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命归西，直笔属谁？&&&&李敖
　　今年八月号香港《开放杂志》登有牧夫的《军内两派的血海恩仇——为西路军翻案的连串斗争》一文，编者按语说：“文革之后逐渐展开的为‘西路军’翻案的内部斗争至今未停。这是中共历史上清算毛泽东罪行的重大疑案之一，但毛路线的继承者处于绝对优势并极力压制受害者。”而牧夫此文，正是探讨这一重大疑案的力作。
　　牧夫一开始写道：
　　西路军的故事距今已有半个世纪。一九三六年十月上旬，中共长征的两支主力——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后，即决定派三个军西渡黄河，经河西走廊至新疆打通苏联，主力则向东夺取宁夏。西征的任务交给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张乃命五个军渡河，由于国军堵截，只渡过第三十军、第九军和第五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组成西路军，由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军政委员会主席。
　　西路军出师不利。十一月中古浪战役马步芳军歼灭九军半数兵力，十二月高台战役，血战七昼夜，五军几近全军覆灭，军长董振堂战死。一月中，西路军万余人集结张掖附近之倪家营子，经数次同马家军殊死战斗，终于三月中旬全军溃败，残部三千人上祁连山化整为零。李先念率七百余人逃抵新疆获救，徐向前、陈昌浩先后潜回陕北。
　　西路军西征不到五个月，除少数失散者外，约一万名牺牲、一万名被俘。其间恰遇西安事变，国共第二次合作，经中共一年多营救，有五千名被俘官兵回到共军中，其中不少是至今健在的中共高干。
　　西路军的结局极为惨烈，具震憾性的影响（资料显示共俘被马军活埋者达二六零九人）。因此，战争结束后，自然成为党内斗争的题材，给毛泽东派清算张国焘提供炮弹。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五百人会议，批斗陈昌浩一星期，矛头直指张国焘，联系张在长征中“另立中央”的旧帐，逼得张要辞去边区主席之职，张终于一九三八年四月逃出陕北，宣布脱离中共。
　　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对西路军残余人员说：“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向中央闹独立。这种错误的路线，是注定要失败的。”
　　随着毛在中共的霸主地位巩固，他对西路军的这番话便成了一锤定音的千古结论。而且，他利用惯长的权谋手腕，将西路军的残兵败将，包括徐向前、李先念、王树声、程世才、秦基伟、方强、李聚奎等一批有实力的将领，争取到自己一边。但是，对西路军这样的处理，并未令人心服口服，问题在于：
　　一、红军三个军二万人西征，在当时是一项重大决策，自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时，红军总数仅八万余人，张国焘只是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能否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
　　二、究竟西征的决策与中央毛泽东等人有无关系？
　　三、西路军从上而下，在数月的苦战中，确实奋不顾身，牺牲惨重，最后却落个“惧怕反动力量”的结论，殊不公平。
　　权威的胡华主编的《革命史讲义》中对西路军的描述更严重：“西路军的惨败，是张国焘分裂主义者对中国革命犯下的可痛心的滔天罪恶。”（人民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辞海则说，西路军的失败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
　　文革之后，天翻地覆，在邓小平、胡耀邦手下，几乎一切旧案皆可翻，尤其是党内的案子更可优先，被整的西路军干部无例外地都平了反、复了职，但奇怪的是对西路军的结论却从未见有公开否定的表示。
　　原因何在？据研究党史的学者们说，一是涉及张国焘这个已盖棺论定的“叛徒”，二是涉及军队高干层太广，不愿节外生枝，引发军内矛盾。
　　直到去年九月，徐向前逝世，李先念的悼念文章中才首次透露中共中央已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在邓小平、陈云的关怀下，“做出这支部队西渡黄河与转战河西走廊，是执行中央军委命令的结论。”徐向前认为，“这一实事求是的历史结论，是对浴血奋战的西路军和众多牺牲的英雄儿女的莫大告慰。”
　　其实，当局担心的事早已发生。为西路军翻案的文章已在写，斗争已在进行。在前几年，已经有若干文章发表，针对性很强，只是因为以“党史研究”的名义出现，未引起广泛的注意。但倾向十分明显：几乎是彻底否定了正统的结论，而且针对毛泽东。新的观点可罗列如下：
　　一、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早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途上，曾电四方面军适当时候远征新疆，以取得苏联援助。
　　二、中共中央同张学良达成秘密协议，东北军配合三支红军主力打通苏联。张学良三六年十月还把蒋介石的通渭作战计划通报中共，提议红军早日打通苏联。
　　三、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八万人挤在贫穷的陕北，发展困难，向东向南不利抗日统战，向西发展势在必然。
　　四、四方面军渡黄河及作战计划均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西路军组成亦获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并电告共产国际准备物资交给西路军。作战指示令西路军处于作战的不利位置（有的指示是根据张学良的意见做出的），调来调去瞎指挥，令西路军在强大的马家军面前更被动。当战事失利时，中央增援太慢并限制多。
　　五、斯大林与共产国际已有表示，同意中共西征及愿意军事经济支援中共红军。
　　上面牧夫的文字，已为西路军和它的翻案做了扼要的论述。为了进一步举证，有两部关键性的著作，必须引述。一部是张国焘的《我的回忆》，一部是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
　　照张国焘《我的回忆》，透露出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四方面军就感到“中央歧视四方面军，不将它当做嫡系部队”。毛泽东听了四方面军徐向前的报告后，“不仅没有一句话抚慰四方面军多年的艰苦奋斗及其策应一方面军的努力，”反倒独断独行。毛儿盖会议弄得好像鸿门宴。《张国焘回忆录》这样写着：
　　为了挽救这样的局势，我终于提议暂行搁置党内歧视问题，专力寻求军事出路的办法。我提议红军全部迅速进入甘南岷县临潭一带地区，再依情况决定北进或西进。总司令部率领现驻现驻毛儿盖以西的原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两军，经刷金寺北进，为全军左翼；徐向前、陈昌浩率原四方面军为全军右翼，抑制松潘及其以北之敌。彭德怀、林彪率所部为中路，掩护中央机构；董振堂、罗炳辉率所部殿后。所有各军均进入战斗准备地位，听候总司令部命令行动。
　　毛泽东等人很高兴，赞成我的计划，一般同志也引为欣慰。大家似觉得北进的军事行动，并未因党内歧见停滞下来，也有人觉得中央各巨头聚集在毛儿盖，貌合神离，相持不下，究竟不是一个了局，现在分开行动，无形中免除了一些是非。我和朱德偕参谋长刘伯承以及少数参谋人员立即西行。从此，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军事方面去了，毛儿盖会议所没有解决的党内争执问题，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这种分为左、右两路军的计划，是两个方面军混编的计划，使左右两路军都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成员，由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委，刘伯承任总参谋长。最高司令部随由四方面军部队为主组成的左路军行动。
　　右路军也是混编组成的，先头部队是林彪的一军团，另包含彭德怀的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由四方面军的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陈昌浩任政委。毛泽东和中央直属部队也编入这一路。可是，很快的，
　　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历史如系事实的写照，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但中共的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
　　张国焘又回忆了当时徐向前、陈昌浩的报告：
　　我们回师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的急电称：“一、三两军团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接着他们又来了好几个电报，其大要是：毛泽东因徐陈已打开北进通道，左翼又为水所阻，不能再事等待而坐失良机，竟自动直接下令一、三两军团，以“北上先遣队”名义，单独向北挺进。毛等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陈等。
　　徐陈来电中还描述毛泽东此次行动的不当，谓先一天晚间，中央各机关和一、三两军团趁夜秘密移动，一、三两军团原担任的对敌警戒任务，未做交代，就撤守了，使四方面军的某些驻地完全暴露，易受敌军攻击，等到徐陈发觉了这件事，一、三两军团的殿后人员，才告诉他们这次行动是奉有中央直接命令的。
　　毛泽东的这次异动使我们为之大哗。我们在刷金寺的有些同志坦率指出：这是毛泽东使出了金蝉脱壳的诡计：他利用四方面军经过重大牺牲所打开的北进通路，悄悄溜走，再也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他使用北上先遣队的名义，暗中挟带着中央机关和各要人，要蒋介石误认中共重心仍在毛儿盖，进攻的箭头不会指向他那个支队。毛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二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在作怪。就由于这种心理因素的主宰，所有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道义观念，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有毛泽东会玩这一套，现在看来，两军会合后，他所玩的尽是权术；死硬的幼稚的教条主义者，不过是供他利用而已。
　　我和一些负责同志冷静考虑之下，认为这样的分裂行动是不对的。红军各单位分开行动，中央随同任何一部分红军行动，虽是常有的事，但总该根据计划，顾到全局，而且对内不应守密；尤其是在党内有歧见的时候，更不应这样做。如果毛泽东等事先将单独北进的行动，告诉徐向前陈昌浩，或争先与总司令部商讨，他们绝不会受到阻拦，也许还可以得着较妥善的处理。如今毛泽东等私撤防线，秘密北进，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自私行为。
　　朱德也同样认为这种秘密单独行动是不应当有的，因为这不仅没有顾到党的团结，而且抹杀了总司令部的职权，也没有照料到徐陈部的安全。但他以毛等进到甘肃地区以后，蒋介石还是不会放松为理由，希望一般同志，仍能大事化小事，弥补这个裂痕。
　　在徐向前《历史的回顾》里，也有同样的追忆：
　　当天，中央致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晚上，毛主席亲自来到我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我：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见我是这种态度，便没再说别的，要我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归。
　　毛主席和党中央决定，单独带一、三军团北上，速出甘南。他们于十日夜间开拔，第二天凌晨，我们才知道。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陈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来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作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那天上午，前敌指挥部开了锅，人来人往，乱哄哄的。我心情极坏，躺在床板上，蒙起头来，不想说一句话。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男儿有泪不轻弹。”然而，那两天我想来想去，彻夜难眠，忍不住偷偷哭了一场。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两军会合后，我对陈昌浩说，想去中央做点具体工作，的确是心里话。我是左思右想，盘算了很久，才说出来的。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这也许是我的弱点所在吧！接着，中央又来电报要我们带着队伍北上。并说：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八日南下电令。陈昌浩的态度很坚决，骂中央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啦、“逃跑主义”啦，决心南下。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治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从徐向前这一回忆里，我们看到张国焘所说：“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毛等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陈等。”完全属实。徐向前笔下虽然最后自承“抱愧”，认为“南下”是“错误”，但是，中央取消南下命令是八日下来的，在“中央”私自北上之后，在八日以前，南下之令，有中央明文，又何能怪有南北战争时李将军（Robert
Edward Lee）气质的徐向前“舍不得”自己这一边？
　　后来，经过调停，双方沟通了，大家都北上。由张国焘系四方面军夺取甘肃河西走廊，与陕西北边的毛泽东系一方面军平行形成西北抗日局面。张国焘写道：
　　陕北同志赞成我们这个军事计划，一直在催促我们北进，似乎没有我们的实力做资本，就不能形成西北的抗日局面。二、四两方面军的同志都很满意这个决定。在二方面军来说，他们居于中路，无论在军事上或政治上都可起桥梁作用，而四方面军的同志，也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可是，后来的事实发展，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这是四方面军的失败，也是我的失败。
　　照毛泽东的说法，“红西路军的失败，主要是张国焘机会主义错误的结果，他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他惧怕国民党反动力量，又害怕日本帝国主义，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事实上，“将队伍调过黄河，”是出于毛泽东的命令。据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五日李先念接受访问的回忆，他看了毛泽东打来的电报，他把电报看了二十遍，以确保“深刻领会电报的精神”。李先念确信：“这跟张过去分裂红军的企图不一样，渡河符合中央委员的具体指示。”再看一九八五年十月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战略总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首先造成西北地区的抗日局面，最关键的是红军占领宁夏和甘西，打通与苏联的联系。正如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打通苏联为实现抗日战争首先为实现西北局面进行部分抗日战争之主要一环。”党中央的军事行动部署，都是紧紧围绕这一主要环节进行的。
　　徐向前又写道：
　　十月上旬末，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通报我党，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打通苏联。中央认为情势紧迫，专电征求各方面军领导人的意见。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周恩来因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暂不参加）。并规定三个方面军的行动，统由朱德、张国焘分别以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的决定组织指挥。《十月份作战纲领》的各项任务，亦由“朱张两总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
　　《十月份作战纲领》给四方面军规定的任务，十分明确。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拒阻南敌的进攻。二是迅速完成造船任务，以三个军渡河攻宁。
　　由于渡河半途被国民党冲出一师人，占了渡口，三万五千人的部队只渡过两万一千八百人，把部队切成两半。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第九军和第三十军、第五军渡到了西岸。张国焘、朱德、第四军和第三十一军、军官学校和参谋部被阻隔在东岸，未能渡过黄河。
　　他们面临的是拥有正规军三万、民团武装十多万的回族军阀马步青、马步芳。徐向前回忆：
　　马家军阀代表着回族上层封建统治者的利益，以狭隘的民族观念和宗教迷信欺骗群众，巩固统治地位。马步芳号称“野马”，性情残暴，反共坚决，有当“西北王”的野心，比马步青更反动些。
　　坐地称王的封建军阀，历来视地盘为生命。马步芳一怕渡河红军西进，扼控河西走廊，进攻青海，端掉他的老巢；二怕蒋介石以“剿共”为名，派嫡系部队深入河西，吞并他的地盘。所以当红军渡河后，他即火速派出其前敌总指挥马元海，率两个骑兵旅向一条山地带驰援，进攻红军。
　　渡河后不久（十一月八日），中央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命令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建制和装备如下：
　　总指挥：徐向前
　　政治委员：陈昌浩
　　副总指挥：王树声
　　参谋长：李特
　　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供给部部长：郑义齐
　　卫生部长：苏井观
　　总部一局局长：郭天民
　　二局局长：宋侃夫
　　四局局长：杜义德
　　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辖十三师（师长叶崇本、政治委员朱金畅）、十四师（师长郭锡三、政治委员谢良）。共四个团，三千余人，枪一千余枝，平均每枪子弹五发。
　　九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辖二十五师（师长王海青、政治委员杨朝礼）、二十七师（师长陈家柱、政治委员易汉文）。共六个团，六千五百人，枪二千五百枝，每枪平均子弹十五发。
　　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辖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政治委员张所德）。共六个团，七千人，枪三千二百枝，平均每枪子弹二十五发。
　　骑兵师：师长董彦俊、政治委员秦贤道。共二百人马，枪二百枝，平均每枪子弹二十五发。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全媛、政治委员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
　　回民支队：司令员马良骏（后叛变）。
　　整个西路军，全军共二万一千八百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
　　改变宁夏战役计划，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改变主意。但是，总指挥徐向前不但当时不知此中内情，并且此后四十多年，内情一直不让他们知道。直到徐向前一九八五年出版回忆录前几年，才弄清楚。徐向前写回忆录，措辞谨慎，但是不平之气，仍溢于言表，试看他说的：
　　一、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最近几年才弄清楚。
　　二、这时，中共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要建立永凉根据地。我呢？不以为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
　　三、看了前述中央十一月八日的“新计划”就不难明白，当时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企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我们不知道“新计划”的内容，所以对中央要西路军蹲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很不理解。陈昌浩不顾实际情况，一味强调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使我憋了一肚子气。李先念他们也很有意见。有天，先念来总指挥部，对陈昌浩说：在这里东不东、西不西，等着挨打，怎么行？要东去，我打先锋。要西去，我也打先锋！陈昌浩说：你懂什么？多嘴！在这种情况下，二十四日，我起草了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
　　四、二十五日中央复电，仍要我们就地坚持，打开局面。……“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这样，我们就只好根据中央指示，蹲在永凉地区，同马家军一决雌雄。
　　五、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
　　六、西路军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
　　七、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利的根本因素。孤军外线作战，任务不定，迟疑徘徊，实为兵家之大忌。而西路军的情况，却恰恰如此。先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渡河北进，鏖战一条山，待机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共取宁夏；继则放弃这一计划，独力西进，准备打通新疆；再又停在永凉地区，不进不退，建立根据地；复则根据西安事变后的形势变化，忽而准备西进，忽而准备东进；后明确执行西进任务，刚至临高地区，又停止西进，就地建立根据地；继复为了策应河东，改为东返；部队刚从倪家营子突围而出，东进不远，却又奉命“固守五十天”，折回原地坚守待援；如此等等。西路军的任务飘忽、多变，虽与风云变幻的全局形势有关，但不能说毫无战略指导上的失误。结果呢？造成了西路军孤军深入河西走廊，长期遭敌重兵围困的被动局面。疲兵屡战，有耗无补，进退失据，一筹莫展。这对西路军的有限兵力来说，无异具有致命的性质。
　　八、要求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和临高地区建立根据地，也是不切实际的。且不说河西走廊的地形、民情如何，仅从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来看，就缺乏建立根据地的起码条件。部队刚刚进入河西地带，四面受敌，防不胜防，整天同马家军血战，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呢？创建革命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前提是消灭敌人，否则，便谈不上发动群众。毛主席说过：“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毛泽东军事文选》第八十五页）对西路军的要求有悖于此，仗还没打胜，就令一屁股蹲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行得通吗？事实说明，压根儿就行不通。规定任务，必须权衡主客观条件，从实际出发，有一定的限度。“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的道理，就在这里。只看到主观需要的一面，忽视了客观可能的一面，硬要部队去承担其无力承担的任务，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九、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
　　十、上级统得过死，未给战场最高指挥官以应有的自由权。西路军虽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性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上级指示去办。上面叫往西就往西、叫往东就往东，叫停就停、叫走就走，指挥员毫无机动自主的权力。有些指示明明行不通，但不问实际情况如何，硬要下面贯彻执行。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部署，既不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人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古人说：为将之道，“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苏洵：《心术》)这话很有道理。所谓“理”、“势”、“节”，指的就是全局性的东西。指挥员驾驭一个独立作战方向，不了解全局形势，不明白局部战争同全局战争的关系，打的便是糊涂仗。难免如坠五里雾中，晕头转向，缩手缩脚，无所适从，岂有应变自如，“不屈”、“不沮”、“不穷”之理？
　　从徐向前这些回忆里，我们清楚看到西路军的作战，全是被中央遥控的、指示的——在你“一无所知”、“很不理解”、“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等情况下，遥控、指示的。徐向前还引了《毛泽东军事文选》的话来证明中央命令的不合理。但是，中央又是谁呢？不是毛泽东吗？徐向前这一引证，无异使毛泽东无所遁形。
　　正因为西路军一举一动“自始至终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行动的”，所以，毛泽东所谓张国焘“不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就全是嫁祸栽诬之词了。
　　徐向前回忆录中列举了每一次中央指示“飘忽不定，变化多端”的日期与内容，他当年是“一无所知”，但在毛泽东死后、在四人帮垮后，他垂老才弄明白。我们看他说的：
　　西路军无日不战，仅半个来月时间里，即毙伤敌六千余人，给马家军以沉重打击。全军指战员处在孤军外线作战地位，为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斗任务，冒白刃、餐风雪，慷慨悲歌，视死如归，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英雄气概和高度组织纪律性。经过这段时间的消耗，西路军虽由过河时的两万一千余人减至一万五千人，战斗力大不如前，无法扭转被动局面，但却沉重打击了马家军，吸引了黄河两岸十多万敌军西向。这对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无疑是个极为有力的配合。
　　这告诉我们，西路军是被用来“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的。
　　当时陕甘宁边的数万红军，在敌人重兵封锁下，缺衣少粮，难以过冬，不得不准备进行新的战略转移。部队开动前，我党向张学良做了通报。张学良力主红军留在现地，“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因此，中央才推迟了“新计划”的执行，令李富春、李维汉等紧急筹集一个月的军粮，并着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凉地区创立根据地，做为一支战略机动力量，待机策应河东。
　　这告诉我们，西路军是被用来“策应河东”、“策应陕甘宁边的数万红军”的。
　　张学良考虑，东北军向西安地区集中，后面的胡宗南、毛炳文等蒋介石嫡系部队，有趁虚袭取天水、宝鸡、兰州的企图；且河西“四马”与东北军关系恶劣，极不可靠，西安侧后方的安全，难以保障。因而，提议由河东红军出击胡宗南，巩固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并望西路军派一部力量东出靖远，牵制马家军及毛炳文部，进行策应。党中央于是改变了西路军西移的决定，拟令部队东返。
　　这告诉我们，西路军是被用来“牵制”马家军等以利“河东红军”的。
　　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我军停在临泽、高台地区不动，数万马家军追踪而至。
　　这告诉我们，西路军是被用来“待机策应”“又发生变化”的“河东形势”的。
　　敌人有补充，有后备力量，攻势不是减弱，而是不断加强。我们与敌相反，孤军血战，有耗无补，勉力支撑，处境愈来愈艰险。二月中旬，党中央为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危急局势，争取与蒋介石达成和平谈判协议，电令我军放弃东进计划，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
　　这告诉我们，西路军是被用来做为筹码，“争取与蒋介石达成和平谈判协议”，而被命令“放弃东进计划”的。
　　我们不断向党中央告急，请求速派援兵支援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已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所以，对于救援西路军一事，党中央左右为难，总是尽力争取通过谈判途径得到解决，万不得巳时方可诉诸武力。鉴于西路军已面临覆灭危险，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二月二十七日决定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准备增援西路军。中央指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必须服从两条原则：(一)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动时，由周恩来即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如蒋介石令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将部队位于西峰、镇原、固原地区。(二)不使增援军又陷于困难地位。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而我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附近的一段，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增援军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由此可见，援西军的组成，带有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性质；它的行动，以不影响和谈大局为限。据说那时有入主张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出兵临夏、西宁，吸引马步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军之危。中央也曾考虑过，但因受和谈问题的牵制，未能实现。三月五日，军委命令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但这时，远在三、四千里之外的我军，已经战斗到弹尽粮绝、精疲力竭的地步。援西军出动，远水解不了近渴，西路军败局已定，大势去矣！
　　西路军的失败，发生在西安事变后的复杂历史关头。这也是蒋介石利用和谈，玩弄两面手法，趁机加速消灭红军力量所致。事实证明，想通过谈判，要蒋介石制约二马，保存西路军，是不现实的。
　　这告诉我们，西路军是被用来在“不破坏和谈”、“不影响和平大局”条件下的项目，以“谈判途径”，向蒋介石与虎谋皮的。
　　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
　　这告诉我们，西路军是被用来“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而全军覆灭了的。
　　西路军既明明为中央尽了苦战尽瘁、死而后已的棋子，最后却被定位在“企图到西北去求得安全”上，这种丑谥，岂不太不公道了吗？
　　比起太多太多的迫害来，丑谥还是小焉者也。
　　以西路军中的女兵为例。
　　徐向前回忆
　　十二日，中央电示：为保存现有力量，西路军一是冲向蒙古边境；一是就地分散游击。我们率西路军仅剩的三千余人，边打边撤，十三日进入山里的康龙寺地区。翌日，敌追兵又至。我担任掩护任务的二六五团和二六七团，与敌血战一场，又遭重大损失。我总供给部长郑义斋、八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张卿云，不幸牺牲。
　　这个时候，掌握部队最关重要，但也确实困难。部队被敌人冲得七零八落，收都收不拢。我们能够直接掌握的，仅有三十军一二千尚成建制的战斗人员，其余大都同指挥部失去联系，独立作战。马敌熟悉地形，运动快、兵力多，不少分散的红军力量，均被敌各个消灭。我们的妇女独立团，就是在与总部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遭敌重兵包围，而全部损失的。她们临危不惧，血战到底，表现了中国妇女的巾帼气概。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的光辉业绩，将永彪史册。
　　徐向前这段回忆，语焉不详，试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E. Salisbury）《长征》（The Long
March）的描绘：
　　渡河西征的部队主要是被马家骑兵歼灭的，马家骑兵凶猛骠悍，能骑善战，他们头上缠着白头巾，配有快射卡宾枪、马刀和皮鞭，他们骑马飞奔，如风驰电掣一般。他们骑着短腿马在两小时内，就能跑完红军徒步行军整整一天的路程。马家骑兵身材高大，浓须大眼，脸形酷似高加索人。据埃德加斯诺说，他们一天要洗五次澡。
　　马家军阀拦阻了共产党西路军北进道路，西路军经张国焘同意后，掉头西进。多年之后，李先念说，如果他们当时立刻西进，他们能够不费气力地拿下甘肃西部和新疆，但现在已经晚了，马家骑兵已经开了杀戒。妇女团也被全部消灭，两千名女兵惨遭杀害、酷刑、强奸或被当做奴隶卖掉。
　　幸存者之一是张琴秋，不是别人，就是陈昌浩的妻子。她的身世，牧夫的文章里特别写了出来：
　　为中共建党七十年推出的历史电影《大决战》第一部，在公众中引起的议论，可能比不上中共军方的反应。这套电影三部曲计划描写击败国民党的三大战役：辽沈、淮海、平津。据报导，摄制意念来自杨尚昆。他指示军方八一制片厂，投资由军费开支，“该花多少就花多少”，杨于八九年一月批准了电影的文学剧本。
　　令人瞩目的影片第一部中，林彪以正面英雄形象出现，引起了一些前四方面军将领的异议，他们说，林彪和张国焘的问题，究竟谁大？张只不过是争权、出走，林彪却是发动武装叛乱，企图谋杀毛主席，林彪有战功，张国焘功也不少。
　　杨尚昆、王震都公开赞扬影片对林彪的描写是尊重历史唯物主义，林彪战功不容抹杀。
　　历史是无情的，一方面军一统天下已经半个世纪，他们打天下坐天下，完成毛氏霸业，也给四方面军部属分了一杯羹，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杨家将成为一方面军的接棒人，成为今日军中显贵，“历史”自然可以由他们任意摆布。
　　但是，七月份大陆刚刚出版的大型文学双月刊《当代》没有保持缄默。它以空前的篇幅，发表了黎汝清的长篇纪实小说《碧血黄沙》——红西路军苦战记的第三卷至第七卷。描写了西路军及其将士们的结局，时间从三零年代拉到八零年代。黎汝清是九零年因写《皖南事变》与《湘江之战》受点名批判的南京军区作家。
　　本文未交代的一位西路军的主角陈昌浩和他的夫人，正是这部小说的主角。小说着力描写了陈昌浩夫人张琴秋的坎坷一生。张是四方面军的妇女部长，留学俄国，精通俄文与英文，在倪家营子战役中被俘，和女俘一道忍受了万般艰辛和屈辱，经中共营救，回到延安。
　　令人震惊的是，这位一九四九年后当上了中共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忠党女战士，文革中因西路军问题而被红卫兵残酷批斗殴打，无休止地要交代“叛变后出卖了谁？”最后，她对两名十几岁的女红卫兵交代了：“浩、玛姐，还有西路军蒙难、蒙冤的难友姐妹们，我能对你们说什么呢？我的交代材料已堆成了山。我已无话可说，我给你们唱一首歌吧……。”她用外文向丈夫陈昌浩和女儿唱起来：
　　同志，沸腾的热血冲撞在心头，
　　敌人不消灭，誓言不甘休，
　　我们在你墓前宣誓，
　　一定为你报这血海深仇……
　　少女红卫兵用皮鞭抽她，并记录歌词，她高声道：“浩，所有牺牲的战友们，这是唱给你们的葬歌，我将带着叛徒、特务的恶名死去，是没有人为我唱葬歌的……。”
　　说完，她从六楼窗口跳了下去。这是一九六八年。十一年之后中共为她开了追悼会。她的誓言“要回延安和中央斗争”的丈夫陈昌浩，在回到延安被批斗之后，一九三九年后去苏联治病。中共建国后，一九五三年回到北京，做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很多马列著作的扉页上有“陈昌浩译、校”的字样。小说描写了他在血战河西中的悲壮豪情，败途中他有几首诗，其一云：
　　全军沉血海，敢顾家与身？
　　痛悼诸战友，长风万里吟。
　　陈昌浩也没有逃过文革大劫，他夫人不知道，他已早她一年被整死，但官方至今未透露详情。其实，西路军高干在文革中几乎无一幸免，只是挨斗轻重不同。一条腿的少将谢良整天罚站，被乱拳死打，自称“苦命将军”。中将欧阳毅打成张国焘黑干将，李作鹏指示战场上可用的方法都可用来斗他。少将况玉纯则饱受了四十二种刑罚。
　　正如曾任入朝志愿军副政委的西路军干部陈宜贵所说：“想起文革的事，我就气愤，整我太无情了，比敌人还残酷！”
　　黎汝清冲破禁令发表讴歌西路军小说，显示中共军内这场斗争还在发展。可以肯定的说，西路军——四方面军——张国焘路线，是中共体系中的一大冤案，这个案子虽然事隔多年，但并没被当事者遗忘，更未了结。那血海深仇不仅来自马家军，也来自毛泽东及其帮凶。
　　西路军瓦解后，中央点名要徐向前、陈昌浩两人回到延安，他们千辛万苦，化装返回。徐向前回忆录中盛赞了战友陈昌浩的为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我国解放战争期间，他在苏联，据说常和马林科夫联系，还主编了一本俄华字典。全国解放后回国，任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后调中央马恩列斯编译局任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遭迫害致死。昌浩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积极奋斗的一生，对党和人民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他对敌斗争坚决勇敢，才思敏捷，雷厉风行，俄文翻译水平相当高。他是六界四中全会和王明一伙一块上台的，贯彻过教条主义的东西，并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但那时年青幼稚，属于好人犯错误。他为此很痛心，经常做自我批评。对他的一生，党中央在悼词中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牧夫又写道：
　　同时，出版了一些描写西路军失败后，从将军到士兵的不幸遭遇的书，如反映女兵遭遇的《西路军女战士》，写得很动人，《将帅落难记》则写了二十名西路军将领死里逃生的不同经历，包括徐向前、陈昌浩、王树声在内。有的从死人堆中逃出，有的化装潜逃，昼伏夜行，有的藏居洞穴或地窖数月之久，有的不惜杀人避凶，吃野草，数日无粮。书中不乏这样的字句：
　　“血海肉酱、血海肉酱、血海肉酱，失败的西路军将士看到的是血海肉酱……，阵亡者大睁着眼睛，死不瞑目地卧在祁连山岭上……。”
　　血淋淋的描写，沁透着那场惨不忍睹的战争幸存者们的满腔怨恨。一位学者对我说：“这批西路军的怨气憋得太久啦，令你很难不想一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回到中央队伍中的固然有气难平，更惨的是那些没有归队又还活在人间的士兵。一九八三年，一位已平反的西路军将军去河西走廊做了一番调查，回来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据称流落在甘肃、青海、宁夏的西路军约一千二百人，妇女不少，她们被迫做苦工者有之、被迫为妻妾者有之、被转卖当娼数次者有之，男的流落农牧区、煤窟或乞讨度日。不少人信了回教和喇嘛教。少数人有工作，但待遇低、受歧视，文革中无一不被打成叛徒、逃兵、变节分子和张国焘走狗。
　　一名流落在张掖的西路军排长，八四年病危时还喃喃自语：“咱怎么就跟张国焘犯了错误？一辈子不得翻身！”
　　中共中央八四年为安抚不幸者，决定对西路军流落人员发给证书，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老战士”，并发放抚恤金，报销医疗费。
　　但是，一九九零年，在强调反和平演变的声势中，若干描写西路军的书，同《血红雪白》等书一道被中共军队总政治部点名批判和限制出版。据一位知情者透露，高层有人指示，西路军问题要做好善后工作，但不宜多报导。
　　九零年九月二十日，在亚运高潮期间，西路军的最高领袖中共元帅徐向前逝世，各地的西路军部属要求上京参加追悼会，未得批准。中央军委深怕如胡耀邦死一样，引发一场动乱，而徐死将牵涉到最高级军干，影响军队稳定，危险更大不得不防。
　　在官式的悼念活动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前面提到过的李先念的那篇悼文。仔细一看，便知这位健在的西路军元老对徐向前有一股非官样文章的激情，他称徐是“伟大帅星”，是他的“知己、导师和战友”，他对徐的军事和革命功勋的推崇，已完全和毛不沾边。
　　不久，就传说北京高干圈内，尤其是那些敏锐的公子们，抨击一方面军的一统天下。中共军方的派系对立，最大一次来自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关键人物是毛泽东和张国焘。二人都是“一大”代表，中共创始人，毛居中央后，实力却弱于张，四方面军到陕北时比一方面军多一万人。但毛抓住张长征中“分裂中央”的把柄，终于置张于死地。
　　从陕北的第一届统一的中央军委起，其成员都是一方面军占绝对优势，今日杨尚昆当时即为军委的总政副主任，算第七位军中实权人物，他前面的人物是：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刘伯承、叶剑英、王稼祥。
　　中共党史上从未抹杀四方面军，但实际上，四方面军随着张国焘在党内斗争中的彻底失败，而受到全面的压制和打击，尤以西路军部将为甚。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西征归来即受到冷落，在八路军三大主力师之一的一二九师任副师长，以后长期任副职，内战中被排斥在三大战役之外。李先念回到延安，即从原三十军军政委降六级为营教导员（毛泽东为了拉拢他，不久即任新四军五师师长）。
　　毛泽东后来说：“第四方面军干部中无国焘路线之嫌者，惟向前、先念二同志而已。”由此可见，毛笼络徐李二人之外，四方面军被打击殆尽。四方面军实力超过毛的一方面军，经西路军一役损失三个军（剩余两个军被收编在刘伯承麾下），奠定了一方面军的统治地位。有的分析家指出，西路军覆灭的全过程，尤其是军委对几次战役后指挥的错误和见死不救，完全是毛泽东设计的借刀杀人，以铲除异己势力的一个狠毒又漂亮的圈套，而最后将罪责嫁祸在张国焘身上。
　　西路军倖存者是否都认同这一看法？不得而知，但他们绝不会忘记那些永不再回来的战友，不是死在马步芳的军刀下，就是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张国焘首先透露，王明亲自告诉他西路军参谋长李特和第五军政委黄超，在乌鲁木齐被他当做托派处决了。
　　为中共打江山建有殊功的红四方面军，在西路军覆灭、张国焘叛逃后就名存实亡了（张国焘一九七七年病逝多伦多）。
　　九零年随着徐向前之死，为西路军翻案达到高潮。有一种传说，六四事件中渗透着西路军的因素。原因是徐向前曾向学生表示，军队不是用来对付学生的。言外之意不赞成军队进城。同时，北京军区司令秦基伟支持赵紫阳，七将军上书中央军委，反对向学生动武。秦基伟也是西路军干部，曾被俘逃脱返回延安。
　　徐秦即使六四事件中同情学生，拉上西路军历史未免牵强，不过，去年徐向前的悼词中，没有提他支持平乱，也是事实。
　　除陈昌浩、张琴秋夫妇外，在战场上的西路军领导人，也死得惨相毕露。五军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九军军长孙玉清被马家军斩首示众。斩首之前，马家军把孙玉清绑在炮口上，先炸得粉身碎骨。
　　残部化为三个游击支队，其中两个被摧毁，只有李先念一支，经过四十天的千辛万苦，总算死里逃生。《长征》书里描写着：
　　李先念率领一队人马越过高高的祁连山，进入青海的柴达木盆地。他们没有地图，用指北针和星座来判断自己的位置。他们估计已经到达长城尽端的酒泉，接近古代丝绸之路附近的安西。这条丝绸之路穿过佛教圣地敦煌，向西到达哈密、曲甲、喀什、撒马尔罕，一直通往波斯。
　　李先念于一九八四年回顾时，他摇着头说，当时他向安西发动了攻击，结果是又一次惨败，死伤者数百人。此后，他只剩下大约一千名男女战士了。他们被赶进戈壁沙漠，那里没有道路、没有地名、没有粮食、没有水、没有希望（他们历尽艰险，于一九三七年四月下旬，先后到达新疆东部的星星峡——译注）。
　　一天，西边天空出现了一架飞机，盘旋后就降落了。一个穿着褐色皮飞行服的人，从飞机里跳了出来。他就是前往莫斯科通报遵义会议情况以来，一直未曾听人提起的党的特命代表陈云，他被派往新疆执行救援西路军的任务，飞机把李先念等人接到迪化，他于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乘卡车进入延安。除他的部队外，他是最后一个回到“家”里的人。一九三八年春天，四五百名战士也到达延安。由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生的扣留蒋介石的西安事变，促使国共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他们才死里逃生。
　　徐向前有一段回忆描写西路军的苦战：
　　马敌重兵来犯，我军创病皆起，战局摄人心魄。敌人每次进攻，均先以大炮猛烈轰击，而后组织大量步骑兵，发起冲锋。什么花马营、黑马营、白马营、红马营……都拿上来了。我军连一门迫击炮也没有，全靠近战对付敌人。每当敌人冲到我阵地前沿时，部队突然冲出围子，进行反击，肉搏格斗，杀退敌人。有些围垣被炮火击毁，指战员利用断墙残壁，拼死坚守，直至将冲进的敌人杀出。因为子弹缺乏，步机枪几乎失去作用。我到前沿阵地去看过，战士们的步枪都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单等敌人上来，进行拼杀。在这里，没有男同志和女同志、轻伤员和重伤员、战斗人员和勤杂人员的区别，屯自为战，人自为战，举刃向敌，争为先登。围墙被炮火轰塌，血肉就是屏障，前面的同志倒下去，后面的同志堵上来。轻伤员不下火线；重伤员倒在地上，仍紧握手榴弹，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在这里，生存就是战斗，战斗就是生存。指战员的智慧、勇气、力量发挥到最大限度，为了胜利、为了红军、为了人民。二六三团一个连，坚守前沿阵地，打退敌人的多次猛攻，最后只剩下九个人，阵地依然在手。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负伤后仍手舞大刀，率部酣战，杀得敌军纷纷倒地。有些指战员当手中武器被毁后，赤手空拳，与敌扭成一团，咬掉敌人耳朵，扼住敌人喉咙，拔掉敌人胡子。……
　　西路军是在这种《弔古战场文》式的苦战下，“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的，他们为共产党肝脑涂地，但最后换得的，却是名誉扫地！他们的头头，陈昌浩、张琴秋夫妇，万劫归来，没死于敌人之手，却死于同志之手，其他的人可想而知！共产党对同志如此无情，毛泽东实是此中祸首！
　　牧夫最后写着：
　　此案也并未因其尘封而减轻敏感性，因为涉案者多是军界将领，我们不敢妄评此案将在未来中共权争中的分量，不知道这颗定时炸弹有多大以及何时会引爆？但敢提出如下一类的问题：
　　为什么在年轻化运动中八十多岁的杨尚昆要接替比他年轻的李先念任国家主席？李则贬为政协主席。
　　为什么对西路军的平反结论拖到徐向前死时才公开？
　　徐向前这位黄埔军校首届毕业生，中国当代著名的军事家，在毛朝治下，蒙冤一生，应是死不瞑目吧，他留下的愿望是要求他组建的四方面军战史写作室，为历史讨回公道，写一部真实的战史。李先念曾隐讳地引用徐向前喜欢于谦吟石灰的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以表示对中共党争不公的愤懑。
　　现在，这场是非之战的挂帅人物只留下李先念和秦基伟（国防部长）了。他们还能做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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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一年十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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