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美首家由机器人作为厨师掌勺的餐厅SPYCE今年5月3日在波士顿市中心的商业街开业了。

（SPYCE餐厅4位创始人 照片来源：SPYCE网站）

走进餐厅，一排触摸屏呈现在眼前。顾客通过触屏选菜品下单，他们的菜单包含不同风味的美食有摩洛哥、黎巴嫩、拉丁、地中海、印度和泰式菜系等，顾客还可以自定义配料，酱汁和份量。

（5个点餐用的触屏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从冰箱、灶台到洗碗机，机器人大厨一应俱全

在餐厅点餐，每个顾客都可以看到机器人炒菜的全过程。

（7个自动炒锅的机器人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一旦顾客下单完成，机器人厨房便开始运作。这个长14英尺, 高9英尺的开放式厨房装置由7个自动炒锅的机器人组成。机器人通过无线方式从顾客下单的电脑中收集订单数据，再从冷藏室内取出原材料通过传输带倒入旋转感应的加热炒锅中（加热的过程全部使用电和水，不使用天然气），圆筒炒锅如同洗衣机一样旋转翻炒，每个炒锅上还会显示该订单的客人姓名，三分钟后烹饪完成，机器人炒锅将做好的饭菜倒入碗中，之后工作人员取餐并添加配料，而机器人炒锅完成烹饪后通过热水进行自我清洁，最后回归原位，准备制作下一道菜。

（每个炒锅烹饪完毕后会将食物自动倒入碗中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每个炒锅上都会显示该订单的客人姓名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工作人员取餐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工作人员添加配料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各式配料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省去劳动力成本，降低价格

机器人餐厅的最初灵感是由于4个创始人在还是学生的时候，他们发现在可接受的价钱下，很难吃到自己心仪的食物，再加上课业忙碌没有时间做饭，于是在2015年，四人一拍即合，在一间地下室内制造出了第一台机器人原型。

（SPYC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工程师Brady Knight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餐厅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工程师Brady Knight说，这家餐厅的机器人大厨以健康实惠为招牌，为保证食物品质，餐厅还聘请了米其林餐厅大厨Daniel Boulud作为烹饪主任，与行政总厨Sam Benson共同开发菜单，保证荤素搭配的同时，控制每碗饭的热量，满足当代人健康饮食的需求。Brady Knight说：“食物的口感是非常重要的，我要确保我们的食物味道好，还要健康，同时价格还要合理，我们的价格对于很多人来说都能支付得起，我们将每款菜的定价为7.5美元。”

（SPYCE菜单中每道菜都标有食材、热量和价格 照片来源：SPYCE网站）

整个SPYCE餐厅布置非常简洁，面积不大，最多能容纳20人左右就餐，这样的就餐环境更符合一个快餐厅。

（SPYCE餐厅内部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SPYCE是否会成为改变餐饮行业未来的先驱者？机器人可以通过取代人类工作从而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这是SPYCE餐厅的一个理念。Brady Knight认为，机器人厨房可以更容易制作出高质量又健康的食物，再加上劳动力成本降降，一碗饭的售价只有$7.5，比其他快餐竞争对手的价格低。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该团队将专注于完善这个概念，并着眼于在波士顿开设其他分店。

看到这里，很多餐饮从业人员可能担心会被机器人跳走饭碗，尽管SPYCE的机器人厨房将一系列的食物烹饪工作自动化，但准备食材、清洗食材、切菜和送餐等工序仍需人工完成。因此，目前绝大多数机器人并没有智能到可以完全取代人类，更多时候，机器人只是起到了辅助作用。相比让机器人简单地取代人类，不如更多地去研究让机器人和人类一起工作的方法。

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未来智能食品行业的不断创新，或许让人类对颠覆性需求的目标更感兴趣了。

（SPYCE餐厅4位创始人 照片来源：SPYCE网站）

（5个点餐用的触屏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7个自动炒锅的机器人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每个炒锅烹饪完毕后会将食物自动倒入碗中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每个炒锅上都会显示该订单的客人姓名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工作人员取餐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工作人员添加配料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各式配料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SPYC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工程师Brady Knight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SPYCE菜单中每道菜都标有食材、热量和价格 照片来源：SPYCE网站）

（SPYCE餐厅内部 照片来源：波士顿记者 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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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第一家个体饭店――“悦宾”隐藏在北京东城区的翠花胡同里，平时这里一片宁静，而在每天饭点时推开“悦宾”的门，恍惚间好像走进了20多年前的公社食堂，一派热火朝天。悦宾已经走进第28个年头，创业者刘桂仙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个体第一家的牌子不能倒。

　　刘桂仙和老伴郭培基今年都75岁了，他们十几岁就离开河北肃宁老家到北京谋生。刘桂仙曾在一位首长家做过17年的厨子，跟着大厨师学做菜。郭培基“文革”前也曾在中南海和北京饭店干过，面食做得很出色。有一天他们听到广播里的一个消息，南方有俩人开了夫妻店，这让刘桂仙心动。她去向那位首长请示想开个小饭馆，首长很支持，指点她去找北京东城区工商局。

　　开始时工商局人告诉她：“没有营业执照我们不能让你开店，要营业执照我们又没有政策，也没接到指示。”但刘桂仙仍然天天去。最后当时的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靳云平被她感动了，同意选择刘桂仙这一户试试。“当时的环境‘左’得厉害，个体发展不发展的大问题都不确定，而且粮油都不知道要给批多少。”靳云平回忆说，因为当时粮油、副食都是配给供应，开餐馆的条件很复杂。这时刘桂仙想要开店的消息却传开了。一天，一个记者冒充炊事员来跟郭培基套近乎，郭培基以为是同行就跟他聊天了，讲自己有手艺想开店，却碰到没粮没油没政策的难题。后来这个记者写的新闻被广播出来，“我听到就傻了，但话确实都是我说的”。郭培基说。这之后，竟有人送了粮本来―――这个新闻反而推动了工商局的工作，工商局的干部老所终于说服了东城区粮食局，给刘桂仙拿到了批条。工商局的跟刘桂仙说，你回去准备准备，装修一下房子，准备开业吧。

　　◇开业惊动美国合众社

　　刘桂仙夫妇原定是“十一”开张。头一天打算试开业，先做给街坊尝尝。1980年9月30日早上，郭培基把炉子生好火，就放心地去上班了。中午刘桂仙开火的时候，《北京晚报》的一个记者过来询问，听刘桂仙说要试试，意识到这是要开张了，于是赶快跑去电话亭，口述了一则新闻稿给报社。这天晚报上就登出一篇巴掌大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第一家个体饭店开张》。

　　“我晚上7点多下班回家，感觉胡同里的气氛不对了，怎么比大棚栏还热闹。”郭培基推着自行车根本无法前进，回到家一看，刘桂仙忙得满头大汗，工商局的人都来帮忙了。当时一个美国的记者说，3天之内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开了个体饭店，合众社报道了这个消息。

　　正式开业的第一天，刘桂仙买了4只鸭子准备午饭，做了一些“鸭子菜”，还包括鸭杂和鸭汤。“鸭子便宜，当时半只才1块多钱，而且不用拿本买。也没有酱油，因为买不起。”后来有人叫这个店为“鸭子店”，“不是因为鸭子做得好出名，而是当时只能买得起鸭子”。刘桂仙说起这些表情有些沉重。但是当天晚上，她就有钱去买7只鸭子了，过了一星期，“什么菜都有了”，一共百十来种菜式，也能用酱油了。

　　但是刚开业，刘桂仙还没拿到营业执照，也就没有可以购粮购菜的本。有人支持他们，送来了一些原料。区长为了鼓励这个“第一家”的积极性，甚至端着盆帮他们去找豆腐。刘桂仙听乡下亲戚说乡下的集市什么都有，就起早去保定和高碑店的集市调查，发现品种确实非常多，甚至北京见不到的河螃蟹和鳝鱼都有，而且有钱就可以买。刘桂仙从此开始了艰辛的赶集生活。她坐火车去，带两个大口袋，装了满满的东西回来，用这种办法解决了当时城里难解决的配给供应问题，用买回来的各种原料做出国营饭店都没有的菜肴。

　　◇70多个大使馆的老外来品尝“政治”

　　“当时大家都想去尝尝‘第一家’，外国人更是去尝‘政治’的。”靳云平说。饭店每天到了午饭和晚饭时间，饭店门口都挤满了人。因为最初刘桂仙只把家里两个屋子腾出一间当饭店，里面放了4张桌子，每个桌子配4个小凳，一拨儿只能坐16人。这使在外面等位的人总那么多，她就让小儿子在外面发号，“也不让客人喝酒，浪费时间”。

　　这样又过了1个月，美国使馆突然提出要包桌，他们要按每个人10块钱的标准包桌。“那时候一个炒豆腐才1毛2，一个沙锅白菜1毛9，1块钱就能吃得很好，10块钱一个人的标准太高了。”于是在美国使馆的包桌上，“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虾只要2块多钱1斤，一桌十五六人的包席，刘桂仙能挣一半，“很快就是万元户了”。而饭店包桌的预定居然已经排到68天之后，大多是使馆的人，“他们就是来看看中国的个体经济是什么样的”。

　　“当时我特别谨慎小心，因为我代表的不是一个小小的悦宾饭店，而是整个中国的形象。”刘桂仙最自豪的事情是她接待过70多个大使馆的人，“没出过一点错，没给国家丢人”。

　　◇姚依林、陈慕华来拜年

　　在当时，个体是被人轻视的，也是遭人敌视的。悦宾饭店开业后，“个体第一家”的名号引来了很多食客，也引来了风言风语，“有人给我定性成了反革命”。刘桂仙也害怕过，担心自己会被批斗，所以再累，她也不敢雇工，生怕被说成“资本主义”。因为没有批照就让刘桂仙开业，靳云平也曾遭到一位上级的批评，“我承认我是有错误，但决定让她开饭店是没有错的”。而公安局当时也私下调查过夫妇俩。在种种压力下，经营了不长时间，刘桂仙把店关掉了。

　　过了几天，快到春节了，市政府领导拨开围在门口的记者进到刘桂仙家，劝说她重新开业，说过年时，国家领导人要来看望这个第一家个体饭店。“他们看着我把火拢上准备开张才离开。”1981年春节，国家领导人姚依林、陈幕华来到刘桂仙家拜年。“首长也告诉过我不用怕。”在这种特殊支持下，重新开业后，风言风语没有了，刘桂仙和郭培基的心里踏实了。陆续的，北京又有第二家第三家个体饭店，经营环境开始越来越好。1981年，刘桂仙用赚到的钱在距悦宾饭店200米的地方买了房，开了“悦仙”饭店。“这20多年都顺利地过来了。”郭培基欣慰地说。

　　◇刘桂仙一直不放权

　　这么多年，刘桂仙一直不放权，以前身体好的时候每天都要去店里，督促卫生，尝尝菜的味道有没有变。刘桂仙经常说的是：这个中国的“第一家”可不能倒啊。靳云平一直劝刘桂仙撒手，“但孩子确实比不了他们的经营管理，没有那种朴素的不怕苦不怕累、要干好的劲头。但是她现在身体太差，不放手也不行了”。刘桂仙的大孙子郭诚今年刚毕业，刘桂仙就把他留在自己身边，“我信得过这个孙子，打算放一放手”。（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期）