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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陆游示儿教子诗的生成因素
（原作者：钟一鸣）摘要:陆游示儿教子诗的生成因素有着历史的与个人的两个方面。其历史的因素是:中华传统的家学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社会几千年文化发展的主流文化之一;陆游的示儿教子诗,既是中华传统家学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也是宋型文化发展的结果。其个人因素则与陆游的家世、坎坷的经历、情感遭际、文学实践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键词:陆游示儿教子诗生成因素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Analysis of the Forming Elements of Lu You’s Poetry about Educating His Children
ZHONGYi-ming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bei?Wuhan430205)
Abstract:The forming elements of Lu You’s poetry about educating his children are historical and individual. Historical element is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e is the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one of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millenarian Chinese culture. Lu You’s poetry about educating his children is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e. It is also the result of Song Culture. There are confidential relation between individual element and family background of Lu You, frustrated experience, emotion experience,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so on.
Key word: Lu Y Poetry about ed Forming elements
陆游的示儿教子诗数量多,内容丰富,不仅是构成陆游家庭亲情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古典诗歌教子类题材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以诗教子,不自陆游始,也不自陆游终,但惟有陆游可谓是此方面的大家,是以诗教子的第一人。那么,陆游为何要写作如此多的示儿教子诗呢?其成因何在?任何事物的产生、出现,都受其外在因素的影响与内在因素的制约,如将陆游的示儿教子诗放到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其历史因素与个人因素是非常清晰的。在此试分析如下:
从历史发展的因素看,陆游示儿教子诗的出现,应该是中华传统的家学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所谓的家学文化,在形式上主要以家族、家庭为中心,以父传子受的方式来进行的。在内容上注重于家庭成员的伦理道德与人伦关系的培养,主要包括为人处世和齐家守业两个方面。特别是汉代以后,儒家思想文化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文化,并借助于家庭教育这一平台,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使得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最高境界有着实现的可能;故而家庭教育的教义重在“修身、齐家”,将其作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基础。这既是中国古代社会“家国同构”传统模式的基本保证,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培养人才的重要基础。因此,我国是一个极其重视家族、家庭教育的国度,其家学文化的持续发展,在此方面的文化积淀十分丰厚。
从中华传统家学文化发展的脉络上看,早在远古时期的“五帝”禅让与家学世传就已孕育了传统家学文化的胚芽。而有周一代,文王教武王,武王教成王,成王教子弟等,则具有了开创家学文化先河的真实意义。周公不仅对这种家学文化作了归纳、总结,而且认真吸取了殷商败亡的教训,把家族、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王室家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这无疑增添了家学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使其对家族、家庭的教育格外重视。在两汉三国时期,就有刘邦、曹操、刘备等人帝王家训的出现,有韦贤父子、司马谈父子、杨震父子等世传德业训子家训的出现,有诸葛亮、陆逊、嵇康、阮籍等名臣家训的出现,这就使得家学文化于这一时期稳定成型。在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则涌现出了中国仕宦家训的成熟著作,尤以被誉为古今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为代表。此书自隋代以后,对中华家学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也使得此一时期成为中华家学文化的成熟期。而宋代由于赵氏政权实施高度的中央专制集权制,极度重视科举取士,建立了庞大的文官官僚体系,采取台谏制度,存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等,这就使得宋代的文化高度发展,其家学文化也于此时达到了繁荣鼎盛的时期,并直接影响着元、明、清诸朝家学文化的发展。
而从中华家学文化的表现形态来看,文献资料表明,其最初的形式是语录式的简洁之语。这皆因先贤对家族子弟的传承教育多为口头训诫,后由后人追记并保存在经、史典籍之中而流传于世,如《尚书》《论语》《孟子》《荀子》《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均蕴藏着丰富的家学文化内容。汉代以后,则出现了用书信文体或面呈文稿形式进行家世传承教育的专门文章。如西汉孔藏的《戒子琳书》、刘向的《戒子歆书》,东汉马援的《戒兄子严、敦书》、郑玄的《戒子益恩书》,三国蜀诸葛亮的《戒子书》,南朝齐王僧虔的《戒子书》等,都是影响很大的著名文章。而独自撰写、自成体系的家训专门著作的出现,则以由北周入隋的颜之推撰写的《颜氏家训》为标志。此后,单篇独制的家训专著不断出现,极大地丰富着中华传统家学文化的内容。而以诗歌的形式来进行家世传承教育,则成为中国文化史或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与诗歌密不可分。文献资料表明,西周之时,文王就有“糜不有初,鲜克有终”①的诗句来教育子孙处事立身应有始有终。其后,西汉的韦玄成、东方朔,东汉的刘桢均写有家训诗;西晋的潘岳写有《家风诗》,东晋的陶渊明写有《命子》《责子》等家训诗;但总的来说,数量较少,并未形成气候。到了唐代,这种情况有了改观。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鼎盛时期的唐代,其诗歌作品中的教子诗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丰富,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如王梵志、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写有教子诗篇。至此,中华传统家学文化的表现形态丰富多样,已臻完备。对于宋代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则是面临着一个如何继承、发扬光大的问题了。
宋代文化的发展是高水平且成熟的,这就使它成为一种文化范型,即所谓的“宋型文化”。宋型文化的构成主要有三个层面,即精神的、制度的、物质的。从精神层面看,自“安史之乱”以后,唐代许多士大夫希望通过复兴儒学来达到“中兴”的目的,因此掀起了儒学复古运动。而赵宋王朝建立后,这一儒学复兴运动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宋真宗大力倡导尊孔崇儒,并将儒家经典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后,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引起宋代文人士大夫的普遍重视,他们对儒家经典资源重新进行审视与发掘、阐释与发展,建构起了新的儒学思想体系,即“宋学”,其核心部分就是宋代理学。这是一种以追求人的精神圆满自足、以达内圣为目标的学说,包含着一种对终极存在之道的信仰。受其影响,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较为崇尚气节,尊奉政治伦理理想人格。可以说宋学从精神文化层面构成了宋型文化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而赵宋王朝所建立的高度中央专制集权制,主张兴文教,抑武事,以文化成天下的文教政策,实施科举取士制度,组建庞大的文官官僚体系,采取台谏制度,存立不杀士大夫的祖训等,则构成了宋型文化的制度层面。而宋代的社会经济较之唐代有长足的发展:如自耕农的大量增加,农业生产水平显著提高;手工业的规模之大,工匠人数之多,内部分工之细,都是空前的;城市繁华,商业贸易兴盛;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及显赫成就等,则为构成宋型文化的物质层面。宋代家学文化就是在宋型文化这样一个成熟的文化背景之下发展并走向其鼎盛时期的。（原作者：钟一鸣）因赵宋王朝尊孔崇儒,重视纲常礼教,宋代社会各阶层普遍重视社会教化和家族教育。于社会教化方面则大力兴办教育,不仅有传统的官学和私学,还创立了书院这一特有的教育机构,使得宋代成为我国历史上学校类型繁多,教育兴旺发达的朝代。并且宋代社会教化的蒙学教材较之前朝于数量上更多,形式上更多样,内容上更丰富,如王应麟的《三字经》、朱熹的《小学》、吕本中的《童蒙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葛刚正的《重续千文》、李元纲的《厚德录》、胡炳文的《纯正蒙求》等。于家族教育方面则有家庭教育和族内学校两种形式,而后者又可分为家塾与族塾义学两种类型。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特别重视对子弟后辈的教育,尤以世家大族为甚,所谓“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②就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感受。为此,宋代许多名臣显宦都留有家训传世,如范仲淹、贾昌朝、宋祁、欧阳修、邵雍、司马光、包拯、苏轼、黄庭坚、叶梦得、赵鼎、陆游、胡安国、袁采、陆九韶等,其中尤以司马光的《家范》、《居家杂仪》与袁采的《袁氏世范》影响最大。而为了适应家族教育的需要,尤其是随着家族教育实践的丰富,宋代产生了许多有关家族教学的著作,影响较大者如吕祖谦的《家塾读诗记》、《吕氏家塾通鉴节要》,李舜臣的《家塾编次论语》等。而作为宋代社会教化和家族教育思想内容载体的文本,也因为宋代物质文化的高度发展,特别是宋代印刷技术的发展,使得这些文本能突破家族的局限而能够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也使得宋代家学文化更加具有了社会化、普及化、大众化的特点。
宋代的家学文化在表现形式上,除了大量散文体的家训专著外,以诗教子的家训诗也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如著名文学家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都写有教子诗,而范质的《戒从子诗》、韩琦的《戒子侄诗》、苏轼的《并寄诸子侄》等诗作,篇幅长达几十或上百句,不仅为历代教子诗所少见,就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也不多见。这皆因宋代文人士大夫对政治伦理理想人格的尊奉,于文学方面则形成了颇为浓厚的儒家重教化的文学思想观念,并在其文学实践中有意识地强调与发扬有着直接的关系。另外,宋代文学家虽在词的创作上达到了一个后人难以超越的高峰,但他们在骨子里还是将诗视为文学的正宗,其诗歌创作不仅于内容上另辟蹊径,与唐诗并峙,而且于数量上也远远超过了唐诗与宋词的数量;故而诗歌在宋代不仅没有因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兴盛而衰退,反而是以更强劲的势头在发展。因此,宋代以诗教子的家训诗得以高度发展,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而在宋代出现了陆游这样一个作为中华传统家学文化中以诗教子的第一人,并代表着教子家训诗最高成就的诗人,也可视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陆游创作大量的示儿教子诗,还有着十分重要的个人因素。
首先,与陆游浓郁而强烈的家族认同感关系密切。北宋王朝建立后,出现了许多合族而居的大家族世家。山阴陆氏即为诗礼传家的文化世家,是宋代士族中以科举入仕人数较多的家族之一。依陆游《剑南文集》《家世旧闻》及地方志《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绍兴府志》等资料显示,陆氏家族自陆游高祖陆珍始,往下九代共有进士17人,而入仕为宦者则更多。而且,陆游高祖陆珍、祖父陆佃、父亲陆宰及陆游本人,其学术或文学成就显著,皆为宋代文化名人,就是放到整个中华文化史中去考量,也毫不逊色。那么,一个家族能够长期保持繁荣兴旺而不衰败,其原因何在?应该说,重视家族教育,进行文化承传是非常重要的因素。陆游从小即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于政治思想、道德情操、文化知识等方面均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并影响着他的一生。对此,陆游是深有感受的,这就使得他有着一种浓郁的文化世家的优越感、认同感,有着浓郁的父辈情结,也自然产生着一种保持传承并发扬光大家族文化精神的决心与责任。陆游确认并追怀自己的远祖是“凤歌笑孔丘”的楚狂接舆陆通,他有诗云:“浩歌陌上君无怪,世谱推原自楚狂”(诗稿卷六十一《草堂》本文所引陆游诗句,均出自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简称诗稿) “家世由来出楚狂,湖山垂老得彷徉。”(诗稿卷五十一《彷徉》) 他还认为自己是晋代陆机、陆云之后,有诗云:“我家笑疾自士龙,我才虽卑笑则同。纷纷世事何足计,尽付抚掌掀髯中。清樽可醉风月好,虚空万象皆绝倒。问君此笑是喜不?道得老夫输一筹。”(诗稿卷四《九月六日夜梦作笑诗,觉而忘之,明日戏追补一首》) 他的看法也被其师曾几认同,曾几有诗句云:“贤哉机、云孙,道眼极超胜。”①陆通、陆机、陆云者,是否真是陆游祖先,这是次要的,陆游所看重的,或是其洒脱不羁的隐士做派,或是其传世留名的不朽文章。当然,陆游最为崇敬的还是自己的父辈亲人。如他对高祖陆珍以太傅尊称,在其《家世旧闻》一书里记载了这位高祖的遗闻轶事有11则;并于家训中写道:“太傅出入朝廷四十余年,终身未尝为越产,家人有少变其旧者,辄不怿。其夫人棺才漆。四会婚姻,不求大家显人。晚归鲁墟,旧庐一掾不可加也。”③对高祖为官的清廉为民精神十分敬佩,教育自己的儿孙,应将家族的好作风继承发扬下去。陆游的祖父陆佃,官至尚书左丞,卒后赠太师楚国公,《宋史》有传。陆佃“性俭约,尤不喜饮酒。每与子弟诸生语至夜分,不过啜绿豆粉山药汤一杯或进桃奴儿一服而已”,④其志常在民生也。陆游著《家世旧闻》一书,共记载陆氏家族及外家唐氏前辈遗闻轶事118则,其中记陆佃之事就多达53则,占到了45%,可见祖父陆佃在他心目中的份量有多重。而记陆佃遗闻轶事之内容,或言其操守、立身,或言其志趣、修养,或言其见识、思想,或言其生活、交游,或言其治家、教诲等,这些,都对陆游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故而陆游是有心把祖父作为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楷模来看待的。陆游的父亲陆宰,正直无私、恪尽职守、忠心报国,曾做过直秘阁、淮南计度转运副使、京西路转运副使等官。他所交往的人士多属主战派,皆崇尚民族气节。陆宰与之交往,无论是谈论国事人事,还是行为举止,都显现出高尚的思想道德规范。陆游后来回忆道:“一时贤公卿与先君游者,每言及高庙盗环之寇,乾陵斧柏之忧,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先君归,亦不复食也。”(《渭南文集》卷三十《跋周侍郎奏稿》) 这都对年少的陆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父亲是陆游人生道路上的一位起着关键性作用的老师,正是由于有着由父辈们所构成的良好的客观环境,才使得陆游于少年时期就能在思想道德上作出正确的选择,培养出爱国思想的萌芽,并由此产生着强烈的“发扬先德”、“不坠家风”的自觉要求。故而陆游不仅写有《放翁家训》、编撰有《家世旧闻》,还写有大量的示儿教子诗。
其次,与陆游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关系密切。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28岁的陆游再一次赴临安应试,“锁厅荐送第一,秦桧孙埙适居其次,桧怒,至罪主司;明年试礼部,主司复置游前列,桧显黜之,由是为所嫉。”⑤这皆因陆游喜论恢复而语触秦桧所致。这对年轻的陆游是个沉重的打击。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病死,这给陆游步入仕途提供了机遇。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1158)陆游始出仕,为福州宁德县主簿,并由此开始了他坎坷苦涩的仕途之旅。一年后,陆游由宁德县主簿调任福州决曹。又一年,调回朝廷于敕令所任职。三年后,因得罪宋孝宗恩宠的曾觌、龙大渊,于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被斥出任镇江府通判,这是个不负实责,没有实权的闲职,与陆游希望务实,以实现自己恢复中原之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陆游经此挫折,心情矛盾而沉重。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陆游再改任隆兴府通判。于次年春被朝廷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⑥这是陆游第一次罢官回家。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底,陆游再次被朝廷任命为夔州通判,于次年闰五月离开山阴,千里赴任。夔州三年,陆游是两袖清风,任满之际,他却连回家的路费也凑不齐,只得求救于朝廷。好在时任四川宣抚使的王炎,志于恢复中原,广邀能人志士入幕。陆游闻之,上书王炎而被接纳于南郑。从戎南郑的军旅生活,使得陆游的爱国思想有着质的飞跃升华,对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形成了其诗歌的主旋律。后陆游先后任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蜀州通判等职,盘桓蜀中,屡遭闲置,如冷官、罢官、奉祠等磨难,内心极具苦涩寂寞。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陆游被朝廷召回,任职提举福建常平茶事,即到南方去管理茶叶经营。这与陆游抗金北伐的理想志趣相去甚远,他为此感到心冷意寒,故而有诗云:“世事转头谁料得,一官南去冷如冰。”(诗稿卷十《梦至成都怅然有作》其二) 次年秋,改任提举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并于宋孝宗淳熙八年三月(1181),因遭给事中赵汝愚弹劾,朝廷“以臣僚论游不自检飭,所为多越于规矩,屡遭物议故也”⑥的理由,再次罢了陆游的官。如果说上次罢官后,陆游的心情还较为平静的话,那么,此次的被罢,陆游心中则有着难以抚平的波澜。“南山射虎漫豪雄,投老还乡一秃翁。”(诗稿卷十三《感秋》)“平生搴旗手,头白归扶犁。”(诗稿卷十三《书悲》其二)“少携一剑行天下,晚落空村学灌园。交旧凋零身老病,轮囷肝胆与谁论?”(诗稿卷十三《灌园》)“致主初心陋汉唐,暮年身世落农桑。草烟牛跡西山口,又卧旗亭送夕阳。”(诗稿卷十五《饮村店夜归》)两厢对比,落差巨大,这些诗句应是他内心痛苦的真实写照。宋孝宗淳熙十三年春(1186),蛰居山阴长达七个年头的陆游又得朝廷任命,以朝请大夫权知严州军州事。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十月(1188),陆游被朝廷召回进京,任军器少监职,但仅仅一年光景,陆游第三次被罢官。其原因是:“以谏议大夫何澹论游前后屡遭白简,所至有污秽之迹。……故有是命。”⑥所谓“屡遭白简”,即指陆游因积极主张抗金北伐而多次遭到投降派的弹劾;而就因多次遭到弹劾就罢官,朝廷似乎觉得说不过去,就还加上诽谤诬陷之辞,“所至有污秽之迹”。对于这种强加给自己罪名的卑鄙行径,陆游既愤懑不平,又感到滑稽可笑。他特意写下绝句二首:“扁舟又向镜中行,小草清诗取次成。放逐尚非余子比,清风明月入台评。”“绿蔬丹果荐瓢尊,身寄城南禹会村。连坐频年到风月,固应无客叩吾门。”(诗稿卷二十一《予十年间两坐斥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给予投降派以辛辣的嘲讽。但这一次罢官时间竟长达13年,对陆游而言,这是漫长而苦涩、郁闷的13年。直到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朝廷因“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及三朝史未就,诏游权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免奉朝请,寻兼秘书监。”⑤78岁高龄的陆游遂扶病离家入京任职。他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大功告成,遂再三上书乞致仕。宋宁宗嘉泰四年春(1204),陆游乞致仕得到朝廷恩准,80岁才彻底离开了坎坷曲折的官场仕途。（原作者：钟一鸣）陆游宦海生涯几十载,多次蒙不白之冤,几起几落,蹉跎岁月,他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对官场黑暗的认识是极为深刻的。他的示儿教子诗,大多写于晚年,写于罢官归居山阴家乡之际。他对陆氏优良家风的认识,也有着更丰厚的内涵了。他曾感慨地说道:“予尝悲士之仕者,若苟名位而已,则为负国,必无负焉,则危身害家,忧其父母,有所不免。耕稼之业,一舍而去之,复其故甚难。予先世本鲁墟农家,自祥符间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穷通显晦所不论,竟无一人得归故业者。室庐桑麻果树沟池之属,悉以芜没。族党散徙四方,盖有不知所之者。过鲁墟,未尝不太息兴怀,至于流涕也。”(《渭南文集》卷二十三《陈氏老传》) 陆游将父辈因出仕为官而无意于家私产业,以致芜没,理解为不负国家者的行为,这实际上是将家世传统升华到精神道德的层面来认识了。他自觉承担起传承陆氏家学文化的重任,将自己人生经历中的体验感受传授给儿孙,以期达到启示或警示的作用;把传承陆氏优良家风的希望,殷切地寄托在儿孙的身上。他勉励孙子“会看神授如椽笔,莫改家传折角巾。”(诗稿卷三十四《示元用》) 从认真读书与道德修养两方面提出希望。他告诫儿孙应“累叶为儒业不隳,定知贤杰有生时。学须造次常于是,道岂须臾或可离?我老已无明日计,心存犹惜寸阴移。巍巍夫子虽天纵,礼乐官名尽有师。”(诗稿卷五十八《示子孙》) 希望子孙能继承陆氏家族的优良作风,努力学习,尤重于道,以期能积极入仕。他有《家风》一诗:“春耕秋钓旧家风,门巷荒寒屋壁空。四海交情残梦里,一生心事断编中。买鱼日持携篮女,裹药时从挾簏翁。便废闲吟亦未可,吾徒岂独坐诗穷。”(诗稿卷六十五) 教育儿孙要安于清贫,努力学习,传承家风。他明确告诉诸孙,陆家二百年来是“四朝遇主终身困,八世为儒举族贫。”(诗稿卷四十九《七侄岁暮同诸孙来过偶得长句》) 他还再三叮嘱儿孙:“为贫出仕退为农,二百年来世世同。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吾家世守农桑业,一挂朝衣即力耕。汝但从师勤学问,不须念我叱牛声。”(诗稿卷四十九《示子孙》二首) 这既是陆游对儿孙于为学做人方面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陆游对陆氏优良家风的一种积极认可。
第三,与陆游个人情感遭遇有关。陆游在青年时代曾有过一段幸福美满的爱情婚姻,这就是他与唐氏的伉俪相得。后由于双亲的严厉逼责,俩人只能含泪仳离,陆游另娶王氏。在婚姻奉行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时代,夫妻情感能达到琴瑟相和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是可遇不可求的。故而男女青年,一旦遇到了知音,自然对这份情感是十分珍惜的。陆游与唐氏的婚姻,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年时间,可诗人已从其中体验到了幸福快乐,对唐氏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因此,一旦遭遇到人为的压力而被迫分手,其痛苦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诗人的痛苦是不能直接表露出来的,更不能将矛头对着父母亲。作为饱读诗书,深受儒家礼仪文化影响的陆游,在理与情的艰难选择中,他只能坚守“理(礼)”而放弃情,更何况他对父亲是如此地崇拜敬仰,对母亲是如此地孝顺热爱,他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这份痛苦。可诗人毕竟体验过爱情的幸福快乐,愈是在痛苦之中,愈是对失去的幸福思念甚深,他反映自身爱情婚姻情感的诗作,应该就是这深切思念的具体写照。但陆游是一位负责任的丈夫,他并没有因与唐氏有着真挚的爱情而对王氏冷漠排斥或恶语相加,而是将对唐氏的感情埋藏于心底,独自承受着痛苦,对王氏以礼相待,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尽到了一位做丈夫的应尽的责任。但即便是这样,陆游仍感觉痛苦愧疚,因为既对不起唐氏,也内疚于王氏:他与唐氏有着真正的爱情,故而不能再把感情给予王氏;但在父母的压力下,他却又放弃了有真爱的唐氏而迎娶没有真爱的王氏;他既自责于自己的软弱,又责备于父母的干涉,可他对父母又是深爱尊敬。这其中复杂的情感矛盾冲突,伴随着诗人一生,折磨着诗人一生;而唯一能减轻诗人情感痛苦的,那就是儿孙的幸福成长了。诗人或许是不愿儿孙再重现自己的痛苦,而自己也不愿象父母一样给儿孙造成痛苦,或许还有着对王氏内疚感情的回赎,因此,他将全部的父爱都倾注于对儿孙的精心教育培养之中,将自己未能实现的理想也寄予在儿孙的身上。这或许也是他写作大量教子诗的动力所在。故而陆游是以“父子更兼师友情”的理念来处理自己与儿孙的关系。从陆游的教子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慈祥、开明的父亲形象,而绝没有人们司空见惯的封建家长的架子;他从不板着面孔教训儿孙,而是以民主的方式、平等的态度与儿孙进行情感的交流;他或与儿孙一起读书,一同劳作,或与儿孙一起出游,一起嬉戏、娱乐;他的许多教子诗都是在与儿孙的出游、散步、访友之际写下的。陆游给儿孙的父爱是十分厚重的。儿孙外出,他是拄杖远送;儿孙出门未归,他夜深独坐等候;儿孙返乡,他大老远相迎;儿孙生病,他忧心忡忡;儿孙病愈,他欣喜若狂;儿孙田间劳作,他送水送饭……舐犊之情是如此的真挚、深沉,如此的丰富、浓烈。
第四,与陆游的文学创作实践有关。陆游生于书香世家,受诗礼之泽殊深,有着很好的学前教育。后入乡学,读书刻苦;先读经书,以求从经义中取得立身的精神支柱;年龄稍长,又博涉文史,以求开拓视野。但他对诗歌却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喜爱与领悟。他曾回忆道:“吾年十三四时,侍先少傅居城南小隐,偶见藤床上有渊明诗,因取读之,欣然会心。日且暮,家人呼食,读诗方乐,卒不就食。今思之,如数日前事也。”(《渭南文集》卷二十八《跋渊明集》)他还爱读王维和岑参的诗。陶、王、岑三位大诗人的思想与诗风相去甚远,一个少年学子却能同时喜爱并浸润于三人诗中吸取营养,可见他对诗歌有着特殊的感悟。
而陆游师从诗人曾几学诗,则于其一生的诗歌创作发生着关键性的作用,有着里程碑式的影响。曾几是当时以诗才擅名天下的诗人,且是卓有建树的爱国诗人。曾几作为江西诗派的后续诗人,以杜甫、黄庭坚为宗,但求新求变;其诗风骨高骞、含蓄深远却又自然轻快。陆游师从曾几,也算是正式入室江西诗派,并在诗歌理论上领悟较深,于诗歌创作上进步较快。如陆游诗云:“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诗稿卷三十一《赠应秀才》) 即从曾几处认识了文章的“活法”。又如:“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诗稿卷二《追怀曾文清公呈赵教授赵近尝示诗》)所谓玄机者,即“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帖妥犹工稳,平夷即平淡;这对陆游以后作诗工夫归于平淡影响极大。曾几还要求陆游注重个人远大志向和至大至刚浩然正气的培养,认为此为作诗之要诀。陆游对此感受深刻,努力实践,受用一生。他有诗云:“文章最忌百家衣,火龙黼黻世不知。谁能养气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蜺。” (诗稿卷二十一《次韵和杨伯子主簿见赠》)对养气之说十分重视,并将此法传授给儿孙,如《示子遹》一诗中云:“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诗稿卷七十八)当然,这诗外之法不仅仅是指浩然正气,应该还有着更广阔的内容。于学术上,曾几师从经学大师胡安国,遂以经学见长,尤精于《易》《论语》。胡安国为宋代重要学派之一“武夷学派”的创始人,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而胡安国的学术渊源来自“二程”,他师从程颐好友朱长文、靳裁之,又与程门高足谢良佐、杨时、游酢为挚友,交往过密。胡安国弟子除曾几外,还有胡宪——朱熹的老师,胡宏——张栻的老师,胡铨——杨万里、周必大的老师。曾几向陆游传胡氏之学,陆游为胡安国的再传弟子,并与朱熹、张栻、杨万里、周必大为同门师兄弟,陆游与他们交往甚密。陆游的学术门派不仅师承渊源显赫长远,而且精英荟萃,这对陆游思想、学识的提高发展影响极大。
如前所说,宋学从精神文化层面构成了宋型文化基本内核的重要方面,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其他文化层面。于宋代文学而言,也正是在恢复儒学对文学艺术包容统摄作用的宋学影响之下而形成自己独特风貌的,即宋代文学显现出浓郁的政治元素,有着深挚的淑世情怀。即便是不同政治倾向、不同学术背景的人,都持儒家重教化功能的文学观念,将文学作为干预时事、修身内省的工具。作为胡安国再传弟子的陆游,自然也深受这种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影响,自觉地在自己的文学创作过程中努力实践着。因此,注重对儿孙尽忠爱国人生理念的培养,注重对儿孙重节崇德处世之道的传授,注重对儿孙廉政恤民为官之道的教诲,注重对儿孙淡泊名利、耕读传家生活理想的灌输,于陆游的诗歌创作,就成了势所必然的了。
作为文学家的陆游,其文学的才华既高且全。他于诗、词、文的创作都达到了少有人及的程度,但他最钟情、最擅长的还是诗歌,这既可以从他所创作的9300多首诗与140多首词的数量悬殊上感觉到,也可以从其诗与词的艺术成就的对比中感觉到。诗歌,伴随着陆游的一生,已经融入到陆游的血脉之中,已成为陆游生命的一部分;陆游已将诗歌视为自己生命的延续与再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创作大量示儿教子诗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此文为湖北省教育厅立项课题:“陆游家庭亲情诗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① & & & & 梁书?王规传:卷四十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3.
② & & & & (宋)刘清之编.戒子通录:卷六.家颐?教子语.四库全书本.
③ & & & & (宋)陆游.放翁家训[A].中国历代名人家训精粹[C].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
④ & & & & (宋)陆游.家世旧闻[M].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⑤ 宋史?陆游传:卷三百九十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⑥ 宋会要辑稿?职官[M].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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