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农村，一个两县交界的地方，算是较偏僻的地方，但不是山区，还不算太偏。1980年外出上初中，所以对农村的印象主要是小学及更早的开始记事的那几年。这些年应该说是毛时代的后期（包括1976年后的几年，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底开的，后来有对越反击战，全面改革是八十年代的事儿，所以应该说是毛时代的延续），这些记忆应该说是那个时代末期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一、儿时记忆之一：“新”（或曰“变”）　　记忆中，从我记事开始，眼前总有新东西：　　（一）场所新　　校舍新：学校教室是新盖的，据说原来在窑洞，我上学时新盖了二十多间房子，后来又盖了十几间，一度还办了初中。　　麦场新：我们那里的打麦场，主要打麦使用，当然其他庄稼也会在那里处理。此外还可以作为开会、听评书的场所。印象中我记事时，打麦场是新修的，跑到原来的地方看了看，比原来的大多了。　　仓库新：修仓库时我隐隐约约有点印象，后来建成后稍微大了点，印象更深。原来的仓库是一个窑洞，后来建了两个大的青砖房子，一间常规存放粮食，一间偶尔存放，交公粮后做村干部会议等使用（后来买了磨面机，就放到那里了）。　　（二）道路新　　通往县城方面的主干道，修路时我似乎有印象，又似乎没有，记不清了，但是从我能完整记事时，看到的这条路是新的。　　（三）设备新　　除了前述的磨面机外，村里还购买了拖拉机、红薯打粉的机器（记不得名字了，原来一度使用水车，最早听说是靠石磨）、打麦机，家家户户通上了小广播，家庭的收音机、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也逐步多起来了。其他的，也许还有新玩意，但想不起来了。印象中，不时有新东西在我们眼前亮，每一台新机器、新设备的出现，都令我们这些幼小的孩子好奇，围着看、围着问，为孩提时代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四）食品新　　印象中较深的包括种植土豆、花生和各种蔬菜。现在年轻的朋友可能觉得平淡无奇，甚至会感觉太落后了，但却是当时的实际。这些新食品，当时不仅令我们这些小孩兴奋，印象中当时的大人们的言谈中也是洋溢着希望的。　　（五）企业新　　当时村里已经在办村办集体企业，当时小，只看到很多大人在忙碌，具体生产什么产品？有印象、但零碎。后来听老人回忆，说当时折腾的挺厉害：生产过粉皮、香烟、服装等五、六种，后来从上海请师傅辅导生产服装，算是成功了——虽然后来因为分地企业散伙，但培养出一群会做服装、有经营意识的人才，这些人后来进场或办企业、或卖服装，先富了。　　（六）房子新　　当时几个生产队纷纷选新址、建新村，盖了一些房子。一开始观念还不够解放，还总是贴着崖，目的是方便打窑洞，与房子配套使用。后来观念变了，就有些家开始在出路宽敞的地方抛开窑洞盖房子了。　　二、儿时记忆之二：“穷”　　现在给孩子们讲起来，他们都不信了。我小时候还是过了苦日子的。　　挨过饿：当时还不时听老人带开玩笑口吻地说“别闹春荒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我虽然没有经历过“闹春荒”，挨饿却是有的。倒不是象现在非洲、印度等地方一天吃不上三顿饭，一日三餐是可以保证的，但馒头有时会没有，所以到那时回家感觉饿时只有干等着（这种情况不多，因为秋冬两季家里总是常备红薯的），等妈妈做好饭才能填饱肚子，然而不到下一顿就会又感觉到饿了。为什么？现在想来，一方面是缺油水，另一方面是吃的饭偏稀、不“顶”饥。　　用过石磨等石器：前边说了，那时不是添置了很多新设备吗？但是，说“新”，是因为原来没有，所以在新设备买来之前，石磨、石碾子还是用过的，也跟着大人用过水车打红薯粉。　　还有一件事印象很深：一次去外公家，到外公的哥哥家做客，女主人（我称之为大外婆）见了，说家里没盐了，拿了几个鸡蛋去代销店卖了，才买回鸡蛋。　　三、回望过去，思路清晰　　现在看来，七十年代是中国农村发生大变革的重要时期。为什么变革出在那一时期？后来看了很多资料，越来越清晰了。　　新中国之初，我们的基础太差了。所以，前二十多年，国家的着眼点是生存：国家的生存靠钢铁，老百姓的生存靠粮食——其实后者也是前者的一部分。所以呢？象轻工业、蔬菜种植等等（服务业亦然），都不是要紧的。重点放在重工业和粮食生产，以及包括农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上。　　到了七十年代，随着水利设施完善、土壤整治取得成效、化肥的开始使用、育种方式的改变、抗灾减灾机制的完善，我国的粮食产量上来并稳定于较高水平了，人均粮食产量达到300公斤左右了（联合国规定的温饱线是280公斤，但直到1985年亚洲、中美洲、南美洲都没有达到，非洲现在也没有达到），加上世界大战的威胁暂时没有了，于是就发生了这些变化：　　粮食产量高了，所以原来的打麦场、仓库不够用了，于是建新的。　　人均粮食产量稳定于较高水平了（其实如果不是严格的计划生育，现在我国恐怕还是那样的水平），备战的需求量小了，农业基础设施完善了，化肥厂大量建设了，先进农业科技开始推广了，抗灾减灾能力增强了，因而粮食稳定生产的预期强，所以国家开始发展轻工业，开始发展粮食以外的农作物种植，开始鼓励农民多种经营，于是我们种了花生、土豆、各种各样的蔬菜，于是拖拉机、自行车进入了我们的小村，连我们村也开始搞村办企业了。　　不再那么穷了，所以有钱买新设备、盖房子、建校舍……　　那一段经历虽然苦，但对我来说是一笔财富。它使我认识到，幸福来之不易，我们要且行且珍惜（未经过苦难的年轻人可能认识不到，他们可能会轻浮地说“不应该”，认为生活本来就应该是现在这个样子，但经历过那个时代的我，从父辈、祖辈那里看不到“不应该”三个字，因为他们经历的苦难更多、更苦）；它使我认识到，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局面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比起我们的父辈、祖辈强得太多了！我们的父辈、祖辈能在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的那么令现在人感到不可思议、感到绝望的局面下，靠他们的苦干给我们留下不再挨饿的农业基础、可以方便旅行的交通基础、可以不依靠外国维持基本生活的工业基础，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乐观地面对现实、面向未来？我们现在的困难再多、再重，比起他们面对的、克服过的困难，还算困难吗？有什么理由怨天尤人甚至自暴自弃？　　年轻的朋友们，苦干兴邦，我们的国家的未来靠大家！想“吃现成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真正的快乐在创造，在于我们自己动手、共同为我们的国家做贡献！努力吧，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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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所言　　一行白鹭上青天————越扯越远
　　能不能标注一下时间点，这样好像更好一些。　　现在的孩子对于以前的生活，对于解放前的生活完全没有概念，现在的电影电视又瞎演，老片里面家徒四壁的生活在今天孩子看来完全不可信，反而是说当时风花雪月穷奢极欲的生活更被相信，国家实在是教育失败。　　对于解放前的年年春荒，生活贫乏没有一点概念。　　
　　前20多年人民没饭吃，原因在于闭关锁国，如同现在朝鲜。
00:49:31　　前20多年人民没饭吃，原因在于闭关锁国，如同现在朝鲜。　　-----------------------------　　那请问蒋时代人民有饭 吃？
00:49:31　　前20多年人民没饭吃，原因在于闭关锁国，如同现在朝鲜。　　-----------------------------　　@星剑飞扬 10楼
10:39:10　　那请问蒋时代人民有饭 吃？　　--------------------------　　蒋时代刚开始军阀混战，后来二战，老百姓也苦，但即使如此也没出现过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上千万人的惨剧。
01:53:55　　蒋时代刚开始军阀混战，后来二战，老百姓也苦，但即使如此也没出现过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上千万人的惨剧。　　-----------------------------　　能说出饿死上千万就足以证明你是脑残，国外的敌人都没有丧心病狂的说出饿死上千万，你从什么地方得到饿死上千万的结论？从1949人口从4亿到1976人口10亿，人均寿命从30到60，另外现在80后的父母大多是那个年代出生，而且80后多是独生子女，你知道80后独生子女的数量是多少吗？饿死千万都让人口这么多，你这SB也脑残的可以
　　毛万岁时候学校是新的？你装过来人能否有点羞耻之心。。。别说农村学校基本就是用革命地主的老房子，或者祠堂。就即使重点中学，也基本是黄色的军建房，而那些房子，都是有年龄了的。
　　楼主开此贴必被骂的狗血淋头啊。现在敢理性分析前三十年的人太少了，批评甚至造谣前三十年成了政治正确。像造谣三年饥荒饿死千万这种谣言居然连政府都不去辟谣。　　现在享受着物质丰富的一代人很难理解今天的成绩是站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上得到的，而且如果不是右倾过了头，很多事情还能更好。　　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理性分析和理解前三十年的成就和问题。　　希望楼主坚持，不要被那群疯狗打倒。　　
　　@cr361 2楼
08:13:54　　个人体会：不要把个人的作用看得太重，评价
的人、事，要放到时代背景以及人物所处环境来评判，而且尽可能晚一点评价人。　　象邓小平时代发展乡镇企业、发展轻工业、扩大进出口等方面的事儿，其实毛时代已经开始。邓小平之所以能开创一个时代，是因为：　　1.更系统。毛时代，包括其后的华国锋时期，做的仅仅是一些事，邓小平时代则形成了完整的政策、方略。　　2.更全面。比如说引进外资，......　　-----------------------------　　冷漠的亲情
毅　　祖母去世，在殡仪馆看到了表哥。说不上我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十年，八年或许更长一点。隔着别的亲人，我们眼光相遇，彼此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记忆中，我们好像从来就是这样偶尔打一下招呼，却不讲话。原因，说不清。　　表哥小时候性格腼腆，比较内向。当年他考中学时，还到我家来，让我的做教师的父母给他辅导，成绩不算太出色的表哥顺利上了一所普通中学。文革期间，刚上初中，只读了一年中学的表哥，随着上山下乡的洪流到农村插队。我家因父亲有“历史问题”，全家被遣送到农村。 　　父亲的命运决定我的命运，体力劳动以外，还要受精神上的被唾弃、被轻视，被划归狗崽子。表哥则不同，他到农村后，由于表现好，成为知识青年标兵，经常到各地去“讲用”（文革中先进分子讲述自己的先进事迹），入党、提干，成为公社党委书记，是他那个县的著名人物，“电台有声，报纸有名”，只是没有像当时的知青典型张铁生、吴献忠那样红遍全国。文革后期，表哥又被推荐上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大学生，一路走红，一路走高。　　那个时期，表哥是我们这个家族最有出息、最有能耐，给家族带来极大荣誉的人。我偶尔从农村回城市看望祖父、祖母，总能从他们和姑姑嘴里听到表哥的各种各样先进事迹。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是辽宁知识青年的头，接见过表哥，与他握手，还吃过一次饭。表哥经常上北京、省里、市里开会，这样的荣光是我想也不敢想的。　　有一次祖母对我讲，表哥对“阶级敌人”是决不手软的。一年冬天，大雪纷纷，表哥召集他们大队的“阶级敌人”，让他们赤脚在雪地里跑步，不准停，反反复复地跑。有的人很老了，跑不动，表哥就上前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拳打脚踢。所以，他们大队的“阶级敌人”一听到表哥的名字就打哆嗦，非常害怕。祖母说着，叹口气。我听得毛骨悚然，想不出腼腆的表哥怎么变得如此狠毒，心中暗暗庆幸：我们幸好没有和表哥下放到同一个地方，如果父亲和表哥在一个大队，他该怎样对待我家呢？　　文革结束后，表哥大学还没有毕业，我在新的招生制度下走进了大学校门。恶梦终于过去，一切都回归正常，包括家族、家庭生活。每年大年初一，我们又开始去给祖父、祖母拜年。这样，和表哥又见面了。当年那个腼腆、内向、矮矮胖胖的男孩，已经是一米八高的大男人了。说来奇怪，十几年没见，再相见时，互相看看，点点头，竟没有半点惊喜和寒喧，甚至一句话没说！ 　　文革结束后，表哥曾经的辉煌也变了味道，大家不再谈起，倒是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家族关注的焦点。尤其祖父，历来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我上大学，不断表扬，说我有毅力，有出息。我感到好笑：当年他不是也一样对我们一家视如瘟疫，躲之唯恐不及，而对表哥却津津乐道吗！但他是我的长辈，我不能像对待表哥那样对待他。　　好多年里，和表哥年节在祖母家偶遇，都是点点头，永远不说话。后来，我毕业、工作、结婚，过年的方式也变了，要随先生到婆婆家过年，等从婆婆家回来以后再去看祖父、祖母。时间表的错位让我再也没看到表哥，倒是祖母这个我们家族的信息批发站，总要絮絮叨叨说表哥提处长了，分房子了，而且因为工作忙，还把孩子送给祖母照看。表哥的那个小女儿，如表哥当年一样，矮矮的、胖胖的，有点腼腆，有点木讷。我知道，这个孩子永远不会有表哥那样短暂辉煌的命运了，那个时代永远过去，成为历史了。　　祖母病重，我开始频繁探望她老人家。祖父走后，我对祖母突然依恋起来。上帝给我的机会不太多了，我要让祖母在最后的时间里感受到亲情的温暖。每次去看祖母，坐在她身边，给她剪指甲、按摩，老人家都欢喜异常。祖母表示了对表哥的不满，说她这一辈子最喜欢的是表哥，可如今自己躺在床上，没有用了，表哥竟然不来看她！我想起表哥雪地里让“阶级敌人”赤脚跑步的情景——有那样惊世骇俗的表现，表哥再有什么样的行为我都不会奇怪。　　祖母以96岁高龄离开这个世界。祖母对我们这个家族是有功劳的，她不但抚养大自己的儿女，又为儿女照顾孩子，还为儿女的儿女照顾孩子，她的重孙、重外孙。所以，祖母的葬礼，她所有的后辈都到了。我和表哥又见了一次面，仍然没有说话。祖母离世，维系我和表哥之间那细细的、淡淡的血缘之绳彻底断掉了。我知道，我和表哥从此没有再见面的理由和可能，更谈不上说话了。如果在街上偶遇，也只是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了，尽管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有同一个老祖宗。
00:49:31　　前20多年人民没饭吃，原因在于闭关锁国，如同现在朝鲜。　　-----------------------------　　@星剑飞扬
10:39:10　　那请问蒋时代人民有饭 吃？　　--------------------------　　@
01:53:55　　蒋时代刚开始军阀混战，后来二战，老百姓也苦，但即使如此也没出现过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上千万人的惨剧。　　-----------------------------　　@cr361 13楼
08:29:16　　您上当了！　　按右派的死亡率超过千分之10都算“饿死”的小流氓逻辑，旧中国年年都比“三年自然灾害”严重得多！当时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年年都比“三年自然灾害”严重得多！！！　　-----------------------------　　父子恩怨
昌　　孟树亘曾任国民党144师副师长。台儿庄大战时，他浴血奋战，获“抗日英杰”奖章。文革开始后，孟树亘因历史问题受到冲击，其子孟凡民宣布与父决裂，并成为造反猛将。　　有一次，孟凡民所在的造反团体准备召开一场批斗会，批斗对象包括其父孟树亘的莫逆之交、保定市第十二中学教师李湛功。李湛功的二哥将李接到家中藏匿，造反派发现他失踪了，到处查找。孟凡民知道内情，通报给造反派，李湛功很快被揪了出来。1966年12月，李湛功被折磨致死。孟树亘知悉儿子告密后，手持木棒等在家门口，把回家的儿子挡在门外，大吼“滚”，抡棒就打。此后，孟凡民再也没有回过家。　　1980年，孟凡民和吕瑞芬结婚。父子间矛盾仍在，孟树亘对儿子的婚事一无所知，吕瑞芬也没有去拜见公公。1988年秋，孟父心脏病发，卧倒在床。由于政策一直未落实，孟父每月只能领取极微薄的薪金。他病倒后，保姆负担加重而工资却无法提高，走了。吕瑞芬对孟凡民说：“爸爸不认识我，就让我去他那儿当保姆吧。”　　第二天一早，吕瑞芬来到公公家，说：“听说您这里需要保姆，我想得到这份工作。”老人说：“我收入有限，工资不高，你愿意吗？”吕瑞芬说：“我是外地人，无依无靠，在您这儿有吃有住就心满意足了。”老人说：“那你就留下吧，什么时候你找到合适的工作，想走就走。”这是吕瑞芬第一回面对自己的公公。　　一天晚上，吕瑞芬向老人提及他的儿子，说：“二十多年的事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亲人到底是亲人啊。”老人眼里满是凄怆，说：“凡民犯的不是小错，手里有人命啊！当年李湛功被我儿子害死，他妻子也自杀了，这是两条人命啊！我若原谅了凡民，人家九泉之下也不会原谅我呀。”老人老泪纵横，吕瑞芬不好再说下去了。 　　1990年冬，70多岁的孟树亘突发心肌梗塞住进医院。医生说，最好的办法是做心脏搭桥手术。孟凡民夫妇商量后，决定用自己的铺面作抵押，筹措资金，把老人送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做心脏搭桥手术，通常是截取病人自己腿上的静脉血管做材料。医生检查时发现，孟树亘的血管已缺乏弹性。为了不影响手术效果，孟凡民要求医生从他的腿上取血管。父亲的手术非常成功，孟凡民放下了心头石。　　第二天晚上，吕瑞芬用轮椅将孟凡民推到孟树亘的病床前，父亲安详地沉睡着。二十多年过去了，孟凡民第一次如此亲近地看着父亲，眼泪刷刷地往下淌。住院期间，为了不使老人受刺激，孟凡民只在老人酣睡时才默默陪伴他。有一回，他听到老人在梦中竟念叨着他的小名：“凡凡，凡凡。”回到病房，孟凡民不禁失声痛哭。　　有一天，吕瑞芬在自己家中呆了很久，回去时已近午夜。外面飘着大雪，远处的景象使她惊呆了：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风雪中，满身雪花。吕瑞芬搀扶住老人说：“这么冷的天，您怎么出来啦？”老人说：“夜深雪大，你不回来，我不放心啊！”听了这话，吕瑞芬的泪水直往下掉。　　1993年春，孟老背负了数十年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有关部门对他的工资待遇做了调整，医疗费全额报销，还分给他一套两居室的住房。生活安定了，孟树亘却没有轻松下来，为抢救历史资料日夜忙碌。由于操劳过度，老人的眼角膜发炎，且久治不愈，渐渐失明，吕瑞芬成了他须臾难离的拐杖。　　父亲失明后，孟凡民常去帮吕瑞芬照料父亲。他怕父亲听出自己的声音，和吕瑞芬说话时尽量压低声音，或者干脆打手语。孟老也只当此人是吕瑞芬的家人，对他十分感激。　　1996年，孟凡民感到身体不适，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几乎将他击垮：肺癌晚期。孟凡民做手术的那段日子里，吕瑞芬心力交瘁，两头奔波，用柔弱的肩扛起了两个家。　　孟凡民虽然做了手术，却难以挽留生命。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总结一生的得失，感到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了一位好妻子，最大的错误是文革中犯的劣行，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得到父亲的宽恕。他给父亲留下了一封绝笔信：“亲爱的爸爸：我要先您一步去了。此生此世我不管用怎样的方式都难以洗刷掉我留在您心头的阴影。假如还有来世，我仍将尽最大努力清洗自己的过错。我不奢望得到您的谅解，但我会永远爱着您……瑞芬是我的爱人、您的儿媳，她也会永远爱着您……”　　弥留之际，孟凡民拉着妻子的手深沉地道了一声“辛苦”，两行热泪表达了他的敬意。他向医院和公证人员交待了最后的心愿：把眼角膜捐给父亲。孟树亘的眼角膜移植手术做得很成功，重新见到了光明。老人心脏不好，受不得一点儿刺激，吕瑞芬一直没有把孟凡民的遗书给老人看，所以孟老在生命的最后四年里，始终不知道是儿子的眼角膜让他重回光明世界。　　1997年元月３日，孟树亘溘然长逝。守候在他身边长达12年之久的儿媳吕瑞芬购置了一块墓地，将老人与丈夫合葬。从此，孟家父子便永远相伴在一起。
　　不好意思，实在想不起来了，但肯定多在年。　　@真相
13:07　　能不能标注一下时间点，这样好像更好一些。　　现在的孩子对于以前的生活，对于解放前的生活完全没有概念，现在的电影电视又瞎演，老片里面家徒四壁的生活在今天孩子看来完全不可信，反而是说当时风花雪月穷奢极欲的生活更被相信，国家实在是教育失败。　　对于解放前的年年春荒，生活贫乏没有一点概念。-----------------------------　　@cr361 8楼
22:10:31　　-----------------------------　　土改恶梦
陈懋蘅　　我是忠县城里“春华秋实”的人。“春华秋实”是我家大门上石刻的四个大字，人们就都这样叫我家的人。我家是书香世家，父亲民国时当过县长，主编过《忠县志》，在地方上很有声誉。父母做主，很早就将我许配给天堑乡陶大老爷的儿子陶奎。陶大老爷叫陶华轩，是有名的乡绅。他有三个弟弟，陶吉轩、陶馥轩、陶南轩，都是满腹文章的人，陶吉轩还当过四川省参议员。　　陶奎朝阳大学毕业，在磨子乡完小当校长，人很不错。我们的婚期定在1950年正月十二。我在重庆读书的懋新弟弟在外面知道很多新东西，多次写信说，我的婚事不能办：明明已经解放了，还去嫁给一个地主做啥子。我父亲坚决履行婚约，说君子不能悔言。我是个孝顺女，就听从父亲的话，嫁到天堑乡陶家，那年我23岁。 　　新婚之初，我父亲到陶家来做客，天天和我公公陶华轩在亭子楼上把酒谈诗论文，非常投机，晚上在灯下畅谈到深夜。但是，这种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土改开始了。土改是1950年冬天开始的。忽然之间，情况就变了，我公公陶华轩兄弟四个，包括陶奎这一辈的兄弟好几个，都被划为地主。陶华轩是个省吃俭用的人，不吃烟，不喝酒，不打牌，家产都是他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 　　土改分地主的财产，开始人们不大相信，怎么能把别人的财产拿来分呢？后来看确是如此，很多人就积极起来了。民兵们拥到我们家，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强行搬走。我刚结婚，娘家陪嫁的箱子、雕花床、蚊帐等全部搬走，泡咸菜的坛子也不放过。我们身上穿的稍好一点的衣服，被当场从身上剐下来，不准你多说一句话，最后把我用的尿罐都拿去了。事先我把一些贵重的东西悄悄带进城，藏在懋贞大姐家，民兵追进城，在大姐家找到那些东西，全拿走了。我公公为自己准备的生茔，好大一座坟，修得很气派，也作胜利果实分了。坟都要分，他的棺材也给抬走了。　　每天白天晚上都在开会斗地主。一说开会，我就害怕。我刚到陶家，与人没有什么仇怨，积极分子们拿完我的东西就了事，没有斗争我，我公婆和另外一些人就惨了。他们把我公公吊起来打，先把老人的两个大指拇并在一起，再用一把火钳把两个拇指夹住，再用绳子把火钳捆紧，往屋梁上吊。寒冬腊月，民兵们把我婆母的衣服脱光，只留一件薄单衣，然后把她丢进一个盛满了水的大水缸里，再把她的头压到水里，过一阵又提起来，再按下去。天上下雪，水缸里的水冷得像冰，我婆母60多岁了，怎么受得了，造孽呀！我们全都被押在旁边看着，不敢哭，只有背过身去悄悄流泪。我陶家的二哥是民国时期天堑乡的乡长，也挨了不少斗。我二嫂更惨，手被点天灯。什么叫点天灯？在手窝里装上油，然后放上灯芯点灯。她还被大针穿进指甲缝，痛得昏死过去。 　　村里有个好吃懒做的人叫陶文斗，不做农活，在外面要饭混日子。土改工作组说他是叫花子，苦大仇深，给他分胜利果实。他做梦也没想到一分钱不花就会忽然得到这么多财产，一下就来了精神，成了最积极的民兵，天天提着棍子在村里走来走去打人。这个人后来培养成干部，送到部队当兵，转业后在天堑公社当武装部长。 　　地主们起先在各自村子里挨斗，后来集中关到我们附近龙洞村的一个大崖洞里，不准回家。那个大崖洞是一个大岩腔，现在还是老样子。后来我从那里过都怕，那里发生的那些事情太吓人了。我被强迫上山砍柴，每天做饭给洞子里送。那些民兵冷，还要我送柴给他们烤火，所以我看到了许多悲惨的场面。 　　县商会的主席朱耀庭是大地主，他的老婆被关在大崖洞。这个女人长得高高长长，挨的打多哟，说不完。民兵们要她把金银财宝交出来，她早就交完，再也没有了。民兵就把一条蛇放进她的裤裆里，再把裤腰和裤脚系紧，让蛇在她的下身乱钻。积极分子还发明一种叫 “舞转转”的刑罚，由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抓住朱耀庭老婆的手，使劲舞圈子，让她在原地不停地旋转。这个女人是个小脚，本来就不容易站稳，加上已经上了年纪，哪里经得住这样“舞转转”，一会儿就昏倒了。民兵们还不放过她，过一会儿又把她提起来舞。　　朱耀庭的小女儿不到20岁，还是个闺女没过门，你猜民兵们怎么整她？他们把她脱光衣服，捏住她的两个乳房，把又粗又硬的猪脊毛往她乳头里刺，刺一下那个女儿就惨叫一声。人家还是个黄花闺女啊！这个女儿活着出来，后来跑到外面去了。朱耀庭自杀了，他一家真的是家破人亡了。 　　我公公陶华轩、叔公陶馥轩，还有我那个当过天堑乡长的二哥，后来他们被押到乌杨镇，天天吊打。已经快过年了，不管日子怎么艰难，年总还是要过的，我和陶奎就天天等着他们回来过年。到了腊月三十，家家都在团年了，他们却没有回来。最后终于得到他们的消息，在腊月三十那天，正是万家团圆的时候，他们父子叔侄三人被绑到神溪口，就是县城对面的河坝，和另外几十个地主一起枪毙了。几天后才去收尸，他们的尸体在河边暴露了几天，已经变颜色了。我们不敢哭，眼泪往肚子里流，心里比刀绞还痛。一家三个同时被枪毙，暴尸河滩，这是个什么年头？ 　　家里没有一颗米一滴油，过年什么吃的也没有，我夫妻二人就沿着村子去要饭。我家陶奎是朝阳大学学生、小学校长，一辈子为人善良，没有做过亏心事，怎么落到这个田地呢？陶奎很顾面子，大年下走村要饭，是多么难受的事！在邻村赵大发家门口，我好一阵都不敢进去。赵大发以前是我懋智五哥的炊事员，我怕他划清界限不认我。哪晓得他是个善良人，见到我们亲热得很，说以前我懋智五哥待他很好。赵大发煮腊肉招待我，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 　　我婆母和二嫂都成了寡妇，经常挨斗，不久死去。1961年，陶奎饿死，我和惟一的儿子相依为命，直到今天。土改时我23岁，现在我已经80了，将近60年来，我从来没和任何人说过土改的事情，我怕提那些事，说起伤心。
　　那个箭头是谁画的
榆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9岁，当时我家住在成都中医学院内。学校停课了，到处贴满标语大字报。有一天，我和一个同伴来到一间空空荡荡的阶梯教室，见讲台上放着一个剩下一点点墨汁的小桶，里面还有一柄很大的毛笔，就抓起毛笔，蘸上墨汁，耍弄起来。　　我先在讲台地上划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红太阳，那是当时最流行的图案，然后开始练书法，写了五个大字“打到刘少奇!”那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讲台的地上被涂得差不多了，我们才乘兴而去。　　第二天，听说出了反标，我就跟着去看。地点正好在我前一天去过的教室，里面有不少人。我挤到前面一看，所谓反标就是有人在我写的“打倒刘少奇”的“打倒”二字旁边的墙上画了一个朝上的箭头，而上面是毛的画像。　　我天生耿直，就对旁边的人说，那字是我写的，只是那箭头不是我画的。我当即被人带去盘问。没想到，第二天，院内就有小孩朝我喊：“小反革命分子!”　　学院成立了专案组，我被叫去审问。我重复讲我的经过，他们不信，拿出毛笔，让我写给他们看，直到他们相信是我写的，于是便问我，是不是谁教唆我这么做的。我回答，没有，是我自己这么玩的。那人说，有这么好玩吗，是要掉脑袋的。这时我才知道这么玩的严重性。　　此时我父亲因民国时期做过警察，已经被作为牛鬼蛇神抓了起来。我母亲很害怕，就对我说，人家问你，你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就说是你爸教你的。我妈这一说，我反倒被吓哭了。我妈就去找专案小组的人说，不要对孩子搞逼供。　　专案组的人起初怀疑是一个大学生所为，这人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问我，当天是不是在教室周围看到别的什么人。我说，没有。我的确没看见。后来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老师对我另眼相看。有一次我迟到了，老师就说，让这个小反革命分子站在讲台上，给毛主席请罪。　　我常常回到家就哭，我妈没办法，见我哭，她也泪眼花花的。那顶小反革命的帽子很沉很沉，压在一个孩子稚嫩的心上。那件反革命事件一直没查出结果。好多年过去了，已没有人再喊我小反革命，但我仍感到压力，心头始终有一团恐怖的阴影。每有老师或学校领导找我，我就担心是不是我又犯了什么错误。 　　我很想知道那个画箭头的人，他的大手笔与我的命运紧紧相连。他是那个时代张志新似的先知，如果他那时被抓住了，中国可能又多一个被割喉的英雄。那个制造那场史无前例大灾难的恶人，如今还安稳地躺在中国人民的心脏地带睡大觉，其幽灵仍在神州大地游荡。
　　摘帽时刻
黄家铺　　我母亲因姥爷的问题，文革中党籍被挂了将近10年。她坚韧地挺着，一直工作在第一线，不服软，不检查。有一次被单位头头整得太惨，母亲回来向父亲诉苦。父亲是个除了工作别的都很粗心的人，那表情似乎有点事不关己，总说一句话：“要降温，你要降温。”母亲终于急了，当着我的面大叫：“你还知道什么！你就知道管你自己，降什么温，他娘的……”　　母亲的组织生活是1977年恢复的。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她从单位回来，第一句话咬着牙对父亲说：“那姓曹的宣布恢复我组织生活了，今后我看他还能把我怎么样。”一种说不出的怨愤。 　　朋友林虹的父亲当年在XX部计划司工作，1957年打成右派。1960年摘帽后，她父亲从改造的地方回北京的火车票已经买好，行装也收拾完毕，因情绪激动，竟引发心脏病猝逝。宣布平反是1979年的冬天或1980年初的某一天。那天林虹陪着妈妈来到父亲生前所在单位的右安门招待所的一间办公室，计划司一位副司长和人事司一位处长宣读了“改正”文件，内容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XX部（79X政字303号）　　改正XX同志右派问题的决定　　本部计划司党支部：　　根据中央（78）55号文件精神，对XX同志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的问题进行了复查。经研究，同意计划司党支部关于“改正XX同志右派问题的报告”，撤销原XX部“对右派分子XX右派定案结论”，并恢复名义，以消除影响。附改正结论报告二份，存部文书档案和发给XX的家属，并望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　　XX部政治部（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　　所附改正结论报告，全文如下：　　关于改正XX同志右派问题的报告　　XX部政治部：　　XX，男，现年五十八岁，湖南省湘潭县人。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年参加工作，一九四九年加入共青团。一九五五年肃反时被清洗出团。原为XX部计划司十八级科员。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划为右派分子。一九六○宣布摘掉其右派帽子，由于过于兴奋，激动至死。　　XX同志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划为右派的主要依据是：　　XX说：“肃反时中央提出百分之五的口号是主观臆测，因此下边排队凑数，不该斗的斗了，不该肃的肃了，徒伤感情，这个问题中央应检查。”并认为“肃反采取群众性运动，好处是公安部门省点事，坏处是形成以党代政”，“肃反调查人员是捕风捉影，抱着主观臆测的意图，一定要找到某人政治尾巴，回来邀功受赏”。他说：“机关必须有一个较完整的纪律，不能随便给一个人停职反省，不给工作权和劳动权，因此，我希望今后应有机关纪律，社会应有法制。”　　XX说：“忠恕之道是可贵的。”认为“党没有充分估计到知识分子的作用和进步，这包括他们的事业心和自尊心。”认为“士可杀不可辱”。并说党对知识分子“不是当同志看待，而是多多少少当敌人处理，特别表现在肃反中”。说党的干部政策是“任人唯党”，“无党不长”。主张“肃反以后可以以才为主”。认为储安平“党天下”谬论是“打中了党的要害”。认为“章乃器的言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对反击右派的文章则大骂“他妈的，愈看愈生气”。　　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经过复查，认为XX同志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主要是对肃反、审干、提级、评工资等有不同看法，所提意见带有偏激、不满情绪。他希望今后应有机关纪律，社会应有法制的意见，从现在看是正确的。他对储安平“党天下”的看法是错误的，但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构不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应从正面进行教育。因此，我们认为，划XX同志右派是属于错划的。对某某同志右派的政治结论，应予改正，并恢复名义，以消除影响。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XX部计划司党支部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文件宣读完毕，交到林虹妈妈的手上。林妈妈看上去很平静，没有哭。1957年林父错划时，林母才32岁,现在已是两鬓斑白了。她用37块钱的工资和一个人的爱，养活着两个女儿。她等来了“改正”，却已经没有人了。“但是我注意到了，在接那张纸时，妈妈的手在哆嗦。”林虹当时哭了：“那张纸我看得很重，我觉得多少年来，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终于有人想到我们了，我终于可以抬头了。多少年了，现在我终于可以和别人谈我爸爸了。以前，我绝口不和任何人谈我的家。分工作我坚决不去我爸爸工作的系统，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希望，无论多么努力，单位也不会照顾你，我和那些现任干部的子女永远也不会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谈朋友时，我有一种自私的想法，想找一个出身好的，不为别的，只为将来有了孩子，让他填表时可以好过一些，别像我那样自卑。我不求嫁个有钱的，从小我就没钱，我相信都有两只手，生活不会有问题，只是将来如果有运动再来，别让我孩子再遭罪。直到我们接到那张纸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中国不会再搞政治运动了。谢晋去世了，我大老远去给他送行，只为感谢他当年拍了《牧马人》、《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都是给右派平反的，至今还记得《芙蓉镇》结尾那个疯子喊着‘运动喽，运动喽’，那么瘆人。”
　　(继)　　大庄比我大一岁，是独子。他父亲是“叛徒”，问题复杂，据说因他当年叛变还牺牲了同志。他被押整整11年，从1967年一直到1977年，出狱后仍然没有结论。大庄说：“他出狱时，我根本都不认识他了。以前他回家就少，我长那么大，很少叫他爸。他整天在外面忙，被抓前我都不知道，等我们家被抄，我天天挨揍，才知道他是叛徒。”1980年被平反时，宣布给他平反的人就是当年揭发他是叛徒的人。那人自己后来也被整，多少年没得好，老了老了可能是良心发现，组织调查时，他承认揭发的事实很多都是猜测。大庄说：“平反时我挺高兴，房子已经被人占了，又给了一套，但原来我住的那一小间没收回，还给我留着。我跟我爹本来就认生，文革这些年我跟野狗似的到处乱跑，平反后不愿意受人约束，所以我还住我那一小间。最实惠的是补发了工资，小两万块钱，我妈早死了，钱都给了我，呵，我那时候真他妈叫阔。”　　长期失去亲情，所以也不渴望亲情，在冰河刚解冻时期，像大庄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他们很少考虑自己遭难的父母究竟是否真有罪，因为他们弄不清楚，也没有判别的能力。更可怕的是，他们不少人有着强烈的被扭曲的“是非感”。在无产阶级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相信党和毛主席不会有错，就是自己的亲老子做了对党和人民有害的事情，也应该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子女，所要做的，就是要和他们划清界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心灵的扭曲，价值观的错乱，造就了一批像大庄这样和父亲“认生”的孩子。一位朋友（女性）对我很委婉地提出的这个话题很敏感，立刻说：“你不用绕弯子，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不就是当初对父母的态度吗，当时我们能怎么样，他们被抓起来了，但我们还得活下去，不划清界线能行吗，不写批判稿能行吗，不当着众人骂他们能行吗，你不革命你能活吗，不打死你才怪呢。等懂点事了，我还真从心里冤恨他们，不是他们，我们能成那样吗，人不人鬼不鬼的。” 　　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指出：“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至今还没有改造好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富家庭出身的社员，他们本人成分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与其他社员一样待遇。凡入学、招工、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看政治表现。” 　　贫下中农对这一决定的反应最开始是震惊，然后是不适应：多少年被他们踩在脚下的地主和地主崽子也成了正式社员，和贫下中农平起平坐，这对穷得只剩最后一点政治优越感的“正式社员”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尤其是农村的基层干部，他们对地富反坏分子和他们的家属打骂惯了，看惯了他们恭顺的样子，忽然要给他们摘帽，给这些驯服的家奴们都脱掉贱籍，于心理，于实惠，都有不小的损失。　　然而对于那些从一“解放”就被压在十八层地狱，一压就是30年的贱民们来说，那实在是久旱盼云霓，急不可待。对知道已经上面有了精神而下面拖着不办的基层干部，他们的那种反弹情绪十分激烈。我的一个战友，叫传富。传富有个比他小几个月的远房表弟，叫有富，地主出身，就演了一出“拳打镇关西”的闹剧，差点被送进公安局。　　有富自小定下一门亲，是邻村一位富农的女儿。那时地主找富农，是门当户对。小时他们同在一起上学，玩得也很好。长大后，这女孩儿出落得很漂亮，竟然被队长的儿子看上了。三人在小学都是同学。队长觉得，自家是贫农家庭，又是队长，与富农家结亲，那是女方高攀，根本不在意有富两家原有的约定；再说，有富的定亲，只是家长口头承诺，这种“封建做法”，如今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摆不上台面，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女孩儿的富农家长也想攀队长这个高枝，有这棵大树荫蔽着女儿，有这么个亲家为自己遮风挡雨，那是既实惠又风光的事。　　女儿很顺利就出嫁了，但从此有富心里就种下了仇恨。这事两个村的年轻人都知道，但事后谁也没再当回事。两年后，地富摘帽的精神下来了，有富很快找茬把队长打了一顿。不管怎么说，队长是长辈，这种以小犯上的事，除去“阶级”因素，也有悖农村的公序良俗，不得人心。不过大家心里都明白，有富出这口恶气也情有可原。这一顿打得不轻，队长趴了好几天。几天后，队长大约也想明白了：大势所趋，世道要变了。自己的儿子是个软骨头，个子矮，没力气，不是有富的对手，在娶儿媳的问题上自己也确有理亏之处，所以他没听一些人把有富送公安局的拨弄，反倒最早把有富家的地主帽子给摘了。
　　@zhouquan楼
09:05:08　　楼主开此贴必被骂的狗血淋头啊。现在敢理性分析前三十年的人太少了，批评甚至造谣前三十年成了政治正确。像造谣三年饥荒饿死千万这种谣言居然连政府都不去辟谣。　　现在享受着物质丰富的一代人很难理解今天的成绩是站在前三十年的基础上得到的，而且如果不是右倾过了头，很多事情还能更好。　　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理性分析和理解前三十年的成就和问题。　　希望楼主坚持，不要被那群疯狗打倒。　　-----------------------------　　理性个鸡巴铲子，一说事实的东西，楼主，还有那个什么杨中将的马甲，开口就丢人，完全都是瞎编的东西。　　事实那时的学校危房太多。特别小学，基本都是破烂得不成话。。。一下雨就保证漏水。　　这些都是只要四十五以上，一说就忽悠不了的。。。。尼玛就这也来领五毛。。。。　　你们丢人我已经麻木了，我的意思是，你们忽悠，拜托也最少有点职业道德，最少说的东西，问下我们这些挨饿一代的人。别老是闹笑话，做炮灰。
　　小反革命张量冠
人　　张量冠，湖北随州人，生来嗓门奇大。儿时，哭闹是他“惩治”长辈的法宝，谁招惹他，他就大哭大喊，叫得你不得不掩耳走开。量冠4岁时，就会唱《社会主义好》之类的歌曲，后来还会唱黄梅戏，常常从这个山头唱到那一个山头。此时他的语言天赋也显露出来，能随口将一些革命歌曲改头换面，重新填词唱出。为此，他受到大队干部的严厉批判，其父母还在大队会上做过检查。　　小学三年级时，张量冠9岁，偷偷看家里的藏书《青春之歌》，看后诗性大发，在扉页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天茫茫，地茫茫，雨雾遮盖似围墙，天间禾苗没头顶，渴盼天上出太阳。”当时正值文革期间，县、公社、大队联合召开批判大会，批斗张量冠，将他定性为“根红苗不正的小反革命”。　　11岁小学毕业时，张量冠被取消推荐读初中的机会。之后两年，他有时间就偷看各种毒书。那是其母任大队妇联主任，负责管理破四旧收上来的各种毒草书籍。母亲发现后，将他暴打一顿，烧毁了他的全部诗作。　　两年后，13岁的张量冠重返课堂。他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加倍用功。高中时接触英语后，他通过各种途径自学英语。他所读的中学，英语师资缺乏，英语老师生病或有事，便由他代英语老师上课。1977年恢复高考后，张量冠以优异成绩考入南开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
　　我的初中
青　　一九五八年，我升入初中。学校初建，只盖起办公室、教室和宿舍，教室与教室、宿舍与宿舍之间，隔着大大的土堆。开学伊始，学校为每个班配置了大筐和抬杠，我们便开始了旷日持久的铲高垫低工作。接着是大炼钢铁，我们班被分去背铁矿石。每天一早出发，翻过一座大山，又爬上另一座更高的山，才到有矿石的地方，往返几十里，走山间崎岖小道。每天背两趟，第一趟尚可，第二趟就力不从心。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放卫星”，谁背的多，大喇叭上便会表扬谁。我那时身体瘦小，体重只有八十斤，每次居然背六七十斤。每晚收工在九、十点钟，日子一长，瞌睡难熬。有一次边走边打盹，竟栽进一个小沟里。还有一次，天已晚了，才开始从山根向上爬，双腿实在僵硬得不听使唤，浑身像散了架，脑袋发胀，便把背上的矿石卸去大半，回来时剩下二十几斤，为此受到批评。这样背了一个多月，才允许返回学校，进行正式大炼钢铁。　　起先，每炼出一批铁疙瘩要过磅。后来眼见我们班落后了，其他班级已经上万斤，班干部们一合计，决定也跟着“放卫星”。我们班也一万、两万甚至十几万地报了上去。果然，学校的大红喜报也送到我们的场地上。大家都很兴奋，觉得好玩极了，争“放卫星”成了吹牛比赛。到了晚上，很少有人去睡觉，实在困得撑不住，靠墙打个盹儿，接着再干。从校内到校外河堤上，平炉一座接着一座，火光映红夜空，高音喇叭不断传来新的喜报，比过元宵节还热闹。　　大炼钢铁一结束，学校又让深翻土地。说是深翻的土地，种的山药蛋可以结二十多层，每亩可收几十万斤。学校要求我们必须确保挖一米深。几个人一组，先挖一条一米宽、一米深的长壕，班干部量过尺寸，再挖同样一道长壕，将先前的长壕填满。这样深挖过的土地，人行走起来十分困难。第二年播种时，牛一进到地里，四条腿深陷下去，肚皮挨着地面，人们费了很大劲才将牛抬了出来。那个村的农民气愤极了，说这简直是在破坏他们种地。　　从背铁矿的工地上回来，正式的大炼钢铁尚未开始，学校在做准备工作。利用这短暂的休整期，我请了两天假，回村看望家人。一进门，炕上乱七八糟，八岁的妹妹照看着四岁的二弟和两岁的三弟。他们紧紧把我围起来，问我为什么很久没有回来，争着和我亲热。傍晚，母亲从地里回来，一脸疲惫。从她口中得知，父亲到东南山上大炼钢铁去了，村里男劳力全走光，地里的庄稼全靠女人，无法弄回，有的已经烂在那里。母亲还告诉我，近日祖父和伯祖父被人从口外押回，关在公社里，听说每天只给几两粮，饿得厉害。第二天，母亲特意蒸些窝窝头，要我带着到十五里外的公社看看两位老人到底又犯了什么事。　　走进公社大院，首先看到烈日下跪着一排老头。我的心格噔一下，急忙走上前，中间有我的祖父和伯祖父。他们都低着头，豆大的汗珠不停地往下流，裤腿挽起，膝盖下面是碎玻璃渣子。我走到爷爷面前，低声叫着，问他：“这是咋啦，你因为啥又被押回来？”他摆摆手，示意我别问，大爷（伯祖父）也不住地摇头。这时从房间里走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干部，招手让我进去。他问了姓名，然后告诉我：“你爷爷他们是因为土改时未斗垮，现在押回来重新斗争。”并要我和他划清界限。我本是给老人家送点吃的，那人把窝窝头留下，示意我赶快离开。
　　爷爷他们当年土改时净身离家，房子、土地都被分了，奶奶和母亲领着三叔和我讨吃要饭过了一年多，还有什么没有斗垮呢？爷爷走时，还是托我母亲向姥娘家借了二十块钱作的盘缠，没带走任何东西，怎么过了十几年又重新斗争呢？要我和他划清界限，也要讲道理呀，他究竟犯了什么罪？后来得知，当时人民公社刚成立，资金极度匮乏，购置农具没有钱，盖大队办公室、修建粮仓、筹办饲养处都没有材料。队里先是动员人们入股，经过几年高级社的折腾，多数人早已一贫如洗，谁有资金？我村为了盖办公室和库房，曾几次动员一户徐姓人家献出闲着的房子，徐家不同意。后又动员其入股，说是要作价，将来偿还，徐家还是高低不答应。最后村干部伙同一个下乡干部，秘密做了一份材料报到县里，徐家很快被定成漏网富农。于是，他家的那几间闲房被顺理成章地没收。重新斗地主富农，就是希望借以解决资金问题。 　　公社想从我爷爷身上斗出两千元，村里又给我父亲加上五百元。那天晚上，父亲被叫去，逼他交钱，他交不出，被五花大绑捆了一绳，又被吊在房梁上，昏死过去，几次用凉水喷醒。次日上午，我正在街上和几位本家叔叔闲聊，支部书记邢耀龙走过来，劈口问我：“你爹躲在家里干啥，为啥不出去干活？”我正在气头上，粗声回应他：“被你们打得快死了，还能干活！”“啊，谁打他啦？你小子不要胡说八道！”“你知道还装啥洋蒜！”他一下子火了，跳到我面前，双手叉着腰，大声训斥道：“不要以为你上了中学有啥了不起，还想反攻倒算哩！”“你也不要以为当了支书想干啥就干啥，国有国法哩！”他恼羞成怒，伸手打我两个耳光，气急败坏地叫道：“敢教训老子，你个小地主崽子，还反了哩！”我正要还击，被几位叔叔硬是拉着推回了家。父亲和母亲把我训斥一顿，说我不懂事，在村里谁敢得罪支书啊！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世的不平，这两记耳光是我终身难以忘记的耻辱。　　回到学校后，心情很久不能平静。后来，周围的同学，有的入团，有的加入基干民兵，得到老师的信任，这些都没我的份儿。有时班里召开积极分子座谈会，我也无缘参加。我处处不如人，唯有努力学习，把别人远远甩在后面，才能让我受伤的心得到些许安慰。 　　不久，远在集宁的二叔来了一封信，说他把年初和一位老乡合买的马车卖了，将卖得的七百元钱寄回了公社，汇款单上的收款人是我，要我去查问一下。本来到公社问一下就完事了，可我却怎么也想不通。他们当年流落到口外，十几年的艰辛，就积攒下这么一点财产，完全是靠自己辛苦挣来的，凭什么要交给公社，这是土改时未斗净的财产吗？这是靠剥削得来的吗？那时我也常常看报纸，哪有这样的政策！照此下去，再过十年，还要重新斗争呢，那不是西瓜皮擦屁股——没完没了吗？　　我走进公社办公室，直接向他们要汇款单。一位三十多岁模样的干部问我：“你凭什么要，那是寄给我们的！”我说：“汇款单上收款人是我，我有权要！”“给你个毬！”这位干部粗野地骂道：“我们已经把钱取回，汇款单在邮局，你到邮局去看吧！”“那你们也得给我个收据。”“给你收据，以后想算账咋的？”另一位二十多岁的年轻干部也来帮腔，并且用讽刺的目光看着我说：“你算个毬，给你两个耳光还差不多！”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我，一定是公社开会时支书谈到了打我的事。我的自尊心又一次受到伤害，非要他们开个收据不可。那年轻干部把我推出门外，我又一次冲进去。那个三十多岁的干部吩咐旁边几个人：“给我取根绳子，把这个小地主捆起来，我就不信你小子还反了哩！”　　正在这时，我们村的彭聚财老汉走了进来。土改后，彭曾当过二年村长，后来到乡里工作，公社成立时担任信用社主任。一见这情景，彭老汉死拉硬拽将我弄出公社大院，并一直推出村外，大声喝喊道：“快回去吧，这是你说理的地方，捆一绳子还不是白挨，年纪轻轻的，别瞎闹，这是政策，你能抗得过！”彭聚财和我爷爷年龄差不多，过去农忙时曾给爷爷打过短工，和爷爷关系一向比较好。父亲说：“你彭大爷真是为你好，捆你一绳子还不是白挨，今后凡事要忍耐点。”听着父亲的教诲，我心里总是难以接受。人们为什么这样不讲道理？这年放寒假，新来的红旗班主任，给我的操行鉴定表上写道：“该生思想反动，抵触现实。”我去问他，他说：“你曾经大闹公社，还以为我们不知道，以后要放老实点。” 　　初中三年很快结束了。在班里，学习方面，我始终是第一名，可是从思想方面来看，又是全班最落后的，属于倒数第一名。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后半年，班主任由吕国瑞换成元子忠以后，对我的嫌弃更显突出。元当兵出身，转业后先在劳改农场管理犯人，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竟到中学当班主任，还被称为红旗班主任。他与班里大多数学生都不融洽，动辄吹胡子瞪眼睛骂人，同学们很讨厌他。 　　临毕业时，班长提议，在自愿的情况下，每人出两元钱，凑起来给原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吕国瑞买点礼品，以表示对他三年来辛勤教导的感谢。我也交了钱。班长他们几个年龄较大的同学，张罗着绣了一面锦旗，还买了些礼品。离校那一天，小雨，家在农村的同学无法成行，我们便把行李存放在刘桂栋同学家里。刘三年来一直和我是同桌，他很小父亲去世，母亲靠给人们做针线维持生活。次日雨停，我们各自回家，等待升学录取通知书。　　回家只住三天，我便去集宁看望爷爷奶奶。爷爷在张家河公社被关至年底。二叔卖掉他和三叔的自行车，又借了点钱，凑足五百元寄回，总算把爷爷赎了出来。父亲对爷爷的情况很不放心，早想去看看，由于请不准假，只好委托我去。　　一个月后从集宁返回时，录取通知书早已发完。我到学校去问，回答是未被录取。接待我的那位老师不无惋惜地说：“真可惜啊！你在全地区考取了第一名，唉，唉……”我问他我为什么，他只是摇头，示意我别再问了。我随即到和我要好的同学雒义家，雒告诉我，原来是那两元钱闯的祸。我们送给吕国瑞老师一面锦旗，惹恼了元子忠。他指令团支书整理一份材料，说我们放假后，在刘桂栋家里以存放行李为名开黑会，密谋反对他。于是，以班长为首的一个反动小集团便被制造出来了。尽管我们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学达到了录取分数线，可最后只录取了寥寥数名，也就是靠近团支书的那几个人。凡出两元钱的人，统统被视为这个反动小集团的成员，全部落榜。雒义讲完后，我突然问他：“招生委员会为什么不来调查一下？情况不是这样的嘛！”“你说人家是相信组织，还是相信你个人？”我无言以对，只觉得自己完了，到头来还得回村受穷受欺负。一种从未有过的悲凉情绪，久久地弥漫在心头，真是懊丧极了。我虽然拿到了初中毕业证，却从此失学了。
　　邓贼对社队企业和农业机械化的破坏不是大包干开始的，他一上台就开始，我们这儿，至少在　　1978年他就大肆攻击社队企业，本来我们工厂的生产任务不足正是他复辟上台造成的，就拿我　　们厂来说，把农业机械化破坏了，农机厂还有生产任务吗？除了不给农业机械化贷款，不准农　　机厂帮助农民培训人员、大批知青返城造成农业机械化缺少农机技术员，等等以外，还有他们　　不顾中国实情，提出极端荒唐的的方针，说人家美国已经在用几百马力，有冷气的拖拉机了，　　我国却还在生产手扶拖拉机。攻击根据我国的复杂地形、气候、土壤、农村经济等情况办起的　　农业机械厂是什么“百花齐放”，要走“黑龙江友谊农场的路”，也就是化极高的价钱，购买　　外国的几百马力大农机，首先哪儿来的资金？其次这样一来我国自己的农业机械工业不是被闲　　置了吗？于是农业机械化被破坏，农机厂大批被闲置被摧毁。除此以外，毛时代我国为了农业　　机械化，每个县办起了一个到两个农机修造厂，作为农业机械化的售后服务，他们却荒唐地提　　出“专业化合作”，强制性地把农机修造厂改为专业的零配件厂。比如我们这儿的南充市农机　　修造厂，就成了齿轮厂，最后失败垮台，而农民买了农业机械却无处得到售后服务。　　就是这样大批的工厂被闲置起来了，甚至被摧毁了，而农业机械化也被破坏了。已有的农业机　　械大批锈蚀，几百马力的特大型拖拉机既不可即又不可望。工厂闲置了，邓贼又有话了，他们　　说现在正规的工厂都没有事干，还办社队企业干什么？农村的社队企业也被大批破坏了。邓贼　　这是在重复文革前的老路。你们哪儿不是也破坏了吗？当然最最彻底的毁灭性因素就是大包干　　。　　但是各地不尽一样，许多地方，特别是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农业机械化和农村工业化　　已经站稳了脚跟，虽然也被破坏，很快就由站立起来了。这是八十年代初的事情。到那时邓贼　　就说社队企业是他提倡的，毛时代，甚至文革和大跃进是破坏者。但是对于社队企业他没给一　　点帮助，只是成功的就是他的功劳。　　失败了的就要推给别人。你说的：“华国锋时期尽管有‘洋跃进’”——这不是事实！！！首　　先1978年邓贼搞了一个大规划，比如宝钢、仪征、扬子乙烯等等劳民伤财、胡子功臣、无底洞　　，是邓贼搞的。华国锋本来也不主张，后来犯贱要去宣读这个计划，出了问题邓贼就归罪于他　　。邓贼所以要搞这个大规划，那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懂经济，只会搞这个。事实上自从这个大规　　划破产后，他就什么都没有了。其次：他为了复辟篡权，需要标榜自己是四个现代化的化身，　　于是毛时代办的工业都被他攻击为“小生产方式”。其实毛时代除了地方工业和社队工业以外　　，中央大工业也搞得很好。比如：我国的造船工业、大飞机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都是文革兴办的，也是批了刘邓路线办起来的。造船工业就是批了“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建设的。大飞机工业也是这样，邓贼复辟，把大飞机砸掉了，电子计算机工业也砸掉了，就是为了给帝国主义当殖民地，“造不如买”。当时我们的大飞机运十超过了欧洲的空客，电子计算机DJS-100系列和美国最先进水平只差三年。　　邓匪攻击文革反对引进，这是造谣诬蔑。我国最最成功的引进项目上海的金山，是“四人帮”建设的。1972年毛主席亲自批准引进一大批先进项目，这就是“四三方案”。即使1966年到1969年的真正的文革时期，我国还是引进建成外国的先进项目的，我就知道泸天化的十万吨化肥、兰州和北京的化纤三个项目，是那时投产的。邓匪没有道理就靠造谣过日子，靠剥夺对立面的发言权已经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而过日子。
00:49:31　　前20多年人民没饭吃，原因在于闭关锁国，如同现在朝鲜。　　-----------------------------　　@星剑飞扬
10:39:10　　那请问蒋时代人民有饭 吃？　　--------------------------　　@
01:53:55　　蒋时代刚开始军阀混战，后来二战，老百姓也苦，但即使如此也没出现过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上千万人的惨剧。　　-----------------------------　　@cr361
08:29:16　　您上当了！　　按右派的死亡率超过千分之10都算“饿死”的小流氓逻辑，旧中国年年都比“三年自然灾害”严重得多！当时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年年都比“三年自然灾害”严重得多！！！　　-----------------------------　　@山丹丹开花2000 17楼
09:29:18　　父子恩怨 宏 昌　　孟树亘曾任国民党144师副师长。台儿庄大战时，他浴血奋战，获“抗日英杰”奖章。文革开始后，孟树亘因
问题受到冲击，其子孟凡民宣布与父决裂，并成为造反猛将。　　有一次，孟凡民所在的造反团体准备召开一场批斗会，批斗对象包括其父孟树亘的莫逆之交、保定市第十二中学教师李湛功。李湛功的二哥将李接到家中藏匿，造反派发现他失踪了，到处查找。孟凡民知道内情，通报给造......　　-----------------------------　　是啊，我上当了。我们生活在天堂里。我们的上一辈老人，天天衣食无忧。外国民不聊生，我们要在毛主席的带领下解放全世界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
01:53:55　　蒋时代刚开始军阀混战，后来二战，老百姓也苦，但即使如此也没出现过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上千万人的惨剧。　　-----------------------------　　@星剑飞扬 12楼
08:20:03　　能说出饿死上千万就足以证明你是脑残，国外的敌人都没有丧心病狂的说出饿死上千万，你从什么地方得到饿死上千万的结论？从1949人口从4亿到1976人口10亿，人均寿命从30到60，另外现在80后的父母大多是那个年代出生，而且80后多是独生子女，你知道80后独生子女的数量是多少吗？饿死千万都让人口这么多，你这SB也脑残的可以　　-----------------------------　　儿子，怎么能说爸爸我脑残呢？听话，回家做作业去吧。哪天星期天到你爷爷家让你爷爷和你说说60年的事情。60年对农民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回忆。如果还不信的话，等你做完暑假作业，爸爸带你到农村去做个调查，问问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
　　三年自然灾害 锁定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以上是百度百科对三年自然灾害的解释。　　60多年过去了，到现在连GCD自己都承认了。你们这些毛左们却依然不相信。年纪小的中学生们也就算了，还有一些成年人居然也不相信，不承认。
12:37:27　　儿子，怎么能说爸爸我脑残呢？听话，回家做作业去吧。哪天星期天到你爷爷家让你爷爷和你说说60年的事情。60年对农民来说都是刻骨铭心的回忆。如果还不信的话，等你做完暑假作业，爸爸带你到农村去做个调查，问问农村60岁以上的老人。　　-----------------------------　　你这种蛆，用不用你那死鬼爷爷从坟地里起来带你去看看蒋该死时代人民如何民不聊生？毛时代再不好也比蒋时代进步一万倍，蒋时代给毛主席时代打下什么样的底子？另外有哪个农民会告诉你国家饿死几千万？你们全村都饿死，你就得出中国饿死几千万？你这种蛆的嘴很神奇啊，你说谁是你儿子谁就是你儿子？是不是你爸爸也是你儿子？你这条蛆，都不配做人
12:46:16　　三年自然灾害 锁定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以上是百度百科对三年自然灾害的解释。　　60多年......　　-----------------------------　　你这SB，大家不信的是你开口闭口饿死几千万
00:49:31　　前20多年人民没饭吃，原因在于闭关锁国，如同现在朝鲜。　　-----------------------------　　得了，是朝鲜闭关锁国？明明是对贸易封锁
　　@曹为平2 28楼
11:59　　邓贼对社队企业和农业机械化的破坏不是大包干开始的，他一上台就开始，我们这儿，至少在......　　-----------------------------　　他们既然要搞分田，那就应该推广小型农机　　
　　反毛反邓－－－－－－美分　　反毛捧邓－－－－－－利益集团五毛　　捧毛反邓－－－－－－屌丝毛左　　捧毛捧邓－－－－－－学生，自干五　　还有一些小分支，包括常凯申，周嗯来，刘少气之类的，基本也是上面的小类，蒋粉，周粉等等。其实大部分人根本不清楚自己的政治立场，不了解历史，只是随大流，这样很危险，没有自己独立观点，难免会沦为别人的奴隶，当枪使。　　在反毛立场上，美分和利益集团五毛这一对死敌却一致，不过美分犯方向性错误，理应攻击的是利益集团，但错误的认为老毛是标志，所以被利益集团利用转移攻击方向，各大论坛都放行反毛言论，却不见反邓言论，这很奇怪。而利益集团背后偷笑，减轻了自身压力。　　而美分的这种攻击把部分群众推到支持老毛的立场，反而减少了民主自由平等的统一战线。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中，美分不去反利益集团，反毛却特卖力，这不是南辕北辙吗。　　可能历史菜鸟会奇怪利益集团五毛为什么反毛，其实很简单：官僚集团文革受到打击，靠政变上台之后，非常害怕文革,所以故意夸大文革错误，为官僚集团执政制造合理性，这就是为什么在各大网站论坛都可以反毛黑毛，都不会被删贴，但是反邓言论，不仅看不见，反而有被请喝茶的危险。但利益集团同时不会纵容美分肆无忌弹反毛，因为完全否定老毛，利益集团的的执政正统性就会遭疑。 　　很多伪公知反毛，美分以为他们是公知美分，但其实他们是高级利益集团五毛，浑水摸鱼的，是利益集团用来收编美分的，假扮美分，因为他们太懂历史了。所以分辨美分和权贵五毛的方法就是看他们对邓的态度，如果只骂毛而赞扬邓或者当今圣上，很显然是五毛，因此在反毛上，美分给利益集团五毛当了走狗，成为反毛的急先锋。　　在反邓立场上，美分和毛左一致，由于邓代表的是官僚资本主义，以92楠训讲话为基调，以摸石子过河为掩护，以猫论为强取豪夺做理论基石，利益集团非法获利不少，所以成为美分和毛左的攻击目标，靠敲骨吸髓的利益集团理应是普通老百姓敌人的，但是这难不倒利益集团五毛，稍加挑拨，谩骂，转移以及禁止发帖就轻松搞定。没办法，谁叫人家掌握宣传机构呢。毛左经常使用右派这个词，很不精确，虽然所指的右派是利益集团，官僚资本，但是很多美分会误认为自己就是右派，导致毛左和美分互掐，你说你们两个在野党互掐有什么意思呢，这不正好上了五毛的当了。 　　毛左和美分要仔细分析主要矛盾，清楚重点斗争对象，团结战斗，才能事半功倍，要不然被人利用都不知道。
　　@星剑飞扬
16:50:00　　@楼
12:46:16 　　三年自然灾害 锁定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　　—————————————————　　三年困难时期的户籍差别：不是贫富而是生死　　国家人文历史　　28 放到桌面　　1958年1月，国家出台了《户口登记条例》，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户籍管理制度的正式建立。从宏观经济角度着眼，在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有利于城市的剪刀差。农民成为工业化的垫脚石。　　学者温铁军在《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一书中也引用了上述估算方法：“据估算，年国家征购粮食共约1.25万亿公斤。统购与市场价格的差额约为2500亿元。”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业中隐蔽地抽走了5823.74亿元，加上农业为国家交纳的税收1044.38亿元，两项合计6868.12亿元，约占农业新创价值的18.5%。另根据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1986年的推算和温铁军引用，“年计划经济时期的25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总额估计在6000亿-8000亿元。而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国家工业固定资产总计不过9000多亿元。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主要来源于农业。”　　如果说这些数字尚不足以给你震撼，那么真实的生活会帮助你读懂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确立不久就赶上“大跃进”，紧接着就是三年困难时期。户籍便决定了生死。困难时期，城里人保证有粮食供应，哪怕是定量供应。　　所谓定量供应，就是根据东西的多少，按人分等级平均供应。那时对职工干部和城镇居民主要生活物资的供应标准是：成人每月粮食22至25市斤，食油2至4两，肉2至5两。实际上，这个标准也难以保证。粮票分三类：全国通用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前两种粮票分别在全国和全军使用，地方粮票是哪个省的只能在哪个省使用，跨省无效。食油票，随粮票印发。困难时期成人每月供应二两。布票，不分供应标准，居民农民、大人小孩一样，每人二尺。棉票每年每人一市斤。限时购买，过期作废。糖票，无规定标准，也不保证供应。三年困难时期每人供应过二两。产妇、肝炎患者凭医院证明，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买一点。此外，还有众多的蔬菜票、煤油票、火柴票、豆腐票、豆渣票、花椒票、草果票等等。即使是城里人，不同城市之间也有很大差别。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供应相对充足，而中小城市就差远了。　　三年困难时期，虽然中小城市粮食供应不足，导致很多人得了浮肿病，但真正饿死的很少。大量饿死的是农村人。当时，一碗粥价格一毛五，可要二两粮票。农村人没有粮票，就算有钱，也买不了一碗粥。在户籍制度严格执行的时代，“禁止农民流动求生”，农村人无法离开土地，只能在家等死。　　农民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前，确实非常相信共产党的政府是为老百姓的政府，农民经常说“共产党不兴饿死人”，因此在发生饥荒时，农民都对政府抱有极大的希望，认为政府不会见死不救，等待国家发救济粮，救他们的命。事实证明我国当时的许多干部辜负了农民的信任。究竟饿死多少人？学术界有争论。按保守估计，农村有上千万人饿死。　　那一刻，户籍的分别不是贫富，而是生死。　　户籍制度实施以后，农村人地位就变得特别低，命贱、不值钱，连死的价值都不一样。即使到了21世纪，在一起车祸中，如果死了两个人，一个农村人、一个城里人，赔偿金额是不同的　　
22:48:57　　@星剑飞扬
16:50:00　　@
12:46:16　　三年自然灾害 锁定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　　......　　-----------------------------　　可笑，一个保守估计饿死上千万，有数据做支持吗？我所看到所谓的饿死几千万大多经不起推敲
　　@cr361
04:05:02　　当时的确穷，记得上小学时没电，用煤油灯，把鼻子熏的黑黑的。 　　经过苦难，才理解之，才能正确对待父辈！ 　　该如何对待？满怨、责怪、理解、尊敬、感动、嘲笑…？ 　　请各位光明磊落地回答！　　—————————————————　　你就是一五毛别出来丢人了　　
　　联 合 国制订的温 饱线是人均280公斤。　　在人 口爆 炸 式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以世界水 平1/3的人均耕地面积，到上世纪七 十年代解决温 饱，了不得！
00:49:31　　前20多年人民没饭吃，原因在于闭关锁国，如同现在朝鲜。　　-----------------------------　　@星剑飞扬
10:39:10　　那请问蒋时代人民有饭 吃？　　--------------------------　　@4-07-30 01:53:55　　蒋时代刚开始军阀混战，后来二战，老百姓也苦，但即使如此也没出现过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上千万人的惨剧。　　-----------------------------　　这是胡扯，蒋时代人口负增长，人命贱如蝼蚁。毛时代再怎么说也是把人均寿命从35岁拉升到了76岁。而且毛时代的艰苦是以节制轻工业、偏重重工业而导致的显现，和过去搜刮民脂民膏，造成的民不聊生有本质的区别。至于“饿死三千万”早已臭遍大街的轮子谣言，不值得一搏。
　　@cr361
04:05:02　　当时的确穷，记得上小学时没电，用煤油灯，把鼻子熏的黑黑的。　　经过苦难，才理解之，才能正确对待父辈！　　该如何对待？满怨、责怪、理解、尊敬、
、嘲笑…？　　请各位光明磊落地回答！　　-----------------------------　　@胡瓜
15:16:47　　你还光明个鸡巴铲子，一说那个年代的事情就信口胡说，破绽百出。。。　　你给毛万岁洗屁股有啥时候靠谱过一次。　　-----------------------------　　你更像个弱智。
　　@ustcjtt
04:31:00　　后三十年就是儿子，怎么都有前三十的基础。我看来，前三十年是恶劣的父亲，没有这个中国会更好。像是一个恶棍的父亲，生了一个好儿子，儿子有点能耐都是父亲打的基础。可是和其他父亲比较一下，整天吃不饱饭打骂儿子，这样绝对称不上尽到父亲的责任。饥荒饿死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是人为制造饥荒饿死很多人是铁一般的事实。我也不知道楼主的家乡是哪里，想必总有些样板村之类的。我承认有进步，那是自己比较，固步自封，如此洋务　　—————————————————　　顶　　
　　@4-08-01 22:48:57　　@星剑飞扬
16:50:00　　@
12:46:16　　三年自然灾害 锁定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　　......　　-----------------------------　　你这SB这些数字证明了饿死几千万?
22:48:57　　@星剑飞扬
16:50:00　　@
12:46:16　　三年自然灾害 锁定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　　......　　-----------------------------　　@星剑飞扬
08:20:46　　可笑，一个保守估计饿死上千万，有数据做支持吗？我所看到所谓的饿死几千万大多经不起推敲　　-----------------------------　　它们是在造谣！！！
　　@lishugui45
17:21:18　　两个黄鹂鸣翠柳————不知所言　　一行白鹭上青天————越扯越远　　-----------------------------　　对牛弹琴， 白费楼主一番功力。
　　@cr361 支持一下。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