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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综合新闻·虹口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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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出版
冯雪峰与鲁迅的故事
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9号)。1930年5月，鲁迅迁入该公寓，冯雪峰随即迁入今2099号地下室，1933年6月搬出。
景云里(今横浜路35弄)11号甲坐北朝南石库门房屋。1929年2月，冯雪峰迁入已去日本的茅盾家三楼。横浜路兴立村(今东横浜路82弄)2号，1949年6月，冯雪峰携妻儿住此，1951年7月，离沪定居北京。
冯雪峰一家与鲁迅一家合影。
　　■文艺理论家、作家、翻译家、左翼文化运动领导者之一　　冯雪峰()现代著名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原名冯福春，浙江义乌人。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21年加入晨光社，1922年与应修人、汪静之、潘漠华等组织湖畔诗社，合出诗集《湖畔》、《春的歌集》。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结识鲁迅，成为鲁迅的挚友和党与鲁迅的联系人，翻译介绍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1930年至1933年间负责上海“左翼”文化工作，任“左联”党团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1936年被派回上海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被捕，关押在上饶集中营。1942年被营救出狱，到重庆从事统战和文化工作。期间，著有《鲁迅及其他》、《乡风与市风》、《上饶集中营》等作品。抗战以后写有大量杂文、寓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文联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等职，1951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任社长兼总编辑。　　本版故事选自《文坛之光》　　能影响鲁迅的人　　随着见面的增多，鲁迅的话也多了起来。当时两人都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就成为谈话的热点。两人谈社会意识，谈文艺问题……&　　冯雪峰搬入景云里11号甲后，由于11号甲后门斜对着鲁迅住的17号前门，雪峰去鲁迅家更勤了，往往晚饭后，他在晒台上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天，说是谈天，其实主要是谈工作。这时期，雪峰主要精力放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他出版译著有12本，加上刊物上发表的翻译论文，共约70万字左右。可以说，数量之多从“五四”以来到三十年代初，没有一个译者可以同他相比。其中，1929年一年里，雪峰出版的译著就有6种，翻译论文发表了7篇。他与鲁迅合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共出8种，其中雪峰译4种，鲁迅译3种，几乎占了丛书的全部。丛书在1929年5月起由水沐书店和光华书局陆续出版。&　　在翻译过程中，雪峰得到了鲁迅“最大的帮助”。鲁迅在译作“后记”中对雪峰帮他校勘补译，“特行声叙”“感谢雪峰君”。在合作中，这两个“偷运军火给奴隶”的人，友谊加深了，相处更融洽更密切了。仅1929年的《鲁迅日记》有关冯雪峰的直接记载，就有34条之多。不仅多于其他人，即使与鲁迅交往十分密切，也住在附近的柔石，日记中也只有31条。当时雪峰还从事地下党工作，经济十分拮据，常靠朋友接济。鲁迅就用预支稿费等方法资助他。10月，雪峰校对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鲁迅给他50元校对费。雪峰心知这是鲁迅帮他解决生活困难，当面难却，只得收下。第二天就给鲁迅写信，并把钱还给他。但鲁迅仍坚持把钱给了雪峰。&　　他们常作深夜长谈，从上半夜直谈到下半夜2、3点钟。谈话中雪峰甚至可以“强迫命令”先生。许广平把这种谈话比喻为“韧的比赛”。她记叙：“听听他们的谈话，觉得真有趣，F（指冯雪峰）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做不到。’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目的达到了。”鲁迅对这种“强迫命令”是感觉到了的，但并无反感，而且还赞许地说：“有什么办法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雪峰还可以批评影响先生。谈话时，鲁迅很愿意在雪峰面前坦诚自己的思想矛盾。雪峰也直言不讳地指出鲁迅有一个时期把现实中的黑暗看得过重，不相信真有所谓的“黄金世界”会出现。剖析了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某些偏激的言论等等。冯雪峰说：当“鲁迅先生跟人谈话，在很相熟了的时候。对方是感到很自由的，……所以我能随时插进话去，讲自己的意思，往往能够转移他的话题，或甚至转移谈话时他的心情。”“转移”鲁迅的话题和心情，这就是影响，而且是很大的影响。陈望道当时就明白地说过：“今天许多青年受鲁迅的影响，但他（指冯雪峰）不但受了鲁迅的影响，也时时刻刻企图影响鲁迅的。”于是共产党组织就委派冯雪峰——一个能够影响鲁迅的人，作为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人了。　　桥梁与纽带　　作为联系人，冯雪峰的第一个任务是受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文委书记潘汉年之命，去同鲁迅商谈成立“左联”之事。潘汉年说了两点：一、中央认为，创造社与太阳社批评鲁迅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立刻停止论争。鲁迅是位老战士，老前辈，是一位先进的思想家，应该团结他共同战斗。二、要以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这三方面的人为基础，成立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团体名称拟定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听听鲁迅先生先生的意见，包括“左翼”两个字用不用，也由先生决定。选派冯雪峰当这个“调解人”倒是最恰当不过了，因为他既没有卷入论争又与论争双方都有良好关系。他这时候已经获得了鲁迅的信任，是个可以在鲁迅面前说说话的人。而与创造社后期的骨干，如冯乃超、朱镜我，彭康等又同是闸北文化支部的同志，甚至是一个党小组的人，而且私交不错。&　　1929年10月的一天，雪峰去景云里鲁迅家“做工作”，果然，鲁迅表示完全同意成立“左联”，并说“左翼”两字很好，旗帜可以鲜明一点。当然，鲁迅之所以爽快地答应，原因也是多种的，一是他早已觉得这场论争是唱“空城计”，是自己人扭打给敌人看笑话。二是他对雪峰有信任感，觉得他的话很在理。三，更为重要的是，雪峰在平时与先生谈话中，已多次讲到先生对“革命文学”倡导者的缺点错误看得过重了些，没有看到“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不仅是挂一块招牌，而是有社会基础，有现实要求的。鲁迅接受了雪峰的这个意见。他后来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一文中，就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说“革命文学之所以旺盛起来，自然是由于社会的背景，一般群众、青年有了这样的要求。”在冯雪峰的积极沟通和促成下，“左联”顺利地成立了。&　　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作了简单的即席讲话，却引起了一些与会者的不满，说：“鲁迅说的还是这些话！”雪峰感到这种情绪不对头，他认为这不是个小问题，他认识到鲁迅的存在是关系到“左联”命运，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原则问题，如果让那种藐视鲁迅的情绪发展下去，“左联”将群龙无首，甚至重犯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时的错误，好不容易联合了起来就会毁于一旦。由于“左联”成立大会是秘密举行的，没有作记录，于是雪峰在大会后的三、四天内，尽量搜索自己的记忆，将鲁迅在会上谈到的，以及平时谈话中涉及的有关内容，整理成《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一文，经鲁迅过目并修订了两处后，发表在他主编的《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上。这篇讲话不仅成为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文献，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是鲁迅光辉思想的一面镜子。&　　作为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人，冯雪峰经常处在矛盾之中。由于中共领导层当时奉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文化工作中也存在着盲动主义和关门主义等“左”的倾向，冯雪峰也不能不服从。另一方面在鲁迅执著现实注重实际的精神感染下，他对“左”的东西仍有所抵制，并时时注意维护鲁迅不受“左”的侵害。他曾多次说服“左联”当时的领导人，不要勉强鲁迅参加一些冒险的公开活动，如当时“左联”热衷搞的散传单、贴标语、飞行集会等。“左联”的常委会也不必每次都要鲁迅出席，事后向他汇报就行了。茅盾当时就因为没有参加游行示威飞行集会而引起一些“左联”成员的不满。茅盾问过雪峰，“左联”为什么没有吸收叶圣陶、郑振铎加入？其因是“左联”因嫌郁达夫不积极，开会表决除名，只有雪峰，柔石等投反对票。鲁迅也表示，雪峰的态度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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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报综合新闻·虹口文史04冯雪峰与鲁迅的故事冯雪峰( - )，原名福春，笔名雪峰、画室、洛阳等，浙江义乌人赤岸乡神坛村人。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
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1925年到北京大学旁听日语，1926年开始翻译文学作品及文艺理论专著。1927年加入共产党。1929年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底到瑞金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950年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后调北京，先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书记。1954年因《红楼梦》研究问题和“胡风事件”受批判，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6年又被关进牛棚。1976年患肺癌去世。1979年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
冯雪峰(日—日)原名福春，笔名雪峰、画室、洛阳等。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浙江义乌人赤岸乡神坛村人。1919年考入金华省立第七中学师范科，接受"五四"新思潮。1921年因参加反对学监的风潮，被学校当局开除。同年秋，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开始写作新诗。他曾三次寓居虹口、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2099号）是其第二寓所、1930年5月鲁迅迁入该公寓，他随即也迁入该公寓2099号地下室。
五烈士牺牲后，他调任为左联党团书记，与鲁迅编辑出版《前哨》，纪念五烈士；他将瞿秋白介绍给鲁迅，促使鲁迅和瞿秋白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同年10月，在瞿秋白指导下，起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新任务》决议，成为此后左联指导性档。一·二八战争爆发，他与鲁迅等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等，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文化委员会书、中央上海宣传部干事，江苏省委宣传部长。
冯雪峰的主要著作有：诗集《湖畔》（与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合著），《春的歌集》（与潘漠华、应修人合著），《真实之歌》、《雪峰的诗》。杂文集《乡风与市风》、《有进无退》、《跨的日子》。寓言集《今寓言》、《雪峰寓言三百篇（上卷）》，《雪峰寓言》,其中《一个采白芷花的城里人》被选入沪教版预备年级32课中,《雪峰寓言续编》。电影文学剧本《上饶集中营》。论文集《鲁迅论及其他》、《过来的时代》、《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论〈保卫延安〉》。鲁迅研究著作《鲁迅和他少年时候的朋友》、《回忆鲁迅》、《论〈野草〉》，《鲁迅的文学道路》。文集有《雪峰文集》、《论文集（第1卷）》，《论文集》3卷本，《雪峰文集》4卷本。
冯雪峰生于日，卒于日。浙江义乌人。
1921年加入文学团体晨光社。1922年与友人组成湖畔诗社。1925年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自20年代
末起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文艺状况。1929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并成为30年代左翼文艺的重要领导人之一。这一时期 ，主编或参与编辑《萌芽月刊》、《巴尔底山》、《前哨·文学导报》、《十字街头》等左联机关刊物。继续编译《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参加了与各色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文学主张的论战。1933 年起，离开上海去中央革命根据地，随后参加长征。先后任中央苏区党校教务长、副校长，红军大学政治教员等职。1936年，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到上海兼管文艺工作，参加了两个口号的论争。1937年底回故乡从事创作。1941年被国民党逮捕囚于江西上饶集中营。1942年出狱后，在重庆、上海等地从事统战和文化工作，继续从事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担任上海市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和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常务委员、作协副主席和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文艺报》主编等，主持第二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工作。
1957年被错划为“ 右派”。被迫中止公开的文学活动 ，作为普通编辑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编辑工作 。 1972年参与《鲁迅日记》的校订。
1979年4 月中共中央为他的错案作出改正决定，恢复党籍和政治名誉。
1903年六月二日诞生于浙江省义乌县，名福春，后改为雪峰。
1912年 入邻村私塾读书。
1913年 转入义乌县立小学学习。
1918年 在义乌县立小学高小毕业。
1919年 考入浙江省立第七师范学校。
1921年 因参加学潮被开除。同年秋季，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开始写作新诗，加入晨光社。发表作品《到省议会旁听》、《小诗》。
1922年 与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以"湖畔诗社"的名义合集出版诗集《湖畔》，内收雪峰的诗17首，并加入明天社。
1923年 因家庭困难辍学。同年《春的歌集》出版，内收冯雪峰所作新诗11首。
1924年 进上海中华学艺社当事务员。浙江慈溪县立女子学校代课。
1925年 北京大学旁听，自修日语。并发表作品新诗《原火》、散文《柳影》。
1926年 首次拜访鲁迅。并发表译作《花子》、《无产阶级诗人和农民诗人》。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遭通缉，避难於未名社近三个月。同时发表作品有散文《月灾》、《诗人祭》，译作《新俄文坛的现势漫画解说》、《新俄的曙光期》、《苏俄的二种跳舞剧》及译诗《墓碑铭》。
1928年 2、3月间，离开北京到上海，继续从事翻译工作。7月，回义乌，任城区支部书记。11月，受国民党浙江省政府通缉，离开义乌到上海。作品有论文《革命与知识阶级》，译作《我们的一团与他》、《妄想》、《枳华集》及译诗《家》，
1929年 迁居景云裏茅盾家中，与鲁迅过从密切。由中共江苏省委恢复组织关系，在上海闸北区委所属第三街道支部过组织生活。并与以前的学生何爱玉结婚。译有作品《流冰》（诗集）、《作家论》、《艺术之社会的基础》、《自然主义与新浪漫主义》、《论迭更斯》、《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梗概》、《论法兰西底悲剧与演剧》、《海外文学者会见记》、《现代欧洲艺术及文学底诸流派》、《艺术与社会生活》、《现代法兰西文学上的叛逆与革命》、《文学译论》。
1930年 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为发起人之一。参加"左联"成立大会，会后整理鲁迅在会上所作的讲话：《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迁居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今四川北路北川公寓）地下室。译《艺术社会学之任务及诸问题》、《艺术学者弗理契之事》、《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法兑耶夫底小说》、《论新兴文学》、《现代欧洲无产阶级文学底路》、《现代欧洲的艺术》。
1931年 任"左联"党团书记。说明丁玲筹办《北斗》月刊。在瞿秋白的领导下，为"左联"起草《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著有论文《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关於革命的反帝大众文艺的工作》，译文《创作方法论》。
1932年 与鲁迅等人四十馀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参加发起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干事。著有《关于新的小说的诞生－－评丁玲的〈水〉》、《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时代》、《民族革命战争的五月》。
1933年 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负责筹备在上海举行的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为主题的远东反战会议。奉调往中央苏区工作，任中央党校教务主任。著有《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
1934年参加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任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参加长征，任红九团地方工作组副组长。
1935年 任干部团上干队政治教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调至陕北党校工作。
1936年 参加东征，任地方工作组组长。被中央派到上海工作。1936年底，冯雪峰指示王尧山整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材料，准备重建上海地下党。为此，组织了一个“临时工作委员会”，王尧山任书记，直接受冯雪峰的领导。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代表党中央主持鲁迅治丧委员会。为鲁迅代拟《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起草《答徐懋庸并关於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著有《关于鲁迅的地位》、《对于文学运动几个问题的意见》。
1937年 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向潘汉年请假，准备写作以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此後近二年间失去党的组织关系，回义乌。
1938年 写有关长征的小说，得5万字。
1939年 恢复组织关系，任中共中央东南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著有《关于"艺术大众化"》。
1940年 基本完成关於长征的小说初稿《卢代之死》，约50万字，後失落。著有《论典型的创造》、《文艺与政论》、《关於形象》。
1941年 被金华宪兵逮捕，关押于上饶集中营，上饶集中营(被囚510天)、徐市集中营(被囚123天)。达两年。
1942年 11月，以治病为名保出。
1943年 为《东南日报》副刊《笔垒》审稿。著有杂文《还好主义》、《利己主义的本质》、《牺牲》、《滚和卷》、《创造力》等；《真实之歌》出版，内收诗39首。
1944年 杂文集《乡风与市风》出版，内收杂文41篇。
1945年 在重庆见到毛泽东。由重庆到上海，寓于上海作家书书屋直至1949年6月。开始写寓言，到上海解放为止，共得七八十篇。杂文集《有进无退》出版，内收杂文30篇。
1946年 在苏联塔斯社上海所属时代出版社任编辑，迄于49年6月。选《真实之歌》中新诗17首，改题为《灵山歌》出版。
1947年 《今寓言》出版，内收46年12月至47年7月所写的寓言65篇。
1948年 《雪峰文集》出版，内选新诗6首，杂文33篇，寓言20篇。
1949年 6月，赴北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为华东代表团团长。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届常务委员。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为政协第一届委员。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雪峰寓言三百篇（上卷）》出版，内收寓言一百篇。
1950年 当选为上海文联副主席，兼任《文艺创作丛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委员。任鲁迅著作编刊社社长兼总编辑。著有《谈谈杂文》、《思想的才能和文学的才能－－鲁迅逝世十四周年》、《鲁迅著作编校和注释的工作方针和计画方案》、《"要在朝鲜怎麼办呢？"》。
1951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重新写作关于
长征的长篇小说。著有电影剧本《上饶集中营》，论文《鲜血记录的历史第一页》、《关于〈鲁迅日记〉影印本》、《党给鲁迅以力量》、《回忆鲁迅》、《怎样读鲁迅的杂文》等。《鲁迅和他少年时代时候的朋友》出版。
1952年 兼任《文艺报》主编。《论文集》（第一卷）出版，内收论文、杂文36篇。选《雪峰寓言三百篇》（上卷）之一部分未及刊寓言之一部编成《雪峰寓言》出版。
1953年 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后又担任作协党组成员。编辑《瞿秋白文集》并作序迄。开始指导杜鹏程修改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著有新诗《我们的父亲》，论文《关于创作和批评》、《关于语言问题的意见》等。
1954年 由浙江省选为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解除《文艺报》主编的职务，并写检查《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著有《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目前中国文学上的现实主义》等。
1955年 被卷入"胡风事件"，在党内受到批判、作检讨。
1956年 主持编注新版《鲁迅全集》。《寓言》出版，内已发表寓言70篇，新作一篇。
1957年 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在对丁、陈进行批判的同时受到批判。被文化部党组定为"右派分子"。选《百喻经故事》中寓言55篇，编为《富翁造三层楼－－印度寓言》出版。为《应修人潘漠华选集》写《潘漠华小传》并作序。
1958年 被开除党籍。写《郁达夫生平事略》及《郁达夫著作编目》。
1959年 胃病复发，施行胃切除手术。
1960年 继续编辑《新文学三十年集.短篇小说选》。
1961年 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未得允许完成关于长征的长篇小说，愤而焚稿。
1962年 列席全国政协会议。请创作假从事关於太平天国的长篇小说写作，断断续续写了15年，终未完成。
1963年往广西、湖南、湖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年写旧体诗《塞童》、《探日》、《未深思》。
1965年 参加"四清运动"。
1966年 文革开始受到冲击。写《有关1936年周扬等人的行动以及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经过》。
1967年 被打成叛徒。
1969年 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0年 在牡江口劳动。
1971年 回到北京，安排在鲁迅著作编辑室工作，但只许在家看稿、答疑。
1973年 作关于鲁迅、左联等问题的谈话。
1974年 开始与孙用合作校订《鲁迅日记》。
1975年 病重。
1976年因肺炎引起并发症，於1月31日上午11时，在首都医院去世，享年73岁。
冯雪峰居住在拉摩斯公寓时，与鲁迅相知相契，从学生到战友，在他生命的年轮里刻下深深的痕迹。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珍视的岁月啊。
1930年5月鲁迅迁入这个公寓，冯雪峰随即迁到鲁迅家西隔
壁的地下室。地下室房租便宜。这房间大约15平方米，光线很差，那时他很穷困，常常连车钱都没有，只得向友人告借。但他是个守信的硬汉子，借了钱是一定会尽快还的。住在这里时，他很忙，晚饭大约在九、十点钟吃完，然后到鲁迅家谈工作直到深夜。
左联五烈士牺牲后，冯雪峰接任左联党团书记。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与鲁迅商谈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没有单位肯印这刊物，通过亲戚关系总算找到一家印刷所，老板提出要收高几倍的排印费，而且从排版到印刷必须一个晚上完成，天亮前必须把成品拉走等条件，冯雪峰都一一答应了。
《前哨》出版了，通过外国友人史沫特莱、尾崎秀实传到国外，国民党杀害革命作家的卑劣行径大白于天下，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在此期间，冯雪峰将瞿秋白介绍给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
为了纠正左联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瞿秋白指导下，冯雪峰起草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标志著左联已开始在摆脱左的干扰，这是冯雪峰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工作期间显著的成绩之一。
冯比毛小10岁。早年曾是著名的“湖畔诗人”。1927年加入中共，1933年到中央苏区瑞金，结识毛泽东。从许多资料看，毛与冯的关系一直很好。冯雪峰之子冯夏熊在《冯雪峰传略》中曾说：“两人一起交谈散步不下数十次。”可见关系非同一般。冯后来成为中共与鲁迅之间联系的主要人物，与他和毛个人的关系有关。
1949年后，对冯的安排是中国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以冯的资历，这种安排似乎不能说是很高。1954年，冯就开始受到批判，显然，毛对冯是有看法的。对冯的不满，最初是由李希凡、蓝翎评《红楼梦》的文章引起的，理由是“两个小人物”给《文艺报》投稿受到冷遇。李、蓝的文章后在《文史哲》刊出，毛看见后先让《人民日报》转载，后觉不妥，改由文艺报转载。《文艺报》转载时，冯写了编者按，使毛大为不悦。后来袁水拍写了《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予以批判，冯迫于压力写了《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此文被当时在南方的毛泽东看到了，作了极为严厉的批示。他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这一句旁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没过多久，毛泽东读了冯的诗歌《火》、《三月五日晨》和寓言《火狱》、《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并批给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阅，同时又嘱陈伯达、胡乔木、胡绳、田家英这些中共党内的秀才看。毛的批件中有一句话：“如无时间，看《火狱》一篇即可。”此后，冯即受到批判，1957年与丁玲、艾青等同成为右派。那么“看《火狱》一篇即可”是什么意思呢？
《火狱》是冯的一篇杂感，写的是苏军攻人柏林后的大火，作于1945年的重庆。这则杂感，被毛视为寓言，不知出于什么心理。而杂感一旦被作为寓言对待，那读出什么内容的可能也有。冯在《火狱》的开始即说：“苏联红军攻入柏林，柏林立即全城大火，成为人类的‘恐怖之城’。”杂感用的是诗一样的语言，有些意思和比喻需要前后照应着读，如果粗看，会有另外的感觉。如第一句中的“恐怖之城”，忽略了那个引号，意思就不一样了。还有：“为了我们现在也拿出了真的恐怖，而历史的胜利就从恐怖的火光里照明了出来。”“全世界的人民围绕在优秀的民族及其伟大的领袖周围，却只为了反抗流氓恶棍率领着被恶化了的民族，所首先肆行的横暴。”（《雪峰文集》第3卷348页）我理解，冯的本意是欢呼胜利，但杂感用语晦涩，容易产生歧义。毛的批件在对冯产生不满之后，读这样的杂感，容易产生另外的联想。黎之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只记得胡乔木说过：有一次毛主席拿着雪峰的一篇文章说，冯雪峰的湖畔诗写得很好，怎么文章写得这么坏。不知是否指的就是《火狱》。不过胡乔木又补充说：有时主席一会这么讲，一会儿又那么讲。”
冯雪峰与周扬关系不睦，这常常使人觉得毛对冯的不满与周扬有关，这种猜测有一定道理，但在没有可靠史料披露前，不能妄下结论。我理解毛对冯的不满主要还是理论上的分歧。
然而，毛泽东怎么会看到冯雪峰的诗《火》、杂感《火狱》和那些寓言的？它们分别编在诗集《灵山歌》、《论文集》（第一卷）、《雪峰寓言》中，是江青还是周扬或别的什么人提供给毛泽东的？提供时附带说了些什么？这些都还是个谜。
1946年2月，冯雪峰由重庆到上海。9月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了他的杂文集《跨的日子》。他给当时已到了张家口的丁玲写信，并寄去了书，并请她转给毛泽东。此事丁玲在《四十年前的生活片断》中有记载。她在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告诉我雪峰那本书有些教条，我答不上来，因为我没有看。雪峰那本书是寄给我的，同时有一本寄给毛的。”（《新文学史料》1993年2期第8页）这个记载很重要，它至少说明从1948年起，毛就认为冯有教条主义的毛病。毛看的那本书，就是雪峰的《跨的日子》。这本杂感集，具体内容不说了，单看他谈的问题和文章的题目，就容易引起毛的不满。雪峰杂感集的最后三篇文章是《新的骄傲》、《帝王思想》、《封建的意识与封建的装潢》。丁玲日记说毛认为冯有教条主义，这是很要命的批评。熟悉毛泽东思想的人都知道，毛一生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等极为反感，而且常以这种词汇否定一个人的一生。研究冯雪峰，这是一个重要的思路。
1925年，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冯雪峰在北大自
修日语。丁玲本来认为一个在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他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然而他们谈谈文学，谈谈时事，关系无意当中就改变了。
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同事喜欢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于是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就和好如初了。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重新回到了胡也频的身边。
根据洁泯（即许觉民）的回忆，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大约
两周左右要举行一次直属单位的汇报会，由各单位负责人参加。但是冯雪峰基本上不参加这个例会，而让洁泯去参加，听取会议精神，回来后向冯雪峰汇报。冯雪峰有什么意见和对出版社的设想，也由洁泯在会上转陈，洁泯便当了一个“中转站”的角色。而且，即使是关于出版社的方针任务，雪峰也并不向周扬请示，而是与胡乔木相商而定的。洁泯具体地回忆到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会上，文化部主管人事的领导说了要精简机构，宣布人员的进用开始冻结。周扬要求各单位照此执行。我知道雪峰正在为实现规划而大事搜罗人才，冻结人员必将使规划搁置起来。我便走出会场打电话告诉雪峰，他说马上到文化部来。他到了会场，讲了一大片话，声调激昂力争出版社必须进人，否则无法工作。那位主管人事的说，进人是以后的事，此刻必须冻结。相持不下时，周扬说话了，他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进人问题，照雪峰同志意见办。雪峰听了，平静了不少，就转身回去了。
1925年的春天，22岁的冯雪峰来到北京大学，借用同乡潘漠华的入学证件作为旁听生。他多次听过鲁迅的课，并自修了日文。在他周围聚集了来自浙江的10余名爱好文学的穷苦学生，后来成为进步作家的有潘漠华、柔石、张天翼、王鲁彦。他们常常在一起交流思想、谈论文学。其中也有同乡青年姚蓬子。
1927年6月，在大革命面临失败之际，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就在此前后，在浙江担任国民党疆域厅第五科科长的姚蓬子，也由宣中华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冯雪峰和鲁迅、潘汉年等人发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筹办“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参加“左联”并担任执行委员的姚蓬子，也是一个积极分子，与潘汉年、冯雪峰等共同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社”，开办湖风书店，出版《北斗》月刊。
1933年，姚蓬子调华北地下党工作。年底他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从天津押解到南京。在被捕期间，姚即公开登报声明自动脱离中国共产党。
1934年4月，姚蓬子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干事、姚的堂兄周复农保释出来。以后便到国民党办的《大江日报》当副刊编辑，并领取特务津贴，与军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有密切的关系。
也就在姚蓬子被捕的1933年底，冯雪峰受党的派遣离开上海去瑞金苏区。随后参加了长征。冯与姚重逢，是在1943年的重庆。在上饶集中营被敌人折磨得濒临死亡的冯雪峰，经过组织的营救，在这年出狱。由董必武安排到一个地方，一边休养，一边做些工作。这个地方，就是姚蓬子的书店。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姚蓬子又靠近了进步文化界，从事一些救亡宣传工作。而中共党组织一方面为了争取他，一方面也需要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开展统战工作。于是，姚蓬子成为一个浮游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两栖人。抗战胜利后，姚蓬子又回到上海，利用一些进步作家的名声继续开办书店出书。胡风曾经这样回忆道：“姚蓬子有一副商人的头脑。他现在虽然有出版社还有门市部，但是名气并不大，生意也不算好，便想在鲁迅身上打主意。他向我们提出借许广平手中的《鲁迅全集》纸型，趁纪念鲁迅先生十周年之际印上几千册，版税等都可以从优。说实在的，鲁迅先生的书是不应该由他出的。但当时没有其他办法，出总比不出好，同时，让许广平的生活富裕些，也是必要的。”
由于30年代工作需要，冯雪峰和姚蓬子过从甚密。姚文元1931年12月生于上海。出生时冯雪峰就见到了他，直到1943年重新住在姚蓬子书店，他一直把姚文元当作小孩子。解放后，冯雪峰奉调北京工作，和姚文元就再没有见面。
日，冯雪峰在家乡浙江义乌赤岸镇神坛村被国民党宪兵抓获，3月被押到上饶集中营。
冯雪峰在集中营一关就是两年，过着非人的铁窗生活，先后患上了回归热、肋膜炎肋骨结核病。狱中一位曾是外科医生的难友刻图章的小刀给他动过一次“手术”，但终因无药医治而使病情日益严重。这时，刚好难友郭静唐出狱，就由郭静唐向当时的《前线日报》总编宦乡求助，由他出面担保。由于冯雪峰真实身份没有暴露，因此获准保外就医3个月。在郭静唐的护送下，冯雪峰径直来到浙江庆元县下际村，住进了当时迁移到这里的浙江第二儿童保育院。因为院长戚铮因是地下共产党员，所以，冯雪峰便以戚铮因舅父的身份在这里求医和修养。
日军撤离金华、丽水后，保育院于1943年2月底迁回云和小顺镇，借住铁工厂的厂房。冯雪峰亦随同来小顺，租了一间民房，继续隐蔽修养。按照冯雪峰的意思，组织上派人将他的妻子和3个子女从义乌农村接到小顺。其妻被安排在保育院当事务员，3个子女在保育院读书。
在小顺养病期间，冯雪峰把保育院当作一块革命阵地，带病开展工作，给保育院员工和难童讲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讲上饶集中营的法西斯酷刑和难友们的顽强斗争。院长戚铮因曾深有感触地说：“自冯雪峰来保育院后，像带来了一股力量，使我在精神上有了依靠和支持。”保育院陈医生受冯雪峰的影响，思想认识、工作态度发生了很多的转变，两年后带着妻子奔向四明山参加浙东抗日游击队。他说：“雪峰同志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养，冯雪峰病情有了好转，他再也坐不住了，他要寻找机会为当工作。于是，他秘密前往丽水找《东南日报》的总编要求工作，总编就让他审阅《笔垒》副刊稿件。
憔悴的花影倒入湖里，
水是忧闷不过了；
鱼们稍一跳动，
伊的心便破碎了。
被拒绝者底墓歌
他死了，人把他葬在山里，
连他底幽恨葬在一起。
小山底脚下，靠着衰林，
是他底坟儿，低低的。
他底爱情未曾死；
也有春风在墓头吹来荡去。
只是那无情的樵女们
清丽的歌声，却总隔着林儿的。
将有一天，他以未死的爱情，
在墓上开放烂漫的花；
春风吹送出迷人的幽香，
他不能忘情的姑娘会重新诱上。
等她姗姗地步来撷花的时候，
花刺儿已把她底裙裳钩住了。
呵，他将钩住不放，
等她业已懊恼了。
你究竟是谁呢，这样光彩，这样晶莹？
或者就是你，希望？还是你呢，光荣？
就是你自己么，永远美光奕奕的生命？
那么，你并没有离开我，
你们都并没有离开我！
唉唉！怎样的虔诚的骄傲，
更是怎样的骄傲的虔诚！
好象大风刮过保育的大野，
是你对着我呵；
好象农夫弯着腰，
扶起被风吹倒的作物，
是我对着你呵。
那么，你并没有离开我，
你们都并没有离开我！……
冯雪峰故居分别于2005年3月、8月、11月，被赤岸镇党委、义乌市纪
委宣传部、金华市纪委命名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故居内廉政文化陈列室正在设计、规划中。从命名以来，到基地参观学习的党员干部，有一万多人。
为纪念现代著名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社会活动家冯雪峰，80年代初，赤岸镇在雪峰原籍神坛村设立《冯雪峰故居》，对冯家原宣统二年（1916）的二进三开古代典雅四合院的民房建筑修缮一新。2002年在省市支持下，又重新对故居进行修缮，增设新内容。现雪峰故居村口有一个石亭，用磨制石头砌成的古典式建筑，亭前“冯雪峰故居”五个大字苍劲有力，熠熠生辉。故居门前有一牌石牌，上面有原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亲笔题词：“回忆雪峰”。进屋穿过天井到后厢，有雪峰同志的
半身铜像，铜像右侧的一幅挽联：“生为人杰捍卫党的旗帜，死犹鬼雄笔扫尘孤妖”，道出雪峰同志的光辉一生的品德和追求。
在故居后面墓地，是两侧突起，中间凹陷，面临村庄，背靠苍松翠柏山林，郁郁葱葱，像沙发椅一般，这就是雪峰同志诞辰百年后安息之所。墓前有三块大鹅卵石在绿茵茵青草中，呈“品”字排列，两块墓牌间，中间有一块秤石，碑文有前总理朱镕基亲笔题词：“冯雪峰之墓”。
近年来再次对雪峰故居进行整理修缮，故居内陈列雪峰生平事迹和实物资料，墓地青山、绿水、树木、花坛齐全，环境幽雅。是我省重要人文景点之一，日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二批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一。2012年3月，镇党委命名“廉政教育基地”，同年7月，义乌市纪委、宣传部又正式命名“廉政教育基地”是年9月27日，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省旅游局授予省青少年红色之旅经典风景区的称号并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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