出：\"晁错徙民实边之策伟矣。寓兵于农之法，后世不可行于腹里，而可行于塞徼。天气殊而生质异，地气殊而习尚异。故滇、黔、西粤之民，自足以捍蛮、苗，而无踉岭以窥内地之患。非果蛮、苗弱而北狄强也，土著者制其吭，则深入而畏边民之捣其虚也。\"王夫之还特别肯定晁错关于根据气候、水草等自然条件确定边境城镇地址的思想。他说：\"沿边之地，肥硗不齐，徙而授以瘠壤，不逃且死者寡。吏失其人，绥抚无术，必反而为北狄用。此二患者，轻于言徙，必逢其咎，而实边之议，遂为永戒。错之言曰：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始事之不可不密也。\"（《读通鉴论》卷二）晁错移民实边政策，开后代屯田政策的先河。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当然，对晁错徙民实边政策的评价也应实事求是，因为它毕竟不过是当时对付匈奴的措施之一。纵观西汉一朝对付匈奴的方法凡四：其一为和亲政策，贾谊的\"三表\"、五饵\"大体上也属于这一范畴，不过如我们在前面有关章节所指出的，贾谊只是希望更加自觉地利用这一政策，以达到分化、瓦解匈奴的目的。晁错的\"以夷蛮制夷蛮\"的主张，与贾谊此说有相通之处。和亲政策在西汉前期是对付匈奴的一项主要政策。其二，是徙民实边，这是晁错的主张。这一主张虽为文帝所采纳，但实行的情况如何，由于史料有缺，不得其详。不过从工夫之说的\"实边之议，遂为永戒\"来看，可能执行的情况并不太好。其三，是当匈奴大举入侵时，临时派军队进行驱赶，但也只是赶出边塞为止。这样的战役在西汉前期曾多次发生，从总的来说还是属于战略防御的性质。其四，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匈奴进攻，长驱直入，将匈奴赶到远离中原边塞之地。这属于战略进攻，主要发生在武帝一朝。在西汉前期，前三种措施实际上是同时并用，且以和亲政策为主。情况既然如此，因此我认为在评价贾谊的\"三表\"、\"五饵\"政策与晁错的徙民实边时，就不能说那个\"疏阔\"，那个是\"深识\"，二者都是为当时的实践所需要的。这是其一。其二，晁错虽然提出了徙民实边的政策，但就其思想实质来说，他还是希望速胜的。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言兵事疏》主张主动出击，而且当他提出徙民实边建议的同时，还是希望文帝\"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募民实边疏》）所谓\"壹大治\"，就是要狠狠地惩治一下，并认为这样就可以使匈奴一蹶不振。对晁错的这种求速胜的思想，王夫之有过批评。他说：\"特其曰：'绝匈奴不与和亲，其冬南来，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此则未易言也。非经营于数十年之久，未能效也。羁縻以和亲，而徐修实边之策，或不待大治而自不敢南犯。其不悔祸而冒昧以逞与，大治之，无虑其不克矣。\"（《读通鉴论》卷二）可见，在王夫之看来，在对付匈奴时，和亲、实边、大治，三者不可缺一。 && 　　（二）重农贵粟，务民于农桑 && 　　汉文帝十二年（前168），也就是贾谊逝世的那一年，晁错上了一篇《论贵粟疏》。这篇疏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强调重农抑商。 && 　　在这篇疏一开始，晁错就和贾谊一样，揭露了当时国家粮食匮乏的严重局势。不过晁错不象贾谊在《忧民》和《无蓄》篇那样言词激烈，直斥当时之时弊和帝王之不省；他主要是正面论述粮食不足的危害性。而这种危害性就在于它势必引起社会动乱，导致民心离散。晁错指出，圣明的帝王在位，老百姓之所以能安居乐业，不饥不寒，并不是帝工能亲自耕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给他们穿，而是为他们开辟了获得物质财富的道路。所以古代的帝王尧、禹、汤都很重视粮食生产，即使遇到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也没有饿瘦、饿死人。现在国家统一，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这些都不比夏禹、商汤时差，加之几年来风调雨顺，无水旱之灾，可是粮食却没有禹、汤时多。晁错认为究其原因，就在于\"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也，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显然，这些原因都是人为造成的，尤与朝廷的政策不当有关，其中特别是不重视农业。所谓\"游食之民未尽归农\"，正是不重视农业生产的结果。晁错指出，不重视农业，必然造成老百姓的贫困。\"民贫，则好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 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民如鸟兽，奸邪丛生，当然只能给社会带来动乱。 && 　　晁错在这篇疏中还细致地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民流亡，粮食匮乏的严重状况。他指出、如今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民，服徭役的不少于二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过百亩，百亩的收获不过百石。他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一年四季忙到头，既要替官府办事，供应官差，还要应付急政暴赋，苛捐杂税。当交纳赋税时，有东西的半价而卖，没有东西的以加倍的利息借债，于是有的农民只好\"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晁错揭露的当时社会农民破产状况，与贾谊讲的情况完全一致。贾谊在《忧民》中说：\"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耶？未获年，富人不贷，贫民且饥；天时不收，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贾谊和晁错的这些话，说明当时农民的处境的确是十分悲惨的。可是当时的商人情况如何呢？晁错指出，那些富商，大的积贮资财获得成倍利息，小的坐在商行里贩卖货物，他们屯积居奇，牟取暴利，成天在城市中游逛，乘朝廷急需之时，成倍提高物价。他们\"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梁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所谓\"因其富厚，交通工侯\"，说明商人不仅物质财富力量雄厚，而且在政治上也在发展其势力。商人之所以要\"交通王侯\"，是因为汉初采取抑商政策，商人要在政治上求得出路，便只有和那些与中央政府处于离心离德状况的地方诸侯王割据势力相勾结。由于商人既有经济势力又有政治势力，所以他们就更加有力量去\"兼并\"农人，造成农人大量流亡。 && 　　面对这种商人势力日趋膨胀，农民不断破产的局势，晁错向中央政府建议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是贵五谷而贱金玉。晁错认为，对于民众，要看帝王如何治理他们。他们求利的倾向就象水往低处流，东西南北没有一定的选择，关键在于统治者如何引导。珠玉金银，饥饿时不能吃，寒冷时不能穿，然而大家都珍贵它，是因为朝廷使用它的缘故。况且珠玉金银这种物品，轻便微小容易收藏，便于携带，拿在手里走遍全国也没有挨饿受冻的顾虑。这就使得臣下轻易背叛自己的君主，民众轻易离开自己的家乡，盗贼有所鼓励，逃亡的人也得到便于携带的资财。至于粟、米、布、帛生于土地，长于一定的季节，需要很多的劳力，不是一天就能成的；几石粮食，气力平常的人拿不起，不会被奸诈邪恶的人所看重，可是一天得不到它就要挨饿受冻。所以圣明的君主都珍重五谷而轻贱金玉。晁错这种\"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与陆贾有相通之处。陆贾说：\"圣人贵宽而世人贱众，五谷养性而弃之于地，珠玉无用而宝之于身，故舜弃黄金于崭岩之山，禹捐珠玉于五湖之渊，将以杜淫邪之欲，绝琦玮之情。\"（《术事》）陆贾和晁错对货币流通从道德观点出发所进行的秤击，反映了自然经济对商品生产的一种排斥心理。如果说舜禹弃黄金、捐珠玉，在商品生产尚未产生或还很不发达的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话，那么到了汉代，商品经济己相当发展，有商品交换，就必然有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而黄金和珠玉由于其自然属性决定了它们充当最好的货币的职能。这是不以人们包括\"圣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企图靠一二纸法令去禁止是禁不了的。其实这个道理晁错并不是不懂得，在同一篇疏中他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己贫贱矣。故俗之所贵，主之所贱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既然法律无法限制商人之贵，又如何能限制金玉不贵呢？何况汉文帝在当时对金属货币的铸造上，不仅不采取国家垄断政策，反而任民私铸，这就实际上更加助长了商人势力的发展。在货币问题上，贾谊的观点倒比陆贾、晁错实际一些，他不主张废除货币，只是主张禁民私铸，而且主张国家垄断铸币的原材料--铜。 && 　　其二，是贵粟。晁错说：\"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其具体做法就是，给国家交纳粮食，可以拜爵，可以除罪。晁错认为，凡是能纳粮受爵的，都是富有的人，从富户取得粮食，供给朝廷使用，贫穷农民的赋税就可以减少，这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有利民众的。这种顺应民心的事，有三种好处：一是君主所需用的粮食充足；二是减少农民的赋税：三是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晁错对他的入粟拜爵建议的可行性充满信心。他说，爵位是帝王专有的，从口里说出没有穷尽；粮食是农民的，从地里长出来不会缺乏。得到高爵和免除罪刑，是人们非常向往的。使人们交纳粮食运往边塞，得以受爵和免罪，要不了三年，边塞的粮食就一定会很多了。对于晁错的这篇疏，文帝接受了，\"令民人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汉书·食货志上》）接着，晁错又给文帝上了一篇关于减收农民租的疏。疏称：陛下用拜爵来号召人们把粮食运送边塞，这是很大的恩惠。我估计塞下的军队消耗不了各地运去的粮。如果边塞的粮食能够支持五年，便可以叫人们把粮食运到郡县去；如果郡县的粮食能够支持一年以上，就可以有时豁免，不收农民的租税。这样做，恩德施于万民，他们就会更加勤奋地从事农业生产。即使遇到兵役、劳役，民众也不会穷困贫乏，国家也就安宁了；如果丰收，民众就富裕安乐了。文帝读了晁错的这篇疏之后下了道诏书，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资治通鉴》卷十五）文帝诏书中所云\"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指文帝二年九月接受贾谊建议，下了一道关于\"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未，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的诏书，到文帝十二年，刚好十年了。在这十年中，虽诏书数下，但从晁错的批评和文帝的自责来看，当时社会上轻视农业的倾向并无根本改变。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这些年农业生产没有发展，否则文帝就不可能在十二年减收租税之半，十三年又\"除民田租税\"（《汉书·食货志上》）。 && 　　对晁错人粟拜爵兔罪的主张，王夫之颇为赞赏，他说：\"入粟而拜爵免罪，晁错之计，亦未失也。其未为失计者，非谓爵可轻而罪得以赀免也，谓其可以夺金钱之贵而授之粟也。轻意折色，有三易焉：官易收，吏易守，民易输。三易以趋苟简之利便，而金夺其粟之贵，则宁使民劳于输，官劳于收，吏劳于守，而勿询其便。此参数十世而能纯成其利，非俗吏之所知也。\"（《读通鉴论》卷二）从这一段论述可知，王夫之立论的基础与晁错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站在自然经济的立场上，否定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的。可是商品生产既然已经发展起来了，要人为地取消或抑制是不可能的，这就决定了晁错\"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愿望难以实现。对此王夫之也认识到了。他说：\"虽然，人粟六百石而拜爵上造，一家之主伯亚旅，力耕而得六百石之赢余者几何？无亦强豪挟利以多占，役人以佃而收其半也；无亦富商大贾以金钱笼致而得者也。如是，则重农而农益轻，贵粟而金益贵。\"（同上）这说明，在大地主和大商人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条件下，所谓入粟而拜爵免罪，只能对地主和商人有利，它不但无益于农民，而且反而加重农民负担。工夫之说的\"强豪挟利以多占，役人以佃而收其半\"这一事实，不正好说明了这个道理吗？农民既然加重了被剥削的程度，其结果就只能是\"重农而农益轻，贵粟而金益贵\"了。 && 　　（三）坚定的削藩主张 && 　　晁错的削藩主张是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思想的继承，然而其态度比贾谊更坚决。贾谊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是针对与文帝关系较疏的诸侯王而言的，至于对文帝的亲子，他却主张扩大其地盘，因而使其对待诸侯王的政策自相矛盾。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五章已作过分析。我们说晁错削藩的态度比贾谊坚决，除了他没有贾谊那种自相矛盾的主张外，还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他不是停留在一般地论证削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上，而是始终抓住藩国中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吴国，不断进行揭露。在文帝时，晁错就曾数上书言吴过，可削，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景帝即位的第三年，晁错又上疏言吴过，主张坚决削吴。疏云：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二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不忍，因赐几杖，德至厚也。不改过自新，乃益骄恣，公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逆。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显然，晁错在这里是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其解决矛盾的态度又坚决，所以才引起了那么大的麻烦。 && 　　二、晁错不仅有削藩的言论，而且参与了削藩的行动。例如，景帝\"三年冬，楚王来朝，错因言楚王戊往年为薄太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削东海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胶西王卬以卖爵事有好，削其六县。\"（《汉书·吴王刘濞传》）接着，在晁错的策划下，景帝又\"削吴会稽、豫章郡\"（同上），这样便引起了吴楚七国之乱。 && 　　由此可见，晁错不只是一个政论家，更是一位政治实践家。为了实现他的政治主张，晁错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吴楚七国之乱的平定，却极大地巩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政权，故其功不可没。李贽说：\"错但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也。\"（《藏书·晁错》）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 二 后人对陆贾的评论
　　后人对陆贾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其思想的学派属性上，而陆贾的思想又集中保存在《新语》中，故不少的论者在谈及陆贾的思想属性时，便不能不涉及《新语》。纵观历代学者对陆贾的评论，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 　　（一）儒家说 && 　　这种观点，把陆贾归之儒家，并认为是汉初\"最早最纯\"的儒家。 && 　　最早将陆贾归入儒家的是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的儒家类列有\"陆贾二十三篇\"。据后人考证，这二十三篇就包括了《新语》十二篇。班固在《宾戏》中对陆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近者陆子优由，《新语》以兴；董生下帷，发藻儒林；刘向司籍，辩章旧闻；杨雄罩思，《法言》、《太玄》。皆及时君之门闱，究先圣之壶奥，婆姿乎术艺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圃，以全其质而发其文、用纳乎圣听，列炳于后人。\"（《汉书序传上》）所谓\"究先圣之壶奥\"，就是认为陆贾继承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当然是儒家的忠实传人了。班固在《汉书序传下》又指出；\"贾（指陆贾--引者）作行人，百越来宾，从容讽议，博我以文。\"这就是说，陆贾在出使南越时，也是用儒家的道理讽喻南越王赵忙，使之去帝制向西汉王朝称臣。 && 　　与班固同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说：\"《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贾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零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论衡·案书篇》）在王充看来，陆贾不仅可以与西汉大儒董仲舒并列，而且董仲舒还是陆贾思想的继承者。因为所谓\"相被服\"具有服膺、继承之意。《汉书·河间献王传》云：\"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颜师古注曰：\"被服，言常居处其中也。\"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中所引的这句话时说：\"余谓被服者，言以儒术衣被其身也。\"（《资治通鉴》卷十八）王充认为陆贾和董仲舒的言论皆\"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这就评价更高了。王充对董仲舒著作中的天人感应思想颇不以为然，认为\"颇难晓\"，而肯定陆贾书中的反天人感应思想，所以说它\"未见遗阙\"。王充这一分析是有片面性的。因为陆贾既有反天人感应的一面，也有宣扬天人感应的一面。这后一方面不仅同样为董仲舒所\"被服\"，而且大大发展了。 && 　　自从班固和王充定下了这个调子以后，历代许多学者均沿袭这一观点，认陆贾为儒家。宋人黄震认为，\"贾庶几以道事君者。\"（《黄氏日钞》卷四十七）\"汉初诸儒，未有贾比。\"（同上，卷四十六）明人钱福则云：\"汉班固论列刘向父子所校书为《艺文志》，又即所奏《七略》中序六艺为九种，首之以儒家者流。称其出于司徒之官，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虽未必尽然，要亦有近似者矣。书凡五十三家，而陆贾《新语》十二篇实存焉。予读其书，信固之知言。\"（《〈新语〉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今但据其书（指陆贾《新语》--引者）论之，则大旨皆崇王道，黜霸术，归本于修身用人。其称引《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所援据多《春秋》、《论语》之文，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清人严可均曰：\"子书《新语》最纯最早，贵仁义，贱刑威，述《诗》、《书》、《春秋》、《论语》，绍孟荀而开贾董，卓然儒者之言。\"近人余嘉锡则称：\"贾在汉初，粹然儒者，于诗书煨烬之余，独能诵法孔氏，开有汉数百年文学之先。较之贾董为尤难，其功诚不在浮邱伯、伏生以下。故班固王充皆亟称之。汉高以马上得天下，不知重儒，贾独为之称说诗书，陈述仁义。本传言其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论衡·书解篇》云：'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高祖粗采。'则汉初之拨乱反正，贾有力焉，非叔孙通辈陋儒所敢望。\"（《四库提要辩证·新语》）通过这段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认《新语》为儒家者颇不乏人，且越往后评价越高。 && 　　（二）杂家或道家说 && 　　有的论者则认为陆贾并非纯粹的儒家，而是杂家，有的则认为是道家。 && 　　较早指出这一问题的是宋人石介。他在《汉论》一文中指出：\"噫嘻！王道其驳于汉乎？汤革夏，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禹之道。周革商，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汤之道。汉革秦，不能尽循周之道，王道于斯驳焉。\"（《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二）石介所讲的\"王道\"指\"井田\"、\"什一\"、\"封建\"、\"乡射\"、\"学校\"等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他认为\"汉革秦之祚已矣，不能革秦之弊，犹袭秦之政\"，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那么\"汉改三王之道，作之者其谁欤？日曹参、陆贾、叔孙通之罪也。\"为什么把罪责归之于此三人呢？石介指出，这是因为\"汉高祖豁达大度，聪明神圣，温恭清哲，英威睿武，其资材固不下乎汤禹与文武，道之使为帝则帝矣，使为王则王矣。方平定祸乱，恩为汉家改正朔，定礼乐，立制度，明文章，施道德，张教化，一风俗，兴太平，以垂于万世。（陆）贾若能远举帝皇之道，致于人君，施于国家，布于天下，（叔孙）通若能纯用三王之礼，施于朝廷，通于政教，格于后世，以高皇之材，而不能之乎？乃龊龊进夫当时之近务，王霸之猥略，贵乎易行，孜孜举夫近古之野礼，亡秦之杂仪，求夫疾效，使高祖上视汤武有惭德，汉家比三王为不侔。可惜也哉！\"（同上）石介说的\"王霸之猥略\"，表明他认为陆贾之思想并不纯乎儒，而是霸王道杂之的。 && 　　到了近代，怀疑其非为儒家思想者越来越多。胡适在《陆贾新语考》中说：\"《新语》一书，很有见地，其思想近于荀卿、韩非，其《道基篇》叙文化的演变尤有独到的见解。陆贾亲经始皇、李斯的急进政策失败之后，故在政治上颇主张无为，正与他身遭诸吕之乱，晚年自隐于醇酒妇人，同一用意。然其人绝不是一个消极的人，此书末篇有'圣人不空出，贤者不虚生'的教训.很可以表示他的生活态度。第六篇中很沉痛的攻击当日人士的'避世'态度，与此正是一贯。\"（《古史辨》第四册，第198 页）这表明在胡适看来，《新语》中既有儒家思想，又有法家和道家思想。在《述陆贾的思想》一文中，胡适更明确指出此书是杂家。他说：\"此书仍是一种'杂家'之言，虽时时称引儒书，而仍不免带点左倾的色彩，故最应放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之间。\"（见《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 && 　　孙次舟也指出《新语》中多道家语。尽管他指出这一事实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新语》系伪托，但却从反面证实了《新语》的确是儒道混杂。孙氏指出：\"然今本《新语》有《无为》一篇。'无为'者，道家之说也。??今本《新语》既有《无为篇》，而篇中所论，亦尽道家变化于无为之意。若曰：'故无为也（旧注曰有误）乃无为也'，恐系'故无为也，乃无不为也'之误，即司马谈所谓'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也。'夫《新语》儒书也，而有道家之言，讵不令人眩惑乎？况儒家重'仁义'而道家尚'道德'。孔氏重仁不重义，至子舆氏始'仁义'并称。道家卑薄'仁义'尊重'道德'。若《老子》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庄子》曰：'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道德'、'仁义'儒道之所异也。今现行《新语》书，不惟《无为篇》多道家之旨，即其他诸篇亦多言道德，不滋令人生疑乎？《道基篇》曰：'是以君子握道而治，据德而行，席仁而坐，杖义而强，虚无寂寞，通动无量。'《术事篇》曰：'立事者不离道德，调弦者不失官商。'《本行篇》曰：'故圣人卑宫室而高道德，□□服而谨仁义。'《新语》本儒家书；乌得有此？（《古史辨》第六册，第120 页）显然，孙次舟是站在以《新语》为儒家学派的书的传统立场，对其中居然有许多道家语表示疑惑，进而把《新语》斥之为伪书。这是由于孙氏不懂得汉初思想史发展的特点所致。 && 　　到了当代，一些学者更把陆贾称之为\"新道家\"。例如萧董父说：\"陆贾《新语》所提供的以道兼儒的'无为'原则，虽尚粗浅而未形成明确体系，但符合形势需要，反映了时代思潮。所以，陆贾在中央的这一建议与盖公在齐地对曹参的指教竟不谋而合，表明秦汉之际崛起的新道家思想，适应了当时封建统治者的迫切要求。\"（《秦汉之际学术思潮简论》，载熊铁基《秦汉新道家略论》）熊铁基认为，《新语》是汉初新道家的代表作。他说：\"《新语》的指导思想显然是道家思想，在十二篇中，除《资质》专讲求贤，没有涉及道之处，其余十一篇都是大讲道和德的。??道家著作的特点则是：一方面讲道讲得比较多，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承认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之源。我们又认为，以道为指导思想，把'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的用之于人生和政治，是新道家的主要特点，《新语》正是有这样的特点。\"（《秦汉新道家略论》第77 页） && 　　（三）评论 && 　　上述两种看法各有所据，但仔细研究一下，我们便可以发现，均有各执一偏之嫌。 && 　　主儒家说者，往往有意无意地突出陆贾继承孔孟，\"崇王道；黜霸术\"的一面，而抹煞其受道家或法家思想影响的一面。例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称引《老子》者，惟《思务篇》引上德不德一语，余皆以孔氏为宗\".便显然是贬低了道家思想对陆贾的影响。在这方面倒是孙次舟实事求是一些，他比较全面地论列了《新语》受道家影响的主要方面。但是孙氏由于受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关于儒家思想那段话的束缚，以为儒家只能是\"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是困《新语》有道家之言，而将其断为\"伪书\"。 && 　　这里，实质上便涉及到如何看待儒家的问题。笔者认为，《汉书·艺文志》中关于儒家的那段话，用之于衡量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孟，是比较符合的，但到了荀子之后，特别是到了汉代，儒家已经不再是纯乎仁义了。荀子的礼法结合思想，已开汉代霸王道杂之的思想先河；而其道法自然的思想，更是受道家思想的启迪。荀子的两个大弟子韩非和李斯，将其师的的法治思想发展而成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其在秦王朝的政治实践最终以失败告终；但韩非在哲学上却发展了老子的道论，提出了\"道理相应\"的规律论，并主张天道无为，人道有为；主道无为，臣道有为。西汉初期的思想家陆贾、贾谊等人，总结了秦王朝失败的教训，看到片面地实行严刑峻法的不合民心，于是突了地强调仁义。礼治。但是他们所强调的懦家思想已不是孔盂为代表的原始儒家，而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即融合了法家。道家等各派长处的一种新形态的儒家思想。我们在前面几章论述陆贾和贾谊的生平及其学术渊源时曾指出，他们二人都是荀子的再传或三传弟子，这一事实就有力地说明，他们的确受了荀子的影响，继承了荀子的思想。 && 　　认陆贾为儒家的学者，往往喜欢将他与董仲舒相比。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认为\"汉儒自董仲舒外，未有如是之醇正也。\"这里便有一个如何看待\"醇正\"的问题。如果我们将董仲舒的著作与孔孟的言论仔细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它并不\"醇正\"。他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吸收道家。法家和阴阳家的某些思想，创造了一个适应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思想体系。关于这一点，金春峰同志有一段比较全面的分析，他说：\"董仲舒思想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了黄老思想。法家思想。阴阳家思想，是一个在更高的阶段上融合了各家思想的更发展了的思想中系。它否定了法家强调法治。以吏为帅、不要文教德治的片面性，吸收了它的集权专制和注重刑、法的思想；否定了黄老消极无为。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片面性，吸收了它的自然观（如养生之道。元气。精气学说）阴阳刑德思想。它更全面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对'王道之三纲'的理论根据问题，给予了当时所能给予的适应地主阶级根本需要的答案，因而成为地主阶级在全国确立大一统统治以后第一个占居统治地位的庞大的全面的思想体系。\"（《汉代思想史》第213 页）我认为这一分析是比较符合董仲舒的思想实际的。它说明董仲舒的思想并不象原始儒家那么\"醇正\"。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时代发展了，一个思想体系如果不能适应时代需要，而只是重复其创始人所讲的那一套，那是没有生命力的，无法为当时统治者服务的。而董仲舒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广搜博采，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儒家思想，在这方面，陆贾和贾谊与董仲舒有相似之处。而事实上，陆贾和贾谊是董仲舒的先行者，董不过是\"被服\"者。我们不能为陆贾思想中吸收了道家思想或其他各家的因素就断言其书为伪书，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为儒家。所谓\"醇正\"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要看其主要思想倾向，并不排斥吸收其他各家思想。从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实际来看，自荀子开始，已开创了以儒为主，兼采各家的兼容并蓄的学风，到了西汉，陆贾。贾谊承其风，董仲舒则集其大成。后世学者也莫不因之。许多学者之所以认陆贾和董仲舒为\"醇正\"，正说明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承认这种以儒为主兼收并蓄是必然的。合理的发展趋势。 && 　　我不赞成把陆贾归于新道家，这是因为： && 　　一、陆贾并没\"承认道是宇宙的本体，是万物之源\"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我在本书第十二章已经作过论证。 && 　　二、熊铁基同志说：\"以道为指导思想，把'道法自然，的思想创造性地用之于人生和政治，是新道家的主要特点，《新语》正是有这样的特点。\"我认为这一说法也不全面。《新语》固然有主张\"道法自然\"即实行无为政治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也十分强调有为。关于这一点，我在第十三章也已作了详细论述，不再重复。这里要说明的是，到了汉代之后，将\"道法自然\"运用于政治生活，即实行无为政治（准确些说，应是主张君主无为），决不止限于道家。就以历来被人们称为\"醇正\"的大儒董仲舒来说，他也是主张君主应无为的。关于这一点，熊铁基同志的业师张舜徽先生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刘向尝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无以加。（见《汉书·董仲舒传赞））盖向有见于仲舒深通帝王之术，足以辅世主以临驭天下，其所操术，固不在伊 尹、太公下也。今读《春秋繁露》，所以发明帝王之术者，明切甚矣。而《离合根》。《立元神》、《保位权》三篇，几于字字珠现，悉道论之精英也。其言有日：'天高其位而下其施，藏其形而见其光。高其位，所以为尊也；下其施，所以为仁也藏其形，所以为神；见其光，所以为明。故位尊而施仁，藏神而见光者，天之行也。故为人主者，法天之行。是故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任群贤，所以为受成；乃不自劳于事，所以为尊也。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足不自动，而相者导进；口不自言。而滨者赞辞；心不自虑，而群臣效当。故莫见其为之，而功成矣。此人主所以法天之行鸠。'（《离合根第十八》）\"（《周奏道论发微》第75 页）张先生还引证了《春秋繁露》的《立元神》。《保位权》两篇中的话，证明董仲舒对道家理论领会是很深的。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将董氏归之于道家。我认为对陆贾《新语》中的无为思想亦应作如是观。不能因为他强调了无为，就说他的思想体系是道家，何况陆贾论有为之处也并不少。金春峰说：\"汉初黄老思想对儒家思想的影响，不能低估。??但是另一方面，又绝不能夸大这种影响，以为陆贾、贾谊甚至韩婴的思想可以划为黄老派或新道家。因为不仅这些人的思想主线，著作的主要内容不是黄老思想或老子思想的新发挥，而是儒家思想；而且他们引用黄老思想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补充和修饰儒家思想，使儒家思想具有时代的适应性；不仅黄老思想在他们的著作中不占主要地位，而且即便他们引用黄老思想，许多也是用儒家思想折射了的，是在儒家的立场上重新解释了的。\"（《汉代思想史》第71 页）我认为金春峰同志这一分析是有道理的。&&&&&&&& 三 后人对晁错的评论
　　后人对晁错的评论，主要集中在他为巩固汉王朝中央政权，积极主张削藩，反而不得善终的问题上。对于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忧国和爱国之情，古往今来，人们一般都持肯定态度。例如，司马迁说他\"敢犯颜色以达主义，不顾其身，为国家树长划。\"（《吏记·太史公自序》）班固说：\"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读，无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汉书·晁错传》）宋人苏轼也肯定\"晁错尽忠为汉\"（《晁错论》）。明人李贽说：\"孰知错伤文帝之无辅，而其父反以伤晁错之无父乎！是故国尔忘家，错唯知日夜伤刘氏之不尊也。公尔忘私，而其父又唯知日夜伤晁氏之不安矣。千载之下，真令人悲伤而不可已，乃班固反讥其父不能学赵母，谬哉！\"（《焚书·晁错》）这说明，历代的学者们对晁错忠于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都是十分敬佩的。 && 　　但是，人们对晁错何以致死的原因的分析，却颇有歧义。分析一下古人在这方面的一些议论，也是不无教益的。 && 　　（一）不要公报私仇 && 　　司马迁说：\"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仇，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史记·晁错列传》）这里讲的\"欲报私仇\"指晁错企图利用镇压吴王刘濞叛乱之机，借景帝之手，杀掉自己的政敌袁盎。结果，因晁错优柔不断，反遭袁盎之害。关于这件事，在第十一章介绍晁错的生平时，我已作过详细分析。晁错的这一悲剧告诉人们，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要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一切都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不要闹宗派，谋小集团的私利，更不能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晁错坚定的削藩主张，本来是一项正义的事业，在当时来说，是有利于巩固建立不久的汉王朝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可是由于他把派别斗争带进了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就使他的正义行为蒙上了某种非正义性。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所以李贽说：\"晁错区区欲图袁盎，自速反噬，无足怪也。\"（《藏书·名臣传·晁错》）所谓\"无足怪\"，是说晁错之死是有以自取的。 && 　　（二）临大难不能只求自全 && 　　有一种观点认为，晁错之死只因为他勇于任事，过于有为。例如班固说：\"晁错为国远虑，祸反及身。'毋为权首，将受其咎'，岂谓错哉！\"（《汉书·荆燕吴传》）\"毋为权首，将受其咎\"，语出《逸周书》，意为不要强行出头，强行出头就要受到祸害。这一说法与老子说的\"强梁者不得其死\"（《老子》第四十二章）是相通的。王夫之也曾批评贾谊和晁错的削藩主张是不懂得\"以几远害\"的黄老之道。他说：\"庸人不测.恃其一罅之知，物方未动，激之以动。激之以动，而自诧为先觉。动不可止，毒遂中于天下，而流血成渠，国幸存，而害亦憯矣。呜乎！谋人之国者，可不慎哉！\"（《读通鉴论》）卷二）这就是说，在王夫之看来，晁错的主动削藩是庸人自扰。不过，苏轼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他在《晁错论》中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能免患于天下。事至而循循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涵芬楼古今文钞》卷二）可见，在苏轼看来，天下之事有些虽然可以待机而动，但有些事如果延误了时机，便无法挽救。在这时就需要有敢\"为天下犯大难\"的仁人君子豪杰之士，起来大声疾呼，\"以求成大功\"。不过苏轼认为，这种敢犯大难的人不能只空口喊问题如何严重，同时还要有善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所谓\"吾发之，吾能收之\"。否则，只是把矛盾挑起来，祸到临头，自己却开溜，\"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苏轼认为。晁错就是如此。 && 　　苏轼指出，晁错的错误不在于发难，而在于临难苟免：\"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而不知错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于成功。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于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之至安，较易知知也。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遗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于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于其间。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厉，东向而待之，使不至于累其君，则天子将持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间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目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同上）苏轼的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晁错既然鼓动景帝采取削藩政策，他就应该勇于解决藩国的叛乱。可是当七国之乱起后，却\"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已居守\"。晁错这一建议显然是带有私心的，其目的在于\"自固其身\"，这当然会引起景帝的\"不悦\"，同时也给政敌袁盎陷害他留下了口实。如果说袁盎的谗害，是晁错之死的客观原因的话，那么他这种只顾\"自全之计\"的自私打算，则是其死的主观原因。苏轼说：\"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正道出了这一事实。可见，在政治斗争中如果挟杂私心杂念，只求自保。自全，其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 && 　　（三）用术不可以不慎 && 　　前面几章我曾说过，历来学者均将晁错列入法家，司马迁不仅说过\"贾生。晁错明申商\"（《史记·太史公自序》），而且说\"孝景时，晁错以刻深颇用术辅其资，而七国之乱，发怒于错，错卒以被戮。\"（同上《酷吏列传》）这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晁错之死也是与他一味讲术分不开。司马迁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好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帆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同上）对\"在彼不在此\"一句，《史记集解》引韦昭曰：\"在道德，不在严酷。\"可见在司马迁看来，\"制治清浊之源\"，是在于道德而不在严刑峻法。可是晁错却公然向文帝上疏，建议教太子以术数。所以司马迁认为这显然是南其辕而北其辙了。王夫之曾批评贾谊建议文帝\"立经陈纪，为万世法\"是\"以法术制天下\"，\"贬道以诱君\"。（《读通鉴论》卷二）其立论之基础与司马迁也是一致的。按司马迁和王夫之的观点，晁错以术数教太子当然是\"非立教之本论\"（同上）了。 && 　　尽管司马迁说晁错用术以辅景帝，\"而七国之乱，发怒于错，错卒以被戮\"，却没有点破晁错以术授人结果反遭术害这一悲剧，而清人梅曾亮在其《晁错论》中，则把这个问题讲透了。他说：\"晁错以术数授景帝，景帝悦之，用其计削七国。七国反，景帝乃诛错。君子日：术不可不慎哉。以盗之术授人而保其不我盗，且曰是必不疑我为盗，虽至愚者不出此。错之智曾是不愚人若也，哀哉！若范蠡以计然之术教勾践灭吴，曰越王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乃扁舟逃于五湖。始皇用尉缭之计亡六国。尉缭日：秦王居约易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遂逃去。方其说之行也，若石之投水。\"若丸之走阪，其君不惜出肝肺相结，如左右手。而二子独汲汲不可终日，岂好为过计哉？彼知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术而不作，其能行吾术者，必不容他人之有其术，故先有弃富贵之志而成功名。彼晁错之智，乃不知此。今以受特知蒙贵幸无比者，人一人之言，衣朝衣，斩东市，目不得反顾，足不得旋睡，虽商靴韩非之行法，未至是也，而景帝能之，错教之也。错之术，盗术也；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盗哉。\"（《涵芬搂古今文钞》卷六） && 　　在梅曾亮看来，术并非绝对不能用（特别是在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争权夺利，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权术），但是既然要教别人以术，就必须懂得自己如何用术以防身。这就是要求做到，一方面\"以盗之术授人\"，另一方面又要做到\"保其不我盗\"。梅氏的这一论断是有其历史的事实根据的。这就是范蠡和尉缭。范蠡说：\"越王为人，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尉缭说：\"秦王居约易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这说明他们对所恃之君是知之颇深的。正因为范蠡和尉缭懂得\"非雄猜深阻之人，不能行吾术而不作\"，所以他们都功成身退，得以自全。晁错则不然，他一厢情愿地效忠于景帝，而没有防范受他术数之教的景帝，在关键的时刻却抛弃了他。这说明，晁错以\"盗术\"授人，\"而恃所授者之不我盗\"的想法是十分天真的。 && 　　梅曾亮进一步指出，即使七国不反，晁错在景帝这样一个任术的君主之下亦难以免祸。他说：\"邓公见景帝，言诛错是为七国报仇也。帝曰'然。吾亦悔之。'呜呼！帝特以错为饵敌具耳，何悔之可生？或曰：审如是，则七国不反，错固可免于祸乎？曰不然。临江王，适长太子也，粟姬废而临江王死于吏。亚夫，功臣也，七国平而亚夫死于吏。错之亲不及临江王，而勋旧又非亚夫比也。然则始所以用错者何？曰：削七国者；帝之索志也，而不欲居其名，故假错以为之用。帝固不足怪也。世之择术者，亦择其可以授人者而自处哉。\"（同上）当然，梅氏对景帝的批评有失片面，因为景帝虽从晁错学过术数，且在处理晁错和周亚夫问题上也有失误之处。但从总的来看他执行的还是汉初统治者确立的\"与民休息\"的政治路线，\"清净恭俭，安养天下\"，因而使\"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汉书·食货志》），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不过，梅氏说的\"世人择术者，亦择其可以授人者而自处哉\"，对人们处世接物也还是有一定的教益的。就是说，用术必须十分慎重，既然要投人以术，就必须提高警惕，防备自己不被所授者害。&&&&&&&& --
放牛的跟在牛后跑，树上的黄雀叽喳叫。 &&&& ※ 来源:·水木社区 newsmth.net·[FROM: 166.111.7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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