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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昔堪回首 今朝更辉煌——我的电大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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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37　|　文章来源： 吉林电大
　　吉林电大建校已经三十年了，在它迈入“而立”之年的喜庆日子里，我衷心的祝愿它的生日快乐！预祝它恰逢青壮年时机乘胜前进！
　　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个人的生命历史中却是一段很长的路程。在电大创办、发展的过程中，我有幸间接和直接的伴随它走过了三十年！在电大初创的四年中，我在地方上分管文教工作，得以直接听到了当地电大创业者的呼喊，感受到了他们创业路上的艰难;紧接着，阴差阳错，我又被调到了吉林电大和这里的创业先行者与后来人在一起共同工作了八年；晚年又在电大同志们絮就的温暖的环境中度过了十八年的离休生活。这就使我在三十年的工作和离职休养中与电大结下了难以释怀的终生情结！
　　在电大先驱者的创业精神感召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省里召开了筹建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的会议。我们地区参加会议的同志回来告诉我：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了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关于建立电大的报告，会议要求各市、州要建立电大分校……当时我虽然对电大一无所知、感觉十分陌生，但是觉得它是我们非常敬重的邓小平同志亲自倡导要办的事情，这一定是发展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地方上当然不能马虎了。于是立即向地区主要领导作了汇报，并及时安排了创办分校的负责人。筹办初期分校是一无校舍、二无教师、三无经费，就是在这样一无所有的情况下立起了门户。因此一开始分校的临时负责人就到处借办公室、租教室、请兼职教师。更难的还是经费无户头，地方又一时拿不出钱来。我也感到爱莫能助，只能帮助呼吁求救了。最后，在筹办分校的负责人的努力下，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接到了办公室和教室，请到了兼职教师，也筹措了一点经费，分校总算办起来了。筹办过程中按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到处求爷爷、告奶奶，跑破了鞋，磨破了嘴。他们也曾几次清晨到我家门前堵我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至今忆起先行者的创业精神仍然感动不已！觉得他们可敬又可爱。
　　我虽然曾被电大创业精神所感动，但却没有被感召，更没有亲自办电大的勇气。可是一九八二年底的一个清晨，忽然接到赵南起同志的电话——他当时是州委书记并兼任省委副书记——叫我到他那里去。我万万没想到他当时刚下火车就找我，却是通知我调到吉林电大工作了。我刚要开口“讲价钱”，他马上说：“昨天省委常委讨论通过了，并说刘敬之书记在会上说：‘电大既是学校又有代政府管理全省各级电大的任务；彭昕既有办学的经验又有在政府从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的经历，他很适合到省电大工作，’……”。我想这回我们分校负责人办电大遇到的困难却落在我的头上了，颇有畏难情绪，但是省委既然已经决定，我不应该也不可能”创造’自己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不服从分配”的记录啊！我在延边工作的三十多年中曾有过四次调江西、沈阳、长春工作的机会，有的已经到任，有的已经发令了，可后来又都被留在延边了。过去服从组织分配了今天已经是我在工作岗位上的最后一站了，不应该打破自己“服从组织分配”的惯例啊！何况自己又曾向省委领导提出过；我只有两年就离休了，请求在退下来之前调来长春与儿女团聚，现在既然调来长春，也是组织上对自己的照顾了。我就是这样在“公私兼顾”的情况下，翌年初就到吉林电大报道了。到校后得知电大创办四年来，先后在徐春林、玄兆义、陈泽三位副校长和玄允姬教务长的带领下，在陈明章、刘炳午和孙理堂等三位中层领导干部和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全体创业者走过了艰辛的历程，为电大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电大建校千真万确是白手起家。学校正式成立了，可当初作为学校的基本要素却一无所有；一无校舍，二无教师，三无办学经费，只是有了学生。这和我所看到的地方上的分校的情况相差无几。初期借用省函授学院的三十平米的一个办公室，三、四个人使用一张办公桌。职工没有宿舍就住在一座木板房的工棚里；年纪较大、身体较差的职工后来就住在廉价的招待所收费最低的房间里。之后又从函授学院迁到师大附小租用了一间教室。一九八一年又迁到清华路小学，租了四间教室，算是改善办学条件了！可是建校一年多还没有基本的办公设备，没有电话、没有打字机，有些文件、辅导材料和试题就由职工动手刻印。这时名曰电视大学可自己却没有一台电视机，学生只好集体到百货公司售电视机的柜台去席地而坐看教学节目，或者到有电视机的同学家去听课。
　　建校之初，尽管因为人员少、任务繁重，需要天天加班加点工作，可多数教职工都没有领取过加班费。评卷、登分、编写教材、录制自开课等各项工作都没有发过任何报酬。
　　学校办公地点几次搬迁，主要都是由教职员工当装卸工以节省学校有限的经费。在一次迁校的劳动中由于搬迁图书、教材和文件等较重的物品累得大家汗流浃背。刘炳午同志竟累得当场吐血，送往医院抢救中一度昏迷失去了知觉。在医院抢救中职工不顾一天迁校劳动的疲劳轮番值班看护，终于把刘老师抢救过来了。经过几次搬迁，终于在一九八二年迁到了与教育科研所共同使用的三千多米的小楼，算是自己的校舍了！
　　当初东北三省电大使用一套试题纸型，一次往长春发送试题为了赶上考试时间，按规定本可以用飞机托运，做到押运人和试题同机到达。但为了节省经费，负责押运试题的同志竟乘运送活羊的闷罐货车，人、试题和羊在六个小时一起到达了长春，人虽然糟了罪，可省下了学校有限的经费。
　　到电大近一年的时间，我耳闻目睹从先驱者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中吸取了力量，也使我逐渐对电大产生了感情！一九八三年底在一次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时，会后刘敬之书记找我到他的办公室问我是否适应了电大的工作，并表示可以另行安排。我当时说：再有一年半我就到退休的年龄了，在电大干下去吧！这次我向刘书记的表态，应该也是表现了电大的创业精神为我熏陶出来的克服困难的勇气了！虽然有了“在电大干下去”的决心，但是如何办好电大的信心还是不足的。我虽然终身从事教育工作，当过二十来年中学校长，又做过十多年教育行政工作，但如何办好电大对我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所以只能求教于电大的先驱者、创业者来共同努力担当起发展电大的任务了。
　　我调来吉林电大时，先驱者已经走出创业的路把电大办起来了，我只是在先驱者创业的基础上和大家一起承担了继续发展电大的任务。在中央电大校长谢新观第二次视察吉林电大工作时我已经退休了，它登门到舍下访问时竟称道我是电大的创业者，这当然是一个误会了。后来在电大成立廿周年时省教育厅竟然给我发了“电大教育创业者”荣誉证书，国家教育部电教司和中央电大又授予我“全国电大教育优秀创业者”称号，我这个并非“创业者”竟然成了“优秀创业者”真是万分惭愧！我当时曾向领导说明：刘炳午教授作为教师创业者的代表，省里授予他“荣誉证书”是当之无愧的；我作为学校领导干部中的“优秀创业者”头衔应该带在创业时候的校领导或中层干部头上，这才是众望所归。可是因为木已成舟，后来“优秀”的帽子也就只能“张冠李戴”了！我在此郑重申明，以正视听！
　　南湖会议
　　一九八三年初我调到吉林电大后，在初创电大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建设电大就成了当务之急。随着电大事业的发展，明确电大的领导管理体制，充实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解决经费来源与开支标准，进一步增加校舍面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和强化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等项任务就成为电大发展中的重要课题了。
　　一九八四年中央电大校长王玉珊到延边视察工作时，我曾向他询问过电大领导管理体制和经费问题，他说这是全国电大的问题，尚待解决。
　　一九八三年我先后参加两次中央电大召开的全国电大工作会议。不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什么，会上总是要议论到管理体制和经费问题。中央电大王校长在全国电大的一次会议上也曾疾言厉色请求教育部拿出“上方宝剑”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各省、市电大的与会同志也是如此叫苦不迭。会上有的说：电大开办四年来至今还没有真正解决归属问题，虽曾有过一些规定但基本上没有落实，有些问题地方上叫我们找中央电大，中央电大叫我们找地方解决，弄得我们成了“没爹没娘”的孩子了！不仅归属问题上下推托，经费来源与开支标准也都没有解决。大家议论说：电大经费来源无户头，开支无标准；不是没有钱，就是被批乱花钱……。还有电大到底是专科设置还是本科设置也亟待解决，一些省市从普通高校和政府厅级单位中调到电大的校长提出：我是“平调”还是“降级”了？众说纷纭、议论纷纷！我们省内各级电大也多次提出过这些问题。
　　在校内经过党委研究认为在下一步发展电大事业中，这些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经向省委和省政府领导汇报，只是叫我们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并召开一次全省电大工作会议。经过充分准备，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一日至四日在省南湖宾馆召开了全省电大工作会议，后来大家都习惯的称这次会议为“南湖会议”。在会上，省高教局副局长兼电大副校长王野平致开幕词，省委副书记刘敬之到会并作了主题讲话，把我们提出的一些主要问题，都一一作了原则性的回答，并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意见。省文办主任庄彝尊同志作了总结报告。出席这次会议的还有省高教局副局长谷淑英、省广电厅副厅长兼电大副校长王新宇、以及省委和省政府各有关部门的同志。当时我作为吉林电大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和党委副书记陈元树以及全省各市、地、州和各系统的电大工作站负责同志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围绕完善和发展电大的中心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就全省电大的领导管理和经费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且提出了具体建议。会议还传达了教育部召开的世界银行贷款会议精神，讨论我省接受贷款的各项准备工作，此外还传达了教育部关于一九八四年电大招生工作的通告，具体部署了我省电大系统的招生工作。
　　“南湖会议”是我省电大事业发展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在省委和省政府的关切之下，在省高教局的帮助之下，电大事业在初创的基础上迈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会后我们立即按照会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初步意见和通过会上反复讨论提出的建议，拟定了《管理体制》和《经费标准》两个暂行规定的初稿。后经过省政府批准先后下发了吉政办（84）55号文件《关于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和（84）吉财行1号文件《关于印发，＜吉林广播电视大学经费标准暂行规定＞的通知》，从而解决了我们电大发展中的三个关键性的问题：
　　一是确定了吉林电大的隶属关系，明确了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属大学系列，与普通高校同属省政府直属的正厅级单位。党的关系也从省高教局党委转到省直属党委，后又与市内普通高校一样转入长春市委。同时确定吉林电大的行政业务工作在省高教局指导下，教学业务工作在中央电大指导下进行。各地分校也以此序列定为各地、市、州政府所隶属单位，列为专科学校，教学业务工作在吉林电大的指导下进行。
　　二是经费来源列入高等教育系列并确定单列项目为“广播电视高等教育事业费”，由省财政统一拨发。
　　三是据此吉林电大还根据省委常委召开的高教改革会议精神，制定了校内创收经费开支标准，解决了“滥发”和“不敢”发各项酬金的问题，使各项开支进入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轨道。
　　我省关于电大管理体制和解决经费问题的两个文件和校内创收经费的开支标准，我们都向中央电大作了汇报，中央电大并转发全国各省电大。这一年在我几次参加全国电大工作会议时，都会听到兄弟学校说：“你们省真是重视电大！”或者说：“你们省政府的文件也间接帮助我们解决了两个老大难的问题”……。正是由于我们省委和省政府对电大的重视和中央电大以及兄弟省市电大的鼓励使我们充满信心地在吉林电大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南湖会议”之后，我们管理工作又向制度化迈进了一大步。从新调整和健全了内设机构，明确了各部门职责，进一步健全了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岗位职责”、“教师工作量”、“岗位职责考核办法”、“岗位津贴的暂行办法”。还制定了财务管理和固定资产管理制度等十六项管理制度，为学校各项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奠定了基础。
　　在此后的几年中进一步加强了教师队伍建设。吉林电大专职教师队伍逐步增加到了近百人，全省电大的专职教师增加到了787人，兼职教师达到1600多人。教师数量和质量基本上能够适应电大工作的需要了。
　　为了提高教师的素质，几年来，通过多种途径，采取有效措施培训教师。吉林电大先后选送十多名教师到教师进修班和研究生班进行系统提高；参加中央电大和各级电大的学科培训班；吉林电大也曾举办了各种教学培训班和教学研讨会。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八年吉林电大举办的各种培训班、研讨会和经验交流会，有近百次，一千多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培训。
　　随着教师队伍的扩大和业务水平的提高，教学质量也不断的得到了提升。曾多次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教学经验交流会，在此基础上，一九八五年六月召开了一次有全省各级电大领导和教师代表参加的大型教学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有二十三名同志介绍了经验。在这次会议上我根据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精神总结了全省电大六年来教学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教训，并就如何贯彻“决定”的精神开展教育改革问题提出了要求。与会同志从中央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的“……广播电视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一九八三年开始建设全省电大的录制中心。逐步充实了领导力量，并招手培训技术骨干。同年省政府与中央教育部签订了世界银行贷款转贷协议，我校接受了七十六万六千美元贷款，共计68各品目608个分体。后省财政又另投资六十四万八千元，建成了两个演播室、两个录音室、编辑室、复制室、卫星接受室、美工室和维修室等，为开展远程教育打下了基础。
　　“电大不是杂牌军——是一方面军”
　　一九八四年初吉林省委召开了高校教育改革座谈会。会议由省委第一书记强晓初同志主持，在长的省委常委和省直有关厅、局的负责同志以及省属高校的负责人都参加了会议。我和陈元树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一开始强书记说：省委常委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解决高校教育改革问题，大家可以汇报情况提出问题，省委常委都在座，有关厅局也都来了，有些问题可以会上解决，有些问题可以会后提出解决办法。在几位高校负责人汇报了情况之后，坐在我前排的省委赵南起副书记和刘云沼副省长催我发言，我觉得电大登不上大雅之堂，没敢发言，后来刘、赵二位领导一再督促，我才硬着头皮上台说：“……电大是杂牌军，我尽量说得短一些，以免过多占用正规军的发言时间。”我考虑电大改革刚起步，还提不出什么问题来，只想用惊人的学生数字引起省委对电大的重视，然后再提出请求省里帮助解决的问题。所以一开始我首先在汇报学校概况时就讲了“开办五年来已招收五届学生共五万二千七百多人。一九八四年在校生已达三万九千人，相当于全省28所省属大专院校在校生的总和。……”这时强书记插话说：“电大不是杂牌军，是一方面军嘛！”会场发出了一片笑声！我感到电大受到了鼓励，所以就展开汇报了当前发展电大遇到的几个主要问题，请求省委予以解决：一是电大管理体制不明确，办了五年还名不正言不顺；二是经费来源与标准未定，每年只是临时凭财政赏赐；三是办了四年校舍问题仍未解决，头三年打游击借地生财，现在只有一座不敷用的小楼还是与科研所合用，教工住宅也急待解决；四是领导班子不健全，只有书记、校长各一人；五是名义上是大学，因为是初创至今还没有一名专职教授，只靠临时请兼职教授。这时强书记插话说：“领导体制和经费问题拿出一个‘办法’来,——可省委不出教授，希望在座的普通高校帮电大一把，一校支援一名不就解决了吗！”
　　就是在这次会之后,《南湖会议》上讨论过的领导管理体制和解决经费问题的两个规定很快就批准下发了。
　　一九八四年省政府决定取消了兼职校长和副校长的制度，同时成立了“电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庄彝尊同志，成员为高教局副局长王野平、广电局副局长王新宇、财政厅副厅长贾云录和我。负责协调与电大有关的厅局的工作以强化对电大工作的领导。为了加强和充实电大的领导班子，一九八三年末省里加派尹殿海、杨超为副校长，一九八五年闫珊任党委副书记，第二年末任书记。之后，李恒春调入任副书记，王同顺任副校长。
　　校舍问题，省文办主任庄彝尊同志在当年电大学会成立大会上宣布：省里已批准吉林电大建校舍七千平米，教工住房二千平米。第二年又增建两处教工住房近三千平米。我前后在学校工作了三十来年，主要精力都是抓教师和教学工作，学校基建工作都是依靠后勤校长，因此对基建我是一窍不通。而杨超副校长多年在政府管财务和基建工作，因而电大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的繁重基建任务主要由杨超同志承担，由于校内基建部门人手不足，他事必躬亲，尽心尽力的领导完成了任务。施工期间省委刘敬之书记、副省长刘云沼、省文办主任庄彝尊和省高教局副局长王野平都曾到校视察基建工作。在省领导的关怀下，终于在一九八六年全部完工投入使用。
　　虚惊一场
　　一九八四年省委推动高校改革的座谈会之后，我们进一步行动起来。先是在行政管理和教学工作方面试探作了一些尝试之外，也在创收基金分配方面试图作一些试验。一九八四年初学校派杨超副校长到上海等地高校去取经回来后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况也拟出了方案上报省教委和财政厅，并抄送刘副省长和省文办庄主任。上报一个月未见批复，我们就按省委关于“……高校的各项改革措施上报主管部门之后半月不予批复即可执行”的规定开始实行了。一个月后突然接到主管部门审计处的通知，说我们滥发酬金，并勒令停止执行，而且还要通报全省。我和陈元树同志先到省教委和财政厅去说明“方案”已上报一个多月我们按省委的规定就开始实施了，为什么要通报我们呢？接着我又去向刘省长汇报，他说：“我不怕你胡搞乱来，倒是怕你不大胆改革呢？！”经刘省长过问才躲过了“通报全省”的惩戒。时过不久教委分管财务工作的杨副主任来校神情紧张地说：“遭了！中央监委通过省监委要你们滥发酬金的核实材料，这回乱子可闹大了，也许要通报全国了……。”我听了之后哑言失笑，当时也已猜到了“事出有因！”但我还是认真的说明了原委。杨主任还召开了调查会，听取了校内各方面的反映。之后他拍着大腿说：“这事整遭了，既然闹到中央去了，我们就得写报告说明真相了......。”此事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啦，令上下虚惊一场！
　　挂牌办中专，名正言顺
　　一九八五年省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处长到校要求我办中专，为省里培养县以下机关人员和企业事业的中级人才。对于办中专问题开始校内认识并不一致，在领导班子会议上也有分歧 ；有的同志认为现在的师资力量不足，办学条件也尚待充实，如果办了中专会削弱大专。闫珊同志力主承办，杨超同志更积极，他说办中专可以向省里请求增加编制和基建指标、我认为应该办，可我们是大学，办中专名不正言不顺——名不符实，不能叫土产公司卖百货，要办就得加上个“百货部”的牌子。因此我主张请示省委组织部帮我们戴上一顶“附设中等专业学校”的帽子，并相应的增加一定数量的编制。此后我和杨超同志先后多次向省委组织部王部长、尤处长和省里其他有关部门汇报，终于同意为我们增加了四十多编制，虽然未批准设校，但内设一个“中专部”，也就算是名正言顺了。
　　一九九四年电大的隶属关系忽然从省属单位改为省教委直属。当时有几位同志向我谈及此时，因为我已经退休，未便表态、后来又有人说我是“原案”的知情人，希望我向省委反映。为此我曾到省委高教党委通过杨树林主任（电大现任校长）找到张书记作了回报，他表示并不知情，但说原来“省直属”，既然是省政府正式文件确定的，部门无权随意改变隶属关系……，表示要过问此事，但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岂知改变了隶属关系似乎变成了好事，不久我们的“附设中专部”竟顺利的改称“吉林电大附设中等专业学校了”“附设中专部”终于升格了，宋正友同志也就兼任了校长。这就更加名正言顺了！每当看到挂在校门上的这块“升格”的牌子我就感到非常高兴！但也感慨万千！
　　过去了十年——今年元旦离退休人员聚餐会时王乃成书记说二零零九年还要大力发展中专……看来二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大办中专”是电大的一条很好的“求生”之路了！
　　活着是电大的人，死了是电大的鬼
　　电大是新建单位，所以一直到一九八五年以后才有离退休干部。参加电大创业的骨干陈眀章同志是这支队伍的第一人。二十五年后的今天离退休人员已经增加到了近百人。
　　这支队伍从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是必然的产物；从学校要承担的各种义务来看又是一个很大的“包袱”；从执行党的政策的角度来说这又是基层单位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总之这批人在为纳入社会保险前原单位还是得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我们电大在执行党和政府关于离退休人员工作的指示方面倒是有一个很好的传统，起初校党委书记闫珊同志就很重视这项工作。一九八六年校党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结合电大的实际制定了《关于离退休人员工作的规定》，认真贯彻了中央对老干部退下来之后要做到“基本政治待遇不变，生活待遇略为从优，并注意很好的发挥他们的作用”的指示精神，落实了“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为”的要求。保证了按规定阅读文件，定期向老同志通报学校的学期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帮助老同志筹办了电大业余班，为老同志发挥余热创造了条件。还安排他们参加监考、命题、评卷、核分和编写教材的工作。在生活待遇上诸如创收分配、节日福利等都予以合理安排。校级离休干部用车也落实了中央规定，并且优先安排！当时学校车少人多，在遇到用车矛盾时就优先满足老同志的需要，因而有时在职的领导干部外出就乘公交车，也有的乘学校的“小三轮”出行，一位司机诙谐地说：“领导坐三轮，这也不好看啊！”。
　　九十年代初期学校大力提倡和鼓励各处室办班创收，为了减少利益冲突有的领导说：“退休了，还办什么班呢？”于是“老有所为”不灵了。后来还取消了某项生活待遇，使得一部分离退人员颇为不满！杨长喜校长为此召开了一次离退人员的代表座谈会，听取意见。会上杨校长重申了学校一定要认真执行上级规定，努力做好离退休人员工作。并希望大家出谋划策共同办好电大……。在座的离退休干部表示感谢校领导的关怀！电大创业时 的老同志陈眀章颇有感慨地说：“领导关心我们，我们也热爱电大。我活着是电大的人，死了也是电大的鬼……，电大就是我的家！”这也许反映了一些老同志的心声！这次座谈会拉近了校领导与离退休人员的关系，也进一步改善了老干部工作。
　　中央关于做好离退休干部工作的指示精神，在我校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记得在上个世纪末，我去找校领导请求为离退休人员每周集中安排一次上医院的车，校领导热情接待并表示可行，但又说尚需与书记研究后再定。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在走廊遇到了车队高队长，他叫我到车队办公室坐坐，谈及用车的事，高队长爽快地说：“行！这事上级和电大党委和行政早有明文规定，还研究啥！”我说每周三出一次车就可以了，他快言快语地又说了声“行”！相形之下不禁令人怅然！事后大家说还是车队长“高明”啊！
　　进入二十一世纪，王书记和石、杨二位校长先后到任，沈副书记分管老干部工作，他们很重视离休人员的工作，适时的向离退休人员通报学校的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认真传达上级文件精神，并不时地听取意见。福利待遇也基本上做到了合理分配。离退休人员患病住院学校领导亲自探望，并且经常参加老干部的各种活动和离退休人员近距离接触。还注意充实老干部处的干部，先后派高德升、邱振和担任老干部处处长。老干部处的同志们尽心尽力、废寝忘食地为老同志服务、每当有老干部患病总是亲临病房，逝世时他们又出面办丧事并亲自送葬。有一位老同志在医院病逝时邱振和和同志亲自帮助穿寿衣，一位退休人员的丈夫去世时他也半夜去帮助处理丧事……。因此，他深受老同志的爱戴，虽然他已年过半百，可老同志仍亲昵称他为“小邱”。近几年我校老干部处的工作不仅得到离退休人员的赞许，也曾几次受到上级的表扬，并被评为省直教育系统的先进单位。
　　在一次离退休人员的代表座谈会上，校领导说：“对离退休人员学校要高看一眼……”老书记陈元树同志说：“我们不求高看，只求‘平看’就行了！”大概是觉得“高看”受之有愧，只求一视同仁了！这也许表达了离退人员的心声！
　　缅怀老校长庄彝尊
　　庄老于一九三六年参加革命。曾在延安抗大学习，后到延安大学深造。抗战胜利后调来吉林省工作。曾在蛟河一中和吉林一高中任校长。一九四九年以后，先后任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文革后任省文办主任，副省级待遇。
　　一九七九年电大建校之初国务院（97）277号文件规定：“电大校长一职请省、市自治区政府的一位负责同志兼任”。我调来电大报到时刘副省长说：“庄老是教育专家，又是我省教育界的元老，我是外行，所以请庄老兼任了，电大的事要多向他请教……”。庄老兼任电大校长四年，其间他不仅及时提出宏观性的指导意见，而且对电大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还亲自出马具体安排。建校初期庄老为解决电大校舍用地，亲临现场规定地号界限。建校初期的几次重要会议他都亲自出席。他主持了解决电大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南湖会议”，一九八四年十月电大举办建校六周年展览会时他亲自出席并陪同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和中央电大校长一起参加了开展仪式。紧接着又参加了龙井会议，会上它在主题报告中总结了电大建校以来经验并提出了会后发展电大的具体要求：认真贯彻省发55号文件，尽快落实管理体制和各级电大的经费问题。对于各级电大的校舍建设问题也提出了具体要求。
　　我直接和间接在庄老的领导下工作过三十五年。深感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人、好党员、好领导和好同志。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组织观念和纪律性极强；认真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为人谦虚谨慎不耻下问；关心和爱护同志；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作风。
　　庄老的美德和佳话颇多，仅就我记忆所及略述一二，已兹怀念：
　　一九四九年蛟河一中一位老师调到我所在的延边一中工作，他多次谈起庄老在土改时期非常注意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当有的出身地主家庭的教师被误抓到农会，他就通过县委把他要回来继续工作，并帮助索回他的生活必需品。有一位“吃素”的教师，一些年青人嗤之以鼻，可庄老在节日聚餐时总是嘱咐厨房为他安排几样素食。我当时还是一名娃娃校长，常犯简单粗暴的毛病，庄老的作风对我的影响很大。
　　一九四六年省里在延吉举办吉林省中学教师集训班时，庄老参与领导工作，他非常注意执行党的政策，有一位教师在群众过火的逼问下编造了自己历史中的政治问题，庄老就亲自找他谈话帮助他实事求是地对待组织。
　　一九五0年庄老主持了省教育厅在吉林召开的全省中学校长会议。他在会议中组织了一个五人参加的总结报告起草小组，我被分配起草教学工作部分，在预备会上我请庄老就这部分提出一些要求，他谦虚地说：我浮在上面，下面的情况了解得不多，还是不给你们画框框的为好…….。
　　一九五五年庄老负责领导全省中学教师参加肃反运动。在各学委的汇报会上他经常提出要执行政策，不许搞逼供信，不准打人。我所在的学校一名教师因河南省公安部门失实的通报而被捕入狱。几年之后庄老到延吉视察工作谈及此事时他说：已经“平反”就好了！这事我也有责任……。推功揽过是他的一贯的作风。
　　文革前一段时间教育厅长由民革吉林省的负责人刘风竹先生担任。庄老对他总是特别尊重，注意发挥民主人士的作用。在一次会议的各小组汇报会上刘厅长说话跑了题，庄老就很艺术的把话题拉了回来、我感到刘老先生可笑，庄老却很可敬！
　　一九五七年反右时人所共知庄老尽全力保护了一些干部。其中一位被保护的干部后来担任了省教育部门的负责人。
　　一九六四年东北局宣传部长在一份反应我所在学校的简报上批示：这可能是一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学校，建议吉林省委派工作组查明处理……。于是当年十月省监委派工作组到校调查，对我的结论是：严重右倾，不适合作领导工作……。十一月庄老又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身份带领十八人组成的调查组进校。经过一个月的调查了解，在总结会上他说：“彭昕是一位好校长，要办一所中学我还比不上他……。并且教导我们那位告状的支部书记说：“你要向彭昕学习，团结共事办好学校”。当时我十分不解：为什么省宣派出的工作组能否定省监委工作组的结论呢？还是在“文革”之后我才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当时庄老已向在延吉视察工作的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作了汇报，他的意见已经得到了吴德的首肯。从这里可以看出庄老的政策水平很高，在极左的年代他仍然能坚持原则。同时他的组织观念也是很强的，遇事总是向领导请示。
　　庄老逝世已经八年了！可是他在左的思潮深渊中冒险挽救同志的风范至今我仍铭记在心，终生难忘！可以告慰老校长的是：您为吉林省教育事业，为创办电大所付出的心血如今已经开花结果！
　　岁月沉淀着记忆，但也许时间将会冲淡它，可是庄老的人格魅力将永远留在吉林大地！
　　终于走出了低谷
　　一九八四年我校在校生人数是三万九千多人，这个数字可以说是电大历史上的高峰了。可到一九八八年降到三万人，比高峰期减少了九千人。这时在各级电大中“前途未卜”的说法流传起来了。我曾在当年的校刊上著文驳斥了这种悲观的论调。
　　一九九0年在校生人数已经降到了一万三千人，这时“前途未卜”之说变成了“低谷”也可能是说滑到了“低谷”。未曾核对不知何云？但无论是“底”或是“低”，反正都是说电大已经到最底层了！
　　六年之后——到了一九九六年，在校生也只是达到了一万四千多人，不“低谷”的一九九0年只增加了一千人。喊了六年“低谷”也并没有走出“低谷”。这或许令人沮丧。！
　　我觉得学生数目的增减，虽然是学校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标准。比如教学质量问题以及其他办学的软硬件的指标也是不能忽视的。就是单凭学生数目的增减来看也应当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简单的仅以学生数目作为评价学校工作是处于“低谷”还是上了“高峰”。比如一九八四年在校生数是我们电大历史上的高峰，至今三十年了，也还没有突破这个数字，但绝不能以此得出结论说一九八四年是电大工作的最高峰！事实上当时电大才只有六岁，还是一名非常幼稚的娃娃呀！各项工作也只是刚刚起步啊！其实当年惊人的学生数目主要是因为十年“文革”大学停办，使广大青年失去了升学的机会，改革开放初期普通高校招生有限，电大的门槛又很低，所以成千上万的失学青年一下子涌进了电大，时势为电大创造了招生的高峰！后来普通高校招生增加了，而且他们也办起了成人教育和远程教育，“五大”也发展起来了，电大的学生数理所当然的减少了——当然这也有我们主观上的因素。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吉林电大的领导班子在一些问题上思想不统一，降低了合力，也是造成“低谷”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作为当时的校长理所当然地要肩负其咎了。深望后来者以此为戒！
　　如果不分析这些主客观原因，学生多了就会趾高气扬，少了就要垂头丧气，甚至把“低谷”挂在嘴上吓唬愚人，安慰自己，也并无济于事！我觉得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正视“低谷”的现实，分析主客观原因，克服困难创造有利条件，尽快从“低谷”爬上来，这才是硬道理呀！
　　又经过十年的奋斗，二零零八年电大招生数目增加到二万八千人，在这十年虽然没在听说过“低谷”之说，可是经过十年的埋头苦干，终于从“低谷”爬上来了！电大的前途是光明的，悲观的论点可以休矣！
　　一九九0年，我离休了。离休之后，我仍然关心电大的发展。据我所知，近20年来，吉林电大坚持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远地区；坚持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办学；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坚持解放思想，探索改革，各项事业都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吉林电大积极落实《21世纪教育振兴和改革发展计划》，适时开展“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项目”，实现了电大的跨越式发展。今日的电大，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学校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团结一致，锐意进取，正在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为吉林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作为吉林电大初期的领导人之一，对此显著变化感到非常欣慰。
　　三十年的电大情结难以千言万语尽述衷肠。最后，我想在耄耋残年以终生的情结衷心祝愿吉林电大越办越好。
作者： 彭 昕　　责任编辑： 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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